six　late career

庆历新政后，欧阳修因遭人诽谤而被贬谪，辗转多地任职长达十年之久。之后，他再次入朝担任重要职务，并在5年后最终登上仕途的顶峰，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与老友韩琦和富弼一起在朝理政。那时，他们三人均已丧失推行改革的兴趣。稳定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并且他们部分实现了这一目标。欧阳修又一次因私德方面的原因遭到弹劾，最终再次被贬出都城。作为地方行政长官，欧阳修在仕宦的最后阶段一直反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政策。熙宁变法启动不久之后，欧阳修承认自己已落后于时代并上奏请求致仕。

庆历新政终止之后，欧阳修的对手们并未立即找到能彻底打倒他的武器。由于大多数新政领袖已被罢黜，指控欧阳修结党营私和图谋不轨并不适用。欧阳修以前曾以私德有亏为由弹劾过几名官吏。现在该轮到他被弹劾了。欧阳修的甥女张氏早年间前来（或者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回到娘家）与欧阳修一家人同住，并将亡夫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一同带来。此女虽与欧阳修一家并无血缘关系，但被称作“甥女张氏”，她后来嫁给了欧阳修的一名远房族人。庆历五年（1045年），张氏因与仆人通奸而受审，不但招认了这一罪状，还招认其在未嫁时曾与欧阳修有染。不久后欧阳修即因被指控乱伦而入狱。在接受调查时，欧阳修否认了这一罪名，他声称，甥女张氏之所以供认所称罪状，要么是由于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即通过将他牵涉其中可能会减轻自己面临的刑罚，要么是别人的恶意暗示，此人为陷害他而蓄意罗织了这一罪名。那些妄图毁掉欧阳修的人完全不遗余力。他们提供了被称为间接性证据的物证，即他多年前所作的一些艳词。欧阳修年轻时与倡妓纵情声色，行为不检且薄情寡义，并在这些艳词中透露出他的放荡行为。其中一首诗中明确谈及一名年轻女子，欧阳修的政敌们声称，这名女子极有可能就是能够证明案件之人。但除欧阳修以外，写作暗示性艳词的官员不乏其人。此外，正如几个世纪后的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艳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诗寓意，而不是对现实主题的探讨，更不是对浪漫情感的真实表达。甥女张氏招认的罪行只是她针对欧阳修的一面之词。因此，法官认定她对欧阳修的攀咬无法得出定论。不过法官又补充道，根据法令，欧阳修犯有渎职罪，因为张氏的部分嫁妆被用于购买了一些田产，而这些田产错误地登记在欧阳修一家的名下，这显然是为了使这些田产享受欧阳修的免税特权。

宰相贾昌朝对这一审判结果并不满意，于是安排另一名法官苏安世主持复审，并安排内侍监审，这是显示皇帝本人对案件极为关注并强调案件严肃性的典型方式。内侍王昭明之所以被选中，据说是因为欧阳修曾阻止他谋求职务，想必王昭明会利用这个机会实施报复。然而王昭明却拒绝逾越适当的司法限制。有记录显示，法官苏安世决定维持原判，但另外两份记录则显示是王昭明作出了这一决定。根据后面两份记录的记载，法官苏安世在审判中提议，或可用酷刑来检验欧阳修对罪名的一再否认是否可信，对此王昭明却驳斥说，皇帝派他前来是为了让他亲睹正义得以伸张，令他费解的是酷刑何以成为合理之举。此外，据说王昭明还补充道，皇帝每日都会提及欧阳修，如果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随意定罪，虽在当时可取悦某些宰辅大臣，但或许他日在不同政治情况下会自食今日所为之恶果。由于宋朝对待高官的政策相当优厚，这使得高官在受审时几乎不会遭受酷刑，所以关于对欧阳修可能用刑的记载极有可能并不属实。另一方面，这位内侍关于欧阳修享有极高声望的一些暗示，或许也帮助欧阳修避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无论如何，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

然而，政敌对欧阳修恨之入骨，故而提议进行第三次审理。此时，赵概申辩称，虽然他与欧阳修非亲非故，但他认为，以如此可疑的理由坚持惩罚欧阳修这样的高官、杰出文人和受人尊敬的作家，实在有损朝廷的尊严。张方平虽对改革派心存憎恶，但作为经验丰富的政客，他清楚地看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张方平向贾昌朝进言，鉴于贾昌朝与欧阳修之间的敌对立场人尽皆知，他很可能遭受指责，说他故意加害欧阳修。贾昌朝因此转而谨慎行事，允许案件维持原判并结案。

随即，欧阳修被贬至滁州这个偏僻的多山地区担任知州，表面上仅仅是因为他允许将张氏的财产虚假登记在其家人名下。正如其诗作所揭示的那样，欧阳修受到的最大伤害是声望受损。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欧阳修为诗为文，研究学问，对其历史地位倒是大有裨益。欧阳修在滁州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自称“醉翁”，这个名号也因他以此命名的一篇文章而流芳百世。实际上，欧阳修当时刚过不惑之年。庆历八年（1048年），即被贬三年之后，欧阳修升任扬州知州，扬州是大运河与长江交界处的大都市。由于担心政敌心生嫉妒并试图再次痛下杀手，在任未满一年，欧阳修就请求改任到较小的地方。于是他被调任颍州知州，这个湖泊众多的风景优美的州后来也成为他的永居之地。

按照文官的常规做法，像欧阳修这样才能卓越的人不应长久担任地方的卑微官职。但直到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才被召回都城。欧阳修参加经筵侍讲，其间仁宗看到他的银发大为震撼，继而询问欧阳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此事立即引人猜想，欧阳修或会再被起用。十天之内，政敌就再次采取行动。根据几则史料记载，有人伪造欧阳修奏疏，称其“乞汰内侍挟恩令为奸利者”，并广为散布，这激起了内侍对他“人人切齿”。作为回应，据传内侍提醒皇帝，像欧阳修这样功利心过重的人会作祟生乱，甚至可能会“夺人主权”。还有史料记载，欧阳修彻夜宴饮，天未破晓醉醺醺地上朝。这些史料还称，一些深感意外的内侍向皇帝奏报了欧阳修的举动，以此说明他玩忽职守。

无论如何，欧阳修突然再次被调任到偏远的同州为官。欧阳修的儿女亲家吴充（他的女儿嫁给了欧阳修的长子）申辩此次调任有失公允，但他的申辩未产生任何反响。幸运的是，宰相刘沆不喜朋党纷争以及不负责任的指控，他和另一位高官兼杰出文人范镇一起表示支持欧阳修继续在朝为官。在两人的干预下，欧阳修受命留京编修《新唐书》。不久之后，欧阳修被擢升为翰林学士，这是一个享有极高声望的职位，他也因此享有一些谏言权。

欧阳修修身养性和政治沉寂的漫长岁月结束了。他的意识形态取向和相当暴躁的脾气如往常一般鲜明；虽然欧阳修一直坚持自我克制，已经使其鲜明而张扬的个性有所收敛，但却未能真正使之变得柔和而圆融。一旦重归朝堂，他既无法远离政治亦无法缄口不言。欧阳修一如既往地喜欢与人为伴、彼此交谈。虽然他无意于再次推动改革，但仍希望看到能够实现一些改良。虽然欧阳修意识到他过去在挑起党争中所犯的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避免进行批评或提出异议。作为翰林学士，他可以随时觐见皇帝，因此他有机会与几位言官一起弹劾宰相陈执中，并在弹劾未果后提出辞职。朝廷既希望他继续在朝为官，同时又希望他免于纷争，于是决定派他出使辽帝国。欧阳修出使回朝不久后，再次与老对手贾昌朝（时任枢密使）发生冲突，两人先是因为灌溉工程的利弊而起争执，后又因贾昌朝与内侍过从甚密而再起冲突，这些内侍涉嫌规避某些制度进而在幕后营私舞弊。在欧阳修和其他人日盛一日的弹劾之下，贾昌朝最终被罢黜离朝。时代在不断变化，少数经历庆历新政并得以留存的改革领袖将在不久之后凭借其资历和业已证实的能力再掌权柄。

在东山再起的道路上，欧阳修还遇到了其他一些障碍。其中之一涉及科举考试的标准问题。庆历新政的改革计划曾主张重视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和对经世问题的探讨，因而较之当前的西昆体文风，古文更为适合上述两个主题。改革失败后，科举考试又恢复了原有标准。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受命主持进士考试。他公开宣布，他将注重考卷内容而非文风。在中举的考生中，有大量才华横溢的年轻文人，他们在古文中展现的想法被证明完全是真知卓见。然而一些大失所望的落第举子对欧阳修发起了人身攻击，甚至再次利用甥女张氏一事对他进行诽谤。另外一个障碍是内侍。嘉祐三年（1058年），欧阳修任权知开封府。任职期间，他经常收到应内侍请求直接施恩而没有通过政府渠道的内降或御笔。欧阳修非但没有谨遵这些御笔，还谴责那些鼓动下达御笔之人，声称这些人应当为此受到惩戒。欧阳修采取的这种立场虽引发了一些不满，但并未招致报复，因为当时欧阳修的影响力正在显著增强。此外，他在后宫之中也有友人。皇后与其夫人的娘家有旧，现在皇后欢迎她重回都城，并且偶尔还会邀她一叙。

嘉祐五年（1060年）《新唐书》编修完成之际，欧阳修终于获得了高级行政职务，担任枢密副使。次年，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韩琦和富弼也被委以重任。自嘉祐五年至治平三年（1060—1066年），是这三位密友大体掌权时间（富弼很快便停止密切合作），也是后来被许多宋朝士大夫们怀念的一段时光。中国后世的史学家也称颂韩琦和欧阳修成功解决了两次皇位继承危机，以及在两个动荡的改革时期实现明显的稳定。当初的改革者已经变了。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在官僚机制中造成了危害严重的分歧。如今，他们决心停止党争，并与新晋人才及树大根深的同道官僚进行合作。庆历新政之后，欧阳修与富弼详细探讨了他们在改革失败中应负的责任。两人一致认为，他们当时操之过急、固执己见且刚愎自用。他们得出结论，真正的治国才能需要的是三思而后行，以免后悔莫及。欧阳修在重掌职权伊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急躁、热切，甚至冲动，但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理智地倾向于循序渐进地实现改良。甚至是在庆历新政之前，他就已经意识到，变化太多会引起混乱并导致政府命令失效。在改革过程中，欧阳修就曾强调应改进吏治而不是立法。如今，他坦率地反对修法，除非修法的益处众多且明确。他强调，官吏治理应使现行法律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是否意味着欧阳修及其友人失去了进取的兴趣？绝非如此。他们已经学会珍惜循序渐进的进步，而且他们认为，只有在形势稳定的情况下这种进步才有可能实现。此外，他们实现的改善不应被低估。在此作几点说明。作为枢密副使，与以前相比，欧阳修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收集有关地方驻军，尤其是边界驻军的信息。作为执政，他利用业余时间编制带有分类标题的综合目录，内容涵盖中书省各个衙门多年来积累的法律与制度、先例与例外以及差异与矛盾之处。如果皇帝需要询问关于政务的问题，而欧阳修又不当值，则只需派内侍前往中书门下查看欧阳修编写的目录即可。

庆历新政期间采取的措施之一是“方田均税”，重新丈量土地的大小，规定公平的税额。这是一个主意虽好但执行情况极为糟糕的例子：重新丈量土地不仅极为仓促，而且还令许多人不胜其扰，同时又错误百出。不仅如此，修订后税收的公平性也未达预期。嘉祐五年（1060年），当一项类似政策被提出时，欧阳修表达了反对意见，因为他意识到，设法执行这项政策将过于艰巨。相反，在他的倡议下，地方官员只是按照指令通过核减明显过高的税率，并核增明显过低税率的方式，来对现行税率进行调整。这些官员还有权豁免或废除近年来不合理增加的税款，以及政府早就没有正当理由去征缴的税款。

总而言之，作为传统儒学政治家，欧阳修及其同僚表现得十分出色，他们改良官僚体制，但并未对其加以破坏，并且遵循这样一种信条行事，即恰当得宜的行政行为需要走过漫长道路才能解决国家层面的问题。

若想高效而审慎地进行行政管理，就需要高效而审慎的官员。韩琦和富弼发现了很多能够胜任财政和司法事务的人才，但这并未令欧阳修感到满意。他的目标是选拔和培养才干卓越并能够最终接掌国家大事的年轻人。治平二年（1065年），欧阳修在单独觐见英宗（仁宗的继任者）时，阐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从进士登科到朝廷重臣的正常道路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在三馆任职，年轻人在此通过编修历史文献、从事研究工作及为国家盛典起草文书的方式熟悉国家事务，然后居两制（翰林学士任内制或知制诰），最后迁居两府（中书门下、枢密院）任职，上述机构是整个政坛的神经中枢。欧阳修称，近年来只有少数进士及第者入馆职。他建议，每位公卿大臣均可推荐数名年轻人，加起来共推荐大约20人，这些人“皆令召试馆职”。英宗同意了这一提议。韩琦对此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因为人数过多，这可能会导致激烈的竞争，受到营私舞弊的指控，并引发严重争议。但皇帝回应称，如果候选者果真才能出众，朝廷一定会广纳贤才，多多益善。富弼则反对说，将几个年轻士大夫擢升到高于其他人的官位，将在官僚体制中引起纷争。英宗驾崩时，欧阳修的计划还未确定最终行动。因此，这一计划从未得以执行。在执掌权力的数年中，欧阳修依靠个人力量举荐擢升了许多贤能的年轻官员，举荐的人数可能超过其他任何人。这些受到提携的后辈包括熙宁变法的领导者王安石和吕惠卿，还有变法反对派的领导人司马光和吕公著。当然，两派之间的最终冲突正是韩琦之前所担心的。然而，错误并不是由于欧阳修的举荐造成的，他吸纳新人时并不考虑政治观点。

在欧阳修第二次身居高位期间，年轻一代士大夫再度分为北方保守派和南方改革派。比如，在修订科举考试标准的问题上，他们就存在分歧。欧阳修采取中间立场：他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对考试标准进行了修订，使之有利于古文和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故而他已看不到较大的改善空间，并且认为只要由贤能官员来主持，科考系统定将良好运行。嘉祐五年（1060年），司马光对欧阳修的科举考试标准颇有微词（反映了保守派的观点）：欧阳修推动采纳的重点使司马光的北方同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一直按照旧有方式进行训练，严格遵照经文及传统注述的内容。他进呈了替代性安排：为确保地区代表性，保持公平公正，每个地区的进士取士名额应当相同。欧阳修对此表示反对，他指出，如果司马光的提议被采纳，举子人数较少的地区，比如北方，为使解额录满，将不得不降低标准；相反在拥有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举子的地区，比如南方，那些学识出众的举子则会惨遭淘汰。欧阳修坚持认为，唯有统一的国家标准才是唯一公平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王安石与其他南方人则主张将科考重点放在对经的正确解读，及将这些解读应用于经世问题之中，而非仅仅注重文章写作。欧阳修却反对矫枉过正。到底由谁来决定何为对经的正确解读？此外，他想通过科举考试选任均衡发展且又知识渊博的人才，而不是具有特定信仰的专家。

年轻一代根本不满足于欧阳修的立场，并在他死后继续就此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来自西南地区的苏轼（苏东坡）提出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考试标准有可能完美吗？正如欧阳修已经表明的那样，高度程式化的诗词和诗化散文与经世治国几乎毫无关系。欧阳修提倡的散文风格促进了有关政务的学术见解的表达形式的发展，但这些见解是否实用仍然无法确定。对儒家经典进行解读并尝试将其应用于政府政策，虽然这类科考标准在王安石的推动下受到了高度重视，但其实用价值同样值得怀疑。苏轼总结道，总之，没有任何一种考试标准能够确定无疑地找到优秀的行政官员。毕竟，真正的考验在于行动而非语言。针对科举考试标准的辩论，反映了新儒家们面临的困境。随着新儒家意识形态的发展，它产生了一种探究一切的哲学态度，这也就意味着它的视野跨越了传统的准则，对普遍和流行价值产生了怀疑并且反对一味遵从。然而，科举考试制度必须以一套统一而明确的标准为基础。回想起来，为了使科考系统较为正常地运行，欧阳修将工作重点大体从提议对系统进行进一步修正，转移到挖掘和提拔能臣的具体任务中，由此可见，欧阳修可算一个颇具洞察力的人。

欧阳修与韩琦等人为实现稳定和逐步改良而做出的努力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正如南宋著名学者叶适指出的那样，“不能以岁月成天下耳”。有时，个性冲突会使原本平静的局面变得剑拔弩张。尽管欧阳修已经意识到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但却未能纠正原有的习惯，即“有所异同，便相折难……往往面折其短”，虽然“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幸运的是，韩琦了解他的个性，并且对这种性格缺陷浑不在意。但是韩琦和富弼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摩擦。韩琦通常会迅速决策，而富弼则往往踌躇拖延，举棋不定。这种差异至少部分源自于他们在政策上的分歧。已经与欧阳修取得一致的韩琦希望在总体上实施改良，但富弼即使是对轻微的变动也经常持保留意见。富弼曾是庆历新政最激进的领导人之一。多半是因为所持的观点，他曾多次被污蔑为叛徒。由于富弼是多次受到这种谴责的唯一一位改革领袖，所以他现在所展现的已经不完全是一种保守态度，而更像是一种分裂的思想状态：既渴望再次坚持原来的立场，又极度恐惧遭受政治耻辱。一次，因为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富弼举棋不定。韩琦一反常态地失去了耐心，终于说道：“又絮耶？”这是一个极不庄重的口头用语，因此富弼面红耳赤地嘀咕道：“絮是何言与？”嘉祐四年（1059年）初，富弼提出辞职，但被说服留任。

按照惯例，父母去世，官员丁忧三年，由于每位公卿大臣职责繁重，所以都被起复。某日，韩琦和富弼偶尔谈论习俗和先例，韩琦泛泛地表示，他认为起复有失公允。大约一年后，富弼的母亲去世，他拒绝起复并且立即停职服丧。富弼解释说，韩琦早就对此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虽然韩琦否认这一说法，声称自己当时不经意的言论属于个人看法，但富弼拒绝相信那不是一次明显的暗示。两人再也没有恢复当初的亲密关系。嘉祐八年（1063年）富弼复职时，韩琦已不再就公事和他进行私人探讨。此类事件就像小小的楔子，不仅在这两个老友之间凿出了裂痕，也在富弼和通常站在韩琦这边的欧阳修之间凿出了裂痕。士大夫之间有一种关于人际关系的说法非常令人伤感：即使是最贤能的士大夫，即使他们具有儒家的美德，仍然难以维持其政治队伍的团结，也难以使私人友谊完好无损。

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是皇位继承。仁宗的统治持续了30多年，他虽有13个女儿，但并无子嗣。从嘉祐元年（1056年）开始，仁宗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很多公卿大臣都委婉地敦促他确立皇储。仁宗的反应不是沉默就是愤怒。直到嘉祐六年（1061年），经过韩琦、欧阳修及另一位宰相曾公亮的长期劝说，仁宗才做出让步。即使如此，他也只给了侄子荣誉头衔，意味着他极有可能将这个年轻人立为皇储，但并没有明确或肯定地确定下来。次年，欧阳修挺身而出，为毫无疑问或毫无争议地确定皇位继承顺序做最后的努力。他在朝堂上当着仁宗的面直接提出了这一议题。欧阳修说完之后，仁宗一言不发，对他凝视良久，而朝堂上的韩琦等人则屏息等待。终于，仁宗应允，授予侄子皇储的正式头衔并昭告天下。一年之后，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然而仅在继位数日之后，新君就出人意料地突发精神疾病，歇斯底里地呼喊有人想行刺他。在英宗康复期间，太后临朝听政。英宗与太后之间失和，而且在对双方各有偏袒的内侍们煽风点火的影响之下，这种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一方面，欧阳修的夫人发挥积极作用，劝说太后善对其侄。她还表示，欧阳修和韩琦也抱有同样的希望。另一方面，欧阳修和韩琦也向英宗提出了类似安抚性建议。这些举措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英宗康复后不久，韩琦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且富有戏剧性的行动。一天，韩琦在太后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地与她商议撤帘还政之事。太后刚一含糊其辞地表示同意，韩琦立即高声吩咐在场的内侍撤掉她面前的幕帘。严苛的性别隔离传统禁止后宫妃嫔被朝堂上的公卿大臣们看见；因此，幕帘无疑是女性临朝听政的象征。突然撤帘不仅导致太后匆忙离去，而且实际上还象征着她临朝听政的结束。

韩琦事先未向富弼提及他的意图，因为他知道富弼对太后颇为同情，这使得富弼愤恨不已，因为他觉得，作为与韩琦同级的宰相，又与韩琦共事多年，韩琦本应就此事与他商议，或者至少应提前知会他。实际上富弼怀疑韩琦把他蒙在鼓里是用心险恶，意图破坏他在英宗心中的信誉，这完全是富弼反应过激了。于是，富弼辞职离朝，并于不久后致仕，结束了与韩琦和欧阳修的多年友谊。这个曾为稳定而工作的团队本身已经部分瓦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句中国俗语的意思是麻烦永无休止。新皇帝还没来得及熟悉他的公卿大臣，他们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论战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英宗应当给予自己的生父何种哀荣，才不至于让他显得对养父仁宗忘恩负义。有关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议（称为濮议）的详情，以及涉及儒家礼义许多更为深奥的技术性细节的复杂争论，可能会让西方读者颇感兴趣，这大约就如同关于能有多少个天使能在针尖上跳舞的争论会令普通中国人颇感兴趣一样。不过，重要的是人们要认识到，那就是相关礼制体现了儒家在尊卑有等、长幼有序及贫富有别方面的等级意识。另一方面，关于礼制的争议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影响。这位新皇帝自然希望尊奉亡父为皇考。但很多官员坚持反对这一想法，甚至为此丢官罢职也在所不惜。他们的理由是，皇帝不应做任何减少其对先皇感激之情的事情，因为先皇仁慈地收养了他。他们认为，皇帝能给予生父最适当的荣誉是“皇伯”称呼。欧阳修与其背后的韩琦则是皇帝愿望的代言人。通过让皇太后签押同意并发起倡议，他们以谋略击败了反对派，而皇帝本人也大度地拒绝给予亡父帝王地位的全部荣誉，转而下诏追封亡父为“皇”，而非“皇考”，后者留作他对先皇满怀感激的象征。这个锱铢必较的解决方案未能终止政治纷争，因为受挫的反对者仍比比皆是。一些后世的杰出学者认为这一解决方案在本质上并无不妥之处。皇帝的谥号只是一种荣誉，不会混淆皇位的继承。这些学者几乎未曾考虑反对派提出的替代性头衔，这在历史上完全没有可以比照的先例。

但是，对这一决定的强烈抗议，摧毁了韩琦和欧阳修精心建立的官僚体制的稳定。大批士大夫们谴责欧阳修，不幸的是这其中还包括富弼。他们谴责欧阳修无耻地迎逢新君主，使其做出不可原谅的不当行为，在曲解古礼的基础上编造错误理论，使用奸计使皇太后错误地默许此事，尤其还彻底地背叛了先帝，先帝此前一直仁慈地让他在朝为官达三十余年之久。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欧阳修称为公敌，认为应该对其处以极刑。欧阳修一来不胜其扰，二来也是出于自卫，觉得有必要撰文对这一主题展开详细论述，希望为子孙后代澄清这个问题。他完全清楚何以会发生争议。谴责他的人大多是保守派。因为没有现成的重大问题，这些人攻击他及其他当权者的最佳办法就是利用礼仪和礼节问题制造事端。无论如何，范仲淹曾经通过忤逆帝王之意获得了巨大声望，如果他们违背英宗所愿，也必定会有此番造化。欧阳修在提出很多问题时一直言辞激烈，难道他们就不应如此吗？欧阳修曾无惧遭受贬谪，他们的决心也同样坚决。就他们以及欧阳修的情况而言，争取意识形态权威地位，勇于表达意见分歧的威望及提出大胆批评的声誉是对暂时受挫的丰厚回报。

显然，欧阳修赢得了战斗，却输掉了这场战争。由于政敌太多，他已经无法再有效开展行政工作：继续担任朝廷高官只会招致更多攻击，但他迅速提出的多次辞职均遭皇帝拒绝。然后，曾被他引为同道并举荐的蒋之奇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用诬谤之剑从他的背后发动攻击，从而再次加深了中伤诽谤给欧阳修造成的伤害。在之前的濮议之争中，蒋之奇在与欧阳修私下交谈时，对官方解决方案表示支持，欧阳修因而举荐蒋之奇担任御史之职。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驾崩。虽然新帝神宗再次拒绝欧阳修的请辞，但蒋之奇认为，局势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于是决定背叛他的提携者，挽回他在反对派阵营中的形象。一天，蒋之奇突然出现在朝堂上，弹劾欧阳修帏薄不修并奏请将其处死，因为有人向他举报说，欧阳修曾与其长媳通奸。这项指控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比之前曾使欧阳修落马的指控要严重得多。自感尊严尽失的欧阳修闭门不出，等待彻底调查，而且他执意请求一定要彻查此事。

此案再次表明，宋朝的司法不讲究充分的证据和程序规则。当年轻的皇帝索要举报来源时，蒋之奇表示，他是从另一位御史彭思永那里获悉了此事。彭思永声称自己年事已高，无法记起何人向他举报了此事。此外，蒋之奇还认为，朝廷的法规允许御史在不透露消息来源的情况下弹劾。他申辩道，如果得不到这种保护，则无人敢于公开揭露任何一位大权在握的公卿大臣的罪行。因此，出于对皇帝的忠诚，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朝廷的法规缺乏明确性。如前所述，庆历八年（1048年）的诏令禁止御史风闻言事，除非涉及朝廷政策，或百姓疾苦。根据传闻弹劾负责政务的宰执，是否符合这项法令，确实值得怀疑。此时，欧阳修已经几乎没有朋友。实际上，除了据称涉及此事的吴氏的父亲吴充以外，没有人站出来谴责这一纯属诬蔑的指控。年轻的皇帝虽然倾向于认为指控缺乏根据，但同时又希望鼓励蒋之奇，认为他提出此事勇气可嘉。但年轻的皇帝被告知，带着矛盾心理将拒斥和奖励混为一谈，基本属于不合理的行为方式。经过一番犹豫，年轻的皇帝终于驳回了这一指控，发布了内容大致如此的公告，贬谪了蒋之奇和彭思永，并专门派人传信，向欧阳修转达皇帝的问候，而此时这位资深的政治家正在家中修复自己受伤的尊严。

无论是这两名御史，还是这两人背后的欧阳修的政敌，都不曾期望证明这一指控。诽谤本身就足以使他们达到破坏欧阳修声望的目的。作为新儒学的奠基者，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程颢后来为这次恶意攻击提供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借口。他声称，针对本质上相当私人的罪行，要想找到证据绝无可能，而众人认为指控可信的事实恰恰说明，人们对欧阳修的道德操守缺乏信心。换言之，消防车就意味着火灾。奇怪的是，程颢后来改变了立场，声称由于在濮议之争中所持的立场，欧阳修理应被罢免出朝。换句话说，在一个问题上犯下的所谓过错，可以使在另一个问题上出于政治动机而诽谤他人的行为合理化。政治热情明显扭曲了一位伟大哲学家原本逻辑严密的思想，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毫无疑问，这一指控毫无根据。诽谤据说起源于欧阳修夫人的二堂弟薛良孺。他官职低微，在丑闻发生前不久曾期望欧阳修出面使他免受弹劾，但欧阳修拒绝让私人关系干涉公平正义。希望破灭化为了仇恨，这位堂弟开始在社交圈中不断出言暗示。正如与欧阳修一家关系亲近的人所证实的那样，欧阳修夫人持家甚严，即便假设欧阳修的个性令人生疑，所谓的帏薄不修之事也几乎毫无可能。实际上，极少有人相信这次诽谤。大约25年之后，御史蒋之奇仍然因为利用这一传闻弹劾欧阳修而受人鄙视。

尽管欧阳修洗刷了罪名，但显而易见，在所有人看来，他已经被孤立，影响力正在衰减，声望毁于一旦，而且其作用毫无疑问消失殆尽了。就像欧阳修本人指出的那样，他继续居于朝堂将成为朝廷的负累。经过再三请求，欧阳修被允准辞职，而且再也没有东山再起。作为恩典，欧阳修被任命为亳州知州，亳州紧邻颍州，而他的田产就位于颍州。在亳州，他醉心于翻阅金石拓片，并撰写《归田录》记录仕宦生涯的趣闻轶事。欧阳修此期很少写作其他内容，甚至连诗词都写得不多。一个活跃的、富有创造力且波澜壮阔的生命正逐渐趋于平静，它的终点已为期不远。

时光向前奔流，却把欧阳修抛之于后。欧阳修辞官离朝一年后，韩琦辞去相位，为王安石打开了拜相大门。王安石的宏大改革计划很快在熙宁二年（1069年）拉开了序幕。其中改革措施之一是在播种季节由政府向农民提供农业贷款，即所谓的“青苗钱”，在收获时连同利息一并还清。欧阳修既反对青苗法的原则，也反对将贷款强加于一些不愿借贷的农户的做法。当他的反对意见不了了之时，欧阳修运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在第一个季节时执行这一措施，然后在不事先征求授权的情况下，下令在下一个季节取消执行。由于欧阳修拥有崇高的声望，他的违令行为并未受到惩处，只是接到指令，必须撤销未经授权就取消执行青苗法的命令，并继续执行改革计划。次年，民众对这一改革计划怨声载道。神宗任命欧阳修到北方大都市太原任职，并有意在欧阳修途经都城时征求他对新法的意见。王安石对此表示反对，声称欧阳修性格执拗，而且虽然他的散文目前仍然绝佳，但他未能正确解读儒家经典，并因此误导了王安石时代的许多文人。时代确实已经变了，新的浪潮正渐渐将前辈文人席卷而去，而欧阳修也无意于逆潮流而动。他连续六次上奏，以身体每况愈下为由拒绝接受判太原府的任命，并诚挚请求一个离家更近级别更低的职位。神宗同意不将其派往太原，但仍表示有意与欧阳修见面，令他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前来开封觐见。欧阳修再次恳求，用以下谦卑之语坦陈他对新法的反对意见：

大抵时多喜于新奇，则独思守拙；众方兴于功利，则苟欲循常……臣所宜必辞者三：义所难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学，三也。

对欧阳修来说，熙宁新法过于笼统、不合常规且令人烦恼。他既不赞同新法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也不赞同其高度自信的管理模式，因此他明确表示，绝不参与其中。终于，皇帝满足了欧阳修的愿望，将其派往同样离家很近的蔡州。欧阳修不去都城绝对是明智之举：不久之后，众多反对变法的官员就被罢黜出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有几人曾在濮议之争中严厉批评过欧阳修。与此同时，欧阳修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熙宁四年（1071年）春，64岁的欧阳修致仕，次年就与世长辞，结束了他那充满激烈的政治斗争，也为政府立下卓越功勋的漫长仕宦生涯。

欧阳修的政治生涯无疑是杰出的，但像其他许多杰出政治家一样，他在解决官僚政府的基本问题方面收效甚微，即如何选择诚实可信的能臣，如何拥有公正有效的法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如何在官僚领袖中就这些关键问题达成工作共识。无论如何，仅靠政治生涯不足以让欧阳修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应该说，是他斐然的政绩和在多个学术领域中的诸多贡献，才使他成为了最伟大的新儒学大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