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宋朝。它并没有重演汉唐对亚洲的征服，正相反，它甚至没有把鞑靼人从那些他们依然占据着的部分中原领土上赶出去，在宋代的后半时期，它甚至被迫放弃了整个北方。然而，中国文人从来都不认为军事力量应该跟文化成就等量齐观。他们的古典气质，或许还有对军人的阶级嫉妒，导致他们系统化地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贬低所有尚武的政策。当他们的反武理论导致入侵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软弱无力的主张和姗姗来迟的爱国主义批评赢得胜利的军队。《资治通鉴》是一部中国通史，或许是由宋代文人中最合格的代表所编纂的，此书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另外，宋朝凭借其对古典文化、哲学思考、教育、考古和业余艺术爱好的优雅趣味，从而不可避免地赢得了文人的共鸣。

没有追寻汉唐的辉煌足迹当然不是宋朝创立者的过错。宋朝的第一位皇帝赵匡胤（宋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同情心的人物之一。在当上皇帝之前，他是一位为前朝效力的将领。前朝皇帝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个7岁大的孩子作为继承人。同时，一场战争正在发动，对手就是那个令人生畏的契丹，这场战争是由赵匡胤指挥的，结果大获全胜。军队觉得，必须由一位强人来掌权，于是迫使他们的统帅采取行动。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将士们把赵匡胤的大帐团团围住，他被惊醒了，看到周围自己手下的军官正剑拔弩张，声称要拥戴他做皇帝。还没等他来得及答复，将士们就给他披上了皇帝的黄袍，用肩膀扛着他，把他举到了马背上。他们把他带到了军队中间，将士们大声向他欢呼，排成纵队，动身朝都城的方向行进。然而，在马背上待了几分钟之后，赵匡胤便下令停止前进，对将士们说：“汝等贪富贵立我，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众将士纷纷下马，大声喊道：“愿受命！”赵匡胤说：“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惊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库，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赏；违，不汝贳也。”[1]所有人全都发誓遵守这些命令，军队继续秩序井然地向前行进。第二天，他们进入都城开封（汴州），在那里，赵匡胤悉心确保了儿皇帝和太后的安全，而且确保让他们过得舒适安宁。这之后，他正式登上皇位（960年2月）。

他后来的统治与这一开端是一致的。他是个仁慈而能干的管理者，头脑冷静，作风稳健。他治愈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内战所留下的创伤，几乎重新统一了全中国。在他统治时期的15年里，他一个接一个地征服了华南的地方王国（971年打下广州，975年平定南京）。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征服尽管也牵涉到战争，但并没有伴随着针对平民百姓的暴行。宋军的将领们下令，一旦城市被攻克，就宣布大赦。至于那些其领土因此被重新纳入帝国版图的地方诸侯，赵匡胤不仅不为难他们，反而给他们发放津贴，让他们入朝陪侍。对那位抵抗时间最长的、南京的前统治者，太祖皇帝还不乏幽默地封他为“违命侯”。

像唐朝衰亡以来所有王朝的创立者一样，赵匡胤也是凭借军威登上皇位的。但一旦掌权，他就决心要结束这样的惯例。他把所有的军队首领——他从前的战友——召集起来，举行了一场友好的宴会，仅仅凭借说服而没有威胁恐吓就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他们纷纷保证，为了国家的利益，将正式放弃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作为交换，皇帝赏赐给他们土地和财富。就这样，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让中国精疲力竭的经常性军事政变的规律，一个“民事帝国”终于重新建立起来。赵匡胤一直到最后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智慧。他感觉到死亡正在逼近，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太年轻，不足以担负治国的重任，他叫来自己的弟弟，取下挂在床边的战斧，交给他作为权力的象征，告诫他要做个好皇帝。然后，他死了（976年11月）。

新皇帝太宗（976—998年在位）收复了最后的地方王国（在陕西境内），尽管有契丹人的介入，但还是在经过长时间的围攻之后拿下了它的都城太原（979年6月），就这样完成了他哥哥未竟的事业。接下来，他尝试从契丹人手里夺回他们在关内占据的领土——大同和北京地区。979年7月，他挥师北京，包围了这座城市，但在城市的西北方被契丹人击败，不得不匆忙撤退。986年，他又一次发动攻击，这一次甚至连北京的边都没摸着。他的大军在北京与保定之间被击溃了，乘胜追击的契丹人顺势而下，进入了河北南部。在他的儿子真宗皇帝的统治时期（998—1022），契丹人继续着他们对中原领土的入侵，到达了黄河岸边，与皇城开封隔河相对。朝臣们惊慌失措，建议真宗撤退到长江下游的南京，甚或四川，但被皇帝拒绝了。在北边，黄河对岸有一座中国小城澶州（澶渊）在抵挡着敌军，它的抵抗阻挡了契丹向都城的进军。真宗皇帝勇敢地亲自前往，坐镇澶州；他坚定的姿态使守城将士军心大振，也让契丹人大为震惊。在澶州，真宗皇帝跟契丹人签订了和议，契丹同意撤出他们最近在河北南部占领的地盘，满足于像过去一样只占据北京和大同（1004年）。其间，在跟契丹人争逐的同时，帝国的困境被吐蕃的一个民族——唐古特（党项）人——给利用了，这些唐古特人大约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成了鄂尔多斯、阿拉善和甘肃的主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西夏。

宋军两次企图从契丹人手里收复北京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再加上唐古特人在西北边陲建立了这个新的蛮族王国，这一切让宋王朝开始反感好战的政策。他们开始满足于仅仅阻止契丹人的袭击，听天由命地把北京和大同的边境留给契丹人，而把鄂尔多斯和甘肃交给唐古特人。就北京而言，这一牺牲远没有我们今天看上去的那么重大。至于它的偏远位置就更不消说了，在那个年头，它仅仅是个非常次要的地方城市，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扮演过任何重要角色的边陲之地。它的重要地位是从契丹人定都于此的时候开始的。从11世纪汉人的观点看，一方面放弃北京和大同，另一方面放弃甘肃，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牺牲。除了这三个偏远的边陲之外，大宋王朝依然拥有整个历史意义上的中原。一百多年来，他们沉湎于文学、艺术和智力论争；最重要的是，宋代是一个意识形态大讨论的时期，最重要的论战发生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

然而，这场论战不仅仅是一场智力娱乐。那些导致唐朝崩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造成了对农村人口的普遍奴役，小地主被迫卖地，成了佃户或大地主庄园里的雇工。当时的一位著名作家苏洵（1009—1066）描述了这一情境：

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2]

1308年的一篇文献也说到宋代同样的情形：“有田者视佃户生死如草芥。”

王禹（死于1001年）的一首诗描绘了一幅饥荒时期乡村贫困的辛酸画面：

谪居岁云暮，晨起厨无烟。

……

门临商于路，有客憩檐前。

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

呱呱三儿泣，一夫鳏。

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

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

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

去年关辅旱，逐熟入穰川。

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

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关。

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

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

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

应当承认，这样的情境并非只有宋代才有，饥荒的岁月，连同它们带来的苦难和不幸，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总是周期性地反复出现。但可以肯定，在这一时期，当人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耕地问题的办法的时候，农民的悲惨境况看来是无可救药的。除此之外，小块地产的消失，彻底颠覆了税赋的定额，扰乱了国家的财政，无论如何，一百年的宫廷政变和内战已经使得国家财政陷于崩溃[3]。

在经过如此之多的内战之后，似乎预示着一次传统价值的普遍回归，大宋王朝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为这次复归提供一个明确的智力基础。赵匡胤从他作为王朝创立者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依靠儒士，他和他的继任者们都从儒士阶层中招收管理人员。为了保证新成员的稳定供应，他们重建并改造了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从那时起就拥有了它的最终形式。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在各主要城市创立了府学，在首都创立了太学，而且重建了包括三个主要科目（经义、词赋、策论）的考试大纲，从而完善了这些措施。最后，他把最重要的公共职务委任给了当时两个最著名的文人：欧阳修（1007—1072）和司马光（1019—1086），两个人都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前者还是个著名诗人。

不久之后，文人的内部出现了分歧。尽管他们全都借助于儒家正统，但他们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却各不相同，对他们那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危机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相一致。在神宗皇帝统治时期（1068—1085），改革者们在鼎鼎大名的王安石的领导下开始掌权。

实际上，在他掌权之前，改革已经箭在弦上，蓄势待发。在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的治下，1057年，诏天下置广惠仓，分配谷物给老幼贫病者。英宗皇帝（1064—1067年在位）尽管是个有保守倾向的统治者，但他还是投入了百万缗钱捐赠给常平仓。在丰收之年，物多价贱的时候，这些官仓就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进谷物，在歉收之年，物价飞涨的时候，就以较低的价格把这些谷物投放市场。这些官仓就这样服务于双重目的，储备谷物以应对匮乏时期，打击投机以平抑物价。

然而，王安石很快就超越了这些温和的努力。

王安石（1021—1086）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物之一。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在有生之年遭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他因为教条主义者的倔犟、因为他的不修边幅和不干不净的脸，而饱受责难，所有这些都与其他文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就在最近，他又被人们吹上了天，不仅被视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而且还被认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孙中山的先驱。实际上，他的改革似乎一直都受到了牵制，尤其是财政因素的牵制。为了让国家从普遍的繁荣中获得财富的增长，就必须帮助人民提高产出。正是抱着这一双重目标——在让国家富强的同时也让人民拥有更好的命运——1069年，王安石创立了一个常设的改革委员会，由他自己领头。经济体系的重建立即就开始了。王安石制定了一套收入和支出的固定预算，不得以任何借口超出这个预算，支出被削减了百分之四十。

农业，是迄今为止中国财富最大的来源。为了增加产量，王安石决定要保护农民免受贫困，免遭债权人的掠夺。为了这个目的，国家同意贷款给农民，以收成作为担保[4]。这些贷款在春天给农民，到了秋天，收获之后，就向国家偿还本金和利息。农民们的另一项抱怨就是地方官下令让他们做苦役时所使用的专横方式。王安石废除了强迫劳役，代之以岁捐，用这笔钱建立了一项基金，用于支付公共工程的费用。这是一项重大创新，因为这项税捐是最早按个人征收的税赋。与此同时，他还把土地测量的记录刷新到了最近的日期，这项革新措施因为9世纪的耕地改变而变得绝对必要。在古代中国，土地税一直是按照农民的土地征收的，而这些土地又常常是村民的财产。自从9世纪以来，当那些小块土地消失、被并入大庄园的时候，就有必要寻找另外一种办法。这正是王安石在重建土地登记时萦绕心头的事情——不，正像有人所声称的那样，这不是重新登记，而是一次财产的重新分配。1073年，他把整个国家按一平方里（一里约为630码）为单位进行了划分，这是新土地税定额的基本单位。正如马伯乐曾经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次纯粹的财政改革，不带任何“社会”特征：“土地所有制依然没有改变，而且跟这些新的财政分割也毫无关系。在地产的部分或整体属于同一地区几个土地所有者的地方，每个人按照自己在整个地区所占比例缴纳一部分税金。”这套地产制度依然是大领地的制度（就连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也没考虑拿它开刀），但帝国却因此得到了一份准确而便利的地籍测量。

这期间，国家控制是成功的。1074年之后，每一位土地所有者都不得不对自己拥有的每件东西进行申报，“包括猪和鸡”。商业也得到了管制。一切日用品都由官吏定价，他们规定强制性的市场价格。国家收购全部未售出的货品。税捐可以用实物抵付。官吏仿佛成了官方的仓库管理人，他们囤积这些产品，在播种时节或者在匮乏时期重新分配它们，作为预付款。“这些措施的目标，就是把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阻止任何非法提价或日用品价格的过度下跌，以此打击投机。”但在这里，最终的目的又一次是财政目的。仓库里的商品应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年税，这是以商品本身和贮藏商品的建筑物做抵押的。如果税捐没有及时缴纳，就会按百分之二的比例递增。与收成抵押贷款一起，王安石在1071年至1072年间还创立了财产抵押贷款，这样做为的是鼓励商业行为。更准确地说，这是“专门为市场中的贸易组织创建的一个法庭”，它有权贷款给以抵押作担保的商人。

王安石是个文人，但他认为，科举考试的科目所产生的更有可能是三家村学究，而不是管理人才。1071年，他裁掉了文体比观念更重要的词赋考试，以及所有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打那以后，考试科目就只包含：经义（依据这位改革家的新解释）、策、论。判断投考士子所依据的，更多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和实践知识，而不是他们遣词造句的典雅。

正是这些文学上的改革，而不是他在经济上的创新，把王安石暴露在大多数官僚的最猛烈的攻击之下。他按照自己的理念对儒家经典所作的新解释，在保守派儒士们看来，是一种亵渎圣贤的行为。他的所有改革被当做笑柄看待，后来的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载，读起来就像是一份直接针对他的长篇小册子。事实上，由于历史是由他的那些获胜的死对头们所撰写的，要想形成一个没有偏见的观点恐怕也很难。然而，他的耕地改革似乎导致了生活费用的降低。据他自己证实，只要他的改革依然在发挥作用，就会“五谷贱如水”。他的一首诗真挚感人（像他那个年头的所有文人一样，他也是个诗人），显示出一种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正是这种情怀激发了他的那些经济措施：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

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

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

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然而有一点倒是真的，这些改革（或许操之过急）因为采用了惰性的形式而引发了所有更强烈的反对。由官方实施的产品储存，需要一个廉洁公正的管理机构，而实际上的管理机构远不够廉洁。即便是播种时节发放给农民的贷款，也产生了与立法者的意图背道而驰的结果。经常出现的情形是：那些接受贷款却没能偿还本息的农民，结果发现自己的财产被当局给没收了。保守派领袖、历史学家司马光，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以此为理由反对整个制度：“在理论上，华而不实，堂皇美妙，无过于此者；而在实践上，为害国家，亦无过于此者。你把谷物借贷给百姓，他们始而吃喝浪费。你再贷给他们谷物，他们就卖掉它，他们的能动性就消失了，变得懒惰了。”对此，王安石答道：“士大夫行路，只会跟着祖宗亦步亦趋；如果向他们指出一条更安全、更有益的道路，他们根本不会屈尊尝试着走上一步。”

对王安石的改革，最严肃的批评是：国家只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发放青苗钱。这比起私人放债者百分之五十的利率来，无疑算是一个相当温和的利率了。同样肯定的是，农民因此背上了异常繁重的债务。如果收成很糟，或者像司马光所预言的那样，如果他们草率地挥霍掉了贷给他们的青苗钱，那么，当还贷的时间到来时，他们就只能选择：要么被没收财产，要么逃之夭夭。危险越来越大，因为当穷人几乎无法抵抗一笔意外资金的诱惑时，地方官也乐于让穷人屈从以符合自己的利益。由于这些百分之二十的利息，青苗钱于是成了地方收入最丰富的来源之一，因此导致行政部门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劝诱农民背债。尽管王安石的用心良苦，其意可嘉，但青苗钱却成了从那些头脑简单或穷途末路的农民那里榨取的附加税，从而显得面目可憎，而这个改革者的政府，则扮演了一个大规模放债的高利贷者的角色。从根本上讲，王安石被悬在了中间，一边是渴望帮助人民的良好愿望，一边是恢复国家财政的必要。跟他作对的保守派则显得游刃有余，不乏技巧地把他的青苗钱制与更温和也更稳妥的“常平仓”计划（我们已经解释过）相比照。

1085年，神宗皇帝的去世，以及他15岁儿子的继位（由高太后摄政），导致了改革派的失宠以及司马光所领导的保守派的重新掌权。不久之后，王安石辞别人世，紧随其后的是司马光（1086年）。司马光之后，保守派中最杰出的人物是诗人苏轼，通常被称做苏东坡（1037—1101），他的影响似乎一直是令人愉快的。他对人民相当熟悉，了解卑微百姓的观点和真正的渴望，他总是设法降低把君王与臣民隔开的障碍，打破朝廷危险的隔离状态。他说：“在仁政时期，最卑微的臣民应该自由地让皇帝知道自己的冤屈。”然而，苏轼的率直很快就让他失宠了。1093年，当摄政太后（她宠信保守派）去世的时候，哲宗皇帝重新起用了改革派。接下来的一位皇帝徽宗（1100—1126年在位，他戏剧性的一生我们将在后面论述）在1106年先是召回了保守派，然后在1112年又再次把信心寄托在改革派的身上。但是，从现在开始，改革运动的命运多半是个次要的问题了，更大的问题是两派政治家之间的个人冲突。无论如何，尽管有许多的政治争执，但大宋王朝给中国带来的和平还是产生了有益的结果。845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的人口总数大约是3000万，而1083年的人口普查却显示全国人口将近9000万。这大概并不是因为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增长，这里的人口已经非常稠密了，而是因为帝国的南部地区开始达到了相当大的人口密度，从汉代以来，这里一直被系统地拓殖。

而且，幸运的是，南方的这种殖民化如今已经完成了。由北方各省的蛮族入侵所导致的徽宗皇帝的政策，再一次让南方成为了中国独立的庇护所。

【注释】

[1]本段中的引文均出自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卷一。

[2]《苏洵集·嘉集》卷五《衡论》。

[3]原注：1065年，王安石变法的前夕，正常的财政支出（据《宋史》记载），总计达120,343,174缗，加上11,521,278缗的额外开支，而财政收入则只有10,138,400缗。

[4]原注：在中文里，这一贷款被称为“青苗钱”。这一制度从1067年9月起执行。（参见周还：《收成信贷》，巴黎，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