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之亡，亡于李闯及满清，此尽人所知也。然李闯及满清所以能亡明者，实由于明室朝野上下之腐败，不此之责，第归咎于李闯及满清，无当也。当明之中叶，士气已坏，观宗臣《报刘一丈书》，即可知其时士大夫之无耻，

《报刘一丈书》：“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将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矣，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即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纳之，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

至其末造，腐败益甚。官府坏于吏胥，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举，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隶为之，所谓皇皇求利者，而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网，以济其私，凡今之所设施之科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其二，天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而佐贰又为吏之出身，士人目为异途，羞与为伍也。其三，各衙门之佐贰，不自其长辟召，一一铨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遍知，况其人之贤不肖乎！故铨部化为签部，贻笑千古。其四，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后而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

地方坏于乡绅。明代绅权最重，赵翼《廿二史劄记》“明乡官虐民之害”一则，已详言之。观《虞阳说苑》载张汉儒攻讦钱谦益、瞿式耜之疏，可见晚明风气一斑。其略曰：

谦益以卖举人钱千秋事露，廷鞫问杖回籍矣。式耜以受贿滥荐胡平表冒功升荫，奉旨削夺为民矣。无奈两人性同虎狼，行若禽兽，平日暗布私书，潜托神棍，久住京师，探听朝廷举动，不时飞报，钻谋起废。及至居乡，俨然以原官自待，倚恃抚按有司，或门生，或故旧，或同年，或相知，每遇岁科两考，说入学科举遗才帮补数十余名，不得四五千金不止。遇有富豪假命，不诈三四千金不厌。更有同类缙绅，或势衰，或物故，毋论宗党，毋论姻亲，乘机挟诈，不得万余金不止。一遇抚按复命，挥金贿属，呈县呈学，巧砌艳语，朦胧引荐。……钱谦益、瞿式耜两人，主使腹仆腹干如邹日升、安如磐、周宪昌、刘时升、张永祚等，充粮吏库吏，出放在手，侵没惟命。一遇派兑，先将官户名下积勺成合，积合成升，通计合县四十八万之仓粮一笔勾销矣。至于解放钱粮，则又贪婪加二加三之解头，嘱托县官，先将应缓钱粮放出，而京边金花兵饷积侵至崇祯七八九年数万余两，不顾也。甚至一班奸胥，狐朋狗党，包妇买娼，昼夜呼卢，或假印，或假牌，或以千计，或以万计，起批挂号，瓜分浪用。现今侵欺事露，拼贿赂主，虽经宪提宪捉，究竟免责免比。

兵不教练而肆抢掠，

《寄园寄所寄》（赵吉士）引《忆记》：“永乐既都北京，令山东、河南、江北诸郡卫所各军，春秋两班赴京部科点验。发京营一体操练，以习军士之劳，省征调之烦，壮京师之卫，备边隘之防，法甚善也。其后分发近边筑工，折其半纳班价矣。又其后皇亲驸马侯伯有坟工，辄乞恩请班军以数千计，皆折价入橐矣。领班官岁敛军士金钱入京，募人应点，本军遂不赴京，大失祖宗之意。”“御史王孙蕃疏曰：臣闻贼破张秋，止住二日。刘元斌兵住三十七日，掘地拆墙，细细搜掠，凡民间埋藏之物，尽数获之。东省有‘贼如梳，兵如篦’之谣。一家有银钱，即掳杀一家，一村有富室，则掳杀一村。玉石俱焚，惨烈于贼。”

将无学术而务欺诈，

《明夷待访录》：“毅宗专任大帅，不使文臣节制，不二三年，武臣拥众，与贼相望，同事卤略。李贼入京师，三辅至于青、齐，诸镇栉比而营，天子封公侯，结其欢心，终莫肯以一矢入援……是故与毅宗从死者，皆文臣也；……建义于郡县者，皆文臣及儒生也。……彼武人之为大帅者，方且飙浮云起……以其众幸富贵矣。”“万历以来之将，掩败饰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乃只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敌。”

贪鄙奢淫者相望于社会。

《日知录》（顾炎武）：“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沉，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国安得不亡，身安得不败？”

《廿二史劄记》：“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亲，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而国亦以亡矣。”[1]

而所谓清流名士者，亦惟是树党相攻，各立门户，至国亡而不已。

《明史·吕大器等传赞》：“明自神宗而后，浸微浸灭，不可复振。揆厥所由，国是纷呶，朝端水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而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都翻案之故态也。”

《廿二史劄记》：“万历末年，廷臣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天启初，赵南星等柄政，废斥殆尽。及魏忠贤势盛，被斥者咸欲倚之以倾东林，于是如蛾赴火，如蚁集膻，而科道转为其鹰犬。周宗建谓汪直、刘瑾时，言路清明，故不久即败，今则权珰反借言官为报复，言官又借权珰为声势，此言路之又一变，而风斯下矣。崇祯帝登极，阉党虽尽除，而各立门户、互攻争胜之习，则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噂沓，以至于亡。”

此毫无文化之满洲人，所由乘其隙而入主中国也。

满洲之兴，固无所谓盛德大业，徒以部落褊小，上下一心，事多公开，不得欺隐。

《清开国方略》：“太祖以议政王大臣参决机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务，国人有诉讼，先由理事大臣听断，仍告之议政大臣，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犹恐或有冤抑，令讼者跪上前，更详问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隐，民情皆得上达。国内大治，奸宄不生。遗物于道，无或隐匿，必归其主。求其主不得，则悬之公署，俾识而取之。刈获既毕，始纵牧群于山野，毋敢窃害者。每行军，队伍整肃，节制严明，克城破敌之后，察核将士功罪，当罚者虽亲不贷，当赏者虽疏不遗。是以将士效命奋勇，所向无敌。”“太祖谕贝勒大臣曰：凡事不可一人独断，如一人独断，必致生乱。国人有事，当诉于公所，毋得诉于诸臣之家。前以大臣额亦都有私诉于家者不执送，已论罚。兹播告国中：自贝勒大臣以下，有罪，当静听公断；执拗不服者，加等治罪。凡事俱五日一听断于公所，其私诉于家者，即当执送；不执送而私断者，治罪弗贷。”

无明人之腐败气习，故能乘明之弊，力征经营，不三十年，遂窃神器。观其初兴之时，尚无文字，第借蒙古字以创满文。

《清开国方略》：“己亥年[2]，创制国书，时国中文移往来，皆习蒙古字，译蒙古语。太祖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字改制国书。二臣辞曰：‘蒙古字，臣等习而知之，相传久矣，未能改制也。’太祖曰：‘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二臣对曰：‘以我国语制字最善，但臣等未明其法，故难耳。’太祖曰：‘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太祖遂以蒙古字合之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

虽经达海之增益，亦未能造成一国之学术，仅可借以翻译汉籍，

《盛京通志》：“达海，姓觉尔察，隶正蓝旗满洲。九岁即通满、汉文义[3]，弱冠，赐居内院，司文翰，正订国书。更为对音，切字谐声，文义周密，译《明会典》《素书》《三略》诸书，莫不称善。天聪四年，译书成，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命曰‘巴克什’。六年，详定国书字体，酌加圈点。六月，病卒。”

《清通志》：“太宗命达海巴克什等翻译书籍，库尔禅等记注政事，谕达海增加圈点。”

《四库提要》：“太祖命巴克什额尔德尼以蒙古字联缀国语成句，尚未别为书体。太宗始命巴克什库尔禅创造国书，以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语。今内阁所贮旧籍，即其初体。厥后增加圈点，音义益详。”[4]

其人之鄙塞可知。凭借运会，及得汉人之指导，始知所谓官制朝仪。

《清开国方略》：“天聪五年七月，始设六部[5]。六年，集分掌六部贝勒谕曰：国家初设六部承政、参政等官，即定有班次。近见朝会之时，坐立无序，尊卑紊越，将何以肃礼统？尔等宜传令满、汉、蒙古诸臣，按次就班，各加整饬。”“天聪六年正月，行新定朝仪。”“自太宗即位以来，凡朝会行礼，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并随上南面坐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五年十二月，礼部参政李伯龙奏：朝贺时，每有逾越班次，不辨官职大小，随意排列者，请酌定仪制。诸贝勒因言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太宗曰：‘曩与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以可否仍令并坐及李伯龙所奏，命大贝勒代善与众共议。大贝勒代善曰：‘我等并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诸蒙古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6]

入关以后，惟以兵力、刑力劫制汉人使不得逞，他无所建设也。

清代官制，满、汉之人并用，汉官悉无实权，满官又无知识，故其立国，仍沿用明弊而任胥吏。观清季陈壁《请除各衙门积弊疏》[7]，可知胥吏之弊，自明至清，未之革除。

国家定制，以六曹总理庶务，若网在纲，天下大政，咸受成于是。法非不尽善，然行之既久而百弊丛生者，何也？官不亲其事，而吏乃攘臂纵横而出于其间也。夫所谓大政者，铨选也，处分也，财赋也，典礼也，人命也，讼狱也，工程也。以吏为之，铨选可疾可滞，处分可轻可重，财赋可侵可蚀，典礼可举可废，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工程可增可减。使费既赢，则援案以准之；求贷不遂，则援案以驳之，人人愤怨，而不能指其非。天下之乱，恒必由之。然而公卿大夫不惟不能摈除，且倚若左右手，而听其指挥者，何也？官非不欲亲其事，而例案太繁，不肖者与吏分肥，任其弄法舞文，无所不至。二百余年以来，名臣魁儒，慷慨忧时之士，痛心扼腕，大声疾呼，以求去其积弊而不能胜。

凡清之政治，皆胥吏之政治也。至于兵制，则以猜忌汉人故，列置满、蒙之兵，以守各地，名曰驻防。

《清会典·兵部》：“驻防则受治于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而以达于部。皆专城，各统其同城驻防官，以饬旗务。凡将军十有三人[8]，都统二人[9]，副都统三十有三人[10]，城守尉十有六人，协领一百五十有六人，防守尉十有八人，佐领七百五十有五人，防御六百二十有五人，骁骑校九百一十有二人。”

而汉人之兵，别为绿营，任其窳败，以免叛乱。

《石渠余纪》（王庆云）：“康熙四十二年，以各省营员借亲丁食粮之名，任意虚冒，多寡不等，令廷臣集议，提督以下，千把以上，各定亲丁名粮数目，以为养育家口仆从之需。五十一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虚名冒饷疏》言册上有兵，伍内无兵；纸上有饷，军中无饷，其咎固在于侵饷之官，其弊总起于顶名之兵。盖自召募悉用旧名，于是新收开除无从稽核，凡入侵饷之囊者，虽查点摘发，亦不可究诘矣。”

当其盛时，征伐四裔，率恃旗兵；及其衰也，旗、绿俱敝，无以御侮，乃恃所谓团练勇丁焉。故清代兵将之腐败，自驻防练勇外，亦无异于明也。

清之所异于明者，在摧挫士气，抑制绅权。自明之亡，学士大夫起兵死义者，相望于东南，经数十年始定。故清之治术，一面诱以名位利禄，一面胁以刑罚杀戮，而后各地帖伏，无复明代绅士嚣张之势矣。清之入关，既以圈地、剃发等事肆毒，

《石渠余纪·纪圈地》：“顺治元年，谕户部：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尔部清厘，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于是巡按御史柳寅东，条上满、汉分居五便。二年，令民地为旗人指圈者，速以他处补给，美恶务令均平。十年，停止圈拨，然旗下退出荒地，与游牧投来人丁，皆复行圈补，又有因圈补而并圈接壤民地者。”

《东华录》：“顺治元年五月庚寅，摄政睿亲王谕兵部：各处城堡，着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定行问罪。”“戊戌，谕故明官员军民人等，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辛亥，谕兵部：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蓄发。”“二年六月丙辰，谕豫亲王多铎等：各郡邑投诚官员，俱开明履历，分别注册。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丙寅，谕礼部：向来剃发之制不即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民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其衣帽装束，许从容更易，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该部即行传谕京城内外并直隶各省、府、县、卫所、城堡等处，俾文武衙门官吏师生，一应军民人等，一体遵行。”

而惩治绅士尤严，

《东华录》：“顺治三年四月壬寅，谕户部：运属鼎新，法当革故。前朝宗姓，已比齐民，旧日乡绅，岂容冒滥。闻直隶及各省地方在籍文武，未经本朝录用者，仍以向来品级名色，擅用新颁帽顶束带，交结官府，武断乡曲，冒免徭赋，累害小民，甚至赀郎粟监，动以见朝赴监为名，妄言复用，藐玩有司，不当差役。且有闽、广、蜀、滇等处地方见任伪官，阻兵抗顺，而父子兄弟仍依恃绅衿，肆行无忌，种种不法，蠹国殃民，深为可恨。自今谕示之后，将前代乡宦监生名色尽行革去，一应地丁钱粮杂汛差役，与民一体均当，蒙混冒免者治以重罪。”

如江南奏销之祸，

《三冈识略》（董含）：“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杂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豆、马草、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铝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账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抚朱国治强愎自用，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纭，衣冠扫地。如某探花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

《研堂见闻杂记》：“吴下钱粮拖欠，莫如练川。一青衿寄籍其间，即终身无半镪入县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属，其所饱更不可胜计，以故数郡之内，闻风猬至。大僚以及诸生，纷纷寄冒，正供之欠数十万。天子震怒，特差满官一员，至练川勘实，取其名籍，造册以报，奉旨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余人，绅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则千计。”

以及各省科场之状，

《心史丛刊》（孟森）：“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泄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则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丁酉之狱，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诛戮及遣戍者无数。其时发难者汉人，受祸者亦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假满人屠戮同胞，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忿。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丁酉狱蔓延几及全国，以顺天、江南两省为巨，次则河南，又次则山东、山西，共五闱。明时江南与顺天俱有国子监，俱为全国士子所萃，非一省之关系而已也。清兵下江南，虽已改应天府为江宁，废去南雍，然士子耳目，尚以顺天、江南为观瞻所系。是年科场大狱，即以此两闱为最惨。同时并举，以耸动迷信科举之汉儿，用意至为明显。”

《研堂见闻杂记》：“科场之事，明季即有以关节进者。每科五六月之间，分房就聘之期，则先为道地，或伏谒，或为之行金，购于诸上台，使得棘闱之聘后，分房验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发不下数十人，至本朝而益甚。顺治丁酉壬子间，营求者猬集，各分房之所许，两座师之心约，以及京中贵人之所密属，如麻如粟，已及千百人，闱中无以为计，各开张姓名，择其必不可已者登之，而间取一二孤贫，以塞人口，然晨星稀点而已。至北闱尤甚，北闱分房诸公及两座主，大率皆辇下贵人，未入场已得按图挨次，知某人必入，故营求者先期定券，万不失一。不若各省分房必司理邑宰，茫然不可知，暗中摸索也。甲午一榜，无不以关节得幸，于是阴躁者走北如鹜，各入成均，若倾江南而去之矣。至丁酉，辇金载宝，辐辏都下，而若京堂三品以上子弟，则不名一钱，无不获也。若善为声名游公卿者，亦然。惟富人子，或以金不及额，或以价忽骤溢，逊去，盖榜发无此中人矣。于是蜚语上闻，天子赫怒，逮系诸房官举子，株及者亦皆严刑榜掠，三木囊头。南闱发榜后，众大哗，于是连逮十八房官及两主司，凡南北举子，皆另复试。兵番杂沓以旁逻之，如是者三试而后已。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立就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难，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藉，长流万里。”

皆明之积弊，至清而始发者。虽以惩创贪猾，抑制豪强，而士气熸然矣。

清之学者，有谨守卧碑之语。卧碑者，顺治朝所颁，以诰诫学校生员者也。

《清会典》：“明伦堂之左，刊立世祖章皇帝钦定卧碑，晓示生员。其文曰：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一）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行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一）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官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一）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辨难；为师者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一）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11]

盖明季学校中人，结社立盟，其权势往往足以劫制官吏。清初以卧碑禁止，而后官权日尊，惟所欲为，为士者一言建白，即以违制论，无知小民，更不敢自陈其利病矣。故吾国国无民治，自清始；清之摧挫民治，自士始。今日束身自好之士，漠视地方利病不敢一谋公益之事者，其风皆卧碑养成。论者不察，动以学者不知社会国家之事，归咎于古代之圣贤，岂知言哉！

* * *

[1]　此是约举《明史·循吏传》序语，而文与史序不同。

[2]　明万历二十七年。

[3]　按达海以天聪六年卒，年三十八岁。则其九岁为明万历三十一年，时满字甫造成四年也。

[4]　按二书所言不同。据康熙八年圣祖谕达海巴克什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加圈点，俾得分明。又照汉字增造字样，于今赖之。是造字体加圈点者皆达海，非库尔禅也。

[5]　时吏部有李廷庚，户部有吴守进，礼部有金玉和，兵部有金砺，刑部有高鸿中、孟乔芳，工部有祝世荫等，均为汉承政。

[6]　据此知满洲初兴，并无所谓君臣上下。一切礼制，皆由汉人指导而后仿行耳。

[7]　光绪二十七年，载《光绪政要》。

[8]　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城、江宁、福州、杭州、荆州、西安、宁夏、伊犁、成都、广州。

[9]　张家口、热河。

[10]　副都统专城者：密云、山海关、兴京、金州、锦州、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珲春、三姓、墨尔根城、黑龙江城、呼兰城、青州、京口、凉州，各一人；其与将军同城者：盛京、吉林、齐齐哈尔、江宁、福州、杭州、乍浦、成都、宁夏，各一人；荆州、西安、伊犁、广州，各二人。

[11]　卧碑之制，始于明。《明史·选举志》：“洪武十五年，颁禁例十二条于天下，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正统以后，教官之黜降，生员之充发，皆废格不行，即卧碑亦具文矣。”《续通考》：“洪武十五年五月，颁禁例于天下学校，镌勒卧碑，置明伦堂左，不遵者，以违制论。卧碑禁例：（一）府州县生员，有大事干己者，许父兄弟陈诉，非大事毋轻出门。（一）生员父母欲行非为，必再三恳告，不陷父母于危亡。（一）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一）生员学优才赡，年及三十，愿出仕者，提调正官奏闻，考试录用。（一）生员听师讲说，毋恃己长，妄行辩难，或置之不问。（一）师长当竭诚训导愚蒙，毋致懈惰。（一）提调正官务常加考校，敦厚勤敏者进之，懈怠顽诈者斥之。（一）在野贤人，有练达治礼，敷陈王道者，许所在有司给引赴京陈奏，不许在家实封入递。”观其条文，并不禁止立盟结社，此明、清之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