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以降，取士皆以科举。学校之制，大抵具文，不足语于教育也。然有宋诸儒，恒思兴起国学，其州郡之学，亦至宋始盛，是亦有足称者。书院之名起于唐，至五代而有讲学之书院。宋、元间儒者多于书院讲学，其风殆盛于国庠及州郡之学，迄明、清犹然。故欲知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之变迁，不可不知书院之原起及其规制也。兹先略述宋、元学校制度，而次及书院。
唐末，学校颓废，五季区区，莫之能振。经用不足，则命官吏及监生输钱，名为光学。
《文献通考》：“咸通中，刘允章为礼部侍郎，建言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诏可。”“梁开平三年，国子监奏修建文宣王庙，请率在朝及天下见任官俸钱，每贯克留一十五文。”“后唐天成五年，国子监奏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束脩钱二千。及第后，光学钱一千。当监诸色举人及第后，多不于监司出给光学文钞，及不纳光学钱。”
其窘迫之状可想矣。宋室初兴，增修学舍，而国子监仅容释奠斋庖，太学未尝营建，止假锡庆院廊庑为之，劝学之风，殆亦未盛。
《文献通考》：“宋初增修国子监学舍。”“熙宁四年，侍御史邓绾言：国家治平百余年，虽有国子监，仅容释奠斋庖，而生员无所容。至于太学。未尝营建，止假锡庆院廊庑数十间，生员才三百人。”
虽有胡瑗、孙觉等，树立师道，稍复古风，而学校规模，犹在汉、唐之下。
《文献通考》：“皇祐末，以胡瑗为国子监讲书，专管句太学。数年，进天章阁侍讲，犹兼学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侨、顾临辈，分治其事，又令孙觉说《孟子》，中都人士，稍稍从之。一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指意明白，众方大服。然在列者不喜，谤议蜂起，瑗不顾，强力不倦，卒以有立。”“瑗在学时，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首善，令雅乐歌诗，乙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琴瑟之声彻于外。瑗在湖学，教法最备。始建太学，有司请下湖学，取瑗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
熙宁、元丰厉行新法，太学三舍规制始宏。
《宋史纪事本末》：“熙宁四年十月，立太学生三舍法……厘生员为三等：始入太学为外舍，定额为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三百；内舍升上舍，员一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其业，优等以次升舍，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荐之于中书，除官。其后增置八十斋，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岁一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试，补上舍生。弥封、誊录，如贡举法。”
《文献通考》：“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总二千四百。”
《宋史·职官志》：“凡诸生之隶于太学者，分三舍。始入学，验所隶州公据，以试补，中者充外舍。斋长、谕月书其行艺于籍，行谓率教不戾规矩，艺谓治经程文。季终，考于学谕，次学录，次学正，次博士，然后考于长贰。岁终校定，具注于籍，以俟复试。视其校定之数，参验而序进之。凡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公试，初场以经义，次场以论、策。试上舍如省试法。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等俱优者，为上舍上等，取旨命官；一优一平为中，以俟殿试；一优一否或俱平为下，以俟省试。唯国子生不预考选。”“祭酒掌国子、太学、武学、律学、小学之政令，司业为之贰，丞参领监事。”“博士十人[1]，掌分经讲授，考校程文，以德行道艺训导学者。”“正、录各五人，掌举行学规，凡诸生之戾规矩者，待以五等之罚。”“职事学录五人，掌与正、录通掌学规。学谕二十人，掌以所授经传谕诸生，直学四人，掌诸生之籍，及几察出入。凡八十斋，斋置长、谕各一人，掌表率斋生。凡戾规矩者，纠以斋规五等之罚，仍月考斋生行艺，著于籍。”
崇宁中，罢科举，取士一出于学，而太学生至三千八百人。
《宋史纪事本末》：“徽宗崇宁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请兴学贡士。县学生选考，升诸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太学。考分三等，入上等补上舍，中等补中舍，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军解额各以三分之一充贡士。京又请建外学，乃诏即京城南门外营建，赐名辟雍。外圆内方，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而外学则处外舍生。士初贡至皆入外学，经试补入上舍、内舍，始得进处太学。太学外舍，亦令出居外学。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三年九月，罢科举法。时虽设辟雍、太学，以待士之升贡者，然州县犹以科举贡士。蔡京以为言，遂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凡试礼部法皆罢。……四年五月，行三舍法于天下。”[2]
虽其法出于新党，论者多不谓然。
《学校贡举私议》（朱熹）：“熙宁以来，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学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月书季考，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立学教人之本意。”
《论学校》（叶適）曰：“崇、观间，以俊秀闻于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误国之臣，大抵学校之名士也。”
然陈东等请诛六贼，用李纲。
《宋史·陈东传》：“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早有隽声……以贡入太学。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事，请诛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六贼。明年，金人迫京师，李邦彦议与金和，李纲主战，邦彦因少失利，罢纲而割三镇。东复率诸生，伏宣德门下上书，请用纲，斥邦彦，军民从者数万。书闻，传旨慰谕，众莫肯去，舁登闻鼓挝坏之，喧呼震地。于是亟召纲入，复令行营，遣使抚谕，乃稍引去。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纲。又五日，召东至，未得对，会纲去。乃上书乞留纲而罢黄潜善、汪伯彦。潜善激怒高宗杀之。”
与汉之太学生救鲍宣、褒李膺者，后先相映，亦不可谓非养士之效也。
《汉书·鲍宣传》：“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
宋代太学之外，有律、算、书、画、医诸学。
《文献通考》：“律学，熙宁六年置，教授四员。凡命官、举人，皆得自占入学。举人须命官二员任其平素，先入学听读，而后试补。习断案人，试案一道；习律令人，试大义五道。月一公试，三私试。”“需用古今刑书，许于所属索取。凡朝廷新颁条令，刑部画日关送。”“算学，崇宁三年立。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公私试、三舍法，略如太学。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将仕郎为次。”“书学篆、隶、草三体，《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五书，仍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三舍试补升降，略同算学法，推恩差降一等。”“画学，曰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而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略同书学。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医学，初隶太常寺。神宗时，置提举制局，始不隶太常。亦置教授一员。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三学生愿预者听。仿三学之制立三舍法，为三科，以教诸生。有方脉科、针科、疡科，方脉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病源》《千金翼方》为小经。考察、升补等，略如诸学之法。其选用最高者，为尚药医师，以次医职，余各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云。”
又有武学，以兵书、弓马、武艺训诱学者。
《宋史·职官志·武学》：“庆历三年，诏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阮逸为教授。八月，罢武学，以议者言‘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等，岂专学孙、吴’故也。熙宁五年，枢密院言：‘古者出师受成于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乞复置武学。’诏于武成王庙置学。元丰官制行，改教授为博士。绍兴十六年，诏修建武学，武博、武谕以兵书、弓马、武艺诱诲学者。”
而庆历以后，州郡无不有学。
《宋史·职官志》：“景祐四年，诏藩镇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吏于幕职州县内荐，或本处举人有德艺者充。熙宁六年，诏诸路学官委中书门下选差，至是，始命于朝廷。元丰元年，州、府学官共五十三员，诸路惟大郡有之，军、监未尽置。元祐元年，诏齐、庐、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员，自是列郡各置教官。建炎三年，教授并罢。绍兴三年，复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诏无教授官州、军，令吏部申尚书省选差。二十六年，诏并不许兼他职，令提举司常切遵守。”
宋儒文集，多有州郡建学碑记，可见一代风气。王昶《金石萃编》载“永兴军牒”及“中书札子”。
户部侍郎知永兴军范雍奏：国家剽甲敦儒，宅中开绪云云，臣伏见本府城中，见有系官隙地，欲立学舍五十间。乞于国子监请经典史籍一监，仍拨系官庄田一十顷，以供其费。访经明行修者为之师范，召笃学不倦者补以诸生。候敕旨牒。奉敕：依奏，许建立府学，仍勘会于系官荒闲土地内，量拨伍顷，充府学支用。及令国子监赐与《九经》书籍，不得假借出外，及有损污散失，仍令本军常切选差官一员管句。
户部侍郎知河阳军范雍奏：臣昨知永兴军，体量得前资寄任官员颇多，子弟辈不预肯构，唯恣嘲谑轻薄，斗谍词讼。自来累有条约，与诸处不同，有过犯情理重者，并奏听敕裁，然终难悛革。盖由别无学校励业之所，是致轻悍成风。臣到任后，奏乞建置府学，兼赐得《九经》书，差官主掌，每日讲授。据本府分析，即今见有本府及诸州修业进士一百三十人在学，关中风俗稍变，颇益文理。见是权节度掌书记陈谕管句，欲乞特降敕命指挥下本府管句官员，令常切遵守所立规绳，不得隳废，候敕旨。右奉圣旨：依奏，札付永兴军准此者。
知宋初各地立学，尚须特奏。关中为自古都会，而学校久废，待范雍而后兴，则自北宋中叶以降，无论路府州军，皆立学校教授，不得谓非文化之巨典也。虽然，宋代学校，究不迨科举之盛。宋之君主，多注重取士，临轩试士，待之极渥。
《文献通考》：“太祖开宝八年，亲试举人，得王嗣宗等三十六人。”“按殿前试士，始于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责，后不过下行其事，以取士誉，非于考功已试之后再试之也。”“开宝六年，李昉知举放进士，后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论榜。上遂于讲武殿命题重试，御试自此始。”“然是年虽别试，而共为一榜，亦未尝有省试、殿试之分。”“至八年，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讲武殿内，出试题，得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王式者，礼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则居其四。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云。”
而糊名考校、解衣阅视之令又极严，
《文献通考》：“淳化三年，诸道举人凡万七千余人，苏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景德四年，令礼部糊名考校。”“大中祥符五年，上闻贡院监门官以诸科举人挟书为私，悉解衣阅视，失取士之体，亟令止之。又令贡院录诸州发解试题以闻，以将廷试，虑或重复，自是用以为例。”
其举也限以年，
《文献通考》：“英宗治平三年，诏曰：先帝以士久不贡，怠于学，而豪杰者不时举，故下间岁之令。而自更法以来，其弊浸长，里选之牒仍故，而郡国之取减半，计偕之籍屡上，而道涂之劳良苦，朕甚闵焉。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
其取也判以甲，
《文献通考》：“太平兴国八年，试进士始分三甲。第一甲并知县。”
定其解额，先以秋试。
《文献通考》：“绍兴十一年，始就诸路秋试。每五人解一名，省试七人取一名。”
于是天下学者，悉萃精力于考试，反视学校进身不如科举之捷。虽以王安石之提倡经术，
《宋史·选举志》：“王安石对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书门下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3]，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蔡京之主废科举，其弊卒不能革。盖利禄之途既开，奔竞之心日甚，亦势之无可如何者也。
南宋学制，亦沿三舍之法，太学初仅养士七百人。
《宋史·选举志》：“绍兴八年，叶上书请建学，而廷臣皆以兵兴馈运为辞。十三年，兵事稍宁，始建太学。置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三员，正、录各一员，养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
庆元、嘉定中，增外舍生至千四百员，申严积分之法。
《续文献通考》：“庆元、嘉定中，增外舍生至千四百员。内舍校定，不系上舍，试年分以八分为优等，外舍生晏泰亨以七分三厘乞理为三优，朝命不许。遂申严学法，今后及八分者，方许岁校三名。如八分者止有一人，而援次优三优之例者，亦须止少二三厘，方可陈乞特放。”
其学规，有关暇、迁斋、夏楚屏斥诸目。
《续文献通考》：“学规五等：轻者关暇几月，不许出入，此前廊所判也。重则前廊关暇，监中所行也。又重则迁斋，或其人果不肖，则所迁之斋亦不受，又迁别斋，必须委曲人情方可。直须本斋同舍力告公堂，方许放还本斋，此则比之徒罪。又重则下自讼斋，比之黥罪，自宿自处，同舍亦不敢过而问焉。又重则夏楚屏斥，比之死罪，自此不与士齿矣。”
吴自牧《梦粱录》详载临安学校规制，观之可以见南宋国学及府县学校之概：
太学有二十斋，扁曰服膺、禔身、习是、守约、存心、允蹈、养正、持志、节性、率履、明善、经德、循理、时中、笃信、果行、务本、贯道、观化、立礼。十七斋扁，俱米友仁书。余节性、经德、立礼斋扁，张孝祥书。各斋有楼，揭题名于东西壁。厅之左右为东西序，对列，位后为炉亭，又有亭宇，揭以嘉名甚夥。绍兴年间，太学生员额三百人，后增置一千员，今为额一千七百一十有六员。以上舍额三十人，内舍额二百单六人，外舍额一千四百人，国子生员八十人。诸生衫帽出入，规矩森严。朝家所给学廪，动以万计，日供饮膳，为礼甚丰。宗学在睦亲坊，按国朝宗子分为六宅，宅各有学，学各有训导之官。中兴后，惟睦亲一宅，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专以训迪南班子弟。嘉定岁，始改宫学为宗学，凡有籍之宗子，以三岁一试，补入为生员，如太学法。置教授、博士、宗谕，立讲课，隶宗正寺掌之。学立大成殿、御书阁、明伦堂、立教堂、汲古堂。斋舍有六，扁曰贵仁、立爱、大雅、明贤、怀德、升俊。……杭州府学在凌家桥西，士夫嫌其湫隘，故帅臣累增辟规模，广其斋舍，总为十斋，扁曰进德、兴能、登俊、宾贤、持正、崇礼、致道、尚志、率性、养心。又有小学斋舍，在登俊后，以东西二教掌其教训之职，次有前廊录正等生员，各斋有长谕。月书季考，供膳亦厚，学廪不下数千，出纳、学正领其职。仁和、钱塘二县学，在县左，建庙学养士。仁和学有斋舍四，扁曰教文、教行、教忠、教信；钱塘学斋舍六，扁曰友善、辨志、教行、教信、教文、教忠。诸县学亦如之。各县有学官，次有学职。生员日供饮膳，月修课考，悉如州县学。各州县学廪，不下数百，以为养士之供。医学在通江桥北，又名太医局。建殿扁曰神应，奉医师神应王，以岐伯、善济公配祀。讲堂扁曰正纪。朝家以御诊长听充判局职，本学以医官充教授四员，领斋生二百五十人。月季教课，出入冠带如上学礼，学廪饮膳丰厚不苟，大约视学校规式严肃。局有斋舍者八，扁曰守一、全冲、精微、立本、慈和、致用、深明、稽疾。
《癸辛杂识》痛诋当时学者：
三学之横，盛于淳祐、景定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则必借秦为谕，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时君时相，略不敢过而问焉。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非京尹不敢过问，虽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亦未如之何也。大全时，极力与之为敌，重修丙辰监令，榜之三学，时则方大猷实有力焉。其后诸生竭力合党以攻大全，大全终于得罪而去。至于大猷，实有题名之石，磨去以为败群之罚。自此之后，恣横益甚。至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每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
然太学诸生，能直攻宰相、台谏而使之去，其权至与人主抗衡，则正宋室养士之效。以贾似道之奸，而不敢得罪学生，仅思以术笼络，其贤过于今之政府多矣。
元代京师有国子学，及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盖其文字不专用一国也。蒙古国子学以教蒙文。
《续文献通考》：“世祖至元八年正月，立京师蒙古国子学。命于随朝蒙古汉人百官及集赛台官员，选子弟俊秀者入学。并令好学者兼习算学，以《通鉴》节要，用蒙古语言译写教之。俟生员学习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十四年，又立蒙古国子监。至成宗大德十年二月，增生员廪膳为六十员。”“仁宗延祐二年，生员百人：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人，汉人三十人。而百官子弟之就学者，常不下二三百人。”
回回国子学以教回文。
《续文献通考》：“至元二十六年八月，置回回国子学。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伊普迪哈鲁鼎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帝可其奏，遂置回回学。”“泰定二年闰正月，以入学者众，其学官及生员五十余人，已给饮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员二十四人，廪膳并令给之。学之建置，在于国都。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
于吾国之文化无大关系。其国子学之教汉文者，则沿宋代之制，建孔子庙，分斋舍，行积分法。
《贾侯修庙学颂序》（吴澄）：“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设国子学，命立孔子庙。暨顺德忠献王哈喇哈孙相仁宗，始克继先志，成其事，而工部郎中贾侯董其役。庙在东北纬涂之南，北东经涂之东。殿四阿，崇十有七仞，南北五寻，东西十筵者三，左右翼之，广亦如之。衡达于两庑，两庑自北而南七十步。中门崇九仞有四尺，修半之，广十有一步。门东、门西之庑各广五十有二步，外门左右，为斋宿之室，以间计，各十有五。神厨、神库、南直殿之左右翼，以间计各七。殿而庑，庑而门，外至于外门，内至于厨、库，凡四百七十有八楹。肇谟于大德三年之春，讫功于大德十年之秋，于是设官教国子已二十年矣。寄寓官舍，不正其名，乃营国学于庙之西。中之堂为监，前以公聚，后以燕处。旁有东西夹，夹之东西各一堂以居博士。东堂之东，西堂之西，有室；东室之东，西室之西，有库。库之前为六馆，东西向，以居弟子员。一馆七室，助教居中以莅之。馆南而东而西为两塾，以属于门，屋四周通百间，逾年而成。”《元史·选举志》：“仁宗延祐二年，用集贤学士赵孟、礼部尚书元明善等所议，国子学贡试之法更定之。一曰升斋等第。六斋东西相向，下两斋左曰游艺，右曰依仁，凡诵书讲说、小学属对者隶焉；中两斋左曰据德，右曰志道，讲说《四书》、课肄诗律者隶焉；上两斋左曰时习，右曰日新，讲说《易》《书》《诗》《春秋》，科习明经义等程文者隶焉。每斋员数不等，每季考其所习经书课业及不违规矩者，以次递升。二曰私试规矩。汉人验日新、时习两斋，蒙古、色目取志道、据德两斋。本学举实历坐斋二周岁以上未尝犯过者，许令充试；限实历坐斋三周岁以上以充贡举。汉人私试，孟月试经疑一道，仲月试经义一道，季月试策问、表章、诏诰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试明经一道，季月试策问一道。辞理俱优者为上等，准一分；理优辞平者为中等，准半分。每岁终，通计其年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以四十名为额，内蒙古、色目各十名，汉人二十名。岁终试贡，员不必备，惟取实才。有分同阙少者，以坐斋月日先后多少为定。其未及等并虽及等无阙未补者，其年积分，并不为用，下年再行积算。每月初二日蚤旦圆揖后，本学博士助教公座面引应试生员，各给印纸，依式出题考试，不许怀挟代笔，各用印纸真楷书写。本学正、录弥封誊录，余并依科举式。助教博士以次考定，次日监官复考，于名簿内籍记各得分数，本学收掌，以俟岁终通考。三曰黜罚科条。应私试积分生员，其有不事课业及一切违戾规矩者，初犯罚一分，再犯罚二分，三犯除名，从学正、录纠举；正、录知见而不纠举者，从本监议罚之。应已补高等生员，其有违戾规矩者，初犯殿试一年，再犯除名，从学正、录纠举；正、录知见而不纠举者，亦从本监议罚之。应在学生员，岁终实历坐斋不满半岁者，并行除名。除月假外，其余告假并不准算。学正、录岁终通行考校，应在学生员，除蒙古、色目别议外，其余汉人生员三年不能通一经及不肯勤学者，勒令出学。”
要亦科举之变相，不足以言教育。其府州县学校，则见于史籍者，为数颇多。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三年，大司农司上诸路学校之数，凡二万一百六十六所。二十五年，二万四千四百余所。二十八年，二万一千三百余所。”
盖合社学而言，或沿宋、金之制。惟云南创建学校，于推广文化，有可纪焉。
《续通考》：“至元十九年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祀先圣。”“云南俗无礼义，子弟不能读书，且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为师。至元三年，赛音谔德齐沙木斯鼎为云南行省平章，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十五年，张立道为忠庆路总管，亦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至是复有是命。二十九年四月，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
书院之名，昉于唐而盛于宋、元。
《唐六典》：“开元十三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
宋初有四大书院：曰白鹿洞，曰岳麓，曰应天，曰嵩阳，其建置实先于各州之学。（《文献通考》称宋初有四书院：庐山白鹿洞，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未建州学也。）王应麟《玉海》述四书院之历史甚详。今节录之：
白鹿洞书院。
唐李渤与兄涉，俱隐白鹿洞，后为江州刺史，即洞创台榭。南唐升元中，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以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谓之白鹿洞国庠。宋太平兴国三年，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数千百人，请赐《九经》书肄习之。诏从之。皇祐五年，孙琛即故址为学馆十间，榜曰白鹿洞之书堂，俾子弟居而学焉。淳熙六年，南康守朱熹重建。八年，赐国子监经书。
岳麓书院。
开宝九年，潭州守朱洞，始于岳麓山抱黄洞下，以待四方学者，作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咸平二年，潭守李允则，益崇大其规模，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请下国子监赐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从之。祥符五年，山长周式请于太守刘师道，广其居[4]。八年，拜式为国子主簿，仍增给中秘书，于是书院之称闻天下。
应天府书院。
祥符二年，诏应天府新建书院，以曹诚为助教。国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经业，聚徒百余人。于是诚即同文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五百余卷，愿以学舍入官，令同文孙舜宾主之，故有是命。景祐二年，以书院为府学，给田十顷。
嵩阳书院。
至道二年七月甲辰，赐院额及印本《九经》书疏。祥符三年，赐太室书院《九经》。景祐二年，西京重修太室书院，诏以嵩阳书院为额[5]。
此外则衡州石鼓书院，建置亦甚久。《文献通考》称石鼓书院，唐元和间衡州李宽所建，国初赐额。故言宋初四大书院者，或举石鼓而不及嵩阳，盖嵩阳后来无闻，而石鼓则南宋时犹存也。北宋诸儒，多讲学于私家。南宋诸儒，多讲学于书院，故南宋时书院最盛。
《续通考》：“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益，书院之建，所在有之。宁宗开禧中，则衡山有南岳书院，掌教有官，育才有田，略仿四书院之制。嘉定中，则涪州有北岩书院。至理宗时尤夥，其得请于朝，或赐额，或赐御书，及间有设官者。应天有明道书院，苏州有鹤山书院，丹阳有丹阳书院，太平有天门书院，徽州有紫阳书院，建阳有考亭书院、庐峰书院，崇安有武夷书院，金华有丽泽书院，宁波有甬东书院，衢州有柯山书院，绍兴有稽山书院，黄州有河东书院，丹徒有淮海书院，道州有濂溪书院，兴化有涵江书院，桂州有宣成书院，全州有清湘书院。度宗朝，则淳安有石峡书院，衢州有清献书院。其他名贤戾止、士大夫讲学之所自为建置者，不与焉。”
其法亦有仿三舍制者。
《续通考》：“理宗淳祐六年，敕湖广善化县别建湘西书院。”“潭州故有岳麓书院，至是御书其额赐之，复于湘水西别建书院。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谓为三学生。”
按宋时书院性质，殆有官立、私立两种。官立者如白鹿、岳麓等是，私立者如泰山书院、浮沚书院等是。
《泰山书院记》（石介）曰：“泰山先生[6]于泰山之阳，起学舍讲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居之。”
《宋元学案》：“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大观中，筑浮沚书院以讲学。”
其由私立改为官立者，如戚同文讲学之所，复改为应天书院是。
《宋元学案》：“戚同文字同文，晋末衰乱，绝意禄仕，将军赵直为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
《答张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全祖望）：“戚同文讲学睢阳，生徒即其居为肄业之地。祥符三年，赐额，晏元献公延范希文掌教焉。”
《续通考》所未载者，尚有传贻书院、
《宋元学案》：“辅广，字汉卿，崇德人。筑传贻书院，教授学者，称传贻先生。”
石坡书院、
《宋元学案》：“桂万荣，字梦协，慈溪人，尝筑石坡书院讲学。”
杜洲书院、
《宋元学案》：“童居易，字行简，慈溪人。累世讲学，其孙金筑杜洲书院。”
同人书院、
《宋元学案》：“高定，字瞻叔，知夹江县，作同人书院。”
石洞书院、
《宋元学案》：“饶鲁，字伯舆，余干人。于家作石洞书院，前有两峰，因号双峰。”
象山书院等。
《宋元学案·彭世昌传》：“陆象山奉祠归家，世昌登应天山，乐之，因为建一精舍，以居象山，即所谓象山书院也。”
其规模大小也不等，如白鹿书院，不过小屋三五间，
朱熹《申修白鹿洞书院小帖子》：“所立书院，不过小屋三五间，不敢妄有破费官钱，伤耗民力。”
杜洲书院则有礼殿讲堂等。
全祖望《杜洲书院记》：“有先圣碑亭，有礼殿，有讲堂，有六斋，曰志道、曰尚德、曰复礼、曰守约、曰慎独、曰养浩。有书库，有祭器，门廊庖湢，纤悉毕备。”
学生膏火，有取之田租者，
全祖望《杜洲书院记》：“有田租以资学者。”
有取之官费者。
朱熹《措置潭州岳麓书院牒》：“游学之士，依州学则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其排备斋舍几案床榻之属，并帖钱粮官于本州赡学料次钱及书院学粮内，通融支给。”
讲学之法，或官吏延师，或主者自教，或别请大儒，
《宋元学案》：“陆象山至白鹿洞书院，朱子率僚友请其讲义，以警学者。象山为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
或代以高等弟子，
《宋元学案》：“陆象山在应天山精舍，学者坐以齿，傅子云居末席。象山令设一席于旁，时令代讲，或疑之，象山曰：‘子云天下英才也。’及出荆门，尽以书院事付之。”
盖亦无一定之规则也。
元代书院视宋尤盛。书院山长，亦为定员。
《元史·选举志》：“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
书院之著者，不下百数。
《续通考》：“自太宗八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从皇子库春伐宋，收集伊、洛诸书，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此元建书院之始。其后昌平有谏议书院，河间有毛公书院，景州有董子书院，京兆有鲁斋书院，开州有崇义书院，宣府有景贤书院，苏州有甫里书院、文正书院、文学书院，松江有石洞书院，常州有龟山书院，池州有齐山书院，婺源有明经书院，太原有冠山书院，济南有闵子书院，曲阜有洙泗书院、尼山书院，东阿有野斋书院，凤翔有岐阳书院，郿县有横渠书院，湖州有安定书院、东湖书院，慈溪有慈湖书院，宁波有鄮山书院，处州有美化书院，台州有上蔡书院，南昌有宗濂书院，丰城有贞文书院，余干有南溪书院，安仁有锦江书院，永丰有阳丰书院，武昌有南湖书院、龙川书院，长沙有东冈书院、乔冈书院，益阳有庆州书院，常德有沅阳书院，福州有勉斋书院，同安有大同书院，琼州有东坡书院，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
观其书院之多，足知元虽以蒙古入主中国，而教育之权，仍操之吾族儒者之手。而宋儒讲学之风，虽易代不衰，亦可见矣。
宋、元之世，自有国学及府县之学，而此外又有书院者，盖学校多近于科举，不足以餍学者之望，师弟子不能自由讲学，故必于学校之外，别辟一种讲学机关。其官立者，虽有按年积分之制，而私家所设，或地方官吏自以其意延师讲授者，初无此等拘束，故淡于荣利，志在讲求修身治人之法者，多乐趋于书院。此实当时学校与书院之大区别也。宋时州县学校，皆有田产，以赡学者。然以属于官吏，亦可为强权所夺。
《续通考》：“至元二十三年，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时江南行省理财方急，卖所在学田，以价输官，利用监彻尔奉使至，见之，谓曰：‘学有田，所以供祭祀、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还朝以闻，帝嘉纳焉。至二十九年正月，诏江南州县学田，其岁入听其自掌。春秋释奠外，以廪给师生及士之无告者。贡士庄田，则令核数入官。”
若书院之创自私人者，其田产当然属于书院，不至为政府没收。第须规制完善，经理得人，其事反视官立学校为可恃。故当时定令，各地虽皆有学校，而士大夫仍于学校之外，增设书院，不以并行为病，是亦书院与学校异趣者也。呜呼，讲学自由，经济独立，非今日学者所渴望者乎？稽之史策，固有前规，凡今人之所虞，何莫非昔人所见及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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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系国子监直讲，元丰三年，诏改为太学博士，每经二人。
[2] 按《宋史·选举志》：“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盖科举之罢，为时未久也。”
[3] 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
[4] 山长之名始此。
[5] 按《续通考》：“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县太室山下，五代时建。”
[6] 即孙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