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以来，君主政体无所变革。然政治之中心，往往不在君主本身，而旁及于女主、外戚、宦寺、嬖幸、宗王、强藩之手。有宋尽革其弊，虽间有女主垂帘、宦者得势之时，要皆视两汉、晋、唐为不侔。

《宋史·后妃传》：“慈圣光献曹后拥佑两朝，宣仁圣烈高后垂帘听政，而有元祐之治。”“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宦官传》：“宋世待宦者甚严。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又诏臣僚家毋私蓄阉人，民间有阉童孺为货鬻者论死。去唐未远，有所惩也。厥后太宗却宰相之请，不授王继恩宣徽。真宗欲以刘承规为节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听政者凡三朝。在于前代，岂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貂珰有怀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虑深矣。然而宣、政间童贯、梁师成之祸，亦岂细哉！南渡苗、刘之逆，亦宦者所激也。”

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而政党政治之风，亦开于宋。《论语》曰：“君子群而不党。”以党为不良之名词。故世多以党为戒，后汉始有党禁。

《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瑀、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皆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谊者，一切结为党人。”“熹平五年闰月，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光和二年四月丁酉，大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中平元年三月壬子，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

唐代亦有牛、李之党，

《通鉴目录》：“穆宗长庆元年，李德裕、李宗闵始为朋党。”

《通鉴》：“长庆三年三月，以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时僧孺与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太和七年二月，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谢，上与之论朋党事，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八年十一月，李宗闵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复以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复兼平章事。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其事虽不同，要皆不可目为政党。盖汉之党人，徒以反对宦官、自树名节为目的，固无政策之关系。其与之为难之宦官，更不成为敌党。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故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

宋仁宗时，始有朋党之议。

《宋史纪事本末·庆历党议篇》（陈邦瞻）：“仁宗景祐三年，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范仲淹，以吕夷简执政，进用多出其门，上《百官图》指其次第。……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弊。……夷简诉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仲淹对益切，由是落职，知饶州。集贤校理余靖请改前命，坐落职，监筠州酒税。馆阁校勘尹洙上疏，自承是仲淹之党。夷简怒，斥监郢州酒税。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司谏高若讷不能谏，若讷怒，上其书，修坐贬夷陵令。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仲淹、靖、洙、修而讥若讷，都人士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御史韩缜，希夷简旨，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者。从之。”“宝元元年冬十月丙寅，诏戒百官朋党。”

欧阳修著《朋党论》，谓惟君子有朋。

《宋史纪事本末》：“庆历三年三月，以欧阳修、王素、蔡襄知谏院。”“自范仲淹贬饶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群邪目之曰党人，于是朋党之议遂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盖已明于君子执政，必多集同志以行其政策，不必以朋党为讳矣。然庆历中虽有党论，而并无两党相对峙之形式。范仲淹、欧阳修等为党，而反对范、欧等之吕夷简、夏竦等并不能为党。吕虽反对范，后转为之画策，明与夏非党。

《宋史纪事本末》：“夏竦怨石介斥己，欲因以倾富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伪作介为富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弼与仲淹恐惧，不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不许。适闻契丹伐夏，仲淹固请行，乃独允之。仲淹将赴陕，过郑州。时吕夷简已老，居郑，仲淹往见之。夷简问：‘何事遽出？’仲淹对以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夷简曰：‘君此行正蹈危机，岂复再入？若欲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为便。’仲淹愕然。”

范之无憾于吕，尤能分别公私之界。

《宋史·范仲淹传》：“夷简再入相，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谢曰：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故仁宗时之党议，不得谓之政党，而君子之风有足多者。

中国之有政党，殆自宋神宗时之新旧两党始。其后两党反复互争政权，讫北宋被灭于金始已。

北宋新旧党政争表

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大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以政争目之；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

自唐、五代以降，因仍苟且，政法大敝。宋室区区，仅能谋政权之统一，图皇位之世袭，而于民生国计之要，初未能有大经大法，起积弊而垂之于无穷。故有识之士，咸思奋发有为。范仲淹、欧阳修等，皆尝持改革之论。

《宋史·范仲淹传》：“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其十事为：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1]

《本论》（欧阳修）：“今之务众矣，所当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则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财丰矣，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天下之势，有若敝庐，补其奥则隅坏，整其桷则栋倾，枝撑扶持，苟存而已。……是以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敝，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至神宗时，积弊愈甚。而王安石、吕惠卿等，以学者见信于神宗，遂力主改革旧弊，创立新法。十余年间，于理财讲武、恤民救灾、兴学育才、建官明法之要政，粗有图议，尚未能大树规模。而当时之守旧者，若司马光、富弼、韩琦、文彦博、范纯仁等，群起反对。致王、吕之事，未能展其六七。盖以其施行太骤，陈义太高，蚩蚩之民，相率咨怨。而奉行之官吏，又不能尽如立法者之意，有以贻反对者之口实也。今观其施行次第：

《宋史·神宗纪》称：熙宁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参知政事。甲子，陈升之、王安石创置三司条例，议行新法。三月乙酉，诏漕运盐铁等官，各具财用利害以闻。四月丁巳，遣使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丁卯，立常平给敛法。十一月乙丑，命韩绛制置三司条例。丙子，颁《农田水利约束》。闰月，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三年正月乙卯，诏诸路散青苗钱，禁抑配。十二月己未，立诸路更戍法，旧以他路兵杂戍者遣还。乙丑，立保甲法。丁卯，以韩绛、王安石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寅，初行免役法。四年正月壬辰，王安石请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仓本，从之。二月丁巳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置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路学官，使之教导。辛酉，诏治吏沮青苗法者。三月庚寅，诏给诸路学田，增教官员。辛卯，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职者。十月壬子朔，罢差役法，使民出钱募役。戊辰，立太学生内、外、上舍法。五年三月丙午，以内藏库钱置市易务。四月己未，括闲田，置弓箭手。六月乙亥，置武学。八月甲辰，颁方田均税法。六年三月庚戌，置经局，命王安石提举。己未，置诸路学官。丁卯，诏进士、诸科，并试明法注官。四月乙亥，置律学。戊戌，裁定在京吏禄。八月戊戌，复比闾族党之法。九月壬寅，置两浙和籴仓，立敛散法。戊申，诏兴水利。七年三月己未，行方田法。四月丙戌，王安石罢知江宁府。以韩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翰林学士吕惠卿参知政事。十月庚辰，置三司会计司，以韩绛提举。八年二月癸酉，以王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己酉，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于学官。辛亥，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十月壬寅，罢手实法。九年十月丙午，王安石罢知江宁府。十年六月癸巳，王安石以使相为集禧观使。九月癸酉，立义仓。元丰元年正月乙卯，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二年五月戊子，御史中丞蔡確参知政事。三年二月丙午，以翰林学士章惇参知政事。六月丙午，诏中书详定官制。九月乙亥，正官名。乙酉，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五年四月癸酉，官制成。以王珪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確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甲戌，以太中大夫章惇为门下侍郎。五月辛巳朔，行官制。

则安石初执政时，改革最锐。至再执政，仅颁行《三经新义》及罢手实法而已。元丰初政，惟改官制，余多循熙宁之法行之。则以反对者之烈，未能举旧制一一研索，扫地而更张也。

神宗崩，高太后听政。元祐诸贤，力反王、吕、章、蔡所为。

《宋史纪事本末·元祐更化篇》称：元丰八年五月，诏起司马光知陈州。光过阙入见，留为门下侍郎。七月，罢保甲法。十一月丙戌，罢方田。十二月壬戌，罢市易法。罢保马法。元祐元年三月，司马光请悉罢免役钱，复差役法。诸色役人，皆如旧制。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刬革略尽。八月辛卯，诏复常平旧法，罢青苗钱。

其势似颇专于守旧。然其于学校贡举，亦思多立新制以祛旧弊。

《宋史纪事本末·学校科举之制篇》称：元祐元年四月辛亥，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五月戊辰，命程颐等修定学制。颐以为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镌解额以去利诱。及置待宾吏师斋，立观光法，如是者亦数十条。七月癸酉，立十科举士法。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

使温公等执政稍久，未必不别有所建设。惟其建设之法，必有鉴于王、吕等，不期急进，而务得民心。且即王、吕之所创置，亦未尝不可采用。如差役之法，苏轼、范纯仁等皆以为不如免役。足证守旧者未必不知新法之孰长孰短。即温公一概抹杀，而苏、范且抗颜力争矣。

宋之新党近于管、商，旧党近于黄、老。其根本观念不同，故政策亦各有所蔽。第以司马温公与王荆公辩论之书观之，即可知其政策之原本。

《司马光与王介甫书》：“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又置提举句当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或以此也。”“夫侵官者，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辨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光昔从介甫游，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制置条例，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乱，莫安其居者，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光窃为介甫不取也。”“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我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者：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者，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惟旧者偏徇俗见，新者间杂意气，则皆不免为贤者之累。其后新党为众论所排，不得不用政见相同之人，而小人乃乘而为利。旧党当元祐中虽暂得势，寻复分裂，而有洛、蜀、朔党之别。而两方始不以政策为重，而以党派为争矣。

《宋史纪事本末》：“元祐二年，吕公著独当国，群贤咸在朝，不能不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语。洛党以程颐为首，而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而吕陶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而辅之者尤众。”

熙、丰、元祐之分党，最为纯洁。其于异党之人，虽亦排斥，然未尝明著党籍，诬加罪状也。其后绍述调停反覆不已，而蔡京当国，遂至仇异党而刻石示众。

《宋史纪事本末·蔡京擅国篇》：“（崇宁元年）秋七月戊子，以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九月己亥，立党人碑于端礼门，籍元符末上书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时元祐、元符末群贤贬窜死徙者略尽，蔡京犹未惬意，乃与其客强浚明、叶梦得籍宰执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公亮、吕大防、刘挚、范纯仁、韩忠彦、王珪、梁焘、王岩叟、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苏辙、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王钦臣、姚勔、顾临、赵君锡、马默、王汾、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孙觉、吴安持、钱勰、李之纯、赵彦若、赵禼、孙升、李周、刘安世、韩川、吕希纯、曾肇、王觌、范纯粹、杨畏、吕陶、王古、陈次升、丰稷、谢文瓘、鲜于侁、贾易、邹浩、张舜民，余官程颐、谢良佐、吕希哲、吕希绩、晁补之、黄庭坚、毕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马康、吴安诗、张耒、欧阳棐、陈瓘、郑侠、秦观、徐常、汤馘、杜纯、宋保国、刘唐老、黄隐、王巩、张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义问、余卞、李格非、商倚、张廷坚、李祉、陈佑、任伯雨、朱光裔、陈郛、苏嘉、龚夬、欧阳中立、吴俦、吕仲甫、刘当时、马琮、陈彦、刘昱、鲁君贶、韩跋，内臣张士良、曾焘、赵约、谭扆、王偁、陈询、张琳、裴彦臣，武臣王献可、张巽、李备、胡田，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状，谓之奸党，请御书刻石于端礼门。京等复请下诏，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宁、绍圣之政者，付中书，定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责有差。”

《金石萃编·元祐党籍碑》（王昶）：“碑有二本。一是装本，正书隶额，有饶跋，在静江府。一碑高六尺，广三尺一寸五分，行字多寡不等，正书。额题‘元祐党籍碑’五字，亦正书，有沈跋，在融县……《元祐党籍碑》，徽宗朝原有两本。崇宁元年九月己亥，御书刻石于端礼门者，初本也。三年六月戊午，重定一籍，通三百九人，御书刊石置文德殿门东壁，又诏蔡京书之，颁之州县，令皆刻石者，再刻本也。五年正月，以星变除毁朝堂石刻，如外处有石刻亦令除毁，而原刻无有存者。今世所传，乃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玩碑文先立于宫学，次及太学辟雍，又次及天下郡邑，则宫学在太学之上矣。此碑今存者，山左较多，河南次之。”

此则政党史之污点也。蔡京与王安石有连，然当王、吕时，未尝得志。元祐初，且以复差役为司马光所赏。

《宋史纪事本末·元祐更化篇》：“初，差役之复，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开封府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则徽宗时之斥逐奸党，直元祐叛党所为，而无与于熙、丰之党也。

熙、丰、元祐之政党，败坏于蔡京。经宣和、靖康之变，而新党无所容喙。观崔之疏，可知当日群议之归向。

《宋史纪事本末·群奸之窜篇》：“宣和七年十二月，右正言崔上疏曰：‘数十年来，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门生死则一门生用，一故吏逐则一故吏来，更持政柄，无一人害己者。……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京又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一有异论，累及学官。若苏轼、黄庭坚之文章，范缜、沈括之杂说，悉以严刑重赏，禁其收藏，其苛锢多士，亦已密矣。……仁宗、英宗选敦朴敢言之士，以遗子孙。安石目为流俗，一切逐去，司马光复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于泰山。及章惇、蔡京倡为绍述之论以欺人主，绍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谄佞，绍述同风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绍述理财而公私竭，绍述造士而人才衰，绍述开边而塞尘犯阙矣。……京奸邪之计大类王莽，而朋党之众则又过之。愿斩之以谢天下。’累章极论，时议归重焉。”

建炎仓猝之际，首诏停散青苗钱，及还元祐党籍及上书人恩数。

《宋史·高宗本纪》：“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即位，改元建炎。”“罢天下神霄宫，住散青苗钱。”“六月辛未，还元祐党籍及上书人恩数。”

而洛、蜀诸人之学术，复重于世，荆公之新说衰矣。然朱熹所订《社仓事目》，实本熙宁青苗之法。

《史传今义》（梁启超）：“后此有阴窃青苗法之实而阳避其名者，则朱子之《社仓》是也。其法取息十二，夏放而冬收之，此与青苗何异？朱子行之于崇安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亦犹荆公行之于鄞而效，而欲以施之天下也。朱子平日痛诋荆公，谓其汲汲财利，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及倡《社仓》议，有诘之者，则奋然曰：介甫独散青苗一事是耳。”[2]

是洛党学者，亦未尝不用新法之善者也。

宋代党论，历时最久。元祐党案甫衰，庆元党案复起（《宋元学案》有《元祐党案》《庆元党案》两表）。然伪学之禁，虽亦由执政者之分党相攻，而韩侂胄、京镗等初无政策可言，赵、留、朱、蔡等亦未尝标榜政策，反对异党。其事止类于后汉之党锢，与北宋之党争不同也。自是而后，惟学有党，而政无党。明之东林党议虽亦以政权相倾轧，历时至五十年。

《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篇》：“顾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故杨时书院也。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謇谔自负，与政府每相持。其附阁臣沈一贯者，科道亦有人，而宪成讲学，天下趋之。一贯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其后更相倾轧，垂五十年。”

然反对东林者，亦复不足齿数。上下数千年，惟北宋卓然有政党，岂不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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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此，是范文正实首倡改革者。然以其知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故持论尚取其近而易行者。而当时之人，已以为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而不可行矣。

[2]　俱见《朱子语类》。《社仓事目》见《朱子集》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