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文化，自汉以来，虽迭因兵燹而遭摧毁，然治乱相间，亦时时有人整理而绍述之。即以书籍而论，牛弘所举五厄，自破坏方面言之也；而与此五厄相错者，则自荀勖因《中经》著《新簿》，始分四部，至隋、唐而分析益密。目录之学，远绍刘《略》、班《志》之绪。
《隋书·经籍志》：“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预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
计其都数，隋唐最盛。
《隋书·经籍志》：“中原……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新唐书·艺文志》：“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而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宰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至文宗时……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
分写副本，尤极精美。
《隋书·经籍志》：“平陈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新唐书·艺文志》：“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颋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
《唐六典》：“四库之书，两京各二本，共三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
典校装写，并设专官。
《唐六典》：“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少监二人，从四品上。”“秘书郎四人，从六品上，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丙、丁为之部目。”“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皆辨其纰缪，以正四库之图史。”“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典书八人、楷书手八十人、熟纸装潢匠各十人、笔匠六人。”“弘文馆学士无员数，掌详正图籍。”“书郎二人，掌校理典籍，刊正错缪。典书二人，拓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集贤殿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知书官八人。”“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拓书手六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
所贮副本，并以赐人。
《唐六典》：“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曰正本、副本、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写给之。”[1]
此帝王之以国力保存文化者也。
其士大夫之藏书者，自晋以来，多著称于史策。
《晋书》：“张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
《南史》：“张缵好学，兄缅有书万卷余，昼夜披读，殆不辍手。”“沈约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都下无比。”“任昉博学，于书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及卒后，武帝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无者就其家取之。”“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
至唐而藏书者尤多，
《旧唐书》：“吴兢家聚书颇多，尝自录其卷帙，号《吴氏西斋书目》。”[2]“韦述少聪敏，笃志文学，家有书二千卷。述为儿童时，记览皆遍，人骇异之。述澹于势利，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以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研、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品题，无不毕备。”“蒋乂代为名儒，而又史官吴兢之外孙，以外舍富坟史。幼便记览不倦，手不释卷，老而弥笃，旁通百家，尤精历代沿革。家藏书一万五千卷。”“田弘正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李磎聚书至多，手不释卷，时人号曰李书楼。”“韦处厚聚书逾万卷，多手自刊校。”“苏弁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
《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韩愈）：“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题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
《寄许孟容书》（柳宗元）：“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
好学者率手自抄录。
《旧唐书》：“柳仲郢厩无名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九经、三史一抄，魏晋以来南北史再抄，手抄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又精释典，《瑜伽》《智度大论》皆再抄，自余佛书，多手记要义。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
此隋、唐所以能赓续前绪，使文教翼进而不坠者也。
有唐一代，为文学美术最盛之时，而其他学术亦时有树立。其于经，有《经典释文》《五经正义》等书。而南北之学，以之统一。
《经学历史》（皮锡瑞）：“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无北学，南学北学，以所学之宗主分之，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隋书·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于《书》云：‘梁、陈所讲，有郑、孔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浸微。’是伪孔、王、杜之盛行，郑、服之浸微，皆在隋时。故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也统一，而北学从此绝矣。”“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颖达既卒，博士马嘉运驳其所定义疏之失。有诏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诏诸臣复考证之，就加增损。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其所定《五经疏》，《易》主王注，《书》主孔传，《左氏》主杜解。郑注《易》《书》，服注《左氏》，皆置不取。”“其时同修《正义》者，《周易》则马嘉运、赵乾叶，《尚书》则王德韶、李子云，《毛诗》则王德韶、齐威，《春秋》则谷那律、杨士勋，《礼记》则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张权。标题孔颖达一人之名者，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耳。”（按《周易正义》十六卷，《尚书正义》二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正义》三十六卷，是为《五经正义》。此外贾公彦有《周礼疏》五十卷，《仪礼疏》五十卷，杨士勋有《春秋穀梁传疏》十三卷，皆成于唐初。惟徐彦《公羊传疏》二十八卷，不详其时代。）“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宝贵者，有陆德明《经典释文》[3]。《经典释文》亦是南学，其书创始于陈后主元年，成书在未入隋以前。而《易》主王氏，《书》主伪孔，《左》主杜氏，为唐人义疏之先声。”
于史有《晋》《梁》《陈》《周》《齐》《隋》诸书，及《南》《北》二史。而五朝之事，得无失坠。
《旧唐书·艺文志》载：“《晋书》一百三十卷，许敬宗等撰。”“《梁书》五十卷，姚思廉撰。”[4]“《陈书》三十六卷，姚思廉撰。”“《后周书》五十卷，令狐德棻撰。”“《北齐书》五十卷，李百药撰。”“《隋书》八十卷，魏徵等撰。”“《南史》八十卷，李延寿撰。”“《北史》一百卷，李延寿撰。”
外此，如李鼎祚《周易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等，皆有考证辑录之功。其见于《唐志》而不传者尚多，无俟具论。比而观之，唐之史学盛于经学。如刘子玄著《史通》讥评古今。
《史通自序》（刘知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
杜佑撰《通典》，条贯事类。
《通典序》（李翰）：“京兆杜公君卿，雅有远度，志于邦典。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凡有八门，号曰《通典》。”
皆史家之创制，迄今人犹诵法之。
其读经者，多务速成，罕治大经。
《唐会要》：“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言：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开元十六年，国子祭酒杨玚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一二，又《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殆将绝废，亦请量加优奖。”
虽有壁书五经，石刻九经，而名儒不窥。讹误甚多，世盛讥之焉。
《唐会要》：“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司业，始详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文宗太和七年，敕于国子监讲学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5]
《旧唐书·文宗纪》：“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
隋承南朝之绪，注重天文历算之学。其历、天文、漏刻、视祲，各有博士及生员。
《隋书·百官志》：“秘书省领著作、太史二曹……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司历二人，监候四人。其历、天文、漏刻、视祲，各有博士及生员。”又《天文志》：“高祖平陈，得善天官者周坟以为太史令。坟博考经书，勤于教习。自此太史观生，始能识天官。”
唐因其制，设官益多。
《唐六典》：“太史局令二人，从五品下，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焉。丞二人，从七品下；司历二人，从九品上；保章正一人，从八品上；历生三十六人，装书历生五人，监候五人，从九品下；天文观生九十人，云台郎二人，正八品下；天文生六十人，挈壶正二人，从八品下；司辰十九人，正九品下。漏刻典事十六人，漏刻博士六人，漏刻生三百六十人，典钟二百八十人，典鼓一百六十人。”
故精于测算制作者，不乏其人。王孝通著《缉古算经》，为后世立天元术所本。
《畴人传》（阮元）：“王孝通武德九年为算术博士，复为通直郎太史丞，著《缉古算经》一卷，并自为之注。”“李锐曰：算书以《缉古》为最深，学之未易通晓。惟以立天元术御之，则其中条理秩然。”阮元曰：“孝通《缉古》，实后来立天元术之所本也。”
李淳风、梁令瓒等制仪象，史称其精博，后世不能过。
《新唐书·天文志》云：“星经、历法，皆出于数术之学。唐兴，太史李淳风、浮图一行，尤称精博，后世未能过也。”“贞观初，太宗诏淳风为浑仪。七年，仪成。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一曰六合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相结于四极之内。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璇玑规、月游规，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转于六合之内。三曰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矩规。又玄枢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于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皆用铜。”“开元九年，一行受诏，改治新历，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以木为游仪，一行是之，乃奏：‘……请更铸以铜铁。’十一年仪成。……玄宗又诏一行与令瓒等更铸浑天铜仪，圆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昼夜而天运周。外络二轮，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旋一周，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周天。以木柜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立木人二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则自击之；其一前置钟以候辰，至一辰而自撞之。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关锁，交错相持。”
而瞿昙罗、瞿昙悉达等，以西域人制历译书。
《畴人传》（阮元）：“瞿昙罗官太史令，神功二年甲子南至，改《元圣历》，命瞿昙作《光宅历》。将颁用，三年罢之。”“瞿昙悉达开元六年官太史监，受诏译《九执术》。上言：臣等谨案九执术法，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习传授，肇自上古。”“臣等谨凭天旨，专精钻仰，凡在隐秘，咸得解通。”“其算法用字乘除，一举札而成，凡至十进入前位，每空位处，恒安一点。”
世谓即今西法所自出，是尤唐代历算学之特色矣。
阮元曰：“九执术即今西法之所自出，名数虽殊，理则无异。惟《九执》译于唐时，其法尚疏，后人精益求精，故今之西法为更密合耳。”
唐人于地理之学，亦甚注重。州府三年一造地图，鸿胪有外国山川风土图。
《唐六典》：“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其五方之区域，都鄙之废置，疆埸之争讼者，举而正之。”
《唐书·经籍志》载《长安十道图》《开元十道图》等，当即其时州府所上，惜其后不传耳。
《旧唐书·经籍志》：“《长安四年十道图》十三卷。”“《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
高宗时，许敬宗等撰《西域图志》。按其卷数，当更详于裴矩之《西域图记》。
《新唐书·艺文志》：“《西域图志》六十卷，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
而制作之法未闻。德宗时，贾耽画《陇右山南图》及《海内华夷图》，史载其折算及题色之法。
《旧唐书·贾耽传》：“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自吐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曰：陇右一隅，久沦蕃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谨撰《别录》六卷。又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帅，臣并研寻史牒，剪弃浮词，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成十卷。……贞元十七年，又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献之曰：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间以众务，不遂专门。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闻见，聚于丹青，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凡诸疏舛，悉从厘正。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习简易。”
后世图书，分别朱墨，所由昉也。耽之图世犹传其模本，而书亦不传。今所存唐人地理书，惟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为后世地志之祖。
《元和郡县图志序》（李吉甫）：“前上元和国计簿，审户口之丰耗；续撰《元和郡县图志》，辨州域之疆理。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序事之前，并目录两卷，总四十二卷。”[6]
其书详载四至八到，及开元、元和户数、乡数之比较，不独资当时之实用，且可供后世之考证焉。
唐人尚文学，学者必精熟《文选》。
《困学纪闻》（王应麟）：“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
然唐人能变选文之文，而自开风气，由模仿而创造，备极文章之能事。故论文与诗，莫盛于唐。虽其风气迭变，作者代出，未可以一概论。
《新唐书·文艺传》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嚌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魏、晋，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
要以杜甫、李白之诗，韩愈、柳宗元之文，极雄奇深秀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为有唐一代之特色。至其体制，由排偶而单行，由浮华而质朴。而律诗、绝诗诸体，又以谐协声律擅长，虽齐、梁人之讲声律者，尚不之逮，则进化之表见于文艺者也。
隋唐之世，书法亦益进化，世称隋碑为古今书学大关键。
《语石》（叶昌炽）：“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隶楷。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变化，而不离于规矩，诚古今书学大关键也。”
唐初书家，欧、虞皆尝仕隋，则隋、唐之书法，亦难画分界域也。按隋始置书学博士，唐代因之。
《唐六典》：“隋置书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皇朝加置二人。”
以书为教，故善书者特多。不但著名之书家，卓然各成家法，即寻常流传文字，亦皆雅健深厚。近世发见敦煌石室之经卷，多唐人书，虽其不经意之作，今人亦鲜能及焉。唐太宗好书法，躬撰《晋书·王羲之传论》，自谓“心慕手追”，
《晋书·王羲之传》：“制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临终至以《兰亭序》殉葬。
《法书要录》：“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高宗流涕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入玄宫矣。”
《唐书》以二王等书载之小学类，
《新唐书·艺文志》：“二王、张芝、张昶等书一千五百一十卷。”（太宗出御府金帛，购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纸，为八十卷。又得献之、张芝等书，以“贞观”字为印。草迹命遂良楷书小字以影之。其古本多梁、隋官书。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署记。帝令魏、褚卷尾各署名。开元五年，敕陆玄悌、魏哲、刘怀信检校，分益卷轶。玄宗自书“开元”字为印。）
故知唐人之工书，不第由学校教授。且经贞观、开元之提倡，视其他艺术为独尊也。古碑无行书，至唐始有之。
《语石》（叶昌炽）：“隋以前碑无行书。以行书写碑，自唐太宗《晋祠铭》始。开元以后，李北海、苏灵芝皆以此体擅长。”
草书亦至唐而盛，张旭、怀素并称草圣，颜真卿传旭笔法。
《新唐书·张旭传》：“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传其法惟崔邈、颜真卿云。”
真书行草，集篆籀分隶之大成。
《宣和书谱》：“论者谓颜真卿书点如坠石，画如夏雨，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篆籀分隶而下，同为一律，号为大雅，岂不宜哉！”
自宋及清，学书者无不师颜，亦可证张旭之所诣矣。
与书学并进者，又有绘事。隋置宝迹台以藏画，与妙楷台之藏书并重。
《隋书·经籍志》：“炀帝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观文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7]；西曰宝迹台，藏古画。”
至唐而集贤殿书院有画直。
《唐六典》：“画直八人。”[8]
画直之画，且志之于史籍。
《新唐书·艺文志》：“杨昇画《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张萱画《伎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秋千图》，并开元馆画直。”[9]
是皆可为隋、唐注重绘事之证。前代绘画多重人物，如晋之顾恺之、梁之张僧繇等，皆以画人物擅名。宋之宗炳，始画山水于壁，以供卧游。
《名画录》：“宋宗炳，字少文，善书画，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画于壁，坐卧向之。”
至唐而王维、李思训、吴道子等，始画山水著名。
《唐画断》：“王右丞维，画山水松石，风标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画枫戍，一画辋川，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又曰：山水松石，妙上上品。”“开元中，诸卫将军李思训，子昭道为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时人云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是也。思训格品高奇，山川妙绝，鸟兽草木，皆极其能。中舍之图，山水鸟兽甚多，繁巧智思，笔力不及也。天宝中，玄宗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奏断诏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国朝山水第一。’思训神品，昭道妙上品。”“吴道玄字道子，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玄宗天宝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吴生驿递，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云：‘臣无粉本，并记在心。’遣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将军山水擅名，亦画大同殿壁，数月方毕。玄宗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
然亦兼工人物，不专画山水。
《唐画断》：“吴道子画人物、佛像、鬼神、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国朝第一。”
若阎立本、韩幹等，尤专以人物著。《唐志》所载，皆人物图也。
《新唐书·艺文志》：“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韩幹画《龙朔功臣图》《姚宋及安禄山图》《相马图》《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球图》。”
近年敦煌石室发见唐画，皆极工细之人物。
《石室秘宝》载唐画五：一画壁《弥陀法会图》、一藻井画《佛堂内诸佛图》、一画壁《千佛岩图》、一画壁《明王像》、一画壁《太子求佛舍利图》。
故知唐画专以工细象形为主，非若后世之写意画，潦草简率，谓得神似矣。
唐人学艺之精者，自诗文、书画外，复有二事：曰音乐、曰医药。观其制度，盖皆以为专门之学，广置师弟以教之。教乐则有太乐署，
《唐六典》：“太乐令掌教乐人，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飨燕，丞为之贰。”“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若未成，则又五年而校之，量其优劣而黜陟焉。若职事之为师者，则进退其考，习业者亦为之限，既成得进为师。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而分番上下[10]，皆教习检察以供其事。”
教医则有太医署。
《唐六典》：“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凡针疾，先察五脏有余不足而补泻之。凡针生习业者教之，如医生之法。”“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曰风，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湿，五曰饥，六曰绝，七曰劳，八曰逸。凡人支节府藏积而疾生，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留，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拔除邪魅之为厉者。”（其京兆府各大都督府各州，皆有医学博士及助教学生等。诸州每年任土所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
故唐之精于音乐者特多，上自帝王卿相[11]，下至优伶工人[12]。虽其所工与古之雅乐并趣，而言梨园者必始于唐。
《旧唐书·音乐志》：“玄宗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梨园子弟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别署，教院廪食常千人。”
至医药专家，则有甄权、孙思邈等。
《旧唐书·方伎传》：“甄权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孙思邈撰《千金方》三十卷。”
世虽属之方伎，然与袁天纲观相，李虚中之推命，固有学术之殊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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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武后赐新罗吉凶礼，并文辞五十篇等，皆秘书所写也。
[2] 《渊鉴类函》引鸿书吴兢西斋书一万三千四百余卷。
[3] 三十卷。
[4] 实五十六卷。
[5] 开成二年始成。
[6] 宋时图已亡，独志存。
[7] 按楷书之名当始于此，隋秘书省有楷书员二十人，唐亦有楷书手。
[8] 开元七年，敕缘修杂图访取二人。八年，又加六人。十九年，院奏定为直院。
[9] 前史不志图画，《唐志》始载之子部艺术类。自汉王元昌画《汉贤王图》，至周昉画《扑蝶图》，凡四十余种，亦可见唐之重画矣。
[10] 短番散乐一千人，诸州有定额。长上散乐一百人，太常自访召关外诸州者分为六番，关内五番，京兆府四番，并一月上。一千五百里外两番并上，六番者上番日教至申时，四番者上番日至午时。
[11] 如玄宗、汝阳王琎、宋璟、杜鸿渐等。
[12] 如李龟年、黄幡绰等，皆有特殊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