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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

第二章 佛教入中国之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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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无历史,佛书亦不以纪年为要,故佛之时世,言人人殊。

《魏书·释老志》:“所谓佛者,本号释迦文者,译言能仁,谓德充道备,堪济万物也。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释迦即天竺迦维卫国王之子。天竺其总称,迦维别名也。初,释迦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胁而生。既生,姿相超异者三十二种。天降嘉瑞以应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经》说之备矣。释迦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释迦年三十成佛,导化群生,四十九载,乃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涅槃译云灭度,或言常乐我净,明无迁谢及诸苦累也。”

《释氏稽古略》(释赞宁):“稽夫如来之生也,当此周昭王九年甲寅之四月八日。其出家也,当昭王二十七年壬申之二月八日。其成道也,当昭王三十三年之戊寅。其灭度也,当穆王三十六年壬申之二月十五日。”[1]《东洋史要》:“佛教祖师名瞿昙悉达多,一作乔答摩悉达,或号为释迦牟尼,中印度迦维卫国[2]王子也。生于周灵王之十五年,约与孔子、老聃同时。释迦见人类不能离生、老、病、死四者之苦,遂出家入山,求解脱法。新辟一宗教,力反婆罗门所为,唱说平等主义,抉差别种姓之藩篱,谓一切众生,不问其所自出,但能杜绝邪欲,脱离世网,即皆可以于未来受无量福。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入般涅槃。”

吾国固有之佛字,惟以仿佛为义,非以称释迦也。

《说文》:“佛,仿佛也。从人,弗声。”

后世附会之说,谓孔子时已知西方有佛。

《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见孔子,问:三王五帝圣者欤?孔子皆答以不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

其言固不足为据。即谓西汉获休屠王祭天金人,为佛道流通之渐,

《魏书·释老志》:“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3]。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亦不足为佛教入中国之证。

《休屠王金人考》(日本羽溪了谛)[4]:“霍去病获金人时,当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印度尚未有佛像之制作。印度史上有名之阿育王时代(公元前二七二至前二三二年)所建佛陀伽耶之摩诃菩提寺,始有雕刻。至公元前一、二世纪制作之石垣石门,均无佛像。前者惟有佛座,后者只表佛足之形。缘其时学者,以为佛之形像,神圣不可亵渎也。其后至犍陀罗美术,始有佛像之制作,实当公元后一、二世纪顷。故知公元前一世纪,无所谓金身佛像也。”

佛教之入中国,盖在西汉之末,东汉之初。

《魏书·释老志》:“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

世或谓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始得佛经,说亦未确。

《释氏稽古略》:“佛教流通东土之始,永平七年,帝梦金人,长大,顶有白光,飞至殿庭。旦问群臣,太学闻人傅毅奏曰:‘周昭王时,西域有佛出世,其形长一丈六尺,而黄金色,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博士王遵,推《周书》异记佐之。帝遂遣中郎蔡愔、博士秦景等十八人使西域求佛法。蔡愔等至天竺邻境月氏国,遇摄摩腾、竺法兰二人,奉佛经像来震旦,遂同东还。”[5]

《魏书·释老志》:“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遣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盖蔡愔等永平十年始还,

《佛教西来玄化应运略录》(宋程辉):“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明帝梦金人,遣王遵等十八人西访佛法,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回洛阳。”

而楚王英在永平八年,已祠浮屠。

《后汉书·楚王英传》:“永平八年,英奉黄缣白纨赎罪。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足知佛法之来,决非始于愔等。惟译经造寺,始此时耳。

《魏书·释老志》:“愔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

《高僧传》(释慧皎):“摄摩腾,本中天竺人,解大、小乘经。冒涉流沙,至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竺法兰,亦中天竺人。既达雒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所谓《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

摄、竺东来,既受优遇,故月氏、安息之高僧,接踵而来。

《高僧传》:“安清,字世高,安息国太子也。讽持禅经,备尽其妙,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要经,改梵为汉,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6]“支娄迦谶,亦直云支谶,月支人。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竺佛朔,天竺沙门,亦汉灵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弃文存质,深得经意。”“安玄,安息国人,亦以汉灵之末,游贾雒阳。以功号曰骑都尉,常以法事为己任。渐解汉言,志宣经典,常与沙门讲论道义。”“康僧会,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亡,出家。笃志好学,明解《三藏》。”“支谦,字恭明,月氏人。来游汉境,桓、灵之世,有支谶[7]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通六国语。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

翻译佛典,凡数百部:

《开元释教录》(释智昇):“后汉明帝永平十年至献帝延康元年,缁素一十二人,所出经律并新旧集失译诸经总二百九十二部,计三百九十五卷。”

然汉、魏之际,其教犹未盛行,虽桓帝祠浮图,历见史传,

《后汉书·桓帝纪》:“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又《襄楷传》:楷谏桓帝疏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

《释氏稽古略》称桓帝永兴二年,“帝铸黄金浮图、老子像,覆以百宝盖,宫中身奉祠之。世人以金银作佛像,自此而始也”。

其视佛教,殆与道家言相等,未能区别其异同。当时惟听西域人出家,禁汉人效之。

《高僧传》:“石虎时,著作郎王度,称汉明感梦,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

是汉时视佛教,正如清代之视耶教,禁止内地人民之信奉。其后流传渐广,始不以种族而分宗教耳。

* * *

[1] 此引《正宗记》语。

[2] 今印度哥尔克波尔附近。

[3] 此吾国祭祀神鬼,以烧香为礼之始。

[4] 见《史林》第三卷第四号。

[5] 永平十年至京。

[6] 《释道安经录》:“安世高以汉桓帝建和二年至灵帝建宁中,二十余年,译出凡三十余部经。”

[7] 即支娄迦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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