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以降，建筑之进步，以城为最。周代城郭有定制[1]，兴建亦有定时。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

《春秋》纪鲁城筑，凡二十有三，率以示城筑之时否。

《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文公十二年：“城诸及郓，书时也。”

然即此亦可见当时各国都邑，初非皆有城郭，绵世历年，陆续营建，而后重要之地，始各有城耳。吴王阖闾筑城，已违周制。

《吴越春秋》：“阖闾曰：‘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曰：‘有。’阖闾曰：‘寡人委计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象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西者，欲以绝越明也；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2]

战国时筑城，则仅为兵事计，不问城筑之时矣。如《史记·六国表》书“秦城南郑，魏城少梁”，有年而无时。盖仅以其为兵事而城，不计其时否，与《春秋》所书异趣。当时用兵注重攻城，有一举而得城数十者。

《史记·六国表》：“楚顷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秦昭王十八年，客卿错击魏至轵，取城大小六十一。”“秦庄襄王二年，蒙骜击赵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

墨家学者所传备城门诸法，凡敌之以临、冲、钩、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相攻者，胥有以制之，则攻城守城，盖为兵家专科之学矣。

战国时，内地战事，无关于民族之存亡，其筑城与攻守之法，皆不足称述。惟当时各国备御边患，竞筑长城，则为史策一大事。《说文》曰：“城所以盛民也。”是城之为制，必周匝而无所缺。然至战国时之城，则有二式。一则都邑之城，仍为周匝之式；一则边境之城，变为广长之式。或缺其一面，或空其三面，不必周匝如环。盖其城纯为对外而设，绵亘千里百里，劳费已巨，其不设防之地，可不必城也。列国筑长城之事，详于顾氏《日知录》：

《日知录》：“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阡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史记·苏代传》：‘燕王曰：齐有长城巨防，足以为塞。’《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续汉志》：‘济北国卢[3]有长城，至东海。’《泰山记》：‘泰山西有长城，缘河经泰山，一千余里至琅邪台入海。’此齐之长城也。《史记·秦本纪》：‘魏筑长城，自郑[4]滨洛以北有上郡。’《苏秦传》：‘说魏襄王曰：西有长城之界。’《竹书纪年》：‘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此魏之长城也。《续汉志》：‘河南郡卷[5]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此韩之长城也。《水经注》：‘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达泚阳，南北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城，曰方城。’此楚之长城也。若《赵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又言：‘肃侯十七年，筑长城。’则赵与中山亦有长城矣。以此言之，中国多有长城，不但北边也。其在北边者，《史记·匈奴传》：‘秦宣太后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此秦之长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此魏之长城也。《匈奴传》又言：‘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此赵之长城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此燕之长城也。‘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此秦并天下之后所筑之长城也。”

世徒称始皇筑长城，不知此事之始末，故详录之。大抵七国分立时，燕、赵、魏、秦各筑长城，不相连续，秦既统一，因前人之功，而加广焉。其中之不相属者，则为合之；故能起临洮至辽东，袤延数千里。侈言之，则曰“万里长城”，实则此数千里之城，决非数年之功所可就也[6]。然即曰诸国分筑，经营百数十年之久[7]，而吾民能为国家任此重役，成此宏功，亦世界所仅见矣。自秦成长城，而汉族与北方诸族，遂以长城为绝大之界域。

《汉书·匈奴传》：“孝文帝遗匈奴书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于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制之。”“乌珠留单于曰：孝宣皇帝哀怜，为作约束，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

自汉以降，时加修缮。

《日知录》：“汉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等击匈奴，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城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袤皆千里。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长城，自黄栌岭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六年，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而《斛律羡传》云：‘羡以北卤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距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五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黄河，西至绥州，南至勃出岭，绵历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七年，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逾榆林，东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此又后史所载继筑长城之事也。”

周代宫室之制，前为中堂，后为房室，与今人居宅迥异。余历考诸书，不知何时以堂后之房室移于堂之两旁，为三间五间之式。惟《礼记·儒行》有“环堵之室”之语。

《儒行》：“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注：“环堵，面一堵也。”

疑春秋战国时贫民之居，四面皆有墙，非如定制，虚其前为堂也。环堵之室，有室而无堂，不可以别内外，故于其中隔为三间；以中室为堂，而名两旁为内。至汉时平民之居，多为一堂二内之制。

《汉书·晁错传》：“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张晏曰：‘二内，二房也。’”

王氏鸣盛仍以古制释之，疑未当也。

《十七史商榷》（王鸣盛）：“此论徙民，似指庶民居多，而容或有大夫士。盖前为堂，后为室，而室之东旁为一房，此大夫至庶人皆同者。张晏混言二房，非也。”

古代帝王，以卑宫室为媺，以峻宇雕墙为戒。至春秋诸侯，争为僭侈，楚有章华之台，

《国语》：“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矣夫！’”

《新书》（贾谊）：“翟王使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华之台，台甚高，三休乃至。”

吴为姑苏之台。

《吴越春秋》：“阖庐治宫室，立射台于安里。华池在平昌南城，宫在长乐。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旦食山，昼游苏台；射于鸥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

崇高壮丽，非复昔之拘于制度，陈陈相因之式矣。战国之时，诸侯宫室益盛。齐威王有瑶台[8]，梁惠王有范台[9]，楚襄王有兰台及阳云之台[10]，燕昭王有黄金台，

《水经注》：“易水旁有金台，台上东西八十许步，南北如减。北有小金台，台北有兰马台，并悉高数丈。栋堵咸沦，柱础尚存，雕墙败馆，尚传镌刻之石。”

而齐宣王为大室，三百户。

《吕氏春秋·骄恣篇》：“齐宣王为大室，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

足见其时之宫室，咸以高大相尚矣。七国既一，诸侯宫室之制，悉萃于秦。秦之宫殿，遂极从古未有之大观。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万余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

虽为项羽所烧，而慈石之门，至唐犹在。

《元和郡县志》：“秦慈石门，在咸阳县东南十五里。东南有阁道，即阿房宫之北门也，累慈石为之。著铁甲入者，慈石吸之不得过，羌胡以为神。”

其建筑之根于学理，经久不毁，亦可推见矣。汉代宫室之壮丽，亦不下于秦，始自萧何，

《汉书·高帝本纪》：“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求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

盛于武帝。其规制犹可考见。

《三辅黄图》：“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前殿东西四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

《西京杂记》：“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街道周回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后宫。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后宫。门闼凡九十五。”

《水经注》：“建章宫周二十余里，千门万户。其东凤阙高七丈五尺，中有神明台、井幹楼，咸高五十余丈。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丈。南有璧门三层，高三十余丈，中殿十二间，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五丈，饰以黄金。楼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门。”“其长乐宫、咸阳宫之间，有渭桥，广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11]

汉之官吏，皆有赐室。其大者，谓之“大第室”。

《汉书·高帝纪》：“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12]。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

而外戚权臣，如王氏、梁氏，其宫室亦仿像帝王之居。

《汉书·元后传》：“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王根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两市，殿上赤墀青户琐。”

《后汉书·梁冀传》：“冀乃大起第舍，而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

新莽之篡，建立宗庙，尤极奇伟。

《三辅黄图》：“王莽时博征天下工匠，起九庙。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庙半之，为铜薄栌，饰金银雕文，穷极百工之巧。”

是虽帝王僭窃之侈心，未足为国民之范。然闳工巨制，一一皆出于民力，非其时物力充盛，工巧精进，亦不能遂其侈心也。

古代建筑，多为战争所毁。秦毁于项羽，

《史记·项羽本纪》：“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西汉毁于长安兵众及赤眉，

《汉书·王莽传》：“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城中少年……趋讙并和，烧作室门，斧敬法闼……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更始都长安，居长乐宫，府臧完具，独未央宫烧。”“明年，夏，赤眉樊崇等入关，攻更始，遂烧长安宫室市里，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

东汉毁于董卓，

《后汉书·献帝纪》：“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董卓传》注：“《献帝起居注》：旧时宫殿悉坏，仓卒之际，拾摭故瓦材木，工匠无法度之制，所作并无足观也。”

以惩帝皇贵族之奢荡，固当，然所毁之物力几何！累代建筑，皆天下之名材异产，非一时所能聚，又经无限之工作而后造成，非帝王贵族一人所能为也。论者谓欧人多作石室，吾国率土木构造，土木易毁，而石室难焚，故古代宫室存毁之多寡，以此而判。然吾国古代亦有石室，观《水经注》犹多载之。

《水经注·渭水篇》：“磻溪旁有一石室，盖太公所居也。”《巨洋水篇》：“寿光县有孔子石室，中有孔子像，弟子问经。”[13]《河水篇》：“龙门崌谷有三石室，因阿结牖，连局接闼，似是栖游隐学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又子夏陵北有子夏石室，南北有二石室，临侧河崖。”

汉有石室藏书。

《史记·太史公自序》：“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索隐》曰：“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

盖亦预防兵火，而为保存文籍垂之久远计也。

古代宫室，多为图画，观《楚辞》可见。

《楚辞·天问序》：“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问之。”

战国诸子，恒记画家之事，虽属寓言，亦足证其画事之盛。

《庄子·田子方》：“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槃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韩非子·外储说》：“客为周君画策者，三年而成，因观之，与髹策者同状，周君大怒。画策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门：‘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神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汉时宫室，亦多有画人物故事，善恶毕备，以昭鉴戒。

《鲁灵光殿赋》（王延寿）：“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海神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媱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

或专画一二人，

《汉书·广川王去传》：“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袴、长剑。”又《金日传》：“日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日每见画，常拜，乡之涕泣，然后乃去。”

或杂画多人，

《汉书·苏武传》：“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

《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传论》：“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

甚或画猥亵之状，

《汉书》：“广川王海阳坐画屋为男女裸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废徙房陵。”

足知汉时之壁画，多为人事，非若后世之写仿山水也。由壁画又进而有石刻画像，《水经注》多记之。

《水经注·济水篇》：“荆州刺史李刚墓，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四壁隐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作制工丽。”“汉司隶校尉鲁峻冢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七十二人形象，皆刻石记之，文字分明。”

今世所传，则有武梁祠石刻画像[14]及孝堂山石室画像[15]，古代车马衣服之制，胥可赖以考见。又有李翕黾池五瑞图[16]，刻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甘露及承露人之像，则镌于山崖，而非在石室者。近年山东时有汉画、石刻新发见者，

《语石》：“齐、鲁村落间，汉画时时出土。”

土人不知宝贵，恒为东西洋嗜古者购去。大抵汉画多简拙，较印度、希腊之石刻，远不及其工细。然彼土雕刻多重神教，吾国汉画则重人事，虽美术有所不迨，而理想则迥不同矣。

春秋、战国以来，工学之演进，至可惊诧，各国之专擅一技者，至于夫人能之。

《考工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

而记载工学之专书，如《考工记》者，即成于其时。《周礼正义》引《士冠礼疏》：“《考工记》，六国时所录。”又引江永云：“《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其言‘秦无庐’，‘郑之刀’，厉王封其子友，始有郑；东迁后，以西周故地与秦，始有秦。故知为东周时书。其言‘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皆齐、鲁间水。而‘终古’、‘戚速’、‘稗茭’之类，郑《注》皆以为齐人语，故知齐人所作也。”盖古者工皆世官，以业为氏。

《考工记·贾疏》曰：“某氏者，其义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则以官为氏，若韦氏、裘氏、冶氏之类是也；二者，族有世业，以氏名官，若凫氏、栗氏之等是也。”

积其经验，专其责成，又因地利、天时、人事之所重，而各地之特产以著。

《考工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者，天时也。”

始则工必在官者，继则人能为工焉。

《考工记》所载之工，仅三十种：

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冶、凫、栗、段、桃；攻皮之工，函、鲍、韗、韦、裘；设色之工，画、繢、钟、筐、；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磐；抟埴之工，陶、旊。

似未足以尽其时之工巧。观诸子所言公输、墨翟之事，

《墨子·鲁问篇》：“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公输篇》：“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

《韩非子·外储说》：“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

则战国时之机械工艺，异常发达，必不仅此日用之器具已也。然墨子虽精制器，仍以适用于人为贵。

《墨子·鲁问篇》：“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谓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吕览》“月令”屡以淫巧为戒。

《吕氏春秋·季春纪》：“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孟冬纪》：“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故秦时虽犹有能为机械者，而学者弗道其法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观《考工记》所述，古代工艺之术，可得四义：

一曰分工之多。有一工而分数器者，如梓人为饮器，梓人为侯，梓人为筍簴；车人为耒，车人为车之类。盖虽同名一工，而为饮器之梓人，与为侯之梓人，实分工也。有一器而分数工者，如轮人为轮，轮人为盖，舆人为车，辀人为辀，车人为车之类。一车之事，数工任之也。分工逾多，则制器逾精，可以推知。

一曰定名之密。古人精于起物，往往一器而细别为多名。如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于上之攠谓之隧。非若后世工人制物，随意立名，而学者多不能别也。

一曰度数之精。其制一器，所定度数，皆有相连之关系。如毂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参如一，谓之参称。参分车广去一以为隧；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以其广之半，谓之式崇；以其隧之半，为之较崇之类。综三十官之文，言度数者居十之六七，故古器犹可考其制造之法，而秦、汉以后之器物，虽有载于史传者，反不能推明其度数，是亦可见古人之细心矣。

一曰雕刻之美。雕刻各物，必穷极形似。如梓人为筍簴，凡攫閷援噬之类，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则于视必拨尔而怒，且其匪色必似鸣矣之类。观其状况刻画之得失，可知其不得率尔从事矣。又古人治器有六法：

《尔雅·释器》：“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

竹木易朽，其所刻者不传，骨象之器亦罕见。玉器据吴氏《古玉图考》所载玉敦、琪角之类观之，其刻文之精细，已为难能可贵，而镂金之法，尤为后世所不及。

刘师培曰：“古人之镌金其法有二。一为阳文。铸器既成，书之以漆，凡漆书所未加者，悉施镵削之工，使所书之字，隆起于其间，其形为凸，即《诗》所谓‘追琢其章’也。一为阴文，铸器既成，亦书之以漆，复于所书之文，凿之使深，与近世刻石之法略同，其形为凹，荀子所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也。”

观今日所传钟鼎，其器之四周，咸萦以云雷盘屈之文，皆铸成之后，始加以刻镂者。视后世镌字于范，熔金模之，其难易迥殊矣。金玉之器，惟汉与周相上下。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载汉之鼎、炉、壶、洗、镫、盘、弩、机、戈剑、符斗、钩铃八十余器，多记制作年月及作器者之姓名。吴大澂《古玉图考》载汉玉钫、玉印、刚卯之类，亦数十器，所镌文字皆极精美。而新莽之时，制作尤精。观《积古斋》所载《新莽铜权款识》及《愙斋吉金录》所载新莽残量之文，其镌刻之精细，殆突过西汉矣。（按王莽篡汉无足取，而其人极有思想，故各地人民，亦多新奇可喜之事。史称莽访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以能度水，不用舟楫；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坠。可见其时之人，多有奇想，飞者既能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其中必有机巧；惜未能引申研究，如今日之制飞机耳。）盖汉代崇尚工艺，少府有考工室，各地有工官。

《汉书·地理志》称河内郡怀县、南阳郡宛县、济南郡东平陵县、泰山郡奉高县、广汉郡雒县，均有工官。他若陈留郡襄邑县、齐郡临淄县，有服官。南郡有发弩官，皆官工之类。而铁官之布在各地者尤多。

史称孝宣之世，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足知汉人之重工艺，恒以之觇政俗之盛衰，故虽非孝宣时所制者，传至今日，犹觉其制作具有古法，且见进步焉。

* * *

[1]　见第十九章第七节。

[2]　今苏州城犹有阊门，此城门之名流传最古者。

[3]　今长清县。

[4]　今华州。

[5]　在郑州原武县西北七里。

[6]　蒙恬城河上为塞，始于始皇三十三年，至始皇崩，凡五年。

[7]　自魏惠王十九年至蒙恬作长城时，凡一百四十三年。

[8]　见《说苑》。

[9]　见《战国策》。

[10]　均见宋玉赋。

[11]　其后董卓入关，焚渭桥，魏武帝修之，广三丈六尺，盖不能复西汉之工程矣。

[12]　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13]　全祖望曰：按于钦曰《水经》之言非也，乃是仓颉墓中石室。

[14]　在今嘉祥县之紫云山。

[15]　在今肥城县。

[16]　在今成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