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知道，火车头拉不了这么多车厢。他们终于发现了，所以只能把火车分为两截。”
“重点是他们应该提前告知我们，不是吗？女人们该怎么办啊？”
“她们可能会在雷特尔等我们。或者在兰斯。”
“至少他们应该让我们知道啊，就像让那些战士知道一样，这场他妈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是不是永远不会结束啊？”
我不由自主地试图辨别哀叹和生气中的喜剧色彩及真实成分。难道不是因为这里有见证人，这些人才这样说话的吗？
就我个人而言，我既不激动也真的不担忧。我一动不动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但还是有种被什么东西控制住了的感觉。有时我感觉有一双眼睛在坚持不懈地寻找我的眼睛。
我没有弄错。黑裙女人的脸向我转过来，她的脸色更苍白了。朦胧天光下，她的神情比昨天更混乱。她尽力用目光向我传达同情，我猜她想问我一个问题。
我猜她想问我：“您是怎么忍受这个打击的？您是不是很痛苦？”
我感到很尴尬。我不敢对她展示冷漠的表情，她可能并不会明白。所以我装出很忧伤的样子，但是不能太过。她在铁轨上看到我和我女儿，所以肯定推断出我妻子也在火车上。对她来说，我刚刚只是暂时失去了她们，但仍然是失去了。
她棕色的眼睛从大家的头上朝我看过来，她似乎在说：“加油！”
她试图用好言好语鼓励我，而我通过病态的微笑向她传达了什么呢。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如果我们两个人距离更近些，她可能会悄悄抓住我的手。
我不想误解她，但我相信她会如此。但我现在不想向她解释我的感受，因为我们身边有这么多人。
如果以后巧合能让我们距离更近，如果她还给我机会，我会告诉她我的真心话，我不会觉得羞耻。
昨天晚上我得知荷兰和阿登高原已经被占领，我对这已经发生但我自己并未经历的事情一点也不惊讶。我认为这是一件发生在命运和我之间的事情，现在我对自己的这一想法更加肯定。一切已经非常明朗。这件事让我与我的家庭分离，我的确受到了伤害。
天气清凉，天空和昨天一样明澈。昨天的这个时候我还在花园里喂鸡，并不知道那就是我最后一次喂鸡。
我想起了那群母鸡，还有公鸡内斯托尔和它那深红色的鸡冠。老勒韦塞先生捉住它时，它肯定会凶恶地挣扎。
我想象着那幅场景。两堵低矮的石灰墙中间，翅膀扑腾着，白色的羽毛在空中飞舞，公鸡的喙啄击着地面。马特雷先生如果没走，可能会登上箱子，从墙壁上看下去，像往日那样提供建议。
然后我又想起那个刚刚向我表示同情的女人，我只是给了她一个在铁轨上捡来的空瓶子。
她忙于用汗湿了的手梳理头发时，我心里在想她是哪一类女人。我没想出来。说到底，她是哪种女人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后来想起我口袋里有把梳子，可以给她用。我起身时，旁边有人向我使了个眼色。
他弄错了。不是他想的那样。
火车缓慢地行驶着，我们离城市和郊区都很远。然后我们听到有规律的隆隆声，但不能马上确定到哪儿了。刚开始那只是空气的震动声。
叼着烟斗的男人腿一直垂在半空中，他大声叫道：“我们看到了。”
他不晕车，他占了一个最好的位置。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金属架安装工。
我弯着腰也看到了，因为我离滑动板不远。那个男人在数：
“九……十……十一……十二……有十二个……可能这算空军飞行小队，看上去真像鹳啊……”
我只在高高的天空中数出了十一个。阳光下，它们看上去是白色的，闪耀着光芒，形成一个规则的v形。
“那个，他在那里做什么？”
大家贴到一起。我们看着天空时，我感觉有只女人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似乎是很不经意地做出了这个动作。
v字侧面上的最后一架飞机脱离其他飞机，好像要栽倒到地上。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飞机就要坠毁了。它以惊人的速度变大，呈螺旋状俯冲下来。然而其他飞机没有继续朝天边飞行，而是开始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感到害怕。俯冲下来的飞机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我们听到它那可怕的轰隆声。
第一次，它从火车上飞过，整个机身从前到后压得那么低，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弯下腰来。
它渐渐远去，但只是为了重新开始不同的动作。这一次我们听到机关枪在头上咔哒咔哒扫射，也听到了类似于木材爆裂的声音。
我们车厢和其他车厢到处都是尖叫声。火车仍往前开了一小会儿，然后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在抖动了几下之后停下来。
有好长一段时间，周围一片寂静。我第一次感到恐惧，但可能并没有像车上其他同伴那样深呼吸。
但我还是一直盯着天上看，刚刚向下冲的那架飞机又重新像箭一样冲上天，我们可以看到飞机上有两个“卐”字，飞行员看了我们最后一眼。高处的其他飞机转着圈，这一架回到原来的位置后，所有飞机恢复队形。
“混蛋！”
我不知道是谁喊出这个词的。所有人松了一口气，从瞠目结舌中清醒过来。
一个小女孩哭起来。一个看上去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女人在她前面一边推开人群一边重复道：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您受伤了吗？”
“我丈夫……”
“您丈夫在哪儿？”
大家不自觉地去找一个躺在地板上的人。
“在另一个车厢……在受到袭击的那个车厢……我听到了……”
她惊慌失措地从大石渣上跑过，边跑边大声喊：
“弗朗索瓦！弗朗索瓦！”
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所有人都不想看别人的表情。我觉得一切似乎都在慢镜头里进行，这可能只是一个幻觉。我记得有一些地方很吵，但这些噪音的周围一片寂静。安静和吵闹对比鲜明。
车厢上下来一个人，接着又下来一个，然后又下来第三个。他们就地小便，其中一个都没有转过身去。
更远处传来持续的悲叹声，还有动物的嚎叫。
朱莉站了起来，上衣从她皱巴巴的裙子里蹦出来，她用一种女醉鬼的语气说道：
“很好嘛，我的下流胚！”
她重复了三四次。我下去后她可能仍在重复，她帮黑裙女人滑到地上。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要问她：
“我们怎么称呼您呢？”
她并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愚蠢或是不得体，因为她回答道：
“安娜。”
她没有问我的名字。但我还是对她说：
“我叫马赛。马赛·费龙。”
我本来想像其他人一样小便。但是我不敢，因为她在旁边。但我忍不住。
铁路旁边有一片草地，草长得很高，围着装有倒刺的铁丝网。草地一百米开外有一座空无一人的白色农场。一堆粪便周围围着一群鸡，鸡群一起鸣叫，躁动不安，好像它们也害怕。
其他车厢的乘客也下来了，他们也是如我们一般笨拙和不知所措。
有一个车厢前人群更加密集，人们的表情更加严肃。有一些脸庞转过来。
“有个人告诉我们他们那里有位女士受伤了，我猜你们之间没有谁是医生吧？”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滑稽搞笑呢？医生会坐牲口车吗？他难道认为我们中间有谁会是医生？
车厢前端，脸和手都黑乎乎的火车头司机用手臂做着大大的手势，我们随后得知机修工被杀了，一颗子弹打在他脸的正中央。
“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又回来了！”
一个似乎是卡在喉咙里的尖叫声响起。所有人都像前面那些人一样马上趴倒在路堤脚的草地上。
我像其他人那样做；安娜也是。现在，她就像一只没有主人的狗一样跟着我。
天上的飞机又飞了一圈，向西移动一点，但并没有袭击我们。随后我们看到飞机呈螺旋形下降，在快要跌碎在地上时忽又抬升，贴地飞行，接着旋转机翼，朝原来的路线飞行，机关枪开始扫射。
它离我们大概有两到三千米远。我们看不到它，它被一片枞树林也可能是一个村庄或是一条道路给遮住了。它再度飞起来，回到等待它的队伍中，然后跟随着队伍朝北方飞去。
我像其他人一样起来，去看那个死了的机修工，他身体的一部分在平台上，在还开着的火箱旁，头和肩膀悬在半空中。原来是脸的地方只有一大团黑色和红色，血从那里大滴大滴地流着，掉在灰色的碎石块上，摔碎。
我感到一阵恶心，尽力不去看，因为安娜在我旁边，因为那个时候她挽着我的手，就像年轻女孩在街上散步时挽着爱人的手臂一样。
我想她应该没有我激动。然而我也没有自己预想的那般激动。那个疗养院里经常有人死，但是他们不会让我们看到。那些护士会及时处理，他们把病人从病床上抬走，有时候是在深夜。我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那里有一个死者专用房间，在地下室里。他们把尸体放在那里，直到死者家属把尸体领走，如果死者家属没来或者没有家属，他们就把尸体埋在村庄的小墓地里。
那些尸体与维修工的尸体不一样。疗养院的地下室里也没有阳光、草地、鲜花、咯咯叫的母鸡，以及围着我们头转的苍蝇。
“我们不能让他就待在那里。”
人们互相望着。两个年纪相当的人给司机搭了一把手。
我不知道他们把机修工抬到哪里去了。我沿着火车走，发现隔板上有一些窟窿，木板上有一些长长的断痕，就像砍树时留下的断痕那样清晰。
一位女士受伤了，她的肩膀几乎被子弹掀掉了。
我们听到她就像分娩那样发出呻吟声。围在她身边的只有女人，特别是年龄大的妇女，因为男士不方便，他们安静地走开了。
“不堪入目。”
“我们要做什么？待在这里直到他们回来再次袭击我们？”
我看到一个老人坐在地上，一条染了血迹的手帕蒙在脸上。一个被子弹打中的酒瓶在他手上爆炸了，玻璃碎片划破了他的脸。他毫无抱怨。我们只看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惊愕。
“我们得找个人来为他治疗。”
“谁？”
“火车上有个接生婆。”
我看到她了，一个脾气不好的矮小老妇人，身材健壮，头顶上顶着一个发髻。她不是我们车厢的。
大家不自觉地重新按照车厢聚集起来，在我们队伍的最前面，嘴上叼着烟斗的男人不停地没有信心地抱怨着。他是少数没有去看死去的机修工中的一个。
“天哪，我们到底在等什么？难道没有一个戴绿帽子的丈夫能开动这个完蛋的机器吗？”
我看到一个人走上碎石地，手里抓着死鸡的爪子，坐在地上给鸡拔毛。我不想弄明白这件事。这里的每件事都和日常生活不一样，但似乎都应该发生。
“司机需要一个身体强壮的人给锅炉铲煤，这个人将代替修理工的工作。司机觉得这样可以。现在跟交通正常时可不一样。”
超乎所有人预料，马商自告奋勇，而且并没有拿这事大作文章。他似乎很高兴，就像一个响应魔术师的号召而登上舞台的观众。
他脱下上衣和领带，在走向火车头前把手表托付给了朱莉。
被拔了一半毛的鸡被挂在天花板的一根杆子上。我们中间有三个人汗流浃背，呼吸短促，靴子上沾满稻草地回来了。
“小伙子们，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
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从那个被舍弃的农场拿来一个铝锅和一个煎锅。
别人是不是也在我家做同样的事情？
我听到一些荒诞而巧妙的回应，我们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这样我们在火车下坡时就不会被甩出去了。”
“白痴，火车要是脱轨呢？”
“我们看到过脱轨的火车吗？在和平时期你们看到过吗？那么到底谁是白痴呢？”
一群人在火车头旁边躁动了一阵子，最后惊讶地听到火车响起正常的汽笛声。我们缓缓地重新出发了，几乎像在走路。火车渐渐加速，终于发出碰撞声。
十分钟之后，我们从一条马路前经过，这条马路横穿过铁轨，路上塞满乡村小推车和牲口，到处都是试图穿过马路的汽车。两三个农民举起手跟我们打招呼，他们比我们更严肃更沮丧。我觉得他们看我们时似乎带着羡慕。
随后我们看到一条跟铁轨平行的马路，路上有许多朝着两个方向去的军用卡车，还有一些发出连爆音的钻来钻去的摩托车。
我猜这是雷特尔的欧马涅省级公路，但我不能肯定。不管怎么样，我们在靠近雷特尔，那些标志以及越来越密集的房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是城市周围的那种房子。
“您是比利时人吗？”
我找不出其他可以对安娜说的话，她就坐在我旁边，我们都坐在箱子上。
“我来自达穆尔。他们决定在深夜时解放我们。但他们要等到早上才处理我们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人有关押我们那个地方的钥匙。所以我宁愿自己跑到火车站去，我跳上了第一辆火车。”
我没有因为不耐烦而乱动弹。我可能没注意听，也可能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她继续说道：
“我在女子监狱。”
我没有问她为什么。我觉得这很正常。我在这个牲口车上，我的妻子女儿在另一个车厢上，我在火车头上看到死去的机修工，在另外的地方看到机关枪子弹打中酒瓶，酒瓶又在老人的手上爆炸。从此往后，对我来说，任何事情都是正常的。
“您是菲迈人吗？”
“是的。”
“那是您的女儿吗？”
“是的。我妻子已经怀孕七个半月了。”
“您会在雷特尔找到她的。”
“可能吧。”
那些曾经当过兵的人，那些比我更擅长干活的人，正在为第二天晚上做准备。他们把稻草铺在地板上。我们有了一张巨大的公共床。有人已经躺下了。玩牌的人在互相传递一瓶烧酒，酒瓶没有传出他们的圈子。
我们已经到雷特尔了，在那里我们突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是一群难民。我说的是我们，尽管我并不清楚他们心里的反应。然而我认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反应应该是差不多的。
还有一种同样的疲惫。那种疲惫与工作了一整晚或彻夜未眠的疲惫完全不同。
我们可能还没有变得冷漠，但每个人都不愿意思考了。
况且我们能思考什么呢？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已经发生的这一切并不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思考和讨论都是徒劳的。
例如从火车开了不知道多少公里后，我就开始担心那些小站。我已经说过了，那些地方都已呈现废弃状态，一列火车经过时都没有工作人员吹哨或挥红旗。那些地方聚集了很多人，站台上应该组建纠察队。
我最终找到了一个似乎比较好的答案：慢车取消了。
公路也是同样的情况，有一些公路不能走了，可能因为军事原因禁止通行。
那天早上，我正坐在安娜旁边时，菲迈的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告诉我城里有个撤退计划，他在市政府看到了告示。
“一些特别列车已经被告知将要运送难民到接待的村庄里，在那里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这非常可能。我没有看到告示。我很少去市政府那里。我们到达火车站时，妻子、索菲和我跳上了开来的第一列火车。
我想起我的邻居是对的，雷特尔有护士、童子军和接待站在等着我们。一些担架已经准备好了，好像他们已经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我后来才知道我们的火车并不是第一列在路上被机枪扫射的火车。
“那么我们的妻子呢？我们的孩子呢？”火车完全停车前叼着烟斗的男人大声喊叫。
“您是哪里人？”一位夫人问道。她上了年纪，穿着白色衣服，一看就知道属于上流社会。
“菲迈。”
我在火车站看到至少有四列火车。候车大厅和栏杆后面挤满了人，栏杆这一边也挤满士兵和军官。
“伤员在哪里？”
“我的妻子在哪儿呢，天杀的？”
“她可能在去往兰斯的火车上。”
“什么时候？”
跟他的说话的人越是温柔，他就表现得越咄咄逼人，怒气冲冲，因为他开始感觉到自己有权利这么做了。
“大概一个小时之前。”
“她没有等我们？”
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一些泪花，他非常担心，可能也感觉到不祥的征兆了。但这并未能阻止他在几分钟之后往年轻女孩们手上的三明治扑去。这些女孩手上提着装满三明治的大篮子，从一个车厢走到另一个车厢。
“我们可以拿多少个？”
“吃饱为止。没必要储存食物。您在下一个车站又会吃到新鲜的食物。”
他们给我们提供碗装的热咖啡。一个护士走过来问道：
“没有伤员和病人吗？”
他们准备了奶瓶，一辆救护车在站台尽头等着。旁边的铁轨上，一辆载着弗拉芒人的火车似乎就要出发了。那些人已经吃过东西，他们惊奇地看着我们大口吞下三明治。
冯·斯特拉滕家族的人原籍弗拉芒，他们三代以前就生活在菲迈，他们已经不再说原来的语言了。但是在板岩矿场，人们仍叫我的岳父勒弗拉芒。
“上车！小心……”
到目前为止，他们把我们滞留在火车站或者是不知道在哪的铁路停车线上好几个小时了。现在，他们想将我们草草了结，好像想赶紧摆脱我们。
站台上人太多，我看不到报刊亭里报纸的标题。我只看到“军队”这个词的字体非常大。
我们在行进中，戴着袖章的年轻女孩还在沿着火车跑，分发最后几块巧克力。她朝我们的方向扔了一把。我接住一块，给了安娜。
我们将在兰斯和其他地方发现同样的接待中心。马商获准在火车站的盥洗室洗了个澡，之后回到我们中间，成了英雄。我听到朱莉称他为杰弗。他手里拿着一瓶在火车站餐厅买的君度橙味甜酒，手上还有两只橙子，橙子的香味溢满整个车厢。
快到傍晚时火车还在雷特尔和兰斯之间，因为火车开得不快，一个农民站起来抱怨道：
“算了！我还是不要把自己憋出病来。”
她朝打开的门走过去，在地上放下一个纸板箱，蹲下去一边上厕所一边念叨着什么。
这是个信号。所有的规矩都不起作用了，昨天那些规矩还在这里起作用。今天，看到马商把头枕在朱莉圆滚滚的肚子上睡觉时，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
“您没有烟吗？”安娜问我。
“我不抽烟。”
我在疗养院时他们禁止我抽烟，后来我也没想过要抽。我的邻居递给安娜一支。我连火柴都没有。地上有稻草，我担心稻草会被点燃，而其他人从昨天起就一直在抽烟。我感到没来由的不快，这可能是一种嫉妒。
我们在兰斯的郊区停了很长时间，看着后面的房子。火车站广播通知我们，火车将在半小时后出发。
于是大家纷纷冲向餐厅、厕所和问讯处，没有人听说过去一辆来自菲迈的火车，上面是女人、孩子和病人。
有些火车没有停留就朝各个方向驶去，车厢里挤满军人、军需品和难民，我希望不再发生袭击事件。
安娜建议我：“您妻子可能给您留信息了？”
“在哪里？”
“您为什么不问问这些女士？”
她指着接待站的那些年轻女士。
“您可以再说一遍她的名字吗？”
年龄最大的女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我看到不同笔迹的手写名字，大部分字都歪歪扭扭。
“费龙？没有。她是比利时人吗？”
“她来自菲迈，身边有一个四岁的女孩，女孩手里抱着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布娃娃。”
我非常肯定索菲没有丢下布娃娃。
我继续说道：“她怀孕七个半月了。”
“去医务室问问，她要是感觉不舒服肯定会去医务室的。”
这间房子是由办公室改造而成的，里面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不！这里已经接收了一些孕妇。其中一个必须紧急转移到妇产院生产，但是她不叫费龙，她的母亲和她在一起。
“您一定很担心吧？”
“不是很担心。”
我早就确定让娜不会给我留信。那不是她的风格。她从来不会想到要去麻烦这些高贵夫人中的某位把她的名字写在本子上或者去吸引别人的注意。
“您为什么经常把手放在左边的口袋里？”
“因为我的备用眼镜在口袋里。我害怕把它弄丢或打碎。”
有人在给我们发三明治，每人一个橘子，还有可以随意放糖的咖啡。有人把方糖放进口袋。
我注意到角落有一堆枕头，我问能不能租两个，有人回答我说不知道，相关负责人不在，一个小时之后回来。
我有点不自然地拿了两个枕头，我重新登上车厢，同伴们得知有枕头这回事后都冲过去拿。
我想到这些时，惊讶地意识到，在长长的旅途中，安娜和我几乎什么也没说。但就像有一个约定，我们谁也没离开谁。我们在兰斯分开去上厕所，我出来后发现她在男厕所门前等我。
“我买了一块香皂。”她带着孩童般的快乐告诉我。
她身上散发出香皂味，她的头发是湿的，她为了梳头故意弄湿的。
在这次出行之前，我坐火车的次数双手就数得过来。第一次是十四岁时去圣热尔韦，他们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目的地和备注：
“如果这个小孩遇到困难或麻烦，请找雅克·德尔莫特夫人，菲迈，阿登。”
我四年之后回家时已经十八岁，不再需要这种卡片。
后来我定期坐火车去梅齐埃看专科医生，做x射线检查。
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德尔莫特夫人是我的恩人，我最后也接受了恩人这个词。我不想去回忆她被别人带过来照顾我的情景。那是一九一四年战争过后不久，我还不到十一岁。
他们不得不告诉她我母亲的失踪和我父亲的德性，我那时几乎是一个弃儿。
那时我经常去少年之家，一个星期天，迪布瓦神父告诉我一位夫人邀请我下星期四去和她一起吃点心。
就像所有的菲迈人一样，我知道德尔莫特这个名字，因为德尔莫特家族是大板岩矿场主，城里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依靠他们家而活。在我印象中，德尔莫特家族就是那些姓德尔莫特的老板。
雅克·德尔莫特夫人五十岁左右，是德尔莫特家族里从事慈善事业的人。
他们都是兄弟、姐妹、连襟或是堂表兄妹。他们的财产有一个共同来源，但是他们形成了两个明显的集团。
很多人都很好奇，德尔莫特夫人对家族的不和谐感到羞耻吗？她很早就成了寡妇，独自将儿子培养成医生，后来她儿子战死前线。
从那以后，她就和两个女仆生活在一座很大的石头房子里，每天下午都在凉廊里度过。人们从街上就能看到她穿着饰有白色花边窄领的黑裙，为收容所的老人织毛衣。她身材瘦小，脸色红润，浑身散发出一种甜甜的香气。
她在凉廊里请我喝巧克力吃糕点，问了我一些关于学校、同学、以后想做什么的问题。她没有谈起我的父母，她问我是否乐意去教堂服务，于是我当了两年侍童，给举行宗教仪式时的神父帮忙。
她几乎每个星期四都会邀请我（有时还有另外一两个小男孩小女孩）去吃点心。房子里总是摆着做好的干蛋糕。有两种蛋糕，一种是明亮的黄色，柠檬味，另一种是褐色，香草和杏仁味。
我还记得凉廊的气味。冬天的时候，那里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我觉得那里更安全，就像四周被包起来了。
我得上别人最初认为是干性胸膜炎的病之后，德尔莫特夫人过来看我，是她和司机德西雷开着车把我送到梅齐埃的专科医生那里。
三个星期以后，多亏她我才进入结核病疗养院，如果没有她出面，那里是不会给我提供床位的。
我结婚时，她送给我们一个银酒杯，酒杯摆在厨房的餐具柜上。最好应该把它摆在饭厅里，但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想德尔莫特夫人在我的生命中间接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更间接地是促成了我离开菲迈。
而她没有必要离开，因为她已经是一个老妇人，好像时时都处在同一个季节。她现在住在尼斯。
我为什么会想到她呢？牲口车厢里一片黑暗，我一边想她一边问自己敢不敢抓住安娜的手。我感觉她的肩膀靠在我的肩膀上。
德尔莫特夫人把我变成了侍童，安娜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我没有打听她犯了什么罪。
我突然想起她没有行李，也没有手提包。监狱在释放犯人时应该不会把犯人的东西还给他们。所以我可以肯定她身上没有钱。然而刚才她告诉我她买了一块香皂。
杰弗和朱莉并肩躺着，在舌吻。我能感觉到他们唾液的气味。
“您不想睡觉吗？”
“您呢？”
“我们或许可以躺下来？”
“应该可以。”
每个人都不得不碰到旁边的人，我敢肯定地板上到处是腿和脚。
“您还好吗？”
“还好。”
“您不冷吗？”
“不冷。”
在我背后，那个被我看作马商的男人缓慢地爬到女伴身上，女人双膝分开，一边膝盖紧挨着我的腰。我们靠得那么近，我的注意力那么集中，我知道他进入的准确时刻。
我肯定安娜也知道。她的脸她的头发碰到了我的脸，她的嘴唇张开了，但是她没有吻我，我也不敢吻她。
除了我们，应该还有些人醒着，他们应该也都知道。行驶的火车摇晃着我们的身体，之后，轮子在铁轨上发出的噪声变成一种音乐。
我一直是一个腼腆的人，在思想上也很腼腆，所以可能会表现得很粗俗、很笨拙。
我并不反感我的生活方式，那是我自己选择的。我耐心地实现了理想，直到昨天，我还真真切切地生活在理想的生活中，它让我感到满足。
现在我在这儿，在黑暗中，火车唱着歌穿过红色或绿色的微光、电报线，稻草上躺着的其他躯体。还有，就在附近，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迪布瓦神父说的肉体行为正在发生。
一个女人绷紧的、颤抖的身体紧靠着我，她一只手滑过去撩起黑色的裙子，把短裤脱到脚跟处，然后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脱下内裤。
我们一直没有亲吻。安娜引导我，让我把自己蜷成一团，我们各自就像蛇一样安静。
朱莉气喘吁吁，这时安娜帮我进入她的身体，我觉得非常突然。
我没有叫出来。但是我差点叫出来。我差点说出一些没条理的话，说谢谢，说我幸运，或者呻吟。这种幸运把我弄疼了，疼得我必须尽力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事。
我很想一下子把我对这个女人的温柔全部表达出来。昨天她是陌生人，我还不认识她，今天她已经成了我的意中人。
我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她，我的手想要抓住一切。
“安娜……”
“嘘！”
“我爱你。”
“嘘！”
这是我第一次发自肺腑地说我爱你。也许我爱的不是她，而是这种生活？我想大概可以这么说：我想在她的生命中停留几小时，不想任何事情。我想成为阳光下的一棵植物。
我们的嘴唇相遇了，两张嘴唇都湿漉漉的。我没有像年轻时那样请求许可：
“我可以吗？”
我可以，因为她不担心，因为她没有拒绝我，因为是她把我留在身边。
我们的动作缓和下来，我们的嘴唇终于分开。
“不要动。”她喘着气说。
我们看不见对方。她像个雕刻家那样，用手轻轻抚摸我的额头，我脸上的线条。
她低声问：
“你感觉舒服吗？”
我没听错吧？难道我是在和命运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