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来时，黄色的阳光透过坯布窗帘射进屋子里，我对这阳光非常熟悉。我们二楼的窗户没有百叶窗。街上所有房子都没有百叶窗。我听到床头柜上闹钟的滴答声和旁边妻子均匀的呼吸声，那呼吸节奏和电影里面正在做手术的病人一样。她已经怀孕七个半月了。她和以前怀索菲时一样，由于肚子太大，只能仰着睡。
我没有看闹钟，一只脚从床上滑下来。让娜动了一下，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似乎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话：
“几点钟了？”
“五点半。”
我每天都起得很早，特别是我在疗养院待过那些年之后，因为在那里，他们夏天六点钟就来给我们测体温。
我妻子仍然迷迷糊糊的，她的一只手臂横着放到了我刚刚离开的地方。
我悄无声息地穿上衣服，按顺序地做每天早上都要完成的事情，有时候瞟一眼我女儿。我女儿还跟我们睡一个房间，但是睡在她自己的床上。其实我们给她准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房间，就在我们对面，与我们的房间相通。
但是她不愿意去那里睡。
我手上拿着拖鞋离开房间，赤脚走到楼梯下面才穿上。这时我听到轮船的汽笛声，轮船在离这里将近两公里的uf船闸旁边。按照规定，船闸从日出起为大驳船打开，因此那里每天早上都会奏响同样的汽笛音乐会。
我在厨房点燃煤气，往炉子里添水。这又将是阳光明媚、炎热的一天。最近每天都是烈日炎炎，我还能准确地在房子不同的房间里指出太阳光每个小时照射的地方。
我打开院子的大门，我们在院子里盖了一个玻璃天篷，这样我妻子任何时候都能在院子里洗衣服，我女儿也能在这里玩耍。我又看到一辆玩具车和一个布娃娃躺在天篷后面黄色的方砖地上。
我没有马上走进修理作坊，因为我得坚持规则，就像坚持时刻表一样。时刻表是在习惯中慢慢建立起来的，它不是根据需要来定的。
炉子在烧水时，我往蓝色旧釉盆里装满玉米，盆底已经生锈，不能作其他用了。我端着盆穿过花园去喂鸡。我们有六只白色母鸡，一只公鸡。
露水在蔬菜上，在我们唯一的一棵丁香树上闪闪发光，丁香树今年提早开出淡紫色的花来，我一直听到默兹河船上的喊叫声，还有柴油机的喘气声。
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一个不幸的人，也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在三十二岁时，把应该做的事都做了，提前实现了所有期待。
我有妻子、房子、一个四岁的女儿，女儿有点神经过敏，但威廉斯医生说她以后会好起来的。
我自己一个人干，我的客户日渐增多，尤其在最近几个月。因为一些重大新闻，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台收音机。我卖新机器，也维修旧机器，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码头只有几步之遥，船只晚上停靠，我有一些客户是船员。
我听到左边邻居马特雷家开门的声音，这对老夫妇很安静。马特雷先生在法国银行当了三十五年到四十年出纳，他每天早上也起得很早，因为他每天早上都会去园子里呼吸新鲜空气。
街道上所有的花园都是一样的，花园和房子一样宽，中间被矮墙隔开，围墙的高度刚刚够我们看到邻居的脑袋。
一段时间以来，老马特雷先生习惯守着我出现，因为我的收音机可以收到短波。
“费龙先生，今天早上没什么新闻吗？”
那天我在他问我之前就回屋了，我把开水倒进咖啡中。眼前熟悉的东西都在它们的位置上，让娜和我让它们固定在那儿，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最终把自己黏在那里了。
我妻子如果没有怀孕的话，我应该已经听到她在二楼的脚步声了，因为通常我起床之后她也会马上起床。我在去修理作坊之前一般都会泡一杯咖啡，这是我早晨的第一杯咖啡。我们遵循一些惯例，我猜想每个家庭都这样。
她怀第一胎时很痛苦，分娩时非常困难。让娜把索菲的神经过敏归结为她出生时医生必须用产钳，产钳把孩子的头碰伤了。她再次怀孕以来一直担心难产，她担心给世界带来一个不正常的小孩。
她非常信任的威廉斯医生都不能让她安心。她会好几个小时甚至整晚睡不着觉。我们上床很久后，我还能听到她辗转反侧，到最后她总会差不多是叹着气问我：
“马赛，你睡着了吗？”
“没有。”
“我在想我的身体缺不缺铁，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
她试图使自己朦胧入睡，但是她每天都要到凌晨两点才能睡着。但她还是会经常突然坐起来，惊慌地叫道：
“马赛，我又做噩梦了。”
“做了什么噩梦？”
“不。我最好还是不要去想它。太恐怖了。很抱歉把你吵醒了，你明天还得工作……”
最近一段时间，她快七点时起床，然后下来准备早餐。
我端着咖啡走进修理作坊，打开通向院子和花园的玻璃门。在那一刻，我享受到了一天之中的第一缕阳光，阳光就照耀在门左边一点，我很清楚阳光什么时候会照到我的工作台上。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作台，而是一张很大很沉的桌子，来自于一个修道院，是我在一个拍卖会上买到的。桌上总是有两三台收音机要修理。我的工具摆放在墙边的工具架上，伸手就能拿到。修理作坊四周，带镂空格子的白色木质家具里塞满收音机，收音机上贴着写有客人名字的标签。
我坐下来工作之前总会旋转收音机按钮。这是一种类似于拨慢钟表的游戏。我心里毫无缘由地在想：“也许我能听到今天的突发新闻。”
那天我真的听到了突发新闻。我从来没有听过播音员的声音这么紧张。无论我选择哪种电波，广播都断断续续，噪音、汽笛声、德语、荷兰语、英语、法语混杂到一起，我感觉到一种危险的频率。
“昨天晚上，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对……发动了一起大规模袭击……”
被攻击的不是法国——不管怎么样，还没说到法国，只说到了荷兰，荷兰刚刚被侵占。我听到的是比利时电台。我搜索巴黎电台，但是所有巴黎电台一片寂静。
日光的影子在灰色的地板上微微颤抖，花园尽头，我们的六只白色母鸡在公鸡周围晃动，索菲把公鸡取名为内斯托尔。我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想象起我们的小家禽饲养场会变成什么样呢？我几乎同情家禽的命运。
我旋转其他按钮，在短波里寻找信息，大家可能正在短波里同时播音。我收到片刻军乐，随后信号中断，我都没来得及弄清是哪个国家的军乐。
一个英国人在念新闻，他重复的每个句子我都听不懂，他似乎在向一个记者口述。随后我又收到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台，一个乡下台。
电台应该属于军队，离这里不远。十月份假战开始以来，军队就驻扎在这一带。
两个对话者的声音如此清晰，他们好像在跟我打电话一样。我猜他们在济韦，他们的对话没有一点重要内容。
“你的上校在哪儿？”
这个人有很重的南部口音。
“我只知道他不在这里。”
“他应该在这里。”
“你想要我做什么呢？”
“你该去找他。他肯定藏在某个地方睡觉，不是吗？”
“反正他不在自己的床上。”
“那么，在哪张床上呢？”
一声大笑。
“不固定……”
收音机的杂音使我没能听到后面的对话。我看到马特雷先生的白色头发和红色脸蛋出现在墙上方，他放了个旧箱子在围墙后面当小梯子用。
“费龙先生，有什么新闻？”
“德国人侵占了荷兰。”
“是官方新闻吗？”
“比利时人公布的。”
“那么巴黎呢？”
“巴黎的电台在放音乐。”
我听到他边冲进屋子边喊道：
“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好了！他们进攻了！”
我也在想“好了”，但是这句话对我和对马特雷先生的意义不一样。我有点羞愧，我感觉松了一口气。我甚至问自己，是不是从十月份开始，甚至从慕尼黑协定开始，我就迫不及待地期待这一刻的到来。每天早上，我转动收音机按钮，听到军队没有战斗，而是互相对峙，我是不是有一点失望？
那是五月十日。我肯定是周五。一个月前，在四月初的八号或九号，德国人占领丹麦和挪威时我还抱有一线希望。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想有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大家都说反正我一点都不危险，因为我近视，肯定不能入伍。我有十六度的屈光度，这意味着，如果不戴眼镜，我就像一个在黑夜中或者浓雾中的人一样会迷失方向。
我害怕自己在街上摔一跤后把眼镜打碎，然后会非常恐惧。所以我的口袋里随时都有一副备用眼镜。我还没说我的身体，我从十四岁到十八岁在疗养院待了四年，一直到几年前我都小心。而这一切与我将要尝试解释的迫不及待没有任何关系。
我从疗养院出来之后，没有什么机会过正常人的生活，更别说找到合适的工作，组建家庭。
但是我如今成了幸福的人，我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我爱妻子。我爱女儿。我爱我的家、习惯，以及一直通向默兹河的那安静而阳光明媚的街道。
但战争爆发那一天，我确实感到一种宽慰。我很惊讶地高声说道：
“这应该发生。”
妻子惊讶地看着我。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我很肯定而已。”
在我脑子里，这件事与法国和德国，波兰和英国，希特勒、纳粹或者共产党都无关。我从来都不关心政治，我对政治一无所知。我几乎很难列举出曾经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法国三四个部长的名字。
不！这场战争在一年的虚假平静之后突然爆发，与我和自己的命运有关。
我已经经历过一场战争，那时我就住在这个城市：菲迈。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一九一四年我才六岁。一个暴雨的早晨，我看见父亲穿着军装离开，母亲整天眼眶红红的。我听了将近四年的大炮声，特别是站在高处时。我还记得德国人，他们尖尖的头盔、军官的披风、墙上的布告、定量分配、劣质面包，糖、奶酪和土豆紧缺。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看到妈妈浑身赤裸地回到家里，头发被剃光了。她朝跟在她身后的一群年轻人吼出一些粗鲁的和骂人的话。
我那时十岁。我们住在市中心的二楼。我们听到到处都传来尖叫声、音乐声还有爆炸声。
她穿衣服，没有看我，神情像疯了一样。她说着一些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的话。她穿好了衣服之后，用披巾在头上围了一圈，然后似乎突然才意识到我的存在。
“雅迈夫人会照顾你，直到你父亲回来。”
雅迈夫人是我们的房东，她住在一楼。我太惊恐了，都没哭出来。她没有抱我。她走到门口时犹豫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就走出去了，街道那侧的门砰的一声关上。
我并不是在试图解释。我想说这件事跟我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的感受可能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如实地把我回忆到的东西说出来而已。
四年之后我患了结核病，接着又得了两三种其他的病。
总之，第二次战争爆发时，我的印象是我将再一次受到命运的玩弄。但我一点也不惊讶，因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这一次不会再是细菌、病毒和一种我不知道的眼睛某一部分的先天性畸形——医生们对我的眼睛也没有定论。这是一场让成百上千万的人互相残杀的战争。
我这个想法很可笑。我知道，但我准备好了。我从十月份就开始等待，已经等得不耐烦。我有点不明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本应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
难道会像慕尼黑协定一样。他们会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向我们宣布事情全都安排好了，生活恢复正常。大战只是一种错觉？
这种发展态势难道不是意味着某些事情并没跟我的命运联系起来吗？
阳光变得温和了，笼罩在院子上空，停留在洋娃娃身上。我们房间的窗户被打开，我妻子叫道：
“马赛！”
我站起来，走出修理作坊，向后面探出头去。我妻子脸上长了黄褐斑，和她怀第一个小孩时一样。她脸上的皮肤太紧绷了，我觉得她的脸有些动人，但似乎又有些陌生。
“什么事？”
“你听到了吗？”
“是的。是真的吗？他们进攻了？”
“他们占领了荷兰。”
我女儿站在后面问道：
“妈妈，什么呀？”
“睡觉。还没到起床的时候。”
“爸爸说了什么？”
“没什么。睡吧。”
她几乎马上就下楼来了，身上还带有床上的那种气味。因为肚子很大，她走路时两腿微微张开。
“你觉得他们会让他们过去吗？”
“我不知道。”
“政府说什么？”
“什么都还没说。”
“马赛，你打算怎么办？”
“我还没想好。我会尽量再搜一下其他新闻。”
我搜到的一直都是比利时电台广播的消息，断断续续的悲戚的声音。这个声音在凌晨一点宣布喷气战斗机和斯图卡俯冲轰炸机飞过比利时上空，在很多地方投放了炸弹。
大批装甲车进入阿登高原，比利时政府郑重请求法国政府援助。
荷兰打开堤坝淹没大片疆域，最糟糕的结果是，把侵略者拦在阿尔贝运河前面。
这时我妻子在准备早餐，摆盘，我听到釉陶碗碟的碰撞声。
“有新消息吗？”
“到处都有坦克穿越比利时边境。”
“然后呢？”
一天之中的某些时候，我的记忆那么清楚，我可以写出一份时间精确的报告。其他时候，我只记得阳光、春天的气味，和我初领圣体时那蓝色天空。
整个街道都苏醒了。那些与我们家几乎一样的屋子里的生活开始了。我妻子打开街道那侧的门去拿面包和牛奶，我听到右边的邻居，小学教师皮耶德博夫人在说话。他们有一个长着鬈曲头发、玫瑰红肤色、蓝色眼睛和洋娃娃般长睫毛的模特般的小女儿，她每天穿得都像过节般。一年前，他们买了一辆汽车，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开着汽车出去散步。
我不知道我老婆在和她说什么。我根据声音判断，不只有她们俩站在外面，很多人都在自家门槛上与别人打招呼。让娜回来时脸色苍白，看上去比平常更疲惫。
“他们走了！”她对我说。
“去哪儿了？”
“去南方了，我不知道具体是哪儿。我看到街道尽头有车辆经过，车顶上放着床垫，比利时人居多。”
我们已经目睹他们在十月，在慕尼黑协定之前经过这里。一些比利时人现在再次前往法国南方，他们中的一些富人可以再等等。
“你打算留在这里吗？”
“我不知道。”
我很诚实。我看到我等待了那么久的、那么遥远的事情就要到来，我还没有提前做好任何决定。我似乎在等待一个信号，我似乎在等待某种巧合出现，让这个巧合帮我做决定。
我不再负责。我刚刚想解释的可能就是这个词。前一天我还在主导着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赚钱养家，进行一切该进行的活动。
现在不再是这样了。我刚刚失去了我的根源。我不再是马特雷·费龙，不再是默兹河旁菲迈的一个几乎全新街区的收音机商人，而是千千万万颠沛流离的百姓中的一个。
我离我的房子、习惯原来越远。就在刚才，顷刻间我就像在空中跳跃了一下。
从那时起，决定再与我无关。我开始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心跳，而不是我自己的心跳。我不再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而是按照收音机、街道、比我更早醒来的城市的节奏生活。
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厨房里安静地吃饭，耳朵高度紧张，但因为索菲在旁边，我们故意不对外面的声音做出什么反应。我们的女儿自己可能也害怕提问，她安静地观察着我和她妈妈。
“喝你的牛奶。”
“那边还有牛奶吗？”
“哪边？”
“好吧！大家去哪儿？”
我妻子脸上挂满泪珠，她把头转过去。我毫无感情地看着熟悉的墙壁，五年前我们用心挑选一件件家具，那时我们还没结婚。
“索菲，你去玩吧。”
我妻子等女儿走后马上对我说：
“我可能得去看一下我父亲。”
“为什么？”
“看一下他们在干什么。”
她父母都还健在，还有三个已婚的姐妹，其中两个住在菲迈，另外一个和她的糕点商丈夫住在沙托街。
因为她父亲我才创业，因为他对女儿期待很高，不想把她们嫁给工人。
也是因为他我才买了这个房子。二十年付清，我还要偿付十五年的贷款。但是在他眼里我俨然已经成了一个有产阶级，他对我们的未来放心了。
“马赛，我们不知道您会发生什么。您已经痊愈了，但是您可能还会生其他病。”
他的人生是从在德尔莫特板岩矿当矿工开始的，随后他成了一个工地的头。随后他拥有了房子和花园。
“我们可以买下一处房子，如果丈夫死去，妻子还可以用房子来还债。”
今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对明天有把握。在那天早上想到这个是不是很奇怪？
让娜穿好衣服，戴上帽子。
“你照顾孩子好吗？”
她去父亲家了。越来越多的汽车开过去，都是往南的。我觉得有两三次我听到了飞机的声音。飞机并没有投弹。可能是法国人或是英国人，我不得而知，因为飞机飞得很高，太阳很刺眼。
我打开商店，这时索菲在院子里玩。这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商店，因为这个房子建造得不像商业用房，顾客必须走过走廊，一扇普通的窗户充当玻璃橱窗。不远处的乳品店跟我这里的构造一样。在北方市郊，这种情况很常见。我们不得不开一扇进门，我在商店进门旁安装了门铃。
两个水手过来拿他们的收音机。收音机还没修好，但他们还是把收音机带走了。其中一个水手要回雷特尔，而那个弗拉芒人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回到家乡去。
我正在刮胡子，我边忙于梳洗，边透过窗户看管我女儿，我还看到街道两边所有的花园都青葱翠绿、繁花似锦。人们在矮墙边说话。因为窗户是打开的，又是在同一层，所以我听到了马特雷家传来的对话。
“你打算怎么带走这所有的东西？”
“我们会用得着。”
“我们可能会需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箱子搬到火车站。”
“我们可以叫出租车。”
“那但愿我们还能找到出租车！我都不知道还有没有火车了。”
突然之间我很害怕。我想象着所有人都涌向火车站，就像现在这些开往南方的汽车一样。似乎应该要出发了，似乎时间已经不多了，似乎只剩下几分钟了。我责怪自己怎么让妻子去了她父亲家。
他会给她什么建议呢？难道他知道的比我还多？
说到底，她从来都没有脱离娘家。她嫁给了我，和我生活在一起，为我生了一个小孩，将要为我生另一个小孩。她的名字随我的姓，但她仍然还是范斯·唐特，她动不动就跑到父母家或是某个姐妹家去。
“我应该去问问贝尔塔……”
贝尔塔是糕点商的妻子，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嫁得最好的一个。可能是因为这个，让娜总把她当成权威。
我们得走，我突然之间对这一点很肯定，不用想为什么，是时候离开菲迈了。我没有汽车，我可以用手推车运行李。
我不用等我妻子回来，我爬上阁楼把几个手提箱还有一个装着旧衣服的黑色行李箱卸了下来。
“爸爸，我们去坐火车吗？”
我女儿悄无声息地爬上来，盯着我看。
“我想应该是的。”
“你还不确定啊。”
我紧张起来。我在心里埋怨让娜这个时候怎么不在家，因为我害怕随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德国坦克可能暂时还开不到城里来，但是空军的炸弹可能会把我们炸得支离破碎。
我时不时来到索菲的房间看看街道上的形势，这个房间之前没派上用场，因为我女儿不愿意在里面睡。
三所房子前面有人往汽车上装载行李，其中一所是我邻居。小学教师的女儿米谢勒就像星期天去做弥撒一样，披着卷卷的头发，穿着白色的裙子，手里拿着一个装着金丝雀的笼子，神清气爽地在那等着她的父母，她父母还在汽车顶上扣了一个手提箱。
我把我们的母鸡和公鸡内斯托尔赶到一起，索菲特别珍爱这只公鸡。因此我们说这是索菲的公鸡。三年前我在花园尽头用铁丝网建造了一个小屋形状的鸡舍。
让娜想要给孩子吃新鲜的鸡蛋。当然这是因为她父亲一直养母鸡、兔子和鸽子。他还有些信鸽，星期天展览会结束后，他会待在花园尽头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看他的鸽子回鸽子窝。
我们家的公鸡每星期飞过墙头两三次，我得挨家挨户才能找到它。邻居们抱怨公鸡在他们的花园留下了粪便，抱怨被它喔喔的叫声吵醒。
“我可以带着我的娃娃吗？”
“可以。”
“那玩具车呢？”
“玩具车不行。火车上没这么多地方。”
“我的娃娃睡在哪里呢？”
我没有回答她，心里有点恼火。洋娃娃昨天晚上是在院子里的方砖上过夜的。我妻子终于回来了。
“你在干什么？”
“我在打包行李。”
“你打算走吗？”
“我想这是最谨慎的做法。你父母打算怎么办？”
“他们留在这里。我父亲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离开他的房子。我还去了贝尔塔家。他们几分钟之后就要出发了。他们说要抓紧时间，因为好像到处都塞车，尤其是梅齐埃附近。一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超低空飞过比利时，用机枪扫射火车和汽车。”
她没有反对我的决定，但可能是因为她父亲，她没有表现出要急于离开的样子。也有可能她也更愿意待在家？
“有人说一些农民推着乡村小推车，车上装着所有他们可以带走的东西，车子前面是牲畜。我远远地看到火车站了。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
“你准备带些什么走？”
“我不知道。不管怎么样，索菲的东西都是要带走的。还要带点吃的，特别是给她吃的东西。如果你能找到一些炼乳就好了……”
我去隔壁街的杂货店，与我所料相反，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因为从十月份开始，大部分居民就已经储备好物资了。戴着白色围裙的杂货店主像往日一样镇定，我对自己的焦躁不安有点羞愧。
“您还有炼乳吗？”
他给我指了指一个装满东西的货架。
“您要多少？”
“十二盒。”
我猜想他肯定不愿意卖给我这么多。我还打算买几包巧克力，一些火腿，一整个长圆形大面包。现在已经没有了规则和价值标准。谁也说不准这些东西会不会变得很珍贵。
十一点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让娜呕吐又耽误了我们一会儿。我犹豫了，我可怜她。我在想，她这个状态，我到底能不能把她带到一个未知的世界去。她没有抗拒我的决定，来回地走着，她的大肚子时不时碰到家具和门框。
“母鸡！”她突然尖叫道。
可能她隐约地希望我们能因为那些母鸡留下来，但是我在她之前就想到了。
“勒韦塞先生会把它们和他的鸡养在一起。”
“他们不走吗？”
“我过去问问他。”
他们住在码头上。勒韦塞家里有两个儿子在战场，一个女儿在济韦修道院当修女。
老勒韦塞先生对我说：“我们听凭上帝的支配。如果他想保护我们，他会像保护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保护在这里的我们。”
他的妻子默默地数着念珠。我说想把母鸡和公鸡托付给他们。
“我怎么把它们拿过来？”
“我给您留下钥匙。”
“责任重大啊。”
我恨不得立马就把那些牲畜送过来，但是我在想着火车、被人群包围的火车站以及天空中的飞机。难道现在还有时间去捉那群鸡吗？
我其实应该把鸡送过去。
“很可能这些留下来的东西最后我们一件都找不到了……”
我一点都不后悔。相反我有一种忧郁的快乐，就像毁掉一样自己亲手耐心制作的一样东西。
重要的是离开，离开菲迈，不管其他地方是否有危险在等着我们。这当然是逃亡，但在我看来，这不是因为德国人而逃亡，不是在他们的大炮与炸弹前逃亡，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逃亡。
我在认真思考过后，保证这就是我感受到的。我觉得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次离开的重要性并不是很大。而对于我，就像我已经说过的，这是我与命运相遇的时刻，一个我很久之前就与命运定下的约会的时刻。
让娜在离开家时使劲用鼻子吸气。我在手推车的纵梁后面，都没办法转过身去。最后我告诉勒韦塞先生，让他照看我们家的鸡。我把房门打开了，以便那些客户如果还要那些留在我这里的收音机。这仅仅是我诚实的想法。如果真的有人想要偷东西，他们难道不会破门而入吗？
一切都过去了。我推着小推车，让娜走在人行道上，索菲跟在她身边，将布娃娃紧紧地抱在胸前。
我难以钻进那么拥挤的人群中，有时候我以为我把妻子和女儿弄丢了，但是随后又在不远处找到她们。
一辆军事车辆疾驰而过，警笛声轰隆。我在离我不远的一辆比利时汽车上看见了弹痕。
所有人都一样，带着行李箱和包裹往火车站赶去。一位老妇请求把她的行李放在我的车上，她和我一起推车。
“您认为火车站还在吗？有人告诉我线路被切断了。”
“哪里的线路被切断了？”
“往迪南去的。我的女婿在铁路上工作，他看到一辆载满伤员的火车经过。”
大多数人眼中都是迷惘和慌乱，但都是焦急引起的。大家都想离开。都想及时到达安全的地方。每个人都确信肯定有一部分人将会落在后面，将会牺牲。
那么那些留在家里的人岂不是更危险？在窗玻璃后面，一张张脸在观察着逃亡者。我看着他们，觉得他们冷静如冰。
我渐渐认出我经常去取包裹的那栋大楼。我要走到那边去，我对家人做着手势让她们跟上来，抄这条路能让我们赶上火车。
铁轨上有两列火车。一列是军车，军车上的士兵袒胸露臂，用嘲弄的眼神看着人群。
我们还没有坐上另一列火车。大家都没有。一些警察在指挥着人群。我停下手推车。一些戴着袖章的年轻女子来回走动，照看着老人和小孩。
其中一个年轻女子看到了我妻子的大肚子，还有我妻子牵着的女儿。
“到这儿来。”
“但是，我丈夫……”
“货物车厢里有男人的位置。”
她不再说话。让娜愿不愿意都得跟着她走。让娜转过身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努力在人头攒动中寻找我。我叫道：
“小姐！小姐！”
戴袖章的女孩向我走过来。
“把这个给她。这是那个小女孩的食物。”
那也差不多是我们带的所有的食物。
我看着她们踩上脚踏板，上了头等车厢，索菲朝我挥挥手——事实上只是朝我所在的方向挥，因为我消失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她已经找不到我了。
有人推了我一下。我摸了摸口袋，确保备用眼镜还在，眼镜永远是我最担心的事。
“请不要拥挤！”一个长着胡须的小个子先生叫道。
另一个绅士重复道：
“不要挤！火车一个小时之内都不会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