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挖苦和嘲笑中度过了两天，他偶尔会因为突然而至的愤怒活动一下。他在自己的牢房里大步走来走去，好像打算撞墙。
今天是周末，所有人都应该出去活动。
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期待周末。他从一开始就很适应牢狱生活，乖乖听从规章制度和狱警的训导。
这是他感到自己被抛弃的第三天。没有人来看他。也没有人说要带他去法院。他不耐烦地注意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一有人停在他的窗前他就会马上站起来。
后来，他意识到街道很安静，公路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快四点时，一个狱警对他说这个星期一是假日。
星期二十点，被晒黑了的德马里来到牢房。他把一些文件摊在公文包上，拿出一支烟点上。
“您觉得这三天漫长吗？”
托尼并没有回答，律师轻轻咳嗽了几声，然后以一种鼓舞托尼之态等待着。
“我拿到了您上一次审讯以及和安德妮·德皮埃尔对质的笔录的副本。”
他相信客户是无辜的吗？他会形成新的看法吗？
“我撒谎声称看看笔录对我们好。其实信件的事情对我们很不利，您不承认信件的存在，陪审团会形成非常恶劣的印象。德皮埃尔引述的信件内容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希望您坦诚地回答一个问题。您坚决否认那些信件存在时，是想让您的情妇难受，还是觉得这些信息对您很危险？”
又来了。他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人人都喜欢去想象别人，人人都觉得一件事的发生总是有原因的。他们第一次谈到信件时，他想都没想就否认了，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去询问邮局局长。
他几个星期前得知司法便衣警察玛尼及其同事做了什么事：他们日复一日地去拜访村子里的女人，直到她们开口。
在圣朱斯坦，在展销会，特别是特里安特展销会上，难道还有居民、农场主、展销会常客没听过他的名字吗？
记者也掺和进来了，所有人都可以在报纸上的秘密话专栏里读到他的故事。
“我见过蒂耶姆了，简要来说，他认为这场对质让您特别难受。最后您似乎失去冷静了。而安德妮一直表现得相当镇定。我猜她到了审判官那儿也会是这种态度。”
德马里努力表现得热忱一些。
“我会尽量打听法官的意见，尽管预审一结束，他的意见就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他对您还是流露出了一些同情。但是我估计，他尽管观察了您两个月，但还是没能对您做出判断。”
为什么这么喋喋不休地说这么多毫无意义的话呢？
“我也偶然碰到了比戈教授！一个周五的晚上，在组织打桥牌的朋友那儿，他在一个角落招呼我过去。他跟我说了他的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发现，不幸的是这个发现来得太迟了。”
“您承认了和安德妮在一起时您没有采取您和其他女人习惯用的措施，她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您一点也不担心，这样陪审团会得出结论：您不害怕让她怀上小孩。”
托尼听着，对最后一句话很是惊讶。
“您知道，安德妮在记事本中记下了她来例假的日期。比戈出于好奇，将它们与你们在特里安特约会的日期对比。蒂耶姆没想到，我承认我也没想到。”
“您知道你们约会的时间是什么日子吗？无一例外，是您情妇的安全期。”
“换句话说，安德妮·德皮埃尔没有冒任何风险，尽管您没有事先声明，这些细节还是能为您辩护。我仍然会用这些细节，但是这个证据的效力现在降低了。”
托尼又变得漠不关心，律师坚持不了太久。
“我觉得您今天下午会被带去法庭。”
“她也是吗？”
“不会。这次只有您一个人。您还不希望我出席吗？”
出席了又能怎样呢？德马里并不比其他人更懂他。他的出现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不管怎么样，托尼在得知小个子法官同情自己后很高兴。
他三点钟在小厅里再次看到法官。外面下着细雨，角落里一把伞滴着水，那很可能是书记官的，因为法官是坐着他黑色的4cv来法院的。
蒂耶姆没有被晒黑。他直率地说：
“我利用周末把卷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法尔科内先生，您今天感觉怎么样？我提前通知您，今天的审讯可能会有点长，因为今天我们该说星期三，二月十七日了。您能不能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您那天的行程？”
他等着。他很惊讶为什么每次有人把他传到法院，那个人自己却还没到。
二月十七日，这是结束日，一切的结束。他没有料想到，甚至在最恐怖的噩梦里都没出现过。然而他事后回忆起来，又觉得一切似乎是必然的，命中注定的。
“您想让我提一些详细的问题来帮您回忆吗？”
他点头。即使跟自己说，他也不知道从哪开始。
“您妻子按往常的时间起床了？”
“比平常稍微早一点。星期二上午一直在下雨，下午过了一半了床单还没干。她打算花一天的时间熨衣服。”
“您呢？”
“我六点半下的床。”
“你们两人面对面地吃了早餐？你们没有聊您白天的安排吗？请尽可能详细地说明。”
蒂耶姆在面前摊开其他次审讯的笔录，那是托尼最初忍受着特里安特警察总监加斯东·约里和司法便衣警察玛尼说出来的话。他以前经常和加斯东在弟弟家喝开胃酒。玛尼是科西嘉人。
“我前一晚，也就是星期二晚上，告诉她我第二天会很忙，我不会回去吃午饭，可能也来不及回去吃晚饭。”
“您跟她说了详细的工作安排吗？”
“我只是和她谈到安巴斯展销会，我说那里有一些客户在等我，我还要去波林斯耶乌赫修理机器。”
“那里应该是在您的服务范围之外吧？”
“波林斯耶乌赫离圣朱斯坦只有三十五公里，我正在拓展业务。”
“您的解释都是假的吧？”
“不完全是假的。”
“您七点钟上楼去叫醒女儿？您经常这样做吗？”
“差不多每天早上都这样。我在洗漱之前叫醒她。”
“您穿上最好的一套西装，您周日才穿的蓝色西装。”
“因为我在普瓦捷有约。我得让加西亚觉得我很富有。”
“我们等会儿再来说他。您下楼了，女儿在厨房里，准备去上学。您去安巴斯和波林斯耶乌赫的路上，得经过邮局和火车站，邮局有您一个包裹。”
“一个活塞，那是我为波林斯耶乌赫的一个客户订的。”
有两到三次，他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办公桌前的空椅子。蒂耶姆最后想起这是上周安德妮坐过的椅子。
这把椅子很平常，看上去从上周五之后就没有被移动过。它似乎使托尼和法官都感到不快，法官在房间大步走来走去，最后他把椅子搬到墙边靠墙放着。
“您跟女儿提出要开小卡车送她去学校？”
“是的。”
“这是例外情况吗？那天早上，您对她特别温柔。这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吗？”
“没有。”
“您有没有问您妻子是不是要去村子买一些东西？”
“没有。我已经跟司法便衣警察说过了。我到大门口时吉塞勒叫住了我。”
“‘你可不可以在经过杂货店时买一公斤糖、两包洗衣粉？这样我就不用换衣服出门了。’”
“这是她的原话。”
“你们往常也这样吗？”
有必要再次挖掘家庭生活的细枝末节吗？他已经全都告诉司法便衣警察玛尼了。他们和每个家庭一样，差不多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商店买一些东西，包括肉店和熟食店。但吉塞勒不让他去这些商店，因为要排队。
“她说这不是男人干的事情。”
那个星期三，她想要尽早开始熨衣服。因为前一天吃的羊腿还剩了一些，所以不需要再买肉。只需要买一点点东西。
“所以您和女儿去了。”
他在后视镜里看到吉塞勒在用围裙擦手。
“您把玛丽安娜放到学校门口，然后去了邮局。再然后呢？”
“我走进了杂货店。”
“您有多长时间没有进去过了？”
“可能两个月。”
“自从收到最后一封只有三个字‘到你了’的信之后，您一直没去过？”
“是的。”
“法尔科内先生，您当时激动吗？”
“不激动。我很不想出现在安德妮面前，尤其是当着许多人的面。”
“您担心露出马脚？”
“我感觉不舒服。”
“您进去时还有谁在？”
“我记得有一个小孩，我当时没注意是谁，还有莫拉尔姐妹中的一个，还有一个老妇人，大家都叫她拉鲁苏特。”
“老德皮埃尔夫人也在吗？”
“我没看到她。”
“您在排队？”
“没有，安德妮马上问我：‘托尼，你想要什么？’”
“她让您插队？别人没有意见吗？”
“这是一个习俗。差不多哪里都是优先服务男士。”
“‘一公斤糖，两袋洗衣粉。’”
“她从架子上把东西拿下来，然后跟我说：‘等一下。我收到了你妻子十五天前要我进的糖煮李子。’”
“她消失在商店后面，然后拿出一罐和我平常在家看到的同一个牌子的果酱……”
“她去了很长时间吗？”
“没有很长时间。”
“一分钟？两分钟？”
“反正就是挺正常的一段时间。”
“拿起果酱并回到商店这么长的时间？还是在堆积的其他商品中找这罐果酱这么长时间？”
“这两种都有可能。我也不知道。”
“安德妮·德皮埃尔很激动吗？”
“我尽量不去看她。”
“您还是看到她了，听到她的声音了。”
“我想她很高兴看到我。”
“她没有对您说其他话吗？”
“我开门出去时，她说了一句：‘托尼，祝你一天愉快！’”
“她的语气正常吗？”
“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事情。那是很平常的一天。”
“事后回忆呢？”
“可能比平时更温柔。”
“安德妮当时对您很温柔吗？”
他必须说实话吗？
“是的。这很难解释。是一种特别的温柔，就像我有时候对玛丽安娜那样。”
“母亲似的温柔？”
“也不是这个词。也许‘保护’更合适。”
“因此，第一个巧合：您妻子很反常地派您去杂货店替她买东西。第二个巧合：一种只有她一个人吃的果酱，在商店很多天都没有卖。您的包裹到了，别人交给了您一罐果酱。第三个巧合是司法便衣警察玛尼没有指出来的：那天您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火车站。”
“我去拿邮寄给我的活塞……”
“不完全是这样。圣朱斯坦火车站像大部分建筑一样，有四面，一面朝向道路，相反的一面是旅客进出的通道，左边的第三面是火车站长办公室的外门。北边的第四面没有门也没有窗户，是一堵裸墙，完全不透光，您把车子停在这堵墙前面。”
“您如果去过这个火车站，您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合理的停车位置。”
“站长正在整理清单，他要您直接去货物存放地找自己的包裹。”
“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
“您在火车站或是火车站附近待了多久？”
“我没有看时间。几分钟吧。”
“站长说过了挺长一段时间后才听到您发动汽车离开。”
“我想确认发过来的活塞是好的，因为他们经常出错。”
“您拆开包装了吗？”
“嗯。”
“在小卡车上拆的？”
“是的。”
“在那里没人看得到您吧？再把这个巧合加进去。回到家后，您把买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您妻子在花园里把晾衣绳上的衣服取回来，并叠好放进衣物收纳筐里。您走到她身边去了吗？您在离开之前和她拥抱了吗？”
“我没有这个习惯。我又不是去很远的地方。走到门口时，我对她说：‘晚上见！’”
“您没有告诉她果酱已经拿回来了吗？”
“为什么要告诉她？她自己会在桌子上发现的。”
“您没有在厨房待很久？”
“我要走的时候，看到火炉旁边的咖啡壶，就走过去倒了一杯咖啡。”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至少是第五个巧合。”
为什么蒂耶姆这么强调巧合呢？托尼什么也不能改变。大家想要他起来抗议或者是发怒吗？他很早之前就度过了这一关，只会用一种不在乎的语气回答问题。他仍旧像二月十七日那样忧郁、懦弱，那天天空一片灰白，天光昏暗，整个村庄似乎变得空荡荡的，到处是暴风雨过后留下的水坑。
“您为什么去特里安特？”
“因为我刚好顺路。”
“没有其他理由吗？”
“我想和我弟弟谈谈。”
“为了征求他的意见？您征询弟弟的意见？”
“我经常和他聊我生意上的事情。此外，只有他知道我和安德妮之间的烦恼。”
“您承认您有烦恼？”
“她的信让我烦恼。”
“在对司法便衣警察玛尼供认之后，烦恼这个词是不是弱了点？”
“那就是它们让我感到害怕。”
“那您做决定了吗？您是和樊尚在谈论您的决定吗？法尔科内先生，您和他在交谈时，您的弟媳在外面做生意，弗朗索瓦在一楼打扫房间吗？”
“每个上午都是这样。我走进咖啡厅时，樊尚已经不在那里了。我听到酒窖里传来酒瓶碰撞声，看到柜台后面的地板门开着，我弟弟在那滗清一天要卖的酒，然后我听到他上来的脚步声。”
“您没有先去告诉他您来了吗？”
“我不想打断他工作。而我有时间等。我坐在窗户旁边，思考着我要对加西亚说的话。”
“您去那里征求弟弟的意见，但实际上您已经做好决定了？”
“差不多。”
“请您解释一下。”
“我料到加西亚会犹豫，因为他是一个很慎重的人，他很容易害怕。这单生意就像猜硬币正反面一样不可预估。”
“您用这种方式来决定您和您家庭的未来？”
“是的。如果加西亚被我说服了，我就能把货卖出去。如果他不想冒险，那我就卖不出去货。”
“那您弟弟的作用是什么？”
“我希望让他知道。”
“没有证人——包括您的弟媳——在场，所以除了樊尚和您，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你们究竟谈了什么。你们很团结，不是吗？”
托尼还记得他沿着泥泞或是冰冻的道路带着弟弟去上学的那段时光。他们穿着笨重的厚呢子上衣。冬天他们摸黑出门，在暮色中回家。樊尚经常累得拖着钉鞋走路。在课间休息时，托尼远远地照看着他。他们回到布瓦塞勒等父亲回家时，是他给弟弟切面包。
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法官蒂耶姆就没有经历过。
樊尚当然是和他在思想、感情上最相通的人。樊尚很感激他没有以哥哥的身份自居。意大利语是他们的另一个纽带，因为意大利语让他们想起童年时代，他们只用这种语言和母亲交流。
“我害怕我继续住在这里会不太平。”
“她什么也没对您说吗？”
“还有别人在商店里。我想两三天之后我还会收到一封信，天知道这次信里会有什么内容。”
“你打算怎么跟吉塞勒解释？”
“我还没想好。如果我跟她说这个地区已经没有发展空间，她会相信我。”
他们一起喝着苦艾酒，两个人各自坐在柜台一角，然后汽水送货员来了，托尼朝敞开的门走去。
樊尚对他说：“愿上帝保佑！”
蒂耶姆很难相信他们这么容易地聊完了这个话题，可能因为这兄弟俩从童年起就对苦难早已习惯了。
“他没有试图说服您打消离开本地的念头吗？”
“相反。他看上去松了一口气。他从一开始就不看好我和安德妮的关系。”
“继续说您后面做的事情。”
“我不太情愿地去了安巴斯展销会，这只是冬季的一个小型展销会。我发了一些传单之后，动身去波林斯耶乌赫找我的一个客户。”
“等一下。您妻子知道他的名字吗？”
“我不记得是否跟她提过。”
“您这样去外面巡回做生意，难道不需要告诉她可以在哪里找到您吗？”
“没必要。展销会很简单，因为我差不多总会去相同的一些咖啡馆。我去农场时，她大概知道我的行程，可以给我打电话。”
“您没有跟她说起普瓦捷？”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什么都还没确定，我不想让她瞎担心。”
“难道您从来都没想过直接跟她坦白事情真相，向她表明您和安德妮·德皮埃尔之间关系令您担忧吗？你觉得这种关系已经结束了，这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您从没打算坦白？”
是的。他的回答可能很荒唐，但的确是事实。
“我的波林斯耶乌赫客户名叫当布瓦，是一个肥胖的农场主，他邀请我一起吃午餐。我两点钟干完了工作。于是我不急不忙地前往普瓦捷。”
“请您具体说说您和加西亚的约会。”
“我在前一个周六写信通知他，他一下班我就去接他。加西亚是我在中央仓库工作时的领班。他比我大十来岁，有三个小孩，有个儿子在上高中。”
“继续。”
“我很早就到了。我本来应该到装配车间去，但是去那里得跟以前的同事说话，我没那个勇气。那些建筑矗立在离城市两公里的地方，在安古莱姆路上。我一直开到普瓦捷，然后走进新闻电影院。”
“您什么时候离开的？”
“四点半。”
“您上午几点钟从弟弟家出来的？”
“十点前一点点。”
“也就是说，和往常不同，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半，没有人——包括您的妻子——知道去哪里找您？”
“这没什么奇怪的。”
“假如您女儿发生严重事故……还是不做假设吧！您从电影院出来之后就去等加西亚。”
“是的。他对我的信很惊讶。我们差点就走进对面的咖啡店，但是我们在那儿会碰到一些同事。加西亚骑了摩托车，所以他在城里骑着摩托车跟着我一直到了地球啤酒厂。”
“也没有人知道您在地球啤酒厂？甚至您弟弟也不知道？”
“是的。加西亚告诉我一些他家里的事情，我也说了些我家里的事，随后我们谈起买卖。”
“您告诉他为什么您想离开圣朱斯坦吗？”
“只说了和女人有关。我知道他有闲置资金，他对我说过好几次要自己创业。我可以给他提供正在上升期的生意、房子、库房、装置设备，还有很多客户。”
“他有意向吗？”
“他没有给我明确答复。他说他要再考虑一星期，首先要和妻子以及大儿子商量商量。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得离开普瓦捷，因为他的大儿子在高中成绩不错，有很多朋友。我跟他说特里安特有所很好的中学。”
“但如果不寄宿，他每天早晚一共得走十五公里。”
“这次谈话总共持续了多长时间？”
“七点之前加西亚要我和他一起回家。我回答说我妻子在家等我。”
“如果下周加西亚给您肯定答复，您有什么计划？”
“比如，我可能会向公司申请离圣朱斯坦很远的阿尔萨斯北部或东部的代理职务。公司应该会同意，因为我的业绩很好。可能有一天我会再次创业。”
“您把您父亲一个人留在布瓦塞勒？”
“樊尚离他不远。”
“法尔科内先生，您想休息一会儿吗？”
“可以打开窗户吗？”
他需要新鲜空气。这场看上去很平常的审讯从一开始就让他感觉透不过气来。他的反驳中有些可怕和不真实的东西，让他想起了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所有可怕和不真实的东西，都与他永远不想提及的一场悲剧有关。
“要抽支烟吗？”
他拿了一支，走到对面的窗户前看着街道，湿淋淋的屋顶滴着水。要是这是最后一次审讯就好了！但就算蒂耶姆的审讯结束了，重罪法庭开庭后，他仍然需要回答问题。
他又安静地坐下来。
“法尔科内先生，我们快结束了。”
他点头表示赞同，对法官悲伤地笑了笑，他认为自己感觉到了法官的一丝同情。
“您直接回到了圣朱斯坦？没在任何其他地方停留？”
“我突然很想赶回家，想见到妻子和女儿。我想我一定开得很快。正常情况下，开完那段路需要一个半小时，但是那天我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您和加西亚喝酒了吗？”
“他喝了两杯开胃酒，我只喝了一杯苦艾酒。”
“和在您弟弟那儿一样。”
“是的。”
“您在他家前面经过。您没有下车告诉这次会面的结果吗？”
“没有。那个时间点咖啡厅里总是有许多客人，樊尚肯定很忙。”
“天黑了。您远远地看到家里的灯光。您没有感到惊讶吗？”
“我很惊讶地看到我家所有的窗户都是亮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您想到了什么？”
“我女儿。”
“没想到您妻子？”
“在我的意识里，玛丽安娜当然是更脆弱、更可能出事的那个。”
“您没有把车开到库房去，而是停在离家还有二十米的地方。”
“有一半的村民聚集在我家栅栏前，我更加确定出事了。”
“您不得不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
“在我前面自动分出了一条路，但是我发现大家不是同情地看着我，而是怒气冲冲或不解地盯着我看。锻工胖子迪迪埃围着皮质围裙，双手叉腰，挡在我面前，朝我鞋子上吐唾沫。”
“我走过草坪时，听到身后传来威胁的嘈杂声。我不需要开门，因为门已经打开了，一个面熟的警察接待了我，我经常在特里安特市场上碰到他。”
“‘到这来！’他指着我办公室的门命令我。”
“我发现警察队长朗格尔坐在我的位置上。他不像往常一样叫我托尼，而是低声叫道：”
“‘坐下，卑鄙的家伙！’”
“然后我叫道：”
“‘我的妻子在哪儿？我的女儿在哪儿？’”
“‘你比我更加清楚你妻子在哪儿！’”
托尼没再说话。他并不激动，非常平静。蒂耶姆不催他，书记官手中的笔停在空中。
“法官先生，我什么都不知道。很混乱。朗格尔一会儿之后告诉我玛丽安娜被莫拉尔姐妹带走了，叫我不要担心她。”
“‘你就承认你都知道了并且不期待看到她们活着吧！婊子养的！下流胚！’”
“他站起来，我明白他只想找个机会来打我。我重复问道：”
“‘我妻子在哪儿？’”
“‘在特里安特的医院，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
“然后他看了一下手表，说道：”
“‘只是现在她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大家都想知道，你一整天都在哪儿？你躲起来了吧？你不想亲眼看到这些吧？大家在想你是否会回来，你是不是还没出发。’”
“‘吉塞勒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意外！对，就是你把她杀了。你故意远离现场。’”
“警察总监开着车到了。”
“他问队长，‘他说什么了？’”
“‘正如我所料，他装作很无辜。意大利人最会撒谎了。他说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总监和下属一样，没有表露出丝毫同情，但是警察总监尽量保持冷静和镇定。”
“‘您从哪儿来？’”
“‘普瓦捷。’”
“‘您一天都干了什么？我们到处找您。’”
“‘几点钟的时候？’”
“‘四点半以后。’”
“‘四点半时发生了什么事？’”
“‘里凯医生给我们打电话。’”
这时，托尼变得不知所措。
“长官，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妻子发生了意外吗？”
特里安特警察总监加斯东·约里盯着他的眼睛。
“您在演喜剧吗？”
“我以我女儿的人头担保没有。发发慈悲吧，告诉我我的妻子怎么样了。她还活着吗？”
警察总监看着手表。
“四十五分钟之前她还活着。那时候我还坐在她床边。”“她已经死了！”
托尼不能相信这个事实。他听到屋里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是二楼沉重的脚步声。
“那些人在我家做什么？”
“他们在搜查，虽然我们已经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我想见我妻子。”
“您得服从我们的命令。安托万·法尔科内，从现在开始，您被逮捕了。”
“你们指控我什么？”
“指控您什么由我们说了算。”
他颓废地坐在椅子上，用手撑着头。他无法知道更详细的事情了，因为接下来他就不停地重复自己当天做了些什么。
“您承认是您把这罐果酱带回来的？”
“是的。当然。”
“您妻子没要您带吧？”
“没有。她要我去买糖和洗衣粉。是安德妮·德皮埃尔把果酱交给我的，果酱好像是吉塞勒十五天前打算买的。”
“您是直接从杂货店回来的吗？”
“在火车站停留了一下……备用活塞……”
“就是这罐果酱吗？”
他们把果酱递到他鼻子处给他闻一下。果酱盖被大大地打开了。
“我觉得是的。商标一样。”
“您没有亲手交给妻子？”
“我把它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
“什么也没说吗？”
“我不觉得有必要说什么。我妻子当时正在花园里收衣服。”
“您最后一次去库房是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八点前一点，我去那儿拿车。”
“您没有拿其他东西？您是一个人？”
“我女儿在屋子外面等我。”
这一切就像刚刚发生的，却又似乎非常遥远！整个一天，包括来回的行程，都变得那么不真实。
“法尔科内先生，您还认得这个吗？”
托尼看着那个盒子，觉得很眼熟，它放在库房最高的架子上已经四年了。
“对，这个应该是我的。”
“这个盒子里装了什么？”
“毒药。”
“您知道是什么毒药吗？”
“砒霜或者士的宁。我们住到这儿的第一年时买的。库房所在地以前是个垃圾倾倒场，屠夫把下水都倒到那里。老鼠形成了去那里觅食的习惯，所以德皮埃尔夫人……”
“等一下。哪一个？是老的还是年轻的？”
“老的。她卖了农场用的毒药给我。我不记得是……”
“士的宁。您掺了多少到果酱里面？”
托尼没有发疯。他也没有尖叫，他紧咬着牙关。
“您妻子通常会在几点钟吃果酱？”
他觉得自己有点不正常了，最后回答道：
“十点钟左右。”
自从他们住到乡下，她就起得很早，吉塞勒习惯在十点钟吃点点心。玛丽安娜上学之前她们俩一起吃。玛丽安娜上学后，她们下午时一起吃。
“所以您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
“知道她在十点钟吃果酱。您知道士的宁的致命剂量是多少吗？两厘克。可能您还不知道在吞下去十到十五分钟之后，毒药就会开始发作，并引发痉挛。十点钟您在哪儿？”
“我刚从我弟弟家出来。”
“您妻子躺在厨房的方砖上。她一个人在屋子里，没有援助，直到您女儿四点钟放学回家，在那之后才有人过去帮她。她独自垂死挣扎了六个小时。安排得很好，不是吗？”
“您说她已经死了？”
“是的，法尔科内先生。我不相信您什么都不知道。很可能在第一次发作之后她稍微缓和了一会儿。里凯医生是这么认为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来呼救。随后她再次发生痉挛，回天无力了。”
“您的女儿四点多一点回来的，她发现她妈妈躺在地上，我不愿意给您描述当时的情形。她从家里跑了出来，她惊慌地用拳头拍打莫拉尔小姐家的门。莱奥诺尔过来看了后马上打电话给里凯医生。四点十五分您在哪儿？”
“普瓦捷电影院。”
“里凯医生诊断她中毒了，并叫医院派救护车。洗胃已经太晚了，只能给她服用一些镇痛剂。”
“里凯医生给我打的电话，告诉我果酱的事。他等救护车的时候，在厨房里四处查看。桌子上还有面包、小刀、一个盛有一些牛奶咖啡的杯子、一个有果酱痕迹的盘子。他用舌尖尝了一点。”
“我要见她！我要见我女儿！”
“您现在还不能见女儿，因为您一出这个门就会被人碎尸万段。莱奥诺尔万分匆忙地一家接着一家通知这个消息。我们的人在查看库房时发现了这盒士的宁。我联系了普瓦捷的检察官。”
“法尔科内先生，现在您得陪我过去。我们最好去警察总队办公室根据规定正式审讯一次。您很长时间都不大可能回来，所以我建议您用箱子装上个人用品和衣服。我和您一起上去。”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蒂耶姆要求他重新开始叙述，要求他回忆离开圣朱斯坦—杜卢时的情景。他手里拿着箱子，穿过警察分开的好奇的人群。他们很惊讶，在他经过时训斥他。还有些人惊恐地看着他，好像村子里的这个杀人凶手会让他们自己受害。
“根据法律，您得去辨认尸体。”
他在医院的走廊里等，警察总监和警察站在他旁边。他们给他铐上了手铐。他还没有习惯，每次一动都会被弄疼。
蒂耶姆异常仔细地看着他，说道：
“您妻子刚刚装殓完毕，您站在她面前一动不动，接着走了几步，一句话也没说。法尔科内先生，您当时是不是还没习惯自己的罪犯身份？”
那一刻，他在内心深处的确觉得自己就是罪犯，但他该怎么跟法官解释呢？他试图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说：
“不管怎么样，她是因为我的错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