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200年前，哲学家荀子说：“乱生于差，治尽其详。”凯尔文爵士曾说，人如果能对某事说出个一二三四，那他对那事就算有所了解了。爱德华·l.桑代克说，大凡事物皆存在于一定的量中，因而是可测量的。因此，事实包括其准确性和度量性是任何科学调研的绝对必要的条件。中国学者和作家过多沉溺于华丽辞藻、纯粹观念、理论推演、一般印象、大而化之。这种传统鼓励不了科学发展。海外归来的学子，有责任促进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多年前，我曾预见其重要性，并试图尽我所能在中国教育学领域里使教育成为一门科学。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教育行政测量法》。但是，中国教育工作者对确切的事实和统计数据的忽视，使这一运动难于推进。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教育财政学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发展。政府的报告还没有为科学分析提供足够的相关数据。要想做学校调查，也困难重重。因此，迄今我写的有关增加教育预算、教育独立、负担均等等作品，根据的可资利用的数据不够多。中国的教育行政领导人虽然也阐述、承认教育支持的一些基本原则，然而要他们在实践中实现这些原则，还有待于通过调查研究提供更完备、准确的信息，还要开发一些程序和技术。现在，惊人的经济危机带来政府收入的锐减，结果教育预算广泛萎缩。富而后教的传统，使公共舆论不利于在危机期间增加对学校的支持。当此之时，谈论教育财政需要有勇气和眼光。要有突破旧传统和“群众所爱”的勇气，和看到教育的经济效益的眼光。

陈博士将因在这一领域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而受到祝贺。在同类研究中这是首屈一指的综合性研究。首先，这是一部高质量的科学著作。其收集数据之丰富、展示文献之详细、剖解分析之精心，显示了作者克服困难的非凡勇气、恪守科学程序的习性以及对公共教育的耐心与热忱。清点起来，他做出了以下多种杰出贡献：

1. 第一次在一本书中汇集了与中国教育财政各个主要方面有关的可资利用的所有突出事实。它是一本信息总汇。

2. 事实胜于雄辩。他用足以说服任何有良知而主张压缩教育的政界人士的静默数字，提出了响亮的主张。

3. 尽管由于谦虚，他没有对资助综合教育方案提出明确建议，而实际上，他已揭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4. 奠定了研究教育财政学的典范。关于湖北省的研究及其介绍的研究方式，对未来地方教育财政的研究是有很多启发的。

5. 使用了众多方法、技术或统计程序。他显示了应该如何开发和利用客观计量和图表。尽可能地减少了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

兹列举该书对中国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和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改进和增益之亮点如下：

（1）通过对经济和社会环境的理解，以及与财富和收入的关系的理解，扩大了观察问题的视野。

（2）通过中国银元等值换算得出教育支出的指数，显示了支出跟不上注册。

（3）用立体对比来呈现人口各分类组的教育机会覆盖度的事实。

（4）试用暂行法估算各年龄组对人口总数的比率。

（5）用一个算术公式估算中国公立教育系统经费总额，用三级政府的承担来估算教育经费总值。

（6）用一种新办法比较各国教育支出占全国预算的百分比。（参见表35）

（7）运用邰氏八项标准分析地方教育财政的控制。

（8）提出地方教育财政收入来源的更好分类法。

（9）对湖北省地方教育收入来源及其图表进行了详细分析。

（10）对未来普及教育方案的未来可能经费的估算，提出了改善建议。

（11）试利用暂行办法衡量各地区经济能力和进行各省经济能力排位。

（12）对中国学田史的文献研究等提出建议。

关于陈博士所用原始数据的可靠性问题，有必要谈一谈。这里必须采用相对性原则。社会科学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据说比那些精密科学落后了200年。物理学已可以测量百万分之一英寸的东西了，而财政学在其初始阶段，必须满足于应对各种易变的人性现实产品，大量地与趋势和可能性打交道。我们遵行的是数据的相对可靠性和虚心坦率。诚然，某些地方政府报告的数字仅是推测，但是，有这些数字总比没有好。研究生的精确性习惯，是有利于鼓励未来报告和调查的精确化的。这就是陈博士的著作之所以将受到赞赏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高度评价这本书，是很自然的。杜威教授写信给胡适博士说：“这是一件有实质、能发光的作品，对于中国将大有价值。”施菊野博士说：“此书非独对中国教育行政者是一种挑战，且对世界教育家是一种贡献。”麦考尔教授说：“这是哥大师范学院历史上最具重要意义的论文之一。它以优异成绩通过答辩。”

恰好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采取了渐进的一步，宣布了1935—1936财政年度957,184,006元的预算，说是在缩减中央其他职能部门预算的同时，给教育以及实业部门增加了350,000元的预算。一个从1935年6月开始的普及教育十年方案已经启动，支持费用已经拨出。这将激起各省采取类似行动。财政部也发动要收遗产税和所得税，以冀平衡人口负担。但是，提供充实稳定的教育支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陈博士此书令人羡慕地适逢研究之所需。我希望他能尽可能快地把它译成中文出版，并且沿着他所建议的研究道路取得进一步成就。

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邰爽秋

1935年6月5日端午节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