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上文种种，我预备提出一个感想与三个问题来，和有耐性看这篇稿子的人商榷。
一个感想是：古人所下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断语是不确的。这个断语，以前是很有人相信的。《左传》上说，“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可见五世的说法是很古的。近代人家往往在门楣上贴上“五世其昌”的横条，每逢新年，又总要更换一次。可见这五世的说法也是流播得很广的。但何以五世呢？五是一个成数，是我们手指之数，五世之数，在以前比较早婚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有希望及身看得见的世数；宗法上“小宗五世则迁”的规矩大约也是这样来的。这些固然都不错。但一样是一个愿望，何以不多包括几世，而甘心以五世为限？第六世起便听其衰败下去么？《左传》上的占卜之词只说五世，还可以说是不敢希望太奢；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一个很肯定的说法，何以会如是其肯定，我们就不明白了。
无论如何，我们从上文《世泽流衍图》里，很可以看出来君子之泽是不一定五世而斩的。91个血系在这一点上分布如下：
4世 8系
5世 15系
6世 13系
7世 13系
8世 8系
9世 8系
10世 5系
11世 4系
12世 7系
14世 1系
15世 2系
16世 1系
17世 4系
18世 1系
21世 1系
平均起来，每一个血系的世泽流衍可以到8.3世之久。明清两代，前者享国270余年，后者享国260余年，合得540余年，在这时期里，世泽最长的血系可以流衍到21世，平均每世差不多恰好26年。以26乘8.3，得215.8，即嘉兴的望族，平均大约能维持到二百一二十年，也就不能说不长久了。这当然是只就方志谱录中有记载的而言，这种记载的通病是失诸片段简略，若更周密详明的话，这种年限似乎还有伸展的可能。
其次我们要提出三个问题：一、望族之所以成，当然有人才的产生有关；望族中的许多人，多少总是一些人才，我们在上文早经说过了，但我们不妨问，此外我们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指正上文的血缘网确乎是一个产生人才的集体。二、90多个血系，为数固然已经不算太少，但是难道嘉兴所有的望族已经被一网打尽了么？三、望族的寿命，修短很不一致，何以修？何以短？何以兴起？何以衰亡？盛衰兴替的理由何在？朕兆或症候如何？这三个问题虽亟切不易答复，至少我们似乎应该提出来讨论一下。
一、 我们以为上文的血缘网不能不说是一个产生人才的集体。要是嘉兴是一个人才的渊薮，这血缘网真是一个名实相符的把人才笼括起来的一个网子。这一层至少有三四宗数字可以帮同证明。一是复社的社员。加入社团的举动，以前的读书人是多少有些不赞成的，似乎尤其是在理学方面用功夫的人。清初嘉兴两位入祀“两庑”的儒家，张履祥（杨园）与陆陇其（清献），在这方面都表示过反感。清献的父亲标锡，尝引吴忠节公（麟徴）（77）训诫清献说：“居官不入党，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杨园年谱》里有如下的一段记载：“是时复社声名达于穷乡，争趋张溥、周钟之门；吴子琦请于先生，欲游名公之门以延誉，先生止之；子琦意甚坚，先生曰，如必不可已，往拜杨维斗先生可也。”不过平心而论，再揆诸君子不党而群，不同而和的精意，复社一类的组织未尝没有它的价值，而加入的人也不一定失什么身份。至少从宽看去，他们总不失为一些人才。杨园自己的朋友里就有好几位是复社的社员，例如，钱本一（一士）（17）、朱一是（近修）（1）、李明嶅（山颜）（41）。
复社的名单不止一个，据吴（扶九）所辑，共得2240人，其中嘉兴府占140人。这140人中，有59人是在我们网里的，即占嘉兴的42.1%，或全国的2.6。这59人是：
嘉兴府——陈恂（6） 项声国（32） 蒋芬（14） 陆清原（45） 谭吉彭（69） 陆瀹原（45） 钱继振（16） 黄子锡（31） 徐彬（33） 朱一是（1） 查继甲（1） 查嗣馨（1）
嘉兴县——谭贞良（69） 钱嘉徴（15） 陈恪（6） 项浚元（32） 姚瀚（80） 盛九鼎（59） 黄涛（31） 李明峦（41） 李明嶅（41） 沈嗣选（62）
秀水县——朱茂晖（22） 包鸿逵（53） 朱茂旸（22） 徐肇森（33） 俞汝言（59） 姚澄（80） 李明岳（41） 李寅（41） 钟嵚立（65）
嘉善县——钱柟（16） 钱继章（16） 钱棻（16） 魏学濂（76）
钱栻（16） 魏学洙（76） 钱默（16） 钱熙（16） 魏学渠（76） 曹尔堪（73）
平湖县——赵韩（59） 过铭簠（40） 马嘉植（52） 陆洽原（45） 陆浚原（45） 施（67） 陆上澜（59） 陆又机（59） 屠象美（72）
海盐县——张奇龄（2） 陈梁（7） 陈光（7） 钱泮（15） 陈许廷（7） 查诗继（1） 冯景裕（54）
石门——徐肇梁（33）
桐乡——钱本一（17）
这59人全都是嘉兴人，至于府境以外而同时因婚姻或移徙关系而也入我们的网的复社社员还不在内，例如钱塘俞时笃（91），又如陈光的妻父太仓王家颖（7）。（好几种人物汇传的作品都把家颖当作华亭王图炳之后，不但地域有误，时代亦且颠倒！）
第二宗可以帮同证明的事实，是所谓“巍科”的人物。所谓巍科人物指的是科举制度下会试的第一人与廷试第一甲的三名与第二甲第一名，即所称会元、状元、榜眼、探花与传胪的是。巍科人物是不是都配叫做人才，我们固然不便肯定，但近人张惟骧（季易）的几句话至少是很公允的。他说，“此五人者，固不能人人足以泽当时而式后世，而道德勋业节义文章之士足以炳史册而善心身者不知其凡几也。是故士君子虽不必因科目而重，而科目未始不足以重士君子”（《明清巍科姓氏录·跋》）。明代共有巍科人物440人（凡属中了会元以后廷试又列在前茅的四名中间的都算作二人；又，洪武三十年丁丑科举行过两次廷试，第二次事出勉强，未算，否则是445人）；清代共有520名（顺治九年壬辰科与十二年乙未科的满榜未算）；合之得960人。嘉兴府明代得12人〔算陈之遴（9）在内〕，清代得28人〔算金德瑛（20）在内〕，共40人。明代12人中，落在我们网里的10人，漏网的只2人，为83.3%与16.7%之比。清代28人中，落网的17人，漏网的11人，是60.7%与39.3%之比；合之，40人中，落网的27人，漏网的13人，是67.5%与32.5%之比。
这不过是就府境以内说。同时，府境以外，因为婚姻关系的缘故，也有不少人落网或至少是带在网上的。就目前可知的而言，那数目是31人，合之得58人。即明清两代全部巍科人物的6.0%。这58人中：会元12人，状元14人，榜眼11人，探花10人，传胪11人，分配得很是平均。他们的姓名、科分、籍贯以及和各望族的关系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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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鸿词科的人物也可以帮同证明我们的血缘网是很有“毓秀”的（aristogenic）价值的。清代举行过两次鸿博的考试，一在康熙己未，二在乾隆丙辰。和己未一科发生关系的（连辞不应荐的也算在内），全国共207人，丙辰科共268人，合得475人；己未一科中，有15人的姓名可以在我们的网里发见，丙辰一科则有16人，合之得31人，即占总数6.5%，比巍科人物的6.0%还要略高一些。若只就浙江一省与嘉兴一府比较，则己未科是52人中14人，丙辰科是60人中15人，合之是120人中29人，或26.0%。再就应试而取中的而言，则名列血缘网的，己未科50人中5人，且都考在第一等，丙辰科则18人中2人，则都是二等；合之得68人中7人（其中府境内者5人，境外者2人），即10.3%，是不能算不高的了。血缘网中所有与鸿博科有关的31人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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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番禺叶氏辑印《清代学者象传》，已印的169人中，有18人，即几乎是11%，是在我们的网里的。若就已印、待印、待访的总数而论，则480人中得33人，约7.0%。那已印的18人是项圣谟（32）、彭孙遹（54）、朱彝尊（22）、高士奇（37）、查升（1）、查慎行（1）、何焯（22）、张照（37） （41）、钱陈群（15）、王安国（59）、冯浩（29）、钱载（15）、冯应榴（29）、潘奕隽（1）、王念孙（59）、汪如洋（75）、姚文田（21）（23） （75）、王引之（59）。这也可以供我们的参证。
总结上文，我们的血缘网所已网罗的人物至少有：
复社社员——全国的2.6% 全郡的42.1%
巍科人物——全国的6.0% 全郡的67.5%
鸿博人物——全国的6. 5% 全省的26.0%
清代学者（叶氏《象传》）——已印的11.0% 总数的7.0%
说“所已网罗”，说“至少”，显而易见是因这些数字是极有扩充的可能性的，随时有新的血缘关系或姻缘关系发见，我们就随时可以把它增加。这三四种资料里，当然有一小部分的人物是相同的。例如魏学渠列复社，也列鸿博；汪如洋列巍科，也列《学者象传》；金德瑛列鸿博，也列巍科等。
二、 84个和许多附见的望族之外，嘉兴当然还有不少的世家大族。这些，我们也要约略介绍一下。不过，就《府志》所能告诉我们的而论，这种人家确乎是不多，尤其是假若我们坚持须满五人的标准的话。姑且把满五人的几家或零星血系列表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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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也有60个血系。它们在量上固然赶不上我们在网里所搜罗的；在质上，一般的说，也大有差别。同时我们得记住，这个50多家的单子也是很暂时的，只要有新材料发见，它随时可以起两种变化：一是一部分的血系难免不因婚姻关系而被摄取到上文的大网里去，那（38）号的柯氏和（43）的刘氏的一部分，就是临了被摄取去了的；二是有几个姓氏与里居相同的血系，会因世系关系的新发见而归并起来，例如石门有五个姓吴的血系，我相信五个中间，总有一部分实在是一族的。
其余不足五人的血系我们目前只好割爱。但关于它们的资料，我们是保存着的，以备将来作归并与联系之用。
* * * *
三、 最后我们对于世家大族所由兴废盛衰的道理，不能不有所讨论。上文我们在介绍各望族之先，定下过几条规矩，中间第四条曾经声明，我们要注意几种东西：一是由来，二是世数及人数，三是婚姻关系，四是关于盛衰兴亡的论证。我们在下文的讨论，至少一部分要根据在这四点上我们所著录下来的种种。
世家大族所以兴替盛衰的理由，自然是很多的，但不妨归并为三类：一是“虚的”，二是“实的”，三是“可虚可实的”。或，一是玄学的，二是比较科学的，三是可以有玄学的或科学的解释的。风水、家运、祖宗保佑、神灵呵护一类的解释，就是比较玄虚的。这一类的解释，我们在这番研究的资料里，并没有遇见多少。一起只有三四个讲到风水的例子，一是陈氏（9），据说陈氏的所以子孙昌盛，科第蝉联，是因为精通“青乌术”的缘故；和嘉兴望族有婚姻关系的华亭王氏（20） （37），据说也是如此。二是项氏（32），项忠的后辈特别发达，人家都说是因为“阴地甚佳”。三是沈氏（59），《清溪沈氏家乘》的《轶事纪闻》里写着：
望洋公（维）墓在林致字圩，本平原、平野两公造以葬尊人次山翁（奎）者，经营既成，葬有日矣。平原公惑堪舆家言，长房不利，改卜胡店桥西。懿所（民彝）寅所（民范）两公遂觅以葬公（维）。初葬，长房果不利，后科第蝉联。地可遇而不可求，信夫！
次山翁是沈奎，望洋公是沈维，试阅沈氏系图（59），这两人的后辈确乎很有一些盛衰的分别。维一支传到清代末叶，还有著称的人，沈初便是他的八世孙。沈奎一支，要不是因为和曹氏与张氏的婚姻关系，也许就根本没有资格加入我们的系图。不过，张氏另有系图，见（84）；沈奎的曾孙女嫁曹遵何，即曹溶（秋岳、倦圃）所自出（22）；曹、张二氏的地位安知一部分不是沈氏的婚姻所赐的呢？这一点，普通讲风水的就不管了。第四例是施氏（67），据说施凤来出生以前，他的祖先施雷的坟上，忽然水如潮涌，“诸港澈底奔赴，绕墓水高数尺”，好久方才平复；这种风水，竟然是很实在的了，但对于凤来之所以生与夫施氏因凤来之生而昌盛，毕竟是一个很玄虚的解释。和这施氏的故事相像的又有钱氏（15），盛枫《征献录》说：钱氏“先茔久芜废，一夕忽发光怪，群鹤巢其树巅，明年琦登科，自是贵显相接。”但凿凿有据像下列一类的故事，我们在嘉兴，至少在我们这回研究所包括的资料里，倒还没有能找到。
苏城吴氏始祖茔，明时葬在胥门外桐泾，与七子山相对。有术者过其地曰：此吉壤也，逢壬戌当发，惟先旺女家耳。及嘉靖壬戌，申文定公时行中状元，申为吴婿；天启壬戌陈文庄公仁锡中探花，陈为吴甥；康熙壬戌彭太史宁求中探花，彭为吴婿；乾隆壬戌陆明府桂森中进士，陆为吴甥。嘉庆壬戌吴裔孙棣华殿撰廷琛始中会状；道光壬辰廷琛堂侄钟骏又中状元。（钱泳，《履园丛话》，十三）
讲风水与家门鼎盛的因果关系，大约这是可以叹为观止的一例了。这例虽然出在苏州，和我们却也很有瓜葛，原来桐泾吴氏，因为和查氏（1）有婚姻关系，也未尝不是我们血缘网的一部分，吴廷琛的从曾孙女，吴钟骏的三从孙女，就嫁给查氏；同时，最先发旺的“女家”申氏，又和谭氏（69）有婚姻关系。
风水的例子不多，是有一个理由的，就是：以前读书明理的人终究信风水的少，而信种德食报的多。项忠（32）的子孙多贵显，别人说是因“阴地甚佳”，而在《见闻杂记》的作者看来，却无疑的是忠一生种德的结果。项忠至少做过三件功德的事：一、“按高州，释良家被掠者数百人”；二、“在陕西，不待奏报，发仓赈饥”；三、“巡视京畿水灾，全活二十七万八千余人”。《见闻杂记》的作者于是乎说“有功如此，食报宜矣”。这一段目的在正大众观听的话是富有代表性的。以前读书明理格物致知的人大约谁都可以赞成。
说到这里，我们就涉及所谓可虚可实的一类解释了。先辈中若有贤明的母亲或以孝行义行或人品端方著称的祖宗，以前也往往被引来作为家道所以隆盛的理由。上文有系图的90几家望族里，至少8家是开头有过一位贤母的，张氏（2）、钱氏（17）、朱氏（23）、冯氏（29）、黄氏（31）、徐氏（35）、彭氏（54）、卜氏（55）。同时，至少又有二十五家的老祖宗是入《府志》的《孝义传》的：张氏（3）、陈氏（6）、郑氏（11）、钱氏（19）、朱氏（23）、朱氏（24）、屈氏（26）、范氏（28）、项氏（32）、徐氏（35）、高氏（36）、过氏（40）、陆氏（45）、陆氏（48）、马氏（52）、包氏（53）、孙氏（57）、沈氏（59）、沈氏（60）、施氏（67）、陶氏（70）、屠氏（72）、汪氏（75）、魏氏（76）、吴氏（79）。我说至少有8家和25家，因为一时候无法逐一查明，否则必不止此数。贤母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大约“治家勤俭、教子有方”八个字可以赅括，若丈夫死得早，而守过多年的节的话，当然更是难能可贵。在以前的中国社会里，确乎有不少的人家，因为贤母的存在，而收兴绝继灭的效果的。至于入《孝义传》的男子，有的以孝行著，有的以义行称，有的更能入孝出义。所谓义行，大之如办许多公益事务，例如赈荒、施药、修桥、补路之类，小之如脱人于难，弟兄让产等。也有以消极的品行端正入传的，例如不纳贿、不贪色、不拆散人家婚姻等。25家中，有两家的义行是很有趣的，就是曾经合起来捐一大笔钱来建造学宫，就是平湖的陆氏（45）和沈氏（59）。
何以说这一类的解释是可虚可实的呢？若用阴骘或果报的眼光来看，便是虚的，是玄想的。上代有贤祖母，或孝义的老祖宗，下代有好子孙。说子孙的好，即所以“报”祖宗的贤孝，就玄虚了。报应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何以会有报应？谁管报应的事？何以常有不报的例子？“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那迟的程度究属有无限制？都成为无法答复的问题。以前的读书人，虽不必尽信狭义的因缘果报论，但一种广义的“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的“天道好还”论，对他们是很真实的。方志必有孝义传，而孝义传中的人物总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世家大族的祖宗，这便是一个解释了。不过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就是做传的人，并不按时代的次序，先把祖孙的孝义传做好了，搁在一边，徐徐的静观子孙中的出秀；乃是子孙出秀以后，做传的人才开始查看他们的上代，查看有得，才着手在孝义传里，多添上一两个小传。这种方法，在略知科学方法的人，也认为是有些玄虚的。
但好祖宗的存在，也很可以引来做一个很实在的解释。祖宗，尤其是中国的祖宗，代表两种力量：一是遗传，二是教育。祖宗贤明端正，能行善事，表示他自己就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生理与心理组织，这种组织是他的遗传的一部分，很可以往下代传递的。他这种种长处也往往给子孙以一些很好的榜样，一些力图上进的刺激。辱没先人，在中国读书人看来，是最大的一个道德的罪过；所以在中国，祖宗之所以为一种教育的力量，似乎比西洋为大。这样说来，好祖宗就直接成为好子孙所由产生的一个理由，直接成为世家大族所由兴起与所以维持的一种动力，不必假手于第三者的因缘果报之说了。（说详拙著《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一稿，现入《人文史观》一书中）
因缘果报之说或积德食报之说的最大困难在有“验”有“不验”。就本篇的资料而言，“验”的固然不少，“不验”的却也很多。最著的例子殆莫过于陆当湖与张杨园。陆杨两位都是一代大儒，品德之盛，一时几乎没有人可以和他们媲美。揆诸积德食报之理，他们的子孙虽不必像世俗所羡慕的那般隆盛，至少也应当在耕读生涯里维持相当的繁荣。但事实并不如此。当湖的后辈很不振，二子，定徴早死无后；宸徴多病、口吃、重听，精神上也似乎不很健全。当湖殁后，不过七八十年，他的坟墓便几乎到一个没有人照管的地步。杨园的情形更不好。他并不在我们的血缘网里，也不在其它单另的血系中间。这一点当然不是为杨园诟病。但他根本上就没有能留后辈。《杨园年谱》里说，“先生长子维恭，早世，次子与敬，未娶而夭，继孙圣闻亦夭，继曾孙名文相，其后未考；今则无主后者，甚可悲也。”更可以伤感的是嫁给尤氏的长女竟至被丈夫鸩杀，而凶手还是杨园自己的门徒。积德如彼，而食报如此，真是太教人失望了。不过我们也知道，平日极言积德食报的人，遇到这种例子，便略过不提，最多也不过说一声，天道难知。
最后说到我们所认为是实在的一些解释。属于这一类的解释至少有三个：一是移徙，二是婚姻，三是夭寿。血缘网里90多个血系里，至少有44个我们知道是从府境以外移来的。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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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十多个移殖的例子里，除了（32）项氏与（39）孔氏以外，其余都有资料可查。祖籍的分配，自然是以府境以外的浙西为最多，表中提到的有十五六次；其次应该是浙东，但只有4次；再其次是江南各省区，提到的计江苏8次，安徽7次，江西3次；最后是江北的省区，计河南10次，山东2次，河北1次。河南的所以特别多，是因为南宋初年避乱的关系；许多江浙人家的谱录里大都有此记载，但他们十九不说“避乱”，而说“扈跸”，就是跟了皇帝同来的意思。安徽人也似乎特别多些，明中叶以后，徽州人到江浙经商的很多，最初总著商籍，后来也就正式入籍了。至于迁移的原因，除了避乱、经商以外，还有避戍、就婚、作官等等，我们不细说。
移民何以与世家大族的形成有关？这问题不是片面可以答复的。大体说来，人口分子中间，流浪性太大的固然不能成就什么事业，而安土重迁的又大都故步自封，唯有在相当的戟刺之下能自动的选择新环境的人，才真正能有为有守，一样成家立业，也唯有这种人才最能维持久远；时和景泰，他可以进而博取功名利禄；时难年荒，他可以退而株守田园，韬光养晦。在以家族制度为重心的中国社会里，这种人似乎特别占便宜，因为无论社会秩序如何的不安定，他总有一个可以退守的老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在我们血缘网里的许多的血系，平均所传便不止五世，而是八九世；上文云云，至少是一部分的解释了。（移民与人才选择的关系，说详拙译《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现入《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中。）
其次是婚姻。这是我们在搜罗本篇的资料时最注意的一点。我们在上文的80几个系图里，至少可以找到560根红线，因为嫁娶两见的缘故，这许多红线至少代表280多次的婚姻关系。这许多次的婚姻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以前中国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说法，近代生物学家也告诉我们物类相聚的道理，最近优生学者更发见所谓类聚匹配的原则。其实在有人发见这原则以前，我们早就有这种经验，整个的生物界早就有这种经验，不过因为归纳式的思考还没有成为习惯的一部分，所以没有能简单的把它陈述出来罢了。《左传》上“齐大非偶”的一句话，就足以证明这种经验的存在。后世家族制度日益发达，门第观念日益牢不可破，于是此种经验更成为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
婚姻既有类聚的道理，它对我们这篇研究的意义就很显然了。假若小人结党、君子成群是一种自然的倾向，优秀的人和优秀的人通婚，愚拙的人和愚拙的人配合，也就成为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此种类聚的趋势可以走得很远，举凡体格的强弱，智力的高下，兴趣才能的各别，都可以因类相聚，而成为婚姻的张本。我们对于80多个系图里的大小血系，暂时不能有进一步的分析，否则我们不难发见血系与血系之间，体力的强弱与智力的高下虽大都在同一水平线上，而兴趣才能则往往有一些显著的分别；而凡属兴趣才能相近似的血系更容易彼此缔结姻好。例如，李宗潮娶张照的侄女儿（41），张照则娶高舆的女儿（37），而高舆的从子高衡娶的是李宗潮的堂侄女、李宗渭的女儿叫李檀（41）。这三家的才能兴趣都侧重在文艺一方面，男的不必说，女的至少有李檀，入《府志·才媛》。张照之后，有好几位女子入《画史》；婚姻以品类相聚，可见是极自然的一种趋势。高、张、李三家的婚姻关系如下图：
张照与妻高氏相差至两辈，从年岁上和中国婚姻习惯上看去，似乎有些困难。但张、高婚姻关系见《府志》平湖《文苑》（高嵩传），高、李关系见《府志》平湖《才媛》（李檀传），李、张关系见李富孙《鹤征后录》卷七（李宗潮传），想来不会有很大的错误，至少三家有循回的姻好关系总是一个事实。
再如明末嘉兴以忠节著称的人很多，而郡城的徐氏（徐世淳）（33），海盐的吴氏（吴麟徴）（77）、徐氏（徐从治）（34）、彭氏（彭期生）（54），尤为杰出。郡城徐氏一门死18人，见《府志》嘉兴《列传》。吴氏守城（即北平西直门）和殉难的事迹，详朱朝瑛所作的行状；彭氏死事的经过，见彭孙贻的《太仆行略》；徐氏的，则详盛枫的《嘉禾征献录》。如今我们知道这四家，也有婚姻关系。彭期生的女儿嫁给徐世淳的侄子，侄女则嫁给徐从治的儿子复贞；而世淳的孙女便是吴麟徵的侄孙媳。如下图：
在以前科举时代，科甲中人通婚尤其是数见不鲜的事。产生上文所谓巍科人物的望族，彼此之间，自更有结朱陈之好的倾向。试看下列的三四个例子：
例一： 例二：
例三： 例四：
在同类之中寻找配偶，原是最不费力的事。但若同类的分子不多，或不在近处，而不得不于表面上不像同类而实际上却是同类的分子中去寻找，这就得费力了。换一种说法，就是，以前的人也往往极看重婚姻的选择，不过选择之权，不操诸当事人，而操诸父母罢了。清溪沈氏（59）的家世里便有过三桩择婿的故事，姑且引来做例子：
一、 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53），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而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
二、 宪副屠垚，父名熙（72），以孝廉起家，仕府同知，大有清声；归林下，四壁萧然，至待纺织举火。宪副方髫年，以贸布附吾匏公（沈棨）舟，公睹其丰容峻整，询所学，卓尔不凡，再询父祖，［知］为同知公子。明日往谒，遂赘甥馆，延师训迪，卒成进士。
三、 孝廉马汝贤〔（59）附〕参议倪壮猷（按平湖倪氏，亦巨族，《府志》人物传中所列甚多，惜姻缘与血缘关系所知太少，没有能归入我们的血缘网；惟上文所举的单另的血系中，尚列于两个倪氏），皆震躬公（沈维锜）受业门下士也。公精人伦鉴，开馆聚徒，从游者岁二三十人；每朔望，辄更其品题；生徒虽众，未有先马倪二公者，卒用为婿。丁卯、庚午［二公］联登贤书，生徒始推公知人云。（以上三事，皆见《清溪家乘》，卷十八，《轶事纪闻》。）
这三个择婿的故事中间，一二两个比较更有意义，尤其是第一个。沈琮和沈棨都能彀在表面上不属于一类的人中间觅取实际上属于一类的人。包鼎是卖布客人的儿子，而后来和他的妻父同以进士仕至知府；屠垚至少做过短期的卖布客人，而后来的造诣和妻父也很相像，沈棨以进士仕至贵州参政，而垚则以进士官云南道御史，巡按广西。都不能不算是很属于一类的人了。沈琮能预料到令坦前途的“名位爵禄，悉与吾似”，尤其惊人！盛枫《嘉禾征献录》也说，“包鼎与吕（51），同为知府沈琮婿，器识相埒”；由此可知审慎选择的结果，不但翁婿相似，僚婿也往往相类。其实说穿了，这还不是婚姻类聚之理的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例子而已么？
因为婚姻有类聚之理，所以配偶的选择往往不受阶级与地域的限制。同阶级与同地域以内若有同类的人，固属最好；否则，便不惜多费一点心力，求诸于同级与同里之外。关于不受阶级或身份的限制一点，上文所引清溪沈氏的故事里，一二两个便是很好的例子，尤其是第一个。但可惜这种资料不多，我们不能多所征引。至于不受地域的限制一点，资料就比较的多；在90多家血系中间，至少下列的25家是有境外的婚姻可查的：
（1） 查氏——海宁陈氏、仁和沈氏、鄞县万氏、吴县潘氏、吴县吴氏、武进刘氏、休宁汪氏、南丰赵氏。
（2） 张氏——海宁杨氏、仁和许氏。
（7） 陈氏——太仓王氏。
（20） 金氏——华亭王氏、常熟庞氏、德州卢氏。
（21） 周氏——归安姚氏。
（22） 朱氏——钱塘王氏、华亭徐氏、华亭唐氏、吴江周氏、长洲何氏。
（23） 朱氏——仁和许氏、吴县潘氏、桐城张氏。
（23） 胡氏（附）——归安姚氏。
（32） 项氏——吴江周氏。
（37） 高氏——华亭王氏、华亭张氏。
（50） 陆费氏——仁和许氏。
（56） 孙氏——吴江周氏。
（59） 沈氏——钱塘陆氏、高邮王氏。
（60） 沈氏——嘉定徐氏、昆山李氏、宝应朱氏。
（61） 沈氏——昆山李氏、吴县潘氏。
（62） 沈氏——华亭徐氏。
（69） 谭氏——杭县孙氏、吴县申氏。
（71） 丁氏——昆山顾氏。
（75） 汪氏——归安姚氏。
（78） 吴氏——昆山李氏。
（81） 严氏——归安沈氏。
（85） 朱氏（补）——归安姚氏。
（89） 许氏（补）——海宁吴氏。
（90） 吴氏（补）——分宜严氏。
（91） 俞氏（补）——金山戴氏。
婚姻能讲类聚之理，能严选择之法，望族的形成，以至于望族的血缘网的形成，便是极自然的结果。因为所聚与所选的，大处看去是人，小处看去，还不是许许多多遗传与环境所造成的优良品性么？这种类聚与选择的手续越持久，即所历的世代越多，则优良品性的增加、集中、累积，从淡薄变做醇厚，从驳杂变做纯一，从参差不齐的状态进到比较标准化的状态，从纷乱、冲突、矛盾的局面进到调整、和谐的局面——也就越进一步，而一个氏族出生人才的能力与夫成为一乡一国之望的机会也就越不可限量。
这次搜讨各望族的婚姻，有一节没有来得及加以推究，就是，我们能不能从子女的才品上推测妻与妾有什么分别。根据上文所以讨论的，可知妻的选择比较容易，因为门望多少是品质的一个间接的保障，只要门当户对，发生大毛病的机会到底不多。但妾就不然，她的来历十九无法查考，来自荒年的远方的，更无从追究，古人买妾，不往往有连姓都得靠占卜才知道的么？在这种情形之下，除了面貌一端尚容许作相当的选择以外，其余的品性全得靠“碰”，碰得巧是这家人家的幸运，不巧就合着古人的一句话，叫“殃祸之变，未知所移”，因为谁都不知道新来的如夫人会替这家人家的血统上，像接树似的，接上一支怎样不健全的血脉。要知面貌一端虽和其它的品性有些正面的关联，但终究不能做一切品性的代表而引为唯一的选择标准。在以前妾制流行的时候，实际的情形还有比“碰”更不好的，就是往往有“反选择”的倾向。例如，一个同情心特别发达的人纳妾，他的主意不在挑选一个品貌很好的女子，而在解救一家人家的穷愁潦倒，而其所以穷愁潦倒之故，并不因时运不济，而因人谋不臧，例如挥霍、恶癖、无能等等。又如，一个很讲究名分的人纳妾，进门之后，忽然发见她是一个读书人的女儿，也有清白的家世，因为穷苦或因为要度过什么家庭的急难，才降格相从，愿为婢妾；他便幡然变计，一面把这女子送还，一面也许把那一份茶礼很慷慨的放弃了。这种人以前倒也不少，在方志孝义传里时常可以遇见。这种很尊重别人人格的人固然应当入孝义传，但是用这种眼光来纳妾，很有希望纳上一个根本不能生育“读书种子”，甚至于家世根本不清白的女子，那就很危险了。
不过话要分两头说。妾也有很好的，经过一番挑剔的，固然好些，就是碰上的，间或也有很上等的人品。庶出的子女，长大后成为人才的，时常可以遇到，这大约也是一部分的解释了。有时候，一个旧家，已经到一个很凋零破落的地步，忽然因为娶上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女子做妾，因而复兴的，以前也是数见不鲜的事。这种旧家，都市里住惯了，习于宴安怠惰的生活，一代比一代的衰败下去，其它亲戚故旧的人家，自身既在类似的情形之下，也就不能因婚姻关系帮它什么忙；在这时候，若有一个勤俭耐劳、生活单纯的乡间女子能加入它的血统，真会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神效。
上文种种只好算是一些印象之论，并没有具体的事实做根据。在我们的资料里，这种事实多少有一点，但一时颇不易钩取，只好留待将来再想法补充了。记得十年以前，有一位在美国研究心理学的朋友就有一个拟议，准备回国后对于嫡出与庶出的子女，做一个专门研究，当时似乎还有美国人肯出一点研究费。但不知如何，此事终没有能实现，否则我们这一节的讨论也许可以不必有，或至少可以说得更切实一些。
移殖与婚姻之外，还有一个前人曾经提到而不甚了解的实在的理由，就是寿考。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之一是寿。寿是一个最值得做文章的题目。高寿的人是人中之瑞，是儒家所称三达尊之一。何以寿值得如此歌颂呢？以前的人也明白寿是活力充盈的表示，活力充盈是值得歌颂的。近世自遗传学发达，我们更知道活力充盈不止是一个个体的健康的特征，更是一个血系的健康的标识，并且是最可靠的标识。以前的人对于寿考的人物，也有过不少的记载，并且还有过专书，例如孔尚任的《人瑞录》与洪梧的《历代寿考名臣录》；家谱与方志之书，有时候也特辟一门，专记耆寿，例如《南海九江朱氏家谱》与《韶州府志》。近代的人更进一步而搜集关于高寿的家世资料，而发见寿命短长也不失为遗传品性之一；协和医学院的袁贻瑾氏，曾就广东中山某大族的家谱做过一些统计的研究，题目就是《遗传对于人寿的影响》（美国《人文生物学季报》，1932年，第4卷，第1期）。
《嘉兴府志》并没有列耆寿一门，但《列女》门下却有专叙《寿母》的一部分，而其它传记的笔墨里也偶然提到一些高寿的事实。从这些里面，我们发见，在90多个大一些的血系里面，至少16个是有过特别长寿的祖宗的：张氏（2）、陈氏（8）、钱氏（16）、程氏（22）（附）、朱氏（23）、黄氏（31）、柯氏（38）、李氏（41）、陆费氏（50）、吕氏（51）、马氏（52）、彭氏（54）、孙氏（57）、丁氏（71）、屠氏（72）、吴氏（79）。这16例中间，有4例值得分别提出：
高寿固然是活力充盈的最可靠的特征，但并不是唯一的特征。举凡坚强的意志、刚劲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义之所在、有死无贰的操守，都是积极的活力充盈的表现。明末殉难的许多人物与此种人物所代表的血系，都可以说是活力极大的，如上文所叙的徐氏（33）、徐氏（34）、彭氏（54）、吴氏（77），一面尽管有人为国难而死，一面还是代有达人，能始终维持他们的望族的地位。两家徐氏的由来不详，吴氏以农起家，彭氏由武入文，无论世业上有何变换，活力的表示却是始终如一。它如包氏（53）以布业起家，而包鼎即以布商之子力学成进士于前，他的孙曾更有“父后子登”的一段佳话于后。《巍科姓氏录》说包汴举进士比他的儿子包柽芳反而迟一科，论者有“父子同登，遇固奇矣，父后子登，父之志亦壮矣哉！”的话。这里所称壮志，便是活力的一大表示。儿子中了进士，试问普通做父亲的哪一个不想享受一些封君的庸福；不图包汴竟不是这样一个人！当初沈琮的眼力果真不错，他有意之中看准了包鼎的个人，无意之中挑上了包家的血系。
假若望族的兴起与保大可以用向心的移殖、有选择的婚姻，与活力的长久维持，如寿考等来解释；那末，离心的移殖、反选择的婚姻或根本不事嫁娶，以及活力的衰退如夭殇等，便可以作望族所由衰败的解释了。这种反面的资料，更不比正面的资料，自然是不多的。方志有流寓一门，故对于向心的移殖，尚可考见一部分；至离心的移殖，就根本为注意力所不及。（按：康熙庚子吴永芳辑的《嘉兴府志》，居然特立《旧籍》一门，专载以本贯寄籍它省的人，但实际上著录的例子极少，并且只限于嘉兴一县，后来道光庚子于尚龄重辑的时候，便将此门删去，所有的例子，仍归普通的人物列传。）反选择的婚姻和夭殇一类的记载更不必说了。家谱中这一类的资料略微多些，但周遍与翔实的程度也往往大有问题。兹就清溪沈氏（59）一家的记录列表如下，借见一斑，这些事实究有几分解释的价值，也得让读者自己估量了：
清溪沈氏是我们资料最多的一家，所以特别把它提出来，做一个参考。表中共列十一世，即谱中原有的第七世到第十七世；第七世以前，因为世远年湮，记载太嫌残阙；第十七世以后，因为时代太近，许多人的婚姻生育还没有能结束，所以都节去未用。表中只提男子，因为只是男子有记载。所谓损失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丁口凋零或活力减少的方式。八九个方式之中，迁居、外出无考与失踪被掳都可以看作离心的移殖或移徙。出继它姓与做道士以后虽依旧有婚姻生育的行为，但名义上从此便不再是这一姓的人，不登家谱，所以也可以看作损失。不娶与做和尚是婚姻的反面，是活力减少的一种间接的表示。殇与娶而乏嗣更是活力减少的两个直接的表示。绝对的说，沈氏在这十一代中，每代的丁口都有增加，但增加的速率是越来越慢。相对的说，每代虚耗或损失的丁口，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从20.8%起始的，最后竟达到了53.5%，即在半数以上。把这层和丁口增加率的递慢合并了看，可知沈氏的活力实有逐代递降的趋势，而它的望族的地位，也就不免日即于动摇了。沈氏如此，别的望族也可以有同样的情形。
至于活力所以递降之故，设作更进一步的推究，亦自有它的内因与外缘。离心的移殖，表面上所损失的是人，实际上所损失的往往是一些良好的遗传品性。不婚的倾向本身未必定是一种损失，因为不良的品性可以借此不再向下代传递，反而成为一种利益，也时或有之。但若不婚的状态是太半由于时难年荒的环境逼迫而成，从而使良好的品性也不能往下代传播，那却还是一种损失，其害与反选择的婚姻等。婚姻而不生子女或生而夭殇也可以有这两种看法；但若上代无反选择的婚姻，则下代这一类不幸的经验也就可以减少，因为多生子女与生而易于长成都不失为遗传良好的表示。这都是关于内因的话；这内因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遗传。活力的递降是由于遗传本质因选择失当而日就退化。至于外缘，上文所提的时难年荒的环境就是最普通的一种，年荒大都由于天灾，时难大都由于人祸，二者也自然是相为表里的。在这种环境之下，反选择的死亡与婚姻是无法避免的事。优秀分子横遭杀戮是反选择的死亡；同等分子的不能有室家之好而至于隐遁，至于逃禅，可以看做反选择的婚姻。有不少的望族便是如此一蹶不振的。清溪沈氏虽曾经倭寇、明末鼎革以及洪杨之乱的三次“时难”，而它的家世盛衰的大势上似乎并没有起很大的波动，还算是幸运的。若在它族，则遭遇也许和下文嘉善曹氏（73）的大同小异。曹葆宸作《曹氏惇叙录》，在序文里便很感慨的说：
呜呼，我宗竟一衰至此耶！溯自……乾隆之际，瘦山秋渔两公（曹焕、曹焜）先后卒，门祚渐衰；道光以降，横遭兵革，日益零替。……今所存者……自斑白以至孩提甫逾十人耳。……城中有地名网埭，夙闻里人云，上中下三埭，屋庐栉比，泰半为我曹氏居，今则荒芜弥望无人迹。当时居者虽不能一一实其人，而百数十年来死于贫饿、死于兵革、展转沦落于不可问者，实不知凡几。
我们的90几个较大的血系中间，经历到像曹氏所经历的一定还有，并且决不在少数，可惜我们不能每一个像曹氏一般的征引出来。朱彝尊目睹项氏（32）的自盛而衰，作《怀乡口号》诗说：“墨林遗宅道南存，词客留题尚在门，天籁图书今已尽，紫茄白苋种诸孙”；能种紫茄白苋，能退守田园，比较一任贫饿兵革所驱遣的人家，已经不能不算善于自处的了。
望族的盛衰兴亡，有内因，有外缘，既具如上述；望族的产生与维持问题，事实上就成为此种内因外缘的认识与控制的问题。就以前的情形而论，世家大族，对内因，是在一个可以控制的地位，但并不认识，既不认识，也就不知如何控制，对外缘，是认识的，但根本不在一个控制的地位。结果，族望的兴废便几乎一任自然的摆布，时和景泰，类聚配偶一类自然的道理能行使而无阻碍，大族便应运而生，否则，便和典章人物一样，都化做劫灰的一部分。江浙大族之多，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一带在历史期内太平的日子比较多些，而并不因为大族中的人物有过什么特别的自觉的努力。
我们讨论到此，似乎可以有这样一句结束的话，要维持望族，今而后总得靠自觉的努力。而此种努力包含环境与遗传的控制。自然不足恃，可恃的惟有自觉的努力，在近代生活之下，家庭制度自身根本已有动摇之势，此种自觉的努力便得更进一步，才能收效。在人事万千变化的今日，一人所全神贯注的，不是个人一己的成功，便是社会全盘的乐利，狡黠者又正借社会乐利之名，谋个人成功之实，家庭是介乎这两大之间的一个制度，要幸免于分崩离析，事势上几乎不可能。家庭既成问题，又遑论根本建筑在这制度之上的望族。
参 看 作 品
一、 地方人物或族望——十二种
陈作霖：《金陵通传》
朱福清：《鸳湖求旧录》
全祖望：《甬上族望表》
费 著：《成都氏族谱》（《适园丛书》）
许同莘：《河朔氏族谱略》
许瑶光：《嘉兴府志》
卢 熊：《吴中氏族志》（即洪武《苏州府志·氏族》门）
路鸿休：《帝里明代人文略》
盛 枫：《嘉禾征献录》（《槜李丛书》）
曹嗣轩：《休宁名族志》
王 謇：《吴中氏族志考补》
吴汝纶：《深州风土记》
二、 谱牒及其它家族文献——二十种
查克敏：《海昌龙山查氏宗谱》
张惟赤等：《海盐张氏涉园丛刊》
金兆蕃：《瓯山金氏如心堂谱》
朱之榛：《朱氏重修迁浙支谱》
朱之榛：《新安先集》
朱守葆：《秀水朱氏家谱》
许德元：《灵泉许氏家谱》
陆浚原：《陆氏世史钞》
彭孙贻：《彭氏旧闻录》
沈炳垣：《柞溪沈氏家谱》（稿本残）
谭新嘉：《嘉兴谭氏家谱》
谭新嘉：《嘉兴谭氏遗书》
曹葆宸、曹秉章：《嘉善曹氏惇叙录》
王曰极：《嘉兴新篁王氏宗谱》
吴德溥：《嘉兴凤溪吴氏宗谱》
吴本佺：《海盐吴氏传状合钞》
吴艾生：《桐泾吴氏支谱》
俞长缨：《俞氏族谱》
——《清溪沈氏家乘》
——《吴兴姚氏宏远堂支谱》
三、 个人传记——十二种
陈敬璋：《查他山先生年谱》
钱志澄：《钱文端公年谱》
钱应溥：《警石府君年谱》
徐士燕：《寿臧府君年谱》
许仁沐：《景陆粹编》
罗继祖：《李蜃园先生年谱》
彭孙贻：《太仆行略》
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
沈宗济、沈宗涵：《鼎甫府君年谱》
吴光酉：《陆清献公年谱》
杨 谦：《朱竹垞先生年谱》
俞大谟：《检讨公年谱》
四、 科举试卷——十七种
查燕绪：《光绪乙酉科浙江乡试卷》
陈家：《道光甲辰恩科顺天乡试卷》
郑兆同：《咸丰壬子科浙江乡试卷》
钱鸿文：《光绪己丑科会试卷》
钱荣增：《同治壬戌恩科顺天乡试卷》
徐奎藻：《同治癸酉科浙江乡试卷》
高宝銮：《光绪壬辰科会试卷》
陆 沅：《嘉庆庚辰科会试卷》
孙兴寿：《同治癸酉科浙江乡试卷》
沈曾桐：《光绪丙戌科会试卷》
沈钧儒：《光绪癸卯科顺天乡试卷》
曹咸熙：《同治癸酉科浙江乡试卷》
王藻墀：《同治癸酉科浙江乡试卷》
汪玉海：《嘉庆丁卯科顺天乡试卷》
袁云楣：《咸丰辛亥恩科浙江乡试卷》
严 辰：《咸丰己未科会试卷》
郁保章：《光绪己丑科会试卷》
五、 人物汇传与题名录——十八种
张惟骧：《明清巍科姓氏录》
钱仪吉：《碑传集》
秦 瀛《己未词科录》
黄安绶：《国朝两浙科名录》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
葛嗣浵：《平湖采芹录》
李 集、李富孙：《鹤征录》
李富孙：《鹤征后录》
刘若愚：《酌中志余》
缪荃孙：《续碑传集》
闵尔昌：《碑传集补》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
吴：《复社姓氏录》
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
严懋功：《清代馆选分韵汇编》
——《光绪壬辰科会试同年齿录》
——《光绪癸巳恩科浙江乡试同年齿录》
——《善邑设县历科黉案全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