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封奔吴（襄二十八）

此篇写庆封父子败亡出奔事，以庆封为主，以庆舍陪衬。分作前后两半。自篇首至“可慎守也已”为前半篇，自“癸何卜攻”至“陈氏以公如内空”为后半篇。最后一段正叙庆封出奔，以穆子之言断之，为全篇总结。

文中极力写庆封父子的淫昏骄横，刚愎自用，有取亡之道。首段好田耆酒、易内迂朝等语，已总括庆封的荒淫腐朽生活和骄横专断的情状。这是一篇的总提。以下历叙他们的昏聩糊涂，处处受人愚弄、暗算，至死不悟。

1.首先庆氏为崔杼之党，助其弑齐庄公。卢蒲癸、王何乃庄公旧臣，出亡在外，心怀报复。庆封父子不加警惕，引为心腹，且以女妻之，使执寝戈，这对庆氏来说，无异引虎狼入室。

2.庆封既专齐政，自以为高枕无忧，一味田猎禽荒，远田于莱而不悛，庆嗣告密而弗听。写一个懵然无知、昏庸透顶的形象最具体。

3.庆舍之女谓癸云云，显然癸之密谋，必已有所闻。她惟恐癸之疑己，故佯为此言以助癸，其实欲借此以悟舍，冀舍预为之备耳。舍幸而听，则父得全，不听则己亦可告无罪。此乃姜氏之苦心也，明知其事而不告，春秋时女子恐不可能，雍姬之事可为旁证。而庆舍骄盈傲慢，置若罔闻。这又是一个糊涂虫的形象。

4.庆封父子专横，不得人心，满朝怨恨，合谋庆氏，毫无察觉。实则即使察觉，自以为大权在手无奈我何，试看卢蒲詙的话何等骄横自满。晏平仲、北郭子车显然不是与之同心，陈氏幸灾乐祸，有黄雀在后之势。

5.陈文子召无宇归，无宇济水而戕舟发梁，陈鲍之圉人为优，环甲宫墙而毫不戒备，与栾高、陈鲍之徒以可乘之机，可见其无一可靠之心腹，或者尽属无用之人，或者被人收买，调虎离山，只有庆氏父子闷在鼓中。——这与《三国志演义》董卓主事极相类似。卢蒲癸其如吕布。

至于描写庆舍之勇而多力，写得有声有色。“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犹援庙桷，动于甍，以俎壶投，杀人而后死。”写庆封之奢侈说：“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真是一针见血，言简而意赅。叔孙召食，庆封记祭，诵《诗》不知，都是补叙他确是一个只知享乐的昏虫。故篇末以穆子之言作结：指出他的富而淫，必然得到天殃。且为昭四年庆氏全族被歼张本。通篇结构极其严密。

但崔庆之乱，乃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之争，本不必论其是非，而作者于此多表现其奴隶社会的道德观念及阶级感情，对弑君党恶之徒往往有意丑化，未免是一种偏见。

栾盈入绛（襄二十一、二十三）

栾、范之争的真正原因：二家早有宿怨，襄十四年之事是其一例，栾、范的矛盾是由于争夺晋国政权。篇中不止一处明白指出，如栾祁之诉一则曰专政，再则曰专官，三则曰专国，这是作者郑重点明这篇文章的主题所在，不能仅仅看作是栾祁之谗言。其言夸大则有之，但必事出有因，亦非凭空撒谎无中生有，全是子虚也。或者有人说，宣子士鞅之与怀子本属外祖、舅氏之亲，何至互相猜忌若此。不知此亦当日情势所决定，不得不如此。怀子好施养士，士多归之，所以“宣子畏其多士”一句又明明点出。后面宣子大杀栾氏之士及后归曲沃、督戎被杀，都是极力说明这一篇栾、范矛盾的根本原因以及宣子所以信谗决心用阴谋逐走栾盈也。这正是晋国腐朽的统治阶级为了争权夺利，不惜骨肉相残斗争的反映。

栾氏败亡的原因，襄十四年秦伯问士鞅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以为栾黶汰虐已甚，盈之善未能及人，故孤立无援，而范宣子又以尊亲当政。在那时尊长卑幼的伦理道德的思想统治下，谁不助范而与栾以受恶名，故魏献子始与之合而终于动摇而助范氏也。

主要人物写栾盈好养士、入曲沃一段最为精采动人。其次写乐王鲋仓辛应变的智谋及其镇定的态度。看他一面教宣子奉公走固宫，一面令范鞅劫魏舒，指挥若定，老谋深算，何等机警!

其次写范鞅劫魏舒一段最精采，亦最紧张，以见其胆略过人，如荆轲之上殿劫秦王。又公门之战致死、坚决，以剑帅卒，皆胜败关键所在。

其次写斐豹智勇超卓以督戎反衬。

文章结构紧张、舒缓相间。

平阴之战（襄十八、十九）

左传叙战文中之以描写见长者。

一、胜败的关键何在

首先从战争性质看，齐灵公侵陵弱小，屡次伐鲁，正如荀詛祷河所云，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晋以诸侯之师，假借王命以讨不庭，所谓名正言顺，理直气壮，春秋之义战也。相反，齐既处于不利地位，只得采取守势。齐侯本身早已气馁，毫无斗志，故一登山而望，即慑于诸侯之众而脱归，大有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之势。足见不义的战未有不败的。——这是从此次战争的性质来看。

其次，齐侯“轻而无勇”，实际未尝与晋军交锋。不能守险，又在战术上中了敌军之计，不了解敌情，既为范宣子所骗，又为晋军疑兵所惑，放弃平阴，遂将走邮棠。太子与郭荣扣马，谓“不可以轻，轻则失众”。可见齐侯只是仓卒应战，事前并无充分准备。文中一个“畏”畏于众也一个“惧”字君何惧焉说明了当日齐侯作战的心理状态。如果不是太子“抽剑断鞅”，则齐都亦将不守。势必至于一败涂地，为城下之盟。其所以幸而得全者，乃由于晋人不敢把义战进行到底的原因，并非齐侯能够扭转溃败的局势。——这是从齐国方面来看。

但晋军此役并未彻底取得胜利。因为齐侯虽败退，并未表示屈服督扬之盟，齐人未参加，其后大隧之盟，亦与此役无关。则因为晋帅荀偃的虎头蛇尾，不能坚决之故。栾怀子说：“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并表示仍将“嗣事于齐”。作者记此一段，即点明平阴一役的局限性。

二、战争过程中的细致描绘

1.齐师遁走：齐侯之怯

2.殖郭就俘：齐师内部不和

3.联军追奔逐北：摧枯拉朽有声有色、历历如见

三、结构章法

首段叙伐齐原因：有高于东方

末段叙伐齐结局：未卒事于齐

最后写荀偃之死与首段恶梦、巫言相应，乃借此收拾前文，不必看作迷信，与晋侯梦大厉一篇章法相同。

阴谋虚写，疑兵实写——虚实详略相间。写齐遁从晋人察出，写晋退从齐人看出。晋军追击一段，写得有声有色、矛戟森然，为篇中最精采文字。

卫侯出君（襄十四）

一，本篇主题重在责君。卫献之出亡实咎由自取。作者均从正面着重写献公之不君，因而发挥一段民本思想。

1.戒食不召及不释皮冠

2.饮孙蒯而歌《巧言》

3.鞭师曹

4.告亡而言无罪

5.以郲粮归

6.与臧纥言虐

又看他如何从侧面证实其事：

1.从定姜口中数其三罪

2.从厚成叔口中有君不吊

3.从臧纥口中揭示其粪土之言，亡而不变

4.从师旷口中责其君实甚，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然则何以能得复国?这当然有其客观因素。但作者则着重写子展、子鲜之力非献公真有所悔悟而改其过恶。这亦从厚孙之言看出“有大叔仪以守，有母弟詝以出，或抚取内，或营其外，能无归乎”云云。又从臧孙口中断其必入“夫二子者或推之，或挽之，欲无入，得乎”云云。

当然作者也斥责了孙宁之不臣，尤其是孙文子，虽二人同谋而主从分明。所以下文但叙宴蒯并帑、见蘧伯玉、杀群公子、追公于阿泽……

二，在叙述技巧上有三个特点应该指出：

1.夹叙夹议通篇一段叙事即接一段议论

2.详略有法详瘠仪问答而略鲜臧之斗

3.前后呼应君之暴虐，暴妾使余，言虐子展、子鲜前伏后应

三，结构语言方面：

前后两半，前半以定姜语单收，后半以厚、臧语双收，皆以议论作结，前散后整。语言则如“余不说初矣，余狐裘而羔袖”；“其言粪土也”；“夫二子者，或挽之，或推之”；“益之如天，容之如地，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等。父母与上文“养民如子”相关日、月、雷霆又与上文“天地”字来。

厚孙、臧孙二段是文章之波澜。

重耳流亡（僖二十三）注3

《左传》是历史，与文学作品不同，它要根据历史事实来叙述，不能虚构。前人说《左氏》失之诬，因为它记了不少的怪诞不经的故事，如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但这只是认识的局限，以迷信传说的材料入史，并非有意虚构。至其记事记言之妙，人物形象的生动描绘，确有高度的文学价值，为后世历史家古文家所取法、借鉴。司马迁的《史记》、韩愈等人的叙记文都受过《左传》的影响。

本篇通过晋公子重耳流亡及反国的历史事实，生动地有主次地描绘了许多不同的人物形象，其中故事情节和对话均极动人。其结构布局的谨严，语言的精炼，都达到了非常高度。

主要人物：公子重耳的英雄形象。文中正面写他的有：不敢违抗君父；耽于逸乐，留恋齐国新婚；对楚子的真诚坦率，有礼让而不卑怯，流露勃勃英气；誓与舅犯同心不疑。侧面写他的仅是楚子眼中的晋公子重耳。另外从反面写他的器度则见寺人披与竖头须及表扬介之推都是。

从重耳这个人的谈话和行动看来，他的性格是有显著的变化发展的。看来起初他本是个好逸乐、无志气的贵介公子，在长期流亡中，阅历了不少的人情世故，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教训，逐渐地锻炼成一个有志气、有胆识、有机谋、有度量、不念旧恶、承认错误的英雄人物。例如预料到楚国将来可能与晋为敌，对话不卑不亢，极占地步。不但对舅犯表示信任，对过去有仇怨的都能容纳，从而收为己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其次是从亡诸臣的形象：

书中未一一具体描绘，除共谋醉遣公子一事外，只是从旁边概括地写，如从僖负羁妻所看出的“晋公子从者皆足以相国”，叔虞眼中的“三士足以上人”以及子犯与赵衰之间的和衷共济，友好团结。

其次是六个女性的形象：

1.季隗的坚贞

2.文姜的智慧与果断

3.僖负羁妻的远见

4.怀嬴的刚强

5.赵姬的谦逊

6.介母的廉洁

其次是介之推的耿介，寺人披、竖头须等人都写得生动活泼。特别曹共公这一个反面人物恰好同僖负羁妻又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从章法结构上看：婚狄一段及醉遣一段，后面都有收束照应，婚秦一段亦然。寺人报密吕郤畏偪告变及头须求见，介推逃赏皆从事后补叙，亦是章法结构的穿插处，以后对曹卫郑楚皆有照应。有的选本删去其中一二段则不能看出。

从语言看：对楚子的辞令，寺人头须请见时的一段话都是简练生动，最有说服力的语言，《左传》全书都有这个特点，后来《史记》等书无不学习它。参看《史通·言语》篇。

魏禧曰《左传》惟此篇用数十公子字，中写公子英发处、骄而易怒处、好色处、随地安乐处、易恐惧处、无经络处，一一是公子行径，写得生动绰落。《史记·信陵君传》用数十公子，文之生动亦如此，此二篇若用别样称呼，文章便减却神采也。乃知古人作文，一毫不苟；只是色色称此一篇文章而己。见《左传经世钞》

宋华氏之乱（昭二十一、二十三）

此篇写宋国内乱及其原因，起于昏君而成于庸臣，责任主要是在宋元公与华费遂，故篇中于华氏多恕词。从昭二十年叙述看，作者的思想倾向极为明显。

昭二十年《传》一开始就说元公无信、多私而恶华、向，以致引起内乱，群公子被杀，君臣交质而盟，华向固为不臣，元公尤为不君。

《传》又说华亥虽质公子，却极尊重公子，每日必盥手，先进食于公子而后敢食，并且想归还公子。而元公背信弃盟，杀华向之质而攻之，迫使他们出奔。华亥不但不杀诸公子，反令人送他们归，对比之下，曲直自见。

元公既不能忍诟，杀质兴兵，引起内乱，又轻信谗言，阴谋遣逐无辜。而司马华费遂明知谗子所为，既不问事实真相，为元公解除疑惧，又不能当机立断，明告于公而正多僚之罪，竟与元公含胡处理，遂致激成仇杀之变。庸懦无能的华费遂亦竟为其子所劫以叛，不但身负恶名，国家祸乱从此遂不可收拾。

所以说，此次宋乱起于昏君而成于庸臣，作者通过叙事，已经暗示其主旨的所在。

当然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史家，决不会完全放松叛君作乱之臣。昭二十年《传》，华定、华向与向宁谋曰：“亡愈于死，先诸。”他们明知元公恶之，却不肯出亡而先发难。既诱杀公子六人，拘囚二人，又劫公而质其三子。其后华亥、华定、向宁失败，不奔他国，而独奔陈。——陈为宋仇，其心怀叵测、报怨争国之情昭然若揭。故《春秋》书曰：“宋华亥、向宁、华定自陈入于宋南里以叛。”《左传》详叙此事，其同意《春秋》书法居然可知。至于多僚之谮华貙，虽未必与亡人有关，度其用意，显然欲使元公轻信，排斥异己，独揽大权。而竟因此挑起内乱，为亡人制造反攻机会，罪固不可逭。华貙为势所逼，召亡人而引外兵，混战城郊，都邑糜烂。及既战败，又使华登如楚乞师，虽曰自救，然而借强敌以侵凌祖国，干涉内政，是不能饶恕的。所以作者通过楚太宰犯谓华向争国，不应“释君而臣是助”。又通过宋人之对，责薳越“亢不衷以奖乱人”。这样看来，作者不满楚人插手干预宋事，帮助乱臣，则其贬斥华向的叛国叛君自不待言。

以上是关于本篇的思想意义。

现在我们再来看它的描写手法。

由于处理失当，华氏一家的矛盾，发展而为统治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又由宋国内部的矛盾，发展而为诸侯之间争夺霸权、扩张势力的矛盾。篇中叙述这一复杂变化的情况，线索极为清楚。而双方斗争的胜负，其关键在于鸿口、新里之战和赭丘之战。这两段文章所写的是宋国这一事态发展的高潮，而是一篇之中最精采、最热闹的片段。例如鸿口之役，若非厨人濮的定谋决策，先发制人，不足以挫吴的锐气。及华登反攻得胜，形势紧张，元公动摇，若非厨人濮、乌枝鸣的临机应变，改变战略战术，则这次战争的最后胜利，很难判断。又如公子城猝遇强敌，华豹的善射，张匄的勇敢，若非沉着机智，三发三中，亦难以大败华氏，收南里合围之功。篇中分别描写三个军事家的形象，是文章着力之所在。至于多僚的构祸，宜僚的泄谋，张匄的发难，吴师的救华，诸侯的援宋，以及扬徽、用剑、裹首、脱甲、为鹳、为鹅、突围、哭送等情节，无不叙次错落，历历如见，使读者应接不暇。

最后我来谈谈这篇文章的另一特点，那就是始终一贯地运用曲折叙述、变幻莫测的手法。例如多僚进谗，元公起初不听，经一再危言耸动，方始决意遣逐；及饮酒厚赐，似乎阴谋得遂，而张匄又看出破绽，逼出真情。又如张匄欲杀多僚，华貙本不愿意，情势似趋缓和，乃忽又途遇多僚，积惯难遏，以致陡起杀机。又如华登败宋，元公欲出奔，而厨人扬徽，乌枝用剑，是以又转败为胜。又如公子城仓猝之间，遭遇强敌，危险万分，却好整以暇，若无事然，心计一生，立毙华豹，千钧一发之势，谈笑间危机便已解除。最后华氏被围，华亥搏膺，似已濒临绝境，而华貙亦颇坚强，抵抗到底，使华登突围至楚求救，一出一入，如履无人之境，终于得此外援，脱围以击，然而宋公初犹不许，事未可知，而诸侯定谋，料度形势，无使困而致死，强敌邀功，乃网开一面，系铃解铃。以上叙述曲折变化，无限波澜起伏之势，吸引读者最为有力。

1964.6.16

清之战（哀十一年）

此篇写齐鲁之战鲁国当政者的怯懦和冉求的能谋善战，智勇可嘉。通过叙事和议论，既揭露了鲁国当权派的腐朽无能，也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尽管作者心目中的国家的概念同我们有所不同。

此篇可分为两大段。从起首至“右师从之”为前半，是写战前之事。从“师及齐师战于郊”至“泄曰驱之”为后半，是正写战事。中间插叙公叔务人一节作为两段之间的一个枢纽，说明鲁国致败的主要原因：所谓“事光、政重，上不能谋，士不能死”。深刻指出当时鲁国实在不堪一战，预示鲁师注定要失败。最有以赞扬汪锜和冉有作结，阐明一篇主题思想。结构布局，井然有序，厘然有当。

鲁哀公时季氏专政，孟孙、叔孙各怀异心，三家不能团结。所以齐师来伐，季孙不能采纳冉求的建议。他自度不能使二氏亲到边境去御敌，甚至退到近郊即所谓封疆之间去防守也不肯。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无法应战，何况政治腐败，不得人心，大敌当前，是没有不败的。但忠心为国的冉求再三出谋献策，激励季孙，令其背城一战，否则将是一种耻辱，“大不列于诸侯矣”。同时他又讽刺叔孙武叔和孟懿子，使其“退而蒐乘”，出兵协助作战。冉求受命之后，调度有方，又能奋不顾身，用长矛冲锋陷阵，击退齐兵。故此一役，虽然右师败奔，而胜负相抵，不至如八年再为城下之盟。冉求的功劳当然是很大的。所以在这篇所描写的人物中，冉求的智谋义勇、保卫国家，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形象。

这篇叙事文有一个特点，就是用正反两面的对比写法。它极力写冉求的智略和勇敢，就是极反刺三家的庸懦无能。冉求鼓励季孙说：“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这是何等坚强的决心!同独揽鲁国大权的季孙对比一下，真是曹刿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胆小鬼。

另外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左师已经出发，“次于云门之外”，而右师延迟不进，一直等到五日之后才勉强跟着前去。可见孟孙、叔孙二人并不愿战，只是为冉求所激，才敷衍一下罢了。所以一同齐军接触就逃跑。

从下半段起，更是具体地以左右二师一胜一败交互对比。例如一面写左师直入齐师，一面即接着写右师奔跑；一面写左师“获甲首八十”，齐人遁走，一面又接着写孟孺子的愚，相互对映，双管齐下。这就功罪分明，褒贬自见。又如既写樊迟的三刻而逾沟，又写孟之反的策马后殿，一进一退，也是对比。林不狃不走不止，“徐步而死”，而邴泄则驱车奔逃。这些都是对比写法。而孟之反与林不狃，冉求与季孙冉求三请追击齐师，季孙弗许，孟孺子与颜羽又自为对比。最后写公为与汪锜之死，又同三家当权派和一批临战逃跑的人对比。特别是一个未成年的英勇牺牲的小战士，“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真可以愧死他们一班在位的所谓“君子”了。所以作者在本文的结尾，连同冉求一起，用孔子赞语作一结论，显得十分郑重，具有重大意义。

还必须指出一点：春秋时代作战多由正卿亲自帅师。而清之战，鲁的左师由冉求率领，右师由孟孺子率领，三子皆不敢出肩重任，躲在后方，这是他们怯懦的有一表现。

1964.6.17

［补论］马端曰：鲁舍中军后，止左右二军。季孙一军，冉有率之；孟叔合为一军，孟孺子泄率之。三卿但出号令，无亲将者。左师次云门五日，而后右师从，则右师之败已伏于此。

魏禧曰：插叙务人之言，以见冉有当此时势，能转败为胜，益见其难。此一段乃通篇关键也。

俞宁世曰：三家正卿不及公为一僮，比拟绝毒。

陆素文曰：写冉有一室敌车，是其谋略；语激三家，是其忠勇；知樊迟，用武城人，是其调度；用矛取胜，是其战功。而最要在师入齐军，盖身当矢石，率先陷阵，谁敢不奋。宜夫子有一字之褒也。

姜炳璋曰：写孟孺子五日从师，已误军期；方阵而奔，躬先败走。务人、不狃由彼而死。苟非之反殿后，不将遗二陈之禽哉?彼此相形，功罪自见。《读左补义》，日本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引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