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楚辞之起源

春秋以前，我国文学为四言诗，所谓《三百篇》是也。春秋以后，南方文学勃兴，是为楚辞。楚辞者，诗之变也。刘勰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又曰：楚辞者，体漫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文心雕龙·辨骚》。盖自春秋以还，诗人不作。楚承南音，代以骚体。屈原始创，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踵其余绪，作者渐夥。荀卿北方大儒，宦游于楚，曾为歌赋以遗春申君。今所传《赋》篇及《成相辞》亦风骚之流也。故骚赋起于战国，而作者则悉为楚人。以时言则上继葩经，以地言则划分南北，其变迁之迹至显。今述其缘起如下。

一、关于北方文学者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又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谕。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班氏谓辞赋之起由于聘问歌咏之事废，极为有见。考春秋时行人往来，辞命为先。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是也。顾欲善其辞命，厥惟学《诗》。故孔子以诵诗专对并举。观《左传》所载诸侯聘会宴燕享之时，必借赋诗歌诗以为周旋酬酢之助者，不可胜数。其最著者，如襄公二一七年《传》：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子产赋《隰桑》，子太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举座无不赋者，可谓极一时之盛事矣。又如昭公十二年《传》，记宋华定来聘，为赋《蓼萧》，弗如，又不答赋，昭子谓其必亡。而襄公十六年《传》：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侯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盖尔时赋诗歌诗之重要如此。楚本后起，文化较低，北方诸侯皆夷之。及其盛也，与中土交际渐繁，聘会渐多，感实用之需要，受大学之熏陶，遂不得不研习《三百篇》，而同化于诸夏矣。故《左传·文公十年》，楚子舟引《大雅·烝民》及《民劳》。宣十二年，叔孙引《小雅·六月》，楚子引《周颂·时迈》。成二年，申叔跪引《卫风·桑中》，子重引《大雅·文王》。襄二十七年，薳罢如晋，赋《既醉》。昭三年，楚子享郑伯，赋《吉日》。昭七年，芊尹无宇引《小雅·北山》。昭二十三年，沈尹戌亦引《文王》。二十四年，又引《大雅·桑柔》。而昭十二年《传》，子革且引逸诗《祈招》以谏，此皆楚人通达《诗经》之证也。故骚体文中，每句用一兮字，此种形式亦出于诗。而屈子《天问》且纯为诗之遗体。考《诗经》泰半皆黄河流域产品，然则谓楚辞之起原，实受北方文学之影响也何疑。

二、关于南方文学者 《诗》三百篇无楚风，然江汉之间，皆为楚地。《汉广》、《江沱》诸诗，列于二《南》，《汝坟》在河南之南部，地与楚境相近。《野麕》之白茅本亦楚产，即《左传》所谓包茅，可知亦为南方诗歌，是《诗》无楚风，而实为风首也。《汉书·地理志》陈国今淮阳之地，盖古豫州之东南，而今河南湖北及安徽一部之地。则诗中之《陈风》，亦当属之南方。春秋末楚灭陈有其地，又悉兼并其附近诸小国。故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楚境既广，故其时南方诸国之文学亦遂占而有之。蕴蓄既久，华实斯茂。迄于战国，楚辞崛起，有由来矣。又老子亦楚苦县人，其所著《道德经》五千言，虽非文学作品，然《道德经》中多为韵文，且其形式亦与楚辞之《九歌》相同。例如十五章云：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此类哲理诗。极似骚体文之先驱。特其兮字之位置微有不同，遂觉音节稍促耳。此外南方诗歌之散见于古籍者，有《说苑·至公》篇所载之《子文歌》，颂楚令尹子文刑其族人事。《正谏》篇《楚人歌》，咏楚庄王纳诸御已之谏而罢筑层台事。《新序·节士》篇之《徐人歌》，咏吴公子挂剑事。《论语》有《楚狂接舆歌》，《孟子》有《孺子沧浪歌》。《左传》有公孙有山氏之《庚癸歌》。皆古南方诗歌之可信者。形质虽极幼稚，然其胚胎楚辞之功则甚著。其尤者为《说苑·善说》篇之《越人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按此诗原文不可晓，本越方言，译为楚文如此。据《说苑》此诗当在楚康王时。前五五〇顷。词旨委婉，音韵悠扬，若就形式观之，骚体文之成立固远在屈宋之先矣。

三、关于楚国者 楚辞之发生与楚地关系最深。约言之，可分为三种。《汉书·地理志》曰：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匡衡传》谓陈夫人好巫鬼而民淫祀。《地理志》亦谓陈太姬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五鬼。《陈风》所称击鼓于宛邱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盖陈太姬之遗风也。而《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有巫门、巫里、巫山、巫城等名，则是时南方诸国巫风之盛可知。其后吴并于越，陈、越又先后灭于楚。故此风遂以楚为最盛，而其影响于文学者亦最大。盖巫觋唯一之任务为司祭祀，祭祀必有祈祷，祈祷必用祝辞与歌舞，祝辞所以为已，故诗歌兴焉。歌舞所以为神，故音乐舞蹈兴焉。斯时文学虽为宗教附庸，久渐蔚为大国。故迷信之风愈炽，文学之材料愈多。当此文学尚未完全脱离宗教之际，楚地沅湘之间，即有《九歌》之产生，专咏灵巫祭神歌舞之事。王逸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出见俗人祭礼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九歌》序。王氏虽误认《九歌》为屈原所作（详后）。然其说明楚辞与宗教之关系固甚了然矣。《吕氏春秋·侈乐》篇云：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此其关于民俗者一也。先秦之世，各国风谣不同，音乐亦异。风谣之播于声音者为土乐，土乐又影响于文学。此在诸国然，而楚为尤甚。按《左传·成公九年》传云：晋侯观于军府，见锺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与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楚囚，君子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又襄公十八年《传》云：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夫曰南音、曰南风、又曰土风，则楚乐必异乎北方之撰也。《汉书·礼乐志》谓房中初乐为楚声，盖本其调以制曲耳。楚为南方大国，楚声即可代表南方之音，故又曰南音，或曰南风，名异而实同也。又按《吕览》载涂山氏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是南音者，兮猗之音也。《候人歌》者，楚辞之滥觞也，故楚辞即南音之文学，由《候人歌》以演进者也。《候人歌》既可取为乐歌，本《吕览》高诱注。则楚辞之起与音乐之关系深矣。尝疑楚辞本亦可歌，与《三百篇》同。盖谱诸管弦者为楚声著于竹帛者为楚辞。汉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或即与古者歌诗无以异。《隋书·经籍志》谓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唐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可知通楚声者，隋唐时尚有人焉。此其关于音乐者二也。刘勰曰：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又曰：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王夫之曰：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戍削之幽苑，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楚辞通释序例》。二氏论屈子文得江山之助，诚为卓识。盖文学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非独屈子为然。所谓地理者，大之如五狱四渎，屴漂汩。小之如鸟兽鱼虫，飞走蠕动。可以拓作者之胸襟，增文学之资料。后世赋家极乐铺叙地理，凡山川形势、水陆奇珍，乃至一草一木之微，靡不描摹尽致者，乃《风》《骚》之舆台，得其一体以自广者耳。今楚于山则有九嶷南岳之高，于水则有江汉沅湘之长，于湖潴则有云梦洞庭之巨浸，其间崖谷洲渚森林鱼鸟之胜，诗人讴歌之天国在焉。故《九歌·湘君》一篇言地理者十九，而《九章·涉江》所纪，亦绝似山水之写真。虽作者非必有意铺陈，然使其不遇此等境地，以为文学之资，将亦束手而无所凭借矣。此其关于地理者三也。以上参看拙著《楚辞概论》。

第二章 屈原

屈原传略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据《离骚》自述，父名伯庸。又据“摄提孟陬”一语，其生平略可推定。盖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正月也。周安王二十六年，前三四三。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离骚》自述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怀王时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同列上官大夫心害其能，怀王使为宪令，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于王，王怒而疏之，作《天问》。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绐怀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绝齐使。及索地不得，兴师伐秦，大败。自是楚国外交失策，时而联齐，时而联秦。秦昭王初立，厚赂于楚。楚往迎妇，见《史记·楚世家》。屈原切谏，不听。被放汉北，作《抽思》及《悲回风》。寻复起用，昭王欲与怀王会，原云：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死于秦。顷襄王立，以子兰为令尹。屈原咎其劝王入秦，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顷襄王怒而迁之于江南。作《离骚》、《思美人》、《哀郢》、《涉江》、《橘颂》等篇。是时楚时削弱，屈原不忍亲见宗国之亡，而又感于怀王反覆无常，客死归葬，复作《怀沙》、《招魂》、《惜往日》以揲哀思，卒自沉汨罗江以死。死时年约六十，盖我国一人格最伟大之文学家也。

屈原作品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屈原赋二十五篇。今所传《楚辞》，屈赋具在，并无散佚。惟诸家对于二十五篇之数算法不同，异谶滋多。有以《离骚》、《天问》、《远游》、《卜居》、《渔父》、《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为二十五篇者，自王逸以来多主之。至删去《九歌》之《国殇》、《礼魂》而加入《大招》、《惜誓》者，则姚宽之妄断也。见《西溪丛语》。以《九歌》之《礼魂》为前十章送神通用之曲而加《招魂》一篇者，则王夫之之创说也。以《九歌》之《山鬼》、《国殇》、《礼魂》三篇合为一篇而更加《大招》、《招魂》二篇以足其数者，则林云铭之好事也。见《楚辞灯》。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合为一篇，余则与林说同者，又蒋骥之异说也。见《山带阁注楚辞》。凡此或删割臆断，或妄加伸缩，总由于拘牵艺文之目而起。今班志原目不可见，王氏《章句》二十五篇或即刘向旧本，则其说为最古，当亦较为可信。第自屈原之死，后人哀思者多，而西汉辞赋盛行，作者飚起。故其间摹拟相继，真伪杂出，相传既久，遂多疑误，故王叔师于《大招》、《惜誓》二篇之作者尚不能明也。以今考之，《九歌》为古代南方之宗教文学，决非屈子所自造。而《大招》模仿《招魂》，《远游》为汉人黄老思想，《卜居》、《渔父》疑均出于后人所依托。所谓屈原赋二十五篇，止《离骚》、《天问》、《招魂》及《九章》等篇为可信耳。而《九章》尚不免赝鼎羼入其间，又吾人所当审察而详辨之者也。参看《楚辞概论》。

屈原与文学 屈子之文上溯《风》、《雅》，下开汉武。其《离骚》一篇，长二千余言，更七十余韵，为古今第一长篇之抒情诗。其词旨大抵源出于《九歌》，所谓美人香草，周游求女者，皆袭《九歌》遗意，以寄其缠绵往复之思耳。兹先略论《九歌》。以见《离骚》之所自出。按王逸序《九歌》，目为屈原所作，实则非也。例如《少司命》云：

秋兰兮糜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至兮水扬波。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孔盖兮翠旍，登九天兮抚彗星。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

又如《离骚》一节云：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知吾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本作恒，避汉文帝讳改。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吾人试以《九歌》与《离骚》等篇较，即可知其非一人之作也。盖九歌句法短促，每句皆用兮字，且悉位于句中。兮字下恒承以二字或三字短句，《国殇》、《山鬼》二篇全为七言，其构造为四三句法。此与《离骚》等篇之形式俱以六七字为句，每间句用一兮字于句末者，根本不同。《九歌》句法屈原《九章》中间用之。且屈原诸赋泰半皆有乱辞或少歌等，而《九歌》则始终为一整个短歌，与《离骚》、《涉江》、《哀郢》、《抽思》、《怀沙》诸篇大异。即就篇幅之长短观之，屈赋长篇多用短篇少。长者如《离骚》、《天问》多至三四百句，短者如《橘颂》，亦数十句。而《九歌》最长者如《湘夫人》止四十句，次则《湘君》三十八句，余或十余句二十余句不等，最短者如《礼魂》一篇仅五句，以视屈赋之回环往复，三致其意者，不侔矣。况《离骚》中所用字面显系暗袭《九歌》，而其神话之气味尤与《九歌》之宗教色采有关。予故谓《九歌》者，实《风》、《骚》间之过渡作品，屈赋之近祖，亦楚辞之先驱也。

《史记》引淮南王《离骚传》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王逸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楚辞章句·离骚序》。魏文帝《典论》云：优游按衍，屈原尚之。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长卿、子云不能及。而刘氏《辨骚》，尤极推崇。盖屈原文学之主干在是，楚辞代表之作品亦在是矣。故后人常称屈赋曰骚，称楚辞亦曰骚。昭明取以标目，彦和用以名篇，俱非专指《离骚》一篇言也。《史记》云：离骚者，犹离忧也。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夫屈原以旷代轶才，而又楚之懿亲，乃不见用于君，反获罪而窜逐穷荒，此固人情所不能忍者。故其文亦忧愁幽思，曲折回复，怨慕泣诉，迫于情之所弗容己，与乎世之无病呻吟者异也。世之读者，殆无不悲其遇，悯其志，感其词而竞为文以悼之。盖自贾谊、刘向、王褒、王逸以下，代不乏人。观扬雄吊屈原，作《反离骚》，投诸江流。又作《广骚》一篇，《汉书·扬雄传》。应奉著《感骚》三十篇，《后汉书·应奉传》。梁竦为《悼骚赋》，系玄石而沉之。《后汉书·梁竦传》。柳宗元贬永州司马，仿《离骚》数十篇。《唐书·柳宗元传》。而《世说》王孝伯且谓无事痛饮，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故陆放翁诗云：名士真须读楚辞。则其文之感人深矣。今观其文体在当时实一洗《三百篇》之面目，而开吾国文学上之新纪元，故其影响于艺林者亦最巨。约其特质言也：

一、《离骚》固为一篇极长之抒情诗，然亦间兼叙事。其篇首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之初度兮，肇锡余之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此种自序体实为屈子所独创，故刘知幾曰：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史通·序传》。按韦孟《讽谏诗》云：肃肃我祖，国自豕韦。扬雄《反离骚》云：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扬侯。班固《幽通赋》云：系高顼之元胄兮，氏中叶之炳灵。庾信《哀江南赋》云：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凡此首陈世系，皆摹拟《离骚》者也。

二、《离骚》自就重华陈词以后，设想渐奇。如言驷虬乘鹥,羲和弭节；饮马咸池，总辔扶桑；望舒先驱，飞廉奔属；鸾皇凤鸟之使，飘风云霓之御；叩帝阍，望阊阖；济白水，登阆风；求宓妃，见有娀；览观四极，周流上下。而曲终浪游昆仑一段，尤复恣意言之。此等幻想寓言，影响后世极大。秦汉以来之神仙思想，即其显著者也。近人廖平即据此疑《离骚》为秦博士所作。实非。即伪托之《远游》，司马相如之《大人赋》以及种种神怪小说，靡不出此。

三、离骚中如女媭、灵氛、巫咸数段对话，已开《子虚》、《上林》诸赋问答之先声。而草木、鸟兽之侈陈，尤为汉赋之所祖。至其中多用双声叠韵之联绵字，如謇謇冉冉、緫緫、忽忽啾啾、领陆难、逍遥容与等词亦极为后之赋家所乐用。

《天问》一篇王逸以为屈原放逐山泽所作，恐未可信。今观全文，绝无放逐痕迹。疑即上官夺稿，被谗见疏时之所作也。古籍湮没，文义多不可晓，柳宗元为作《天对》以答之。近有疑非屈子作者，未有以见其必然也。按《天问》文体与骚体异，观其形式，似为四言之变。其所问上自古初，下迄当世。凡自然现象之变迁，神话历史之传述，善恶邪正之果报，无不致疑。其所问往往有极有价值，而为今日科学家穷年累月所不能解决者，固不应仅以文章目之也。余意屈原竭忠尽智而障于谗，其怀疑天道之无凭固矣。疑莫能明则问卜，劳苦倦极则呼天，此殆与灵氛筵之占，同为渫忿抒愁之意欤？或谓《天问》文理杂乱，实则全篇结构极密。盖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而终之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本王夫之说。至其词或长言，或短言，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数事而镕成一片。其文险陗淡宕，佶倔流利，可谓极文章之变矣。

《招魂》一篇自王逸误为宋玉所作，千余年来莫能辨。林云铭曰：试问太史公作《屈原传赞》云：余读《招魂》悲其志。谓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此本不待置辨者。乃后世相尚不改，无非以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无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则原被放之后，悉苦无可宣泄，借题寄意，亦不慊其为自招也。林《楚辞灯》说多本黄文焕《楚辞听直》。此说一出，从者甚众。顾虽又有自招与招怀王之异说。要其非宋玉所作，则殆无疑焉。今按《九章·思美人》云：“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哀郢》云：“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而是篇乱辞亦言献岁发春，是其所记时令相同。盖亦追叙二次被放初出国门时事，或当在顷襄之世，决意自沉之时也。篇中每句末用一些字，体裁最为奇特。些兮声近，殆亦楚国方音。沈存中所谓荆楚巫觋咒语中所通用者是矣。见《梦溪笔谈》，但又谓些为印度语娑婆呵之合音者非。其中杂陈宫室饮食女色珍宝之盛，琦玮僪佹，实开汉赋铺张之先声。顾炎武曰：或云，地狱之说，本于《招魂》。长人土伯，则夜叉罗刹之伦也；烂土雷渊，则刀山剑树之地也。虽文人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魏晋以下，遂演其说而附之释氏之书。《日知录》。此等凭空虚构文字，想像力至为丰富，其中一部分影响于后世神怪小说者，与《离骚》同。

《九章》九篇，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是也。王逸《章句》次序如此。《汉书·扬雄传》云：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观其但举细目，知西汉时尚无《九章》总名。王逸谓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此说殆误。故朱子驳之曰：屈原既放，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王氏曲解篇名，且误为放后一时所作，晦翁辨之是矣。今更就《九章》各篇观之，《惜诵》但言遇罚，言愿曾思而远身，无一语及放逐时事。大抵怀王时谏绝齐不听，被谗去职后所作。《抽思》及《悲回风》则怀王朝放居汉北所作。其后顷襄王迁屈原于江南，作《思美人》。越九年，至夏浦，上陵阳，作《哀郢》。自夏浦至溆浦，作《涉江》及《橘颂》。自溆浦至长沙，将沉汨罗，作《惜往日》。此其大略也。诸家说《九章》时代颇有异同。至其文词亦有极可疑者。如《惜往日》一则曰“贞臣无辜”，再则曰“贞臣无由”，又曰“临沅湘之玄渊，遂自忍而沈流。卒没身而绝名，惜壅君之不昭”，而《悲回风》亦曰“骤谏君不听，任重石之何益”，皆绝似后人追悼之辞，不类屈子自道之语。又《涉江》、《哀郢》、《抽思》、《怀沙》四篇皆有乱辞，而《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等篇无之。其有乱辞者率另以二字名篇，而无乱辞者则取篇首数名篇。此又《九章》各篇歧异之显见者也。其词纡轸烦冤，反覆陈诉，要不出乎《离骚》之旨，而以《涉江》及《悲回风》为尤佳。

第三章 宋玉及其他

宋玉无传，事无可考。惟《史记》于《屈原传》末特缀数语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据此宋玉之生，后于屈原，且似有官守言责者。史公语焉不详，或其时已不可考矣。班氏《艺文志》谓其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殆据《史记》言耳。然俱未确指为何时人。惟王逸《九辩序》云：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宋玉师事屈原恐未可信，序又言楚大夫，亦不知何据。按《韩诗外传》及《新序·杂事》篇均载宋玉因其友见楚襄王事。《外传》上言见楚相，而下文忽称事王，当是驳文，宜从《新序》。《新序》又有《对威王问》。《文选》“威王”作“襄王”。《北堂书钞》又言宋玉事楚怀王。记载纷歧，极难断定。今观《九辩》云“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又云：“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是宋玉曾登仕籍，似无疑义。而其时代仍当以《史》、《汉》所记为准。余多后人附会之辞，未可据也。

《艺文志》载宋玉赋十六篇，殆指骚赋而言。今流传者，《楚辞》有《九辩》、《招魂》二篇。《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四篇。《古文苑》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共得十二篇，尚不足班志之数。而《招魂》本屈原所作，已见前章。《舞赋》一篇直从傅毅《舞赋序》杂钞而成，《文选》及《古文苑》诸篇疑均出于依托。盖皆以楚襄王、唐勒、景差之事妆点之，不知遂成为千篇一律之烂调耳。且宋玉以楚人仕楚，何须明言楚襄王耶，其为后人伪托无疑矣。况此种赋体，汉初尚未完全成立，战国时安得有此。故《高唐》、《神女》虽为词林所乐道，而西汉文人则鲜有及之者。其出世之晚可知。若是，则宋玉之作只存《九辩》一篇而已。

王逸曰：辩者变也，谓陈道法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此曲说耳。王夫之曰：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考《九辩》之名，一见于《离骚》，再见于《天问》。王逸以为禹乐，《山海经》又以为天帝乐。虽未可遽信，要之必古乐也。宋玉借古乐为题，以抒其情思，初不必如叔师之泥，而船山之言是矣。篇中多袭取屈子语。如云“聊逍遥以相羊”，又云“载云旗之委蛇”，此《离骚》之文也。又云“尧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险巇之妒嫉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又云“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此《哀郢》之文也。至如“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甯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皆用《离骚》成语而略易其词。故王逸指为哀师，注家咸释为代屈为辞也。然观末章“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云云，则绝非屈子之志矣。盖宋玉殆亦事君不得而自请去职者欤？其曰“处浊世而显荣兮，非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固已明白示之。

《九辩》为骚赋上乘，形式开拓，描写入神，音节亦复悽婉动人，后有拟作蔑以复加。举其首章，借窥一斑焉。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覊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孙鑛曰：《九辩》已变屈子文法，加以参差错落，而多峻急之气。又曰：骚至宋大夫乃大快，其语最醒而俊。此知言也。盖楚辞演变之期三：一为《九歌》，其词局促，犹婴孩也；一为《离骚》、《九章》，其词散缓，犹成年也；一为《九辩》，错综变化，局势开张，一改向之面目，渐与汉赋接近盖新生期也。其递嬗蜕化之迹，彰彰明矣。

宋玉悲秋，久为文学上之习语。杜甫诗云：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又云：垂白冯唐老，清秋宋玉悲。又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许浑诗云：噪柳鸣槐晚未休，不知何事爱悲秋。又云：甯歌远夜苦，宋赋更秋悲。张九龄诗云：拙病宦情少，羁间秋气悲。苏轼诗云：病马已无千里志，骚人长负一秋悲。俱指《九辩》言也。而李商隐诗云：何事荆州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其推重可想见矣。屈宋并称，夫岂偶然。

《艺文志》载唐勒赋四篇，今并不传。景差之名且未见著录。《汉书·古今人表》有景瑳，或即一人。盖班固时已亡之矣。班志据《七略》，或刘向时已亡。《楚辞》中亦无唐勒赋，则中垒且未之见，故王逸并疑词而亦无之。《小言赋》云：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盖不可信。王逸序《大招》，引或说以为景差所作，疑不能明。朱子曰：今以宋玉大、小言赋考之，则凡差语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闲退。不为词人墨客，浮夸艳逸之态，然后知此篇决为差作无疑也。实则《大招》一篇为后人拟《招魂》而作详后，其词旨与《大言赋》中差语何涉？晦翁此说未免过迂。顾是时屈、宋代兴，骚赋甚盛，其时作者必多。阅时既久，又遭秦劫，篇章之展转散亡如唐勒、景差之赋者，又必不可胜数矣。可叹也夫。

第四章 论楚辞之文艺

《文心雕龙·辨骚》云：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词。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而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按当作《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态，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见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彦和此论，分析楚辞各篇特质，诚为至当。顾犹有未之尽者，分为两部言之。

（甲）关于内容者

（一）想像力。文学之所以能动人者，在能引起人之同情。而同情之引起，在有最高尚之理想。是故想像力愈丰富，其感人必愈深切，楚辞首即富有高尚理想之作品也。例如《九歌·湘夫人》描写神居一段云：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掬芳椒兮盈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疑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此实作者想像神之高洁，一切均非人间所及。故凡用以建筑宫室者，皆为兰蕙芷衡桂椒薛荔诸芳物，所谓别有天地者也。其铺张藻饰，虽直接描摹屋室之华丽，而间接实为赞美神灵之高尚。能使读者因此虚构而生崇敬，因崇敬而动遐思，是其想像力之丰富有不可及者。后世此类作品，凡寓抽象于写实中者，莫不于此导其源焉。又如《离骚》中之漫游八极，驾龙载云，无奇不有。天津西海，无所不周。设想所至，但觉其兴会飚举、抽剥无穷，以较汉赋之仅以堆砌为能事而缺乏理想者，宁不大相庭径。

（二）表现力。文学之表现力愈强，则予以吾人之印象愈深。例如屈原《涉江》，将欲写其梦其愁苦之情，而先写深林冥杳，猨狖所居，山高蔽日，霰雪纷飞。《山鬼》一篇于遇合不谐之后，复重以雷填填、雨冥冥、猨啾啾、风飒飒、木萧萧，数语作结，遂觉阴森可怖，誒楚动人。词人艺事，臻其极矣。又如《湘夫人》云：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大司命》云：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山鬼》云：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思公子兮恨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悲回风》云：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缥绵绵之不可纡。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娱。凡兹描写，有缱绻真挚之情，无淫丽烦滥之病。刘勰所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者，斯之谓矣。

（乙）关于形式者

（一）形式之解放。四言诗至战国而弊，盖其形式太简，病在拘谨束缚故也。楚人有见于此，遂首先从事于形式之解放，而另谋文学之新建设。如是而后可以畅所欲言，无绳墨拘牵之病矣。例如《诗经·采葛》一章云：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词旨固佳。然试与《楚辞》中之同此性质者相较则不可同年而语。《楚辞·少司命》云：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音节宛转，情绪缠绵，非《采葛》比矣。何也，形式短长之不同耳。又如《大车》之诗云：“岂不尔思，畏子不敢。”而《湘夫人》云：“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亦以意同而所表现之辞不同，故艺术之优劣判焉。即《郑风·野有蔓草》一诗与《越人歌》大意略同，一为固定之四言，一为自用之骚体，故《越人歌》终不可及。

（二）各体之渊源。楚辞起于南方，为后世辞赋所自出。徐师曾分辞赋为四体，其一曰古赋，即骚体赋。以《离骚》、《九辩》为之祖，而以《长门赋》、《思玄赋》、《叹逝赋》、《秋兴赋》等数十篇属之。盖赋中各体形式如发端托为问答，中间或用歌词，篇末系以谇系，莫不仿自楚辞。至于辞赋乐侈陈、尚铺张，亦《招魂》等篇导其先路，故楚辞者实辞赋之祖也。又考骈俪之词，亦起于骚，例如《湘君》云：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又云：朝聘鹜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湘夫人》云：麋何为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大司命》云：令飘风兮先驱，使冻雨兮洒尘。此皆刘彦和所谓言对也。《文心雕龙·丽辞》。《离骚》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此即彦和所谓事对也。《东皇太一》云：薰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此又洪容斋所谓当句对也。《容斋随笔》。此外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及“制荷芰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等句，咸为绝妙俪词，后人苦心摹拟而弗逮者也。若夫《山鬼》、《国殇》两篇竟似后世七言古诗，即屈宋文中亦不乏七言。而《招魂》去其些字亦为七言，本郭正域说。故汉人字书如《凡将》、《急就》皆竞相仿效。寝假而七言诗遂正式成立，然则楚辞者，又七言诗之嚆矢矣。

第五章 荀卿

荀卿名况，赵人，为北方大儒。《毛诗》、《鲁诗》、《韩诗》、《左氏春秋》、《穀梁春秋》皆其所传，而犹长于《礼》。年十五，《史记·荀卿传》作五十，应劭《风俗通》作十五。始游学于齐。时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废，序列者数万言而卒。因葬于兰陵。今所传《荀子》书有三十二篇。按荀子得年极高，其适楚时，约在东周灭亡之际前二五五，时年约六十。而《盐铁论·毁学》篇且谓李斯相秦，荀子为之不食，是荀子且及见秦始皇统一六国矣。至其生卒不甚可考，大抵死于始皇三十年前后。前二一七顷。上距屈原之死，几及百年。今《荀子》书有《成相》一篇，《赋》篇一篇，则分咏礼、知、云、蚕、箴，而末复系《佹诗》二篇。体甚奇特，兹录一篇于后：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遇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与？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与？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与？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与？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

佹诗节录：

天下不治，请陈佹诗。（中略）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凰。比干见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学，天不忘也。圣人共手，时几将矣。与愚以疑，愿闻反辞。其小歌曰：念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绌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服矣。（下略）

《艺文志》载荀卿有赋十篇。又谓大儒荀卿，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当即指此数篇。惟此文题曰《赋》篇，分咏各物，不另标题。而形式似以四言为主，与《诗经》最接近，即内容亦亟简朴。统观诸篇盖《诗》之变体，而赋之雏形也。顾荀子居楚甚久，其时南方骚赋盛行，沉浸濡染，宁不受屈宋影响。然其所作尚多北方文学气味者，则信乎朔俗变楚之难也。又荀子本北方学者，原不以文辞见长。而用夷变夏，或亦私心所鄙。故虽仕于楚而卒于楚，竟不以骚赋传欤。至其《成相》一篇，句法参差，似属创体，为后世弹词之祖。如曰：请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此种体裁后人仿效者亦少。即其《赋》篇《佹诗》之形式亦惟秦刻中稍稍沿用之。或以其利于说理，而抒情叙事则不畅，故后遂中绝耳。虽然，荀子以一学者而亦乐为韵文，其所作《赋》篇，末且缀以小歌，与楚辞中之乱辞少歌无异，谓其绝未受骚赋之影响又不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