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颛顼。尧时佐禹治水，有功，赐姓嬴氏。历夏殷之世，嬴姓多显，遂为诸侯。殷末，有蜚廉者，为纣臣。数传至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王封以赵城，故更为赵氏。别为赵祖。后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于汧渭之间；孝王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使复续嬴祀，号曰秦嬴。三传至秦仲，为宣王大夫，死于戎。子庄公立，宣王以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庄公卒，子襄公立。时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复以兵送平王东徙雒邑，平王封为诸侯，赐以岐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文公继立，始有史以记事。又数传，至于穆公，始霸西戎。自穆公十七传，至孝公，锐意图富强，布惠振孤，招战士，明功赏。任卫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奖首功，开阡陌之利。行之十年，家给人足，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国势大振。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又屡破魏兵，乃封鞅于商为列侯，号曰商君。孝公卒，惠文、武、昭襄数世，蒙故业，因遗策，连败韩赵魏燕齐楚之师，拓地益广：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削诸侯之地。盖惠王相张仪，以连衡解散从约；昭襄王相范雎，远交近攻，又以白起为将；故攻伐愈亟，略地愈众。三传至始皇，遂先灭韩，次灭赵魏，又次灭楚，灭燕，二十六年，灭齐。于是六王毕，四海一，废封建之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始开我族大统一之局焉。
秦并天下，一切法令多出丞相李斯之手。斯者，荀卿之门人也；学其师不得，遂窃取法家之说以迎合始皇；始皇见秦累世以法术致富强，故深信而不疑，终以成刻薄专制之治而速其亡矣。秦既欲崇尚法治，厉行君主集权之制，故亟谋思想之统一；而统一思想，必先统一文字。六国之时，文字异形，至是，乃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令同文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奏曰：“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杂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于是往古文献，尽付一炬，学术残灭，莫甚于斯。然海内既一，诸家学派时相接触，故门户渐泯，思想渐淆。其时阴阳家言盛行，五德终始之说，始皇颇笃信之。由是阴阳谶纬黄老仙道之学，一炉共冶，为晚周以来学术一大变动焉。故论嬴秦一代，虽祚短年促，而其关系之大，列代无与比伦；第以学术一端言之，亦结束已往，别辟畦町，而开汉以后一新局而之时代也。古今变革之枢机，文化升降之钤键，于是乎在。
秦之文学，罕得而言；然稽之经典，《诗》有《秦风》，《书》有《秦誓》，并秦文之较古者。惟其地迫近西戎，故常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观《驷》、《小戎》、《无衣》诸诗，足以见其人本有尚武好战，同仇敌忾之精神，（略见《汉书·地理志》）及商鞅之教，于其风益盛。然则秦人之不文，亦有故矣。秦至穆公始霸，屡有事于诸侯。其侵郑也，晋襄公败之于崤，获取三帅。（事详僖公三十三年《左传》。）既舍之，穆公悔过，兼戒群臣，作《秦誓》。文稍变古，娓娓动人听闻，若有诗意焉。其辞曰：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人之谋，则曰未就，予忌；为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
惠文王有《诅楚文》，盖使其宗祝邵鼛遍告群望，以诅楚王背盟之刻石也。或瘗于土，或沉于水，唐宋时其石先后出世。其告巫咸神一文，今存《古文苑》中。述秦穆公与楚成王相为盟好，戒子孙毋相为不利；及楚王熊相，康回无道，背十八世之诅盟，屡兴兵伐秦，故数其罪，著之石以告于神云云。说者以史考之，谓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与楚怀王同时，此诅为怀王也。文中所云，并与怀王事合；其文则作于秦惠文王之后 十二年，楚怀王之十六年也。但楚王无名相者，盖“相”本“槐”字，怀王之名，传写误耳。盖鬼神祝诅之风，大盛于战国，不独楚人优为之矣。
秦祚既短，作者罕见。惟李斯颇有文采，初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因说始皇灭诸侯，成帝业。始皇乃拜为长史，寻为客卿。始皇十年，下令逐客，斯亦在逐中，乃上书谏止之。其文艳缛，席晚周纵横之遗，开汉赋铺陈之渐，诚秦文之桀作矣。及始皇并天下，巡行封禅，望祭山川，立石颂秦德，有泰山、琅邪、之罘、碣石、会稽等刻石文，（并见《史记·始皇本纪》，《古文苑》又有《峄山刻石文》。）大抵亦出李斯所制；故刘彦和曰：“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文心雕龙·封禅》篇）兹录其《泰山刻石文》如次：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此始皇二十八年，东行郡县，封泰山之所立石也。全文以三句为一韵，其体最奇。之罘、碣石、会稽诸刻石皆然。惟琅邪刻石乃二句一韵，为后世碑铭之祖。其三句为韵者，殊与韵文自然之音节相背，是以后世无传焉。李斯之文，原本荀卿。故诸刻石之辞略似《赋》篇，虽韵式稍变，要之皆四言诗之末流也。
若夫秦之诗歌，自《秦风》外亦罕有传者。《风俗通》逸文有百里奚妇《琴歌》三首，言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作乐，所赁澣妇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而歌者三；问之，乃其故妻也，遂还为夫妇。其事颇近小说，盖不可信。且百里自鬻以干秦缪公，孟子已斥为好事者之所造，则羊皮伏雌之辞，又安知非出于后人之附会耶？即以歌辞论之，亦不类春秋时之文也。（按百里奚本虞人，即其歌不伪，亦不得目为秦文。）至杨泉《物理论》载始皇起骊山之众，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按陈琳《饮马长城窟行》有其文，字句小异，岂杨氏但因孔璋诗而漫言之欤？抑别有所据，陈诗数语，即用秦时之民歌欤？未可知也。《燕丹子》又载荆轲劫秦王，王乞听琴而死；姬人因鼓琴，其声曰：“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小说家言，尤不足信矣。（《异苑四》载秦时谣及《古今乐录》、《秦始皇歌》等皆此类。）惟《史》称始皇既一海宇，颇惑于方士之言，乐神仙，好服食。常遣徐巿入海求仙人，又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韩终侯公石生求不死之药。三十六年，且令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惜其不传，体制莫晓；以意度之，博士之所制，或杂取风骚之体，以写神仙超人之思，五光十色，诡谲离奇，有如《远游》、《大人赋》之所云耳。
《汉志》有秦时杂赋九篇；刘勰《诠赋》所谓“秦世不文，颇有杂赋”者，谓此也。其赋今亦无传，班氏题曰“杂赋”，意者所咏靡同，体裁不一，顺流而作，亦荀卿之余绪，刻石诸文之类也。顾战国之末，楚辞最盛，秦既统一，楚入版图，其流风所被，势必滋蔓益广，而终秦之世，迄未以骚赋传者，何欤？尝谓屈子之文，国家观念最深，且易激动人情，宜为秦人之所忌；而又素主联齐以抗秦。卒以不胜异己，放逐山泽，愤激刺讥之意溢于辞表。自沉以后，秦果灭楚，后人读其遗文，莫不深致哀思，时懔报复，三户亡秦之谚，岂偶然哉？夫楚既仇秦，秦之所以防楚者必周，而钳制其人之思想者亦必甚；度其时，《楚辞》非焚即禁，与《诗》、《书》百家同例；故文人仿效之作遂亦不多觏也。其幸存者，则秦之速亡，讽诵犹在人口故耳。虽然，灭秦者，终楚人也；民族之性终不可以销磨，虽暂屈于一时，久之而必伸，其潜力终不可侮。故秦之亡，未始非楚人之文发扬蹈厉，有以鼓荡而激刺之也。孰谓文学之事无益于人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