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据其自述，父名伯庸。又据摄提孟陬之语，其生年略可推定，盖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正月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离骚》又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怀王时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同列上官大夫心害其能。怀王使为宪令，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于王，王怒而疏之。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绐怀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绝齐使。及索地不得，兴师伐秦，大败。自是楚国外交失策，时而联齐，时而联秦。秦昭王初立，厚赂于楚，楚往迎妇（见《史记·楚世家》），屈原切谏，不听，被放汉北，作《抽思》及《悲回风》。寻复起用。昭王欲与怀王会，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死于秦。顷襄王立，以子兰为令尹。屈原咎其劝王入秦，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顷襄王怒而迁之于江南，作《离骚》、《思美人》、《哀郢》、《涉江》、《橘颂》等篇。是时楚日削弱，屈原不忍亲见宗国之亡，而又感于怀王反覆无常，客死归葬，复作《怀沙》、《惜往日》以渫哀思，卒自沉汨罗江以死。死时年约六十。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屈原赋二十五篇。今所传《楚辞》，屈赋具在，并无散佚。惟诸家于二十五篇之数，算法不同，异议滋多。有以《离骚》、《天问》、《远游》、《卜居》、《渔父》、《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为二十五篇者，自王逸以来多主之。有删去《九歌》之《国殇》、《礼魂》，而加入《大招》、《惜誓》者，则姚宽之妄断也。（见《西溪丛语》）以《九歌》之《礼魂》为前十章送神通用之曲，而加《招魂》一篇者，则王夫之之创说也。有以《九歌》之《山鬼》、《国殇》、《礼魂》三篇合为一篇，而更加《大招》、《招魂》二篇以足其数者，则林云铭之好事也。（见《楚辞灯》）有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少司命》合为一篇，余则与林说同者，又蒋骥之异说也。（见《山带阁注楚辞》）凡此或意为芟截，或妄事分合，总由于拘牵《艺文》之目而起。今班《志》原目不可见，王氏《章句》二十五篇或即刘向旧本，则其说为最古，当亦较为可信。第自屈原之死，后人哀思者多，而西汉辞赋盛行，作者飙起，其间摹拟相继，真伪杂出，相传说久，遂多疑误，故王叔师于《大招》、《惜誓》二篇之作者尚不能明也。以今考之，《招魂》一篇，当为屈原所作；《大招》则后人之模仿《招魂》者；《卜居》、《渔父》，亦均出于依托。《汉志》所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今则不能足其数矣。述之如次：

一、《九歌》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叔师此言，大抵即据刘向所辑以为说，千数百年无异议。近日颇有谓《九歌》非屈子作者，（余曩亦力主是说。）由今日观之，未必然也。至其所以命名，说者纷异。证以《左传》及《楚辞》本书，当是取古乐以名篇，故不拘乎九之数，而实有十一篇也。十一篇者，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是也。（后人妄加伸缩，以求合于九数及二十五篇之数，皆非也。说已见上。）此十一篇或祀天神，或祀山川之神，或祀人鬼，其中颇及灵巫乐神之事，人神恋慕之情。所谓“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古之遗风，有在于是者。其曰“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东皇太一》），“沿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云中君》），则祭时之服饰也。“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东皇太一》），则祭时之供馔也。“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东皇太一》），“縆瑟兮交鼓，箫钟兮瑶虡，鸣律兮吹竽。……展时兮会舞。律应兮合节”（《东君》），则祭时之歌舞也。“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东君》），则神灵之车驾也。“灵之来兮如云”（《湘夫人》），“灵之来兮蔽日”（《东君》），则神灵之降临也。而《湘夫人》一篇且有极意描摹水神之居处者。文辞美妙，音节委婉，绝似《诗》之《国风》。其尤佳者为《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诸篇。今录其《国殇》一篇于后，以见吾族南方之强，与其同仇敌忾之心焉：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二、《离骚》 《离骚》一篇，凡二千余言，更七十余韵，在屈赋中最为巨篇。《史记》引淮南王《离骚传》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王逸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楚辞章句·离骚序》。）淮南、叔师之论，甚得骚人之旨。魏文帝《典论》云：“优游按衍，屈原尚之。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长卿、子云不能及。”而刘氏《辩骚》，尤极推崇。观其首陈氏族，次列祖考，又次述生辰名字，开后人自叙之端。（本刘知幾说。）中间就重华陈辞一段，设想渐奇，乃至欲叩帝阍，倚阊阖，求宓妃，见有娀，鸾皇为之使，鸠鸩为之媒，上下求索，幻想无方；及乎终篇浪游崑一段，尤复恣意言之，而终之以仆悲马怀，蜷局不行。通篇以女媭、灵氛、巫咸三人为开阖转折之关键，脉络分明，井井不乱。综其词意之富，结构之密，音节之佳，真古今之绝作也。盖屈原以旷代轶才，而又楚之懿亲，乃不见用于君，反获罪而窜逐穷荒，此固人情所不能忍者；故其文亦幽忧沉痛，曲折回复，怨慕泣诉，迫于情之所弗容己，与乎世之无病呻吟者异也。世之读者，殆无不悲其遇，悯其志，感其词，而竞为文以悼之。盖自贾谊、刘向、王褒、王逸以下，代不乏人。观扬雄吊屈原，作《反离骚》，投诸江流，又作《广骚》一篇（《汉书·扬雄传》）；应奉著《感骚》三十篇（《后汉书·应奉传》）；梁竦为《悼骚赋》，系玄石而沉之（《后汉书·梁竦传》）；柳宗元贬永州司马，亦效《离骚》数十篇（《唐书·柳宗元传》）；而王孝伯且谓无事痛饮，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见《世说新语·任诞》篇）。故陆放翁诗谓“名士真须读《楚辞》”也。其见重于世如此。盖其情之感人也深，故其影响于艺林也亦巨。

三、《天问》 《天问》一篇，文体与《离骚》诸篇不同，大抵以四言为主。近有疑其非屈子作者，未有以见其必然也。观其控引天地，综览人物，上自古初，下迄当世，凡自然现象之变迁，殊方物类之珍怪，神话历史之传述，善恶邪正之果报，无不致疑，其所问往往极有价值，而为今日科学家穷年累月所不能解决者，固不应仅以文章目之也。古籍湮没，文义难晓，惟与《山海经》、《竹书纪年》多有合者。昔人多谓屈子竭忠尽智，而障于谗，故作此篇，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因托之以讽谏；盖史公所谓天者人之始，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之意耳。故洪兴祖曰：“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为作也。太史公读《天问》悲其志者以此。”然考“天问”之义，实非问天。屈子遭谗放逐，又目睹国势阽危，岌岌不可以终日，其文固多忧愁幽思，存君兴国之感，顾《天问》之作，似非专为抒愁讽谏而发也。（余别有专论。其义略见前章，读者参之。）王逸谓其文不次序，然细绎之，自天地山川，以次及人事，追述往古，而终之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至其词或长言，或短句，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数事而镕成一片，古奥逸宕，佶倔流利，兼而有之，可谓极文章变幻之能事已。后世效其文者，有傅玄《拟天问》，郭璞《山海经图赞》，《颜氏家训·归心》篇，柳宗元《天对》，刘禹锡《问大钧赋》，孔平仲《星说》等篇。（《困学纪闻》九已略及之。）

四、《九章》 《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是也。王逸曰：“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也，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朱子曰：“屈原既放，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按晦翁谓《九章》非一时所作是也，其谓《九章》乃后人编辑所加之名则非也。盖最先辑录《楚辞》者为刘向，而《九叹·忧苦》章云：“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是《九章》之名起于中垒以前，（余前举《扬雄传》证西汉时无《九章》之名，大误，合亟正之。）而与《九歌》、《九辨》同为作者原有之篇题可知矣。惟其义是否如叔师之说，则末由验之耳。（章或为乐名，“大章”本古乐。）今以九篇之次第考之，《惜诵》但言遇罚，言“愿曾思而远身”，无一语及放逐时事，当是怀王时谏绝齐不听，被谗去职后所作，《抽思》及《悲回风》，则怀王朝放居汉北所作。其后顷襄王迁屈原于江南，作《思美人》。越九年，至夏浦，上陵阳，作《哀郢》。自夏浦至溆浦，作《涉江》及《橘颂》。自溆浦至长沙，将沉汨罗，作《惜往日》，此其大略也。（诸家说《九章》时代，颇有异同。）至其文词，亦有极可疑者，如《惜往日》一则曰贞臣无辜，再则曰贞臣无由。又曰：“临沅湘之玄渊，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惜壅君之不昭。”（曾涤生亦谓其文不类，疑为赝作，见《求阙斋读书录》六。）而《悲回风》亦曰：“骤谏君而不听，重任石之何益？”皆似后人追悼之辞，不类屈子自道之语。然此外亦无有征验，姑仍旧说可也。《九章》之辞，大抵纡轸烦冤，反覆陈诉，要不出乎《离骚》之旨，而以《涉江》、《哀郢》、《思美人》为尤佳。（《悲回风》一篇音节有特异者。）

五、《招魂》 《招魂》一篇，王逸以为宋玉怜哀屈原而作，此或别有所据。然以《史记·屈贾传赞》考之，其说非也。（孙志祖谓史公所云《招魂》，实指今之《大招》，恐亦臆说，参阅下章论《大招》节。）其主屈子作者，又有自招与招怀王之异说，（余曩亦主自招之说。）迄今尚无定论。尝考《韩诗章句》说《郑风·溱洧》之诗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执兰草，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之。”后世上巳修禊，其遗风也。楚郑接壤，招魂之俗，度亦相同。今《招魂》言“献岁发春”，又言“极目千里伤春心”，是屈子作《招魂》时亦在春月，其犹楚郑间之旧俗欤？观沈佺期《三月三日独坐州诗》云：“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王绩《三月三日赋》亦云：“新开避忌之俗，更作招魂之所。”则唐人犹知上巳修禊为古者招魂节之变也。至宋人竞渡多用春月者，乃世人以此篇旧皆指为招屈而作，（按刘禹锡有《招屈亭诗》。）故混五月五日竞渡与三月上巳招魂二事为一。于是民间古俗乃为三闾所独占矣。（参阅《楚辞概论·竞渡考》）又按此篇“乱辞”有叙猎一节云：“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步及骤处兮诱骋先，抑骛若通兮引车右旋。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乱”为总结一篇主旨，则《招魂》之本事必与畋猎有关。考《吕览·至忠》篇载荆庄哀王猎于云梦。（按当作庄王，无哀字。《说苑·立节》篇、《渚宫旧事》、《御览》八百九十皆可证。）射随兕，中之。（随兕《说苑》作科雉，何孟春《余冬序录》谓无人识之。杨慎以为随母之兕，出科之雉，见《谭苑醍醐》。）申公子培劫王而夺之。王以为不敬，将诛之。左右皆谏，曰：“子培，贤者也。……此必有故。”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后荆与晋战，大胜，归而赏有功。子培之弟请赏于吏，曰：“人有功于军旅，臣兄有功于车下。”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兄尝读故记曰：‘杀随兕者，不出三月。’是以惊惧而争之，故伏其罪而死。”王视故记，果有，乃厚赏之。疑《招魂》所谓“君王亲发惮青兕”者，即指是事也。且《吕览》称庄王猎于云梦，与此文“与王趋梦课后先”之语亦合。若然，则屈子或有感于子培之忠而为文以招之欤？（楚人信鬼巫。子培死于兕，则是兕能为祟，以摄其魂魄，故篇中遂及此事。）由是言之，则屈子自招与招怀王之说，似皆不可信矣。其非宋玉招屈之作，尤不待论。（友人陆君侃如尝疑《招魂》所述，必当时楚君有南猎不反者，词臣哀之，为作此篇，引《楚策》安陵君从由一段以为例，所见甚卓。见所编屈原宋玉二书中。然以今考之，其说独有间也。）篇中杂陈宫室饮食女色珍宝之盛，琦玮谲诡，辞藻甚丰，其铺张处，已开汉赋之先声。诚《楚辞》中之上乘也。语尾皆缀以“些”字，亦属创格。

六、《远游》 《远游》者，屈子游仙之意也。神仙之学，出有黄老，黄老之学，盛于战国，举其著者，若《管子·内业》篇已备言养气长寿之术，《楚策》亦载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而庄子书屡言导引之事，邹子故有《重道延命方》。（说见前章。）此皆先秦旧籍，彰彰可见，非秦皇汉武始为之。然则于屈子之《远游》何疑焉？且《离骚》中即多有神游之文，此篇周历四方，正与《骚经》相表里；而临睨旧乡，马顾不行数语，其本旨固犹是也；孰谓其真有慕于此道哉？读者不解斯义，是以竟以一部《楚辞》皆为秦博士作矣。（见近儒井研廖氏所著《楚词讲义》、《离骚释例》、《高唐赋新释》等书。）方士之诞妄，且谓屈子斥居沅湘，披蓁茹草，采栢实，和桂膏，以养心神矣。（见《拾遗记》，而沈下贤《屈原外传》采之。）重诬古人，孰有甚于此者乎？此篇结构整齐，条理明析，其旨精微，词复俊爽，断非秦汉方士所能为。篇中连语独多，且每韵中双声叠韵之词交相为用，故音节又极调协。其天地无穷数语，则东方朔《七谏》、庄忌《哀时命》、冯衍《显志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莫不辗转仿效。而司马相如《大人赋》且全袭此篇。（余曩辨《远游》为汉人所依托，乃皮相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