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　清世祖于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入关，战败流寇，据有黄河流域，遣兵而南，次第战败明之起兵诸王，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统一中国。圣祖（康熙）继之，削平三藩，满人之政治地位始乃巩固。对外与俄缔结《尼布楚条约》，两国以外兴岭为界，独蒙古西准噶尔部不服，滋扰于外蒙古西藏等地，圣祖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先后用兵，征服其地，进而收复回疆，外蒙西藏因而内附。沿海岛屿虽禁人民移居，而固收入版图，台湾且设郡县。属国朝贡者，有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缅甸诸国，领土广大过于汉唐。宣宗于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嗣位，明年，改元道光。其统治疆域，仍为其父祖所遗，尚未削小。

中央官制　清帝入关之后，采用明制，仍为专制独裁之政府，初设内阁大学士，亲王并得参与机要。世宗另设军机处；军机大臣或为大学士，或为尚书，奉旨入直者也。拟定朝旨，应对询问事件，内阁遂无实权。尚书为办理庶政者，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有尚书二人，侍郎四人，满汉各半，各部皆有司员分司办事。制度上之弱点，则军机大臣为谘询顾问，不得自由发表意见。六部则堂官太多，责任不明。满汉并用，徒相牵制。更就名实而言，亦不相副。信如清季王大臣奏曰；“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礼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刑工二部，尚为能举其职者，故未论及。六部之外有院。一曰理藩院，掌藩属事宜。二曰都察院，司纠察事宜。三曰翰林院，掌讲书撰文等事。其次有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等，为秦汉以来遗留之官制，历代帝王偏于保守，设而不废，多为清闲衙门。遇有非常大事，翰林院、都察院亦得参与朝议。内务府宗人府分掌宫内皇族事宜，国子监则司训导生员，钦天监则掌授时，均无详论之必要。

地方官制　地方官制；京师设顺天府，有府尹，直省十八，其最高长官曰总督巡抚。官制殊不划一，如直隶（今河北）四川各有总督，无巡抚；山东山西河南各设巡抚，无总督，其他总督往往管辖二三省，湖广总督管理湖南湖北，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皆其明例。五省各有巡抚。总督巡抚同在一城者，多所牵制。办理漕运河道大员，亦称总督。学政官位视督抚为低，而能分庭抗礼，因为朝廷派遣，且寓右文之意。布政使按察使赞助督抚治理一省，前者俗称藩台，管理民政钱谷，后者俗称臬台，掌管刑狱驿传。其有盐务省分，尚有运使，或设盐道。其下为道，或统辖兵备，或管理河工，或掌运漕粮，盐道上已言之。道下为府，直隶州或直隶厅，其长官为知府、同知或通判，管辖数州县厅，直隶厅或不辖县。州县各有官长，维持境内之治安，征收钱粮，审理诉讼等，各级官长均有属员佐之。

组织上之弱点　综观清代官制，一本历史上之遗传，君主往往不能因时制宜，有所创作，切合当时之需要。一则清帝以外人入主中国，不肯深信汉人，设官治民，互相监视，多所掣肘，造成如此复杂之组织，尤以地方官制为甚。实际上统治之领土广大，交通不便，地方官除督抚而外，多无言事之机会，督抚乃常握有实权。顾自宋代理学发达之后，忠臣思想更形强固，以臣叛君者于三藩乱后，实不常见，固与牵制复杂之官制无关，牵制之结果，则官吏多所顾忌，蒙蔽之弊遂生，敷衍塞责，办事迟缓，犹其余事。凡官于外省者，例须回避本省，初至一地，民情风俗尚不可知，应兴应革事宜，自无从办理，乃奉胥吏为师，胥吏多久任，营私舞弊，官长无如之何。

仕途　官吏出身，旗人优于汉人，大体而论，仕途可别为三。一曰正途，指考试录取者而言，士子考取秀才，身分即异于平民，乡试中式后入京会试，录取者始入仕途，乡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国家遇有大庆，尚有恩科。每试录取多者三四百人，翰林院久有人满之患。二曰武功，凡参与战事或剿平匪乱立有功绩者，朝廷类多许其主将择尤保举，主将莫不利用事机，多所奏保。十八世纪末叶，教匪之乱大起，历久始平，继之以苗人诸乱，军功保举者益多。三曰捐输，指富人纳钱为官而言。朝廷每逢财政困难之时，或遇兵灾凶年，往往许民纳银捐官，收入旺年，至三四百万两，仕途因而益冗益杂，候补无期，正途出身者，亦尝等至一二十年。

俸给　官吏俸给至为菲薄，一品高官年俸一百八十两，他更无论已。世宗诏给文武臣僚养廉银，较俸银增加。然官吏仍不易维持一家之生活费用，执政或有权势之长官，尚有外官馈遗，小京官则穷苦不堪。外官初无办公费，恃田赋之浮收以为挹注。世宗诏额外之浮收如火耗陋规等项为国课，亦另给养廉，其数各省不同，要视地方肥瘠，官级大小而定。总督多者至三万两，其下以次降低，知县少者仅得六百两，“尚有科场考棚之摊捐，解役缉捕之费用，驿路大差之供应，委员例差之应酬，”上司之节礼等，何能足用？势不得不受陋规贿赂馈遗也。凡新官上任，室中用物，均由属吏购办，谓之办差，去时或将其带去，或由属吏承买，善于居官者固无患贫之理。与其许其额外需索，不如斟酌情形，提高其俸给并发给办公费也！

军制　清帝以武力征服中国，仍恃军队维持境内之治安，兵丁六七十万，而空额极多，战时则多临时召募，尤以绿营兵为甚。清初兵制可别为二，一曰八旗，指军旗颜色而言，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是也，中分满蒙汉三军，人数二十余万。其人初则久历戎行，战斗力强，死后子孙继之为兵，乃不能战。军饷发给银米，多者每月得银四两，米四斛；其困难则家人不得从事于其他职业，兄弟三人，一人补甲，所领之银米养活全家，生活乃大穷困。绿营则指悬挂绿旗之各省军队，平时军饷月为一两、米凡三斗，省库窘绌尚有不能全数发给者。将领则一品大员，一年俸金不过九十余两，乃故留缺额，侵蚀军饷。兵丁难于维持生计，则听其包庇营私，大小操时，列阵行走而已。其所用兵器，多为古代遗物，以之防御外兵，故无不失败也。

财政　皇帝统治全国，土地人民均其私产，理论上虽可榨取于民，实际上限制极多，清代税制本于明之遗规，担负以农民为最重，盖政府收入以田赋为大宗也，田税视土壤生产力等而定，各地不同。赋指丁税，由来已久，圣祖下诏永不加赋，后将其并入田税计算。十八世纪中叶而后，开垦之土地增加，收入至三千万两，余以盐课关税为多。据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报告，盐课收入，共五百七十九万两，关税四百七八十万两。三者额征四千四百九十余万两。斯年蠲免者四百八十余万两，实收四千万两。支出则以皇室经费、军费、政费、河工为多。嘉庆中叶，年凡三千五六百万两，尚有余款，此就和平时期而言，遇有天灾祸乱，即感财政困难。宣宗承受父业，颇能勤俭爱民，顾祸乱之酝酿已久，国内之纷扰时起，加以天旱蠲免田税，并发米银救济灾民，收入乃感不足。

人口之增加　祸乱之原因，虽曰政治组织不密，积弊深痼，官吏贪墨，军队腐败，而土地广大，交通不便，更足以促成之。此种原因，无论何时均可适用，要非造成祸乱之因素，其症结之所在，则人口于和平期内，有增无已，土地不敷分配，一般人民生活困难，终遂铤而走险也。清以前之历代人口，据官书纪载，鲜有超出六千万，古有丁税。自不免于隐瞒。清帝于流寇滋扰屠杀流亡之时，入主中国，人口问题作一解决。据《皇朝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及《东华录》列表如下：

上列数目，颇有可疑之点，如顺治康熙相去五十年，而人口增加，只有三百万人。固不足信。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诏称巡幸所至，询知一户或五六人，止一人纳赋，或九丁十丁止一二人纳粮。贫民为避免纳赋之计，乃以多报少。及丁税并入田税，宜若可信，无奈官吏视之，无足轻重，所得数目，亦非根据访问调查。《皇朝续文献通考》称嘉庆十七年，人丁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九万有奇，视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反多六百万人，时无大乱非常之灾，相去九年，何竟减少，故据《东华录》。要而言之，官书所载人丁不能视为精确。自大体或趋势而言，人口实有增无减。洪亮吉生于乾嘉时，本于敏锐之观察，尝论当时之人口曰：“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洪氏所论增加之倍数，虽不足信，要可证明人口之有增无已。

古代帝王奖励人丁之增加，一则视为兵士，强之入伍；一则视为纳税服役之机械，多多益善。清代旗兵世袭，营兵召募，无强迫入伍之事，徭役久已出钱由官召募，丁税并入田税永不再加。凡此种种不过证明古今形势之不同。人口增加，则由于伦理观念，早婚风俗及和平时久也。

耕地之估计　百数十年，人口大增，而人民多以耕种为业，开辟限于禁令，视今狭小，据官书记载，列表于下。

上表异于著者所得之和，详见《中国近代史》。就表数字而言，百年余内，耕地增加凡一万九千二百万亩，约占百分之三五。据田亩及人口平均计算而论，清初一家约有田地百亩。乾隆而后，开辟之地稍有增加，而官书未有记载。据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户部报告，全国田地共七万四千二百万亩，时当大乱之后，江皖诸省尚有荒地，合黑田、官田、学田等而言，道光中叶，耕地殆不下十万万亩。黑田指隐瞒漏税之田地而言，尤以四川及边省为多。无论如何，土地开辟远不如人口增加之迅速，农民量腹而食，亦感不敷。其不安于穷苦生活者，加入秘密会社，乘时暴动，道光中年其势已成，时人纪载，亦以之为言。祸乱之原动力酝酿已成，一旦爆发，遂成燎原之祸。

欧人直航来华　清至道光已入衰弱时期，而外交形势亦忽剧变。初古代中国欧洲原有陆路海道往来，罗马帝国覆亡之后，欧人丧失地理知识。其后回教徒势盛，据有欧亚交通之路。马可婆罗于十三世纪仕于元廷，其《游记》引起欧人好奇之心，航海家谋觅新路直航中国。十五世纪末年，葡萄牙人绕道非洲南端，东至印度，十六世纪初年，来至广东。其人乖张为非，尝为粤官所驱逐，更往闽浙海港贸易，粤官许其纳租，住于澳门，葡人垄断远东商业凡百余年。其继之来华者，有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诸国。西班牙直接商业无足轻重，荷兰偏重经营南洋群岛。英国在华商业自十八世纪以来，最为发达。美利坚独立以来，商船亦来广州贸易，额数次于英国。法国商业未有进展，对于远东传教事业较为重视，此就自海道来华之主要国而言。陆路则中俄三面接壤，长逾万里，边境贸易亦有进步。

中外关系　自欧人直航东下以来，航海术大有进步，实用科学亦颇发达，世界交通趋于便利，各国关系因益密切。十九世纪中叶，国际形势根本剧变，中国于此情状之下，仍持古代夷夏之观念，轻视外人，不知彼国内之情状、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之迥异，与其陆海军之实力、工商业之优势等，既无从认识新时代各问题，更无有适当处置之办法，于是见迫列强，交涉处处失败。夫环境之变迁，非成于一朝一夕，惜当时君臣尚不之知。道光初年，中外关系，受时代影响者，可别为三。

一、商业——沿海商港，初许外船贸易者，有广州、厦门、泉州、宁波等，乃后限于广州一地，外船入港，买卖货物，除违禁物外，均交行商（亦称洋商）代办，官吏征收船钞货税而外，尚有规礼。道光九年（一八二九），英商提出条件，货船不肯入港，作为要挟，顾终失败。英船后有北上请求于他港贸易者，亦遭拒绝。其时商业受时代之影响，视前发达，问题益为严重。

二、属国与边界——中国向不干涉属国内政外交，朝臣疆吏于其国内情状尚不之知，缅甸安南与英法交战，丧失领土权利，中国初未过问。英统治印度，边境与藏地连接，界址未尝勘定。俄国经营亚洲属地，不遗余力，侵蚀西北边境，谋夺黑龙江下流，而清廷对于边境从无促进其发达之计划，其后交涉失败，已多兆于此时。

三、文化——耶稣会教士于明末来华，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于中国，清初颇重用之，雍正而后，教禁渐严。教士或深入内地，或在钦天监当差，出而传教。嘉庆朝禁令益严，而基督教（即新教）教士乃于此时来粤。其来固为传教，然亦足以介绍一部分欧美学术于中国。医学传入，亦与教士有关。

对外思想　就上三者而言，商业为双方有利之企图，而朝廷以为外人非有我国之茶叶大黄，则无以为生。外人贩运鸦片，更增加困难。属国与边疆之问题，朝臣疆吏尚未认清，传教视为风俗人心之害，信者有罪。其所重视而严管理者，则为商业。外人来至广州，住于城外商馆，不得购置产业，入城观光，不得自由与华人接谈，划船游园亦有限制。其尤严厉执行者，则禁外妇住于商馆，兵船驶入虎门。其他争执，尚有杀伤交犯等案。大体而言，中外人士相处尚安，其原因则外船来粤者，重视商业，安于现状。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专利权废除，困难遂起，其详见于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