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之部
甲集叙目
许慎《说文解字叙》
朱筠《重刻许氏〈说文解字〉叙》
江声《六书说》
章炳麟《小学略说》
章炳麟《理惑论》
姚华《说文古籀补补序》
杨荫杭《挨及[1]文与华文同源说》
右文六家，所以辨章小学之源流者也。往者南皮张之洞言：“读古经古子，宜先识古字。下笔宜写今字，而读古书必识古字。读书吟诗可用今音，而读古书必审古音。语言笔札可用今义，而解古书必用古义。识古字之形，晓古语之声，乃能明古书之义。大率字类定于形，字义生于声。知古字之形，则可觉今形之非。知古读之音，则可订今音之讹。故形声为识字之本。”见《轩语》。小学者，盖识字之学也；故以甲于编首焉。小学之书，本之许慎。今录许慎《说文解字叙》，所以明小学之所宗。录朱筠《重刻许氏〈说文解字〉叙》、江声《六书说》，所以析《许书》之条例。录章炳麟《小学略说》，所以阐小学之内涵。录章炳麟《理惑论》、姚华《说文古籀补补序》，所以穷小学之流变。而以杨荫杭《挨及文与华文同源说》殿焉，将以扩小学之途径，博意趣于斯文。其详不可以具论；然而博也尝闻其略也：言小学者兼文字之形、声、义三者而言。许慎《说文解字》，则形书也；自叙历举古文、奇字、大篆、小篆、隶书、刻符、虫书汉曰“鸟虫书”、摹印汉曰“缪篆”、署书、殳书、草书之十一体，而著见者三种：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叙称“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可见其大体不离古文而改者少也。又称：“秦始皇帝兼天下，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则所改颇多。然“颇”字之上，加以“或”字；可见小篆之于古籀，或仍或省改，而不必尽省改；其仍者十之七八，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许君书叙篆文，合以古籀。仍，则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省改，则古籀非小篆也；则更出曰“某古文某”，或“籀文某”，如“弌，古文一”，“，籀文蓐从茻”之属；是也。此外又有所谓奇字者，《说文》厪两见：“几”下云：“古文奇字人也。”“无”下云：“奇字無也。”《叙》所称“即古文而异”者也。然自清儒据出土之金文，籀《说文》之字体，而阐“许学”者乃辟一新途焉！按许君《叙》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厄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然则考文者，搜山川之鼎彝，证六书之古籀；固许君之家法也！汉以后，彝器之出，自宋始盛；而宋人所录金文，其书存者，有吕大临、王楚、王俅、王厚之诸家，而以薛尚功《历代钟鼎款识》为最著。然薛氏之旨，在于鉴别书法，而非斠校许书。迨清之乾嘉，言许学者大盛。《说文》十四篇校订、注释、考证之作朋兴；而研讨篆籀，多搜证于鼎彝。仪征阮元遂集诸家拓本，赓续薛书，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南海吴荣光有《筠清馆金石文录》，亦以《金文》五卷冠首而先行世。阮氏所录既富，又萃一时之方闻邃学以辨证其文字，故其考释精确，率可依据。吴氏释文，盖仁和龚自珍所撰，孤文碎谊，偶窥扃奥，自诩冥合仓籀之指，而凿空缪，见讥博物，往往有焉！道咸以后，名家者有海丰吴式芬、潍县陈介祺、吴县潘祖荫、吴大澂及福山王懿荣等；而式芬有《攟古录金文》，介祺有《簠斋吉金录》，祖荫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大澂有《愙斋集古录》，搜采咸称精博；而其考释文字，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惟古器日出，时多异文；而考文者，其初援许以释器；既乃因器以疑许。于是武进庄述祖撰《说文古籀疏证》，吴大澂撰《说文古籀补》，瑞安孙诒让撰《古籀拾遗》、《古籀馀论》，以及晚近闽县林义光撰《文源》，黄县丁佛言撰《说文古籀补补》，东莞容庚撰《金文编》，所不知者，盖尚缺如。而依据金文，订补许书，遂蔚成一时之风尚焉。夫许君得山川鼎彝以证古文；而近儒即据后出彝器以难许书，乃云：“李斯作篆已多承误，叔重沿而不治。”独余杭章炳麟博学通人，不憙时论，信许书以不祧，陈彝器之可疑；作《理惑论》，犹曰未足，重著其说于《文始叙例》。自是谭小学者有宗许、订许之殊。盖章炳麟者，固宗许之大师；而订许之名家，并世当推上虞罗振玉、海宁王国维二氏。然罗、王二氏之所以订许者，又非鼎彝而为甲骨。甲骨者，光绪戊戌、己亥间，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之小屯洹水厓岸，为水啮而崩，得龟甲牛骨，镌古文字。罗氏考其地环洹水三周而居，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虚上”，因名所得曰“殷虚甲骨文”；谓殷商贞卜文字之遗也。福山王懿荣、丹徒刘鹗始收藏之；而刘氏为夥，选拓成书，曰《铁云藏龟》凡十册。后鹗死，英人哈同得其所藏八百片，影行《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卷，则又出《铁云藏龟》之外者也。然尚不如罗振玉所藏之为尤夥！传者谓有三万片。其拓墨影行成书者，有《殷虚书契前编》八卷，《后编》二卷，《殷虚书契菁华》一卷。所刻皆殷先王卜占、祭祀、征伐、行幸、田猎之事，其文字之数，比彝器尤多且古；故裨益于文字学者尤大。惟事类多同，故文字亦有重复。《铁云藏龟》未及别白；而罗氏之编，则分别部居，祛其重复，精审固视《铁云藏龟》过之！而瑞安孙诒让先就《铁云藏龟》考其文字，成《契文举例》二卷；而《名原》之作，亦多根据甲文；虽创获无多，而殷虚文字研讨之涂，实自孙氏发之！然亦不如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来居上！振玉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国维有《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而其中足以订补许书者约有五事：一曰：“甲骨文之不见《说文》者几及千字，可以补许氏之所未备”也。二曰：“甲骨文之与《说文》形体不同者，可以斠正许氏之谬讹”也。三曰：“甲骨文有与大篆、小篆相同者，可以证籀、斯之或异或颇省改，不过董理前文，而匪师心自用，仍旧贯者亦不少”也。四曰：“甲骨文之象形，恍若图画，可以悟象形之所由名”也。五曰：“甲骨文之会意，有殊体而实一字者（例如牢之从牛从羊，或殊体而实一字），亦可以拾许氏之遗”也。论者多以为发千古文字之秘藏！独章炳麟犹盛疑之；谓：“《周礼》衅龟，未闻铭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礼，梁卵之祓，黄绢之裹，而刻画书契无传焉。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垩质白盛，其化非远；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见《理惑论》。然则地藏所发，订许者崇为鸿宝；宗许者疑为雁器。取舍不同，亦势然也！惟章炳麟之治小学，实以音韵为骨干，通其殊变；然形体或非所长！独推称邯郸淳书《正始三体石经》，谓“通许氏字指，其间殊体，庶可采录。”见《文始·叙例》、《理惑论》。而其以《三体石经》订正许书传写之讹者，则有无锡丁福保，得洛中新出土拓本六页，以证许书之“甲”从“十”而非“ㄒ”，“”为“由”而非“”，“四”之古文为“”，“文”之古文从“心”。其大指以为“十为古文甲字，即押字，今田父野老犹习用之。石经《尚书》有‘祖甲’、‘大甲’两‘甲’字，皆作‘’；而后知《说文》甲、早、卓等字体作‘’不作‘’之为传写讹也！《说文》苗、迪、胄、笛、宙等三十一字，皆从‘由’，而正文无‘由’字。今按石经《尚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天不可信我迪惟宁王德延’，凡‘迪’字中之‘由’，皆作‘’，而后知《说文》卷十二下‘东楚名曰由象形’；由声近，正合方言音转而变；而大小徐以‘’作‘’音作‘侧词切’者误也！孙诒让《名原》谓：‘《说文》四字，古文作，籀文作。考金文、甲文皆作，要以积画为近古，未必皆出史籀后。疑为古文，为籀文，许书传写误易耳。’今考《三体石经》古文四字正皆作，而后知孙说之不刊！吴大澂《字说》谓：‘《尚书》宁人之宁，乃文字之误。’历举古文文字有从心者，与宁字相似。今考石经‘宁’之古文，确可为‘文’字之变形，而后知吴说之不刊！”见《说文解字诂林》后序。虽声名不如罗、王二氏，然亦当代订许之一家也！然丁氏之所以订许者，盖取资于《三体石经》者少，而资之唐僧慧琳、辽僧希麟正续《一切经音义》引许书者多；据以补《说文逸字》，补《说文》说解中夺字，补《说文》说解中逸句，订正《说文》说解中删改之句，订正《说文》说解中传写之讹，考订《说文》某声，具见《一切经音义汇编自序》。惟丁氏之旨，在雠正许书写刻之讹夺而已，与庄述祖、吴大澂以下诸人之致难于许者意又有殊。丁氏诵许书三十年，搜藏许学之书，自南唐大小徐以迄晚近章炳麟、罗振玉、王国维诸家，积七百余卷，依许书次第，逐字编注，纂《说文解字诂林》五百余卷，而孜矻未有已。盖吾乡人之劬于许学者，莫之或先也！余籀诵许书，未遑博涉，粗述诵览，以当启蒙而缀写目之后。
许慎《说文解字叙》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晦，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博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悟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十四篇以下八十二字，本在第十五下篇，今移置此，以便诵解）。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考证：
黄帝之史仓颉。〇金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仓’或作‘苍’。按《广韵》云：‘仓姓，仓颉之后。’则作‘苍’非也。”东莞容庚《金文编自序》曰：“古之作书者，世传自仓颉始。《荀子·解蔽篇》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五蠹篇》曰：‘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公厶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吕氏春秋·君守篇》曰：‘仓颉作书。’是皆言仓颉作书，而不详其为何代人也。寖假而《说文叙》言‘黄帝之史仓颉’，《论衡·骨相篇》言‘仓颉四目为黄帝史’矣。考‘仓颉’二字，《说文》：‘仓，从食省，口象仓形。’‘颉从贡，吉声。’一为会意兼象形字，一为形声字，皆非初文所宜有，则仓颉之有无其人未可知。”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〇吴县江声据此以断“六书始于造字之初”，详见所著《六书说》。不惟揆之进化之顺序为不可通，且非许君《叙》本意如此。盖“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句，明与“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句为对文，而指“仓颉以后”，叙意甚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仓颉有指事、象形二者之文而已。其后文与文相益而为形声，为会意，谓之字；如《易》本只八卦，卦与卦相重而得六十四卦也。”此说得之。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〇安邱王筠《说文释例》曰：“形声之江、河两字，工可第取其声而已，毫无意义，此例之最纯者。推而广之，则有兼意者矣。义寄于声，诚为造字之本，亦为用字之权。”博按：王氏既谓“义寄于声，为造字之本”，是固明明知声义相连，声中有义，义在声中；乃谓“形声字毫不取义者，为形声最纯之例”，斯盖忽视许君“以事为名，取譬相成”之说而未之思耳。夫事之与名，一理相通，乃宾实之异；义不可通，何能取譬？意不可合，安得相成？准许之言，无声不义。诚以言语之起，先于文字。文字之起，依于声音。若事不相通，义不相成，古文又安得取譬同一之声以为名乎？此声义不可相离之理也。但义之所涵者广，犹物形之具六面，故一字引伸得兼多义；相字而合，各有攸宜；然亦殊途同归，不背其本。江、河从工、可得声，亦有取譬之义，匪如王氏所谓“第取其声，毫无意义”也。考“工”训“巧饰也，象人有规榘”，段玉裁注：“直中绳，二平中准，是规矩也。”然细审其形，有纵横之象。且匠人饰物而施规矩，其画式也，必先横而后纵，核其行事，与象实同。长江之水，一泻千里，横亘中国；故江从工得声，取譬“横亘”之意也。其他若“虹”、“扛”、“杠”、“”、“项”从“工”得声者，皆取“横亘”、“亘直”之义。“讧”从“工”得声者，取“纵横不一”之意。工字横即句，竖即股；凡工之事，一规巨尽之；圆出于方，方出于巨，巨之法，一句股尽之，故“巨”从“工”而训“规巨”也。河从可得声；“可”训“肎”，有委曲相从意。可从ㄛ得声；ㄛ，反ㄎ也，读若呵，谓气之舒也；气之舒出也，其形诘诎，故“可”有“委曲衔接”之意。黄河九曲，不似长江之横直，故从“可”得声。其他若“疴”、“何”、“砢”、“奇”皆取象于“委曲”。“轲”则取“委曲衔接”之意。“妸”则取义于“委曲随从”。何谓“第取其声，毫无意义”耶？试再举例以明之。如“仲，中也，从人，中声。”《释名》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衷，里亵衣也，从衣，中声。”“忠，敬也，从心中声。”《论语》“忠恕而已矣”，《皇疏》谓“尽中心”。此取譬“中声”而其义相成者也。“延，正行也，从辵，正声。”“証，谏也，从言，正声。”按証亦为證，證必得其正也。“政，正也，从攴，正声。”《释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此取譬“正声”而其义相成者也。“诹，聚谋也，从言，取声。”“聚，贪也，从，取声。”“娶，取妇也，从女，从取，亦声。”此取譬“取声”而其义相成者也。然则形声之声，取譬同义；而义在声中，匪无意义也。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〇博按：转注之说有三：（一）部首之说。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谓老之别名，有耆，有耋，有寿，有耄，又孝子养老是也。‘一首’者，谓此孝等诸字，皆取类于老，则皆从老；若松柏等，皆木之别名，皆同受意于木，故皆从木，后皆象此。转注之言，若水之出源，分歧别派，为江为汉，各受其名，而本同主于一水也。”此义最古。其后清儒江声袭其说，以为“‘建类一首’，即始一终亥五百四十部之首，而下云‘凡某之属皆从某’，即‘同意相受’。”详见所著《六书说》。自书勒石，谓发千古不传之秘，而不知为徐锴所已言。盖造字之初，苦难孳乳，依类象形以立一部首，而其后同类之字，即依之以形声相益，而生生不穷矣！此转注之所以为六书之妙用也。（二）互训之说。义稍后起。清儒戴震《答江慎修论小学书》曰：“转注之云，古人以其语言立为名类。通以今人语言，犹曰‘互训’云尔。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古今语也。《说文》于‘考’字训之曰‘老也’；于‘老’字训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论转注举之。《尔雅·释诂》有多至四十字共一义者，其六书转注之法欤？别俗异言，古雅殊语，转注而可知。故曰‘建类一首，同意相受’。”段玉裁注：“转注，犹‘互训’也。注者灌也，数字展转互相为训，如诸水相为灌注，交输互受也。转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种文字者也。数字同义，则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汉以后释经谓之注，出于此。”即本戴氏之说。信如所言，则是数字而当一字之用也。古人造字不多，虽必不可缺之字，不周于用，而其体无从生，犹将依声托事，假借以济其穷，岂有数字同义而造以当一字之用者乎？此不可通之说也。然近儒仪征刘师培犹盛推衍其说而为之辞，谓：“上古之时，一义仅有一字，一物仅有一名，后因方言不同，乃各本方言造文字，故义同而形不同，音必相近。戴氏所谓‘别俗异言，古雅殊语，转注而可知’者也。”刘氏又举《尔雅》为证；谓：“《尔雅·释诂》于字之一义数字者，互相训释，即为转注之公例，然音概相近。如哉、基、胎皆训为始，洪、庞、旁、弘、穹、戎六字皆训为大，而音多相近。”夫以《尔雅》为转注之书，本是戴、段旧说。然按之《尔雅》，初、首、肇、祖、元、俶、落、权、舆九字与哉、基、胎三字同训为始，而音不近于始，且不必互相近。洪、庞、旁、弘、穹、戎六字皆训为大，而音不必近于大；且庞、旁二字之音，又不必与洪、弘、穹、戎相近。则是义同而形不同者，音不必相近也。（三）声类之说，最为新义。近儒余杭章炳麟《转注假借说》曰：“许君‘建类一首’四字，‘类’为‘声类’，郑君《周礼序》云‘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老同在幽类，其义相互容受，其音小变；按形体成枝别，审语言同本株，虽制殊文，其实公族也。非直考、老，言寿者亦同；《诗·鲁颂·传》：寿，考也。考、老、寿皆在于幽类。循是以推，有双声者，有同音者，其条例不异；适举考、老叠韵之字以示一端，得包、彼二者矣。”因历引字之相互训者，如“霁”与“霋”，《说文》：霁谓之霋。庸与用，标与杪，《说文》：标，木杪末也。杪，木标末也。晏与嚥，《说文》：晏，天清也。燕，星无云也。聋与慴，壵与尧，《说文》：壵，土高也。尧，高也，皆叠韵也。屏与藩，雁与鹅，亡与无，谋与谟，媪与妪，爨与炊，皆双声也。其训诂相同，而声音相转，为一语之变，若是者谓之转注。类谓“声类”，不谓“五百四十部”也。“首”谓“声首”，不谓“凡某之属皆从某”也。盖仍推衍戴、段互训之说而以为“建类一首”者，盖立一声类以为之首。“首”者今所谓“语基”，其后虽因双声叠韵，辗转递变，而总不离此语基也。视戴、段之说为博通矣！然博以为不如部首之说于许君《序》为有据也。许君叙五百四十部部首而卒言之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所以发凡起例，明无背于转注之法，而重申“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之指也。曰“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非所谓“建类一首”者耶？曰“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非所谓“同意相受”者耶？曰“据形系联”，则非“声类”可知。故曰“不如部首之说于许君《叙》为有据”也。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〇海宁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曰：“班《志》、许《序》以史籀为周宣王太史，其说盖出刘向父子。考《周礼·春官》大史职、小史职、内史职，古之书皆史读之。《说文》云：‘籀，读也。’又云：‘读，籀书也。’籀书为史之专职。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盖云‘大史籀书’以目下文；后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此古书之通例。‘大史籀书’，犹云‘大史读书’；《太史公自序》言‘紬石室金匮之书’，犹用此语。刘、班诸氏不审，乃以史籀为著此书之人，其官为大史，其生当宣王之世。”其说新颖可喜。然博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史籀》十五篇”，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又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举凡作者之仕历，篇数之存亡，暨于字体之奚异，罔所不备悉；是岂得曰不审《史籀篇》者？许君《序》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王氏言：“其所谓‘籀文与古文或异’者，非谓史籀大篆与史籀以前之古文或异；而实谓许君所见《史籀》九篇与其所见壁中书时或不同。”见王氏《说文所谓古文说》。则是许君之见《史籀》九篇而审其与所见壁中书时或不同；王氏且明言之矣。盖刘、班、许及见《史籀篇》原书，而王氏则就《说文》所存《史籀篇》遗字而为臆测之辞；其曰“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盖云‘大史籀书’以目下文，后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曰“盖云”，盖亦存疑而未敢论定之云焉尔。假如王氏所说“《史籀篇》之首语曰‘大史籀书’”，开宗明义，展卷可知；而“籀”、“读”互训，即出《说文》；许君岂如师丹之善忘，而胥待王氏千载以后之提命者？至王氏谓“《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首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然古人著书，以作者姓名爵谥题目；此亦古代书名之通例。而据《汉书·艺文志》所睹记：六艺则有《易》之《孟氏京房》十一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礼》之《曲台后苍》九篇。诸子则有儒家之《子思》二十三篇，《李克》七篇，《宁越》一篇，《公孙固》一篇，《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贾山》八篇，《贾谊》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宽》九篇，《公孙弘》十篇，《终军》八篇，《吾丘寿王》六篇，《庄助》四篇，《臣彭》四篇；道家之《伊尹》五十一篇，《辛甲》二十九篇，《力牧》二十二篇，《曹羽》二篇；阴阳家之《公孙发》二十二篇，《南公》三十一篇，《张苍》十六篇，《冯促》十三篇，《周伯》十一篇，《公孙浑邪》十五篇；法家之《晁错》三十一篇；名家之《邓析》二篇；纵横家之《庞煖》二篇，《邹阳》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杂家之《伍子胥》八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东方朔》二十篇，《公孙尼》一篇；农家之《董安国》十六篇，《氾胜之》十八篇，《蔡葵》一篇。兵书则有权谋之《公孙鞅》二十七篇，《吴起》四十八篇，《范蠡》二篇，《娷》一篇，《庞煖》三篇，《兒良》一篇，《韩信》三篇；形势之《蚩尤》二篇，《孙轸》五篇，《繇叙》二篇，《王孙》十六篇，《尉缭》三十一篇，《李良》三篇；阴阳之《封胡》五篇，《力牧》十五篇，《鬼容区》三篇，《东父》三十一篇，《苌弘》十五篇；技巧之《五子胥》十篇。数术则有五行之《猛于闾昭》二十五卷。凡六十家（庞暖、尉缭、力牧、师旷、伍子胥重出者不计）。八百四十八篇二十五卷。其他著姓而冠以子或氏者，更难以仆数终也。此古书之以作者姓氏名号题篇者也。又六艺则有春秋之《太史公》百三十篇。诸子则有儒家之《魏文侯》六篇，《平原君》七篇；道家之《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阴阳家之《杜文公》五篇；农家之《神农》二十篇。兵书则有权谋之《广武君》一篇；形势之《魏公子》二十一篇；阴阳之《黄帝》十六篇，《风后》十三篇。凡九家三百二十五篇。此又古书之以作者爵谥官号名篇者也。至《史籀》十五篇，盖古书之以作者之名题篇而冠以官位者；如此之类，盖亦数见不鲜；诸子则有儒家之《周史六弢》六篇，原注：惠、襄王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博按：六弢，疑大弢之讹，史之名也。《庄子·则阳》有“仲尼问于大史大弢”，疑即其人也。《钩盾兄从李步昌》八篇；宋祁曰：兄当作冗。道家之《郎中婴齐》十二篇；阴阳家之《宋司星子韦》三篇；墨家之《尹佚》二篇；王国维曰：“尹字从又持丨，象笔形。持中为史，持笔为尹。内史之长曰内史尹，亦曰作册尹，其职在书王命与制禄，命官；与太师同秉国政。故《诗·小雅》曰：‘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见《释史》。然则尹佚即尹佚也。纵横家之《秦零陵令信》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三篇；小说家之《师旷》六篇。兵书则有权谋之《大夫种》二篇；阴阳之《师旷》八篇；凡九家六十一篇。此古书之以作者之名题篇而冠以所官者也。曰史籀者，盖史以著其官；籀以章其名，亦如《周史六弢》、《郎中婴齐》、《尹佚》、《师旷》、《大夫种》诸家之比耳。奚独以疑于史籀？考之记传，言史某者不一：周有“史佚”见《周书·世俘》、《左氏·僖十五年传》、《周语上》；“史扃”见《文选注》引《六韬》；“太史辛甲”见《左氏·襄四年传》、《晋语》、《韩非》、《说林》；“太史周任”见《论语》、《左氏·隐六年传》；“左史戎夫”见《周书》、《史记》；“史角”见《吕览·当染》；“史伯”见《郑语》；“内史过”见《左氏·庄三十二年传》、《周语上》；“内史叔兴”见《左氏·僖十六年、二十八年传》，《周语上》；“内史叔服”见《左氏·文元年传》；“太史儋”见《史记·老子传》；“史大弢”见《庄子·则阳》；虢有“史嚚”，见《晋语二》；晋有“史赵”，见《左氏·襄三十年传》；楚有“左史倚相”，见《左氏·昭十二年传》；有“史皇”，见《定四年传》；赵有“史墨”，见《昭二十九年传》，其他类此者众，罔不冠“史”以著其官，曰“某”以章其名，皆史籀之比也；奚独以疑于史籀？使执“籀”、“读”之互训，而可望文生义，臆说史籀曰“太史读书”；使持“佚”有放失之义，而说“史佚”曰“史阙文”；“扃”有“闭关”之义，而说“史扃”曰“史闭门”；“墨”有“书墨”之义，而说“史墨”曰“史书墨”；谓一切无其人，可乎？博按：刘向、歆仍父子相继领校中五经秘书，见《汉书》本传；《汉书·固叙传》自称“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而许君“以诏书校书东观”，见许君《序》附《冲书》；岂皆不通古今者；其于史籀，表其官曰“太史”，著其生世曰“周宣王”，词意凿然，必有所据，未可以晚出意必之谈而废之也！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〇海宁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曰：“史篇文字就其见于许书者观之，固有与殷周间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推其体势，实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至其文字出于《说文》者才二百二十余。然班固、许慎谓《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史籀》十五篇，文成数千，而《说文》仅出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出者必与篆文同者也。考战国时，秦之文字，如传世《秦大良造鞅铜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诅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奓、、四字，则同籀文。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然则《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胜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而不行于东方诸国；故齐、鲁间文字作法体势与之殊异；诸儒著书口说，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篇》独行于秦之一证。”又《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曰：“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犹《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说，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已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之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博按：王氏谓“秦之小篆，本出大篆”。《汉书·艺文志》暨许君《叙》称“秦丞相李斯等所作《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省改，或复颇异”，叙次本自明白。而许君《叙》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厕之六书既备之后，著于周宣王之世，而又为秦篆之所本；则王氏所称“《史籀》体势，上承石鼓，下近秦篆，与篆文极近”，亦固其所，无足怪者。惟《汉书·艺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而王氏乃强改之曰：“《史籀》一书，秦人作之以教学童。”而不言何据。博按：保氏教国子六书，著于《周官》，而《礼记·内则》亦载“子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计”，书谓六书；则是周制教学童文字六书，典籍有征。而秦人虏使其民，并心于进取，未尝以文教为意；何有作史籀以教学童之事？斯为不根之谭，奚待论者？至王氏谓“古文籀文，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盖以“六艺之书，皆书以东方文字，即古文，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犹《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故谓之古文也。”斯尤凿空无稽。而据博所睹记；则春秋、战国之间，六艺之书，未尝不流布于秦；而秦人未尝艰通六国之文书。迨并天下以后，亦有书以秦篆之六艺，传之其人，所谓今文家言者是也。何以知其然？按《史记·商君列传》叙赵良见商君，再引“诗曰”，一引“书曰”；而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欤？”《乐书》：“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则是《诗》、《书》岂罕流布于秦而为所不称说者耶？然李斯故楚人，而赵良或系六国人之客于秦者，未可为信。博又按之《春秋左氏·僖十五年传》载“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蛊》，曰：‘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注：“徒父，秦之掌龟卜者。”则是秦人卜用《易》而《易》流布于秦之证也。《史记·秦本纪》“由余观秦。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则是秦人称说《诗》、《书》、《礼》、《乐》，而《诗》、《书》、《礼》、《乐》流布于秦之证也。又丞相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则是秦禁《诗》、《书》流布民间而故藏博士之证也。且《诗风》采《秦》，康公有刺；《书》终《秦誓》，以休缪公；皆在春秋之世；而《诗》、《书》序删自孔子，六艺之文，亦有采及秦者；则是秦文流布东方诸国之证；而匪如王氏臆想“秦文《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犹六艺之罕流布于秦”也。使如王氏所云“秦文《史籀》不行于东方诸国；故齐、鲁间文字作法体势与之殊异；诸儒著书口说，亦未有及之者”，则是东西二土，文字悬隔，而东方诸国之著书，当非秦人所能通其读者。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叙韩非善著书，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蠢》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按韩非，韩之诸公子也，其写定著书，自当用王氏所谓“六国文字”即“古文”者。然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之而嗟，未尝如汉宣帝之以《仓颉》多古字而召通《仓颉》读者，则是秦人未尝艰通六国之文书也。且韩非之著书，尚或有人传至秦，宁有久经流传之《诗》、《书》、“六艺”而罕流布于秦者？意者王氏生今之世，徒见东西洋文字之不同，遂悬想春秋、战国之间，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当亦如此。不知春秋百二十国，车涂同轨；下逮战国七雄，合纵连横，亦壤土犬牙相错，匪近日东西洋之重洋悬隔可比。而会盟交聘之事，无日不书；亦未闻大夫出疆，国书载聘，有如今日之象鞮寄译。孔子生春秋之季，尚曰“今天下，书同文”；而七国之所谓“文字异形”，当不过假省别体，大同小异；如后世所见钟鼎、彝器、刻文之或体耳。许君《叙》称“李斯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推言外之意，当必有七国文字与秦文合者，不在斯所奏罢之列；以其或有殊体，而推厥所自，同用史籀也。按《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书同文字。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奏：‘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前后相距八年，方当李斯既奏同文字，未奏禁《诗》、《书》之日，《诗》、《书》传诵民间，自当用秦文写定之本；功令所在，可断言者。考汉之今文《尚书》，出故秦博士伏生。《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称“秦燔书尽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皆古字也。”则欧阳、大小夏侯所传，伏生藏壁二十九篇之无古字，与古文《尚书》不同可知。《史记·儒林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所谓“安国以今文读之”者，《索隐》说：“安国以今文雠古篆隶，推科斗以定五十余篇。”盖据古文《尚书》二十九篇之今文所有者，因以推定古文某形之为今文某文，逐字雠读，明其大较；然后以读今文之所无，而知二十九篇外之“逸书，得十余篇”；是即伏生壁藏于秦燔书之日，而汉兴求之之所亡失，故曰“逸书”也。然则安国之“以今文读”者，乃据伏生二十九篇今文以考读《尚书》古文之字，而匪如王氏所谓“句读之读”。见王氏《史记所谓古文说》。《汉书·儒林传》增一“字”字，曰“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意益明显。又《艺文志》称“孔安国得古文《尚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即《儒林传》所称“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者也。“今文”者，伏生二十九篇之写定以秦篆书者也。则是《尚书》之有秦篆书本也。《艺文志》又叙“秦燔书，而《易》为卜筮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则是《易》之有秦篆书本，与古文《易经》不同也。又《艺文志》称：“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犹古文《尚书》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则是高堂《士礼》十七篇之为秦篆书本，不同《礼古经》也。又《艺文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而“《经》十一卷”之下，注《公羊》、《穀梁》二家。《论语》“古二十一篇”，注“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孝经》“古孔氏一篇”，注：“二十二章；师古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孝经》一篇”，注“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叙称“《孝经》者，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则是《春秋》公羊、穀梁之二家《经》十一卷，《论语》之《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孝经》之长孙氏四家皆用秦篆写定其书，不同壁中古文也。由是观之：自李斯奏同文字之后，而孔氏壁中书未发以前，六艺之书，只有秦篆写本；迨孔氏壁中书发于孝武之世，乃有古文本与秦篆本并行；而秦篆本谓之今文，以别于壁中书之古文；马《史》、班《书》，胪叙甚明；何有如王氏所称“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古文”之事？王氏又谓“《艺文志·六艺略》诸经之冠以古字者，所以别其家数，非以其文字”。见王氏《汉书所谓古文说》。此尤似是而非之谈也。不知经学之所以别今古文者，其初本起于文字之不同而后因以别其学派。《汉志》所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古文《尚书》者，出孔氏壁中，皆古字也”；“《孝经》长孙氏等各自名家，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所谓“古文”者，皆明指文字而言；岂如王氏所言“非以其文字”乎？斯又“遁辞知其所穷”者矣！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〇金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不言古文者，古文在大篆中也。”博按：秦书八体不言古文者，自以古文之绝。许君《叙》上文明言“古文由此绝矣”。《太史公自序》曰：“秦拨去古文。”此亦“古文自秦绝”之一证。段《注》非是。
《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〇金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籀文字数不可知。《尉律》‘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此‘籀’字训读书，与宣王太史籀，非可牵合。或因之谓‘籀文有九千字’，误矣！”海宁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曰：“张怀瓘谓‘籀文凡九千字，《说文》字数与此适合，先民谓即取此而释之’。近世孙氏星衍序所刊《说文解字》犹用其说。此盖误读《说文叙》也。《说文叙》引汉《尉律》‘讽籀书九千字’，讽籀即讽读；《汉书·艺文志》所引无籀字可证。且《仓颉》三篇仅三千五百字；加以扬雄《训纂》亦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应《史籀篇》反有九千字。”
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博士。〇博按：此可以证古文之在汉时，非尽人所能通读。金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艺文志》曰：‘《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按云‘《仓颉》多古字’者，谓《仓颉篇》中大半古文大篆；‘俗师失其读’者，失其音义也；‘正读’者，正其音义。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杜业，字子夏，本魏郡緐阳人也；其母张敞女，从敞子吉学问，得其家书。吉子竦，又从业学问，亦著于世；尤长小学。业子林，亦有雅材，其正文字过于业、竦。《孝平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小学、《史篇》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王莽传》曰：‘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令记说庭中。’纪传所说，正是一事。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未央庭中，正其时也。礼等通小学《史篇》文字者也。《史篇》，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书也。’”盖仓籀古文者，三代之所以，而秦之所废绝；迨汉，俗师失其读，故征能通读者尊显之以为罕贵也。乃海宁王国维作《史记所谓古文说》，谓：“武、昭以后，古文之书，学者如刘子政父子，皆未闻受古文字学而均能读；是古文讫于西京之末，尚非难识。嗣是讫后汉如杜伯山、卫敬仲、徐巡、班孟坚、贾景伯、马季长、郑康成之徒，皆亲见壁中书或其传写之本；然未有苦其难读者。是古文难读之说，起于王仲任辈未见壁中书者；其说至魏晋之间而大盛；不知汉人初未尝有是事。”此矛盾无稽之谈也！使王氏之言而信，博诚不解《汉书·艺文志》所称“《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者何指？“孝宣皇帝召通《仓颉》读者”何事？而“张敞从受”又何为。王氏谓“刘子政父子未闻受古文字学”，独不思张敞之“好古文字”，美阳得鼎，按其铭勒，而谦曰“臣愚不足以迹古文”。师古曰：“寻其文迹”，言迹古文之难也。见《汉书·郊祀志》；而其“从受通《仓颉》读者”，则见《艺文志》及许君此叙，固人人之所熟闻也。宁独张敞！《太史公自序》曰：“年十岁，则诵古文。”《汉书·儒林传》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此司马迁受古文字学之证。《左氏传》多古字古言（见《汉书·刘歆传》），而司马迁据《左氏》、《国语》见《汉书·司马迁传》，成一家之言；亦以古文诵习之有素也。不能以史不言“向、歆父子诵古文”，而没“司马迁诵古文”，“司马迁从安国问故”，“张敞从受通《仓颉》读者”三事置不提，而遽断“汉人未尝有古文难读之事”。且王氏既谓“汉人初未尝有古文难读之事”矣，顾又曰“古文难读之说，起于王仲任辈，未见壁中书者”。不知王仲任是汉人乎，抑非汉人乎？博按：《后汉书·王充传》叙“王充字仲任，师事扶风班彪”。其著《论衡·正说篇》，谓：“鲁恭王得百篇《尚书》于屋壁中，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自指壁中书初发见而未经孔安国读以今文字之时而言；或者即本所师班彪之说。班彪者非它，班孟坚之父也；宁有如王氏所称“壁中书或其传写之本”，班孟坚之所得亲见；而王仲任与之同时同学，目未经见者？此又不可通之论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〇博按：许君此言，所以明《说文》所收古文之依据有自。其所依据者：一曰“壁中书”，二曰《春秋左氏传》，三曰“郡国山川鼎彝”。而郡国山川鼎彝之所以可依据者，以“其铭即前代之古文”也。所以知“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者，以许君见“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而郡国山川所得之鼎彝，其铭“皆自”与“壁中书”、《春秋左氏传》“相似”故也。“自”之为言自然相似，不待考释也。“皆自相似”之“皆”，即“皆以古文”之“皆”；“皆”之为言，概“壁中书”、《春秋左氏传》二者而言也；文气直贯而下，连读意自明，而鼎彝，汉之所得，史文可征者，《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叙“武帝即位；李少君见”。上有古铜器，问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寖。”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师古曰：“刻，谓器上所铭记。”又《郊祀志》叙宣帝即位，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鼎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又有汉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一事，以其文镂无款识，故不识录。许君《序》所谓“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者，正指此类而言。惟许君《叙》曰“亦往往”，盖致言郡国所得之多，当不止此二事，而史佚不见。吴县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序》谓“许君书中古文本于经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经者，皆凭古器铭识”。其说是也。惟海宁王国维《说文所谓古文说》谓“许君书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许字，皆出‘壁中书’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未尝据鼎彝。汉代鼎彝所出无多。”然则许君《叙》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往往”二字，岂“无多”之意，将许君造诳以耀于世者耶？纵来者之可诬，宁时论所得容。曰“郡国于山川得”，当有其物；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必夥其数；耳目毕睹，岂容耀诳？此必不然之事也！王氏谓“许君叙‘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其示《说文》所收古文之渊源，最为明白矣。至其述山川鼎彝，又分别言之，白‘其铭即三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云‘前代之古文’者，所以别于孔壁之古文；云‘皆自相似’者，以明与孔壁古文不甚相似也。”特王氏断章取义，不知通贯上下文读而有云耳！博知许君意不如此也。自其分别而言，则许君《叙》之于《春秋左氏传》，曰“北平侯张苍献”，曰“又”，此亦所以别白于“壁中书”而判其殊出也。宁只鼎彝云尔哉？其述鼎彝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则所以别白于“壁中书”之“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春秋左氏传》之“北平侯张苍献”也。至曰“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则非别白之辞，而所以会其大同。所谓“前代”，即指许君《叙》上文所称“五帝三王之世”，在汉代以前者，而非别有所谓“前代”。所谓“前代之古文”，即许君上文叙“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所“或异”之“古文”，亦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所“皆似”之“古文”也。易言之，曰“即前代之古文”云者，即“孔子壁中书”之古文。《春秋左氏传》之“古字古言”在汉代以前者也。故正言之曰“即”。按《史记·项羽本纪》汉王曰：“吾与项羽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即”之为言“即此无它”也。推许君之意，谓郡国所得山川鼎彝之铭，即“孔子壁中书”之“古文”，《春秋左氏传》之“古字古言”，皆自相似也。使如王氏所言“山川鼎彝之铭自相似，而非与孔壁古文相似，前代之古文，非孔壁之古文”，然则所谓“即”者何“即”？而许君于“其详可得略说也”句下续申之曰“而世人大共非訾，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苛字止句’，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此正所以反证“郡国所得山川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之不为“马头人长”，“人持十斗”，“虫屈中”，“苛止句”；而合孔氏古文，不谬于《史籀》之“即前代之古文”；段玉裁注：“鼎彝之铭，则合于孔氏古文”者是也。至王氏引吴县吴大澂谓：“《说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钟鼎；亦不言某为某钟，某为某鼎。字以响拓，以前古器，无毡墨传布；许君未能足征。”此又未然。按王氏言：“拓墨之法。始于南北朝之拓石经，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则三代之无石拓可知。然古者封泰山七十二家之文，历见《韩诗外传》、《史记·封禅书》暨许君此《叙》所征引者，岂假石拓而能足征耶？且许君《叙》引“封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而以征“五帝三王之文改易殊体”，傥非目验七十二家之文者，当不能言之凿凿若此！方此之时，宁有石拓耶！况鼎彝铜器，输致匪难，抚写益易。许君曾以诏书校书东观，或藏彝器，如所称“齐桓公器”、“美阳鼎”者以资临抚，亦意中事？至谓“《说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钟鼎”，然余不能以数千年后今日所见之不似，而遂武断许君《叙》称“山川鼎彝，其铭即前代古文，皆自相似”之出虚造也。不知自其似者而言，后世出土钟鼎之文，由许君书以考释者何限？而自其不似者而言，宁只《说文》中古文，与所见钟鼎有不似，而钟鼎之文，其体亦互有异，此如魏碑之有别体耳！宁得以所见魏碑之别体，而谓一切字书有谬讹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朱筠《重刻许氏〈说文解字〉叙》
汉汝南召陵许君慎，范蔚宗《儒林传》不详，惟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作《说文解字》十四篇。”本书召陵万岁里公乘许冲上书言：“先帝诏侍中骑都尉贾逵修理旧文。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十五卷。慎前以诏书校书东观，教小黄门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赍诣阙。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锴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岁在辛酉也。”按《贾逵传》：“肃宗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传》、《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据此知许君校书东观，教小黄门等，当在章帝之建初八年，岁在癸未也。本书许君自叙言：“粤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辞。”徐锴曰：“和帝永元十二年，岁在庚子也。”按逵传：“逵以永元八年自左中郎将复为侍中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据此，知许君本从逵受学，其考之于逵作此书，正当逵为侍中之后四年。其后二十一年，当安帝之建光元年岁在辛酉，君病在家，书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见如此。
夫许君之为书也，一曰“世人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一曰“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一曰“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皆不合孔氏古文，缪于史籀，恐巧说衺辞，使学者疑”，于是依据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学篇》，黄门侍郎扬雄《训纂篇》诸书，又杂采孔子、楚庄王、左氏、韩非、淮南王、司马相如、董仲舒、京房、卫宏数十家之说，然后成之。又曰：“必遵旧文而不穿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问。”盖其发挥六书之指，使百世之下，犹可以窥见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丽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奥言微，不尽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师者之有所授。后学小生区闻陬见，不得而妄议已！
《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陈其大要，约有四端：
一曰：“部分之属而不可乱。”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据形联系，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是以徐锴作《系传》有部叙三卷，本《易·叙卦传》为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东既疑韵书，而比类又从字体，便于检讨，实昧声形。自李焘之《五音韵谱》作，而部分纷然自乱其例矣！
一曰：“字体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异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博按：《说文》：，从手廾，丰声。奏、博按：《说文》：，从，从収，从。，上进之义。春、博按：萅，从日、艸、屯。屯，亦声。秦、博按：《说文》：，从禾，春省。泰博按：，从艸，大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异所从者，、從、、徒是也。贼之从戈则声，而改从戎；赖之从贝束声，而改从负，半讹也。之为舜，之为壶，之为曲，之为爵，全讹也。以气化之气当乞，而气牵之气遂当气，于是有俗饩字。以萎饲之萎当，博按：《说文》：，病也；一曰枯死也。而饥餧之餧当萎，于是有俗馁字。此因一字以讹数字者也。匈已从勹而又从肉；博按：俗胸字。州已从川而又从水；博按：俗洲字。既重其类。垔从土而又土，博按：俗堙字。蜀从虫而加虫，博按：俗蠋字。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讹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隶一变之，楷再变之，而字体莫之辨识矣！
一曰：“音声之原可以知。”之从辰，囱声；《玉篇》悤窗同。《考工记·匠人》“四旁两夹窗，窗一音悤”，徐锴以为“当从凶乃得声”，非也。移之从禾，多声，古音弋多反。《楚辞》：“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掘其泥而扬其波？”徐锴以为多与移声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乙声，古音奴来奴代反。《诗》“其湛曰乐，各奏尔能。宾载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尔时。”徐铉等以为乙非声，疑象形，非也。摘之从手，啻声，陟革反，去声则陟寘反。啻与商同文。摘与适同声。《诗》“勿予祸适，稼穑匪懈”。徐锴等以为当从适省乃得声，非也。此音声之可据者也。
一曰：“训诂之遗可以补。”《易》“其牛觢”。“觢，一角仰也。”《尔雅》“皆踊觢”；郭注：“今竖角牛也。”不当作“掣”。《易·睽卦》：其牛掣。《书》“西伯既黎”；“，从戈今声，杀也。”不当作戡，“戡刺也。”《诗》“深则砅”；“砅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厉”，蒙梁而言，亦此训也。“得此”；亦为鼀，《尔雅》“鼀尔詹诸”。“缟衣巾”，“从系，卑声，未嫁女所服处子也。”《周礼》“垗五帝于四郊”，垗，畔也，为四时界，祭其中也。《春秋传》“修涂梁”；“，荆州浸也。”《职方氏》“豫州其浸波”；郑注：“《春秋传》曰：‘楚子除道梁’，则宜属荆州，在此非也。”“阙之甲”；“，水边石也。”《论语》：“小人穷斯矣。”“，从女，监声，过也。”《孟子》：“泄泄，犹沓沓。”“呭呭，多言也；沓沓，语多沓沓也。”所谓“言则非先王之道也”。《尔雅》“西至汃国，谓之四极”；“汃从水，八声，西极之水也。”《广韵》：“汃，府巾切，西方极远之国；又普八切，西极水名也。”下当作邠，邠，“周太王国也”。此训诂之可据者也。
部以属之，体以别之，音以审之，训以诂之，文字之事加诸蔑矣！后之非毁许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说，历代以来，不量与撼，要无足论。惟近日顾氏炎武修绍绝业，学者所宗，而于是书亦有不尽然之言。窃恐瞽说附声，信近疑远，是不可以不辨。今如所举“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为居。“辥”从辛为辠。“威”为姑。“也”为女阴。“殹”为击声。“困”为故庐。“”为日无色。“貉”之言恶。视犬之字如画狗。“狗”之言叩。“有”曰不宜有。“襄”为解衣耕。“弔”为“人持弓会驱禽”。“辱”为失耕时。“臾”为束缚捽抴。“罚”为持刀骂詈。“劳”为火烧门。“宰”为辠人在屋下执事。“冥”为十六日月始亏。“刑”为刀守井。凡此诸说，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许君之所创作；书契代远，难以强说，复不当删；是以观象阙文之训，明著于叙；岂得以剿说穿凿，横暴先儒乎！至江别“汜”、“洍”，舄殊“掔”、“已”，“逑”、“救”各引，载斾为“坺”，当时孔壁古文未亡，齐、鲁、韩三家之诗具在；众音杂陈，殊形备视，岂容废百举一，去都即鄙耶！又言“别指一字，以镏当刘，以当由，以当免”；此说亦非。按本书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声者，有其字也。浏之从水，刘声；之从丝，由声；勉之从力，免声；具著于篇。乃知书阙有间，传写者之过。谓别指一字以当之者，谬矣！《记》曰：“今人与居，古人与稽。”“居”不当为法古乎？《易》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用”不当为卜中乎？《费誓》之费改为粊，训为恶米。按陆德明《经典释文》，《曾子问》注作“粊誓”；“粊”音“秘”，郑君说也。童为男有辠。按《易》“丧其童仆”作童。至僮之字，《国语》“使僮子备官而未之闻”；韦昭注：“僮，僮蒙不达也。”《史记·乐书》：“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书叙尉律学僮十七已上亦同。当知僮子之僮从人；辠人为奴者正作童也。训参为商星，乃连文书，读“参商，星也”；即如水部“河水出敦煌塞外，泑泽在昆仑下”之例；明参与商同为星；非参商亦不知也。其引齐之郭氏及乐浪，古人往往随事博证，不拘拘一说也。至援《莽传》及谶记，以劉之字为卯金刀，谓许君脱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声。，古酉字，非卯也。谶记不可以正六书。《后汉书·光武纪》论王莽以钱文有金刀，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为白水真人。于篆，货或近真人；泉岂得为白水耶？《五行志》：“僮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按“重”字从王，东声；非“千里草”。“早”字为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据以为证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于文文武为斌”，古未尝无斌字。按彬从彡从林，为文质备，文武之字，经典缺如，不知所从，无以下笔，徐铉列之俗书，是也。又可据魏以疑汉乎？凡顾氏所说，皆不足以为许君病，辄附疏之，用诏学者。
附：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论《说文》”二条
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识古人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后之学者，一点一画，莫不奉之为规矩。而愚以为亦有不尽然者。且以《六经》之文，《左氏》、《公羊》、《穀梁》之传，毛苌、孔安国、郑众、马融诸儒之训，而未必尽合。况叔重生于东京之中世，所本者不过刘歆、贾逵、杜林、徐巡等十余人之说，原注：杨慎《六书索隐序》曰：“《说文》有孔子说，楚庄王说，左氏说，韩非说，淮南子说，司马相如说，董仲舒说，京房说，卫宏说，扬雄说，刘歆说，桑钦说，杜林说，贾逵说，傅毅说，官溥说，谭长说，王育说，尹彤说，张林说，黄颢说，周盛说，逯安说，欧阳侨说，宁严说，爰礼说，徐巡说，庄都说，张徹说。”而以为尽得古人之意；然欤？否欤？一也。《五经》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传写人人各异。今其书所收，率多异字；而以今经校之，则《说文》为短。又一书之中，有两引而其文各异者；原注：如“汜”下引《诗》“江有汜”。“洍”下引《诗》“江有洍”。“逑”下引《书》“旁逑孱功”。“”下引《诗》“旁救功”。“巹”下引《诗》“赤舄儿几”。“掔”下引《诗》“赤舄掔掔”。后之读者，将何所从？二也。原注：郑玄常驳许慎《五经异义》。《颜氏家训》亦云：“《说文》中有援引经传与今乖者，未之敢从。”流传既久，岂无脱漏？即徐铉亦谓“篆书堙替日久，错乱遗脱，不可悉究”。今谓此书所阙者，必古人所无，别指一字以当之；原注：如《说交》无劉字，后人以镏字当之；无由字，以字当之；无免字，以字当之。改经典而就《说文》，支离回互。三也，今举其一二评之：如“秦”、“宋”、“薛”皆国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为居，“薛”从辛为辠；此何理也？《费誓》之“费”改为“粊”，训为“恶米”。武王载斾之“斾”，改为“坺”，训为“臿土”。“威”为“姑”。“也”为“女侌”。“殹”为“墼声”。“困”为“故庐”。“普”为“日无色”。此何理也？“貉”之为言“恶也”；视“犬”之字如画狗；“狗”，“叩也”；岂孔子之言乎？训“有”则曰“不宜有也”，《春秋》书“日有食之”；训郭则曰“齐之郭氏善善不能进，恶恶不能退，是以亡国”。不几于剿说而失其本指乎？“居”为“法古”；“用”为“卜中”；“童”为“男有辠”；“襄”为“解衣耕”；“弔”为“人持弓会驱禽”；“辱”为“失耕时”；“臾”为“束缚捽抴”；“罚”为“持刀骂詈”；“劳”为“火烧门”；“宰”为“辠人在屋下执事”；“冥”为“十六日月始亏”；“刑”为“刀守井”；不几于穿凿而远于理情乎？武瞾师之而制字；荆公广之而作书；不可谓非滥觞于许氏者矣！若夫训“参”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训“亳”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书中所引乐浪事数十条，而他经籍反多阙略；此采摭之失其当者也。今之学者，能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乃可谓善学《说文》者矣！
《王莽传》：“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原注：《货殖志》亦云。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为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谶记》曰：“卯金修德为天子。”公孙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是古未尝无劉字也。原注：赵宧光曰：“《说文》无劉字，但作镏。”今按《汉书》卯金刀之谶及古印流传者，劉姓不下数十百，而并作劉，无镏字。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臣等谨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远；是古未尝无斌字也。原注：徐铉较定《说文》，前列斌字，云是俗书。
江声《六书说》
许叔重《说文解字叙》云：“《周礼·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是也。二曰象形，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谐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郑康成注《周礼》，用先郑司农说，亦云：“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龤声也。”声以为六书之名，见于《周礼》，其说详于叔重。然其所从来也远，不始于周，而始于造字之初乎？何言之？《说文解字叙》又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是固有形声矣。曰“形声相益谓之字”，则会意、转注，亦具有焉。然则指事、假借，具有可知，故曰“始于造字之初”也。炎汉以前，代有通人，皆知其谊，故叔重能道其详，而先郑、后郑亦同其说。学者研其谊而反以三隅，则字无不可知者矣。虽然，吾姑推广言之：盖六书之中，象形、会意、谐声三者是其正，指事、转注、假借三者是其贰。指事统于形，转注统于意，假借统于声。
何言乎指事统于意也？指事之说曰：“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则指事者，指其形也。盖依形而制字为象形。因字而生形为指事。如日月之字：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故从日，象其帀也。月，太阴之精，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故外郭不，象其缺也。是之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也。故曰“依形而制字为象形”。由此推之：凡山水鱼鸟之等，实有其形而字象之者，胥视此矣。若如上下之字，上下本无定形，置一以为准，侸—于其上则为上，缀—于其下则为下，斯上下之形见矣！是之谓“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也。故曰“因字而生形为指事”。由此推之：如一在木下为本，一在木上为末，日出一上为旦，日在茻中为莫，王在门中为闰，凡视之而可识，察之而意见者皆是也。然指事之说，犹不尽此也。《说文解字》之中，颇有言象形而实为指事者，不可殚述。姑举一二言之：如不字，一在上即以为天，象鸟之傅天而远去，察其不来下之形，则不可之意见。至字，一在下即以为地，象鸟之尾翼向上而首著地，视其下集之形，则来至之意可识。又如垂者，艸木花翼垂也，下垂之形见焉。之数字者，叔重皆云象形，顾其形皆由意造，亦因字而生者，故曰实为指事。由此推之，则《说文解字》之中，凡有象形字者，或为象形，或为指事，以意求之，皆可知矣。“指事统于形”，此之谓也。
曰“转注统于意”，何谓也？转注之说曰：“同意相受”，则转注者，转其意也。盖合两字以成一谊者为会意，取一意以概数字者为转注。《春秋左氏》曰：“止戈为武。”《穀梁子》曰：“人言为信。”故武、信为会意。武、信之外，如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韩非曰：“背厶为公。”逯安说：“亡人为匈。”以及“皿虫为蛊”、“夕为”、“臼辰为農”之等，皆合两字而成谊者也。亦有合三字为谊者：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是也。皆所谓“比类合谊，以见指”者，是为会意，言会合其意也。转注则由是而转焉，如“挹彼注兹”之“注”。即如考、老之字：老，属会意也，人老则须发变白，故老从人手七，此亦合三字为谊者也。立老字以为部首，所谓“建类一首”。考与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从老省。考字之外，如耆、耋、寿、耉之类，凡与老同意者，皆从老省而属老。是取一字之意以概数字，所谓“同意相受”。叔重但言考者，举一以例其余耳。由此推之，则《说文解字》一书，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分部即“建类”也；其始一终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即所谓“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属皆从某”，即“同意相受”也。此皆转注之说也。
曰“假借统于声”，何谓也？假借之说曰：“依声托事”，则假借者循声而借也。盖谐声者，定厥所从而后配以声，声在字后者也。假借则取彼成文而即仍其声，声在字先者也。如江、河皆水名，故皆从水，从水非声也，是所谓以事为名，即转注之同意相受也，配以工、可，乃得声尔。江，古红反，故曰工声。古或以可为何，合戈反，故何得可声。是以配合之字为声，所谓“取譬相成”也。故曰“声在字后”。由此推之，凡《说文解字》所云“某声”，“某省声”，“某亦声”之等，胥准诸此矣。至若假借之令长，令者县令也，假诸号令；长者官长也，借取修长，是即仍所借字之声，所谓“依声托事”也。故曰“声在字先”。《说文解字》止云“令，发号也”，“长，久远也”，其借谊则俱未之及。盖假借壹书，为谊极繁，凡一字而兼两谊三谊者，除本谊之外，皆假借也。学者诵习艺文，行将具晓，叔重故不具解。然亦间有解，如朋、来、韦、西诸字是也。《说文解字》云：“，古文凤，象形。用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又云：“来，周所受瑞麦来，一来二夆象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又云：“韦，相背也，从舛口声。兽皮之韦，可以束枉戾相韦背，故借以为皮韦。”又云：“，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西，故因以为东西之西。”此皆假借之说也。
凡此六者，古人造字之指，具在于斯。许冲有言曰：“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指谓此六书也。卢植云：“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言文字之为实学而愍其诎抑也。然则东汉之季，自诸大儒而外，从事于斯者，固已鲜焉！爰及魏晋，其学益微。唐宋而下，无有识字者矣。其孰能知之哉！即有一二考古之士，求其解而不得，不自咎其不达古人之意，反怪古人之不合于己而疑其误，不亦异乎！甚者如郑樵之论，谓：“《说文》止得象形、龤声二书，盖六书失其四。”於戏！何谬妄之至于斯也！声窃幸微言之尚存，患末学之误解，为之讲明其说，岂敢自许为识字哉！庶俾后之学者，有所据依以为稽古之阶云尔。
考证：
如一在木下为本，一在木上为末，日出一上为旦，日在茻中为莫，王在门中为闰，凡视之而可识，察之而意见者，皆是也。〇博按：象形者，形写象似，以形定字者也。指事者，形示意识，以字定形者也。惟指事形示意识，江氏乃以与会意滋淆。不知会意之意，乃比类而合之谊，意之孳衍者也。指事之意，乃察识而见之意，意之独生者也。譬之国，则会意联邦国，而指事单一国也。譬之家，则会意子孙，而指事其祖父也。如《说文·木部》：“，木下曰本，从木从下；，木上曰末，从木从上。”《旦部》：“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茻部》：“，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茻亦声。”《王部》：“闰，馀分之月；五岁再闰也。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从王在门中。《周礼》：‘王居门中终月也。’”此其为“比类合谊”之会意，而不得为“察识意见”之指事也明矣。江氏以为指事，非是。
《说文解字》之中，颇有言象形而实为指事者，不可殚述。姑举一二言之：如不字，一在上，即以为天，象鸟之傅天而远去；察其不来下之形，则不可之意见。至字，一在下即以为地，象鸟之尾翼向上而首著地；视其下集之形，则来至之意可识。又如垂者，艸木花翼垂也，下垂之形见焉。之数字者，叔重皆云象形，顾其形皆由意造，亦因字而生者，故曰实为指事。〇博按：象形之书，就其所象之形而言：有象物之形者，日、月、山、水等是也。然亦有象物所事之形者：如“”，鸟飞上翔不下来也；从一，一犹天也；象鸟上翔而见翄尾之形。“”，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不象上升之鸟，首向上。至象下集之鸟，首向下。此象动物所事之形也。又如“”，艸木花叶，象形，象其茎枝花叶也。此象植物所事之形也。许君皆正名之曰象形，其他可以类推。而江氏谓之指事，得无以为指物之所有事而非其形乎？不知象形如图画然，人物可图画，而图画不限于人物之形，凡鸟之飞，兽之走，人之动静语默，皆可图画也。今谓字之象物形者为象形，而象其事者非象形；则是谓绘人物者为图画，而绘人物之动者非图画也，有是理乎？
章炳麟《小学略说》
地官保氏教国子以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七略》列书名之守于小学。《律历志》曰：“数者，一十百千万也，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此则书、数并称，而礼、乐、射、御缺焉。盖六艺者，习之不一时，行之不一岁。射、御非儿童所任。六乐之舞，十三始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舞大夏。礼亦准是。独书、数不出刀笔口耳，长幼宜之。《说文叙》曰：“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明节次最初也，其与九数容得并习。故刘歆言小学独举书、数。若夫理财政辞，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莫大乎文字。自李斯、萧何以降，专任八体久矣。
《世本》言“仓颉何作书”。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皆云“仓颉为黄帝史官”。《说文叙》亦同此说。崔瑗、曹植、蔡邕、索靖以为古之王者。张揖言：“仓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揖所说，盖本慎到曰“仓颉在庖牺前”。皆见《书正义》引。其时代无以明焉。《说文叙》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郑康成《注礼》曰：“古曰名，今曰字。”寻讨旧籍，书契称字，虑非始于李斯。何者？人生幼而有名，冠为之字。名字者，一言之殊号，名不可二，孳乳浸多谓之字，足明周世有其称矣。
六书之次，《说文叙》曰：“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世称异域之文谐声，中国之文象形。此徒明其大校，非复刻定之论。征寻外纪，专任象形者，有西南天教之国。会意一例，域外所无。至于计数之文，始一终九，自印度、罗甸、亚罗、比耶皆为指事。转注、假借，为文字繁省之例，语言变异之端，虽域外不得阙也。假借非谓同音通用，见《转注假借说》。六书所以始指事者，固由夷夏所同，引以居首。若其常行之字，中土不可以用并音，亦诚有以。盖自轩辕以来，经略万里，其音不得不有楚夏。并音之用，只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读虽明，语则难晓。今以六书为贯，字各归部，虽北极渔阳，南暨儋耳，吐言难谕，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海西诸国，本土狭小，寻向相投，蝓用并音，宜无疐碍。至于印度地大物博，略与诸夏等夷，言语分为七十余种，而文字犹守并音之律，出疆数武，则笔札不通；梵文废阁，未逾千祀，随俗学人，多莫能晓，所以古史荒昧，都邑殊风。此则并音宜于小国，非大邦便俗之器明矣！汉字自古籀以下，改易殊体，六籍虽遥，文犹可读。古字或以音通借，随世相沿。今之声韵，渐多讹变。由是董理小学，以韵学为候人，譬犹旌旃辨色，钲铙习声，耳目之治，未有不相资者焉。
言形体者始《说文》，言故训者始《尔雅》，言音韵者始《声类》。三者偏废，则小学失官。自《声类》而下者，卷轴散亡，今所难理。后出之书，独有《广韵》，则其粲然者矣。《广韵》者，今韵之宗，其以推迹古音，犹从部次，上考《经典释文》及《一切经音义》，旧音绝响，多在其中。顾炎武为《唐韵正》，始分十部，江永《古韵标准》分十三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分十七部，孔广森《诗声类》分十八部，王念孙分二十一部。大抵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发明对转，孔氏为胜！若其悛次五音，本之反语，孙炎、韦昭，财有魄兆，旧云双声，《唐韵》云纽，晚世谓之字母。三十六母，虽依拟梵书，要以中夏为准。顾氏稽古有余，审音或滞。江氏复过信字母，奉若科律。段、孔以降，含隐不言。独钱大昕差次古今，以舌上、轻唇二音，古所无有，然后宫商有准，八风从律。斯则定韵莫察乎孔，审纽莫辩乎钱，虽有损益，百世可知也。段氏为《说文注》，与桂馥、王筠并列，量其殊胜，固非二家所逮。何者？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此段氏所以为桀！旁有王氏《广雅疏证》、郝氏《尔雅义疏》，咸与段书相次。郝于声变，犹多亿必之言。段于雅训，又不逮郝。文理密察，王氏为优；然不推《说文》本字，是其瑕适。若乃规摹金石，平秩符玺，此自一家之业。汉之鸿都，鸟篆盈简，曾非小学之事守也。专治许书，窜句增字，中声雅诰，略无旁通，若王筠所为者，又非夫达神指者也。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昔二徐初治许书，方在草创，曾未百岁，而荆舒《字说》横作，自是小学破坏，言无典常。明末有衡阳王夫之分文析字，略视荆舒为愈。晚有湘潭王闿运亦言指事会意，不关字形。此三王者，异世同术，后虽愈前，乃其刻削文字，不求声音，譬瘖聋者之视书，其揆一也！
或言：“书契因于八卦，为坎象，巛则坤图。”若尔，八卦小成，乾则三画，何放三画不为天字？又言：“始一终亥，是即《归藏》。”循是以推，韵书始于一东，何知非“帝出乎震”，为太一下行九宫之法乎？《尔雅》始于初字，初者裁衣之始，复可云“取诸乾坤，垂衣裳而天下治”耶？或言：“文字之始，肇起结绳，一绳萦为数形，一画衍为数字。”此又矫诬眩世，持论不根！即如是者，始造一字，继则有二，二必继一，宜在诸文之前，何故重累成文，不以一画纡诎？且仓颉造文，本象鸟兽蹏迒之迹，马蹏而外，宁有指爪不分，独为一注者哉！若斯之徒，妄穿崖穴，务欲胜前。不悟音训相依，妙入无间，先达之所未祛，当推明者尚众，何为亢越兔蹊，自绝大道！斯所谓攻难之士，求名而不得者也！
大凡惑并音者，多谓形体可废，废则言语道窒而越乡如异国矣！滞形体者，又以声音可遗，则形为糟魄，而书契与口语益离矣！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离，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简要之义，著在兹编，旧有论纂，亦或入录。若夫阴阳对转，区其弇侈；半齿弹舌，归之舌头；明一字之有重音，辨转注之系造字。比于故老，盖有讨论修饰之功矣！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章炳麟《理惑论》
《说文》录秦、汉小篆九千余文，而古文大篆未备，后人抗志慕古，或趋怪妄！余以为求古文者，宜取《说文》独体，观其会通，摄以音训，九千之数，统之无虑三四百名，此则仓颉所始造也。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今既不获远求邃古，《周礼》故书，《仪礼》古文，有《说文》所未录，足以补苴缺遗。邯郸淳《三体石经》，作在魏世，去古犹近，其间殊体若虞字作之类，庶可采录。旁有陈仓《石鼓》，得之初唐，晚世疑为宇文新器，盖非其实。虽叵复见远流，亦大篆之次也。按《石鼓》不知作于何时？必云“宣王所作，史籀所书”，固无其征，然大致当不相远。四者以外，宜在阙疑之科。而世人尊信彝器以为重宝，皮傅形声，曲征经义，顾以《说文》为误，斯亦反矣！
彝器之出，自宋始盛，然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王钦若《天书》即出其间，方士诡伪固已多矣！且轻用民力，莫如汉魏，浚深穿坚，时时间作。由晋讫隋，土均尚厉，彝器顾少掊得。下及宋世，城郭陂池之役，简于前代，而彝器出土反多。其疑一也。自宋以降，载祀九百，转相积累，其器愈多。然发之何地，得之何时，起自何役，获自谁手，其事状多不详。就有一二详者，又非众所周见。其疑二也。古之簠簋，咸云竹木所为。管仲镂簋，已讥其侈。而晚世所获，悉是镕金，著录百数，何越礼者之多？其疑三也。祭飨庸器，匪匹庶之家所有。至于戈戟刀铍，布在行伍。锜釜耒耨，用之家人。少多之剂，千万相越。然晚世所见者，礼器有余，兵农之器反寡。其疑四也。刀布势轻，失则易坠。钟鼎质重，载之及溺。所以亡国之虚，下有积钱；秦致九鼎，沦入泗水，理之恒也。自余觯、爵、簠、簋之伦，轻不如钱，重不如鼎，其漂流垫陷盖少。得失之分，未谕其由。其疑五也。然则吉金著录，宁皆雁器，而情伪相杂，不可审知。必令数器互雠，文皆同体，如丁作丨、祖作且、惟作佳之类。斯确然无疑耳！单文间见，宜所简汰，无取诡效殊文，相用诳耀。故曰：“索隐行怪，吾勿为之矣。”
穿凿之徒，务欲立异。自庄述祖、龚自珍好玩奇辞，文致瑑兆。晚世则吴大澂尤喜铜器。亦有燔烧饼饵、毁瓦画墁以相欺绐。不悟伪迹，顾疑经典有伪，《说文》未谛。迨孙诒让颇检以六书，勿令离局，近校数家，谅为慎密。然彝器刻画，素非精理。形有屈伸，则说为殊体，字有暗昧，而归之缺泐，乃云：“李斯妄作，叔重缪。”此盖吾之所未谕也。又近有掊得龟甲者，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贤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按《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铭勒，其余见于《龟策列传》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礼，梁卵之祓，黄绢之裹，而刻画书契无传焉！假令灼龟以卜，理兆错迎，衅裂自见，则误以为文字，然非所论于二千年之旧藏也。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积岁少久，故当化为灰尘。龟甲蜃珧，其质同耳。古者隋侯之珠，照乘之宝，珕珌之削，余蚳之贝，今无有见世者矣。足明垩质白盛，其化非远，龟甲何灵，而能长久若是哉？鼎彝铜器，传者非一，犹疑其伪，况于速朽之质，易薶之器，作伪有须臾之便，得者非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为法物，不其傎欤！
夫治小学者，在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不在信好异文，广征形体。曩令发玉牒于泰岱，探翮翼于泗渊，万人贞观，不容作伪者，以补七十二家之微文，备铸器象物之遗法，庶亦可矣。若乃奉矫诬之器，信荒忽之文，以与召陵正书相角，斯于六书之学，未有云补。拟之前代，则新垣玉杯之刻，少翁牛腹之书也，宁可与道古耶！
姚华《说文古籀补补序》
文字之学有三术，曰形、声、义。义析而三：曰诂（一字一义），曰汇（一字数义），曰通（数义而一贯之）。声析而三：曰声（本声），曰音（读不必本声，或近或远），曰韵（类音而部之）。近世学者各有著书，盛已！惟治形之书特少，盖事近制作，苟非其材，不足与于斯也。愚意肊分亦有三术：曰正，曰省，曰补。形书据许氏，旧传李少温有所是正，顾根本未深，无以征信于彼人！其余《六书精蕴》之属，自诩探赜，实同虚造，至今无称焉！
余弱冠即治《说文》，积四五年，妄拟著述，成《说文三例表》，不分卷。一凡见经传者正字，二不见经传者俗字，三或见经传或不见经传者或字。将以存正删俗并或，一意主省，所以荡涤繁芜，归诸易简。宜于今而不谬于古者，岂斯作耶？
既而主讲兴义县之笔山，游勇犯城，行李尽失，稿亦遂亡！再上公车，世益多故，因不更属艸。然往常见乡先生郑柴翁《说文逸字》而心善之。及得吴愙斋中丞《说文古籀补》，读而心尤善之。是皆补也。余主省者而又主补，是若矛盾。其实不然。省者所以疏《说文》之壅，补者所以鉴《说文》之固。文字不据许，则如履地于浮沤。不正许，则如仰天于覆盆。是二者不可一废也。
夫典籍以汉儒而传，亦以汉儒而亡。文字以汉儒而理，亦以汉儒而乱。乾嘉以来，《说文》十四篇，校订、注释、考证之作朋兴，推崇许君，几于无上。其后古器训辞屡出，初援许以释辞，既因辞以疑许。及于同光，金石学益昌，益觉许君所见山川鼎彝文字盖犹不足；不然，何所收古籀之少也？且其说解，虽曰“博采通人”，抑亦泰半鄙俗！“屈中”“止句”之见，议人而己由之者比比而在！是以不观人戴圆之字，不知一大为天之浅也。不识持主为父之字，不知从又举杖之谬也。不得不丕二形之互证，不知鸟飞不下，从一不声之囿也。不探本从，本象形之渊源，不知徒从土声，胄从月由声之晚也。如此之类，更难悉数。故非补与省并，不足正许，正许而后得据以正形。若夫文王不为宁王，厥心不为乃心，经典之待正者，又循是可推也。
吴补未尽，犹俟后益。余友黄县丁佛言乃乘积薪之势，鼓当仁之气，取吴补补之，复成书十四篇，附录一篇。稿数数易，余获数数读，时有贡献，多见采撷。其益我者，更倍蓰于我益也！惜乎！余方有《声贯》之作，法，先说本义以直通诸义，循本声以旁通诸声。例如说公文云：“虚其中而施于外也。”则直通、旁通诸义，皆可贯穿于是矣。不获为其省焉者与之相辅行焉！或亦期诸将来也乎？佛言不余谬，欲得一言，因立著于端。
杨荫杭《挨及文与华文同源说》
中华记载言挨及之事绝少。段成式《酉阳杂俎》始言勿斯离国之大石榴，勿斯离即挨及。古者波斯人名挨及曰meudraya，希伯来人名挨及曰meizraim，西利亚人名挨及曰meezraye，皆此字也。赵汝适《诸蕃志》始言勿斯离之江水，即指尼罗河；又言勿斯离属国遏根陀有大塔，即指金字塔。陶宗仪《辍耕录》始言木乃伊，即指挨及之孟密meummy。凡此记载，皆出后世。若挨及上古之文明，则为中华旧史所未言。此虽由于道里隔绝，实亦因挨及建国，更古于中华，故如参商不相值也。然考挨及之文字，与中华六书相同，此不特象形而已，实由形声参用之制，及文字孳乳之序，与《周官·保氏》旧法，若合符节，则知上古之世，中华与挨及必有交关之处，不能以其地远而疑之，犹之古世印度亦与欧洲远隔，然今世博学言者，考知梵文与拉丁、希腊文有极相类似之点，皆属亚利安文，其例同也。
中华象形文由繁而简，故大篆变为小篆，小篆又变为隶草。挨及象形文，亦由繁而简，故圣书hieroglyphics变为僧书hieratie，僧书变为民书demotic。中华文右行。挨及文除圣书可左可右外，僧书民书亦皆右行。中华文有指事，有象形，有会意，有形声，有转注，有假借。挨及文有象形ideographs，有谐声phonetics。此二者为大纲。象形分为二类：一曰象物，如日作圆形，月作弯形，口作匾圆形，麻作束形，是也。二曰象意，如子字作鹅形，母字作鹫形，盖挨及人理想，以鹅为孝鸟，以鹫为女性故也。此外如喜乐字作女子击鼓形，乳骆字作桶中出气形，狡猾字作豺形，躁怒字作猴形，皆象意也。象物象意，字皆不多，故为孳乳计，乃以一形括众意，如人坐形，可以为父，可以为兄弟，可以为君，可以为僧，两足相并坐，凡足部一切动作皆可用之。一手执杖形，凡手部一切动作皆可用之。作环形者，一切宝石皆可用之。作革形者，一切兽类及革制之物皆可用之。此类字虽有定形，实无定意；必加谐声，其意乃定；谐声每加于左旁，读者一望而先知其声，非若中华形声字，其声无定所也。谐声亦分二类：或结以体文consonant，或结以声势vowel。如狐字，先作兔，又作水形，又作盘形。其实此三形无意义，兔即a，水即n，盘即sh，合此三字，仅成ansh一音耳。又豺字先作椅背形，又作斜凿形，此亦无意义，合此二者，仅成saf一音耳。其结以声势者，共得五十二文，代表十八音，实即字母也。谐声字可以同音通假。三千年来，书于巴比利papyri者，其谐声字往往交换，音同而形不同，故昔人但知挨及为象形文，其后方知为形声相益之文，盖自罗赛泰rosetta发见古文始也。由此观之，中华所谓六书，亦即挨及旧法。六书所谓象形，本如绘图，故中华之“日”、“月”，即挨及之“日”、“月”。六书所谓指事，许书亦混称象形，本不限于上下数字，刘歆、班固称象事。就其静而言，谓之象形。就其动而言，谓之象事。故“人”象胫背形，谓之象形；“臣”象屈服形，即可谓之象事，则知六书之指事，亦象意类也。六书所谓假借，如“西”为鸟在巢之形，而以为东西之西；“来”为瑞麦之形，而以为行来之来。此非经曲解，不能知其本意，正与挨及文之以鹫为母，以鹅为子相同，则亦象意类也。六书所谓会意，当然即象意，但会意必复体，此其所异也。六书所谓转注，本言造字。戴氏互训之说，实不可通。江氏转意之说近之。盖转注与假借皆孳乳之法。假借者，不造新字，而依旧声推广其用。转注者，不造新形，而依旧形推广其意。许氏所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盖谓部首之字，可以括众意，造字者用为偏傍，或取其本意，或取其类似之意。故“狗”、“獀”等字取犬字本意；“玃”、“猴”等字，则以“犬”字用之于猿类；“狯”、“犯”等字，则又以“犬”字用之于人类。此即“同意相受”。挨及文中，凡象物象意诸字，皆由一意转为多意，亦同意相受也。六书所谓形声，实居华文之多数；乃求之挨及文字，亦半形半声；且求诸巴比仑之楔形文字，亦半形半声。今世学者，皆以楔形文字为出于挨及；然则中华文字与挨及，巴比仑皆同一系统，无可疑也。古配黎谓：“中华人种本自西亚迁移至黄河流域。”并言：“中华文字，出于巴比仑之楔形文字。伏羲所画八卦，如乾、坤、震、艮、离、坎、兑、巽诸符号，实与楔形文字相似。盖阳爻成楔形，阴爻为重复之楔形。八卦既为文字之始，即楔形文为华文之始。”然吾谓此说近于臆测。遍考中华钟鼎文字，多不作楔形，惟天干甲乙丙丁诸文，多类楔形，此或出于偶然，不能遽言天干字出于巴比仑。近日学者考求巴比仑文字尚未深造。据洛林孙研究，仅知其为形声参用之文字，与挨及文同一系统，且此类砖文在埃及有出土者。则谓中华文与巴比仑之楔形文同一系统则可，谓卦爻、天干等字即楔形文之流入中华者，则嫌武断矣！
凡象形文，皆不能独用，其用之而无碍者，皆形声参用，而世人或疑其陋，或疑其难。吾尝见美洲红人之文字矣，其始画一轮红日，言昧爽也；其继画人众兵械，言出师也；其中画一大熊，则言大捷也；其后画人头若干枚，则言俘馘之数也。此类文字，诚最初最陋者矣。然中华、挨及、巴比仑之文字，则皆流行历数千年之久，其书汗牛充栋，无不达之意，不能与最初之象形一例视之。若谓其有象形之遗迹，则a为牛头形，b为房屋形，出于腓尼基；c为曲尺形，d为三角形，出于希腊。世界文字，固未有不始于象形者也。欧人学华文，以象形为难。然华文中象形，大率皆动物。欧文中动物专门字皆取希腊、拉丁文造成，其字绝长，实更难于象形。如华文犀牛，虽曰牛字象形，究不甚难；欧文犀牛作rhinoceros，既须记四音，又须记十一字母，则更难于犀牛矣。华文河马虽曰马字象形，究不甚难；欧文河马作hippopotamus，既须记五音，又须记十二字母，则更难于河马矣。又如治外法权之华文四字，无论台雚为音，本非象形，即水木象形，亦非原意，西文乃作extraterritoriality一字，而错出九音，多至十九字母。此在吾辈读之，既诘屈聱牙，即西人读之，亦未尝不觉其难。近有建议改为extrality者，则又向壁虚造，搢绅先生难言之矣。
考证：
考挨及之文字，与中华六书相同；此不特象形而已，实由形声参用之制，及文字孳乳之序，与《周官·保氏》旧法，若合符节。〇博按：杨子云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心声发于天籁之自然，心画迫于人事之必然。必非有人焉能为之律令，必循之以为合也。顾发于自然矣，而使本之于心而合，入之于耳而通，将自有其不可畔者。特以各国所处之地位不同，洋海环之，山岭障之，斯言文不能统一耳。余读侯官严复《英文汉诂》一书，而知异域之制文，亦有合乎六书者焉，不独挨及文而已。试广杨氏之意以说之：（一）文字之初，先有义有声，而后谐声以制文字，不论中西一也。盖气清而上浮者谓之“天”，“天”音何自生？生自颠。气浊而下凝者谓之“地”，“地”音何自生？生自低。推此类也，读“上”字“高”字如张口仰望，读“下”字“低”字如闭唇下视，读“吃”字如吞咽，读“呕”字如呕吐。盖未造字之先，已发其音义矣。英文亦然。如high，高也，读之张口如仰望。lower，低也，读之闭唇如下视。eat，食也，读之亦如吞咽。又如吾国有感叹词“呜呼”、“噫”、“嘻”、“唉”及“丁东”、“剥啄”之类，专以谐声为义，而西文亦有o，oh，ah，ha，alas，hurrah，及boom（爆发声），click（轻击声），crashing（折断声），hick（凿声）等字。若此类者，不可枚举。（二）夷考英文有字根，乃有展转引伸之字。字根，皆拉丁、希腊文也。如以acer（拉丁字有尖利、辛辣、尖酸、苦、刻薄诸义）为字根，而acrid（辣）及acrimony（姜桂之性严酷刻薄），acid（酸醋）诸字，即由之引伸而出。以stasi（希腊字有坚持、植立不动、永久诸义）为字根，而ecstasy（颠狂妄动）及ahosstay（背教叛道），system（法则）诸字，由之引伸而出，详见纳氏《文法》第四册第二十七章三八五——三九二页。声相从者义亦相从。而我国文字亦然。如以“中”为字根，而尽中心为“忠”，中衣为“衷”，人次在中为“仲”，其从“中”展转引伸之字，声从“中”者义亦从“中”。又如以“戋”为字根，“戋”，小也，于是贝之小者为“贱”，皿之小者为“盏”，竹简之小者为“笺”。凡从“戋”展转引伸之字，声从“戋”者义亦从“戋”。诸如此类，亦不可枚举。（三）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不足于用，而孳乳成字以济其穷，此不论中西一也。从成字之法而言，英文亦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曰文primary words，其一曰字secondary words。文者何？原成之字，不可复析者也，如化学之原质然。字者何？孳乳寖多之字，所可更析之以为文者也，如化学之杂质。字分二类，中西皆然。中国之文，如“一”、“人”、“夕”、“马”、“日”诸字。西国之primary words，如one，man，night，mouth，horse，sun等。中国之字，如“信”、“武”、“证”、“忠”、“娶”、“”诸字，皆合文而成者也。西国之secondary words，如teaspoon，midday，kingdom，beautiful亦可更析为primary words者也。（四）英字之孳乳，其法有二：一曰会合composition。会合者，取分立之文字而合之使成也。如lighthouse（灯塔），inkstand（墨水瓶）等字，谓之compound words。所会合者，自二字，有时至于三字四字。如spend—thrift（豪奢之子）合二字者也。mid—ship—man（海军学生）合三字者也。out—of—the—way（非常者）合四字者也。一曰转成derivation。转成者，由一字之根，以意义之殊而变化其体，成异字者也。如love（爱）字为根，而loving（爱、中意），lover（情人），lovely（可爱），loveable（可爱者）诸字由之而出。full（富足）字为根，而富于信义者谓之truthfull，甚可畏者谓之fearfull，富有希望者谓之hopefull。ward者，著其物之所趋也，以此为根，而进往者曰forward，向往曰toward，北首曰northward，西南首曰southwestward，不便利曰awkward，凡此之类，谓之derivatives。按许君六书定义：“以事为名，取譬相成，谓之形声。”“比类合谊，以见指撝，谓之会意。”皆有合义分立之文而孳乳成字。如形声之中衣为“衷”，正言为“证”，会意之一大为“天”，用口为“周”，即是西文之compound words也。又合三字四字见意者，如会意之“祭”从示以手持肉，“茻”从四“屮”；形声之“整”从攴从束从正，正亦声，是也。此与英文之compound words相同。至英文之derivation，则亦犹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之例耳，惟derivation之“同意相受”，大抵皆即一字为根，而前后附益之以异字；而转注则以一字建一部之首，而以它字上下左右从之。又转注之“从某”主形，而西文derivation之字根主声，此其异耳。盖西文谐声，而中文象形。西文横行，而中文纵行故也。（五）按中国六书，象形、指事二者。为西国拼切之字所无，间见于记号，如天学以为日，以为月，然非文字。惟会意该形声而言之以声，亦兼意也、转注、假借三者，为用正与中文同，而假借之为用尤宏。如back背也，而backslide，backslider之back则作违背解。way路也，而亦训为方法。以肩背之“背”，引伸作违背之“背”；道路之“道”，引伸作道术之“道”，即六书“依声托事”之假借也。西文谓之ambiguity，皆以一字而当数义，如box有二十余诂，皆由本义引伸而假借之。此类最多。如eampant本训跃者、缘者、兽之立者，而引伸为事势之方兴。patient本训受事者，引伸之为病者，为忍耐。valiant本训飞者、傲者、鸟之张翼者，引伸之为流荡，为轻迅。fluent本训流者，故言辞之流利，书法之流美，皆用之。patent本训开者，故事之显无隐者、涂之通者，皆用之。而制造专利，亦云patent者，以其得国家之明谕，故有此称也。（六）英文中拉丁字，往往同此一字，在此为名词，在彼为动词，其形无殊，但变其所读之重音accent，而实用之名词，即转为动词之虚用者。同一accent也，accent读a母，则训重音；而移之读第四母e，则为重读之矣。一collect也，accent读第二母o，则训总会；而移accent于第五母e，则为集会矣。一present也，accent读第三母e，则训礼物；而移accent于第五母，则为奉献矣。此其变流之趣，乃与吾国文字正同，盖即中文之读破法。如“春风扇微和”，“扇”读平声，而名词转成动词。“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下“风”、“雨”皆读去，亦转名词为动词者。他若“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衣”、“食”二字，“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之“朝”、“夕”二字，皆缘读破法而名词转动，湘乡曾国藩所谓“实字虚用”者也。盖不胜枚举焉。虽然，英文之accent变而后义异者固多，而accent不变而异义者尤夥，此如韩文“人其人，火其居”，而未闻“人”、“火”二字有读破也。《公羊传》“入其宫，无人宫焉；入其门，无人门焉”，其第二“宫”第二“门”字，亦不读破也。此在英文，如help（助）可为名词，可为动词。他若water，paper，stuff，dance，book，smoke，fire等，几无实用之名词，不可虚用者，亦观其句中之职何如耳，乌庸变乎？此所以宏文字之用也。但以中文与英文比例为论，有其难者。则西文复音，中文单音，西文常用之名，例为一字，而中文或以数字为一名，故其相似难见。此在学者能以意通之而已。即如英文arise（起），awake（醒），ago（去）诸字起首之a母，正与《书·尧典》“黎民于变”、《大学》“于止”之“于”字合符；而abed（在床），ashore（于岸）两字起首之a，则又与《易·系辞传》“其于中古乎”、《曲礼》“于外曰公，于其国曰君”之“于”相当，盖我之“于”字乃象形，在古正读为鸦音，与a音近也。中西言语，当上古时，疑本合一，在此可以证见，此不过一事耳。
注解：
[1] 今译为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