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而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题曰《春秋》也。周室既微，孔子明王道，一为鲁司寇秉政，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于是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已而反鲁。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孔子曰：“麟也。”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及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我欲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得百二十国宝书，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托于鲁而次《春秋》。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十二公，据鲁，亲周，故宋，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孔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具论其语，成《春秋左氏传》，以授曾申。申传魏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又作《抄撮》八卷，授赵人虞卿。虞卿作《虞氏微传》二篇，《抄撮》九卷，授同郡荀卿，则左丘明之六传弟子也。自是传《春秋》者分为二义：有记载之传，主于记事，《春秋》之《左氏传》是也；有训诂之传，主于释经，公羊、穀梁、邹、夹之传是也。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而公羊、穀梁之传，皆自卜商。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属之商，《孝经》属之参也。”齐人公羊高者，尝受《春秋》于商，以传其子平。而平传子地，地传子敢，敢传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汉书·艺文志》著录《公羊传》十一卷者是也。大指明于解经，疏于征事。文十二年“秦伯使遂来聘”，《传》云：“贤缪公也。”此误以康公为缪公。而襄二年《传》云：“齐姜与缪姜，则未知其为宣夫人欤？成夫人欤？”昭二十年“曹伯庐卒于师”，《传》云：“未知公子喜时从欤？公子负刍从欤？”则当事人且不知矣，事之荒略何论焉。盖《公羊传》之不传事，与左丘明之传事不传义者殊指也。至《传》引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春秋》传经之师。而寿及胡母子都博采其义以为坿益，是传义亦不尽出公羊子也。《穀梁传》者，始于鲁人穀梁赤，亦云自子夏，与《公羊传》同。惟公羊高亲受指子夏，而穀梁赤秦孝公同时人，乃后代传闻，以授荀卿。荀卿亦传《左氏》，而授《穀梁传》于齐人浮丘伯，以传鲁申公，亦系口说，未知谁著竹帛。而题《穀梁传》者，盖著师传之始穀梁，《汉书·艺文志》著录《穀梁传》十一卷者是也。其传指在解经，与《公羊》同。其传文每往复诘难以尽其义，亦与《公羊》同。然传义则有与《公羊》同者，亦有与《公羊》异者，而与《公羊》异者，或并存其义，或直斥其非。庄二年：“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丘。”《公羊》云：“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而《穀梁》则云：“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说，即兼存《公羊》“曷为国之？君存焉尔”之义也。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适人，何以卒？许嫁矣。”而《穀梁》则云：“其曰子叔姬，贵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传曰：‘许嫁以卒之也。’”此所谓“其一传”，明是《公羊传》矣。此并存其义者也。宣十五年：“初税亩，冬蝝生。”《穀梁》云：“蝝，非灾也。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此《穀梁》非《公羊》之说也。《公羊》以为宣公税亩，应是而有天灾，《穀梁》以为不然，故曰“非灾也，非税亩之灾也”，此直斥其非者也。此《穀梁》义之与《公羊》异者也。与《公羊》同者，隐公不书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郑伯克段于鄢，皆云“杀之”。如此者不可枚举矣。盖《穀梁》晚出，因得监省《公羊》之违畔，而或取，或不取，或非之，或兼存之，与《公羊传》义有同有不同也。《公羊》、《穀梁》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穀》未尝言之。而《左氏》叙事见本末，则有《春秋》所无而《左氏》为之传者焉，有《春秋》所有而《左氏》不为传者焉。故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而推本《公》、《穀》，以为真孔子之意也。然秦火之后，汉初惟《左氏传》最先出。孝惠之世，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盖受学于荀卿者也。然则汉之献书，张苍最先，而汉之得书，首《春秋左氏传》。以先著竹帛，多古字古言，谓之古学。而《公羊》汉时乃兴，传以今文，谓之今学。胡母生子都以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广川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菑川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亦颇受胡母生之说焉。而董仲舒少治《春秋》，与胡母生俱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大致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以观天人相与之际，而得之于正。谓：“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上揆诸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自汉治杂黄老、刑名，而武帝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其议胥自仲舒发之。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丞相，封平津侯。仲舒以弘为从谀，而官不过二千石。相江都、胶西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以《公羊》家法，而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著《汉书·艺文志》，《春秋决事》十卷，见《隋书·经籍志》，此仲舒以《公羊》断狱也。仲舒尤喜以《公羊》明阴阳灾异，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后世结集其篇，曰《春秋繁露》。繁一作蕃，解之者曰：“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也。”其书十七卷，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后世《公羊》家所称“存三统”、“张三世”、“异外内”三科九旨，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罔不导自《春秋繁露》。何谓存三统？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此著于《三代改制质文篇》者也。何谓张三世？曰：“《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此著于《楚庄王篇》者也。何谓异外内？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此著于《王道篇》者也。虽无三科、九旨之目，而后之言三科、九旨者本焉。弟子遂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惟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孟，名弘，以字行，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有虫食柳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己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书上，廷尉奏孟祅言惑众，伏诛。后五年，皇曾孙病己兴于民间，即位为孝宣帝，其言乃验。征孟子为郎。孟弟子百余人，惟东海严彭祖、鲁颜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专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彭祖，字公子，为宣帝博士，至太子太傅，著有《春秋公羊传》十二卷，见《隋书·经籍志》。然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君亡左右贵人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抑。”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竟以太傅官终。授琅玡王中，为元帝少府，家世传业。中授同郡公孙文、东门云。云为荆州刺史，文东平太傅，徒众尤盛。颜安乐，字公孙，本眭孟姊子，与严彭祖并推孟高第弟子。家贫，为学精力，有《公羊颜氏记》十一篇，见《汉书·艺文志》。官至齐郡太守丞，授淮阳泠[1]丰次君、淄川任公。公为少府，丰淄川太守。由是颜家有泠、任之学。始琅玡贡禹少翁事嬴公，成于眭孟，至御史大夫。兰陵疏广仲翁事孟卿，至太子太傅。而广授琅玡筦路，路为御史中丞。禹授颍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为丞相史。都与路又事颜安乐，故颜氏复有筦、冥之学。路授颍川孙宝子严，为大司农。丰授东海马宫游卿、琅玡左咸，宫至太师大司徒，而咸为郡守九卿，徒众尤盛。推而《公羊春秋》之盛，自董仲舒。武帝时，瑕丘江公之言《穀梁春秋》，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而江公之先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然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其后寝微，惟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为博士，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户将，撰《春秋穀梁传》十五卷，见《隋书·经籍志》，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汝南翟方进、琅玡房凤。凤，字子元，哀帝时，累擢光禄大夫、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不肯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三人皆出外补吏，而凤补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胡常事江博士，江博士死，乃与凤俱事尹更始，授梁萧秉君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翟方进虽受《穀梁》于尹更始，然好《左氏传》，其《左氏》则刘歆师也。《左氏》之学，自北平侯张苍。苍于秦时为御史，历秦，至汉文帝时为丞相，传洛阳贾谊。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翟方进受。始歆嗣其父向领校中五经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时丞相翟方进，而尹咸为丞相史，以能治《左氏》，与歆校经传。歆略从咸及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呻吟《左氏》，下至婢仆，皆能讽诵，由是言《春秋左氏传》者本之刘歆。初，《春秋》惟有《公羊》博士而已。至孝宣世，复立《穀梁》博士。哀帝时，歆既以欲建立《左氏春秋》黜外，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而歆亲近用事，卒立《左氏》。《左氏》自荀卿至尹更始父子、胡常、翟方进辈，皆以名家，而亦兼治《穀梁》，非《公羊》齐学绝不相通者比也。既世祖中兴，立五经博士，《春秋》严、颜而已，皆《公羊》家也。而《穀梁》、《左氏》不与。终东汉之世，而治《穀梁》有闻者，仅河南侯霸君房、扶风贾逵景伯而已。霸于前汉哀帝时，事九江太守房凤，治《穀梁》，为都讲。逵名辈差晚，然于五家，《穀梁》为兼通，而实受其父徽《左氏春秋》，为古学者也。《左氏》虽终不得立学官，然与《公羊》代兴。《公羊》严、颜并立，严氏为盛。而治《颜氏》有闻者，终东汉之世，仅河内张玄君夏、豫章唐檀子产而已。然玄兼通数家，特以颜氏为宗。世祖时，举明经，补弘农文学，迁陈仓县丞。清净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举孝廉，除为郎。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乃罢。则兼说《严氏》者也。《严氏》学知名者，则有长沙太守汝南郅郓君章、琅玡太守河内李章第公、少府山阳丁恭子然、太常北海周泽稚都、太常陈留楼望次子、侍中琅玡承宫少子、长水校尉南阳樊儵长鱼、左中郎将汝南钟兴次文、太子少傅北海甄宇长文、海西令豫章陈曾秀文、侍中蜀郡张霸伯骁、霸子长陵令楷公超、颍川太守会稽顾奉。其间丁恭最为老师，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太常楼望、侍中承宫、左中郎将钟兴、长水校尉樊儵，皆受业于恭。而儵删定《公羊严氏章句》，世号樊侯学，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其尤知名者张霸，以儵删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诸生孙林、段著、刘固等慕之，各市宅所居之旁以就学焉。此治《严氏春秋》者也。有治《公羊春秋》而不名严、颜何家者，则侍中扶风李育元春、博士羊弼、辽东属国都尉北海公沙穆文乂、谏议大夫任城何休邵公，而何休最著。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从羊弼学。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撰成《春秋公羊解诂》十一卷，题曰“何休学”。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谦辞受学于师，乃宣此义，不出于己也。”大指以为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贯以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外诸侯，内诸侯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七等者，州、国、氏、人、名、字、子。州不若国，故言荆不如言楚。国不若氏，故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故言潞氏、甲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故言楚人不如言介葛卢。名不若氏，故言介葛卢不如言邾娄仪父。字不若子，故言邾娄仪父不如言楚子、吴子。《春秋》设此七等，以进退当时之诸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也。二类者，人事与灾异也。此之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而三科、九旨之于七等，表里为用，义最闳大。故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盖攘夷狄者，所闻世之治也。若所见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晋侯执戎曼子赤归于楚”，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夷狄进至于爵，与诸夏同，无外内之异矣。外内无异，则不必攘。远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春秋》心同天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必无因其种族不同而有歧视之意。而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时世治尚未进于太平，夷狄亦未进于中国，引而内之，恐为诸夏患，故夫子称齐桓、管仲之功，有披发左衽之惧，以其救中国，攘夷狄，而特笔褒予之，为夷狄之未进于中国也。虽然，特为升平之世言之耳，匪太平之治也。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拨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异外内，斯则隘狭之国家主义，而言治之始尔，匪《春秋》之隆治矣。故董仲舒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远”。由其国而诸夏，而夷狄，以渐进于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其义即本诸董仲舒也，宁惟三科九旨而已。董仲舒《春秋繁露·重政篇》云：“《春秋》变一谓之元。”何休之说隐元年以焉。《繁露·二端篇》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2]之政。”何休之明五始以焉。《繁露·玉杯篇》有“先质后文”之语，而何休遂谓“《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如此之类，难以仆数，是则休之《解诂》，胥出董仲舒之指矣。休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成《春秋汉议》十三卷，妙得《公羊》本意。初，李育习《公羊春秋》，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至是，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春秋左氏膏肓》十卷，《春秋穀梁废疾》三卷。然休之解诂《公羊》，亦有用《左氏》、《穀梁》传者，倘休膏肓《左氏》，废疾《穀梁》，而义之所长，亦有不能不兼采并存者乎？考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为甚。施、孟、梁丘、京《易》之于费氏《易》，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之于古文《尚书》，齐、鲁、韩《诗》之于毛《诗》，虽不并立，然未如《公羊》家之抨难《左氏》也。东汉之初，《左氏》虽不立博士，然为当世贵重。执金吾封雍奴侯上谷寇恂子翼，征西大将军封阳夏侯颍川冯异公孙，皆以名将学《左氏春秋》，然未名家。扶风孔奋君鱼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世祖即位，拜为武都太守。奋以弟奇经明当仕，上病去官。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而奋晚有子嘉，官至城门校尉，作《左氏说》。然父子兄弟以为家学，而未大显于世。河南郑兴少赣[3]，少学《公羊春秋》，而好古学，于王莽时，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左氏》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而传业子众，字仲师，作《春秋难记条例》、《春秋删》。世言《左氏》者多祖兴父子，而贾逵自传其父徽之业，由是《左氏》有郑、贾之学。贾徽亦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而苍梧陈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子元字长孙，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世祖时与郑兴俱为学者宗。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博士范升谓《左氏》学无有本师，而多违异，与歆争，具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元闻之，诣阙上疏曰：“《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覆冒。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指瑕擿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子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卒未得其要领，异日李育所谓“陈元、范升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者也。然而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魏郡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世祖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然世儒言《左氏》者不绝，特为人主所重。扶风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撰成《春秋左氏长义》二十卷，奏之，曰：“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已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仇。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然逵之所为称引《左氏》义长者，特迂怪可笑，附托图谶，献媚世主以行其学耳。论者以为匪其本也。然《左氏》由是行于世。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受《左氏》、《穀梁春秋》，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扶风马融季长尝欲训《左氏春秋》，既见逵及郑众所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北海郑玄康成始事京兆第五元先，通《公羊春秋》，既因涿郡卢植子干事马融，遂明《左氏》，乃发《公羊墨守》，针《左氏膏肓》，起《穀梁废疾》，以致难于何休。又以休有《春秋汉议》，作书二卷驳之，《隋书·经籍志》所著《驳何氏汉议》者是也。休见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公羊》微而《左氏》兴。玄作《左氏传注》，未成，以与河南服虔子慎，作《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亦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成《春秋汉议驳》二卷，又以何休重难《左氏》，撰《春秋左氏膏肓释痾》十卷、《春秋成长说》九卷、《春秋塞难》三卷，斯亦针起何疾，申明《左》指者也。然《左传》犹未置博士。会灵帝立太学《石经》，卢植乃上书请置博士，为立学官，谓“与《春秋》共相表里”也。陈国颍容子严者，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事太尉杨赐。于献帝初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而同时南阳谢该文仪亦以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河东乐详条《左氏》疑滞七十二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斯则东京《左》学之后劲也已。汉祚既衰，鼎分三国。言《春秋》者，魏有司徒东海王朗景兴，撰《春秋左氏传》十二卷。而朗子太常肃字子雍，能传父学，撰《春秋左氏传》三十卷、《春秋外传章句》一卷、注二十二卷。大司农弘农董遇季直撰《春秋左氏传章句》三十卷[4]，乐平太守糜信撰《春秋说要》十卷、《春秋穀梁传注》十二卷、《理何氏汉议》二卷。中散大夫谯郡嵇康撰《春秋左氏传音》三卷，大长秋韩益撰《春秋三传论》十卷。而高贵乡公以帝子穷经，撰《春秋左氏传音》三卷，斯称儒林之盛事焉。蜀亡传《春秋》者，吴则有骑都尉会稽虞翻仲翔，撰《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尚书仆射丹阳唐固子正撰《春秋穀梁传注》十三卷、《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中书侍郎云阳韦昭宏嗣撰《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春秋外传国语》者，传云自左丘明，既为《春秋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号，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国语》二十一篇，亦曰《外传》者，《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自郑众为之解诂，而汉、魏儒者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然郑众解诂以下，诸家并亡，独韦昭之注存。自序称兼采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今考所引郑说、虞说，寥寥数条，惟贾、唐二家，援据驳正为多，凡所发正六十七事。而三国之言《公羊》者，仅见魏河南尹丞高唐刘寔子真之撰《春秋条例》十一卷、《春秋公羊达义》三卷焉。晋武帝既禅魏祚，遂并吴国，盖镇南大将军京兆杜预元凯之谋为多。预博学多通，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特举刘歆、贾徽父子、许淑、颍容之违以见同异，大指以为：“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独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淑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其它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其发凡以言例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五体以寻经旨，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自云有《左传》癖。然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未之重。独秘书监长安挚虞仲洽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盖《左氏》初行，学者不得其例，故傅会《公羊》以就其说，亦犹佛典初兴，学者多以老、庄皮傅。而预生诸儒后，始专以《左氏》凡例为揭橥，不复杂引二传，此其所以来“《左氏》忠臣”之称也。然后贤短预，或颇未同，究厥所以，条为三事：盖郑注《周礼》，先引杜、郑，韦注《国语》，明征贾、唐，言必称先，不敢掠美。预乃空举刘、贾、许、颍，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混昔贤于己说，迹近干没，其失一也。预解不举所出，刘与许、颍之说尽亡，贾、服二家，尚存厓略。预举四家而不及服，其失二也。长于星历地理，而吝于虫鱼鸟兽草木之名，又言地理，好为臆说，未能揆度远近，辄以影附今地，其失[5]三也。且又弃经信传，曲为之说，或直谓是经误。预自云有《左传》癖，若此之类，得不谓之癖欤？预之《集解》，与服虔并立国学，然预书盛行，而服义寝微。上党续咸孝宗师事预，专《春秋左氏》。又有东平刘兆延世者，与预同时，而治《春秋》不主墨守，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义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而同时济北氾毓稚春之撰《春秋释疑》，亦合三传为之解注。二人书皆不传，倘预之所谓“肤引《公》、《穀》，适足自乱”者乎？既晋道中替，元帝践阼江左，诏《春秋左氏传》杜氏、服氏博士各一人。其《公羊》、《穀梁》省不置。太常荀崧以为不可，乃上疏曰：“丘明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然公羊高亲受子夏，辞义清隽，断决明审，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师徒相传，其书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趣，此则义则战争之场，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诏曰：“《穀梁》肤浅，不足置博士。它如奏。”会有兵事，而《公羊》亦不卒立。然终东晋之世，言《公羊》者，仅车骑将车鄢陵庾翼稚恭问王愆期答之《春秋公羊论》二卷，著《隋书·经籍志》而已，殆绝学矣。言《穀梁》者则有广陵太守鲁国孔衍舒元之《春秋穀梁传》十四卷，豫章太守范宁武子之《春秋穀梁传集解》十二卷、《春秋穀梁传例》一卷，骁骑将军[6]姑幕徐邈之《春秋穀梁传》十二卷、《春秋穀梁传义》十卷、《答春秋穀梁义》三卷，具著《隋书·经籍志》，罕有见者。独范宁之《集解》，获传于后焉。考宁之《穀梁》，本出家学，其父散骑常侍汪字玄平者，尝率门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讲六籍，次及三传。《左氏》则有服、杜之注，《公羊》则有何、严之训，而释《穀梁传》者虽近十家，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传，文义违反，斯害也已。于是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至宁撰次诸子，各记姓名，故曰《集解》。惟《汉书·艺文志》载《公羊》、《穀梁》二家经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则经、传初亦别编，而宁《集解》乃分传附经并注之，疑即宁之所合。中“公观鱼于棠”、“葬桓王”、“杞伯来逆叔姬之丧”、“曹伯庐卒于师”、“天王杀其弟佞夫”五事，皆冠以“传曰”，惟“葬桓王”一事，与《左传》合，余皆不知所引何传。疑宁分传附经之时，皆冠以“传曰”，如郑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传义未安，多称“未详”，经指不通，直云“不达”，不望文而曲说，不墨守以护传，多闻阙疑，盖慎之也。《晋书》本传称“其义精审，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是邈注在《集解》之后。今《集解》中乃多引邈注，未详其故。所著《春秋穀梁传例》一卷，今佚，然《集解》中时有“《传例》曰”，或学者以便研讨，而割裂其文，散附《集解》欤？然何休《解诂》专主《公羊》，杜预《集解》一宗《左氏》，虽义有拘阂，必曲为解说，盖家法然也。独范宁兼采三传，不主《穀梁》，开唐啖、赵、陆之先，异汉儒专家之学，盖经学至此一变。虽讥十家《穀梁》之引《左氏》、《公羊》，违反文义，而指在择善，多引杜预，此则述《左》家之义，说《穀梁》之传，己以讥人，而未自反者焉。杜预之玄孙曰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左传》杜《解》。北朝自魏末河北大儒徐遵明子判门下讲服《解》。平原张买奴，河间马敬德、邢峙，乐城张思伯，渤海刘昼、鲍季详、鲍长暄，并得服氏之精。又有卫凯、陈达、潘叔虔，虽不出徐氏之门，亦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更兼讲杜预所注。其江左儒生俱服膺杜氏。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河东崔灵恩遍习三传，撰有《左氏经传义》及《条例》、《公羊穀梁文句义》凡一百三十卷。而《左传》先习服解，仕魏，为太常博士，以天监十三年归梁，而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会稽虞僧诞为国子助教，最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传焉。杜《解》既行，而为义疏者，则有梁国子博士武康沈文阿国衡、隋太学博士景城刘炫光伯暨苏宽之属。然沈氏长于义理例，疏于经传。苏氏则全不体本文，惟旁攻贾、服。刘炫聪惠辨博，固为罕俦，然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七十余事，习杜义而攻杜氏，或者比之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然视二家差有可观，所为规杜有骋臆失据者，亦有惬心餍理者。既唐太宗御世，国子祭酒孔颖达奉诏撰《春秋左传正义》，一宗杜《解》，而《疏》则损益刘炫而以沈文阿补其阙漏。惟杜《解》既嫌强经就传，而孔《疏》亦过申杜抑刘，于刘之致规于杜者，一切以为非是，斯又笃信专门之过。而与共参定者，则有四门博士杨士勋焉。士勋兼明《穀梁》，又为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作疏。其书不及颖达杜《疏》之赅洽，然诸儒言《左传》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凭借之资，而孔《疏》成于众手，此则出于一人，复鲜佐助之力，详略殊观，固其宜也。惟范宁《传例》全书已佚，散附《集解》，而《疏》中所引，有称“范氏略例”者，有称“范例”者，有称“范氏别例”者，凡二十余条，皆在《集解》所附之外，其云“别例”者，盖范氏注中已有例，而此别出故也。中如桓元年疏引范氏《例》云“《春秋》上下无王者凡一百有八”，庄二十二年“夏雨，大灾”疏引范《例》云“灾十有二，内则书日，外则书时”，闵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疏引范《略例》云“祭祀例有九，皆书月以示讥”，如此之类，皆胪次其事以见义类而已。盖《春秋》无达例，但属辞比事，胪列书法之同异，有可以心知其义者，则为之说，其不可知者，则阙之而不为曲说，斯可以推见范《例》之矜慎焉。士勋疏述之功，不可没也。《公羊传》自何休《解诂》以后，罕有为之疏者，世传徐彦，不知何代，其疏“葬桓王”一条[7]，全袭用杨士勋《穀梁传疏》，知在士勋之后，而《疏》文自设问答，文繁语复，或者故袭《公羊》之文体耶？惟《左传》附经，始于杜预，《穀梁》附经，疑自范宁，而《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范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后世所传《汉石经》残字，《公羊传》亦无经文，足以互证。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自是《春秋》三传之疏备。然《春秋》之学，至唐而疏通证明，集汉诂之大成；亦至唐而风气独开，导宋学之先路。肃、代之世，有润州丹阳县主簿赵郡啖助叔佐者，明《春秋》，撰《统例》，务在考三传得失，弥缝阙漏，故其论多异先儒，如谓：“《左传》非丘明所作。独详周、晋、齐、宋、楚、郑之事，乃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杂采各国诸卿家传及卜书、梦书、占书、纵横、小说，故序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若《公羊》、《穀梁》之于经为密。《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实。《汉书》丘明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自起六传至贾谊等说，亦皆附会。”又云：“《春秋》之文简易。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其弊滋甚。”自啖助之说出而风气渐变。大抵啖助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助以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助之学，传于洋州刺史河东赵匡伯循、给事中吴郡陆淳伯冲。淳因助《统例》，仅成六卷，遂与助之子曰异者，裒录遗文，增纂《统例》，请匡损益，成《春秋集传纂例》十卷，又本褒贬之意，更为《春秋微旨》三卷，条别三传，折衷啖、赵，以朱墨记其胜否，又摭三传之不入《纂例》者，驳正啖、赵之说，以明去取之意，成《春秋集传辨疑》十卷。盖啖助之学，至淳而发挥旁通也。然淳之阐发师说，亦有变本而加厉者。啖助以为：“《左氏》叙事虽多，解经意殊少。《公》、《穀》传经，密于《左氏》。然《左氏》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则亦未甚深非，至淳则直谓“《左氏》浅于《公》、《穀》，诬谬实繁”。啖助以为：“左氏、公羊、穀梁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穀守经，左氏通史，其体异尔。惟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左传》亦非丘明自作。”至淳则直谓：“左氏非丘明。丘明，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焚书之后，学者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以为丘明。然自古岂止一丘明姓左乎？且《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叙事多乖，定非一人所为也。”此则阐发师说而变本加厉者也。然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实自淳之《纂例》始。淳本啖助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此书，变专家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如平阳孙复明复之撰《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新喻刘敞原父之撰《春秋权衡》十七卷、《春秋传》十五卷、《春秋意林》二卷、《春秋传说例》一卷，高邮孙觉莘老之《春秋经解》十三卷，涪陵崔子方彦直之撰《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本例》二十卷、《春秋例要》一卷，吴县叶梦得石林之撰《春秋传》二十卷、《春秋考》十六卷、《春秋谳》二十二卷，寿州吕本中居仁之撰《春秋集解》三十卷，崇安胡安国康侯之撰《春秋传》三十卷，鄞县高闶抑崇之撰《春秋集注》四十卷，瑞安陈傅良君举之撰《春秋后传》十二卷，南安吕大圭圭叔之撰《春秋或问》二十卷、附《春秋五论》一卷，眉山家铉翁则堂之撰《春秋详说》三十卷，皆焯然名家，著有成书者。其中以孙复为最先，刘敞为最优，而胡安国为最显。孙复沿啖、陆之余波，几于尽废三传。而刘敞则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进退诸说，往往依经立义，不似复之意为断制。此亦说贵征实之一征也。胡安国之撰《春秋传》，自草创至于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顾其书作于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于经旨，在宋儒《春秋》之书，名最高而品斯下焉。余考宋儒之说《春秋》者，盖往往推衍啖、陆之说。叶梦得曰：“《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胡安国曰：“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穀梁》。”朱子曰：“《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穀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曾见国史。”吕大圭曰：“《左氏》熟于事，《公》、《穀》深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而公、穀乃经生也。”此推衍啖助“公、穀守经，左氏通史”之说也。临川王安石介甫有《左氏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今佚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或问程子曰：“左氏是丘明否？”曰：“传无丘明字，故不可考。”叶梦得撰《春秋谳》，据《左传》末载“韩、魏反而丧之”之语，谓“知伯亡时，左氏犹在”，断以为战国时人。莆田郑樵渔仲《六经奥论》云：“《左氏》终纪韩、魏智伯之事，又举赵襄子之谥。若以为丘明，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之后，丘明犹能著书。此左氏为六国人，明验一也。《左氏》：‘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及晋师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庶长之号。明验二也。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明验三也。左氏师承邹衍之说而称帝王子孙。齐威王时，邹衍推五德终始之运。明验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准堪舆。按韩、魏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始于赵分曰大梁’之语。明验五也。《左氏》云：‘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按三代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明验六也。《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其为雄辩狙诈，真游说之士，捭阖之辞。明验七也。左氏之书，序晋、楚事，如‘楚师熸’、‘犹拾渖’等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八也。据此八验，知左氏为六国时人，非丘明矣。”朱子亦谓：“‘虞不腊矣’为秦人之语。”与郑樵同。此推衍陆淳“左氏非丘明”之说也。惟重证验，主事实，殆有胜于陆淳之悬想凿空者焉。然宋自孙复之祖陆淳，人人以臆见说《春秋》，恶旧说之害己也，则举三传义例而废之，又恶《左氏》所载证据分明，不能纵横颠倒，惟所欲言也，则并举《左传》事迹而废之。譬诸治狱，务毁案牍之文，灭证佐之口，则是非曲直，乃可惟所断而莫之争也。独眉山苏辙子由撰《春秋集传》十二卷，大意以世人多师孙复，不复信史，故简别《公》、《穀》，一以《左氏》为本，盖二传之意测者难信而《左氏》之征史者有据也。金华吕祖谦伯恭之学，于《左传》最深，其发挥《左传》者，则有《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续说》十二卷、《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然据事抒论，意不在通经。福清林栗黄中撰《春秋经传集解》三十三卷，则尤专主《左氏》而黜《公》、《穀》。惟林栗指《左传》之“君子曰”为刘歆所加，而资州李石方丹著《左氏君子例》一卷，则以为《左传》有所谓“君子曰”者，盖皆示后学以褒贬大法云。蒲江魏了翁鹤山节录杜注、孔疏，每条前为标题，而系以先后次第，成《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其书于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名物度数之间，则删繁举要，本末粲然。盖左氏之书，详于典制，三代之文章礼乐，犹可以考见其大凡，其远胜《公》、《穀》，实在于此，了翁所辑，盖庶乎得其要领者。丹稜程公说克斋则取《春秋》经传，仿司马迁书，为年谱、名谱、历法、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诸书，周、鲁、齐、宋、晋、楚以下大小国《世本》，成《春秋分纪》九十卷，条别件系，附以序论。清儒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大略仿焉。斯与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俱为《左》学之津梁也。是皆刻意于《左氏》之书者，倘以厕于宋儒之间，殆所谓抗心独往，而不囿于时论者耶！元仁宗延祐二年，定科举经义经疑取士条格，《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然祁门汪克宽德辅作《春秋纂疏》三十卷，一以安国为主。而明成祖命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等撰定《春秋大全》七十卷，即用克宽之《胡传纂疏》为蓝本焉。自是胡《传》行而三传悉废。儒者驯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明儒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陋，而其端实于元发之。此元、明两代之《春秋》学所为卑之无甚高论者也。独有可特笔者，元之二家，曰庆元程端学积斋，曰休宁赵汸子常；明之二家，曰长洲陆粲子余，曰太仓傅逊士凯。四人者，主张不同，方法亦不同。程端学作《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其书以攻驳三传为主，凡端学以为可疑者，皆摘录经文、传文，而疏辨于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而百计以求其瑕类，求之不得，则以不可信一语概之。盖不信三传之说，创于啖助、陆淳，逮宋析为三派：有弃传而不驳传者，厥以孙复之《春秋尊王发微》为最著；有驳三传之义例者，厥以刘敞之《春秋权衡》为最著；有驳三传之典故者，厥以叶梦得之《春秋谳》为最著。至于端学，乃兼三派而用之，且并以《左传》为伪撰，推波助澜，罔顾其安。而作《春秋本义》三十卷，则颇能纠正胡安国《传》之失，而所采自三传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中多宋儒孙复以后之说，其书佚者十之九，则可谓集宋学之大成者矣。至其作《春秋或问》十卷，则历举诸家，各加抨击，虽过疑三传，未免乖方，至于宋代诸儒，一切深刻琐碎之谈，附会牵合之论，罔不并举而摧陷焉。是搜采宋学之总汇者端学，而廓清宋儒之矫诬者亦端学也。至赵汸淹贯三传，所撰《春秋集传》十五卷、《春秋属辞》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皆据传求经，多由考证得之，不似程端学之好骋臆说。盖汸之说《春秋》，以《左氏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有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其大旨谓：“杜偏于《左》，傅良偏于《穀梁》。若用陈之长以补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两者兼得。笔削义例，触类贯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独有补于杜《解》，为功于《左传》，即圣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因反复辨讨，出入百家，究其得失，即陈傅良《章旨》附于杜注之下，成《春秋左氏传补注》，于杜注有未备者，颇采孔颖达之疏畅述之，盖征实之学，与虚腾高论者终有别也。惟赵汸讥陈傅良《春秋后传》之贯通三传，谓“公、穀与左氏终是异师”，颇中其失。然汉尹更始之《章句》，晋刘兆之《全综》，已开贯通三传之先路，奚必独绳陈傅良以苛论矣！陈傅良之书，独存《春秋后传》、《左传音旨》，世则罕睹，而汸所采录，宁只补杜注之遗阙，抑足存陈书之梗概焉。至无锡邵宝国贤，于明武宗时，著《左觿》一卷，颇发杜注之违，独惜其寥寥无多。陆粲乃著《左传附注》五卷，以驳正杜注、孔疏暨陆德明之《左传释文》，旁采诸家，断以己意，于训诂家颇为有裨。而傅逊著《左传属事》二十卷，则仿建安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变编年为属事，事以题分，题以国分，更加考注，以订杜预之误，又著《左传注解辨误》二卷，则会众说以折衷之，杜注之误，有未经辨议者，亦创以己意，为之厘革。斯则《左氏》之忠臣，杜注之诤友，而明儒之矫然特出者乎！清儒尊推汉学，与明儒异趣，然《公羊》垂绝复续，至晚清乃盛，而《穀梁》孤学，仅有传者，独《左氏》不绝于讲诵。其无惭《左氏》之忠臣，杜注之诤友，而有光于前哲者，则有昆山顾炎武亭林之撰《左传杜解补正》三卷，衡阳王夫之而农之撰《春秋稗疏》二卷，吴江朱鹤龄长孺之撰《读左日钞》十四卷，泰州陈厚耀泗源之撰《春秋长历》十卷、《春秋世族谱》一卷，吴县惠士奇天牧之撰《半农春秋说》十五卷，惠栋定宇之《左传补注》六卷，吴江沈彤冠云之撰《春秋左氏传小疏》一卷，甘泉焦循理堂之撰《春秋左传补疏》五卷，阳湖洪亮吉稚存之撰《春秋左传诂》二十卷，钱唐梁履绳处素之撰《左通补释》三十二卷，吴县沈钦韩文起之撰《春秋左氏传补注》十二卷，桐城马宗琏鲁陈之撰《春秋左传补注》一卷，嘉兴李贻德次白之撰《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二十卷，皆能补苴罅漏，张皇幽眇，通贾、服之说，发杜氏之违，于左氏书有所阐明，而焦循、沈彤特斥杜预注《左》，以成司马氏之篡弑，语有证佐，最推深识。然就《左氏》而论，犹为掇拾细故，未究大体。独无锡顾栋高震沧之撰《春秋大事表》五十卷，错比全书，创意为表，天文有《时令表》、《朔闰表》、《长历拾遗表》、《天文表》、《五行表》，地理有《列国疆域表》、《列国犬牙相错表》、《列国都邑表》、《列国山川表》、《列国险要表》、《城筑表》，国际有《列国爵姓及存灭表》、《齐楚争盟表》、《宋楚争盟表》、《晋楚争盟表》、《吴晋争盟表》、《齐晋争盟表》、《秦晋交兵表》、《晋楚交兵表》、《吴楚交兵表》、《吴越交兵表》、《齐鲁交兵表》、《鲁邾莒交兵表》、《宋郑交兵表》、《兵谋表》、《四裔表》、《齐纪郑许宋曹吞灭表》，内政有《列国官制表》、《刑赏表》、《田赋军旅表》、《王迹拾遗表》、《鲁政下逮表》、《晋中军表》、《楚令尹表》、《宋执政表》、《郑执政表》、《乱贼表》，典礼有《吉礼表》、《凶礼表》、《宾礼表》、《军礼表》、《嘉礼表》，人物有《列国姓氏表》、《卿大夫世系表》、《人物表》、《列女表》，考文有《三传异同表》、《阙文表》、《左传引据诗书易三经表》、《杜注正讹表》，凡百三十一篇，类聚区分，以列《春秋》大事，略与宋程公说之作《春秋分纪》同，然条理详明，考证典核，较公说书实为过之。其辨论诸篇，引据博洽，议论精确，多发前人所未发，亦非公说所可及，信千古之绝作也。亦有体大思精，父子祖孙，家世相嬗，而莫殚其业者。则有如仪征刘文淇孟瞻，生于道光之世，研精古籍，贯串群经，于《左氏传》致力尤勤，尝谓：“《左氏》之义，为杜注剥蚀已久，其稍可观览者，皆系袭取旧说。”发凡创例，撰《左传旧注疏证》，先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他如许慎《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实《左氏》一家之学；又如经疏、史注及《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亦是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其顾、惠注补及洪亮吉、沈彤、焦循等人专释《左氏》之书，以及钱、戴、段、王诸家诂训，说有可采，咸与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从违。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期于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复明。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顾未及写定而卒。其子毓崧伯山继之，会天下大乱，年五十卒，迄未成书。其子寿曾恭甫又继之，亦以夭死，仅卒襄公。三世一经，赍志踵殁，滋可哀也。清祚垂衰，朴学亦绝。经生矫厉，斯称章、刘。刘师培申叔者，刘文淇之曾孙，而寿曾之犹子也，少承先业，以《春秋》三传同主诠经，《左传》为书，说尤赅备，审其义例，或经无传著，或经略传详，以传勘经，知笔削所昭，类存微旨。汉儒说《左氏》，据本传以明经义，凡经字相同，即为同旨。又引月冠事，明经有系月、不系月之分，创获实多，亦较二传为密。爰阐厥科条，举同词同指、同词异实、褒贬互见、错文见异、变文为例、文实殊指、内外异词、时日月例，成《春秋左传例略》一书。余杭章炳麟太炎与师培好，亦治《左》学，以为《左氏》古义最微，非极引周、秦、西汉先师之说，则其术不崇，非极为论难辨析，则其义不明，故以浅露分别之词，申深迂优雅之旨，发疑正读，成《春秋左传读》一书。又据桓谭《新论》，谓刘向以《穀梁》名家，而亦呻吟《左氏》，《说苑》、《新序》、《列女传》中所举《左氏》事义六七十条，其间一字偶易，正可见古文《左传》不同今本，而子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训诂者，亦皆可睹。盖字与今异者，则可见河间古文，训与今异者，则本之贾生训故。抽绎古义，次第其文，成《刘子政左氏说》，以纠《汉书》称歆治《左氏》，向不能非间，犹自持《穀梁》义之违谬，斯可谓近《左学》之后劲者矣。《穀梁》与《左氏》同出鲁学，然《穀梁》自昔孤微，清中叶以后稍振。其著书立说，差自名家者，则有海州许桂林同叔之《穀梁释例》四卷，番禺侯康君谟之《穀梁礼证》二卷，丹徒柳兴恩宾叔之《穀梁大义述》七卷，嘉善钟文烝朝美之《穀梁补注》二十四卷。而柳兴恩之治《穀梁》，专从善于经入手，而善经则以述辞比事为据，事与辞则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扶翼孤经，于《穀梁》家为有条贯云。《公羊》与《左氏》义相反对，与《穀梁》亦非同趣。而曲阜孔广森约撰《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兼援《左》、《穀》，未明家法，又其三科、九旨，不遵何氏，而别立时日月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以日月名字为褒贬，《公羊》与《穀梁》何异，言《公羊》学者不重之，然清儒之言《公羊》者，盖自广森开其端。而武进庄存与方耕著《春秋正辞》九卷，宏发《公羊》，刊落训诂名物之末，而专求所谓微言大义者。其同县外孙刘逢禄申受继之，昌衍其绪，以正孔广森，以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春秋》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后圣，犹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故虽以齐襄、楚灵之无道，祭仲、石曼姑、叔术之嫌疑，皆假之以明讨贼复仇让国之义，事实不予而文予。《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无达例。惟其不重事，故存十一于千百，所不书多于所书。惟其无达例，故有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以为待贬绝不待贬绝之分，以寓一见不再见之义。《春秋》立百王之法，岂为一人一事设哉。故曰：‘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一义也，穀梁氏所不及知也。于所传闻世见拨乱致治，于所闻世见治升平，于所见世见太平。此又一义也，即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于是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公羊春秋何氏释例》三十篇，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归纳而为之敷畅，以微言大义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洞然推极属辞比事之道，又成《笺说》、《答难》、《决狱》等凡十一书，盖自汉以来之言《公羊》者，莫之逮也。江都凌曙晓楼者，精熟郑氏《礼》，能通其要。既闻刘逢禄论何氏《春秋》，大好之。深念《春秋》之义，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尊礼，援比以贯类，旨奥词赜，莫得其会通，乃博稽旁讨，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为《注》十七卷。又不慊于徐彦之《公羊疏》，欲改为之而未暇，成《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公羊问答》一卷。句容陈立卓人，从曙学，兼习《公羊春秋》、郑氏《礼》，而于《公羊》用力尤深，钩稽贯串，自汉儒治《公羊》家言者董仲舒、司马迁以下逮清儒孔约、庄存与、刘逢禄诸家，悉加董讨而裁以己意，其礼制则折衷师说而竺宗郑氏，撰成《春秋公羊传义疏》七十六卷，而于何氏有引申，无违异，盖严守疏不破注之例也。斯亦何氏之悌弟，而《公羊》之忠臣矣。然世儒之学《左氏》者，必绌《公羊》；学《公羊》者，亦绌《左氏》。刘逢禄论《左氏》书，据《史记》本名《左氏春秋》，若《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比。自王莽时，国师刘歆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夺《公羊》博士师法。所当以《春秋》归之《春秋》，《左氏》归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缪于大义、孤章断句之依附经文者，庶以存《左氏》之本真，俾攻《左》者不得为口实。成《左氏春秋考证》二卷。自唐以来，难《左》诸家，盖未有详考博辨如刘氏此书者也。论者以比《尚书》之太原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焉。顾近儒章炳麟则诃为摘发同异，比盗憎主人，盖尝驳难其说，累三万言，以弁于《春秋左传读》之编首。而南海康有为长素著《新学伪经考》，则又谓“《春秋左氏传》暨《周礼》、《逸礼》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皆刘歆伪作以成新莽篡汉之计者也”。“新学”者，谓“新莽之学”。盖并摈《春秋左氏传》诸书于汉学之外，殆视刘逢禄之说为尤甚。而有为尤敢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托改制以言变法，张三世以说进化，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而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谓“文字不过其符号，如电报之密码，如乐谱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者，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上所构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黄帝，墨子之托大禹，许行之托神农是也”。虽然，近儒祖述何休以言《公羊》者，如刘逢禄、陈立之伦，皆言改制，而有为之说实有不同寻常者，盖有为所谓“改制”者，即政治革命、社会进化之意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既以授弟子新会梁启超任公。师弟于喁，蕲实见诸行事，而有戊戌之政变，功虽不成，众论归高。一时士夫之骛变法维新者，益喜言《公羊》矣。然章炳麟专攻《左氏》，而无害于言革命，谓“贾逵言‘《左氏》义深君父’，此与《公羊》反对之词耳。若夫称国弑君，明其无道，则不得以‘义深君父’为解。杜预于此，最为闳通。而近世焦循、沈彤辈，多谓预借此以助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则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犹视乎薮泽’也”。善化皮锡瑞鹿门，作《春秋通论》，扬搉三传，而归重于《公羊》，据《孟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谓“《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而《左氏》‘弑君称君君无道’之例，揆之《春秋》，大义有乖。杜预奸言诬圣，曲畅其说”，持论又殊章氏。则是以志行之不同而判从违，宁必所学之殊耶？纂《春秋志》第六。

注解：

[1]　泠，原作“冷”，据《汉书》改。

[2]　王下原有“者”字，据《春秋繁露》删。

[3]　赣，原作“戆”，据《后汉书·郑兴传》改。

[4]　卷，原作“句”，据文意改。

[5]　失，原作“说”，据文意改。

[6]　骁，原作“饶”，据《隋书·经籍志》改。

[7]　一条，原作“条一”，据《四库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条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