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辉以为起了一个绝早，又抄了近路，到区不是头一个，也是第二名。哪里晓得，等到他们进得区委临时办公处所在的一家人家的堂屋，那里早已坐满一屋人，碰头会开始好久了，他们赶塌了一截。

七个乡汇报完毕，区委朱书记站起来宣布：“吃了饭再谈。”

朱明是师范生出身，二十七八，中等身材，单单瘦瘦。他在屋里不爱戴帽子，短短的头发好像不大听话的样子，随便披散着。除了同一般区书一样，十分熟悉各乡的情况以外，朱明还会打算盘。听人发言时，一个数目字，他也不肯含糊地放过，定要问清白。乡干只要有一个数字交代不清，就是能过关，也要挨几句，话也来得重，总是把笔杆子一放，脸也放下说：“算了，不必说了。”或是责问道：“你是来做什么的？”他认为搞社会主义，要替国家好好打算盘。干部都怕他，又奈不何他。有时为了一个数目字，他们要打好多次电话，甚至于要来回跑好多的路。走得累了，人们不免要埋怨几句，但一见了他的面，就都循规蹈矩地，按照他的意思办。

朱书记还有个特点。他会合理地调配干部，充分地发挥人们的工作的潜力。这回办社，他亲自到天字村来，把区委会的临时办公处设在这里，电话也安到这里来了。天字村是个群山环抱的落后的穷乡。这里山高皇帝远，县区干部不大来，村干也不大上劲。

朱明选取了这个穷村角落，作为重点乡，有他一番巧妙的安排。他听到讲，在这次规模巨大的合作化的运动里，除了原来的区乡干部外，省委、地委和县委，都还要下放好多的干部。区移到这里，他想上级一定会派人来的，他打算利用外来的力量，配上区上的干部，趁势把这落后乡的工作推进一下子。果然，地委和县委，都派来了工作组，加上区上的人们，这个平静的荒僻的山村，一时间，人来客往，电话不停，变得十分热闹了。对于基础较好、上级直接派了干部的地方，朱明一个人不添，自己平常也不大过问。比方清溪乡，他晓得有邓秀梅在，李月辉领导的支部也还算稳妥，区里完全放开手，只是定期地听取他们的汇报。

除开这种精打细算的作风以外，朱书记还有一个也许是属于生理方面的小小的癖性。人家讲话，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低头用心记录的时候，他的嘴唇总要一涡一涡的，好像拿着笔的手，气力不佳，要用嘴巴来予以有效的协助一样，乡干部们初初一见，总是想笑，看得多了，也就习惯了。

当时他宣布吃饭，大家一窝蜂冲进了灶屋，七手八脚地装饭、端菜，抢着拿碗筷。他们分做十几起，站在堂屋里，或是蹲在阶矶上，埋头用饭。菜蔬只是一些萝卜和白菜，但大家的食欲都非常的好，开始几分钟，寂寂封音，都低头扒饭，等到添过了一碗，谈话就多起来了。李月辉蹲在阶矶上，端着碗笑道：

“我说我们早，不料你们还早些。”

“搞社会主义，不赶早还行？”有人答白。

“李主席一向的主张是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这一回算是难为他，来了一个倒数第一名，比我们只迟得一个多钟头。”有人讥笑他。

邓秀梅低着头笑了。她心里想，要不是她先去邀他，还不晓得挨到什么时候才来呢！朱书记蹲在另一人堆里，正在一声不响地用饭，听到他们的对话，他也插嘴，但还是不笑，还是一本正经地，跟开会发言一样：

“搞社会主义，大家要辛苦一点。这次合作化运动，中央和省委都抓得很紧。中央规定省委五天一汇报，省委要地委三天一报告，县里天天催区里，哪一个敢不上紧？”

早饭后，黄灿灿的太阳光，晒满一地坪，没有风，太阳肚里十分地温暖。有人提议到地坪里开会，大家都同意，就七手八脚地把桌子、椅子和高凳搬到地坪里。人们疏疏落落地坐满半地坪。邓秀梅抢先说话。她开会发言，最爱打头炮。她总觉得，先把自己的说完，好从容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她坐在一把矮竹椅子上，背靠着草垛。她的稠密的黑浸浸的头发，衬着太阳照映的金黄的稻草，显得越发黑亮了。她翻开那个大红封面的小本子，摊在膝头上，但只间或看一看，因为有些事，她心里记得烂熟了，用不着看黑课本子。

“我先讲一点，有遗漏，请李主席补充。”邓秀梅扼要地总结了清溪乡的宣传阶段的情况以后，就转到建社对象的分析，她说：“清溪乡原有六个互助组，四个都是明互助，实单干，都散了板了。如今两个组，也只有一个比较好点。”

“好一点的组的组长叫什么？”朱书记提着笔问。

“叫刘雨生。”

“好像他是个劳模。”

“是的。我们打算把他培养成为清溪乡的中心社的社长。他受培养，人本真，又肯干。”

“还有一个呢？”

“那个组不好不坏。组长谢庆元，思想上有些毛病，但还愿干。清溪乡本来建了一个社，社长陈大春是个莽莽撞撞的猛子，工作舍得干，但一受了阻碍，也容易泄气。今年春上，他那个社被当做自发社，给收缩了，陈大春的积极性受到了挫折。这回规划他来当社长，死也不干。”

邓秀梅说这话时，看了李主席一眼，只见他低着脑壳，收了笑容，她就不再提起这件事，转到别的话上了。她说：

“县里开三级干部会时，清溪乡规划建立四个社。现在，从群众申请的热情看来，没得问题。”

朱书记伏在桌上，嘴唇一涡一涡地，把邓秀梅讲的事情扼要地记在小本子上，这时，他问：

“申请入社的，占全乡农户的百分之几？”

“百分之四十五点几。”邓秀梅随口回答。

“到底点几呀？”朱明追问。

邓秀梅的数目字向来不十分精确，一时答应不上来，脸迫红了。李主席想帮她解围，连忙起身代她回答道：

“大概是点五的样子。”

“大概？”朱明看李月辉一眼，辛辣地说道：“这样是大概，那样是大概，那我们的经济，不叫计划经济，要叫‘大概’经济了。”讲到这里，他转弯一想，这事情，有上级下放的干部邓秀梅夹在里边，不便苛责。他没有像平常一样，不客气地说：“算了吧，不必说了。”“回去搞清楚再来。”瞅瞅邓秀梅的绯红的脸，他语气温和地说道：

“请讲下去吧，秀梅同志。”

邓秀梅受了这场意外的迫逼，内心激动，眼睛也湿了。停了一阵，等心情稍稍平复，才继续说道：

“社干名单，在党的会上研究过，但还要看群众选不选。刘雨生组有三个人能当社长，我们认为刘雨生比较合适。”

“他是党员吗？”朱明停笔问。

“他是在治湖工地上入党的。”李月辉代答，“他党性强，就是老婆有一点扯腿，不愿意他出来工作，经常吵场合，现在越来越厉害，看样子，没得好收场。”

“不要扯开了。秀梅同志，请你讲下去。”朱明催促道。

邓秀梅接着说道：

“在头一个阶段，清溪乡的工作进行还顺利，没有碰到很大的阻碍。家庭纠纷有一些，比如刘雨生夫妻反目，近来更加剧烈了，李主席家里也有些吵闹……”

“你老婆跟你过不去了？”朱明插嘴问。

“不，是我伯伯跟我里头的吵架。”李月辉忙说。

“也跟合作化有关？”朱明又问。

“有点关系。”李月辉点头。

“一般人家还是平静的。”邓秀梅继续说道，“到第二阶段，就是个别串连的时候，估计事情要多些，但究竟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

邓秀梅说完以后，李月辉接着汇报了清溪乡党团发展的近况。他把这段工作中的积极分子一一分析了，并且说明，党的发展对象，会计李永和，团的发展对象，盛淑君和陈雪春，已经培养成熟了。盛淑君的宣传队在全乡起了很大的作用。

下面是梓山乡汇报。这个乡的农会主席，头上挽个大大的白袱子，青布袍子上拦腰系条蓝布腰围巾。他没有笔记本子，单凭心记，讲他乡里的情况。他站起身来。朱书记做个手势：

“坐下说吧。”

“坐下说不好。”

“那你就站着说吧。”

“我们乡是个落后乡。这回合作化，我们那里，起了谣言。说是有一条黄牯，有天在山里，忽然对它主人开口讲人话。它抬起脑壳，鼓起眼睛，伶牙俐齿，说得很清楚……”

朱书记听到这里，打断他的话：

“这样一描写，好像你也在场看见了。这话是哪个传出来的？”

“张志斌。”

“什么成分？”

“上中农。”

“来历清楚吗？”

“他是土生土长的。”

“请讲下去。”

“牛说：‘你家来了客，还不快回去。’这人吓得张开口，说不出话来。他心里暗想：‘我刚从家里来，没有看见客人呀。’牛好像猜到了他的心事，告诉他说：‘你前脚出门，他后脚来的。还提了十个鸡蛋，两盒子茶食，不信，你回去看看。’这人慌忙把牛吊在树干上，飞跑回去，果然看见家里来了个亲戚，手里提个腰篮子，里边装十只鸡蛋，两盒茶食，跟牛说的，一模一样。他客也不陪，跑回山里，双膝跪在牛面前，牛正在吃草……”

“它不是神吗，怎么吃起草来了？”朱书记问得大家都笑了，自己并不笑。白袱子主席继续说道：

“对牛叩了一个头，他恭恭敬敬说：‘你老人家未过先知，不知是哪方神道，下凡显圣？下民叩头礼拜，恭请大仙，指点迷途。如今政府要办农业社，你看能入不能入？’牛摆一摆头，摆得吊在颈根下边的梆子当当地响了几下。它说：‘你切莫入，这个入不得，入了会生星数的。’说完这话，牛再不开口，吃草去了。”

“你追根没有？”朱书记问。

“治安员正在调查。”

罗家河的主席汇报时，说那里的群众难发动。有个贫农，名叫胡冬生。解放前，穷得衣不沾身，食不沾口。因为原先底子薄，如今光景也不佳。土改分来的东西，床铺大柜，桌椅板凳，通通卖光吃尽了。左邻右舍，说他是懒汉。他早晨困得很晏才起来，上山砍柴火，到了中时节，他回家去，吃几碗现饭，再背把锄头，到田里挖一阵子，太阳还很高，他先收工了。他住在山坡肚里一个独立的小茅屋子里，家里只有一床烂絮被，一家三口，共同使用。他连门板也卖了，到十冬腊月，堂客用块破床单，扯在门口，来挡风寒。老北风把破布吹得鼓鼓囊囊的，飘进飘出，远远望去，活像趁风船上扯起的风篷……

“你讲发动的事吧。”朱书记切断他的仔细的描绘。

“我去发动过。头一回，我一进门，他就起身，掮起一把小锄头，满脸赔笑说：‘对不起，你坐坐吧，我要挖田塍去了。’弦也没弹就走了。第二回去，承他的情，没回避我。我们交谈了几句。他眼睛看着地上，说道：‘社会主义，我也晓得好，我们贫农本来应该带头的。不过，我的田作得太瘦，怕入了社，别人讲闲话。我打算今年多放点粪草，把田作肥点，明年再来。’两回都进不得锯。第三回，我自己没有出马，特意找了一位跟他合适的人去了。他才把心门敞开，顾虑打破，仔细倾吐，他讲：‘手长衫袖短，人穷颜色低，怕入到社里，说不起话。’他朋友笑道：‘说不起话，不说。’他又叹道：‘怕人讲我一无耕牛，二无农具，入社是来揩油的。’朋友告诉他：‘这个用不着操心，政府会撑腰。’他又悄悄地说道：‘我这个人懒散惯了，入了社，是不是不自由了？听说要敲梆起床，摇铃吃饭，跟学堂里一样。’朋友解说了半天，他才答应入一年试试。”

“可见贫农也有好多的顾虑。”朱书记说，“罗家河的这一位贫农，如果不是叫他的好朋友去劝，会劝不转的。这叫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邓秀梅听到这话，低声地跟李月辉说：

“我们那里，也应该注意陈先晋这号户子。”

“他倒不怕别人看不起，他是怕社搞不好，又舍不得那几块土。”李主席也低声地说。

“我们也要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邓秀梅说，声音还是非常低。

“开陈先晋这锁，要用一把熟铜钥匙。”李主席说。

屋里电话铃响了，朱书记起身进去，回来的时候，他跟地委和县委来的同志们商量了一阵，就说：

“我讲几句……”

大家知道，这就是结论，都寂寂封音，坐得拢一些，拿出本子和钢笔，准备记录，只听他说道：

“听了大家的汇报，可以看出，各乡运动的发展不平衡。有的乡还在宣传阶段，有的进到个别串连了。在整个运动中，我们要坚持三同一片的传统的作风，深入地了解并设法彻底打通各家的思想。思想发动越彻底，将来的问题就越少。发动时，首先要对症下药，对象害的什么病，你就用什么方子，不要千篇一律，不要背教条；其次，要注意去做说服工作的人选，要选派合适的人去做这个工作；第三，要尽先解决发动对象的迫切的问题。”说到这里，朱书记引用他在天字村乡深入一点的经验，他说：“这里有一个贫农要讨堂客，女家催喜事，他连床铺都无力备办，你想，他有什么心思谈入社的事呢？工作组拜访几回，他都躲开了。后来，我们给他找了一挺梅装床，趁着他满心欢喜，我去找他谈，只有几句话，他就满口答应了，接接连连说：‘我入我入，我堂客也入。’其实，他堂客还没有过门。他想，只要有了床，他们就是夫妻了，他就有充分的资格代表她来说话了。”

大家笑起来。朱书记自己没笑。他是个一本正经的男子，难得说笑话，就是说出来的事情本身有一点趣味，引得大家都笑了，他也并不和大家同乐。现在，他抽一口烟，严肃地又说：

“合作化运动是农村的一次深刻的革命，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旧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这番剧烈尖锐的矛盾，必然波及每一个家庭，深入每一个人的心底。现在已经有些家庭吵嘴了。为了防止出乱子，我们要特别注意。要发动一切可能发动的积极的因素，共同努力，把社建好。”

朱书记接着谈了处理具体问题的一些原则。举凡投资数额、土地报酬的标准以及耕牛农具折价等问题，他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告诉大家，要禁止偷宰和私卖耕牛。他说：“我们这区，耕牛本来就不够，如果再减少，纵令只一条，也会严重影响合作化以后的生产运动。”

“入社农户的耕牛一律归公吗？”李月辉提出一个问题。

“折价归公，私有租用，都行。”朱书记回答。

“犁耙怎么办？”李主席又问。

“犁耙跟牛走。”

“定产的标准怎么样？”白袱子主席发问。

“这倒是个复杂问题。”朱书记枯起眉毛，翻了翻记录本子，然后才说：“入社产量决不能按三定[1]的标准。要依据查田定产运动订下的产量，再把这几年来的实际产量扯平一下，作为参考。天水田[2]的产量要减低一些，瘦田作肥了的，补它一些肥料费。”

“这个问题不简单。”白袱子主席笑着说。

“搞社会主义，哪个问题简单呀？现在的工作，比土改不同，我们必须要细心，要好好儿地动脑筋，一点也不能粗枝大叶。原则只是个原则，我们要按照各乡具体的情况，灵活地运用。”

朱书记重新点起一支烟，继续说道：

“根据各乡今天汇报的形势，大家再努一把力，我们全区的入社农户，跟总农户的比例，可达百分之七十。请大家注意，这个百分之七十，就是区里要求的指标。”

邓秀梅听到这里，特别用心。她把这个指标郑重记在本子上，并且在下边连连打了几个圈；听朱明又说：

“不过这运动越到以后，矛盾越深刻，复杂，我们还不能预料，各乡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会平静无事，也许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故。反革命残余的趁火打劫，也可能会有。总之，我们既要快，又要稳，要随时随刻，提高警惕，防止敌对分子的破坏。有电话的乡，每天跟我打一个电话。没安电话的乡，隔天写个汇报来。刚才跟地委、县委来的同志们商量了一下，再过十天，我们还要开一次这样的战地会议。今天的会，到这里为止。”

散会了。人们正要动身走，区里秘书，一个双辫子姑娘连忙站起来叫道：

“同志们，没缴粮票菜金的，请缴清再走。”

* * *

[1] 三定为定劳力、定肥料、定产量。三定的产量标准比较高一点，入社产量如果以之为根据，支付土地报酬时，社里要吃亏。

[2] 天水田：没有水源，靠天落雨的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