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东塾读书记论易之旨　汉易一　汉易二　汉易三　唐易　宋易　清易一　清易二　易学之旁衍

清儒好明《易》象，而陈氏独切人事以明义。清《易》多宗虞翻，而陈氏独称辅嗣以忘象。其说《易》揭丁宽、费直为法，不采郑玄之爻辰，尤斥孟京纳甲卦气之说，以为纳甲卦气，皆《易》之外道。赵宋儒者辟卦气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复理纳甲卦气之说，不亦唯之与阿哉。

按《汉书·儒林传》称：“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子装授梁丁宽子襄，而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则是施、孟、梁丘之学，出于丁宽也。而《传》称其“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8]而已”，自商瞿至丁宽六传，而其说不过如此，此先师家法也。是为《易》之正传。而《儒林传》又称：“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与相同。”则是《易》家以阴阳灾变为说，首改师法而不用训诂举大谊者，始于孟而成于焦、京。孟氏无传书，《焦氏易林》十六卷，《京氏易传》三卷，《四库全书》皆以隶术数类，盖《易》学之别传云。

汉《易》之端绪略可考者：京房、虞翻可以征孟喜，郑玄、王弼可以觇费直。孟喜，今文；费直，古文也。宋儒胡瑗、程颐本王注以发义理，清学惠栋、张惠言治虞《易》以究象数。虞翻，吴人，王弼，魏人，皆三国之《易》家也。王注参以老聃之玄说，虞《易》杂以《参同契》之丹法，皆道家之言也。譬之鲁、卫之政，而必主奴彼此，徒见其矫为立异耳。

费直《易》传于马融、郑玄、荀爽、王弼；郑出于马，王近于荀。荀悦《汉纪》云：“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著《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义。”其说略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王弼尽扫象数而独标卦爻承应之义，盖本于此。《太平御览》引颜延之《庭诰》曰：“马、陆绩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象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云：“王、郑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郑、王之臧否，即征马、荀之优劣焉。

孔颖达《正义》疏王注，李鼎祚《集解》主虞义。一阐魏学以开宋儒胡、程义理之先河，一明吴《易》以为清学惠、张言象数之前导，而皆出于唐。

汉《易》两派，一派训故举大谊，丁宽、《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费直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解说《上下经》。是也。一派阴阳候灾变，孟喜、京房是也。宋《易》亦分两派，一派图书，刘牧《易数钩隐图》三卷、邵雍《皇极经世》十六卷，是也。一派义理，倪天隐、胡瑗《口义》十二卷、程颐《易传》四卷、杨万里《诚斋易传》二十卷，是也。至朱子为《周易本义》十二卷，则阐康节之图书，以补程《传》之未逮，不名一家，盖欲观其通焉。

清《易》三家，曰：元和惠栋定宇，武进张惠言皋闻，江都焦循理堂。自惠氏首考古义孟、京、荀、郑、虞氏，作《易汉学》八卷，又撰《周易述》二十三卷，以李鼎祚《周易集解》为本，而稍增损之。其所述大抵宗祢虞氏，而有不通，则旁征荀爽、郑玄、宋咸、干宝，未为专家也。至张惠言乃独取虞注而明其统例，信其亡阙，为《周易虞氏义》九卷，又明其大指，为《消息》二卷，以存一家之学。焦循说《易》，独辟畦町，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汉儒之长而去其短，撰《易通释[9]》二十卷，复提其要，为《易图略》八卷，而于孟氏之卦气，京氏之纳甲，郑氏之爻辰，皆驳正之，以示后学。又撰《易章句》十二卷，简明切当。学者先玩《章句》，再考之《通释》、《图略》，则于《易》有从入之途，无望洋之叹矣。

清儒言《易》者，好张孟之卦气，京之纳甲，郑之爻辰，而必斥宋儒邵子之先天图以为谬说，则诚可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先天出于纳甲，纳甲出于纳音，纳音出于纬书，其见于古籍者，历有明征。隋萧吉《五行大义》引《乐纬》孔子曰：“某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亦见《南齐书·乐志》。此纳音之法，与《抱朴子·仙药[10]篇》引《玉策记》、《开名经》正同，与《礼记·月令正义》引《易林》亦合。萧吉阐其说甚详。纳甲之出震见丁，盈甲退辛，消丙灭乙，义本诸此。后儒惟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论纳音，卷七论纳甲。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一《纳音说》。能明其故。焦循《易图略》知之而又疑之，盖欲斥汉儒以自张其学耳。其论纳甲，皆未达虞氏之意。纳甲之法，详见虞翻《易注》李氏《集解》引。及魏伯阳《参同契》。按京氏《易传》云：“甲壬配外内二象，陆绩注：“乾为天地之首，分甲壬，入乾位。”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又云：“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之所出。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之所入。言日月终天之道，奇耦之数，取之于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其言与《参同契》皆合，是纳甲出于京氏无疑。《太平御览》引京氏《易说》云：“月与星，至阴也，有形无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镜，照日即有影见。月初光见西方，以后望[11]光见东方，皆日所照也。”《参同契》之言，尤与虞注及《先天图》若合符节。邵子《观物外篇》：“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兑，阳长也。艮，阴长也。震兑，在天之阴也。巽艮，在地之阳也。故震兑上阴而下阳，巽艮上阳而下阴。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朔，莫不由此。”此即纳甲之义。熊朋来《经说》、胡渭《易图明辨》、陈寿熊《读易汉学私记》皆已言之。陈氏疏证尤明确。邵子谓图皆自中起，即京氏《易传》所谓坎离之象配戊己也；乾南坤北，即陆绩注所谓“乾坤分甲乙壬癸，阴阳之终始”也。乾南坤北之位，惠士奇《易说》误以方位为方向，而反疑邵图为误。钱大昕《养新录》亦然。果如惠氏、钱氏之说，将言天象者，鹑火必易置北方而后为向南，玄武当易置南方而后为向北乎？至于离东坎西，即《参同契》所谓“坎离匡廓，运谷正轴”为“乾坤二用”也。其方位不尽同者，即《参同契》所谓“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朱子《考异》托名邹昕作。所谓“甲乙丙丁庚癸，以月之昏旦出没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不然，虞注既言“乾坤列东，艮兑列南，震巽列西，坎离列中”，《系辞》“八卦成列”注。何又言“震春兑秋坎冬离夏”？“两仪生四象”注。惠栋辈以此为疑，则虞义先不可通，乃独疑邵子耶？《朱子语类》：“《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又曰：“伯阳《参同契》，恐希夷之学，有些是其源流。”又曰“《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康节，希夷以前原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相传授，《参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又曰：“《先天图》与纳甲[12]相应，故季通言与《参同契》合。”朱子明知此图传自道家，而仍用以注《易》者，盖欲备一家之学，为占验设也。先天本于纳甲，宋儒固明言之，其传自道家，宋儒亦并未讳言之。毛奇龄、朱彝尊之徒，不喜宋儒，借此以肆攻讦，无足深辨。京、焦之学，虽云传自孟长卿，而班史《儒林传》已著疑词，谓“延寿傥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所云得之隐士者，与《先天图》得自陈希夷略同，皆教外别传，非《易》本旨。然班史称孟长卿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独传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据此，知孟氏之学已非尽《易》之本旨，况京、焦乎？但《易》无象数无以命占，故自来言象数者，能合于占验，即可自为一家之学。若卦气，若九宫，若纳甲，若爻辰，若先天，皆《易》之支流余裔，推衍繁密，附会闳多，先儒取其说之近理者以为《易》家占候。近人好言象数，而不能施之于占候，特重儓耳。此外言数者，惟河洛所托最尊，其数亦出自然，故太乙九宫，明堂则之。见《大戴礼·盛德篇》。宋儒言图书者，本之《大戴记》注言“九室法龟文”，而刘牧互易图、书之数，盖以图与书同为九宫故也。《五行大义》引《黄帝九宫法》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宫，总御得失。其数则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宫五，乾六，兑七，艮八，离九。太乙行九宫法从一始。”《乾凿度》郑注略同。又云：“天一之行，始于离宫。太乙之行，始于坎宫。”按此篇皆据《洪范》九畴以立说，九畴，先儒以为即《洛书》，孔安国、刘歆、马融皆有此说，故卢辩注《大戴记·明堂篇》谓“九室法龟文”。徐岳《数术记遗》有九宫算，甄鸾注与《五行大义》所引说同。宋人之图，自有所本，孙星衍谓宋人误以太乙九宫为《洛书》，非也。《五行大义》又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数，合五十有五。九宫用者，天除一，地除二，人除三，余四十有九，以当蓍策之数。又四时除四，余四十五。五者，五行。四十者，五行之成数。”《乾凿度》云：“《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数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与《列子·天瑞篇》同。又云：“阳以七，阴以八为象。《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之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郑注亦引“天一地二”以释之，谓：“一变为七，是今阳爻之象；七变为九，是今阳爻之变；二变为六，是今阴爻之变；六变为八，是今阴爻之象。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北方，象水；八在东方，象木。”其言方位进退，与宋人所言《河图》之数，一一吻合。《后汉书·刘瑜传》谓“《河图》授嗣，正在九房”，九房者，明堂九室也。盖“天一地二”以下二十字，为《河图》之数，圣人则之以演《易》，“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为《洛书》之数，圣人则之以演畴，故孔安国谓：“《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见《易·系辞正义》。刘歆云：“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九畴是也。《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见《汉书·五行志》。此即宋儒《书》亦可为《易》，《图》亦可为《范》之说也。又《礼运疏》引《中侯握河纪》云：“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龟书》，洛出之。”《宋书·符瑞志》：“伏羲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禹时洛出《龟书》六十五字，是谓洛出《书》者也。”汉儒相传古义如此。宋儒不取纬书，故不得二图之来历，而其图则远有端绪，并非宋人所臆造也。关子明《易传》言图书，与《乾凿度》、《五行大义》皆同。关《易》世以为阮逸伪作，然阮逸亦是宋仁宗时人，在邵子前。大抵治《易》者不言象数则已，言象数则易流于术数。当西汉时，卦变之说未兴，其言《易》以阴阳灾变为主。故卦气之学，流传最远。自是厥后，言《易》而近术数者三家，卦气主日，纳甲主月，爻辰主星，皆言天象以明人事。扬子云用《三统历》，衍《太玄》以明《易》。汉儒家法本自如此，然其源皆出于纬书，纬书多汉人附益，非尽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汉儒以卦气、纳甲明消息，而以消息为伏羲十言之教，其说亦出于纬，与康节之《先天》托诸伏羲意同。凡言数学者皆如此。卦气见《易纬稽览图》。爻辰之法，详见《五行大义》，谓“天有九星，地有九州，以二十八宿分系于九宫。其星则天蓬、天辅等名”，今太乙壬遁所用者也。《楚辞·九辨序》：“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刘向《九叹》：“讯九鬿与六神。”王逸注：“九鬿，北斗九星也。”盖斗为天枢，运乎中央，临制四乡。测算家用七星，占验家则用九星以应九州。其术流传颇古，而每为后世道家所篡取。《南齐书·高帝纪》论太乙九宫之法，与今术士所用正同。《隋志》有费长卿《周易分野》一卷，即爻辰所从出，钱大昕《潜研堂集》中《答问》已言之。纳甲本于纳音，爻辰本于九宫，九宫纳音之法，今太乙壬遁、星卜堪舆、时日小数，无不用之，盖术数家皆自托于《易》，本古法以为推衍，故能流传后世，缪悠之言，宜为儒者所弗道。但九宫贵神诸说，乃术家所附会，固不得因此而并疑河洛也。《系辞》“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虞注云云，正与先天说同。以“天地定位”四语合于纳甲，不自邵子始。惟虞注于“帝出乎震”章，亦以纳甲释之，兑西坎北，义不可通，因释以二三爻失位，未免牵凑。邵子知其然，乃分先后天以圆其说，用意甚巧，而托之伏羲，致启后人之疑。然谓《易》无先后天之分，可也，谓先天之学，无与于象数，不可也。谓朱子《本义》不当冠以九图，可也，谓九图不源于汉儒，不可也。汉学家非不知先天纳甲，同出一源，第恶宋儒而尊虞氏，遂讳言之。岂知卦气飞伏，九宫纳甲，爻辰先天，皆非《易》所本有，昔人特为占验而设，故其法每为术士所篡。王弼、程子专明义理，《易》道始尊，后遂立于学官，从之者自无流弊。近儒严斥先天，谓非《易》之本旨，是已，乃复附会爻辰，推尊纳甲，左右佩剑，庸有异乎？至《河图》、《洛书》，即非作《易》本旨，亦是汉儒相传古义。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论之审矣，删次其说，以资参证焉。

《易》道渊深，包罗众义，随得一隙，皆能宛转关通，有所阐发，岂徒阴阳五行，图书占验，可一一授《易》以为说，乃至宋儒王宗传景孟以禅宗明《易》，成《童溪易传》三十卷，明释智旭以《易》理参禅，成《周易禅解》十卷。近人侯官严复又陵序其所译英儒赫胥黎著《天演论》，则又据《易》理以阐欧学，其大指以为：“欧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理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可谓有味平其言之也。然严氏尚非《易》家也，不过为阐易道以欧学者之大辂椎轮尔。至海宁杭辛斋出，耽研《易》义，博及诸家传注，而蒐藏言《易》之书六百二十余种，并世之言《易》藏者莫备焉。著有《易楔》六卷，《学易笔谈初集》、《二集》各四卷，《易数偶得》二卷，《愚一录易说订》二卷，《读易杂说》一卷，《改正揲蓍法》一卷。其平日持论以为：“《易》如大明镜，无论以何物映之，莫不适如其本来之象。如君主立宪，义取亲民，为《同人》象；民主立宪，主权在民，为《大有》象；社会政治，无君民上下之分，为《随》象。乃至日光七色，见义于白《贲》；微生虫变化物质，见象于《蛊》。又如《系辞传》言：‘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而所谓‘辟’者，即物理学之所谓离心力也；‘翕’者，即物理学所谓向心力也。凡物之运动，能循其常轨而不息者，皆赖此离心、向心二力之作用。地球之绕日，即此作用之公例也。凡近世所矜为创获者，而《易》皆备其象，明其理于数千年之前。盖理本一源，数无二致。时无古今，地无中外，有偏重而无偏废。中土文明，理重于数，而西国则数胜于理。重理，或流于空谈而鲜实际；泥数，或偏于物质而遗精神。惟《易》则理数兼赅，形上道而形下器，乃足以调剂中西末流之偏，以会其通而宏其指。”此则推而大之，以至于无垠，而异军突起，足为《易》学辟一新途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