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北魏官无禄，自谋生活，据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四云：

后魏未有官禄之制，其廉者，贫苦异常，如高允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府中惟盐菜，常令诸子采樵自给是也。（《允传》）否则必取给于富豪，如崔宽镇陕，与豪宗盗魁相交结，莫不感其义气。时官无禄力，惟取给于人，宽以善结纳，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宽传》）

所以历隋以至唐，官吏亦多无一定俸禄，贞观元年，公私之费，皆赖公廨田，后以用度不足，乃置公廨本钱，取息为月俸。《唐会要》卷九三《诸司诸色本钱上》云：

贞观元年，京师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以供公私费，其后以用度不足，京师官有俸，已而诸司置公廨，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科。

至于中央官吏，各人应得借本若干，如前引《唐六典》卷六所云。《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亦云：“长安、万年两县，各与本钱一千贯收利供驲。”又《唐会要》卷九三又云：

乾元（肃宗年号）元年敕，长安、万年两县，各备钱一万贯，每月收利以充和雇。

长安、万年二县，在玄宗时，得一千贯为借本，肃宗时得一万贯为借本。谅其他州县，亦得相当借本，计月取利，以作公私之费。再据以上记载，州县之公廨钱，所得利息，大约以供驲及和雇之用，而京师之公廨钱，所得利息，多作为膳费，《唐六典》所谓“别借食本”，即其一例。同时《唐会要》卷九三亦云：

贞元元年四月，礼部尚书李齐运奏：常司本钱至少，厨食阙绝，请准秘书省大理寺例，取户部阙职官二千贯，充本收利，以助公厨所乏。

同书同卷又云：

四年六月上御紫宸殿，宰臣李珏奏堂厨食利钱一千五百贯，供宰相香油蜡烛。

然除膳费外，间亦有以修理公署，及添买什物杂用。同书同卷云：“新收置公廨本钱，应缘添修廨宇什物，及令史府史等厨并用。”

总之，唐代百官之费，大多靠公廨钱利息，所以自太宗贞观实行以后，各帝均视为财利渊薮，未之更改，且用官府势力，强迫人民借贷。《新唐书》卷一三二《沈既济传》云：“以息准本，须二千万，得息百万，配户二百。”所谓“配户”，即强迫各户，分摊借贷，不然则有借本而无借人，百官膳费以及一切政费，无所从出，其何能淑。故不得不出此强迫手段。至其利息，前面所述比私人借款为重。今据《唐会要》卷九三记载，殊不尽然。

诸司所征到钱，自今以后，仍于五分之中，常抽一分，留添官本。

其年（会昌元年）六月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观察使孙简奏，准赦书节文，量县大小，各置本钱，逐月四分收利，供给不乘驿，前观察使刺史，前任台省官。

今准长庆三年十二月九日敕。赐诸司食本钱，共八万四千五百贯文，四分收利。

官员于人户上征钱，皆被延引，虽有四分收利之名，而无三分得利之实。

可知公廨钱月利，虽规定为五分或四分，然实则收得三分，固比私债之月利四分为轻也。不过当时穷民，因公私债务，家室破荡者，已属不少，故李商隐《义山杂纂》云：

欠债不偿逢主 惶愧

出门逢债主 闷损人

有钱不还债 痴顽

不欠债负 必富

唐代之官民借贷事业，由以上观之，可以得数个概念：第一，唐代因中外通商，商业发达，于是放债借贷，极为流行，以为缓急相济之便利。第二，唐代因商业发达，及土地兼并之故，产生势力雄厚之资产阶级，有操纵放债借贷之大权。第三，当时凡欲借贷之人民，皆可以有价值之物件做抵押品，向资本阶级借钱以济急需。第四，唐代不独普通资产阶级，可以经营放债之事业，即政府官吏，亦经营之，借利息以维持生活。第五，唐代放债之利息，官营者较私营者为轻。唐代放债借事业，既如是盛行，则当时政府费用之短绌，人民经济之拮据，与及资产阶级不劳而获，可以想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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