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的中国地主，当商业资本烂熟的时代，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以致他们的地位发生空前的动摇，于是自救运动遂盛极一时。其反映在思想方面，亦五光十色，在中国思想史上放一异彩。兹为头绪清楚起见，先在本章中把当时思想界的大概情形作一鸟瞰式的叙述，然后再分章说明当时各部门思想的种种特征。

当时思想界大概可分为五派：

（1）王学修正派 当万历年间，王学左派—龙谿、心斋两系—风靡一世。这个学派颇参入些下层社会的成分（陶匠、樵夫、小贩、杂流各色人物都有），其思想行动颇为一班缙绅先生所惊怪，甚至有出乎名教外者，如李卓吾一流人。这些思想界的危险分子，正是明末社会动摇的一种反映。为镇压这种危险思想，阻止王学的日益“恶化”起见，于是各种王学修正运动应时而兴。首先有东林学派，以顾泾阳、高景逸为领袖，力辟阳明无善无恶之说，讲性善，讲格物，砥砺廉隅，崇尚名节，一扫王学左派空灵通脱之习，在明末政治斗争史上放出强烈的光辉，这可算王学修正运动中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其次则刘蕺山，自出手眼，提出慎独二字为讲学宗旨，以救王学左派猖狂放纵之弊，而对于阳明真义则极力洗发，盛加推崇。其剖析入微处，实非别家所能及。黄梨洲就是他的大弟子。及明亡清兴，则有所谓海内三大儒，就是梨洲和孙夏峰、李二曲，都可算是王学修正派，不过梨洲后来别有成就，当留在后边特别叙述，此处只说二曲和夏峰。夏峰本是东林诸子一辈人，清初诸儒以他的资格为最老。他是个调和派，程朱、陆王并加推尊。所著《理学宗传》，把朱、陆、薛、王以至顾泾阳同列入正统，并且把汉唐诸儒亦都拉在门墙以内。但大体上他仍是接近陆、王方面的。二曲之学，刻苦奋励，专以返躬实践、悔过自新为主。他教人从象山、慈湖、白沙、阳明入手，自然也属于陆、王一方面。但他对于王学左派也极力反对。夏峰说：“门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诸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诸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没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二曲也说：“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如人患病不同，投药亦异，晦翁之后，随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今日吾人通病，在于昧义命、鲜羞恶。苟有大君子志切拯救，惟宜力扶廉耻。”他们都不拘守阳明门户，斟酌调剂于程、朱、陆、王间以救时弊，这是明清间思想界转向朴实的先声。

（2）程朱派 当王学势力崩溃以后，久已背时的程、朱学派又活动起来了。其最出色的人物有陆桴亭、张杨园、陆稼书、王白田等。但桴亭并不专崇程朱，其学风颇接近经世派。不过以其排斥王学极力，多取程朱之说，遂为程朱派所借重罢了。杨园是蕺山的弟子，与梨洲为同门。但蕺山、梨洲都可算王学的后裔，他却恪守程朱，力排王学。因为他守程朱最纯，排王学最早，所以清代的程朱学派极推尊他，公认他为道学正统，其实他的思想见解很平常，并没有什么新发明。稼书要算清代程朱学派中的第一位大人物，声望最高，门户也最严。他不但力排王学，就连顾泾阳、高景逸一班介在朱、王间的人物他也一点不肯饶恕。他说：“今之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董子云：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看他这样激扬振厉的一篇拥护朱学宣言书，真不愧为程朱派的忠实党徒，宜乎其得入圣庙陪孔子吃冷猪肉了。白田声势并不怎样大，但他的《朱子年谱》一书，最详实有条贯，为研究朱学最好的一部著作，比那班专争门户肆口骂人者实高出几倍。当时康熙帝颇以朱学笼络人心，一班依草附木揣摩风气之徒，多借朱学为进身之阶，所以一时程朱派好像很盛，但实际上除去几个尚能笃信谨守像以上所举诸人外，都不过一群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而已，思想史上没有这班人的地位。

（3）经世派 不论东林各派对于王学的修正，或程朱派的反动，都还是道学内部的变化。但道学至明末实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大气力了。其能超出道学范围以外，把当时思想界引上一个新阶段，而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潮者，当推经世派。当明亡以后，一般遗老受时势的刺激，大都抱经世致用思想。所以经世派包罗至广，清初大师差不多可以全算在里边。兹举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如下：a. 黄梨洲。他本出于蕺山之门，和王学关系极深，但后来成就实在不限于王学。全谢山称他道：“公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济，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来儒林所未有也。”读此可知梨洲学问方面之广。他成就最多，影响后来学术界最大者，要算他的史学，清代史学实以他为开山大师。至于他的经世思想，大体具见《明夷待访录》一书，其内容待别章详叙。b. 顾亭林。他从各方面替清代学术开辟了路径，是后来考证家所公认的始祖。但他并不是个专门考证家，他和梨洲同样是个多方面的人物。他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主张“经学即理学”，他周流四方，足迹半中国，到处考察访问，以切实研求经世致用之学。从他的名著《日知录》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伟大抱负。c. 王船山。他是一位思想极深的学者。他苦探力索的学风颇有类乎张横渠。他窜身山洞中，著了很多书籍。有极精奥的哲学见解，有极宏通的历史思想，有极肫挚强烈的民族观念。后边将要说到的《黄书》，便可说是他的民族主义的结晶。d. 颜习斋和李恕谷。颜李学派在清儒中自成一系。他们专重实习实用，以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六德、六行、六艺）立教。不管程朱、陆王，汉学、宋学，一概反对。这要算经世派中的最极端者。e. 朱舜水。他也崇尚实用，其学风大概在亭林、习斋之间。但后来清儒知道他的很少，他的影响全在日本。f. 费燕峰。他反对宋儒的道统论，提倡“中”和“实”两义。他说居敬穷理致良知……都和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他的实用主义色彩极为显明。g. 唐铸万。他著一部《潜书》，极有条贯，讲治道极有特识。尤其是痛骂君主，关心民众的言论，可以和梨洲所论互相发明。h. 刘继庄。他专讲经世致用，规模极广阔，见解极卓拔。周流四方，凡天文、地理、财赋、兵法、医药、音韵……无所不学。在同时诸儒中他要算一位最倜傥最奇特的人物。以上诸儒，都是不名一家，多方面的人物。但其精神所注，都在经世致用。这种学风一时曾笼罩整个的思想界，和宋明道学家终日求明心见性者，恰成一个对立。

（4）自然研究派 中国学者对于自然界的研究，向来不甚注意。当明清间，大家崇尚实学，又颇受西学的影响，一时自然研究的兴趣颇盛，最显著的是天算学。自徐光启、李之藻等延揽西方教士，翻译许多西书。于是西法大行，引起旧派的疾视，杨光先至作《不得已书》以辟之。当时能深究西法，尽其底蕴，而又会通新旧，卓然自成一家之学者，自然要推王寅旭和梅定九。王氏测算最精，梅氏著述最富，清代天算学实由二人开发出来。至于他们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待别章再讲。除天算学外，如徐霞客的《游记》，实际考察各省的地理，如宋长庚的《天工开物》，详载天产、工艺，都可算开自然科学研究的端绪。可惜当时中国科学发达的条件未备（别章当说到），以致这种自然研究的兴趣仅仅偶尔一现，不久即转入考古一路去了。

（5）考证派 这一派是清代学术的中坚，但到乾嘉时代方才大盛，清初还只算发端。如顾亭林本是考证学的开山大师，但他的根本精神实在于经世致用，和专门考证家总不相类。清初的专门考证家，要推阎百诗、胡朏明二人。他们并没有顾、黄诸大师那样有声有色的行动、伟大卓越的思想，并且研究的方面也不多。他们只就所选出的几千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写出几本专门著作。如阎氏的《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胡氏如《易图明辨》《禹贡锥指》，寥寥几卷书就奠定了清代考证学的基础。这一派在清初虽还没有成熟，但粗枝大叶，把考证方法向各方面应用，已成一普遍有力的新趋势。上述经世派诸大师中就很有几位擅长考证。又如毛奇龄、姚际恒等，都是这一派的健将，至于他们治学的方法，后文还要详说。

以上五派，虽然各有其特点，但舍虚而就实都是他们共同的倾向。从王学左派的掉弄玄机到王学修正派的崇尚实践，从陆王学派的专求本心到程朱学派的读书穷理，从道学家的明心见性到经世派的经世致用，从读死书到研究自然，从主观的冥想到客观的考证，都是舍虚就实同一倾向的各样表现。这种舍虚就实的倾向，初表现为道学内部的变化，再发展为经世致用的一大潮流，最后转入专门学者窄而深的研究，恰形成十七世纪中国思想转变的三个阶段。进一步观察，这思想转变的三个阶段，实和当时社会转变的过程正相应照。从明心到见性到经世致用，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兴起的反映；从经世致用到专门考古，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衰落的反映。关于前一层，上章已大略说过；关于后一层，或预备到末一章再说。以下数章，我要就当时学者的治学方法、政治思想、历史思想、哲学思想等，指出其时代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