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是直指本心，以不读书著名。然而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每一个时代的思想界，甚至每一派思想内部，常都是五光十色，错综变化的。在不读书的环境中，也潜藏着读书的种子，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却透露着古学复兴的曙光。世人但知清代古学昌明是明儒空腹高心的反动，而不知晚明学者已经为清人做了些思想准备工作，而向新时代逐步推移了。
试看上章所述云栖、紫柏、憨山、藕益诸大禅师，都是读书很多，主张博学广览。他们的禅教一致论，精神上直和后来顾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说相接近，虽然他们是讲佛家方面，而亭林是讲儒家方面的。特别是紫柏刻了一部大藏经，而藕益遍读全藏，著出一部在目录学上极有价值的《阅藏知津》。这种崇尚宏博，读书空气的提高，不分明是古学复兴的征象吗？当然，这种征象表现在各方面，并不限于佛家。
晚明时代以读书稽古著称的，有胡应麟、焦竑、陈第、方以智等，稍前则有杨慎、陈耀文，而王世贞亦颇有根柢。这些人除陈、方二氏外，虽都不免于“阅见杂博”，但对于古学复兴运动都是很有关系的。大概杨、陈、王、胡，投间抵隙，相引而起，为一组；焦、陈同时而相交游，在某点上，亦可并论：方氏最后，亦最特出，卓尔不群。我们且从这几家的学风上对当时古学运动作一鸟瞰罢。
杨升庵（慎），生当正德嘉靖年间，最号博洽。所著《丹铅录》、《谭苑醍醐》等数十种，虽疏舛伪妄在所不免，然读书博古，崇尚考据之风实从此启。其《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略例》、《转注古音略》等虽不如陈第之精粹，然引据繁富，实为后来研究古音者所取材。其言有曰：
夫从乳出酪，从酪出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犹之精义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学道其可以忘言乎？语理其可以遗物乎？故儒之学有博有约，佛之教有顿有渐。故曰：“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佛之说曰：“必有实际而后有真空。实则扰长河为酥酪，空则纳须弥于芥子。”以吾道而瓦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印证吾道，一也。（《谭苑醍醐序》）
他这个博约论极精切有力，实提倡一种新学风，一种新治学方法。他断然主张多闻多见，尚博尚实，和当时心学家所走路数显然不同。他又说；
葛稚川云：“余抄掇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王融云：“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览省，欢情益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据胡应麟考证此语出王筠而非王融）慎执鞭古昔，颇合轨葛、王。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丹铅别录序》）
抄书是考证的一种基本工夫。既要言必有征，就不能不博览，不能不抄书。所以后来顾亭林乃至有“著书不如抄书”之说。升庵此论足见其学风之所趋向。当时升庵的影响很大。如陈耀文，对他不服气，因特著《正杨》一书以还击他。王世贞意见又不同，对于两家各有指摘。胡应麟的《丹铅新录》、《艺林学山》，也是专为订正杨著而作。朱国桢《涌幢小品·正杨》谓：
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又有《正正杨》。辩者辩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纠驳，不免为前人暗笑。（卷十八）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亦谓：
《丹铅》诸录出，而陈晦伯《正杨》继之，胡元瑞《笔丛》又继之。当时如周方叔、谢在杭、毕湖目诸君子集中，与用修为难者不止一人。然其中虽极辨难，有究是一义者，亦有互相发明者。予已汇为一书，颜曰《翼杨》……
不管《正杨》也罢，《翼杨》也罢，总而言之，以升庵为中心，在当时学术界激起很大波动，这是极明显的。升庵和许多其他开风气的人物一样，虽不免谬误百出，遭后人攻击，然而他提出许多过去学者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为后来考证家开其先路，要追溯晚明古学复兴运动的由来，总是不能不从他讲起的。
陈耀文，字晦伯，确山人，比升庵稍晚出，而博洽略可相当。所著《经籍稽疑天中记》等数十百卷，虽驳杂不纯，而见闻终富，直到后来毛西河、姚际恒还时时称引他。其《正杨》之作，叫嚣诋诽，未免太甚。但由陈、杨异同这一场公案，使许多冶考证的人增加兴趣不少，对于当时古学运动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力的刺激。
王弇州（世贞），为一代文坛主盟，其《四部藁》数百卷，风靡一世，初时誉满天下，后亦毁满天下。平心而论，其秦汉伪体，固不足为训；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终不同于空疏者流，对当时古学运动，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功绩。
胡元瑞（应麟），为万历间学者，本来也是弇州派下人物，而特以考据见长。所著书籍亦数十百卷，征引典籍，极为宏富。《四库提要》论其《少室山房笔丛》云：
盖捃摘既博，又复不自检点，牴牾横生，势固有所不免。然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应麟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朱彝尊称其不失读书种子，诚公论也。杨慎、陈耀文、焦竑诸家之后，录此一书，犹所谓差强人意者矣。（卷一百二十三）
观此可知胡氏在晚明古学界的地位。他对于升庵著述很下过一番工夫，其《笔丛》中《丹铅新录》及《艺林学山》两部分，对于杨、陈二氏说多所折衷。他说：
杨子用修拮据坟典，摘抉隐微，白首丹铅，厥功伟矣。令所撰诸书，盛行海内。大而穹宇，细入肖翘，耳目八埏，靡不该综。即惠施、黄缭之辩，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学士，咸有异同。若以得失瑕瑜，仅足相补。何以故哉？余尝窃窥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汩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敚陈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杨子，则又非也。杨子蚤岁戍滇，罕携载籍，诸腹笥，千虑而一，势则宜然。以余读杨子遗文，即前修往哲，只字中窽，咸极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杨子之言，间多芜翳，当由传录偶乏荩臣。”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占之暇，稍为是正。甕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夫。（《丹铅新录引》）
用修生平纂述，亡虑数十百种，《丹铅》诸录其一耳。余少癖用修书，求之未尽获，已稍稍获，又病未能悉窥。其盛行于世，而人尤诵习，无若《艺林伐山》等十数篇，则不佞录《丹铅》外，以次卒业焉。其特见罔弗厌余衷，而微辞眇论，亦间有未易悬解者。因更掇拾异同，续为录，命之日《艺林学山》。客规不佞：“子之说则诚辩矣。独不闻之蒙庄之言乎？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昔河东氏非《国语》，而《非非国语》传；成都氏反《离骚》，而《反反离骚》作。用修之言，世方社而稷之，而且哓哓焉数以辩哗其后。后起者籍焉，子其躬矣。夫丘陵学山而弗至于山，几子之谓也。”余曰：“唯！唯！窃闻之，孔鱼诘墨，司马疑孟，方之削荀，晦伯正杨，古今共然，亡取苟合。不佞于用修，尽心焉耳矣。千虑而得，间有异同，即就正大方，方兹籍乎，而奚容目睫诿也。夫用修之可，柳下也；不佞之不可，繄鲁人也。师鲁人以师柳下，世或以不佞善学用修，用修无亦逌然听哉？（《艺林学山》引）
他以升庵的忠臣自命，其绳愆纠谬，乃正所以善学升庵。他对于升庵实深向慕，而大受其影响，尽管多有异同，而实在是一条路上的人。他的《四部正讹》，颇为现今做辨伪工作者所表彰，亦为《笔丛》中的一部分。
焦弱候（竑），亦出万历年间，师耿天台而友李卓吾，本是个王学左派的人物。然而他特以博洽著称。所著《国史经籍志》虽不算好书，但对于目录学这一道总算已能注意。其《笔乘》所论，虽多援儒入释，大张狂禅之焰，但精采处亦不少。最可注意的如《古诗无叶音》卷三中一条：
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驺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与“豝”，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鸠”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如“下”，今在祃押，而古皆作“虎”音。《击鼓》云，“于林之下”，上韵为“爰居爰处”；《凯风》云，“在浚之下”，下韵为“母氏劳苦”；《大雅·绵》，“至于岐下”，上韵为“率西水浒”之类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关睢》云，“寤寐思服”，下韵“辗转反侧”，《有狐》云，“之子无服”，上韵为“在彼淇侧”；《骚经》，“非时俗之所服”，下韵为“依彭咸之遗则”；《大戴记》，“孝昭冠词，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韵“崇积文武之宠德”之类也。“降”，今在绛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虫》云，“我心则降”，下韵为“忧心忡忡”；《骚经》，“惟庚寅吾以降”，上韵为“朕皇考曰伯庸”之类也。“泽”，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铎”音。《无衣》云，“与子同泽”，下韵为“与子偕作”，《郊特牲》，“草木归其泽”，上韵为“水归其壑，昆虫无作”之类也。此等不可殚举。使非古韵而自以意叶之，则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泽何皆音铎，而无一字作他音者耶？《离骚》、汉魏，去诗人不远，故其用韵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凿空附会，良可叹矣。予儿朗生五岁，时方诵《国风》，问曰：然则“驺虞”、“好仇”当作何音？余曰：葭与豝为一韵，蓬与豵为一韵，“麟之定”，“定”与“姓”为韵；“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雷》、《黍离》、《北门》，章末语不入韵，皆此例也。《兔罝》，“仇”与“逵”同韵。盖“逵”古一音求。王粲《从军诗》，“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馆宅充鄽里，士女满庄馗”。“馗”即“逵”，九交之道也。不知逵亦音求，而改仇为“渠之反”以叶之，迁就之曲说也。
此段讲古音，明确条畅，竟然大类顾亭林《答李子德书》。后来讲古音的多溯及陈第，而不及焦氏此文。实则江慎修已明言“古无叶音之说，始于焦竑，而陈氏阐明之”。陈兰甫对焦氏此文亦特别加以表彰。陈第自己在其《毛诗古音考》的跋文上也说：
往年读焦太史《笔乘》曰“古诗无叶音”，此前人未道语也。知言哉！岁在辛丑，尝为考证。尚未脱稿，即有建州温陵之游，留滞三年，徒置旧箧中，甲寅春，来舍陵，稿未携也。秋末，造访太史，谈及古音，欣然相契，假以诸韵书。故本所忆记，复加编辑。太史又为补其未备，正其音切。于是书成可缮写，爰以公诸同好。此道久湮，知之者寡。即吴才老、杨用修，博采精稽，犹未取断言非叶也。太史与愚乃笃于自信，真千载一遘矣。使见者以为是也，古音自此而明；谓未尽也，触类引伸，必自是始，如谓非也，则以待后世子云而已。
观此可知古诗无叶音之说，确为焦氏创见，即陈氏所著亦未尝不与之有关也。
陈第，字季立，连江人。治音韵特精。其《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为后来言古音者所祖述。《四库提要》在《毛诗古音考》条下论之云：
言古韵者自吴棫，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以盖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大旨以为古人之音，原与今异。凡今所称叶韵，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随意改读，辗转牵就。如母必读米，马必读姥，京必读疆，福必读逼之类，历考诸篇，悉截然不紊。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颂赞，往往多与诗合，可以互证。于是排比经文，参以群籍，定为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以探古音之源；旁证者，他经所载，以及秦汉以下去风雅未远者，以竟古音之委。钩稽参验，本末秩然，其用力可谓笃至。虽其中如素音为苏之类，不知古无四声，不必又分平仄；家又音歌，华又音和之类，不知为汉魏以下之转韵，不可以通《三百篇》，皆为未密；然所列四百四十四宇，言必有征，典必探本，视他家执今韵部分妄以通转古音者，相去盖万万矣。初第作此书，自焦竑以外，无人能通其说，故刊版旋佚。此本及《屈宋古音义》，皆建宁徐时作购得旧刻，复为刊传。虽卷帙无多，然欲求古韵之津梁，舍是无由也。（卷四十二）
他完全用比较归纳、以经证经的方法，精密纯粹，调理秩然，在明人著述中可谓特出。这不仅为治古音者辟出一条康庄大道，并且在一般治学方法上，其影响也是极大的。他没有杨慎、焦竑那样博洽，却也不像他们那样驳杂。他和清代朴学家更接近一步了。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为明末海内所称四公子之一。清兵南下后，曾从永历帝于梧州。后见事无可为，乃弃官为僧。“无可”“药地”“浮山愚者”“极丸老人”，皆其出家后之称号。与王船山时有往还，船山诗文中极称道之。所著《通雅》五十二卷，皆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声，极为精博，迥出明代一般考据家之上。《四库提要》论之曰：
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矣。（卷一百十九）
明代考证著述受清人如此推重者，实不多见。由此可知其书之价值。方氏治学方法，最可注意。他说：
考究之门虽卑，然非比性命可自悟，常理可守经而已。必博学久之，得征乃决。（《通雅凡例》）
他已经把“考究之门”认成一种专门学问，和那性命之学相对立。他深知这门学问的性质，不能凭自悟，不能凭墨守，而必须广搜博采，日积月累，经过极繁艰的历程，把一切论断都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上，即所谓“博学久之，得征乃决”，这已经是把握住考证家治学方法的精髓了。他自述其治学的经过道：
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观物，欲知其名也；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探求其故也。以至于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经见，则必详其音义，考其原本，既悉矣，而后释然于吾心。（《通雅·钱澄之序》述方氏语）
看他这种到处考索细大不捐的艰苦工夫，和顾亭林简直没有二样。他还有《物理小识》一书，原附《通雅》，后别行，乃是由他儿子中通等编成的。其内容大致虽亦从张华《博物志》、赞宁《物类相感志》诸书而衍之，但彼只言克制生化之性，而此则推阐其所以然；虽所录不免冗杂，未必一一尽确，所论亦不免时有附会，但能有意识的提出一种“质测”方法来，已经可算是卓绝千古。王船山称他道：
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搔首问》）
“质测”即实验，语见《物理小识》。船山指出他和邵、蔡等的区别，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科学所以别于过去一切象数、占验、博物、志异诸书之一基本要点也。这时候西学已经输入了，方氏深受其影响。他用“质测”的方法，根据确凿可靠的事实，敢信古，也敢信今。他说：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古人有让后人者，韦编杀青，何如雕板，龟山在今，亦能长律；河源详于阔阔，江源详于《缅志》；南极下之星，唐时海中占之，至泰西人，始合为图，补开辟所未有。（《通雅》卷首）
他认定人类知识，越积越多，后来居上，今人所知尽多为古人所未及知者。许多明明白白的事实放在面前，断不容我们强闭眼晴曲从古人。他毫不犹豫的称泰西天文学“补开辟所未有”，可见他当时对于西学是何等的崇拜。他更注重方言辨护俗字，主张讲拼音文字，处处表现出他的历史眼光，表现出他尊重时代的精神。这些地方已经超越了一般古学家，即清代大师能达到这种程度的也不多。我们读方氏书，真觉得元气淋漓，处处透露出新时代的曙光。
大概明朝中叶以后，学者渐渐厌弃娴熟的宋人格套，争出手眼，自标新异。于是乎一方面表现为心学运动；另一方面表现为古学运动。心学与古学看似相反，但其打破当时传统格套，如陆象山所谓“扫俗学之凡陋”，其精神则一。王阳明已经要讲古本《大学》了，王学左派的焦弱侯竟以古学著名了。自杨慎以下那班古学家，并不像乾、嘉诸老那样朴实头下工夫，而都是才气纵横，带些浪漫色彩的。他们都是大刀阔斧，而不是细针密线。他们虽不免于驳杂，但古学复兴的机运毕竟由此打开了。
最后，我们还应当一述的，就是当时藏书风气的盛兴。如范氏天一阁、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黄氏千顷斋、钱氏绛云楼、郑氏丛桂堂，都是著名藏书的地方。其余若上文所述焦竑、陈第、胡应麟等都是藏书极富。特别是毛子晋，专门以藏书刻书传名后世。他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保藏之。一时书舶云集于门，邑中为之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他并且刻了许多古书，流布遍天下。直到现在，稍读古书的几乎无不知有汲古阁，可想见其影响之大。假使没有这样丰富的藏书，那班古学家将无所凭借以用其力。我们讲古学运动，对于这些私人图书馆是不应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