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動者的舊式組織

中國“現代式的”工會運動，是一九二○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註 2]以後才開始的。雖然中國勞動者的團體，有它自己的特殊歷史，有種種特殊的形式，但無論如何是不能與“現代式的”工會同日而語的。中國產業工人階級還是很新的階級，大家都知道這一階級只是在歐戰期間因中國工業相當發展才形成。在此以前，中國很少產業工人，主要的都是手工業工人和苦力。因此在工人中也就只有行會，只有幫口，只有秘密結社。我們來說明這三種東西：

一　行會

“中國勞動者的組織，從前是一種神權的行會式的組織，這當然都是手工業的組織，其中僱工學徒和業主是混合組織的。業主在這些組織之中，自然是處於絕對的領導地位。這樣組織的任務，實際上就是'同行公會'的任務，即所謂生產者對付消費者的組織。例如木匠的組織，大家公約木匠工作的價錢和條件，一致的對付雇主。同時這也是業主對付僱工學徒的組織，大家公約木匠收學徒的條件、學徒的年限等等。這些行會的公約，都請一個神來保證，例如木匠的神，便是魯班（行會的神都是道教的）。僱工和學徒在這種組織之中，只有聽從業主的決定：每年工資或每次工資的多少等等；不過這裡所謂工資，往往在形式上都帶著分紅的性質，而且行會的組織總有業主'團結'自己的僱工對付消費者的幻夢，使僱工和學徒覺得業主的事業和營利，就是自己的事業和營利似的。“（見瞿秋白《中國職工運動的問題》一書）

二　幫口

“再則還有一種會館式的組織，這種組織本是紳士階級的組織。例如北京有各省甚至各縣的會館，每省或一縣的人住在外鄉做事，他們之中最大的紳士官僚就收集金錢，建設會館，準備同鄉人暫時居住的地方，碰著同鄉之中有爭端發生，或者受著外縣人的欺侮，'會館'的主持人物，就要出來調解或者'爭面子' 。苦力和勞動者在外鄉做事，當然受不著這麼許多的幫助。但是，因為苦力和勞動者極大多數是離著家鄉很遠，並且很難找著工作，所以他們自己也有這一類的組織，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幫，寧波幫，湖北幫等；這種組織當然不是階級的組織，而是同鄉性質的組織，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總是頭腦。這也是很自然的——苦力的同鄉組織也要靠'有權有勢'的同鄉（工頭，包探，'有面子的人'）。同鄉的幫口是互相幫助尋找工作，和別幫人爭奪工作的組織。這不僅是一種什麼地方主義，而且是極殘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種特殊的鬥爭方式。實際上這些同鄉幫口，都只是大小紳士的工具。……”（見同上）

三　秘密結社

“中國'下等社會'之中，還有一種組織，便是'秘密結社'性的組織，例如青幫，洪幫，哥老會，三合會等。這種組織的歷史很長，此地不能敘述。比起同鄉性質的幫口來，這種組織更進了一步：他們有一定的頭目，一定的系統，秘密的暗號等。加入這種組織的人，一定要經過許多神秘的手續。這是一種鬥爭的組織：破產失業的流浪生活，使'下等社會'裡的人找著組織方式，互相幫助著反抗官廳的追捕，保護自己的生命；同時也可以為豪紳資本家利用，去反對自己的仇敵，他們這種組織往往是用武力鬥爭的辦法，打架，械斗等等。他們的首領，也大半是職業的刑事犯。……這種組織的系統，是極嚴格的宗法社會的形式：'大龍頭'，'二龍頭'，師父徒弟的輩份分得極清，紀律極嚴。'下等社會'的組織都模仿著'上等社會'的帝制主義，族長主義。自然他們的群眾，要變成首領互相械鬥的砲灰和謀利的工具。……”（見同上）

最早的罷工

中國工人的罷工鬥爭，無疑的發生很早，辛亥革命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多工人參加革命鬥爭的事實，但都已湮沒不可考，我們這裡只來敘述兩個為老一輩的工人所知道的罷工運動：

一個是一九一三年漢陽兵工廠的罷工。這時中國已經推翻滿清帝制，改建“民國”，黎元洪為當時的湖北都督。漢陽兵工廠為中國最大兵工廠之一，卻於此時發生一次罷工。這次罷工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紙幣跌價，工人反對以賤價紙幣發給工資。罷工隻數小時，便被黎元洪用武力壓迫而失敗。領導這次罷工的劉某，他是以老君會（一種秘密結社的會名）為中心，他們的目的在於暴動，但結果這位領導罷工的英雄被處了死刑。現在武漢老一輩的工人尚能記得他。

再一個是一九一五年安源煤礦的罷工。這次罷工的原因，是工人反對一個德國工程師，因為工頭極端剝削工人，這位工程師卻袒護工頭毆打工人，工人大動公憤，相率罷工。主持這次罷工的也是秘密結社性的洪幫。結果也被軍隊當作土匪用武力鎮服了，殺了一個工人領袖。

辛亥革命後與職工運動有關的政治派別

辛亥革命成功以後，由專制政體改為共和，當時政黨組織紛紛而起。就中與職工運動有關的有兩個政黨：

（一）無政府黨——首領劉師复，在中國南部宣傳無政府主義，發行刊物多種。他反對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又反對江亢虎的社會主義，攻擊不遺餘力；特別反對江亢虎，出有“伏虎集”。他在廣州首創理髮工會和茶居工會。相傳理髮工會當時有基金十萬元。茶居工會則至今猶存。

（二）社會黨——首領江亢虎，是一卑鄙下流的政客。當民國成立，選舉國會，江亢虎為了要多得選舉票，想拉攏工人替他捧場。因此派出黨徒，倡言組織工人團體。據說浦口碼頭工人和北方有幾處鐵路工人，有一部分是被他們組織起來了。民國二年，袁世凱專政，解散國會，江亢虎所組織的工人團體也就曇花一現，無影無踪了。

除此之外，國民黨中包含各種的派別，就中有譚人鳳組織自由黨，收買秘密會社哥老會的群眾，即流氓無產階級；戴天仇（季陶）則在上海辦民權報，亦鼓吹組織勞動黨，但都與職工運動無關。

上述的社會黨，對於工人的影響，自民國二年後就喪失得乾乾淨淨；無政府黨對於工人的影響，的確延長十餘年，特別在廣州，一直到一九二五年，還成為共產黨鬥爭的對手（大革命時無政府黨紛紛解體，幾乎完全投入國民黨；國民黨叛變後，不用說這些分子也做了“助桀為虐”屠殺工人的劊子手）。

歐戰後自發的罷工鬥爭

歐洲大戰後一九一八年，中國曾有一度自發的罷工鬥爭，如在上海日華紗廠便繼續有四次罷工；三新紗廠、上海第二紗廠各有兩次罷工；厚生紗廠有一次全體罷工。其他如英美菸廠、祥生鐵廠、冷作鐵工、滬寧鐵路小工、電車司機以及手工業工人亦發生零碎罷工。就中尤以黃包車夫的罷工，參加者八千輛，兩三萬人，規模最為雄偉。其他各地如蘇州之機織工人，杭州之絡經女工，漢口之筆工等，皆有罷工。此外尚有不少的罷工，可惜報紙失載，我們無從稽考了。

“五四”運動中的愛國罷工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一九一九年贊助“五四”運動的愛國罷工。什麼叫“五四”運動呢？當一九一九年各帝國主義列強在法國巴黎開大戰後的所謂“和平”會議，這個會議是戰勝國的帝國主義處分戰敗國的德國的會議，亦即重分世界市場的分贓會議，在這會議上中國山東問題也是被處分的一個。先是歐戰以前，德國帝國主義侵略山東，租借青島，建築膠濟鐵路，並取得鐵路附近之採礦權。歐戰起，德國無力東顧，日本帝國主義以協約國資格，乘機攻陷青島，強迫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但當時中國既對德宣戰，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自應完全歸還中國。然而帝國主義列強的巴黎和會，卻硬把山東處分給日本。此消息傳至中國後，全國震驚，群情憤激，於是首先在北京發生空前未有的群眾大示威運動。發動此次運動的是北京學生，時為五月四日，是謂“五四”運動。當日群眾示威，憤怒之下，放火燒毀親日派交通總長曹汝霖的公館，又毆打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當向政府提出要求：“中國代表拒簽巴黎和會條件”，並“罷免親日派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官職”。政府當然不允，學生再接再勵，六月三日，舉行全城沿街大講演，政府下令逮捕學生一千餘人。消息傳至上海後，上海商人罷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為北京學生聲援。

此次參加罷工的：紡織廠方面，有內外棉第三、四、五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及叉袋角日本紗廠數家。金屬業方面，有祥生船廠，船塢銅匠鐵匠，江南船塢，銅鐵機器工人，浦東和平鐵廠，銳利機器廠，札新機器廠等。運輸方面，有滬寧滬杭兩路機師工人，浦江各輪船水手，滬南商輪公司等。市政工人方面，有南市電車，英美電車公司，全埠汽車夫，全埠馬車夫，華洋德律風公司（屬英國）接線人員，中國電報局，公共租界清道夫。其他的工人，有亞細亞美孚煤油棧，叉袋角大有榨油廠，榮昌火柴第一、二兩廠，華昌梗片廠，華章造紙廠，商務印書館印刷工廠，英美煙公司菸廠，禮查飯店工人，以及漆匠，泥水匠，洋行住戶及西人飯店之執業者。總共人數無確實統計，大概有六七萬人。罷工日期參差不齊，有從六月五日罷工的，亦有在十一日才罷工的，十一日已得北京釋放被捕學生和罷免曹、章、陸消息，於是商人開市，學生開課，工人開工。

其他各地工人參加此次運動不詳，據我們所知道的，京奉鐵路的唐山和京漢鐵路的長辛店是加入了的，他們不僅僅有過大示威遊行，而且還組織了團體，當然還只限於愛國的意義。

“五四”運動的發動者是青年學生，民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也參加了。民族資產階級之參加此次運動，顯然是因為這一運動與他自己的利益適相符合；特別是反日更為他們所絕對需要。當歐戰期間中國民族工業曾有一個比較發展時期，因為歐洲帝國主義那時不暇東顧，減少了對中國民族資本的壓迫；但是東鄰的日本帝國主義卻於此時在中國與民族工業作猛烈的競爭，因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能不認日本是他們當前的大敵。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資本家對於此次反日的愛國罷工不但不反對而且贊成，不僅贊成而且鼓勵（此次罷工據說有些簡直是資本家命令罷的）。但資本家這種辦法，一方面固然利用工人給了他們的競爭者一個打擊；可是另一方面卻也相當的啟示了工人，認識罷工的威力，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罷工開始於這一次，後來中國工人階級能發展自己階級的獨立力量與獨立鬥爭，顯然的此次罷工有很大的影響。自然後者是為當初資本家所不及料的。

這裡還要附帶說到一件事。就是工人是向來為所謂“上等社會”的老爺先生們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運動中工人卻表現了相當的力量，於是使得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也不得不感覺這是一種力量，自然他們就想要來影響工人歸附於他。首先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開破天荒的公開講演大會，頭一個題目就是“勞工神聖”。另有一個留日歸國學生黃介民，在上海著手組織工業協會。這一類事實，無疑的是資產階級欺騙工人，爭取對於工人階級的影響的企圖。

當然，還另有一種浪漫的小資產階級的學生，或者可說是急進民主派的學生，他們卻因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感覺到自己孤立，須要找一個共同奮鬥的同盟軍，這一同盟軍在他們的實際經驗中認為就是新興的工人階級。真的“五四”運動中有一部分學生領袖，就是從這裡出發“往民間去”，跑到工人中去辦工人學校，去辦工會。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學生，自然接近於無產階級，後來趨向於共產主義，以至於加入共產黨。

南方工會的發生

南方工會為什麼首先發生？這裡不能不略略敘說當時的政治狀況。原來辛亥革命形式上雖成功，實際上卻因當時革命派與封建勢力妥協而失敗。帝制雖倒，代之而起的為封建軍閥。當時封建軍閥的代表者就是袁世凱。革命之第二年袁世凱就削平當時革命派各省的政治軍事勢力，而大權獨攬。後來解散國會，再後來帝制自為，於是當時革命派起兵討袁，而有所謂“護國戰爭”（一九一六年）。不久袁死，起而代之者為段祺瑞，取消帝制，恢復共和。後來段又解散國會，於是當時革命派又起兵討段，而有所謂“護法戰爭”（一九一八年）。從此南北分裂，國會南遷於廣州，自建所謂護法政府。但既號稱護法政府，政治不能不略取開明，故人民頗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南方工人就因此得以組織工會。

這裡須得指出的，就是南方工會，嚴格說來，仍然算不得“現代式的”工會。首先說到孫中山領導下的工人團體，簡直不能算做工會。孫中山奔走革命流亡海外時，曾以鄉誼關係與海洋輪船上之粵籍海員發生不少關係，以救國為號召，鼓吹海員組織團體，有所謂聯義社群益社等等組織，這些組織當然不是階級的組織，只是為了孫中山自己的目的。的確孫中山在南方幾次軍事行動，得到此等團體為孫中山秘密購買和運輸軍械。再則當時還有謝英伯曾大辟等發起的華僑工業聯合會和手工業者組織的廣東總工會，都還不是階級的工會。就是有名的機器工會，也是廣州辦理市政的資本家，利用他們從南洋群島招來的技術工人組織成的，為的是好和其他的資本家搶生意，至多只能說是行會工會的“歐化”。這種歐化是很自然的，因為廣州鄰近香港，香港為英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不免多少渲染英倫職業工會（trade uion）的影響，香港那時就有這類歐化的行會工會，這種影響於是由香港間接及於廣州。相傳廣州當時共有六十二個工會。

南方工會當時的真相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