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社會，猶如醫生醫病一般，有病之部分，應該治療，無病之部分，不可妄動刀針，社會上有弊害的制度，應該改革，無弊害的制度，不可任意更張，致滋紛擾……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前數章俱系理論上之討論，這一章是討論實施辦法。關於辦法上應該討論者，可分作兩層，一是舊社會之經濟制度，應如何結束，二是新社會之經濟制度，應如何規定，本章就是在這兩點上加以討論。

土地和機器，該歸公有，理由是很正當的。但是已經歸入私人之土地機器，究竟該用甚麼手段把他收歸公家，這是亟待研究的。我國私人的土地和機器，都是用金錢購來的，細察他們金錢之來源，除少數人，是用非理手段從人民手中奪取者外，餘人的金錢，大概是由勞心勞力得來的，換言之，即是用私有的腦力體力換來的。我們既承認腦力體力是個人私有物，如果把地主的土地和廠主的機器無代價的沒收了，就犯了奪私有物以歸公之弊，社會上當然起絕大的糾紛，當然發生流血慘禍。凡事以平為本，把私人的土地和機器搶歸公有，這算是極不平之事，不平則爭……關於這一點，孫中山認得最清楚，民主主義第二講：「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共現在，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以前有了產的人，決不至吃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是大不相同。」

從前美國北方各省，主張釋放黑奴，南方各省，也未嘗不贊成，只是要求給以相當的代價。那個時候，有幾百萬黑奴，其代價約需銀幾百萬萬元，政府無這筆款，去償還黑奴的主人，才發生戰事。一共血戰五年，雙方都非常激烈，為世界大戰之一。此次戰爭，比美國獨立戰爭損失更大，流的血也更多，後來南方戰敗，才無代價的把黑奴釋放了。我們可以說釋放黑奴之戰，是發源於債務的關係，假如當日的美國政府，有幾百萬萬元去償還黑奴的主人，這種流血慘禍，當然可以避免後來雖說把黑奴釋放了，目的得達，但這五年血戰中，犧牲的生命財產，也就不少了，其代價也不可謂不大，猶幸是北方戰勝了，萬一戰敗，那更是無謂之犧牲了。現在把私人的土地和機器收歸公有，其事與釋放黑奴相類，美國當日勒令南方各省釋放黑奴，不給代價，才發生大殺戮，我們為避免大戰爭，大殺戮起見，當然採用孫中山辦法，購歸公有。

現在政局紛亂，一切改革事項，當然說不上，但是，就學理上言之，將來改革經濟制度，究竟當採用何種方式呢？我們不妨預先討論，等到有了人民可以信託之廉潔政府，才好實行。據著者個人的主張，凡是使用機器的工廠和輪船鐵道等，一律由公家辦理，其有私人業已辦理者，由公家照價收買，全國土地，一律由公家備價收買，私人要使用土地者，一律向公家承佃，把舊日繳與地主的租價，繳與公家，公家收得此款，作為全國人民公用，如此則全國之人，無一不享受租金之利，即是無一不享受地主之權，換言之：無一人不是佃戶，也即是無一人不是地主。孫中山所謂平均地權，就完全實現了。

但其中最困難者，就是收買的經費太大，無從籌措。現在中國工業未發達，使用機器的工廠也少，輪船鐵路也少，公家收買起來，倒還容易，只是中國土地如此之廣，地價如此之昂，如果照價收買，比釋放黑奴的代價不知高過若干萬倍，美國當日，倘若無款償黑奴主人，我國今日，怎麼會有這宗巨款，去償還地主？關於這一層，孫中山是慮到了的，所以他於照價收買之外，再定一個照價抽稅的法子。他的辦法，是把地價確定了，令地主按年納稅，以後地價增漲了，多得的利益，仍歸公家，遇必要時，才照價收買。他就是因為政府無這筆巨款，來收買全國土地，才想出這種照價抽稅的辦法，以濟照價收買之窮。

現在亟須籌劃的，就是款項一端，這種收買全國土地的款，究竟從何籌措呢？著者主張第一步的辦法，就是規定銀行由國家設立，不許私人設立，人民有款者，應存入銀行，需款者應向銀行借貸，其有私相借貸者，將來有賴騙等事，法律上不予保護，人民以金錢存入外國銀行者，查確後，取消國籍，逐出國外。又於華僑所在地，設立國家銀行，存華僑之款，有款不存入本國銀行者，取消國籍，不予保護，一面由銀行發行國家鈔票，內地交易，純用國家鈔票，人民持外國鈔票向銀行存放者，不予收受。如此則外國鈔票即被驅逐了，人民的金錢，完全集中於國家之手，國家要收買土地和舉辦大實業，就不患元款了，孫中山所謂發達國家資本就算辦到了。

銀行貸出之息，與存人之息，為二與一之比，例如人民存人銀行之款，定為月息六厘，人民向銀行貸款，則定為月息一分二厘，如此則一進一出之間，銀行可得月息六厘，人民有款放借者，無異於將子金繳一半與公家。現在購買土地者，其利也不過幾厘，並且買地時須過稅，每年須上繳糧，不時還有攤派逗等事，今定為銀行存款，月息六厘，其利也不為薄。通常人民借貸之利，每月一分幾或二三分不等，以著者所居自流井之地言之，每當銀根枯窘時，月息有高至五六分者，今定為向銀行貸款者，月息一分二厘，其利也不為貴。像這樣辦去，公家坐享大利，而於存款者，貸款者，仍兩無所損，那些用大利盤剝的人，就無所用其技了。有人主張廢除利息，這卻可以不必。因為人民的金錢，是從勞力得來的，人民以金錢存人銀行，由公家拿去作社會上種種公益，即無異把勞力貢獻到社會上，謀種種幸福。此等人是應該獎勵的，銀行給予之利息，即可視為一種獎勵金。

又有主張廢除金錢，發行勞動券者，更可以不必。資本家之專橫是由於土地和機器，許私人佔有，才生出來的，與金錢制度何干？我們把土地機器收歸公有，又不許私相借貸，雖有金錢，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也就無害於社會了。拿勞動券去換取衣食住，其實效與金錢何異現在的金錢，我們又何嘗不可把他當作一種勞動券呢？主張發行勞動之人，其用心未免太迂腐了。

我們把銀行組織好了，就可著手收買全國的土地了。照孫中山的法，是命地主自將地價呈報到政府，我們收買之時，恐怕地主所報地價有以少報多之弊，可用投標競佃法（川省各縣教育局所轄產業，多作投抓競佃法，頗稱便利），用投標競佃，以定租金，然後據租金之多寡以轉定地價。例如某甲在鄉間，有地若干畝，由政府將其地投標競佃假定投標結果，得年租七百二十元，以月息六厘計，即定為地價一萬元。由銀行收入某甲存款一萬元，月付息六十元，其欲用現款者，以鈔票付給之，公家收入之租息，與銀行支付之利息相等，彷彿公家是替私人經管產業一般，公家本然無利可圖，但經公家收買過後，可用大規模之組織來改良土地，每年增加的利益，就完全歸諸公有了。

投標之時，即以地主所報之價為標準，假定某甲所報地價是一萬元，投標結果，租息最高額是七百二十元，我們即認定地主所報之價是確定的，即由銀行收入某甲存款一萬元。如果投標結果，依租息計算該一萬一千元，我們因為他原報之價是一萬元，銀行只能收入某甲一萬元，如果依租息計算，只該九千元，我們就認定某甲有意欺矇政府，罰他一千元，銀行中只收他八千元的存帳。我們定出此種辦法，地主呈報地價，自必非常審慎，絕不敢以少報多。

著者主張「全國土地，應一律由政府備價收買，不許私人佔有」。向友人談及，友人即說道：中國哪有這筆巨款來收買？我即把組織銀行和集中全國金錢的辦法說與他聽，見得收買土地，不愁無款，聽者每每駁我道：孫中山定的法子，是「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兩種，你單馭「照價收買」這一種，把「照價抽稅」那一種抹殺了，把私人所有權完全奪去，與孫中山主義不合；並且投標競佃之法，孫中山也莫有說過，施行起來。未免與他的辦法衝突。我說道：我所說的，與孫中山主義並無合，辦法也無衝突。孫中山的辦法，是：「由地主呈報地價，政府照價抽稅，將來地價增加之利益，全歸公家，公家如要收買，照原報之價，給與地主。」照他這個辦法，則是地主報價之時，所有權已經轉移與公家去了，所以日後增加之利益，全歸公有，收買之時，只照原價給予，如果地主的所有權，尚未消失，則增加之利益，應歸地主所有，政府收買之時，當另行議價。我們因此知「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只算是一個辦法，並不是兩個辦法。孫中山本來想把全國土地，一律照價購歸公有，因為無此巨款，才想出照價抽稅的辦法，先把所權轉移了，把地價確定了。暫不付價，等到隨後有錢之時才付價，我只要有款，早點付價，又何不可之有？

土地是公有物，應該歸公，金錢是私人腦力體力掉換來的，應該歸私。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我可以替他下一條公例曰：「金錢可私有，土地不能私有」。因此之故，他才規定以金錢給地主，把土地收歸公有，所以我主張全國土地，一律由公家備價收買，與孫中山主義並無違反。至於我所說投標競佃的法子，乃是照價收買時，一種補充辦法，對於地主所報之價，予以一種測驗，與孫中山的辦法，絲毫沒有衝突。

社會問題中，最難解決的，就是土地問題，我們只要把土地問題解決了，其餘的就容易解決了，收買工廠和輪船鐵道等項，都是很容易的事，我主張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可括為數語曰：「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完全歸公，腦力和體力，完全歸私，使用機器的工業歸公，不用機器的工業歸私，大商業歸公，小商業歸私，貸款的利息，一半歸公，一半歸私。」如此辦理，則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相調和，與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精神就符合了。

我們既承認腦力體力是個人私有物，所以凡服務社會，就該給以相當代價，不能把他的腦力體力看作社會公有物，任意沒收。各人的資禀不同，才能不同，應聽其擇業自由，各就其性之所近，自去選擇職業，欲務農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廠尋覓工作，其願當官吏教員，及從事他種職業者亦同，因勞動的種類不同，所得的報酬也不同。表面上看去，似乎不平等，其實不然，這個道理，與民權主義是一樣。孫中山說：「天生萬物，除了水面以外，沒有一物是平的，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不同，自然不能平等，如果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孫中山主張的民權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點平等，不是從上面壓下去，成為平頭線的平等。因此我們主張的經濟平等，也不是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成為國中貧富相等，是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使各人致富的機會平等，或貧或富，純視各人努力與否以為斷。

關於商業問題，我以為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如果一律由國家經營那就不勝其繁了，因此我主張大商業歸公，小商業歸私，但是大小界限，如何劃分，這是很費研究的。我主張施行之初，可定為國際貿易歸公，國內貿易歸私，國家向外國購買大批貨物，分售與人民，人民有貨欲銷售外國者，由國家承買，轉售與外國。我國閉關數千年，並未產生何種大資本家，可知國內貿易，並非造成資本制度之主因，故國內貿易，可以聽人民自由經營。我們把國際貿易歸公辦到了，再看國內情形如何，並可進而規定國內某種商業，亦應由國家經營，私人不得經營。關於機器方面，亦可規定某種機器，私人不得使用。此種辦法，必須到了實施之時，斟酌現情而為之，此時不能一一預定。我們不許私人購買土地，不許私人使用機器，不許私人設立銀行，不許私人經營國際貿易，孫中山所謂節制私人資本，就算達到了。

依上述辦法，國家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收歸公有過後，國家每年收入，當然非常之多，自當盡量擴充實業教育與增加民眾利益之事。但是國家發達到了極點，每年餘款，究竟作何用途呢？我也想有一個辦法，孫中山屢屢向人演說，他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大公司，四萬萬人都是股東，並且說：「這個公司內的人，都可以分紅利，子子孫孫，便不怕窮。」我們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公有，那末四萬萬人都成為地主廠主，成為銀行和國際貿易的股東，孫中山理想中的大公司，就出現了。這個大公司，是以每一個身體為一股，國中生了一人，即是增加一股，死了一人，即是取消一股，股權是非常明晰的。我們就可仿照公司分紅的辦法，政府每年除各項開支而外，其所有餘款，即按照全國人口數目，平均分攤，作為生活費，其分攤數目之多少，以國家每年餘款多少為斷，最小限度，以能維持生活為止。

有了這個辦法，社會上可以免去許多糾紛：（一）中國所謂育嬰卹嫠濟貧諸局，可以裁撤，外國所謂失業者救濟法，教員工人養老金等等，俱可廢去了；（二）現在許多富有哲學文學科學等天才的人，每飢寒所迫，兼營他業，或改營他業，國家受無形之損失，倘能發給生活費，使無凍餒之憂，則各人能就其性之所近，專心深造，於社會之文明，增進不少；（三）語云：衣食足而禮義興。又云：飢寒起盜心。有了發給生活費的辦法，則國民的道德可以增進。

有人問我道：人人都有飯吃，還有何人肯作工？還有何人肯努力？社會怎麼能夠進化？我道：人人有了飯吃，努力心或許減少一點，如謂人類就不努力。社會就不會進化，我卻不以為然。請問牛頓和達爾文諸人，其目的豈是因為要吃飯，才去研究學問嗎？難道他們有了飯吃，就不支研究學問嗎？我恐怕正是因為他們有了飯吃，才能專心研究，才能有此家前絕後的大發明。

孫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級：第一級是需要，有衣穿才不會冷死，有飯吃才不會餓死。第二級是安適，穿的求其舒服，吃的求其甘美。第三級是奢侈，穿的要輕綃細絹，海虎貂鼠，吃的要山珍海味，魚翅蒸窩，我所說的發給生活費，只算達到第一級，其第二級，第三級，則讓那些勤勉作工的人享受。

努力向上之心，人人都有，凡是稍知奮勉的人，斷莫有因為免去凍餒，就可滿足他的慾望，就不前進，其例甚多，無待詳舉。平心論之，人之天性不一，有因為生活問題解決了，就不去作工的，卻也有豐衣足食，還是孜孜不已的，若謂國家發了生活費，就無人作工，這層可以不慮，假使實施之時，果然有此現象，我們少發給點款，使他們所得者，不足維持生活，就不患無人作工了。作工與否，本是聽人自由，但作者優予報酬，使人見而生羨，又不得不作工，於是作工者，不作工者，各遂所願，社會上就相安無事了。

有人問我道：全國人民，具何種資格，有坐領生活費之權利？政府為甚麼有發給生活費之義務？我說道：這有兩個理由：（一）地球是人類公有物，使用土地者，對於公家繳納租金，此項租金，即該人類平均分受：（二）發明家發明機器，是替人類發明的，由機器生出來的利益，應該人類平均分受。基於這兩種理由，故人民有領受生活費的權利，政府是掌管全國土地和工廠的機關，故有發給生活費的義務。孫中山講衣食住行四者曾說：「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種責任，如果國家把這四種需要，供給不足，無論何人，都可以來向國家要求。」可見國家有保證人民生存的義務，人民有向國家要求生存的權利。我主張發給生活費，即是國家擔負人民衣食等項的責任，保證人民的生存。此種辦法，與民生主義是很合的。

我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是採用公司式的組織，這是已經說明了的。我分配資財的方法，是從自然界中兩個地方取法得來：

（一）是取法身體分配血液的方法。身體中某部份越勞動，血液之灌注越多，除了彌補消耗之外，還有剩餘，因此人身越勞動的部分，就越發達，這就是人身獎勵勞動的方法。所以我們對於勞動者，應該從優報酬。我們身體中，還有些無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他是無用的東西，但是既已生在我們的身上，也不能不給以血液，不過男子之乳不勞動，灌注的血液很少，所以男子之乳，就漸漸縮小。我們發給生活費，不可過多，使不作工的人，如男子的乳一般，漸漸消縮。才合天然公理。

（二）是取法天空分配雨露的方法。自然界用日光照曬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他的水蒸氣取出來，變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灑下，不惟乾枯之地，蒙其澤潤，就是江海池沼，本不需水，也一律散給；最妙的，是把草木中所含水分蒸發出來，又還給他，一轉移間，就蓬蓬勃勃的生長了；並且枯枝朽木，也一樣散給，不因為他莫得生機，就剝奪他享受雨露之權。灑在地上之水，聽憑草木之根吸取，無所限制，吸多吸少。純是草木自身的關係，自然界固無容心於其間。公家收入的租息，與夫銀行和工商業的純利，原是從人民身上取出來的，除公共開支而外，不問貧富，一律平均分給，致富的機會，人人均等，這就是取法雨露之無私。

孫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級：（一）需要，即生存；（二）安適；（三）奢侈。現在的經濟組織，是以死字為立足點，進而求生存，再進而求發適，求奢侈，因為立足點是死字，一遇不幸的事，就有冷死的餓死的。著者主張發給生活費，是以生存為立足點，進而求安適，求奢侈，照孫中山民生主義說來，生存是社會問題的重心，國家倘能每年發給生活費，使人人能夠生存，這就算重心穩定了，重心既穩定，社嘗自然安靜。著者諄諄以發給生活費為言，意蓋在此。

本章所擬辦法，把土地、機器、銀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則擁有金錢之人，任他如何努力，決不會造到鋼鐵大王，煤油大王，銀行大王，汽車大王，商業大王諸人的地位，每年由政府發給生活費，則勞動家任何不幸，決不會有凍餒之虞，像這樣的辦法，把富者的地位削低一級，把貧者的地位升高一級，貧富之間，就不會相差過遠了。現在痛恨資本制度的人，對於有資財者，設種種法子去抑制他，我們施行此種經濟制度之後，從上面削低一級，從下面升高一級，在兩級中間的地方，就可任人發展，不加限制；不惟不當限制，並且還要盡力提倡，社會才能進步。我主張把國際貿易收歸國有，把國內貿易留為人民活動之餘地，又主張人民存款在銀行者，應當付以利息，都是為提倡人民努力起見。有人說：這種辦法，仍不免貧富不平。我說：惟其不平，人民才肯努力，世界才能進化，猶如水之趨入大海一般，惟其地勢高下不平，才能奔趨不已，如果平而不流，就成為死水了。水不流則腐，人類不努力，世界便會退化，其理是相同的。世間至平者，莫過於水，故量物平否，以水為準，然而水之前進不已者，實在是由於不平，名為不平，實為至平。我們取水之原理，以改造社會，就與天然之理符合了。

政府每年發給生活費，其手續很麻煩，當由各都市，各鄉村，分頭辦理。每一都市和每一鄉村，應設立戶籍調查所，把人口調查清楚，確定某人的籍貫，隸屬某處，生活費由原籍的戶籍調查所轉發，即無錯誤了，某處死了一人，即由該處的戶籍調查所查明死者籍隸何處，即通知生地的調查所，停止他的生活費，旅行在外，生下子女，就地報告該處調查所註冊，將來的生活費，即向該調查所承領，但經申請後，得由所生地的調查所，備文移歸原籍。人是活動之物，轉徙不常，調查之時，和發給生活費之時，從生死兩點注意，就可杜絕流弊了。

我們既規定人民有款者，當存入銀行，需款者當向銀行借，則各都市各鄉村，都要通設銀行，人民取款存款，方才便利。政治方面之組織，是合各鄉村而成為一縣，合各縣而成為一省，合各省而成為一國。經濟方面，當與之相應，首都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各鄉村設鄉村銀行；各鄉村之銀行，隸屬於縣銀行，各縣之銀行，隸屬於省銀行，各省之銀行，隸屬於中央銀行。金錢是人民膏血，故銀行之分佈，當如脈絡一般，使之成為網狀，才能流通無阻。私人向銀行借款者，須有擔保人，擔保人須銀行中有存款，足供擔保者，否則以藉款者或擔保者應得之生活費作抵押品。銀行與戶籍調查所，關係密切，二者宜並沒一處。

施行本章所說辦法，有當慮及者，土地，機器，銀行，國際貿易，四者集中於國家之手，全國人民的金錢，俱歸於銀行，政府每年又要發給生活費，國家的權責太大，當局的人，舞起弊來，人民就受害不淺了。如果防弊的方法，尚未想好，就冒冒昧昧的著手改革，把土地工廠等項收歸公有，倒不如不改革，不收歸公有還好點。所以我們要改革經濟制度，當先從改革政治入手，先把政治改革了，把防弊之方法想完善，然後才能說改革經濟制度。只要在政治方面，能把孫中山所說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完全辦到了，則經濟方面，無論甚麼弊，都可防止了。本章所說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都是預定計劃，不能立即就辦，我們現在第一要著，就是努力去實行這四權，等到人民對於這四權能充分的行使了，再來改革經濟制度，那就無有流弊了。

銀行及戶籍調查所之職員，與夫銀行之監察員，及其他重要職員，由人民投票選舉或罷免。屬於一鄉村者，由全鄉村人民總投票，屬於全縣者，由全縣人民總投票，屬於全省全國者亦然，遇有大事，亦用總投票法公決。例如原定銀行存款月息六厘，有人提議，應改為四厘，又有人提議，應改為八厘，即將三者的理由，作具說明書，公佈全國，定期總投票。各人向本地戶籍調查所投票，其旅居異地者，可從郵局投遞，由戶籍調查所開票，總計主張四厘者若干票，主張六厘者若干票，主張八厘者若干票，匯報於縣，由縣匯報於省，由省匯報中央。假定主張四厘者佔多數，即改為存入銀行者，月息四厘，向銀行借款者，月息八厘。又如有人主張各人的資財，不可過多，存入銀行之款，應該加以限制，又有主張不應加以限制。究竟應限制？或不應限制？如應限制，則每人存款，究應至多以若干為限，可由全國人民總投票決定之。全國是一個大公司，四萬萬人是公司中之股東，人人有切己利害，有分紅息之希望，故投票時，不會受人運動，即使有舞弊者，亦必互相舉發，在公家服務之人，如有侵蝕虧吞等弊，亦必互相稽查。假無發給生活費之規定，人民與國家，不生關係，即使他人營私舞弊，亦不願因為公家之事，去開罪於私人。中國官吏，侵蝕公款，無人過問，其弊正在於此。今有發給生活費之規定，則人民與國家，居於利害共同的地位，侵蝕國家之款，即無異侵蝕私人之款，全國有四萬萬人，即是有四萬萬個監察員，侵蝕者無所藏其奸，孫中山主張的全民政治，即可出現。

關於遺產制一層，許多人都主張廢除，如照本章所說的辦法做去，土地工廠，一律歸公，私人也就無所謂產業了，所有者不過銀行中所存之金錢，我們只研究此項金錢，應否傳給子孫就是了。此事於各個人都有關係，將來可用全民數投票法解決之。在我個人之主張，是可以聽其傳給的，因為我們既經承認各人的身體是各人私有物，由腦力體力換來的資財，就應該各人私有。各人所生子女，是他的身體化分出來的，當然有承受他的資財之權，如果歸為公有，也就犯了「奪私有物以歸公」之弊。普通人所以努力者，大都想積下資財，傳之後人。如果積下的金錢，不許傳之子孫，必會減少人類努力心，即是減少社會進化之速度。

富者過富，貧者過貧，欲廢除遺產制，以化除貧富階級，殊不知資本家之產生，與遺產制無甚關係。茲可舉例為證：美國鋼鐵大王卡匿奇，為貧人子，三歲時，為絲廠工徒，一周得工資一弗二十仙。煤油大王洛克依蘭，為農家兒，六七歲時，隨其母往山下拾柴，或隨其父在田間拔草。鐵道大王介姆舍爾，十五歲，父死，無以為生，乃人商店為學徒，韋爾德以架設太平洋海底電線，名聞天下，十六歲時，也在紐約商店為學徒。法國大銀行家勞惠脫，少時家貧，走至某銀行，向主人陳述，願執賤役，主人不許。他走出來之時，皮鞋上落下一釘，俯而抬之，主人因為他不忽細事，乃呼入，令在銀行服役。美國大富豪休窪布，系小村中織毛工人之子，少時助其父工作，或傭於農家，或為郵局馬夫。銅山王，章洛克，為農人子，少時隨其父驅牛十餘頭，走數百里，夕與牛同寢，晨與牛同起。砂糖工斯布累克，德國人，十八歲時，航海至美國，抵岸後，檢視衣囊，左方餘砂糖數塊，右方剩金三弗，一身之外，別無長物。商業大王瓦納邁爾，為造磚工人之子，幼時家貧，無力就學，無冬無夏，皆跣行於街市。汽車大王福爾特，二十餘年前，他尚為鍾表職工，以上諸人，都是貧人之子，並未承受遺產。惟銀行大王摩爾根之父，是美國著名富翁，但他之致富，全不依賴其父。他嘗說：「餘雖為新派沙摩爾根之子，並不藉此以立於世界，餘必為一個獨立之奇男子。」可見他之擁有巨資，也不是遺產的關係。我們細考諸人致富之源，都是掠奪地球和機器的生產力，否則經營國際貿易，抑或開設銀行，惟休窪布一人，未獨立營業，但他終身輔佐鋼鐵大王，他之資財，仍是從掠奪地球和機器生產力而來。如果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那些在實業界稱王的人，斷不會產生，這才是根本治療之法。

至於改革社會之程序，我主張從鄉村辦起走，以每一鄉村為一單位，各辦各的，因為改革之初，情形複雜，應該各就本地情形，斟酌辦理，才能適合，如有窒礙處，隨時改良。等到各鄉村辦好了，才把全縣聯合起來，各縣辦好了，才把全省聯合起來。各省辦好了，才把全國聯合起來，將來世界各國辦好了，把全球聯合起來，就是大同世界了。

改革社會，應該注意者有兩點：（一）所訂法令規程，要多留各地方伸縮之餘地，越苛細，就窒礙越多，越是不能實行；（二）當從勸導入手，使各地人民，喜喜歡歡的去辦理，不能用嚴刑峻罰，強迫人民辦理。其實施方法，當如下述：

政府把土地收歸公有後，即統計此一鄉村，共有土地若干，命全鄉村之人組織一個團體，公共管理，由這個團體把土地分佃與農民，全鄉村每年共收租包若干，政府責成這個團體繳交銀行，如租息是穀物等項，由這個團體公共變賣，以銀繳入銀行，政府立於監督地位，也就不繁難了。

全國土地，由國家出資財改善者，其利益歸國家所得，由各鄉村出資財改善者，其利益歸各鄉村所得，各鄉村改善土地後，增加之收入，由本鄉村人民平均分受。凡購置機器，改良肥料等，所需之款，向銀行息借，其息可緩至獲利後償付。若建築馬路，疏鑿溝渠等項，其工程施之土地上而含有永久性者，所用之款，政府與該鄉村各擔負一半。例如某鄉村因建路鑿渠，向銀行借款二千元，工畢之日，政府派員勘驗認可後，政府擔負一半，銀行只列該鄉村借銀一千元就是了，政府名為負擔一半，實則仍無所損。因為銀行貸出之息與存入之息，為二與之一比。假定存入是月息六厘，貸出是一分二厘，人民向銀行存款二千元，銀行應付月息十二元，某鄉村因築路鑿渠，借去二千元，銀行只列該鄉村去銀一千元，其收入之月息十二元，恰與人民存款二千元之息相抵，不過政府多負擔一千元無息之債務罷了，只要政府不付利息，此項債務，就多擔負點也無妨。

孫中山所說農業上增加生產的方法，共計七種：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是五是製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滅問題。應由政府派人到鄉村去，把改良辦法詳加講演，或用文字說明，務使農民心中了然，其採用與否，聽人民自由，不必用強力干涉。語云：「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他們知道大利所在，自然會踴躍從事。孫中山曾說：「對中國人說要他去爭自由，他們便不明白，不情願附和，但是對他說請他去發財，便有很多人跟上來。」我們叫各鄉村組織團體，叫他改良土地，就是請他去發財，人民哪有不歡迎之理？即有懷疑之人，充其量不過不遵照改良就是了，斷不會出來阻撓，因為公家叫他們組織個團體，擔負繳納全鄉村租息，這個團體，盡可照公家原定租額轉佃出去，團體中人，不過費點力，代公家收租息就是了，並不至於賠累，他們何至出頭反對？只要這層辦到，鄉村中的事權，漸歸統一，將來一切事都好辦理，也就算收了效果了。

關於增加生產的事項，他們不願意改良，只好聽之，如其加以干涉，反轉多事，反會生出反響。我們總是盡力提倡，盡力勸導，聽其自由採用，只要某鄉村獲了大利，他們自然會爭先恐後的仿辦起來。這類事，如果督促嚴厲了，反轉會弊病叢生，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前車之鑑。宋朝那個時候的人民，於青黃不接之時，每每出重利向富室借貸，王安石創青苗法，由公家以較輕之利，借與農民，於秋收後付還，使利歸公家，而農民也不至受重利之苦，本是公私兩利的好法子，王安石雷厲風行的督促官吏實行，據散放青苗錢之多少，以定官吏之成績，於是那些地方官，就向民間估派，其有不需款之農民，與夫家資饒裕之富民，都強迫他領取青苗錢，鬧得天怒人怨，以最良之法，收最惡之果，都是由於強迫二字生出來的。蘇東坡說宋神宗求治太急，真是洞見癥結之論，我輩改革社會，當引為大戒。

天下事有當強迫者，有不當強迫者，例如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的時候，則當強制執行，任何人不能獨異。至於鄉村中改良事項，則當如上說的辦法，聽其自由。像這樣辦法，就與孫中出所主張「政府強制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雙方平衡」的原則相符合了。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養人民，原是與種植樹木一樣，我們雖甚望樹子長成，亦只能把土壤弄好，把肥料弄好，等他自家生長，我們是不能替樹子幫忙的，這個道理，柳宗元的郭橐駝傳，說得很明白。現在新政繁興，民間大困，當局諸公，每每以福國利民之心，做出禍國害民之事，就是違反了柳宗元的說法。斯密氏全部學論，純取放任自由，他說：「人民好利之心，根於天性，政府只消替他把障礙物除去了，利之所在，人民自然會盡力搜求，一切天然之利，就因而開發出來了。」他這個學說，在歐洲是生了大效的，我們開發鄉村利益的時候，本他這個學說做去，自然會生大效。

前面的辦法，實行之後，一人之身，可得兩重利益：（一）鄉村中改善土地，增加生產的利益，每人可得一份；（二）每年由政府按照全國人口發給生活費，這又是一份利益。有了這個原因，全鄉村之事和全國之事，人民就不能不過問了。現在的人，大都是「事不關己不勞心」。革命的人，拚命去爭民權，爭得之後，交給人民，叫他來行使。我恐怕鄉間的老百姓，還會嫌我們的多事，妨害他吃飯睡覺的時間，只好順著他們喜歡發財的天性，把民權二字附著在發財二字上面，交給與人民，人民接受發財這個東西，順便就把民權那個東西攜帶去了。他們知道官吏是替他經理銀錢的管事，不得不慎選其人，遇有不好的管事，不得不更換。如此則選舉權，罷免權，他們自然曉得行使了。他們知道一切章程，如不訂好，就有人舞弊，公款就要受損失，他們將來就要少分點紅利，如此則創制權複決權也就曉得行使了。所以政府每年必要發給生活費，人民與政府才生得起關係，才能行使民權，人人有切己關係，才不會為少數人所把持，全民政治，乃能實現。

改革社會，千頭萬緒，猶如鐘錶一般，中間的機械，只要有了點小小毛病，全部動作，都會停止。我國土地，有如此之大，各地情形不同，實施的詳細辦法，豈是政府中幾個人能夠坐而揣測的，只好劃歸各地人民自去斟酌辦理，政府只消把大政方針與各種進行計劃宣佈出來，使人民知道政府的目的是怎麼樣，進行的途徑是怎麼樣，他們自然會朝著那個途徑做去，各鄉各縣，漸漸趨於一致，就可以漸漸聯合起來了。現在世界的大勢，是朝全民政治方面趨去，故一切事權，當散而給諸人民，才不至與潮流違反。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是一個東西，不可分而為二，一面又須顧及世界民族的心理，順著大同的軌道做去，三民主義，就成為整個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