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慈善与性善

二、狡猾与聪明

三、改革与守旧

四、勇敢与鲁莽

五、善的差异

一、慈善与性善

我在这里说的“慈善”，是指为大众谋求福利的举动，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博爱”。用“同情心”这个语汇来表达慈善，是不够分量的，不能表达出它真正的含义。“慈善”是表现于外的行为，而“性善”是内蕴的性情。“善”是一切内在的道德与人类尊严中最高贵的美德，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善”。人们如果没有这种美德，那就和老鼠相去无几，必会成为一种有害的可怜东西。“慈善”就是宗教上称作“仁爱”的那种美德。除了偶尔会误用以外，这种美德是永远不会用得过度的。天使会因为有过分的权力欲望而堕落，可是“爱”这种德行的发挥，不论怎样都是不会过分的，天使和人都不会因为它而发生危险。性善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如果没有机会与对象来施用于人类，那就会在其他的生物身上去求得发挥。古代的土耳其人是很残酷的，然而他们很爱护鸟类和兽类，常给鸟和狗喂食。据巴斯伯契斯的报道，君士坦丁堡有一个青年基督徒，曾经因为将一只长嘴鸟钉在自己的门上，差一点被人用石子活活砸死。

但是，有时慈善和仁爱也有误用的情况。意大利有句讽刺的谚语，说：“对谁都行善，也就无善可言了。”有位叫马基雅维里的意大利学者，曾经大胆而坦率地这样写道：“基督教的信仰使好人甘心去做坏人的牺牲品。”他下这样的断言，是因为从来不曾有一种法律、教条能像基督教那样发挥仁爱的精神，做出许多伟大的善举来。所以，我们要留心善良的行为可能发生的错误，以避免毁谤和危险。别人是否善良一定要看清楚，别被他的外表欺蒙。外表常是虚假而不可靠的，因此诚实的心灵很容易上当受骗。对于伊索的鸡，不可抛给它珍珠，因为一粒麦子将会使它更加喜悦。对于这一点，上帝就做了很好的示范——他把雨水赐给所有的人，让阳光照射公正之人，也照射邪恶之人。可是，他并不把财富、荣誉和道德都赐给所有的人。普通的恩惠可以不分等级地赐给任何人，而特殊的恩惠需要慎重的考虑与选择了。

在复制一件东西时，要注意不能把原来的样本弄坏了。神学家把我们对自己的爱比作是原来的样本，却只把我们对别人的爱看作是一个副本。耶稣说：“变卖你所有的东西，分给穷人，跟我来！”然而，如果不跟“我”来，你也一样可以做出不要许多钱才能办得到的善举，最好还是别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掉，不然等于是汲泉水去充河水，泉水被汲干了，河水却未必能增加多少，那样未免太过失算了。慈善和仁爱固然需要感情来启迪，还需要理智去引导。

有的人生来便是性善的，也有的人生来就是性恶的。我们常看到一些生性固执而不愿学好的人，这种人倒不见得怎么坏，他们只不过是顽固罢了，有时喜欢与人发生冲突而已。然而，有些人是生性极度阴狠，这种人就非常危险了。他们喜欢看到别人的不幸，在别人失势的时候，他们落井下石，连癞皮狗都不如，简直就像是见了东西就嗡嗡乱叫的苍蝇。这些厌世的人，一心要使别人意志消沉，要把别人推向死亡的边缘，逼着别人上吊，然而花园里连一株可供人上吊的树都没有，因此这种人还比不上雅典的泰蒙（莎士比亚剧中极为厌世的一个人物）。这种性格是人性中的反常现象，不过却也有它的用处，伟大的政治家常是由这种性格造就而成的，正如木材中的弯曲者，它虽是不适用于做造房屋的栋梁之材，但用来制造海上乘风破浪的船倒是很合适的。

“善”有很多特征，对于一个善良的人，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去认识他。一个人如果连对待陌生人也亲切而有礼貌的话，那他必定是一个通情达理而具有同情心的好人；他的心将和别人的连在一起，他是不会感到孤独的。如果他怜悯又同情别人的苦难与不幸，那么他的心就像那种能产生香液的高贵树木一样，他是宁可自己受伤也要去解救别人的。他若能常存宽恕之心，那他就更高尚了，也不会轻易地招来别人的侵犯。虽然别人送给他的礼物很轻，他仍会感谢不已，那是因为礼轻情意重。他所感谢的是人家的美意，而不是区区礼物。如果他有圣保罗那种完美的人格。为了救同胞，甘心自己挨骂被咒，被逐出天国，这就表示他具有神性，已接近耶稣基督了。

二、狡猾与聪明

我们可以把狡猾看作是一种邪恶的聪明。一个狡猾的人和一个聪明的人当然有着显著的不同，不管是从能力方面来说，还是从诚实方面来看，他们都有极大的差别。有的人虽然爱捣鬼，善于记牌，却玩得不好；有的人虽然很会呼朋唤友，善于钻研，但在别的方面一无所能。对人的了解是一回事，对事的了解又是另一回事。所以，许多人虽然善于察言观色，懂得怎样逢迎人意，但当他实际做起事来的时候，并不怎么能干，这是由于他们读书不通，又过于重视对人的研究的缘故。这种人诡计多端，可与之共谋，却不可与之共事。他们的手段只能用于熟人身上。有句古话说：“把他们送到陌生人的面前，共谋共事可测其愚智。”这句话对这类人来说刚好适用。狡猾的人像个杂货摊，他们到底有多少货色，我们细加检查便知。

有很多聪明人表面上虽然爽朗，但肚子里藏着许多的秘密，因此有的狡猾的人就效法耶稣教会的教士，一边跟人谈话，一边察言观色；他们也像耶稣教会的信徒般假正经地低头偷偷地窥探别人。

另一种狡猾是，当你急于完成一件事情，而要与人商洽时，你先得与对方谈些题外话，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以便他不会过于清醒而反对你的提议。一位做秘书工作的人，每当他拿了许多账单要请伊丽莎白女王签字时，总是先跟女王谈些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女王对这些账单就很不在乎了，并爽快地予以签字。当对方在极端忙碌时，对你所提的事无暇细加考虑，这时如果你向他提出某种要求，也容易得到满足。一个人如果想对某种事情加以阻挠，又怕别人知道，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在表面上假装希望这件事进行顺利，而在暗中设法加以阻挠。

当一个人在说话时，如果突然中断话头，像是有话要说，却极力抑制不说，这样常会使听者更加感兴趣，而希望他能继续多讲一些。其方法是，让别人问起你某件事，然后，当即回答他，要比你主动把那件事告诉他更有效。所以遇有这种情况，不妨面露与平日不同的神色，使对方禁不住要追根究底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面色，这样你便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申诉机会。为人臣的尼希米亚斯就曾故意这么说：“在王的面前，我以前又何曾有过这种脸色？”而后，他便开始申诉他想说的话。

对于不愉快而难以启齿的事情，最好找一个没有分量的人先把事情说出去，然后把重要的话留着等人问起时再说。纳西沙斯向克劳底斯说起他的妻子梅莎琳娜与西利斯私通并结婚的事情时，他述说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一个人说起某件事不愿以自己的名义负责，而借用别人来掩饰，这也是一种狡猾。他的方法是用这类话来搪塞：“一般人都这么说……”或“外人传说……”。

我认识一个人，他写信的时候总是将重要的事写在“再启”或“又及”的部分，似乎这是附带提及的、无所谓的小事一样。

我还认识一个人，他喜欢把演讲的内容的重点暂时略去不讲，然后再回头重新补述一番，仿佛要把它忘记了似的。

有些人故意在人前把手里拿着的东西或信件遮遮掩掩，故意装作不愿被人发觉的样子，好像不会料到有人走过来似的。而别人这时倒会因此查问他是什么事，这正中他的心意，因为他本来就想把这事告诉别人。

一个人故意说一些话让别人传播，然后再加以利用，这也是一种狡猾。有两个人，他们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同时争取一个秘书职位，但他们两人依然维持着很好的友谊，还时常互相磋商。其中一个故意说，在一个没落的王朝里做事是非常艰难的，他不想干了。另外一个就把这句话向他自己的朋友说，也说他不想在一个没落王朝里求一份秘书的差事。这句话再传到第一个人耳边时，这第一个人便把这句话向女王奉告，女王听到“没落的王朝”一语，非常不悦，从此再也不听后面一个人的请求了。

有一种狡猾的说法：“巧妙地翻转锅饼”，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将自己向别人说的话，弄成像是别人向自己说的话一样。在两人之间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不易辨别到底是谁先开始说的了。

有些人善于用反面的说法为自己辩护，以攻击别人。比如说：“我可不会这么做。”提节林纳斯攻击巴鲁斯就是用这个方式，他说他除了关心皇上的安危之外，便没有别的目标了。

有些人有满肚子的故事，随便什么事情他们都能把它编成故事告诉别人，这样可使自己较为安全，也使别人更乐于接受他的说法。

一个人把自己所期望的回答先暗示出来，这也是一种狡猾，因为这样一来，对方对自己的意见也就不会过于坚持了。

有些人说话时居然能等待许久，绕个大圈子，而后再说出本意，这真是需要很大的耐心，但是这个法子非常管用。

趁人不备之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让人措手不及，从而使那个人在仓促的回答中暴露出秘密，这也是一种狡猾。例如一个改掉姓名的人在圣保罗教堂附近行走，忽然有人从后面走来喊出他原来的姓名，便会使他惊慌失措，立刻回头张望，从而暴露出他的秘密。

这各式各样的狡猾实在不胜枚举，如果能把他们列出一张清单，倒也有价值。因为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大家都把狡猾的人看成是聪明的人，那是比任何事情都要糟糕的。

有些人只知道事情的表面因果，而对其关键不加深究，这就好像一幢房屋，虽有方便的楼梯与入口，但没有好房间一样。这种情形的发生是因为他们对事情只知巧妙地逃避，而不能切实地考察与辩论。这种人多半希望别人以为他们对自己的问题都能解决，而不愿与人商量。像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只是在耍花样骗人，而不肯脚踏实地去做事。所以，所罗门说：“通达的人步步谨慎，愚昧的人无话不听。”

就蚂蚁本身来说，它是一种聪明的小动物，可是，它对花园与果园危害很大。与这种情形相似的是唯利是图的人，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固然是聪明的，但对别人危害很大。所以，我们除了自爱之外，也应知道对社会公益尽些义务。我们在谋取个人利益时，应以不伤害别人的利益为前提，对国家的利益更不可有丝毫的损害。一个人最可怜的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而行动，就像地球以自己为中心而转动，而让其他星球在周围环绕运行一样，孤独无助。做君主的往往就是这样，他们把自己作为人民的中心，也将自己的利益认定为高于一切，因为他们不只是单纯的个人，他们的成败得失和大众的安危休戚相关。但是，作为一般人，就不能存有这种自私自利的念头，否则，凡由他们经办的事都会被歪曲，来适合他们私下的利益。而这种私下的利益常常是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会造成极大的祸害。因此，元首除非愿意将这种怀有私心的部属的利益看得比国家的利益还重要，否则是没有理由选用他们的。

就主仆的关系而言，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主人的利益本来就是不可以的，如果仆人唯利是图到了不分轻重的地步，甚至为了自己微小的利益去牺牲主人重大的利益，那就更是坏得不堪想象了。这种情况颇为常见，比如贪官污吏或自私的将军、大使等，他们常牺牲君国大计，而去换取一己小利。他们的所得非常有限，可是国家因此蒙受重大的损失。有的人甚至自私到宁可烧掉他人的房屋来烤鸡蛋吃的程度，但奇怪的是，这种人能获得主人的信任，他们一方面用种种的方法去讨主人的欢心，另一方面却尽量求取自己的利益，对主人的利益是一点也不顾及的。

从多方面来看，自私的聪明非常卑鄙。老鼠、狐狸、鳄鱼都是聪明而自私的动物。老鼠破坏房子，到了房子快要倒塌时，自己就先偷偷地溜了。狐狸叫猫儿替它控制住洞口，等洞口控制住了，便把猫儿赶走。鳄鱼捕食时，会故意先掉下泪来，以引诱别的动物上当。但是，有一点我们能看得到，那就是自私自利的人终究是很不幸的，他们为了自己而牺牲别人，自己也免不了要成为命运之神的祭品，而他们还沾沾自喜，以为靠自己的聪明就可以掩盖自己的自私。

三、改革与守旧

刚生下来的动物的样子都不好看，同样，一切改变或改革的事物，最初也使人很不习惯。不过，有些事情是以前的较好，不容易去效仿，比如说，事业的创建者往往比他的后人高强许多，这是由于人的依赖性，使人性中的恶性越来越强，而善性逐渐减弱，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改革是出于需要，就像有了疾病便有了医药一样。各种药都是改革，不肯服用新药的人的结果是疾病不会痊愈的。

时间是最大的改革家。如果在时间的进程中，各种事物都在变坏，而人类的聪明才智又不能把它们变好，这说明习惯上所遵循的制度尽管并不好，却也还合乎时宜。有些惯例，时日既久，已不能见到它们的根源，要对它们突然加以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一种改革可能是有用而合理的，但与旧事物格格不入。而且，改革就像个陌生人，人们见了只会觉得惊奇，未必会欢迎。如果时间是静止的，环境是不变的，当然改变或改革就没有必要了。可是，时间在不停地飞逝，环境也在不断地改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墨守成规，那么不变所引起的混乱，将比有所改变或改革引起的混乱更大。通常太看重过去的人便会轻蔑现在。时间是个伟大的改革家，它能改变各种事物，可是它的改革是缓慢的、不声不响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所以，人们在进行改革时，应以时间为榜样，效法它的办法去改革。不然，人们对突然而来的改革，不但会感到意外，而且也可能不肯接受。这样的改革对某些人可能是有益的，但对另外一些人却是有害的。受益的人当然高兴，对主持改革的人无限感激；而受害的人会觉得冤枉，自然要咒骂那改革的人了。

国家大事的改革如果不是必要，或者改革的效果不是非常明显的话，还是不要轻言倡议改革为妥。在改革的时候还要注意，改革是为了革新，并不是以革新来满足欲望。人们对于新事物虽不拒绝接受，但也会持有怀疑的态度，所以改革与否，经过详细的考虑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圣经》上说：“你们应当站在路上察看，探访古道，要行走在那善的道途上才是。”这是告诉人们，要站在旧路上仔细察看新路是不是好的，如果真是好的，就应当走下去。

四、勇敢与鲁莽

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个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值得博学之人深思的故事。

有一次，有人问德摩斯梯尼演说家最主要的才能是什么，他说，表情。该人又问：其次呢？也是表情。又问：再其次呢？还是表情。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最了解所说的事情，同时他在自己所推崇的才能上又没有天生的优势。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表情在一位演说家所有的才能中不过是最表面的东西，并且更适合作秀者，却被抬得这样高，甚至超出其他如独创、口齿清晰等更高一筹的本领。不仅如此，这种表面的才能简直是独一无二的，是一切中的一切。然而其理由是显然易见的，人性中通常是愚蠢多于明智，因此那些能引起人心中的愚蠢的才能是最有说服力的。

与此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就是在处理事务中表现出的气概：首先是什么？勇气！其次呢？勇气！再其次呢？还是勇气！可是，勇气不过是卑鄙无知的产物，它远远次于其他美德。然而它能迷惑并束缚那些见识浅薄或缺乏勇气的人，而这种人又是数量最多的，甚至这种盲目狂妄的伪勇者能趁智者脆弱时大获全胜。因此我们常见勇气在民主政体国家中才会创造奇迹，而在参议院或君主制的国家中，它的效应就小多了。而且勇气总在大胆的人们首次活动的时候功效最大，其后就未必那么奏效了，因为勇气不等于坚守诚信。

当然，在人的肉体方面，有游医郎中等；在政治团体方面，有江湖术士等，这些人担任着治愈疾病的伟大使命，也许在最初的两三次试验中会建立奇功，但因为他们缺乏科学基础，所以这种效果不会持久。当那些江湖术士们预先答应了很重大的事，结果却很不体面地失败了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忘记这些挫折（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勇气的话），并且掉过头去，再不会为此劳心费力。

无疑，在有远见的人看来，所谓勇者不过是可笑的莽汉而已。不仅如此，在一般人的眼中，勇气也是有点可笑的。如果“荒谬”是引人发笑的东西，那么毋庸置疑，伟大的勇气很少是没有一点荒唐之处的。尤其可笑的是，当一个大胆的家伙遭人反对的时候，他的面貌会变得极其猥琐，或者呆若木鸡，一定是这样的。在退让之中，人的精神是彷徨不定的，在上述情形中，那些勇夫们给人的感觉精神呆滞，好像下棋下成和局一样，虽然算不上输，但是那一局棋无法走下去了。这最后所说的事，或许更适合讽刺的说法，而不是很严肃的。

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大胆永远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到危险和困难。大胆在策划中是不好的，在执行中却能派上用场。所以对有勇无谋者来说，明智的做法是永远不要让他们担任决策的首脑，而应当让他们担当副手，听从别人的指挥。在策划时必须能预见艰险，而在执行中最好对艰险视而不见。

五、善的差异

现在再继续说个人的善。善可分为积极的与消极的。因为这两种善的区别在一切事物上都有，而最容易在生物的两种不同的欲望上显现出来：一种是保存他们自身或使他们延续，一种是延伸它们自己或使它们繁殖。后一种似乎更为重要，因为在自然中，那是较为重要的、是主动的，而前一种，那是次要的、是被动的。在生物的快乐中，生育的快乐是大于饮食的快乐的。在神圣的训义中“授比受更能得福”，而在生活上，没有一个人的精神是这样软弱的，会把实现他心里决定要做的事情看得比肉欲更重，这种积极的善的优越，对于我们的生存状况是不能免于死亡与机遇的影响的，这种考虑是被人支持的。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在快乐中得到永久与确定这种快乐的稳定，就会增长它们的价值。但是我们知道了这无非是“在死的时候延续一点我们就以为是件大事”与“你不要夸明日怎样好，因为你不知道一个日子可以带些什么东西来”，这就使我们希望得到一点固定而不受时间影响的东西。这些只是我们的行事与工作了，如同人说的“他们的工作，留在他们后面”，这种积极的善的优越也是为人自然就有的那种对于变换与进步的喜爱所支持的，这种在感觉的快乐上，是不能有广大的范围的，“想一想怎样多的回数你做着同一事情，饮食、睡眠与游戏，在一个永久的回旋上一个跟着一个，一个人并不要勇敢与困苦，只因为厌倦了老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做着同样的事情，也会有宁愿死掉的想法”。但是在企图追求生活的目的时，会有不少变幻，人们在他们行动的开始、反复努力、接近与达到他们心中目标的时候，都感到快乐，这是说得很对的，“生活没有一个目的是易使人厌倦与无定向的”。这种积极之善并不与社会之善有何相同之处，即使有时候它恰与后者吻合。他常做于人有利的事，但他的唯一目的仍是自己的权力、荣誉、地位的增加与继续生存，如同在主动者之善是一种与社会之善冲突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明白看出来的那样。因为那种支配世界的扰乱者的心理状态，如西拉与比较小型的无数其他的人，他们要让他们所有的朋友都快乐，所有的敌人都苦恼，并且要照他们自己一时的想法改造世界。这种心理状态以积极的善为目的，并且希望得到它，虽然它与社会的善离得最远，但后面这种，是较大的善。

再说消极的善，这个可以再分为保守的与完成的。让我们把已经说过的再简单复述一遍：首先说的是社会的善，它的目的包括人类天性的要素，我们不过是那个分子与部分，而不能够自成为要素。我们又说过积极的善，把它作为个人的善的一部分。这是不错的，因为一切物都具有一种从自爱上生出的三种欲望：一个是保存与延续它们的要素；一个是改变与完成它们的要素；第三个是繁殖它们的要素与把它伸张到别的物上。这里面，繁殖或它在别的物上的印象，就是我们以积极的善的名义来论述的。所以现在只剩了它的保存与它的完成与提高。这后面的一种是消极的善的最高的程度。照现在的状况保存还是比较小的一件事情，而保存了再加以改进是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因此，在人的身上，“一种火样的力量嘘入了他们的生命，一种出于天上的要素”。要到达完善，这种善的误认或虚伪的仿效就是人生的风波。而人，有一种在要素上求改进的良知，是被驱动了去寻求一种地位上的改进。同有病而得不到救治的人辗转不安常移动他们的位置那样，仿佛以一种位置上的变动，就可以得到一种在他们身子里面的变动，“谓脱离所感的痛苦”。怀着大志向的人也是这样的，在无法使他们的天性升华的时候，他们就在想把他们的地位升高的一种永续的激动中。所以消极的善，同上面说过的那样，是保存的或完成的。再继续说保存或支持的善，那无非是于我们天性相宜的东西的享受，这看来是快乐中最纯洁与自然的，但仍是最软弱与低级的。这种善还可以再有一种区别，但这种区别并没有经过好的评判或好的研究。因为享受或满足的善是在享受真实，或在它的强烈与力量中，一个是因为没有变动而加上的，一个是有了较少的恶混入，有一个较多善的印象。这在两种里面，哪一种是较大的善，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人的天性是否能把两者都做到，却是一个没有人研究的问题。

把个人的善推演到了适宜的程度后，现在讲关于社会的善，我们可称为责任。因为责任这个词是能与他人适合的心理相宜，如同德行这个名词是专用于一种自身很好构成的心理。虽然没有人能够与社会了无干涉就了解德行；或是没有一点心理的倾向就了解责任。这一部分初看是可以把它认为属于政治的。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就不是如此，因为这是关于每个人对他自己，而不是对他人的管理的。如同在建筑上，指示梁柱与房屋的其他部分的做法，与将它们装架起来造成房屋的方法是不同的事；在机械学上，指示怎样制成一种器械或机器，与怎样使用它是不同的事。但在表明这一种的时候，仍是附带地表明对于又一种的适宜。人在社会中联合的理论，也是与他们依从的社会习惯是不同的。

这种责任的部分，可再分为两部分：人人以国家一分子资格所同有的责任，人人在他的职业与地位上所特有或专有的责任。这里面的第一种现在已有，而且得到了很好的研究。第二种也可以说只是分散了而不是缺乏。在面临“缺乏”的时候，这种称誉或就真实上，或就时间上，都不是自然的，而是勉强的。但是让我们读西塞罗辩护马赛罗的演说，那无非是描绘恺撒的美德的一种图书，而且是在他面前做成的。把这个与许多其他很好的人所给予的实例放在一起，这些人的智慧，比遵守这种朝廷礼节的人要大得多，我们就再也不会质疑在一个完全适当的机会，给予面前或不在面前的人以应得的赞誉。

但是回到正文，应属于这个处理各种职业责任的部分，还有一种与他有关或相反的，就是涉及每种职业的诈骗与恶性的事件，那些也曾经有人处理，可是他们处理的方法大都是嘲讽与讥诮的，而不是严肃与有识的。因为宁可用机智来嘲弄许多在职业中是良好的事情，也不肯用审视的目光来发现与分出那些腐败的部分。因为，同所罗门说的那样，以一种轻侮与非难的态度来求知识的人，一定可以找到合他习性的东西，却是没有可以教导他的：“一个轻侮者欲求智慧而不能得到，但知识在能够了解的人是容易获得的。”但是以正直与真实来处理，我认为还有缺陷，据我看来那是可以建立诚实与德行最好的保障之一。同古寓言说的那个看一眼即可使人死亡的龙蛇那样，如果它先看见你，你死；但是若你先看见它，它死。欺诈与邪恶的计谋也是这样的，如果它们先被发觉了，它们就丧失了生命；但是，如果它们赶在了前面，就能够使我们受到危害。所以我们是应该感谢马基弗利与其他的人的，他们书上说的是让别人所做的，而不是他们所应做的事情。因为要把蛇的智计与鸽的天真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除非人的确知道蛇的各种情态：它的下贱与卑劣，它的蜿蜒与光滑，它的嫉妒与螫啮，与其他各种各样的邪恶。没有这些书，德行是没有防护的。不但如此，一个好人如果没有邪恶的知识相助，对坏人就没有用处，而不能感化他们。因为堕落的心理先假定了诚实是出于天性的简单，而是相信教士、教师与人表面说话的。所以除非你能够使他们看出你明了他们堕落得已经到了极处，他们是轻视一切道德的。“除非你能够告诉他他自己心里怀着的意思，否则一个愚人是不会接受智慧的。”

夫妇、父母子女与主仆间相互的责任，也属于这个特有责任的部分。友谊与感谢的公例，团体政治组织、邻里社会性的约束，与同一切其他相互的责任，也属于此类。不是把这些看作政府或社会的各部分，而是关于怎样训练个人的心理来维持这种社会的约束。

关于社会的善的学问也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不仅是单独的，而且是比较的。属于这一部分的是在人与人、事与事、个人与大众间责任的权衡。如同我们在马克布鲁特斯审判他的诸子这件事上看出来，它是这样为人所称赞，但是还有人说：“不幸的人啊，对于他的行为，后人不知道怎样的评判呢？”所以这件事情还有疑问，关于它的意见，是否赞成两面都有。还有，马克布鲁特斯与凯修斯为要探测有些人的意见，看他们是否适于做他们的僚友，在邀请这些人晚餐的时候，提出了杀死一个专制者是否即为篡夺者这个问题，坐客的意见就有分歧了，有人以为甘为奴隶是最大的恶，有人以为专制远胜于内战，关于比较责任的这类事例，还有很多。在这些里面最常见的是一种小的不公道生出许多的好处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帖撒利的杰生反对着真实而决定的，“要获得一种较大的善，必得要做一点小的恶事”。但是他的回答是很好的：“你现在可以做好的事情，要等将来再做好事，你没有保障。”人是应该追逐着当前的事情，把将来让上帝去支配。

我们已经讲过了这种生活的结果，现在还要讲属于这一部分的艺法。没有这一部分，前面的那一部分就像一幅好的画像或一座雕像，看着虽美，但没有生命与活动。亚里士多德曾以这样的字句承认这种意思：“关于德行，我们应该确凿地知道它是什么性质，与从哪里发生出来的。因为只知道德行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如果不懂得怎样去获得它，就不知道怎样去达到它。”所以西塞罗在极赞凯图第二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致力于哲学“并不为要想同人为哲理的辩论，却因为他可以同一个哲学家那样的生活”。虽然我们现代的疏忽可以使这一部分看来似乎没有必要，在这个时代里，没有几个人对他们生活的改良有所商榷，但我仍要以希波革拉第的那句警语来结束，“那些病而不觉痛苦的人是连心都生了病的”。他们不但需要药物来减轻他们的病症，而且还需要唤醒他们的感觉。如果有人说人心的治疗是属于神学的，那是最为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可以把伦理学同一个有智慧的仆人，与卑微的侍婢推荐给他。因为同箴言里说的那样，“侍婢的眼睛总是看着主妇的”，但是无疑总还有许多事情留给侍婢去处理，以觉察出那主妇的意向来。伦理学也应该不断地注意神学的理论，但它也可以由自己发出很多健全与有益的指示。

因为这一部分是这样好，所以我觉得没有把它做成有文字的研究是极为可惜的。尤其，这里有着许多为语言与行事所素习的材料，在那上面，人们常谈的是比他们的书籍蕴含着更多的智慧，所以我们把它更详细地提出是合理的，一来是为着它们所有的价值，而且也因此我们可以卸却责任。这句话看来似乎是不可信的，而且曾在这上面有过著作的人都不是这样的看法。因此我们要列举那里面的几个项目，才可以更明白地看到它们的真相，探究它们是否存在。

在这个上面，同在关于实行的一切事情上一样，我们应该计算一下，哪些是我们所能为的，哪些是我们所不能为的。因为一个是可以改变的，一个是只能适应的。农人不能支配地利与天时，医生也不能支配病人的体格与症状的变化。在人的心理训练与治疗上，有两件事情也是我们不能支配的——自然与命运的事项。我们的工作是被一个基础与一个条件所限制与束缚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只能够以适应而进行，“忍耐可以制胜一切命运”，并且同样“忍耐可以制胜一切自然”。但是我们说的忍耐，不是一种愚钝与怠惰的忍耐，而是一种有勤勉的忍耐，这能够从那些看来诡异的事情里得到与造成实用与利益，这才是我们所说的适应。适应地恰当，大半基于要适应的那种先有情态或意向的恰当与明确的知识上，因为只有我们先把身体量过，才能使衣服合身。

所以，这种学问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定下人性情的各个不同特质的正确分类，尤其是关于那些最基本而为其余的源泉与原因，或是最常与别种性质合并或掺杂的差异。在那上面，不是为了要更好地说明德行，来把这里面的几个简略地论述了，就可以满足这种目的的。如果这种情形是值得考究的，就是有些心理是适于大事，有些适于小事。那么，这是否也是值得考究呢？就是有些心理能够注意到许多的事情，有些只能够注意到几个。因此，有人能够同时处理多件事情，而有人只能同时处理不多的几件事情，也就有了心理的狭隘与怯懦。并且，还有些心理是适合于那些可以立时或在短期内处理的事情。有些适合于需要长期致力才能办到的事情，“当他的计划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他已经在哺乳与照看它了”。所以可以很恰当地说是有一种心理的耐久性，这也是常作为一种心理的广大来归与上帝的。因此，这不是也值得亚里士多德考虑的吗？“谈话中有着一种谀顺与使人喜悦的倾向、一种与此相反的反驳和一种与人相左的倾向”，这不是更值得考虑的吗？“有一种倾向，不是在谈话中，却是在性质较为重要的事情上，在别人的好事上感到快乐，与一种相反的倾向，在别人的好事上感到厌恶”。这就是那我们所称其为好性气或不好的性气、好意或恶意。这一部分涉及天性与意向的学问，它们在伦理学与政治学上都会被人遗落，我为之惊异不已。人在占星术的传说里面可以找到一些人的性情很巧妙与适当的分类，照着他们降生的时候是哪种行星占着优越的地位：安静的喜爱者，动作的喜爱者，胜利的喜爱者，荣誉的喜爱者，快乐的喜爱者，艺术的喜爱者，变换的喜爱者，诸如此类。人在这种记述中是最富有智慧的那一类，于是意大利各邦使臣关于教廷主教团的报告里面，那些主教的性情很巧妙与生动地被描写出来。人在日常交谈的时候可以碰到那些最初的或最终的印象是感觉敏锐的、木讷的、拘谨的、老实的、诙谐的、自信的各类人。但这种观察仍是在字面上游走，而没有在研究中固定，区别是找到了，但我们不能归结到何种行为的指示。我们在这上面的错误更大，历史、诗咏与日常的经验都与这些观察者好比在种植花圃的场地那样，从那里，我们只采了几束花在手里拿着，却没有人把它们送到制药铺里，让他们可以制出应用于生活上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