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与君主
二、计议与策士
三、费用与理财
四、富国强兵之道
五、讲话的艺术
六、放债的利弊
七、从属与朋友
八、误解与分歧
九、高官重职
十、司法与国家
十一、权衡价值
十二、贵族的位置
十三、交涉与协商
十四、诉讼与辩护
十五、党派与中立
一、帝国与君主
帝王常常惶恐终日，对人生无所寄望，他们在万民之上，地位至尊，荣华富贵无以复加，当然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再冀求的了。可是，他们反而因此倍感烦恼，终日生活在惶恐的幻想与阴影中，心事重重，无法自遣。《圣经》上说：“天也高，地也厚，君子的心何所度。”这也算是原因之一了。当一个人的心中没有主要的目标，却满腹猜疑的时候，他的爱恨便令人难以揣测了。同样，帝王也会为一些琐事烦心，如搭建楼亭、提升某人的官爵、精通某项技艺（比如尼罗王会弹竖琴、杜密善王精于射术、高莫达王长于剑术、卡拉卡刺王善驾战车）等。我们在大事情上有了成就之后，如果停滞不前，则会沮丧；如果我们在小事情上面不时有些进展，则会感到精神爽快，不明白其中道理的人是不会相信我这个说法的。我们也常读到一些帝王的历史，这些帝王早年驰骋战场，南征北伐，战无不胜，但这种进展终会停止，因此他们到了晚年忧闷不乐而皈依宗教。亚历山大大帝和岱奥克里王就是这类帝王。近代的例子如查理五世，一个想往前发展的人，一旦猝然停下来，就会怅然，觉得大势已去，今非昔比了。
就帝王的恩威这件事情来说，难得的是懂得恩威并施，这算是一种美德。恩威并施与喜怒无常蕴涵了两种不同的概念。然而，前一种是恩德与威严交互使用，而后者与前者却是大不相同的。维思派尚问阿波洛尼洛斯：“尼罗王为什么会失败？”阿波洛尼洛斯答得好：“尼罗王抚琴的指法纯熟，曲调优美，而治国之时，则有时把弦调得太高，有时又调得太低。”的确，宽严失调都易使王权崩溃。
近代的帝王都是等遇到危难时才以巧计去避开的，却不见有人先采取预防的措施，这等于是在跟命运打赌。采取这种忽略祸患的做法，就可能大祸临头。帝王有许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是他们心里的事。据塔西托说，帝王的欲望大都很强烈而又互相矛盾，所以既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能不择手段则是帝王的致命错误。
做帝王的要设法对付邻国、妻子、儿女、僧侣、贵族、绅士、商贾、平民和军人等，如果他稍不留神，这些人都可能使他罹难、丧生。
首先来谈一谈邻国。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形，想定出一个对付邻国的一般法则是不可能的。但是，永远不变的原则是有的，那便是做帝王的应该经常有适当的防御措施（比如说，扩张领土、垄断贸易或入侵等），防止邻国变得比自己强大，以免遭受威胁。这种事情应该成立委员会专职负责。欧洲三强联盟时，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互相防范，严加监督。他们中间如有人被侵犯领土，两国则联合制止，必要时共同讨伐，誓将失土收复，绝不在中途轻言和解或暗中牺牲对方。与这种联盟性质相同的组织，还有那不勒斯的斐迪南王、佛罗伦斯的梅第奇王和米兰的斯福查王的联盟。中世纪的经院学派主张，两国之间，如非一国先侵犯另外一国，就不应该宣战。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正确，如果是一国为了避免即将发生的危机，而采取正当的防卫措施，那么即使对方从无侵犯事实，也是合法的作战理由。
谈到妻子这一方面，历史上更有许多惨不忍睹的例子。例如利维娅毒死夫君奥古斯都大帝；梭利曼一世的王妃洛克莎拉娜为了想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土耳其王，而暗杀皇后之子穆斯塔法，结果破坏了皇室律法，扰乱了帝王血统的继承；英国爱德华二世的皇后暗中使他退位，而后再将他杀害。由这些例子看来，帝王妻子的危险性实在太可怕了。
至于子女方面，悲剧的事例就太多了。帝王通常猜忌自己的子女，这真是件极不幸的事。像前面提到穆斯塔法遇害后，土耳其王室的继承传统就受到严重的破坏，直到现在，自梭利曼大帝以后的数代，都被怀疑是异族的血统，因为梭利曼二世的血统已被大家认定是可疑的。君士坦丁大帝把他那为人忠厚温和的儿子克利普斯暗杀后，皇室的安宁也同样受到影响，皇太子君士坦丁二世和康斯坦斯的结局也都很惨。另外有一个太子康斯坦修斯也非常不幸，他被朱利安王讨伐以后，不久就病故了。马其顿菲力普二世的太子狄密区斯被自己的兄弟诬告叛国而被处死，他的父王后来发现他是被误杀后，也因忧郁成疾而辞世。像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帝王们从猜忌子女的行动中得到好处是很少见的，当然，子女们确实有叛乱行为的当属例外，像梭利曼猜忌太子巴加札特以及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叛变等。
谈到教士僧侣，他们要是势力庞大、倨傲不恭，那就不能说没有危险了。例如，坎特堡大主教安塞姆和贝克勒都曾企图要把王权与教权集于一身，不过他们所遇到的国王威廉二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也都是骄傲固执的，所以他们的野心难以施展。教会造成的危险并不在于教会本身，而在于教会圈外的势力，或者是由于教士的选举与任职不是靠君王或圣旨授予的权力，而是靠平民百姓的拥戴。
至于贵族，只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发生。然而，如果对他们加以压制，那时君主的主权虽然显得更有尊严，但是却会变得更加不安，更不容易贯彻命令。关于这一点，我在《英王亨利七世传》中也曾提及。亨利七世压制贵族，所以在他那个时代不断有内患发生，贵族表面上虽然仍旧服从他，但一旦事情发生时，他们便袖手旁观，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结果是君主事事都得亲自处理。
说到绅士，由于他们散处全国各地，所以不致成为大患。虽然他们时常大唱反调，不过并无大碍。他们跟贵族一样，只要他们没有掌握大权，便不致发生危险。由于他们与平民最为接近，关系最直接，所以如果发生骚乱事件，他们是出来缓和局势的最佳人选。
再谈到商人，他们对于国家而言，就像静脉与人体的关系，如果他们生意清淡，国家的四肢虽然依然强壮，但血脉枯竭，四肢便自然会变得倦怠、羸弱不堪。国家不要只对营业税打主意，其实营业税的加重对整个国家的税收益处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虽然国库增加了部分收入，但对整个国家而言有损失，因为某方面的税收提高了，贸易数量反而会因此而减少。
至于平民，如果不是在他们之间出现伟人，或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受到干扰时，也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发生。
最后谈到军人，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要求恩赐，厚享薪俸，那将对国家贻害无穷，这一点我们可从土耳其的近卫军和罗马的侍卫队的叛变中得到证明。如果由不同的指挥官带领，将他们分派到一定的地方去驻守，并且不轻易给予赏赐，这样就能使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武力，不致发生祸患。
帝王犹如太空中的星球，对整个太空而言，星球在时令方面有好坏不同的影响。虽然他们很受人尊敬，却很少得到休息。有关帝王的一切讨论，记住下面两点将有助于理解：“帝王得记住，你是一个人；同时也得记住，你也是一个神，或说你是造物主的代表。”前者约束帝王的权力，后者约束帝王的欲望。
二、计议与策士
人与人之间最坦诚的是互相信赖。其他有关信任的事，例如，生活方面托付朋友的有田地、财物、子女、债务及其他特殊的事情。贤明的君主对策士的信赖，并不会对自己的尊贵有所损伤。这种情形就是上帝也有过，上帝替耶稣取了许多名字，其中一个就叫作“策士”。所罗门这样说：“有筹划计算才有安定。”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一再计议才会妥善，否则便会颠倒反复、矛盾重重，像个醉汉行路般踉踉跄跄，结果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所罗门看出策士的重要性，所以凡事必依策士的计谋、策略而行。当年古犹太王国江山之所以破碎，是因为为谗言所误。如果我们想不为谗言所误，就必须谨防两点：就人这方面来说，要提防幼稚浅薄的人所献的计策；就事这方面来说，须提防激进的建议。
古代的帝王和策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他们也都能将策士操纵自如，这些情形我们可从书本上看出来。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中，天神朱庇特娶了墨提斯。墨提斯象征策士，他们的结合就象征帝王与策士的密切关系。另外传说他们在结合之后不久，墨提斯怀孕了，可是，天神朱庇特不等墨提斯分娩就把她吃掉了，想不到他自己竟因此怀孕，后来就从脑壳里生出一个身着铠甲的雅典娜（即智慧女神）。这个奇异的寓言，隐喻着一个治国的秘密方法：帝王要利用策士。帝王每遇事件发生即令策士献计，这可比作怀孕期；等计策运筹妥当，即将付诸实施时，就好像胎儿已生长成形，即将分娩；然而，帝王却在这个时候把大权收回，不让策士去执行。之所以要这样做，乃是要使天下的人以为一切功劳都是帝王的，而非依靠策士（因计策商定后，要依赖武力推行，就像雅典娜以全副武装出生一般），要天下人以为这份功劳不仅是由帝王的威严而产生的，也是借帝王的头脑计划出来的，这样才会增加帝王的荣誉。
我们现在再来谈谈使用策士的弊病与补救的办法。通常使用策士的弊病有三：机密容易泄露；容易降低帝王的权威，一切事，帝主都比较不能自主；献计的人多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当他们对君主的利益未予顾及时，君主就有受到欺蒙的危险。这些弊病有一种补救的方法：将大臣们集合于宫中议事。这个办法意大利的学者主张过，法国有几个朝代也曾实行过，可是这个办法所产生的弊病反而更加明显。
关于一切国家大事的秘密，君主不必一一告知策士，需要斟酌权衡，把该讲的向策士讲，不该讲的则守密。策士们所献的计策，也并不一定全都采纳。国王应该知道，朝廷里的秘密可能会由自己身边策士之类的人泄露出去。谗臣议士常以出卖议事秘密牟取私利，所以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不是唯利是图的。谈到危险性，一个多嘴的人自然远超过有口德的人。有些事的确是需要绝对保守秘密的，除了帝王以外，最多只能让一两个亲信知道。要能做到这样，帝王本身必须是坚毅果断与足智多谋的。帝王必须选任贤德之士做策士，并且更需要的是忠实可靠不违帝王旨意的人。像英王亨利七世，他遇有机密大事时，除了穆登和弗克斯这两位主教之外，便不再向其他的人透露。
在降低权威这一方面的补救办法，前面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寓言已说得非常明白。事实上，如果帝王能利用策士的计议，而由自己来拿主意，则自己的权威不但不会降，反而还会提高，并且，这样做也不会因听信策士的谗言，而失去臣属对自己的爱戴。可是，如果某一个策士的权威太大，或数人互相勾结，到了可左右宫廷势力时，那情形就严重了。不过，这种情形如果及早发觉，仍可设法补救。
最后要说明的弊病是献计的人有私心，因此做帝王的要起用本质诚实、真挚、坦率、正直的人。策士们通常都是互相防范的，很少有互相勾结的事情发生，所以若有争权或假公济私的事发生，帝王都会得到报告。不过，帝王们应该像了解自己那样去了解策士们，那才是最好的补救办法，所以说“贤明的君主贵在知民”。从另一方面来说，策士们不应去揣摩君主的性格。他们的精力应该集中在帝王所交代的事务上，而不是去卖弄自己的谋略，这样他们的目的才是献策，而非讨君主的欢心。在帝王方面，他的咨询办法有两种，即分别咨询与集中咨询。这两种方法如果并用将是最有益的。私下征询意见比较自由，当众咨询则比较郑重。私下我们可以随意表现自己的性情，在大众面前我们就不喜欢有人随意表现自己的性情了。所以，两种方法并用最为合适。对职位较低的人不妨采用私下征询的办法，这样他们才敢于把意见自由地表达出来，而对于高职位的人则采用当众咨询为宜，以维护彼此的尊严。帝王们在询问大臣对事情的意见之外，也要询问他们对人选的意见，否则询问也无用，因为一切事情都需要挑选适当的人来处理。考虑人选的品质不可仅仅凭他的等级地位，就像不能仅凭自己的模糊记忆或他人的精确描述，因为重大错误的酿成或伟大智慧的显示都在于对人的选择。古语说得好：“书籍是最好的顾问。”的确，顾问常不肯说真话，只有书籍才会记载真实的话，特别是有治国经验的人所著的书，帝王们要多加研究。
有些地方现在举行参议会，那只能说是一种平等的集会，在会议上只谈谈各项事务，并未深入研讨，并且因为过于匆忙，所以连考虑后再做决定的工夫都没有。因此，遇有重大的事情时，最好是今天交议，等到明天再去讨论，因为这样才有充分的时间做较周详、缜密的思虑。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协商会议是个严肃而有秩序的会议。我主张请愿的案件要划出一个特别的时间，这样请愿人才能得到被接见的机会。并且，决定国家大事的会议要从容计议、专心讨论，这样才不致受到干扰。在会议中最好挑选中立分子为委员来进行讨论，不可以在双方争执不下时求折中。关于贸易、财务、军事、申诉以及某些特殊问题，也应各设一个常务委员会来进行研讨。对那些有特殊技能和专业的人，应让他们在各常务委员会上首先发表意见。如果需要，再让他们在参议会上发言。但要注意的是，别让他们成群结队地去，以免扰乱议会秩序。帝王在出席会议时，不可发表太多的意见，因为帝王的意见既出，议员们便只好顺从，不便再把自己的意见贡献出来，结果就失去了议会的效果。
三、费用与理财
金钱是供人使用的，花钱的目的在于得到荣誉与为善。因此，额外的花费是否值得就要看具体情形了。倘若为了国家利益而自动捐献财产，这样不仅国家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就是个人也会因做了善事而在将来能进入天国。个人的日常开销要看财力而定，最要紧的是开支不要超出自己的负担能力，也不可以听信仆人的话，随便他们花用。花钱有技巧，要支配得很恰当。购物须选价廉物美的，要使实际花费低于外人的估计。一个人如果要维持现在的经济状况，日常开支不得占收入的半数以上；如果想要发财，开支则不可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一。大人物也应亲自清查自己的财产，这并不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可是，有的人不这样做，其原因恐怕除了他们自己疏忽成性之外，也害怕一旦发现亏空而忧烦。然而，你不找出伤口，创伤又如何能治好呢？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财产无法亲自去处理，用人就得小心，并且所雇用的人还要常常调换，因为新人不会像旧人那样大胆狡猾。不能亲自处理自己财产的人，对自己的一切收入和开支最好都先确定一下，以免有透支的危险。
你如果在某一方面产生了浪费，就得在另一方面设法节省。比方说，饮食方面太浪费了，服装方面就得节省；屋里摆设豪华，马棚就得简陋些。人的财产到底是有限的，如果各方面都奢侈浪费，结果可能会弄得倾家荡产。
清理债务时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就和欠债太久不还一样，对自己不利。拖延债务须付利息，这固然是一种损失，但是如果急于还债，而把东西或产业廉价出售，这样的损失更大。再说，突然把债务偿清了，对于欠债成了习惯的人来说，他还是会再去借债的。慢慢还债的人却养成了勤俭的习惯，这既可以在钱财方面少受损失，在精神方面又会获得许多益处。
当一个人的财产需要弥补时，换句话说，当他的财产亏空时，那就什么都要节省了，即使是小的地方也不可忽视。节省小钱并非不光荣的事，屈辱着去赚小钱才是有失体面的事。有些开销如开了先河，便无法停止，这类的开支要特别小心，如果这种开销仅此一次，那就不妨慷慨一次。
我把财富称为德行的累赘，因为财富相对于德行而言，就像辎重车辆相对于军队一般。你不能把辎重车辆留在后面或抛弃掉，然而在某种环境下行军，辎重车辆不但无用，反而会变成累赘，说不定会因为要照顾那些东西而打败仗呢！
事实上，财富过多是无用的，因为一个人所需要的钱财是有限的，超出限度以外的钱财便是多余的东西。因此，所罗门王说：“钱财多的地方便会有许多人来消耗它，对于钱财，主人除了一饱眼福以外又有什么用？”多余的钱财只能使主人落个有钱的虚名，对他并无一点实用的价值。并且，当一个人的财富达到了某种限度之后，超出的财富并不会为他增加乐趣。这些超出的财富他可以储存起来，或者赠予他人，他也许会因此而享有富翁的虚名。由于他已有足够的钱财，所以超出的财富对他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你可曾看到，有人出高价购买珠宝古玩或铺张华贵的陈设，想使他那多出的财富显得有些用处。也许你会说，财富可以救人于危难或解除困境。所罗门王说：“富人想象财富是一座坚固的堡垒。”这句话说得很妙，因为他说那是“想象”而已。其实不然，为钱财所毁的人比为它所救的人要多。
不要去找额外的钱财来挥霍，要用正当的手段赚取钱财，花钱要得当，该慷慨的时候就慷慨捐赠，该存下一些钱财的时候就存下一些。对钱财也不要过于轻视。西塞罗在评论婆修玛斯时说得好：“他热衷于积聚财富，为的是要做些好事，而不是贪婪。”因此只要运用得当，财富的价值仍然是很大的。我们再来看看所罗门王怎样说：“想要急着发财的，难免会适得其反。”所以积财要有耐心，不可以操之过急。诗人们在想象财神普鲁塔斯奉天神朱庇特的命令而来时，说他是一拐一拐地走得非常慢的，而奉地狱之神普鲁托的命令而来时，他却走得非常快。这是比喻用正当的方法和诚实的努力去取得财富的过程是很缓慢的，相反，因某人死亡而继承财产时，则可以很快地获得财富。另外，因为普鲁托是魔鬼，所以我们可以给予另一种解释：财富从魔鬼那里来得特别快（如以欺诈、压榨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发财的办法很多，然而多半是不正当的方法。节俭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是也不见得清白，因为当一个人过于节俭时，他对慈善义举也就不肯出钱了。
最自然的致富之道是利用土地。大地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它给予人类许多恩典。只可惜，现在的人如果要靠种地致富也是非常慢的。不过，资本雄厚的人如果一心经营农场，是能获得极大的利益的。我以前认识一个英格兰的有名而富有的贵族，他是个畜牧家，他除了有那数不尽的羊群和阡陌相连的稻田以外，还是个大木材商，也是大煤矿、大铅矿和大铁矿的矿场主人，还有其他数不完的财产。因此，大地在他看来就像是藏有无尽宝物的海洋一般，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说，他赚小钱很困难，赚大钱倒很容易。这句话颇有道理，因为有的交易金额很大，却只有少数极有钱的人才能做到。人有了许多钱便可以积存货物，而后待价而沽，从中获取利润。这种人也可以做没有钱的人的老板，这样一来可以利用他人的能力来赚钱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普通商店赚的是规规矩矩的钱，他们获利的主要方法有两个：一是勤劳；一是公平交易，名声好。如果以投机取巧或囤积居奇的手段去做损人利己的交易，就是不正当的。中间商多半是以低价购入，而后高价卖出的，他们转手之间便获取巨利，不仅是卖主被剥削，顾客也同时被剥削了。
与人合资做生意也很容易赚钱，只是伙伴要选择诚实可靠的，不然，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放高利贷是最好的赚钱办法之一，因为放债的人坐享其成，别人等于是在替他流汗，而且连假日也要照算利息。这简直是犯下戒律了，它固然是一种保证无风险的方法，但是也有它的弊端，经纪人常将并不富有的人看成是有钱的人，尽量从他们身上榨取钱财。
有人因很幸运地发明或发现了什么而取得了专利，他们往往会获得巨利而成富豪，在康纳利岛上经营糖业的人就是这样发财的。所以，具有发明或发现天赋又兼具判断能力的人，不一定是绝顶聪明的，只要时来运转，他自然会发一大笔财的。
把金钱贷出去收利息，而自己不敢拿金钱去做生意的人，永远无法得到大的财富。但是冒险成性的人也往往会落得倾家荡产。因此，在你未有确定把握能赚到某笔钱以前，最好先有个打算，以免发生意外。假使没有人限制你，从事专卖或垄断事业倒是发财的最好机会。如果你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商人，你能判断出什么是畅销的货物，那就不妨大量搜购货物，等到利市时售出。当然，替人做事所得的报酬是正当而光荣的，而以谄媚逢迎或其他卑劣的手段获取钱财，那就很可耻了。如果是专从人家遗嘱的执行或监护权中谋夺利益，那就更可鄙了，因为他们所做的勾当，与逢迎贵族比起来，实在是更无耻。
有些人表面上轻视钱财，对这种人不要太相信。其实，他们不过是得不到钱财，才假装对钱财漠视的，一旦他们捞到钱财，就会比什么人都狠心了。钱财有时像是长了翅膀，会不胫而走。对某些小钱不必太计较，有时把它放出去了，它倒会带回更多的钱财呢！
人到最后，不是把财产留给亲人，就是留给大众。但是不论留给谁，都以适量最有益。遗产太多，继承人便成了众人谋算的对象，除非他的年龄与经验各方面都已成熟，否则总是会遭人暗算的。同样的情形，如果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大量地捐赠，这就像供物中没有放盐一般，不能保存较久，又像是外表粉饰漂亮的坟墓，里面却会很快腐烂。人们要谨记，遗产的价值不在数量之多，而是在于与继承人的身份是否相符。遗产的馈赠最好是在生前，不要等到死后才赠给别人。因为活着的时候给人礼物可说是一种恩惠，而死后才把自己无法享受的东西送给别人，那就称不上是慷慨的行为了。
四、富国强兵之道
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斯有一次赴宴，席间有人请他弹琵琶，他说：“我不擅长弹琵琶，不过我能将小市镇变成大城市。”他说这话时一副傲慢、不可一世的样子，但这句话（如果稍微修改而用在政治上）可以表示两种治国才能。我们且把历代的王公卿相认真地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有的人能把小国变为大国，却不会弹琵琶；也有许多人弹起琵琶来指法熟练，却无法把小国变成大国，这类人往往会使鼎盛的国家沦为破碎江山。有许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为了讨好主子，都不惜施以卑鄙的手段或诡计，这种勾当便称为“琵琶小技”，加在他们头上并不为过。这种事情只图一时之快，只与个人利害有关，对国计民生毫无裨益。也有一些大人物在处理事物上，谨慎从事，不致酿成大错，但是并不能增加国家的威望与财富。国家真正的精神何在？怎样才能保持那种精神？这是谋国者应把握的主题。怎样能够做到既不过分高估自身的能力，以致费力不讨好，又不低估自己的能力以致凡事缩手缩脚？
一个国家的大小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它的财税收入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然而，工作中最易犯的错误就是对国力的错误估计。耶稣不把天国当作一个大果核，却把它比做一粒芥子，虽然那是一种极小的颗粒，但是刺激性极强，传播也很快。同样的道理，有许多国家地大物博，可是不易扩张和治理；有的国家虽小如芝麻，却具备了变为大国的基石。
设有坚固的城堡，储备有丰富的火药、军械、铁骑，但没有训练有素的强悍国民的国家是不会强大或打胜仗的。因此罗马诗人维吉尔说：“狐狸对于绵羊的多寡是不在乎的。”亚贝拉的波斯军浩如烟海，使亚历山大的大将为之惊愕，于是有人告诉亚历山大大帝，最好是夜间去偷袭。但是亚历山大说，他不准备以偷袭而窃取胜利。后来他果然以少取胜，轻取敌师。亚美尼亚人提格尼斯率领四十万大军驻扎在一个山头上。当他发现罗马兵力不过一万四千人的时候，便哈哈大笑起来说：“那些人凑个使团有余，要是打仗就太少了。”然而不到日落时分，骁勇的罗马士兵便把他的部下打得落花流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国家是否强大，关键在于国民是否英勇。如果国民怯懦无能，即使国家军械不缺乏也不堪一击。梭伦对克里沙斯王说：“陛下，谁有最精良的武器和勇敢的士兵，谁就可以占有天下的一切财宝。所以，作为一国的君主，如果人民都不是勇敢善战的士兵，那么就别高估自己的力量。”从另一方面说，人民只要有勇敢的精神，便可知自己的力量。反之，即使威风一时，不久也会威风扫地、一败涂地。
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可能既是小狮子，又是卧在羊圈中的驴子。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负担的苛捐杂税过重，就永远不会成为勇敢尚武的国民。这里所指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包。所以，同一种税捐，自愿与强迫，却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赋税过重的国家是不会强大的。
一个国家的贵族如果增加得太快，平民的情绪就会变得消沉，这是执掌国事者应密切注意的。比如丛林，如果我们任它蔓草杂生，这里便不会有排列整齐的小树生长，而只会有一片杂木矮丛而已。国家也是这样，如果绅士太多，必然会出现贫富分化，社会矛盾重重，人心涣散。所以，人口多的国家不一定就强大。比如，英国的土地和人口虽然较少，但是武力较强，因为从英王亨利七世开始，就给农场和农舍制定了一种标准，即土地分配有一定的比例，使每个国民都能安居乐业，而不致过着贫贱的生活，即使是地主也是握锄头的人，不只是雇工才握锄头，这样便可以达到诗人维吉尔笔下古意大利的境界：
“举国皆兵，大地丰收。”
有一种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奴仆享有自由的国家。这种自由奴仆并不亚于义勇骑兵队。因此，贵族显要享有富贵，仆徒如云，他们慷慨好施，国税因而增加，兵力自然强大。反之，如果贵族显要寒酸的话，国家的兵力一定也会贫弱的。
尼布甲尼撒梦中那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不论它的负荷多重也要生长下去。他的意思是说，要全国原有国民与归化国民都联合起来担起国家的重任，国家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凡是以宽容的态度容纳从外国来归化的人的国家，都将成为一等强国。不要以为靠少数的国民、最大的勇气和最佳的策略，就可以强大起来。如果不能宽容归化的话，国家恐怕只能支持短暂的几年，结果还是会崩溃的。斯巴达最喜欢容纳归化的民族，所以它可以安稳地守卫一定的领域。可是，当他们扩张疆土的时候，正如树枝过多，突然狂风大作，必定会被风折断。历史上最欢迎归化的是罗马人，他们不仅允许归化（他们称为公民权），而且彻底地接纳归化。也就是说，你不仅有贸易权、婚嫁权和遗产权，也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不但使个人归化，也使全家、全城，有时甚至全民族归化。此外，他们还有移民的风俗，把罗马的种子移到别国去，连这些权利也都包括在内。把这两种办法合起来，结果不是罗马扩张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扩张到罗马来，这便是可靠的富强之道。有时我觉得很奇怪，西班牙的本国人这么少，怎么会控制这么大的版图？我们应记住，西班牙的版图正如一株树干，比当初的罗马与斯巴达都要大，他们虽然不像斯巴达那样容纳归化的人，可是他们利用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在正规军里容纳外国人，甚至在高级长官中也有外国人。不过，他们目前已感到本国人越来越缺少了。菲利普四世颁布奖励生育子女的命令，我们从这道命令上也可以看出端倪。
一个国家要富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扩充武器装备当作主要的任务、研究和工作。我们以前所说的都是战争的训练工作，但是，如果没有目标和行动，又如何谈训练呢？洛马拉斯死后送给罗马人一份礼物：最重要的是注意武器装备，这样便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斯巴达国家整个组织都是为这个目标而制定。波斯人和马其顿人都曾经一度武器装备充实，不过为时短暂。高卢人、德意志人、哥德人、撒克逊人、诺曼人都曾一度武器装备充实，不过也渐渐地衰微了。在当今的欧洲国家中，还算强盛的只有西班牙。但是，我们最关注的事也就是我们最受益的事，所以在这里也不必再多谈了，只要指出这一点加以注意就够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一个国家必须制定一种法律，以备在作战时作为适当的借口。因为人性天生有是非感，我们的国家如果要作战，一定要有理由，最低限度也要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土耳其人以传播律令为作战的理由，所以他们的出师永远都是名正言顺的。罗马人战胜归来，认为扩张疆土是他们大将的荣誉。可是，他们发动战争时，并不全靠这个理由。当然，要想富强，第一要警觉，无论是自己的边疆民族、商人或外交使节，只要受到侮辱，都要立刻为他们复仇，不可拖延；第二要随时准备支援盟国或请求盟国援助。罗马人就是这样，他们和几个别的国家联盟，一旦遭受侵略，便请盟国援助。不过，罗马人总是走在前面，他们绝不让别人有抢先的荣誉。至于古代干涉别国内政的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如罗马人为希腊殖民地的自由而出师，斯巴达人为建立或推翻民主或寡头政治而出兵。外国人假借正义或保护的名义而出兵，声称为解救别国国民而战。总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及时把握作战时机，那它是不会富强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运动就不会健康，自然界的事物和社会团体也都是这样。就一个国家来说，出师有名并且用意光明磊落的战争，就好比有益的运动。内战实在是像一阵寒热病所发的高烧，但是对外战争就好像运动后所发的热，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懒惰的和平使勇气丧失、道德沉沦。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都武装起来，则这个国家一定会富强。如果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虽然耗资很大，但是在邻国之间，它可以起领导的作用，至少也享有虚名。在西班牙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经常保持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海上的霸权就是一个帝国的缩影。西塞罗曾写信给庞培的将领亚提科斯谈到庞培准备攻打恺撒的事说：“庞培的政策像是塞米斯托克里斯说服雅典从海上进攻波斯的政策，他认为谁有海上霸权，谁就是强者。”毫无疑问，他是虚荣心太强，想把恺撒的力量消耗殆尽。关于海战的效果，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的亚克汀之战，便决定了第一帝国由谁来执掌；1571年利邦多的战役，土耳其击败了西班牙联军，便确定了土耳其的伟大。历史上以海战获胜而结束纷争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是一国之君要全力以赴才能成功。无疑，谁控制海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在陆地上称霸的则只是海峡以内的而已。迄今欧洲海上的优势属于英国，一来是因为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内陆或绕着海岸，对英国有利；二来是因为东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都像是海上霸权的附属物，全都在英国的控制中。
后世的战争与古代光荣的战争相比，似乎黯然失色。现在为了鼓舞士气也有各种等级的勋位，且颁赠时不分军民，此外还有勋章以及伤残病院等设施。然而，在古代，在战胜的地方都竖立起阵亡将士的纪念碑，授予个人花环与桂冠，后世国君以获得荣誉者的名字作为国号或帝王名号。大将凯旋的光荣、兵士解甲时所得到的大批赏赐，这些都足以提高士气。当年罗马人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炫耀战绩，而是定下一种聪明的制度，它包括三种酬劳：荣誉归于大将、金银财宝归于国库和赏赐归于军队。可是，那些荣誉对亲自率兵出战的帝王并不合宜，因为荣誉是属于帝王本身或他的子弟的，故要酬劳的只有后两项，即赏赐有功的部下一些彩衣或赏赐大将一些锦旗而已。
总的来说（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这小小的躯体无法再增加什么东西，但在国家这个大躯体上，一国之君有力量增加它的广度与大小，因为他可以借法令、制度和风俗等，为后世种下富强的种子。然而，这些事常被忽略，而让运气去做决定了。
五、讲话的艺术
有的人讲话不是在显示他的见识，也不是要对有待辨别的是非发表见解，而只是要表明他能在任何情形之下自圆其说，使人称赞他的机智。这样的讲话能获得别人称赞的只是那如珠妙语，而不是真正的道理。有的人对普通的话题长于谈论，不过他们的谈话却十分刻板而少变化。讲话少变化会使人生厌。最恰当的讲话态度是懂得控制话语的内容，当某一话题发挥完毕时，巧妙地转移话题，并以主动的姿态控制话题。在演讲或普通交谈时，都要懂得做些变化，所谈问题要用浅显的道理加以印证，使人容易听懂，说明一件事情的经过时带点说理的言辞，在闲话中夹杂些意见，在笑话中来点正经的话题，这样才不会使人因听同一种话语太久而感到厌倦。
在有些场合谈话要避免诙谐，如遇到宗教问题、国家大事、个人急事和令人同情的事等。但是，也有人认为，当对方的头脑不清醒时，说些比较刺激的话也许可以使对方振作精神。过于情绪化的言语应加以节制：要好好勒住缰绳，别轻易扬起鞭子！
我们要辨清机智与带讥讽的急智之间的差别。喜欢用讥讽的语气说话的人，人们对他的话会有所畏惧，因此这种人要防备别人对他记仇。肯向人讨教的人，不仅能增长见识，也讨人喜欢。如果所提的问题是被问者的专长当然更好，因为这样被问者可以借机发表他的见解，并且会很得意，发问的人也因而受益匪浅。但要注意的是，别问些无聊的话，否则会惹人讨厌。
在自己讲话时，要给别人讲话的机会。如果一个人说个不停，不让别人插嘴，那么就要设法制止他，使别人也有讲话的机会。像16世纪流行的轻快的双人舞，如果跳舞的人停不下来，音乐师便会出来制止。
如果你不懂装懂，别人虽不揭穿你，但别人绝不是不知道你对自己不懂的事装懂。在说话中要提到自己时，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我认识一个人，他常这样揶揄某一个人说：“他总爱说他自己怎样怎样，结果把自己说成圣贤了。”如果想要自夸而又不失面子，有一个办法：当你发现别人身上也有你所具备的优点时，你就尽量夸奖他就对了。
说话不可太随便。我认识英国西部的两个贵族，一个在家常常保持严肃的态度，而在外面却爱嘲讽他人；另一个则喜欢对那些到他家来参加宴会的人说：“请向我说句实话吧！难道席间连一句和谐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吗？”客人都说了实话。而那位贵族却说：“我以为他的话会破坏席间的气氛呢！”结果弄得彼此都不愉快。所以小心说话比雄辩好些，措辞得当也比恭维好些。只会口若悬河般做长篇大论式的讲话的人是不会交谈的人，他的讲话显示了他做人太不活泼。但是，只会说些闲话而不会做长久辩论的人则又未免显得太浅薄怯懦了。有时，虽然话不及正题，但是起到了引述的作用，这样的话说多了往往会令人生厌，然而，一点引述也没有的话又太不婉转了。
六、放债的利弊
许多人对放债这件事予以冷嘲热讽的攻击。他们说，十分之一的税收原是奉献给上帝的，然而现在为魔鬼所享用，实在令人惋惜。在这个世界上，最敢冒犯周末、假日、安息日的人就是放债的人，因为这种人使借债的人连礼拜天都要工作。放债的人就是维吉尔所说的雄蜂，维吉尔的诗句是这样说的：“他们把不从事生产的雄蜂从蜂巢里逐出。”上帝把亚当贬落到人间后，所制定的第一条戒律就是：“你要用自己的血汗去换面包，不可用他人的血汗去换面包。”人们又说：“放债的人所戴的帽子都是橘黄色的。”而放债正是犹太人的专长。以财生财是违反自然的。我认为，人类既然有悭吝的性格，对于放债生息这件事当然也就应该没有所谓不可以的这种说法。世上难免有互相借用的事，而人心又大都是吝啬的，有谁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慷慨地借给别人呢？因此，放债生息的行为是应当被认可的。国家设立银行以及政府要人民报告收入的来源，便有人怀疑这是否合理，并提出过机智的质问，可是一直都没有人敢以实用的眼光来谈论有息放贷。我们最好把放债的优点与缺点一一列举出来，而后慎加取舍，并且要留意别让放债的长处被短处掩盖了。
放债生息的第一个缺点是，人们既然可以用放债的方式赚钱，那社会上做生意的人就不会多了，因为要是世间没有这种偷懒的行业，人们就必须把资金投到贸易上去，而贸易才是国家财富的枢纽，就好像人体的血脉一样。第二个缺点是，容易使商业不振，由于农人坐享田租，农产品就不会增产，而商人坐吃利息，营业当然也不会好。第三个缺点是，由前两个缺点所产生的结果，那就是商业不振以后，税收无法提高，国家的税收自然也就减少了。第四个缺点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由于放债收利息是绝对不会亏本的事情，别的行业都没有它可靠，财富很快就会都集于放债者的手里。然而，国家的财富平均分散在多数人的手里才能兴盛起来。第五个缺点是，贬低了土地的价钱，因为财富的主要作用是买与卖，可是放债的办法对买与卖都很不利。第六个缺点是，如果没有放债的障碍，就会促进财货畅通与工商发达以及社会进步，同时还会增加许多新发明。如果大家都坐吃利息，工商业便无法振兴，社会也难以进步，自然就不会有什么新发明了。最后一个缺点，它导致许多人破产以及国家贫乏。
现在来谈谈放债的优点。第一个优点是，放债虽然在某些方面会妨碍贸易，但在另一方面又会促进贸易，因为商务的推动大部分是要靠年轻人付出利息借债来经营的，所以，要是债主要收回资金或不愿放债时，商务就会停止了。第二个优点是，放债生息会使借款人陷入困境，那么借款人就会以低价出卖房地产进行抵债，与其说是债务在啃食他们，不如说是无情的市场在吞没他们。至于典当也是如此，因为开当铺的人也要收取利息，纵使你不还利息，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没收你的抵押品。我记得英国有个刻薄的富人常这样说：“这该死的放债办法，造成了无典当抵押品的没收。”第三个优点，即最后一个优点是，我们如果要借钱而不付利息，那完全是空想，借钱的办法如果受到压制，那将会引起许多难以想象的不便，所以，谈到要废止放债这个办法，那简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世界各国在从前都无放债生息的办法，而今却已有放债的种类与利率的不同了。如果要取消这种办法，那只有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去了。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放债办法的改良和限制，即说明要如何来避免上述的缺点和保留上述的优点。当我们把放债的利弊两相比较之后，便可知下列两件事有调整的必要：第一，须将放债者的利齿磨钝，使他们在咬人时狠不起来；第二，须有一种办法来鼓励富人贷款给商人，这样一来不但不会使商业停顿，反而会使商业更有生气。如果想达到这两个目的，应该采取下面两种办法，就是将利息分为两种：大利息与小利息。如果把利率压低到某一个比率，借款的人会感到便利而多借，这样反而会造成商人负债过多而不易赚钱。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做生意是最赚钱的，因此除了商人以外，别人是负担不起较大利息的。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设立两种不同的借贷利息：一种是自由而普遍可行的；另一种是只借给领有执照的商人，而且是有固定场所与经营方式的商人。第一，一般的利息应低到百分之五，由政府自由贷放，不得收罚金。这样做，可以解除国内借款者的一些困难。另外，也得把土地的价格提高一些。要把为期十六年的置产贷款利率降低为百分之六，非置产者则应在百分之五。这种办法可以刺激工商业或其他生产事业的改良，因为有了低利率，人们便都会愿意投资于这种企业。第二，政府对某种人应该发给执照，准许他们以较高的利息借款给某些较大的商业经营者。但是，下面几点应该注意：利率规定的对象固然是商人，但也要定得低一点，以使借款者除了感到有利于改革经营外，也感到真正能负担的便利。无论商人也好，一般人也好，都能确实受惠。不必创设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也能使人人有支配金钱的便利是最好的。并不是我完全不喜欢银行，而是因为有人怀疑银行，甚至不能容忍它。国家把执照发给债主时可以收取一些手续费，其余的利息都归债主所有。手续费不收过多的话，债主是不会不高兴的。国家收取少许的手续费后，以前收受利息百分之九的人现在减为百分之八，这样他也不会放弃原来的行业而改去冒险投资别的行业。这样的债主越多越好，但须限制他们住在某些商业城市中，以免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拿别人的钱去放债，使收受百分之九的利息的债主，再去别人那里拿百分之五的利息的钱来转手借放。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说以前某些地区只是可以放债而已，现在却都公开承认，这未免太不妥当了。但是，我的看法是，假如政府对日益炽盛的暗中放贷的风气故意装作不知，那倒不如公开承认而收缓和之效。
七、从属与朋友
从属多是弊多利少，因为从属就像列车，拖得越长，列车行驶就越不灵活；也像鸟类，尾巴长而翅膀短时，就无法随心所欲地飞翔了。这里所说的“弊多”是指费用支出庞大，而他们要求又多、令人厌烦。再说，从属都是在需要帮助与保护的范围之内的。若你的从属不能安分的原因不是因感情上的问题，他不满的是你的朋友，这样的人就不可收留了，因为你会因他而与朋友失和。这种情形在某些小人物身上是常见的事。有的从属的性情喜好夸大，逢人就吹嘘他的恩主是如何伟大，这种人同样会为你惹来许多麻烦，因为他们容易泄露机密，常会把事情弄糟，恩主的声誉也会被他败坏，且可能招致别人的嫉妒或让别人怀恨在心。
雇用一种人是非常冒险的，他们专喜刺探恩主家里的隐情，然后四处向人宣扬，所以这种人实际上是奸细。然而，他们却大都能得到恩主的宠信，因为他们在暗中搬弄是非，表面却逢迎恩主。
通常身份高贵的人都会养些从属人员（长官退休，随从人员仍会跟随他们的长官），这种情形一向都被人认为是合情合法的，即使帝王也会同意。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人生活不可过于奢侈豪华，对部属也不可故意纵容。最正当的做法是，知道怎样去提高从属的品德与气质，而在办事上，如果无须用高强的人的话，还是用平凡的人比较好。
事实上，德国在沦亡的时候，勇敢的人比有才能的人还要有用些。一切事情都应秉公处理，不可有所偏颇。如果对一部分人特别优遇，就会养成他们骄横的习气，而其余的人则会产生不满的情绪，因为他们也想要求同等的权利。相反，如果一切都合情处理的话，那就不会厚此薄彼，而会公正对待、一视同仁，这样将使受宠者更加感恩，其他的人也不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不论对待任何人，一开始都不可太优待他，这才是谨慎的办法，因为你不可能自始至终都优待他。只采纳一个人的意见是不安全的，因为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是过重的，这容易使人蒙受极大的挫败而身败名裂。不可立刻批评说坏话的人或大胆批评身份高的人，这样容易遭到损伤。但是，如果征求太多人的意见，危险也会很大，因为这样常会要最后的那个人下判断，而这种人又常无主见，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采纳少数朋友的意见。朋友常是旁观者，看得比你清楚。没有深谷，高山就无从显出。人间的友情少得可怜，在同辈之间更少，因为同辈常是重视自己而鄙视他人的，因此在长辈与晚辈之间才有友情存在。主仆之间是尊卑关系，主人发了财，从仆也就有福可以分享一点了。
八、误解与分歧
我已经把学问的三种病症都说到了，此外还有几种可说是不健康的状态，而不是已成的病症，但它们可不是这样的隐蔽，而是为一般所共见，因此不能置之不论。
这里面的第一种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古旧，一个是新奇。在这种地方，时间之子是很像他父亲的性情与狠毒的。因为像他吞食他的儿子一样，他的儿子们也是这一个想吞那一个。一方面古书对新添出来的东西怀着嫉妒，一方面新奇对仅仅增添还不满足，却还要把旧的都抹去。预言者的劝告真是这种事情上的正当指导：“站在老路上看哪一条是直而好走的路，就在那上面走。”古旧是该得到这种敬意的人，应该站在那上头去找出哪一条是最好的路，但是等他已找着了新路，就该依此前进，正确地说，“古代是世界的幼年时代”。到了现在，世界已经老成，所以世界的老成时期是现代，而不是像我们倒数上去那样计算的古代。
还有，上述崇古的习惯所引起的一种错误，就是不信现代还有可以发现的事，这好像是要对时间提出那琉欣对朱庇特与其他的神所提出的疑问：这些神在邃古时代，诞育子女如此的多，而在他的时代不再生育，甚为可怪，是否因为他们现在老了不能生子，还是因那反对老人结婚的法律使他们受了拘束？照这样看来，仿佛人是在忧虑着时间已到了衰老的境况而不能再生育了，而在实际上我们常看到人判断的轻率与多变。在一件事情没有做到以前，总对这件事情可以做到抱着怀疑的态度，而做到以后又怪着何以不早做到。在这种问题未经证明以前，我们觉得是这样难以承认他们，但是一到了证明以后，我们的心智就用了那种追溯的方法来承认他们，仿佛是早已知道似的。
还有一种同上面所说的有点关联的错误，就是以为从前的这些意见或学说，经过提出与审查之后，最好还是保持它的势力而把那其余的压服了。所以如果有人要去做重新搜讨的工作，他往往只是集中在已经为人唾弃，且因为被唾弃就为人忘却的意见上。这种错误好像是以为，多数人或是最有智慧者，为迎合多数人的心理，是不容易接受那为一般人所喜爱的与浅显的，反而会去接受那实的在与深奥的。事实却是如此：时间是同江河的性质差不多的，它把那些轻而饱含着气体的流走，而把那重与坚实的沉下去。
还有一种和上述各种情形不同的错误是：太早或随意把知识应用于技术并编成了完备的著述。从这个时候起，科学大概就不能再得到充实了。如同年轻的人到了肢体发育完全以后就不会再长，知识在简括陈述与解说的阶段，是还在生长的，但是等到容纳在确定的详尽的著作中，虽或还可再加打磨，但使它适于实用，它的实体容积却是不能再增长了。
还有一种延续刚才所说的那种错误，是人在把各种学术分散了以后，就不再理会各种学术的共同性或基本的哲学，这样各种进步都停止了。人在平地上是不能得到一个广阔的视界的，同样，在学问上，如果你始终站在这一种学问的角度，它的深远之处你将永远无法达到。
还有一种错误是因对于人的心灵与理解力过分地崇敬与敬爱而发生的，因此人离开了自然经验，尽在自己的理智与意见中上下颠簸。赫拉颉利图对于这种为一般的人所认为的最卓绝神圣的哲学家的唯智论者，曾适当地批评道：“人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中，而不在那大而共同的世界中寻觅真实。”因为他们鄙视在上帝工作的记载中去掉字形，这样一步一步地去问它的内容，却是相反的，用不断的思索与智慧去强迫并责成他们自己的心灵，在这种地方，他们被迷误了。
还有一种与上述略有关联的错误是，人常用他们所最喜欢的见解或最常研究的科学来渲染他们的思考、意见与理想，给所有的东西都加上了一层这种见解或科学的颜色，这完全与实际不符。柏拉图是这样把他的哲学与宗教混合着，此外亚里士多德与逻辑学、新柏拉图学派的薄罗克鲁及其他的人与教学也无不如此，因为这都是他们最喜爱的学问。同样，炼金术者以几个炉火的试验来造成了一种哲学；我们本国的吉尔培都以几个磁石的观察来造成了一种哲学；西塞罗在陈述关于灵魂的性质的几种意见的时候，说到一个音乐家以为灵魂无非是一种调和，他很诙谐地说：“此人确是忠于其所学。”但是亚里士多德说到这种见解的时候，是很严正与有识的，他说：“只考察几件事情的人是觉得容易发表意见的。”
还有一种错误是不用怀疑的，就是没有经过适当与充分的思考就匆忙地下了断语。思考的两条路径是与古人常说的行为的两条路径相像的：一条是起初的时候平坦，到最后就不能通过；还有一条，开始的时候是不平与讨厌的，但是过了一会儿就平整了。在思考上也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从确定入手，他终究要到怀疑为止；但是如果他肯从怀疑入手，他终究是可以达到确定的。还有一种错误是缘于传授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大半是命令式与专断的而不是有技巧与忠实的，是要使所传授的知识能够最迅速地为人所接受，而不是最容易地为人所审察。如果是在一种为应用考虑的简略的著作中，这种方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知识的正式处理上，人一方面不可以同快乐主义者阜实攸斯那样，“最怕的是他对于每一件事情都似在怀疑着”；但一方面也不可以同苏格拉底那样对一切事情都装痴作呆地表示怀疑，却是要照他自己判断上认为事情确定成分的多少，就用多少的肯定来真诚地把它提出。
还有在人认定应该努力的目标上的那种错误。凡是较为忠实与热心的专门学者，都应以推进他们所治的科学为本，但是却把努力转移于希冀获得几种次级的奖品，例如成为透彻的疏解或注释者、机敏的拥护或防御者、有系统的分析或删节者。这样，知识这一种社会的遗产有时会得到些改良，但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知识能够得到增广。
所有各种错误中最重要的是，把知识的最后目的认错了，或置于错误的地方。因为人寻求学问或知识，有时是为了一种天赋的好奇心与探究的嗜欲，有时是为要供给他们的心灵以变化与娱乐，有时是为了装点与声名，有时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在机智与辩驳上得到胜利，而多半的时候是为可以得到利益与生计，很少有真诚地把他们所有理智的天才来尽力于人类的利益与实用的。还有时仿佛是要在知识中找出一个可使探求与不息的精神得到休息的枕头，或是可供游行变动的心灵往来瞻眺的坛地，或是可使矜傲的心灵得以高自标置的高塔，或是可助竞争或抗衡的堡垒或高地，或是可试营业与售卖的店铺，而不是要找一个可以为造物的光荣与使人类状况改善的才赋储库。但是，如果能把思想与动作更接近与更密切地联合起来，如同把两个最高等的行星，那主休息与思考的土星与那主政治社会与动作的木星联合起来一样，这却真能使知识的身份提高。可是，我说实用与行为的时候，却不是指上面所说把知识应用于得利与生计的那种目的，因为我并非不知这种情形如何转移与妨碍知识的追求与增进。如同在阿旦南他面前掷下的金球那样，当他走到旁边，停住了去拾起它的时候，显然是已受了阻碍了，如奥维德所咏的：“他离开了他的路线去捡起那滚动的金球。”我的意思也不是同人说苏格拉底那样，要把哲学自天上唤来人间。我是说，把自然哲学丢开了而只把知识应用于道德与政治，却是因为天与地对于人类的实用与利益都协同有所动力，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应该从自然哲学、道德与政治哲学里把无谓的臆测、空虚的东西抛弃，而把实在与有结果的东西保留而予以增加，叫知识不致像情人一样仅供欢娱与夸耀，或像女人一样求得财利以供主人之用，而应该像配偶一样担任生育之职与给予安慰。
九、高官重职
当大官的人必须做三方面的仆人：一是统治者或国家的仆人，二是声望的仆人，三是事业的仆人。所以，无论在行动或时间方面，他们都是不自由的。人们不惜牺牲自由去追求权力，或牺牲自我去追求控制别人的权力，这样的欲望真是奇异得很。升迁并非易事，人们费了许多力气，一级一级地往上爬，结果是地位越高，痛苦越多，有时候反而使自己显得很卑下。有人以不正当的方法高居尊贵的地位，结果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垮台的可能；要不就是他们自己日渐逊色，终至被淘汰，这样也太不光荣了。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说：“当你一旦失去了过去的荣耀时，你还活下去干吗？”这意思是说，人要适可而止，野心不可太大。然而，识时务者又有几人！人们常是在应该退时不肯退，等到想退时却退不了了。有些人已年纪老迈、体力衰退，照理说他们应该退让了，可是他们不甘寂寞，偏偏恋着不去，正如镇上的老人该躲在屋里，却偏偏去坐在大门口，任路人讥笑与轻蔑。大人物常以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获得一些快乐，换句话说，他们只有在想象别人对他们尊敬、羡慕和向往时，他们才会感到快乐。但是，在他们内心里并无这份真正的情绪。也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感情不是真正发自内心，而是出于他们的声望。地位高的人对自己的错误虽然很难发现，但对自己的悲哀很容易发觉。
财富多或地位高的人，无疑是对自己最漠不关心的人，因为在纷扰繁忙的事务中，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为自己身心健康着想。辛尼卡说得好：“当一个人死后名满天下，而自己对自己仍很陌生，那真是死得太惨了。”地位高的人有权力做好事和坏事。不过做坏事是要被人咒骂的。本来就不想做坏事的人自然是很好的，因无能力而不做坏事的人就次一等了。如果为了做好事而去争取地位，那是不会被人非议的，因为造物主对于好的念头是会接受的。一般人的理想不能实现时也就等于是空梦一场。但是，要实现理想往往要以权力或地位做后盾，否则将是徒劳无功。人们从事活动，为的就是要做好事，并且你要确定自己能把好事做好才会心安，因为造物主与你所见略同，这是一种心灵的相通。
处理公务时最好学习这样的榜样，因为这样能在不知不觉中学到许多东西。每过一段时间就对自己前后的工作做一个比较，看看自己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了；对前任的人处理不当之处不可忽略，不过这并不是教你去批评或指责他们，而是教你要留心不可重蹈覆辙。前人的优点固然要仿效，更重要的是，自己要设法开创一些好的先例。任何事情都要追根究底，注意它的变迁与时代背景，并且还要顾及两点：一是应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二是应知道什么是最适宜的。一件东西在过去可能是最好的，它却未必适合现在。你的一切措施都要保持一定的规律，这样才能使人了解并遵循，不过不要过于武断或拘泥于形式。当你出乎意料地做出了与自己的规律相违背之事时，你得想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来，好好地向人解释。要维护自己职权的尊严，但勿引起权限的问题。权利的行使应该在默默中造成事实，不可叫嚷喧腾地提出要求。部属的权利也要尊重，重大的事情固然要躬亲指导，但细节就不必一一过问了。这样的做法能让你显得更具荣誉，也更有风度。人们对你有忠告和建议时，只要那是与你的职务有关的，你就都应诚心接受，酌情采纳他们的意见，而不可以为这些人是爱管闲事。
地位高的人容易犯以下四种毛病：遇事拖延、接受贿赂、粗暴傲慢和多变不定。第一种毛病的矫治方法是常接见外人，遵守约会时间，手头的事要立刻办，而且要一气做好，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一事未完决不做另一件事。第二种毛病的矫治方法是除了不许自己的仆属接受不义之财外，还要让行贿的人明白不应该以这种卑劣的手段去诱惑别人。单单表现正直、不收贿赂是不够的，你同时还应让人知道你是一个大公无私、憎恨贿赂行为的人。因此，你除了不能受贿之外，也不能使人怀疑你是一个可以用财物买通的人。人们对反复无常的人最易产生怀疑，认为这种人是不可靠的。所以，当你要改变自己的意见或行动时，一定要向大家说明理由，不可暗中行事。第三种毛病，粗暴傲慢。粗暴比严厉更糟，因为粗暴是无礼的行为。严厉最多使人畏惧，而粗暴则会使人怀恨在心。地位高的人最好不要随便责备人，如果是非责备不可，态度也要庄重严肃些，绝不可有讥讽的口气。第四种毛病，多变不定或以情面待人。这种毛病比收受贿赂更糟，因为行贿的事并非经常发生。但是，一个人如果是以情面行事，那他就会常有这种事的诱惑因素。所罗门说：“情面行事非常不好，因为这样的人将会为一块面包而枉法。”希腊有位先哲说：“人的职位能显示他的性格。”这句话相当有道理。有的人因职位而变好，也有的人因职位而变坏。塔西托批评卡尔巴说：“要是他没有做罗马皇帝，大家还认为他很有雄才大略，有能力治理国家，这显然是因为皇帝的职位把他变坏了。”这位史学家又对维思派尚做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罗马皇帝中只有维思派尚因做了皇帝而变得很好。”虽然对前者是批评他的行政效率，而对后者是评价他的性情行为，但不管怎样，这都可以说明职位能使一个人变好或变坏。一个人如果因职位而变好，这就证明他的性格一定是高尚的，或说高职位应该是使人从善的。
宇宙的一切事物在未走上正轨之前，运行都是非常激烈的，到了走上正轨之后，他们就安静或井然有序地慢慢运行了。所以，人在争取职位的时候也是非常激烈的，而达到目的之后就安静了。高职位的获得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如果没有加入党派的话，在求上升之时最好加入一个党派，而在获得职位之后，最好是保持中立。做任何事对前任的人都要尊重，否则，将来你自己去职之后，后来的人也会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你。对同事也要尊敬，常请教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不可凭一己之见独断专行。不管是谈话还是处理私事，都不可念念不忘自己职高位尊而摆出一副官僚的架子，而应该有个分寸，从而达到这样的境界：做官要有个官样，做人要有个人样。
十、司法与国家
法官们的职责是解释法律，对案件做公正的审判，而不是制定法律、杜撰法令。对案件作大胆而随便的审判，这一点是法官们要谨防的，否则就跟罗马教廷一样：“主张绝对的权威，可以任意更改或增删《圣经》，武断地说些《圣经》上毫无根据的事物，并且信口雌黄，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就法官而言，学识比机智更重要，谨慎比自信更不可忽视。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应有“正直”的品行。摩西的律令上说：“挪移邻居地界的，必受诅咒。”把界线基石放错了的人应当受到责备。一个对土地财产案件做不公正判决的法官，便是挪移地界的人。论弊害首在判决错误，判决错误比犯罪更加有害，因为后者只不过是污染了流水，而前者是将水源污染了。所罗门说：“一个正直的人对一个邪恶的人屈服，那无疑是泉源不洁或流水染污。”法官的职务与许多方面的人都有关系，即是说他跟争讼的原告、被告两方、辩护人以及他的下属和同事固然有关系，而跟他上面的君主或政府也有关系。
第一，我们先谈争讼的两方。《圣经》里说：“裁判有时会变成苦艾。”当然，有时裁判也会变成酸黄的腐草。这怎么说呢？那是因为不公平的裁判会发苦，而延缓的裁判则会发酸。制止暴力和欺诈是法官的主要任务。如果暴力在公然施行，或者欺诈经过伪装在暗中进行，那么它们的害处必然会更大。在审判的过程中，法官的裁判必须渐次进入公正的情况，就跟上帝“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的做法一样。所以法官对任何一方向他施加的高压、暴力、狡诈、勾结等手段，或是任何一方恃强欺人，聘请高强的律师辩护的时候，法官都要能够不为其所动，刚正不阿，做出公平合理的判决，那么他的品德就会为大众所钦佩。擤鼻子时用力过猛会流出鼻血来。如果葡萄在榨酒机里压榨过重，那么酿造出来的酒就会有葡萄核的味儿。法官必须留神不要把事实歪曲了，否则法律歪曲所产生的后果，将比其他一切事情的歪曲都更为严重。特别是在刑法方面，法官必须避免带有恐吓的动作，因为那将会变成严苛的执行手段。对人们更不可严密地布下罗网，也就是说，刑法执行得太严，就是对人们布下了罗网。因此，聪明的法官在执行刑法时，对久置不用的或是不适合现在需要的刑法，都要限制使用。注意事件，同时也要顾及时宜，这是法官职责内的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法官在决定犯人生死的关头，对犯人要有恻隐之心。对犯法的行为固然要以严厉的态度来对待，但是对犯人本身则需心存仁厚与慈爱。
第二，来谈谈律师与辩护人。法官话说得太多，等于是一支无人应和的乐器，而公正的因素之一正是耐心倾听。如果法官对供词不能耐心听取，或是时时打断讼方的辩护，只为表示自己有迅捷的理解力，或时时发问以查询案情，这些做法都是不恰当的。法官在处理案子时有四个任务：一为提引证据；二为纠正语言的冗长、重复或离题；三为复述和总结讼方所说的要点；四为判决。法官在执行时若超出了这些范围，如果不是出于虚荣与多话，便是因为记忆力太差，或是缺乏稳定的注意力与静听的耐性。我感到奇怪的是，如果遇上辩护人大胆辩护的情形，法官居然也会受影响。法官如同坐在上帝的位置上，照理是要仿效上帝“压制那放肆无礼的，把恩典施给那些谦逊者”的做法才对，想不到法官竟也有所偏爱，常使争讼者增加费用，人们因此免不了要怀疑他们有收受贿赂的行为。如果法官称赞一个对案件的辩论与处理都很好的律师，尤其是败诉一方的律师，这会使律师在当事人的面前提高身价。律师因辩护人的狡辩、疏忽、证据不全或过分大胆而滥施压力时，法官应当众予以指责。辩护律师不可以跟法官辩论，更不能在法官宣判之后要求重新审判。而法官的判决也不能只根据一半的证据，更不可以让诉讼方有抱怨法官对他们的证据与辩护不加理会的借口。
第三，来谈谈书记官与执行员。法庭这种地方是神圣的，裁判席固然神圣，就是连地毯与座位也都是神圣的，因此，必须特别注意保护这些，才不至于被诽谤和亵渎。《圣经》上这样说：“荆棘丛中采不到葡萄。”在那像荆棘丛一般、有枉法之徒的书记官和办事员之中，也同样是不可能有公正的果实产生的。法庭里的人员，常杂有以下四种坏人：一种是挑拨是非的人，这样一来，法院的收入增加，国家却变得贫困；再一种人是唆使法庭越权，引起纷争，以从中获得自己的利益的人，这种人不是法庭之友，实际上是法庭的寄生虫；又一种是使法庭公正的立场偏颇，使正义遁入迷宫的人，这类人大多是阴险狡诈的，他们可称得上是法庭中的刁顽官吏；最后一种是靠职务上的便利而趁机敲诈勒索的人，这类人使法庭像丛林一般，让来此躲避风雨的羔羊，反而损失了更多的羊毛。不过，一个熟悉判例和程序，而又十分明了法庭事务的老书记官，却是法庭中的有力助手，法官们往往能从他那里获得宝贵的指点。
第四，来谈谈君主与国家。法官对罗马《十二铜表法》的结论是：“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这一点是应该首先被记住的，同时必须知道法律的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一点，不然法律便等于是罗织别人过失的东西或并不灵验的神谕。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如能经常向法官咨询，法官也能常常向政府与国王征求意见，在处理国事时，便能考虑到法律问题，执行法律时也才能顾及国家的利益。因为无论是法庭所裁判的事件本身，还是私人的财产问题，所包含的法理与效果，都有牵涉国家事务的可能。国家事务并不仅限于主权这一点，其他重大的变更和危险的判例，或是对大部分民众有显著影响的事，也都应该包括在内。人们不要以为公正的法律与真实的政策是对立的，实际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关系犹如精神与肉体的关系。法官也要记住，所罗门的王座两旁有两只执法护驾的狮子，但狮子只是狮子，安置在王座之下是表示“请留心不要干涉君权”。对自己的利益，法官们也不要迷惑，事实上法官公正地运用法律是他们应尽的职责。“我们知道法律原是好的，只要人运用得当。”圣保罗认为这句话比他们的法律都更具权威，法官们应该牢记。
十一、权衡价值
上面我已描述了那些不健康状态，如同解剖，把那里面尤为重要的都剖开了。这些不健康状态，不但阻碍学问的进步，并且还引起了对学问的诋毁。如果前述太直白了，我们应该记得箴言里面的这句话：“朋友所加的创痕是忠实的，但是敌人所给的吻是诈伪的。”我想，因为我在批评的时候这样毫无讳饰，那么到了我称赞的时候，也该更为人所相信。我无意颂扬学问，我的立意是要不加文饰与夸张，公公正正地来把学问的优越与其他的事情一同在天平上权衡，用神圣与世俗的凭证来估定它的价值。
在创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上帝身上有两重的能力：其一属于力的方面，其二属于智的方面。其一显露于物质的造成，其二显露于布置的完美。这样假定着，我们可以在《创世记》里看出，天上地下混乱的物质创造出来仅用了一日，而此项物质的布置，却费了六日的工作。上帝在力量的工作与智慧的工作上喜欢加上这样一种区别的标记。恰恰与此符合的，是在前一项的工作上，并没有看到《圣经》上曾说“要有天与地”那些话，在后一类的工作上则记录着。但是，实际上是上帝造成了天与地。第一类的工作似乎造作，第二类的工作似乎由法规命令或支配。再前进到下一级，从上帝到天使，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相信那相传为雅典元老院议员但奥尼修斯所撰的《圣秩谱》的话，最高的地位是给爱的天使叫作撒拉菲末；第二级的位置是给光的天使叫作崔拉伯末；第三位以次，给宝座、王国与其余那些权力与职务的天使、知识与光明的天使，他们的职务与权力都是在天使之上的。
从神灵与心智的物类下降到可感觉与实质的物类，我们知道，那最早造成的物是光，它在自然中与有体物里面是和知识在神灵中与无形物里面相当的。
在日子的分配上，我们也知道，上帝休息与审查他工作的日子，是在他实行与完成工作各日之上得到了赐福。
《圣经》记载，在创世的工作完毕以后，人是被安置在园中工作，他被指定的工作无非是思考。就是说，那时工作的目的，无非是运动与试验，而不是为了生活的需要。因为那时人还用不着努力到额上流汗，因此他的工作当然也只是在试验中，是为了获得愉快而不是为需要而劳动，并且人在乐园中最初所做的事，就是知识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观察众生。至于说到那使人堕落的知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那并不是关于生物之天然的知识，而是辨别善恶之道德的知识。在这一点上，那时的假想是上帝的命令或禁约，并不是善与恶之本源，它们的起源另有所在。人企望知道这个，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完全离开上帝而只靠他自己。
再往下讲，在人堕落以后，在发生的第一桩事件上，我们看到两种生活状况的影像——思考的状态与活动的状态，分别在亚伯与该隐两个人身上，以两种最简单与最原始的生活职业表现着：一种是牧人的职业，一种是农人的职业。在此处，我们又看到了上帝的偏爱与选择是属于牧人而不属于农夫。
同样，在洪水前的那个时期，存留在那有数遗文中的神圣的记载，提及并致敬于发明家、音乐家与金工制作家的名氏。在洪水后的那个时期，上帝对人的野心第一个惩罚是语言的淆乱，这样一来，学问与知识无限制的交换就遇到了最大的障碍。
再往下讲到摩西——那立法者与上帝的第一支笔，“他谙习一切埃及人的学问”。我们知道，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校之一，因为柏拉图这样说起对梭伦讲话的埃及祭司：“你们希腊人是幼童，你们没有关于古代的知识，也没有传自古代的知识。”你只要看摩西关于仪式的法律，你就可以在预示基督的言行外看出上帝的民族标志，看出服从的使用与执行与那里面其他神圣行为的用途与结果。在最有学问的犹太法律专家中，有几个曾经在许多的这种仪式与命令中，很有结果与深透地努力着去看出自然或道德的意义与引申。如同关于癞病的法律说：“如果白瘢盖满了皮肉，这病人可以出外，作为洁净；但是如果还有完全的皮肉留存，应该把他关闭起来，作为不洁。”有的人在这上面看出了一个自然的原则，就是腐烂在达到成熟期以前要比成熟后更易传染；有的人看出了一个道德哲学上的定理，就是甘心为恶的人对一般人行为的恶影响，反而没有半善半恶的人那样厉害。在法律里面的这一处与其他多处，在神学的意义外，可以找出有许多哲学混入。
同样，在那卓越的《约伯记》中，如果我们勤加检讨，可以知道他是充满了自然哲学的。例如，宇宙形体志与地球呈圆形。“他把北面在空际铺展开去，而把地球悬于太虚”，在此处，地体的空悬、北方的地极与天体的有限与凸圆显然都说到了。又如天文学上的事：“他用他的神灵装饰了天空，他的手造成了那屈曲的长蛇。”再一处，“你能把金牛座中闪烁的六星聚在一起，或是把牧羊座中列星分散吗？”在那里，星体的布置总隔着相等的距离，是很美观地排列着。又一处，“造成了牧羊座、猎户座，与金牛座中的五群星，与南方的秘密！”在此处他又看出了南极的洼下，称它为南方的秘密，因为南半球的星是在看不见的地带。又如生殖的事，“你没有把我同牛乳般倒出来，同乳饼般凝拢来吗？”诸如此类。又如矿物的事，“银一定有它的苗，金在他们找到它的地方，也有它一定的位置。铁是从地中取出来的，铜是从石头里熔化出来的”。同其他的一样，这些都在那一本书内。
在所罗门王的身上，我们也同样看得出智慧与学问的给予，在所罗门的请求与上帝的应允上，都认为比一切世间的福利来得更好。因为得了上帝这种赐予，所罗门不但能够著作关于神圣与道德哲学的那些极好的寓言或箴言，并且还能够编纂一部自然史，植物自山上的杉树叙述到墙上的青苔，动物则包括一切能呼吸或行动的物类。不但如此，同样，所罗门王，虽然他享有宝藏与富丽的宫殿，船舶与航业服役与伺应，美好的声誉与名声，但是他并不以有这些光荣为傲，以为他只有获得真实这一种光荣。他是这样说的：“上帝的光荣是在隐藏一件东西，但人君的光荣是在找出这件东西。”仿佛儿童天真的游戏一样，上帝喜欢把他的工作隐藏起来，为的是被人发现。也仿佛做人主的不能得到比在那种游戏中，做上帝的一个玩伴更大的荣耀，虽然他们支配着这么多的人才与财富，不至于还有不能察知的事情。
我们的救主降生以后，上帝的处分方法，也并没有改变。因为救主自己在以奇迹显出他征服自然的能力以前，先以与祭司及法律大师们的讨论来显出他征服愚昧的能力。而圣灵的来临，也是大半在语言及其使用能力的赋予上表现出来，因为语言是知识的媒介。
上帝在选用传播教义的工具时，也是如此。虽然他起初曾用的是除受圣灵的感动以外全无学问的人，这样更能体现上帝的力量，并能够贬黜人类的所有智慧与知识。但是他的意志一经实行，他就接着把他神圣的真理输送到人间，连同种种学问，如同跟随的男女仆徒一样。我们看到，使徒中唯一的有学问者圣保罗，就这样完成了《新约》里面的大部分内容。
我们同样知道，在古代基督教的主教与神父中，有许多是对异教的学问博览并精通的，致使朱立安皇帝禁止耶教徒参加学校、讲演或钻研学问的谕旨，是被认为比他以前历代皇帝酷虐的检学还要有害的一种反基督教行为。罗马的主教格列高里一世嫉妒心重，从不能得到虔信与诚挚的美名。相反，他在圣徒中都得到了轻率、恶意与怯懦的批评，因为他想要消灭异教悠久的历史与典籍的遗留。可是，相反地，塞种人从西北、萨拉森人从东方大举入侵的时候，还是基督教在他神圣的襟怀中保存了异教的学问与珍贵的遗物。要不是如此，那些东西早已消失了，如同从来不存在一样。
我们看到，在我们自己与祖父的时代，上帝叫罗马教会对于他们腐败的习惯与仪式及各种可憎的教义担负着应有的责任，同时他命令要把一切知识统统革新；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基督教徒，以他们自身的努力与他们的榜样所激起的竞争，给予当时的学问状况以生命，增加了他们的力量。我们看到，他们对罗马教会做了这种卓越的努力与修缮。
结束这一部分，让我们注意到，哲学与属于人的学问对于信仰与宗教，除供装饰以外，还有两种主要的任务与用处：一个是因为他们有效地使人对上帝的光荣欢欣鼓舞，诗篇与《圣经》中的其他部分常使我们去思量与赞扬上帝的伟大，但是我们如果仅止于对他们外表的观察，如同我们的感觉最初发现的那样，那么对上帝的伟大观测，就如同只看到了一家丰富的珠宝铺沿街陈列的东西便去断定它的内容一样错误；再一个是因为他们给予一种防止不信仰与错误的特殊的防腐剂。我们的救世主说：“你们错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圣经》与上帝的能力。”他在我们面前放下了两本书让我们去研究——如果我们要想不犯错误：一本是《圣经》，显示着上帝的意志；一本就是那表现上帝的能力的各种生物。第二本是第一本的钥匙，它不但可以开启我们的心智，使我们能够用理智的普通观念与文字的规律去想出《圣经》的正确意义，它还可以引导我们去恰当地思量上帝的全能——那大半是刻印在他的工作上的——来开启我们的信念，以上都是学问真正的崇高与价值的神圣证明。
至于人事上的证明，其范围如此之广，在这种简短的文章中，我们当然只能选择几个来用，不可能包罗万象。在异教时代，第一等人事上的敬礼，是奉神的。基督教兴起以后，只准崇奉一神，所以这种习惯是同禁尝的果实一样被禁止了。但是我们此刻是只说人事上的证明，照此来讲，那希腊和罗马人所说的神化，就是人能够加于人的最高的敬礼，尤其人们是以内心的承认与信念，而不是像罗马皇帝那样以国家正式的诰令来赋予这种资格。因为这种敬礼如此高，所以它下面还有一个中间的阶级，在人世的“最低级的”敬礼之上，位列着英杰的与神圣的敬礼。在这几种敬礼的分配上，我们看出古代的习惯是保守这种区别：凡国家与都市的创建者、立法者、人民的慈父与其他政事上有勋绩的人，都只是受到人杰或准神的称号，如赫邱里、底修斯、迈诺罗茂拉斯这一类的人；而创造者，人类新技术与物品的发明者被尊为神灵而与诸天神并列，如西里兹，贝卡斯，表邱立，阿波罗，“创造酒、语言与音乐者”及其他。这是很公正的，因为第一类人的功绩是只限于一个时代或民族的范围以内，犹如有利生命滋生的阵雨，虽然有益，但只在那一个季节并且在它降落的地带里才是有用的；而另一类人是同天降的福利一样，对人类的福泽永久而普遍。并且第一类人还常与竞争和扰乱有关，而第二类人则真有上帝来临的风度，乘微风而来，没有声响或激动。
学问能够抑制人类互相烦扰，这一种好处当然也不比前述补自然之缺的好处差。这种好处，古人在奥菲斯剧场假想的叙述上很清楚地说着。在那里，各种鸟兽集合在一起，忘却了他们各自的天性，有的是猛鸷害物的，有喜欢跳弄的，有喜欢争闹的，大家都很友好地站立在一处，静听那竖琴的音调与和声。琴声一止，或为较高的声响所掩，每种畜生都立刻恢复了它们的本性。这种叙述恰当地描述着人的性质与情状，它们充满了凶暴与未经驯服的欲望，关于利益的、关于淫欲的、关于报复的。但是只要他们肯听取那经书、宗教的陈说，激动的演说的辞辩与劝诱之谐美的箴规，法律、宗教、社会的和平就得以维持，这种乐器一旦无声，或是被诱惑与扰乱，使它们不能为人听见，那么一切就都化为紊乱与纷扰了。
十二、贵族的位置
对于这个题目，我们先要谈到贵族与国家的关系，而后再论及贵族个人地位的问题。一个君主国家如果没有贵族存在，那便如同土耳其古代的情形一样，成为一个极端专制的政体，因为贵族具有牵制君主的权力，分散人民对君主一部分注意力的作用。贵族在民主国家里没有存在的必要。没有贵族，民主国家会更平静无事，不致发生变乱。这种情形是因为人们只注意到“事”，而没注意到“人”，如果注意到“人”的话，那也是以“事”为出发点的。例如，人们在察看某些官吏是否称职，是否是恰当的提拔人选时，对他们的阶级与门第是不会计较的。我们都知道，尽管瑞典人有很大的宗教分歧和地域差别，他们的共和政体却维持得很久，原因是他们只重视人的能力，而不去理会人情面子。荷兰的共和政体也很有效，这是由于他们都遵守平等的原则，国家的任何决策与措施都不会失之不公，人民也就乐于奉公守法与担负纳税的义务了。在贵族势力盛行的时候，国王固然可以因此增加威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国王的权势也会因此被削弱；平民的生命活力固然会因为往上爬而鼓舞起来，但平民的幸福会受到贵族的威胁，因为贵族奢侈糜烂的生活，是全靠榨取平民的血汗来维持的。因此，平民的物质享受就要因贵族的剥削而降低水准了。贵族的势力当然不可太大，否则国王就要受到威胁，国家的纲纪也会遭到破坏。不过，也必须维持他们适度的权力，以作为国王与平民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如果贵族们花费太多，人数又多的话，常会使国家变得非常贫弱。并且，日子久了，有的贵族难免会逐渐变得衰落贫困，财富没有了，贵族们就难以维持以往的荣耀，因此会造成贵族们荣耀与财富失调的现象。
至于一些特殊的贵族，就像是那久经风雨仍屹立不动并且安然无恙的古堡和伟大建筑，或是那历尽风霜却依然坚贞完美的古树一样，我们情不自禁会对他们产生敬意。同样地，当我们看到经过了许多年代的考验尚能安然存在的贵族世家时，自然更要肃然起敬了。新兴的贵族只是凭借权力而形成的，然而贵族世家是由长久年代累积而成的。自身受封的贵族通常比他的后代较勇敢与高强，但不如他的后代清白，因为当他面临升官发财时往往会不择手段，否则成功的希望就很小了。不过，人们会在他死后忘记他的坏处，而记下他的长处，这是自然而合情理的。出身贵族的人常不太勤劳，但是他们对勤劳的人却心怀嫉妒。贵族的身价常是定型的，无法继续高升，所以当他们看到别人继续不断往上发展，自己却停滞不前时，心里自然会产生嫉妒。从另一方面来说，贵族不大会引起别人对他们的嫉妒，因为人们会认为贵族是与生俱来的，觉得那是他们应得的，没有理由去嫉妒他们。国王如果能够任用能干的贵族辅政，国事一定会进行得很顺利，因为贵族出身高贵，民众无不乐于听从。
十三、交涉与协商
用口头的方式同别人交涉事情比用书面的方式好，而亲自谈判又不如托第三者妥当。如果希望对方书面答复，或希望握有他的亲笔信，以备将来之用，或是怕受到干扰，或是防范他人窃听，那当然以书面交涉为妥。但如果要由表情来传达眷顾之意，则以面谈为佳。通常，跟身份低于自己的人谈话，面谈较能表达眷顾之意。如果碰到措辞需要谨慎的地方，则要看对方的表情反应，才能决定一句话的分量，这也是面谈要注意的地方。通常若要预留进退的弹性，也应以口头交涉方式亲自谈判较为妥帖。
找别人做代言人时，如果你选一个足智多谋的人，这种人会设法从谈判中获取小利，交涉完毕后，他会向你报告事情进行得如何顺利，即使有困难，他也会言过其实地告诉你。所以你还是选个老实人较好，这种人受人之托便会忠人之事，交涉完毕后，他会实实在在地向你报告。用人工作要配合他的兴趣，这样他才会努力去做，同时要量材施用：大胆的人可用他来向别人提出抗议；长于言辞的人则可叫他去做劝说工作；蛮横傲慢的人可用他将那无凭无据之事变为真实的情况。
如果你以前用过的人去交涉事情办得很好，并且他的运气又一直不坏的话，你以后仍可以继续用他，因为这种人讲信用，凡事请托他时，他为了保持名声，一定会努力去做。与人谈判时，言语要旁敲侧击，这样比开门见山好，但有一种情形例外，就是当你回答一个一问便知的简单的问题时，就没必要拐弯抹角地说了。托人办事时，选贫苦的人比选不愁衣食的人要好些，因为生活好的人无求于你。对所托的人要先谈好条件，谁先履行诺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不先给他好处，当然不便要求他先替你办事，不过你可以设法使对方相信，将来你会有别的事托付给他，另外的情况是，如果你本身具有守信的美名，他对你自然会相信。交涉商谈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辨明某件事或完成某件事。我们对人信任的时候会有不自觉的感情作用，常常是想说又羞于启齿，且又找不到适当的借口，这样就很容易吐露出我们内心的隐情。如果我们想对某人游说，就得先知道他的性情习惯，这样才能诱导他而知其目的，以便说服他。而知道他的弱点或不利于他的地方，便可以慑服他。只有深知有谁能影响他，才便于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果交涉的对象是个机智的人，我们就得知道他的目的，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他话中的用意，并且我们的话不要说得太多，说的话须是出乎别人所料的。别以为播种便可以立刻有收获，谈判如遇困难，应该再好好地做准备，慢慢地等待收获。
十四、诉讼与辩护
为人打官司的人常做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他们危害大众非常厉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虽然心术不正，但是也办了一些维护正义的案子。这里说他们心术不正，是指他们除了心地不善良之外，还狡诈、言不由衷或不讲信用。为你诉讼的人并不是真的想为你出力，他只是想借机敲诈你，如果你另有人帮忙，他就会用他那如簧之舌来说服你听他的话，以得到你的报答，至少他要寻得一线希望，能随时有机会向你索取报酬。有的人虽然答应为你出力，实际上是想趁机打击另一个人，或借机去报告另一个人的罪行，不然他们哪有借口可以行事。等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达到以后，你的案子是否会成功，他们就再也不关心了。换句话说，他们是利用别人来成全自己的事情。
为人家打官司实际上是在帮助一个竞争者。每一件诉讼案子都是为争夺一种权利，不管是争夺法定的权益、争论是非、争夺功劳，或申请某种权利，没有一种不是因权益或利害而争的。假使是感情问题的诉讼，需要为没理的一方帮忙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上诉到法庭，你只要劝说两边在庭下和解就行了。如果非要偏袒不该帮助的一方，那你也不该故意去诋毁对方。如果你对某个案子不太明了，不知道怎样来办理这个案子时，你最好去请教可靠而有见识的朋友来指点你，但你对所要请教的人，必须谨慎选择，以免受骗。诉讼的人最厌恶的是律师的欺骗，或是律师耽搁了他的案子，因此如果有人委托你办案，而你不便承揽时，那么一开始便要拒绝他。假如你已经接了下来，那就要老老实实地告诉他胜诉的概率，不要夸大，更不要贪得过分的报酬，这种做法才值得人家感激你。如果有人请求你办拒绝赔偿的案子，因为这种案子不一定会成功，所以你只答应所托，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案情，尽力去办，而不可趁机利用他，在办不成的关头才叫他另想他法。如果接办诉讼的律师不了解诉讼的权利，那才是愚蠢的行为。如果真的不清楚所申请诉讼的权利，那你就是不明是非的人。
诉讼要获得胜诉的上策是事前保守秘密，如果接案的律师告诉当事人有希望胜诉的话，他便会松懈下来，但也有一种人会因此而受刺激，更加全力以赴，以争取胜利。最重要的是进言要适时而为。在诉讼时，一句适时的话会产生奇特的应答效果而获得胜诉。
我们选择为我们辩护的人，与其选大人物，倒不如选择一个平凡而妥当的人。如果只是一知半解的人，则不如有特殊才能的人。如果你所请求的遭到拒绝，也要心平气和，当你再度请求成功了，仍是令人满意的事。当你知道你所请求的人对你有好感时，你为他办案则可以要价高些，你也能如愿以偿。不然，你最好是对报酬逐步分开提出要求。
当一个人第一次请求你作证时，你可以答应，也可以拒绝，但你拒绝他就会失去一个朋友，过去的一切也就一笔勾销了。一个什么事情都爱管的人最易替人作证。但是，如果他所证明的事不正当，那么他也要蒙受名誉上的损失。世上最坏的人，莫过于这种什么事都要管的人，因为这种人对大众有害。
十五、党派与中立
许多人以为国王或大人物们在治理国事、做决策时都是基于党派的利益，其实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对一般事务的处理，最聪明的做法是让各党派的人士互相协调，或与某些特殊人物保持个别的密切关系。我不否认党派的作用。
就个人而言，地位低的人必须参加一个党派，这样他才有被提升的希望，而地位高且力量大的人则最好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刚加入一个党派的人要持着温和的态度，设法使自己成为党内与另一个党派最接近的人物，因为这常是获得权势的一种捷径。弱小的党派常会更加团结，少数的坚定分子常能拖垮人数众多而组织散漫的大党。一个党派解体后，残余者便会自行分裂，如由克拉苏与罗马元老院中贵族所组成的党派，曾与庞培和恺撒组成的党派互争短长，但当元老院的权威衰落之后，庞培和恺撒也就分裂了；安东尼本来和奥古斯都结成一体，与布鲁塔斯和卡西阿斯相对抗，但当布鲁塔斯等人失败后，安东尼也和奥古斯都（屋大维）分裂了。这些史例都是属于战争方面的情形，而普通党派的情形也是这个样子。党内的次要角色，在他的党派分裂后，常会变成首脑人物，同样，他也有失去职位变成无名小卒的可能，因为有的人是由于敌对势力的存在在党内才显得重要，敌对势力一旦消失，他们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常见到加入一个党派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所期望的位置以后，便自以为在党内的地位已经稳固，于是企图另结新派系，或加入到另外一个党派中去。
在另外一种情况中，从别的党派而来的人最易升迁，因为在势均力敌而相持不下的情况下，这种人的力量就显得举足轻重，而成为两方所要极力争取的对象。在两党之间保持中立的人，不见得就是抱着不与人争的态度，他们采取这种立场，很可能是要同时利用两党以取得个人的利益。国王以不参与任何党派为宜。国家有了联盟，对国王是不利的，因为这等于要人民在服从君权的义务上，又要服从另一层更高的义务，这样一来便会使国王的尊严降低，即会造成“国王只不过是我们之中的一员罢了”的印象。在法国已有这种情形。党派活动趋于激烈，是国王权威衰落的象征，这无论对国君之权力或事务来说都有损害。国君之下的党派活动，就如天体中的小行星一般，既要循自己的轨道运行，又要受一种更大的力量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