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握幸福的时机
二、父母与子女
三、婚姻与独身
四、爱情的得失
五、友谊与合作
六、顺境与逆境
七、友情的益处
八、养生与长寿
九、长寿与健康
十、情感研究与心理训练
一、把握幸福的时机
时机如同市场，只要你耐心地稍加等待，物价常会跌落。但是，情形有时候却像西比拉的买卖 。她最先送来的是完美的货品，如果你嫌价钱昂贵而不买，接下来她就会逐渐把货品减少，而仍索要原来所开的价钱，这便是时机，一旦失去便不会再来。正如古人所说：“当时机把有发的头伸出而无人去抓时，回头它便伸出一个秃头来了。”或者说是时机传给你壶柄，而你不去接，等一下它便将壶腹转向你，叫你难以握住它。
所以，能在事情开始的时候准确地把握时机是最聪明的。乍看之下危险很小的事，其实是不小的。危险既会予人以威胁，又会欺骗人。有时候当危险尚未来临之时便迎向前去，半路将其截住，总比待在那儿眼巴巴地看着它逐渐靠近要好些，因为看久了，反而会对它无所恐惧。反之，当月光照在敌人的背上，在我们的前面留下影子时，我们为影子所蒙骗，以为敌人已在眼前，因此便在敌人未到之时就轻易开枪射击，以致招来危险，这便是另一个极端的现象。时机成熟与否，一定要计算准确。对事情的开端一定要仔细观察，看准了就不可拖延。像地狱之神普鲁托那个隐身帽，固然是一个好的设计，但他成功的主要因素还是在于会守密与行事迅速。事情在执行时，守密不如速办，因为速办像是子弹在空中飞过，速度之快，人的肉眼是赶不上的。
善于在一件事的开端识别时机，这是一种极难得的智慧。例如，在一些危险关头，看来吓人的危险总是比真正压倒人的危险要多得多。只要能挺过最难熬的阶段，再来的危险就不那么可怕了。因此，当危险逼近时，善于抓住时机迎头痛击，要比犹豫躲闪更有利。因为犹豫的结果，往往会使你错过了克服它的机会。但也要注意警惕那种幻觉，不要以为敌人真像它在日光下的阴影那样高大，倘若在时机不到时过早地出击，结果反而会失掉获胜的机会。
总而言之，善于识别与把握时机是极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业上，人在开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样考察时机，而在进行时要像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特别对于政治家来说，秘密的策划与果断的实行更是保护他的隐身盔甲。因为果断与迅速乃是最好的保密方法——要像疾掠空中的子弹一样，当秘密传开的时候，事情却已经做成了。
二、父母与子女
父母的喜悦隐而不宣，他们的忧虑与恐惧也都是这样。他们的喜悦无法以言语来形容，他们的忧虑与恐惧也不随便向别人透露。他们为孩子们辛劳而引以为乐，因孩子们的不幸而备感辛酸。他们因子女而增添了自己在生活上的忧虑与负担，但也因而减少了自己对死亡的挂怀与恐惧。虽然动物也都能传宗接代、延绵不绝，却只有人类才有记忆、功德和持续不断的伟大工作。有许多没有孩子的人对人类做了最有意义的工作，由于他们的肉体不能绵延下去，所以便把精力转移到努力创造事业上。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没有子女后嗣的人，才是最关心人类后代的人。
看重成家立业、光宗耀祖的人，对子女往往特别溺爱。因此，孩子不仅被看作是他们种族的延续，同时也被视为他们事业的继承人。于是，孩子既是他们的子女，又是他们生命力重现的个体。
父母——特别是做母亲的，对子女的爱都非常偏颇，而且父亲与母亲的爱差别很大，有时简直不合情理。所罗门说得好：“聪明的孩子使父亲高兴，愚笨的孩子使母亲担忧。”在孩子众多的家庭里，通常是较大的孩子获得重视，而较小的孩子则被宠坏，中间的孩子便易于被忽略，然而那些中间的孩子却常是最有出息的人。父母对子女在金钱方面不可太吝啬，不然，子女们便容易变得鄙贱或刁滑，或是与不正经的坏人交结，并且一旦他巨金在握或变得富有时，便会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所以，做父母的在金钱方面要保持权威，控制的尺度不可太紧。无论父母、师长或家属，他们都常会以一种傻而笨的态度去鼓励年幼的孩子之间互相竞争，结果孩子们成人以后便彼此不和，以致家庭中时起纠纷。意大利人对自己的子女和侄甥近亲都一视同仁，不分亲疏。由于血缘的关系，我们会看到，和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像叔父或舅父的情况较多，而像自己父亲的情况反而较少。孩子因年纪轻，性情不稳定，兴趣容易改变，父母应该及早为他们择定一个适当的职业和一个发展方向。父母对孩子们的倾向不必太重视，别以为是他们性情所近的事他们就必定会做得大有成就。除非孩子们对某种事物特别感兴趣或倾向特别明显，这时当然还是要顺着他们的性情与天分去发展。不过，下面这句格言也有它的道理：“选择那最好的，习惯会把它变得容易且有趣。”家庭中的小儿子通常最有成功的希望，按法令仅长子有继承权，小儿子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于是他不得不凭借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开拓一条生存的道路。然而，如果他们的长兄失去继承权时，他们就未必会有所成就了。因为他们之中继承了财产的，则不愁衣食，自然便不求长进了。
三、婚姻与独身
人在结婚生子以后就像是给命运之神做了人质一般。因为妻儿使你牵挂，他们无形中成为你事业的包袱，你的许多计划和理想也都难以实现。的确，对公众有益的工作，无不是由独身或没有子女的人完成的，因为这些人的感情早就与大众相结合，他们一切也都奉献给了大众。但是，有子女的人，我们相信他们是最关心将来的人，因为他们会关心自己心爱的子女将来会如何。有的过独身生活的人纯粹是出于自私，他们只想到自身，不关心将来，他们觉得将来无关自己之事，有的则将妻儿视为讨债鬼。还有些愚蠢且贪婪的富人，竟然以子女多而洋洋得意，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显得更富有。他们或许会听到这样的话：“××真是个大财主。”但有人不以为然，插嘴说：“是的，可是他的子女很多呀！”好像有了子女就会使他们的财产分散或减少似的。
恪守独身主义者多半是为了要保持自由，特别是那些妄自尊大和性情古怪的人，他们对一切的约束都很敏感，甚至连腰带袜带都认为是犹如桎梏一般的束缚。独身者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主人和仆人，但并非是最好的国民，原因是这种人无牵无挂，随时都可能远走高飞。所有的亡命之徒也大多是独身者。独身生活对于牧师倒是很合适的，因为这样他们的慈爱之心才会普惠世人。法官与地方行政官吏是否结婚倒不重要，如果他们有贪赃枉法和接受贿赂的行为时，下属与他们串通为恶的情况，比妻子与他们串通为恶的情况更多。对军人而言，结婚倒是好的，因为他们的长官可以拿他们的妻儿来提醒他们，他们便不敢胡作非为了。我想土耳其的下级军官之所以会变得更为卑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结婚。由此我们相信，妻儿会束缚一个人的行为。
独身的人在经济上固然显得较为宽裕，也较为慷慨大方，但他们会因为感情没有地方发泄而变得非常冷酷无情。因此，任命这种人去做严厉的审判官，倒是很合适的。能体贴妻子的丈夫大多是行为庄重的人，古希腊伊锡卡国王尤利西斯就是这样的人，人们说他是“不爱长寿爱妻子”。
贞节的妻子认为自己有贞节的美德时，常会变得骄傲而自以为是。如果一个妻子认为她的丈夫聪明，自然会对他忠实顺从；如果她对丈夫有了猜疑或嫉妒，那她就再也不会这样了。妻子是丈夫青年时期的爱人，壮年时期的伴侣，老年时期的保姆。所以，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有结婚的理由。
但是，有人问希腊著名哲学家泰勒斯，一个人该在什么时候结婚，他却回答说：“年轻人不妨再等等，年老的人莫存此念头。”往往有些性情好的女人却嫁给了一个性情坏的丈夫，也许是因为她们认定自己的丈夫脾气坏，所以，如果她们的丈夫偶尔对她们和善些，她们就会认为那实在是难能可贵了。也许她们以能够容忍自己丈夫的那种坏脾气而引以为傲。有些女人不听亲友的忠告而选择一个坏丈夫，这样就更能表现她们容忍的美德，因为她们必须用这一点来为她们的愚蠢作辩护和掩饰。
四、爱情的得失
在剧场上比在真正的人生中更能看到爱情。因为爱情既是喜剧的题材，又是悲剧的题材。可是，在真正的人生中，爱情有时像是海上的女妖，有时又像是复仇的女神，老在那里搞恶作剧。你也许会说，古今的伟大人物中很少有为爱情而至颠倒发狂的地步，这也正可以说明伟大的人格与伟大的事业会摒除这种“脆弱的感情”。当然，也有例外，曾经统治过罗马帝国半边天下的马克安东尼与罗马十大立法者之一的克洛迪斯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安东尼固然是一个淫逸无度的人，但克洛迪斯是一个严肃而聪明的人。由此可见，脆弱的心灵固然容易让爱情闯入，而防御坚强守备不严的心灵，也会让爱情乘虚而入。人是造物主为创造高贵事物而创造出来的，然而，就如伊匹寇拉斯所说的一句不怎么高明的话：“人彼此之间都有好戏看。”这似乎是说，人除了跪在命运之神面前演戏以外，就别无他事可干。人类虽不会使自己像禽兽那样为嘴巴所驱使，却也甘心“你看我的戏，我看你的戏”，为眼睛所支配。但是，眼睛原是为了更高尚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过度的热情会使人不顾事实真相而夸大其词。但说来也怪，在爱情方面，热情的夸张描绘很合适。热情不仅流露于恋人的言语之间，就是在他们的思想中也是这样的。有人说，谄媚不分大小，热情则有高低，一个恋人的热情是远超过一切的。一个人不管怎样骄傲，怎样自大，也不会像恋人那样，把他所爱的人捧到天上去。有句话说得好：“人在恋爱中是不会聪明的。”这种弱点别人看得非常清楚，恋爱中的人自己却觉察不出来。
如果只是单相思，那么，被爱的人就会把这种情况看得较为清楚。爱情原本就有这么一个现象：如果对方不以同样的感情对待你，那就是在暗地里轻视你，这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因此，人们对这种感情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它不仅会使你失去其他的东西，而且连爱情本身也会失去。荷马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对一个人因爱情而失去其他东西这一点，在故事的开端就写得很透彻。帕里斯选择了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忒，并接受了恩赐的美女海伦，于是他把财富女神朱诺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礼物丢弃了。所以，凡对爱情过于重视的人都很容易丧失他的财富和智慧。
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人们在脆弱的时候，这种热情最易泛滥成灾，只是在逆境中，这种热情不太引人注意罢了。因为顺境与逆境都易煽起爱情的烈焰，所以爱情是愚蠢的产物这一点也就由此更加显现出来了。如果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爱情，那也要有所节制。也就是说，恋人要将爱情与生命中其他重大的事情分开，否则，一旦爱情干预到其他方面的事情时，那便会使他们的幸福丧失，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实现他们过去的目标了。英勇的军人总是沉迷爱情，这一点我总是不明白，想必这与他们沉迷美酒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冒险总是以失去快乐为代价的。人们的天性中已暗藏爱别人的意向与动机，这种感情如果不是爱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便会倾向于大众，于是他们的爱转变为仁慈与博爱，我们所见到的有的僧侣便是这样的人。婚姻的爱使人类延续不绝，朋友的爱使人类臻于善境，淫逸的爱则使人类败坏堕落。
五、友谊与合作
古人曾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没有比这句话更把真理与谬误混为一谈的了。如果说，当一个人脱离了社会，甘愿遁入山林与野兽为侣，那么他是绝不可能成为神灵的。尽管这样做的目的，好像是要到社会之外去寻求一种更高尚的生活，就像古代的埃辟门笛斯、诺曼、埃辟格拉斯和阿波罗尼奥斯那样。
有些人之所以宁愿孤独，是因为他们在没有友谊和仁爱的人群中生活，那种苦闷犹如一句古代拉丁谚语所说：“一座城市如同一片旷野。”人们的面目淡如一张图画，人们的语言则不过是一片噪音，这使得他们宁可逃避也不愿进入社会。
由此可以看出，人与人的友情对人生是何等重要。得不到友谊的人将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则是一片繁华的沙漠。因此，那种乐于孤独的人，其性格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野兽的。当你遭遇挫折而感到愤懑抑郁的时候，向知心挚友倾诉可以使你得到开导，否则这种积郁会使人致病。医学告诉我们，“沙沙帕拉”可以理通肝气，磁铁粉可以理通脾气，硫黄粉可以理通肺气，海狸胶可以治疗头昏。然而除了一个知心挚友外，却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舒通心灵的郁闷。只有对朋友，你才可以尽情倾诉你的忧愁与欢乐、恐惧与希望、猜疑与劝慰。总之，那压在你心头的沉重的一切，通过友谊的肩头都被分担了。
正因为如此，连许多高高在上的君王也不能没有友谊，以至于许多人宁愿降低自己的身份去追求它。
本来君王是不能享受友谊的。因为友谊的基本条件是平等，而君王与臣民的地位太悬殊了。于是，许多君王便不得不把他所宠爱的人提拔为“宠臣”或“近侍”，以便与他们亲近。罗马人称这种人为“君王的分忧者”，这种称呼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他们的作用。实际上，不仅那些性格脆弱、敏感的君王曾这样做，就连许多性格坚毅、智勇过人的君王，也不得不在他的臣属中选择朋友。而为了结成这种关系，他们是需要尽量地忘记自己原来高贵的身份的。
罗马的大独裁者苏拉曾与庞培结交。有一次，苏拉竟容忍了庞培言语上的冒犯。庞培曾当着苏拉的面夸耀自己说：“崇拜朝阳的人自然多于崇拜落日的人。”伟大的恺撒大帝也曾经与布鲁图斯结为密友，并把他立为继承人之一，结果这人恰好成为诱使恺撒堕入圈套而被谋杀的人。难怪安东尼后来把布鲁图斯称为“恶魔”，仿佛他诱惑恺撒的魅力是来自一种妖术似的。
毕达哥拉斯曾说过一句神秘的格言：“不要损伤自己的心。”确实，如果一个人有心事却无法向朋友诉说，那么他必然会成为损伤自己心的人。实际上，友谊的一大奇特的作用是：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双倍的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的忧愁。所以，友谊对于人生，就像炼金术士要寻找的“点金石”一样，它能使黄金加倍，又能使黑铁成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规律。在自然界中，物质通过结合可以得到增强。而人与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
如果以上所说已证明友谊能够调剂人的感情的话，那么友谊的又一种作用则是能增进人的智慧。因为友谊不但能使人走出暴风骤雨的感情世界而进入和风细雨的春天，而且能使人摆脱黑暗、混乱的胡思乱想而深入光明与理性的思考。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朋友能给你提出忠告，而且因为任何一种平心静气的讨论都能把搅扰着心头的一团乱麻整理得井然有序。当人把一种设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也就渐渐看到了它们可能招致的后果。有人曾对波斯王说：“思想是卷着的绣毯，而语言则是张开的绣毯。”所以，有时与朋友一小时的促膝交谈可以比一整天的沉思默想更能令人变聪明。
其实，即使没有一个能对你提出忠告的朋友，人也可以通过语言的交流而增长见识。讨论犹如砺石，思想好比锋刃，两相砥砺，将使思想更加锐利。对一个人来说，与其把一种想法紧锁在心头，倒不如把它倾吐出来，哪怕倾吐给一座雕像，也是多少有点益处的。
赫拉克利特曾说过：“初射之光最亮。”但实际上，一个人自身所发出的理智之光，往往会受到感情、习惯、偏见的影响而不那么明亮。俗话说：“人总是乐于把最大的奉承留给自己。”而友人的逆耳忠言恰好可以治疗这个毛病。朋友之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忠告，一是关于品行的，一是关于事业的。
就前者而言，朋友的良言劝诫是一味最好的药。历史上的许多伟人，往往由于在紧要关头听不进朋友的忠告，而做出后悔莫及的错事。尽管人也可以自己规诫自己，但毕竟如圣雅各所说：“虽然照过镜子，可终究是忘了原形。”
就事业而言，有些人认为两双眼睛看到的未必比一双眼睛看到的更多，或者以为一个发怒的人未必没有一个沉默的人聪明，或者以为毛瑟枪不论是扛在自己肩上，还是支在一个支架上都会打得一样准。总之，他们认为有没有别人的帮助，结果都一样。但这些其实是十分骄傲而愚蠢的说法。在听取意见时，有人喜欢一会儿问问这个人，一会儿又问问那个人。这当然比不问任何人好，但也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危险：一是这种零敲碎打来的意见可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看法，因为最好的忠告只能来自诚实而公正的友人；另外，这些不同来源的意见可能会互相矛盾，使你莫衷一是，不知所从。比如，你有病求医，这位医生会治这种病却不了解你的身体情况，结果服了他的药，这种病虽然好了，却又使你得了另一种病。所以，最可靠的忠告也还是只能来自最了解你事业情况的友人。
友谊对于人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益处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益处，这些益处多得如同一个石榴里的果粒，难以一一细数。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么只能这样说：只要你想想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事务是不能靠自己去做的，就会知道友谊有多少种益处了。所以古人说，朋友是人的第二个“我”。但这句话其实还不够，因为朋友的作用比这一个“我”要大得多！
人生是有限的。有多少事情人还来不及做完就死去了。但一位知心的挚友，却能承担你未做完的事。因此，有一个好朋友实际上是使你获得了又一次生命。人生中又有很多事，是一个人所不便自己出面去办的。比如，世人为了避免自夸之嫌，很难由自己讲述自己的功绩。人的自尊心又使人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低首去恳求别人。但是，如果有一个可靠而忠实的朋友，这些事就可以很妥当地办到。又比如，在儿子面前，你要保持父亲的身份；在妻子面前，你要考虑丈夫的脸面；在仇敌面前，你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朋友，就可以全然不计较这一切，而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地替你出面主持公道。
由此可见，友谊对人生是何等重要，它给你带来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总而言之，当一个人面临危难的时候，如果他没有任何可信赖的朋友，那么我只能告诉他一句话——那就自认倒霉好了！
六、顺境与逆境
罗马散文家辛尼卡以大儒学派的口气说了一句名言：“顺境中的好事为人们所期望，逆境中的好事则令人们惊奇不已。”如果说奇迹能支配天命，无疑地，因为奇迹之事多半出现在逆境中。辛尼卡还有一句较深刻的名言：“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同时具有人性脆弱的一面与神性安全的一面。”这种诗的语言显得尤其优美，超越性的意境常蕴藏在诗句中，其实诗人一直在忙于描述神秘的事物。希腊神话中说海克里斯是怎样地“乘着一个泥壶渡过重洋，去救释偷火种给人类的英雄普罗米修斯”，把这个以脆弱的小身躯用基督徒的毅力和决心，渡过世间惊涛骇浪的过程描写得十分生动。
一般说来，顺境的美德是节制，而逆境的美德则是坚忍。从道德的观点来说，坚忍是更勇敢的德行。《旧约》中视顺境为神所赐的福，而《新约》里则视逆境为神所赐的恩。神所赐的恩比神所赐的福含有更大的仁慈，并且更明白地显示了造物主的恩宠。如果你倾听《旧约》中大卫的竖琴声，你所听到的除了颂乐之外，还有无数的哀音。在《旧约》中，对约伯苦难所做的记载远比所罗门的福祉更多。在顺境里也有许多可怕的和不能称心如意的事情，而在逆境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慰藉与希望。当我们看到妇女在沉重色调的布面上绣出明艳的花样时，比看到在鲜明的布面上绣出颜色沉重的花样更觉得赏心悦目。眼睛寻求这样的快乐，心灵所企求的快乐更可想而知了。
因此，德行同高贵的香料一样，越是压挤研磨，就越能散发出香味来，这是由于顺境易于暴露罪恶，而逆境更能显现德行的缘故。
七、友情的益处
“喜欢独居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仙。”亚里士多德这番话概括和总结了孤独的人的特性。生来就不喜欢与人交往的人，说他有几分兽性，倒也是真的。可是，说他有几许神仙特质，倒也未必，除非这个人比较希望或喜欢做个曲高和寡的人，就像某些不信宗教的人，如克利特诗人埃匹门尼迪斯、传奇性的罗马皇帝奴马和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亚波洛尼厄斯，以及古代的隐士和神父。然而人们并不了解孤独的真义和范畴。拥挤的人群并不是友好的伙伴，擦肩而过的面孔也无非是个画像，没有友情，相互之间的攀谈只不过是铙钹发出的噪音。有句拉丁谚语说得好：“一个大城镇就是一个孤寂的大地方。”因为在大城镇里，朋友是分散的，大都没有像较偏僻的地方那样敦亲睦邻。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没有真正的朋友的世界只是广漠的荒野。就孤独本身来说，凡是天生不会交友的人便带兽性，而非人性。
友情主要的益处是能将心头萦绕的种种心事向朋友充分表露或和盘托出。我们知道，阻塞和窒息是身体上最危险的病症，在精神上也是一样。你可以用肝精养肝，用富含铁的东西养脾，用杏仁养肺，用海狸香精养脑，但是除了真正的朋友之外，没有任何良方可以医治你的心灵。对朋友，你可以用真切的忏悔或自白来表达你的忧愁、快乐、希望、疑虑、忠告，以及压在心头的任何情绪。
说也奇怪，君王和独裁者也非常重视友情，他们不顾本身的安全与尊严，常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争取友情。就君臣这方面来说，除非臣仆都很能干，君王会罗致几个和他们智慧相当的人来做朋友，但常因地位的差距而不能产生友情。这种人现在的语言称为亲信或宠臣，意思似乎是恩宠或谈话的对象。但是，罗马人称他们为“患难与共的人”，这说明一种关系和友情。显然，不仅软弱而多愁善感的国君会这样，就是最精明能干的统治者也常会这样做。
当苏拉统治罗马时，他起用庞培（后来继位称帝），后来庞培因权势过高而成为苏拉的对手。他对苏拉的规劝使得苏拉能够听从，因为他采用的方法常常是赞美而不是打击。再有，就恺撒来说，布鲁图斯也是享有这样特权的人，恺撒在他的遗言中也明确指定布鲁图斯是他自己侄儿以外的继承人，这种大权的旁落是置恺撒于死地的主要原因。恺撒曾有几次不祥的预兆，恺撒的妻子卡尔普尔尼亚也有这样不祥的预兆，比如，恺撒想解散元老院，布鲁图斯便轻轻把他从座椅上拉到一旁，劝他等卡尔普尔尼亚决定之后再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确很得宠，所以西塞罗在演讲词中一字不改地引用安东尼的话，称布鲁图斯“是妖冶的女人，把恺撒迷惑了”。另一位罗马皇帝西维拉斯与他的护卫统领普洛汀纳之间的友谊更是密切。西维拉斯强迫他的长子娶普洛汀纳的女儿为妻，又常庇护普洛汀纳而辱骂他的儿子，且致函给元老院说：“我要推崇这个人，愿他长生不老，后我而终。”如果在这些帝王中有一位像明君罗马皇帝屈简或罗马皇帝倭利留斯那样伟大的人，我们也许要大为称赞的是他们的智慧。他们不仅贤明，且意志坚定、热爱生命，但他们仍觉得自己的幸福是残缺的（其实他们是极其幸福的人），还必须有一个朋友，这样他们才认为幸福是完整的。虽然他们都是有妻室儿女的国君，但与朋友不能不结下情谊。
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兼政治家科明牛对哈迪公爵做了深一层的观察，他说哈迪公爵从不把心事告诉别人，尤其是极为困难的事。后来他认为哈迪公爵的缄默的确对他的智力有损。如果愿意的话，科明牛也大可以批评第二任君主路易十一，他缄默不语，简直是在折磨自己。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了一句隐晦的话：“不要吃掉你自己的良心。”的确，将这句话说得明白而刻薄些，那些没有朋友安慰的人，就是吃掉自己心肝的人。不过，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我就用这件事来把友情的第一种益处做个结语），向朋友倾诉心事会产生两种效果：可以使快乐加倍，也可以使忧愁减半。凡是把自己愉快的事告诉别人的，无不更感到快乐；凡是把自己不愉快的事告诉朋友的，无不忧愁倍减。这的确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手术，犹如炼丹者的药石，有时以毒攻毒。然而，不必求助于炼丹者，我们也可以在自然现象中找出明显的例证，因为就自然界的事物来说，二物合并可以增强力量，也可以产生活力。从另一方面说，二物结合可以减少或消除相异性，对心灵来说，也是这样。
友情的第二种益处就是使我们的理智健全而优异，正如第一种益处对于感情一样。在感情方面，友情能使内心从暴风雨中拨云见日；在理智方面，友情能使思想从黑暗昏眩中理出头绪来。这不仅是因为朋友的忠告，在一个人心烦意乱时，与朋友聊聊天，也可使纷乱的思绪理出条理来，而使人变得聪明些。也就是说，谈话一小时的收获，比思索一天的收获来得多。雅典政治家塞米斯克里斯对波斯王曾说过这样精辟的话：“语言好比缀锦的花毡，把它摊开来展示，花样鲜明夺目，思想却像是包扎起来的东西。”就启迪理智而言，友情的益处不限于忠告（当然良友的忠告是最好的），即使没有忠告，也可互相切磋琢磨。总之，我们宁可把心事向一具雕像或一幅肖像倾诉，也不要闷在心里。
现在再为友情的第二种益处做补充说明。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塔斯有句隐语说得好：“正直的见解永远是最好的。”的确，从朋友那儿得来的忠告，其中的见解总是比我们自己的高明，因为我们自己的见解常为感情或习俗所影响。朋友的忠告与自己对自己的忠告，这之间的差别犹如忠言与谀辞。世间善于阿谀的人莫过于我们自己，补救阿谀的办法莫过于朋友的忠告。忠告有两种：一是关于态度的，一是关于事业的。能使朋友的心灵健全的首先是忠告，它唤起对自我严格的检讨，就像一种药剂因过分刺激而有侵蚀性。阅读伦理之类的书则嫌单调死板，观察别人的过失，可借别人的过错警惕自己，但有时也未必适合自己的处境。最好的药方就是朋友的规劝。许多人因缺乏朋友的规劝而铸成大错，做出非常荒唐的事来，损害了名誉和财产，正如圣杰姆斯所说，他们好像照镜子的人，顷刻之间就放大了自己的形象。谈到事业，一个人或许自以为是，常常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然，能够看重自己也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忠告能使事业顺利发展。接受忠告的方式有很多，比如集思广益，这样做也可能遭遇两种危险：一是除忠实的朋友外，他或许得不到忠告，因为给人以忠告的人毕竟是少数，且要诚恳去征询；另外一种危险是他所得到的忠告立意虽好，但也许有害或不安全。换句话说，忠告可能是祸患，也可能是良药。就像你请了一位医生，你以为他能医治你的病症，而他对你的身体状况并不了解，这位医生一方面很可能会把你的病暂时医好，另一方面则损害了你的健康，结果他既医治了你的病，又伤害了你。但是，熟悉你事业状况的朋友，会注意如何使你的事业顺利进行。因此，不要听散漫而无全局性考虑的忠告，他们无异是在使你分心，使你迷惑，非但不能指导你，反而使问题越变越复杂而不能解决。
友情的益处除了这两种（感情方面的宁静与理智方面的支持）外，还有另外一种，就好像石榴，里面全是果核。这是说，朋友可以在一切活动或任何场合中帮助我们，他们也可参与其中。想要明白友情的多种功能，不妨看看有多少事无法亲自处理，而后我们就会明白古人所说的“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并非完全对，因为朋友不只是另一个自我。世上有许多人已经撒手人寰，却留下许多热切的愿望未能实现，如希望完成某种工作等。如果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就可以安心瞑目，因为这些事情在他死后会有人为他继续办到。所以，在实现我们的愿望方面，我们似有两种生命。我们只有一个躯壳，而且这个躯壳只限于一个地方。然而我们有朋友，人间的一切事情无不可以借朋友之手而实现。有许多事我们自己不好说出口，且不便去做的，可请朋友代行；对于自己的功劳不便自夸，也不肯随便叫别人去说，这时朋友则可代为言说。这类的事还有许多。再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许多无法摆脱的关系，别人就不能抹杀它的存在。对儿子，我们只能以父亲的身份说话；对妻子，我们只能以丈夫的身份说话；对仇人，我们也不能不考虑身份说话。但是，朋友会代替我们，他可以不顾及刚才所说的那些关系而能因地制宜地说出真相。这类琐碎的事情太多了，我只提供了原则。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很恰当地去担任一个角色，同时又没有朋友的话，他就可以下台而不必再演这个角色了。
八、养生与长寿
我们常发现某种食物吃了对身体有益，某种食物吃了则对身体有害，这种自我体验与观察的智慧，倒是一种医疗原则之外的好办法，也是最好的养生之道。我们常这样说：“这东西吃了不会有什么不好，所以我可以吃。”但是，如果改成这样说会更妥当些：“这东西吃了对我的身体不好，所以我不要吃。”
我们年轻时身体强壮，做什么事都容易犯下过度的毛病，但是到上了年纪时就不得不偿还这笔体力透支的债务了。年纪是不能拿来赌气的，当你上了年纪时就不可以去做你年轻时能做的事，这点要特别留意。
在饮食方面，如果因身体的原因，必须将主食改用另一种时，副食也应该予以配合而改变。日常生活与国家大事的改变是同样的道理，多种配合的改变总比单一的改变更稳当可靠。你最好时常对自己的饮食、睡眠、运动和衣着等各方面加以检查。如果发现你的某种习惯有害，你就得设法逐渐改掉它。但是，如果你的习惯改掉之后，你顿感不适的话，那还是把它恢复过来为好，因为即使改掉那种习惯是对健康有益的，而身体不能适应，那就不如不改。要辨别出什么才适合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理想的长寿法则是，在饮食、睡眠或运动的时候，排除思虑，放松心情，保持愉快的精神。嫉妒、疑虑、烦恼、愤怒、焦虑与郁闷都要避免。心中要充满希望，如果高兴，最好放声大笑；娱乐不可过度，并且要有变化；要多欣赏美好的景物，探索新奇的事物；多阅读可以增长见识的书籍，如历史、小说和自然科学等。
在未生病的时候对药品要有些认识，这样在生病时就不会感到无所适从。饮食要配合时令，药品不可固定服某一种，如果既成习惯，则另当别论。配合时令的饮食较能增进健康、减少疾病。身体有什么不适，要马上去看医生，不能忽视。生病时方知健康最重要，健康时最重要的是运动。一个人平常如果能注意锻炼身体，一旦生病，如果病情不是太严重，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注意饮食和作息便能康复。塞尔萨斯是一位医学专家，学识非常渊博，他为我们定下了高明的养生之道：“在生活方面，我们确实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事，以求调节、变换生活，但要多偏重有益的方面才是。”我们有时禁食，有时饮食，但吃饱是很重要的。睡觉时以沉睡较好。我们有时坐卧，有时运动，但运动是最为有益的。只要保持身体健康，自然不易感染疾病。
有的医生过于顺从病人的脾气，不急着给他们真正的治疗；有的医生却又呆板地按顺序对病人进行医治，而不去注意病人的情形。请医生最好是请这两种之间的。如果请不到这样的医生，那就将两种医生都请来。但要记住，请医生要请医术高明，又对自己身体状况有所了解的。
九、长寿与健康
人怎样才能长寿，这并非完全决定于医学。人对生理卫生的了解，也是最好的保健药品。对于一种欲望，如果人能断定“它对健康是不利的，因此我应该戒除它”，肯定比断定“它对我好像没什么害处，可以放纵它”要安全得多。要知道人在身强力壮的青少年时代所养成的不良嗜欲，将来到了晚年是要一并结算总账的。人要注意自己年龄的增长，不要以为自己永远可以做与过去相同的事情，因为岁月的确是不饶人的。如果需要改变一种饮食习惯，那么最好对饮食重新全面地调整一下。因为大自然中存在一条规律，就是改革一部分不如改革整体。当你在饮食、睡眠、运动等方面试图采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时，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操之过急，以免适应旧习惯的身体不能适应新方式。
经常保持心胸坦然、精神愉快，这是延年益寿的秘诀之一。人尤其应当克服嫉妒、暴躁，以及埋在心里的怒火、积郁不解的愁思、无节制的狂欢、内心的隐痛等。人应当经常保持一种怀有希望、愉快、明朗、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从事一些对身心有益的学问的思考——如阅读历史、格言或者观察自然等。
无病时不要滥用药物，否则疾病降临时，药可能就不生效了。但也不要忽视身体的小毛病，应当注意防微杜渐。当有病时，就要努力恢复健康。健康时，则应当经常进行体育锻炼。许多体力劳动者在生病时容易较快地恢复健康，说明锻炼对增强体质是多么重要。
古人认为增强体质的方法之一，是设法适应两种相反的生活习惯。但我认为最好还是加强对生命有益的习惯——例如禁食与饱食，还是以饱食为好；失眠与睡眠，还是以睡眠为好；静止与运动，还是以运动为好。当然古人的说法也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进行广泛的锻炼是能够改善人的适应能力的。
有些医生很放纵病人，而有些医生则要求病人绝对服从自己。这两种医生都不好，理想的医生应当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在选择医生的时候，还要注意，医生的名望固然很重要，但一个了解你身体情况的医生则可能是最好的。
十、情感研究与心理训练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情感的研究。同对身体用药一样，我们应该先了解身体，其次了解各种病症，最后了解各种治疗方法。至于针对心理用药，在知道了人的性情的各种特质以后，其次就该知道心理的各种疾病，那无非是情感激动与扰乱。古代民主国中的政治家常把人民比作海，而把演说家比作风。因为如果没有风的吹动与扰乱，海自身是平静的；人民，如果没有那些煽动性的演说家来扰乱他们，也是平和与驯良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妥当地说，人心的本质是平静与止息的，如果情感不像风那样把它鼓动起来。在此处，同前面一样，我又觉得奇怪，亚里士多德写了好几册的《伦理学》，而从没有论到情感——伦理学的主要论题。而在他的修辞学中，情感只是附带的在次一级的地位被研究，他却论到了它们，并且，还把它们处理得很好，看来它们只限于这点篇幅。但在它们正当的所在，他把它们剔除了。因为不是他的关于快乐与苦痛的论辩就可以满足这种研究的要求的，如同我们不能概括说处理光的性质，就是处理色的性质一样。因为快乐与苦痛的各种情感是同光一样的。在这个题目上，我认为坚忍派的工作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在他人的记述上看出来。或者还是同他们一般的讲学态度一样，就是只在辨析的精微上，而不是在实际与详备的说明及意见的发挥上。同样，我看到有讲到几种情感的优美的著作，如论愤怒、论遇到诡异事件的慰藉、论羞怯与其他。但是诗人与历史的著作者是这种学问的优良教师，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他们很逼真地描写出情感是怎样被激起与怎样被平静地抑制下去，它们是怎样呈现出来、怎样运用、怎样互补、怎样蓄积与增加力量、怎样在一个里面又包含一个，它们又怎样互相冲突与此消彼长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各种情形。最后的一种，在道德与政治事件上尤为有用。比如，怎样使一种情感抵制另一种情感，怎样使一种情感克服另一种，就像禽兽那样，这些禽兽，要不是如此，恐怕我们是不能这样容易就获得的。政治组织所凭以维系赏与罚的极好的运用，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用恐惧与希望这两种最有力量的情感来压抑与控制其余的情感。
现在我们讲到自己所能支配，在心理上有一种力量与影响，可以左右意志、嗜欲与改变品性的那些事项。其中，哲学家应该研究习惯、示范、仿效、求胜、伴侣、朋友、称赞、责备、劝勉、名誉、法律、书籍。这些都是在伦理学的书籍中有确定用处与可以影响心理的东西，而可以用来恢复或保持心理的健康与良好状态的药方，也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在这里，我们详细地讨论一两个作为例子，如要把它们都讲到则太费篇幅了，因此我们就把“习惯”再提出来讲一下。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见解是一种疏忽的见解，他说习惯不能改变天然生成的性质。他以下面这件事为例：假如有人把一粒石子向上抛掷一万次，那石子并不会因此就自己上升，而我们也不会因常常听、视，听力与视力就比以前进步。虽然在绝对受自然支配的东西上，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在自然可以容许有一点改变的东西上，就不然了。他或许可以举以下事例：一只紧的手套，用久了是会变松的；一根拐杖，是可因使用而向着与它生就的不同的方向弯曲的；我们因为常说话，可以说得更响亮；而我们因为受惯了冷热，对冷热更能够忍受。诸如此类，与他所讨论的品性问题更相关，要比他所举的那些例子更来得合适一点。但是，如果承认了他的结论，就是说，德行与恶行无非都是习惯，那么，他更应该教人怎样去监督这种习惯。因为对心理做适当的调整与运用的规则，是与对身体作适当的调整与运用的规则一样的。
如果你要做的事并非你主要目的所在，而只是次要的，你就会更愿意去做，而且更觉得有趣与快乐，因为心理对必要与强迫有一种必然的嫌恶。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关于处理习惯的真理。习惯依着这些真理养成了，真可谓第二天性，但是，如果还是受着或然的支配，却常会变成一个自然的模拟者，生出那些残缺与伪装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书籍与研究，和它们对于品性有何影响，不是有关于那些事件的各种很仔细的指导规则吗？不是有一个基督教的作家很愤慨地把诗叫作“恶魔的酒”吗？因为它增加了诱惑，带来了心神的扰乱与虚妄的见解。亚里士多德的意见不是有关注的价值吗？他说青年人不是适合道德哲学的聪明的人，因为他们还没有从他们情感的沸热中沉静下来，也没有受到时间与经验的磨炼。古代作家那些很好的书籍中都谈论“这些著作”，因为它们不是为人在成熟与沉静的时候所诵读与思考的，却几乎专供儿童与初学者诵读，所以于生活的改进上奏效如此小，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吗？这不也是正确的吗？青年人在宗教与道德中还没有充分的历练之前，对政治事项是更不适宜的听者，怕的是他们判断不正确，会把事物认为除了利用与幸运外，没有真正的差别，如这句诗说的那样，“成功的罪恶就叫作德行”，同这一句，“为了同一罪恶，一个人得了绞刑，一个人得了王冠”。诗人说这些话是讽刺的，为了德行怀着愤慨，但是政治的书籍是以严肃与明白的态度来说的。马基弗利这样说：“如果恺撒是被打倒的，他比凯替林还要可憎。”好似一个极端贪婪与嗜杀的人与世上最优越的人之间，除了幸运更无其他的区别可言。还有，就在伦理学的书籍里面，不是也有同样应予警戒的地方吗？不然的话，他们会把人弄得太拘泥、傲慢和与时代不合。同西塞罗说凯图那样：“他崇高的德行是他所固有的，他的短处不是出于他的天性，却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关于由研究灌注于品性的那些特性与效果，还有许多别的真理与指示。我们在道德理论开端的时候已经列举过的其他各项，如伴侣、名誉、法律等，其用处也都是这样的。
但是有一种心理的训练方法看来是要比其余的更贴切与细密，它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人的心理，有时是较为完善的，有时则处于较为污坏的状态中。所以这种方法的目的是维持心理完善的时候，消灭与去掉坏的。有两种方法曾经用来维持那好的和永恒的决心、遵守或习用。这些都应该重视，不在它们的本身而在它们能使心理在持续的服从中。消除坏的也常以两种方法来实行，对已往的补偿或救赎，对未来的一种开始或新纪录。但这一部分看来似乎属于宗教，而且是应该如此的。因为凡是好的道德哲学（像曾有人说过的那样），无非是宗教的侍婢。
在所有的方法中，最为扼要的，而且是把心理引回到德行与好状态的最高尚的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一个人在生活上可以为他的能力所达到的好的目的选出来向他自己提出来。如果我们假定两件事情，那就是，一个人有志于正当与好的目的，而且对那些目的的实现是有决心、道德操守与真意的，那么，他自然会同时求适于各种德行。这正像是自然的工作。而同时其他的方法就像手头的工作。如同雕刻家在刻造一个人形的时候，他只把现时正在做着的部分刻造成某种模样，在他正刻面部的时候，仿佛那要作为身躯的部分还是一段糙石，等他做到那一部分为止。但是自然在造成一朵花或一种生物的时候，却不是如此，它在同样的时候，把各个部分都造成了。同样，要想凭习惯来养成德行，当一个人在厉行节制的时候，他并不能使坚忍或相类的德行得到多大的进步，但在他致力于好的目的时，凡是因他要想达到这种目的而觉得应该注意的任何德行，他都有一种潜在的倾向来使他遵依。这种心理状态，亚里士多德曾经很好地说明过，他说这不应该称为德行，却应该把它称为神圣的。他这样说：“把那种超越人伦的神圣或英杰‘亚神’的德行与兽性的罪恶对等，是很自然的。”他又说：“同我们不能说兽类是恶或善一样，我们也不能说神是恶或善，神的境界是与善不同的一种东西，同兽的境界与恶不同一样。”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普林尼在图拉真安葬时的演说，“实是当面致图拉真的赞词”里面把何等的荣誉归于图拉真。他说：“人除了要继续得到同图拉真一样的主宰外，对于神不必再有别的祈求。”仿佛他不仅是神的性情的一种模拟，并且还是神的一种典范。但这种还只是异教时代非神圣的讲话，只有心理神圣状态的一点影子。宗教与神圣的信仰“基督教”是把博爱印在人的灵魂上，来把他们引向这种心理的神圣状态的。这种博爱很恰当地被称为“全美之束”，因为包罗了全部的德行而把它们扎缚在一起。色诺芬曾很优美地论肉感的爱，无非是神圣的爱的一种虚伪的模拟，“爱是比一个用着左手，‘拙劣’地以诡辩教人者更好的教师”。就是说，爱能够比“以诡辩教人者”把人教得举动更为得当。他称那种人为“用着左手的”，因为有了那么多的规则与教训，他还是不能这样巧妙地“善用他的右手”或容易地教一个人知道自重与自律，同爱所能做的那样。同样，如果一个人的心是真为博爱所燃着了，博爱确能比一切道德哲学的教训更有效地把他忽然提升到更高度的完美。同博爱相比，那些道德哲学的教训不过是一个诡辩派的教师。不但如此，色诺芬还很正确地观察出，所有其他的情感，虽然它们可以使心灵振起，但它们都是以狂欢或过度的扭捩与丑恶来促成这种情形的，只有爱能够提高心理而同时仍使它安静。同样，在各种其他的美德上，虽然它们提高了天性，它们仍有过分的流弊，只有博爱是不会过分的。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人生哲学的那个总括的部分，那是研究分立的人，按照身体与心理两者合成的那种性质来研究的。在这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出心理的善与身体的善似乎又有一种关联或符合。因为同我们把身体的善分做健康、美好、力量与快乐一样，心理的善，按照我们理智与道德上的知识来研究，也归结为这几点：使它健全，不受扰乱；使它美好，因为恰当而增加了光彩；对于生活的一切责任感与活泼。这三种情形，在身体上同在心理上一样，都是很少联合在一起而常是分离的。因为我们常可以看到许多人有着很强的智力与勇气，却因为心理的扰乱而缺少了健康，而在他们的行为中也见不到美好和适当；还有些人虽然举止优雅，却既没有做好事的美意，又没有做好事的毅力；还有些人心理虽然正直与经过改进，但既不能举止优雅，又不能处理事务，这种情形或有两种可以结合，但三种俱全很少有的。至于快乐，我们也断然地认为心理是不可成为没有感觉，却能够保持快乐的，只以快乐的本体，而不以它的强度与力量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