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罢晚饭，我到县人民政府去找郝吉标。

访问郝吉标的事是今天才决定的。听寇县长说，郝吉标是这里的一个“老革命”，一九三三年的乡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在老区游击斗争最困难的时候，他协助游击队做过很多事。现在就在县政府的“老区办公室”工作。

县政府离我住的地方不远，从一个丁字街拐弯，北面的一条街就是。我沿着大街走着。这个小城里的大街本来就不宽，路中心又平铺着晒上了稻谷，显得更拥挤了。那粮食大概是县粮库的吧，有几个青年人在用推板把它推拢起来。

我一边走一边想：这个“老革命”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到了县政府一打听，有人告诉我，郝吉标刚给干部讲完话，现在正在家呢。

郝吉标住的地方就在“老区办公室”的旁边，是一单间四角方方的小屋子。我敲了敲门，没见回声。推开门一看，郝吉标正躺在床上，手里捏着支竹烟管，两眼直直地盯着床顶子出神。见我是个生人，才慢慢地坐起身。

“好嘛！”我对他说明来意后，他回答道。一面慢条斯理地整着鞋子。我看出，刚才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现在有意这样来平静一下心情。

在灯光下看来，他已经是个老头了，虽然穿着一身半新的蓝布制服，仍然掩不住他的年纪。看上去约莫六十上下，前脑门的头发全秃光了，额角显得很高，上面满布着细细的皱纹。他的眼神显得有些疲倦，我猜他是因为刚才讲话累了，就说：“你刚刚做过报告，要是累了，咱就另找个时间谈吧。”

“只是随便谈了谈购粮的事，不累，”说着他站起身，神情有些激动，“咱这里头一次搞购粮工作，找全县的干部来布置任务，有个别干部，称斤掂两的，怕任务重了完不成。嘿，这些年轻人，他们就忘了这些卖主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啦。咱这老根据地里，四十岁往上的人，哪个不是刀山上爬、油锅里滚过来的？打土豪分田地、三年游击战、八年抗战[1]、敌后坚持……二十多年来为的是啥？如今革命成功了，二次分了田，要搞社会主义建设了，他们有什么舍不得？过去豁上身家性命也干，现在国家拿钱买粮食，倒怕他们舍不得了？气不过，我就把过去我们闹革命的事讲了讲。”

话一开头就扯到正题上了。我说：“那就请你把给大伙讲的事再给我讲讲好不好？”

他点了点头，默默地摸过烟管，抓了把牛毛似的烟丝按到烟锅里，猛吸了几口，透过烟气，我又在他脸上看到了刚进门时的那种表情——大概他又回到当时的情景里去了吧？半晌，他才抬起头来，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和我面对面谈起来。

“现在说话，已经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一九三四年，刚交秋，我们这里的主力红军就参加长征去了。本来，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跟上走，谁知通知来了，却是叫我留下做地下工作或者上山，坚持敌后的游击斗争。好吧！既然组织上这样决定了，那我就先留下来再说。主力红军在的时候，虽说白军不住歇地‘围剿’吧，我们这个地方可总还保持着革命根据地的样儿，那时候日子红火得很，支援前线啦，动员扩大红军啦，组织生产啦，办夜校啦……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可是这会儿，红军就要和我们分手了，他们要翻山涉水地远征了，这多闲得慌哪！

“我还清楚地记得主力撤走的那天，天阴着，下着小蒙蒙雨，我们忙着凑给养，弄担架，安置伤病员，组织欢送……那才真叫忙咧。一会儿这个说：‘乡主席，炒米弄好了，往哪儿送呀？’一会儿那个问：‘俺村担架来齐了，还不派人带我们走！’这些没打发完，红军来了个司务长：‘乡主席同志，俺连借老乡的铺草还来了，您来看着过过秤！’他刚走，连锅烟还没来得及吸呢，县委派通讯员来了：‘组织主要红属转移，通知赤卫队骨干上山……’这样，这伙来了那伙去，从天不亮到下半夜，才把事情办完。

“直到静下来的时候，我才有空想想自己的事：是留下做地下工作呢，还是上山打游击？本来这两条路都可以走，可是红军一开拔，弄得我心里火烧火燎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恨不得杀几个白鬼子解解恨。想来想去，打定了主意：上山！

“主意是打定了，说走就走。可这一走说不定得几年几月，总得和家里商量商量，把家安排一下呀。我家里人不多，只有老婆孩子两口。老婆是好样的，和我一块参加党，在乡妇女会工作。我上山她一定会同意的。俺俩结婚十多年，就生了一个小子。这孩子也着实讨人喜欢，我打心眼里疼他。胖胖的脸，高鼻梁，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显得又聪明又机灵。那时候他正在‘列宁小学’里上学，也还有工作——当童子团的分队长。功课是好样的，工作也干得挺好。三次反‘围剿’时节，他才九岁，他们童子团帮助照顾伤员，烧水，喂鸡蛋，削果子皮，端屎尿……没白没黑地干，他妈喊都喊不回来。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受伤的干部同志把文件包丢下了，别人又不认得那伤员的模样，那孩子拎着皮包随担架队找了两三站路才找着，把文件还了那干部。那干部为了感谢他，送了他一支钢笔；为这事学校里还奖励了他一把镰刀……你看，说着说着，我就扯远了。那时候，谁不夸这孩子有出息？乡亲们、同志们见了都好和我开玩笑，他们说：‘老标呀，你算有福气，别觉得你这个乡主席干得蛮好，这孩子大了，说不定还能比你有出息呢！’这话我也信。他确实是个好孩子呀……”

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住，伸手摸过烟管，又吸起来。我随着他的动作看去，他那拿着烟管的、苍老的手微微有些发颤。在他脸上，刚才谈到红军长征、谈到根据地生活时的兴奋神色消失了。我问道：“你的孩子现在也参加工作了吧？”

他且不答我的话，直定定地望着我，半天，突然反问我：“你怕也快三十了吧？”

我回答了他。他轻轻掰着指头，低声地说：“一九三四，一九四四……现在该是三十一岁了，比你大好几岁呢。开辟的那年是七岁，取名叫红七；红军走的那年是十二……咳，你看我扯到哪里去了。咱再接着谈。

“当时，我向我老婆说：‘我打算上山了，反正我今年才三十出点头，吃得了苦，跑得了路，到山上去多为党干点事情！’少不了还安慰了她几句，我说，‘我的脾气你也知道，干革命是干定了，为了革命，就是刀山也去爬。好在红七也大了，拖累不了你，你留下来就按县委的指示坚持下去！’

“老婆自然不会反对我这么做，只是要分开了，免不了有些留恋，她张了几张嘴，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这时孩子倒插嘴了，他歪着头瞅瞅我又瞅瞅他妈，说：‘让我爹去吧，上山打白鬼子，一枪一个，跟红军叔叔一样！’看，孩子还在给他妈做工作呢。我笑了笑，问他：‘我走了你在家干什么？’他板起脸很正经地回答我：‘爹你放心走吧，我已经大了。我在家挑水、打柴、烧火、照顾我妈。还有，’他很快地弯腰钻进床底下，拿出个旧首饰盒子，找出几本‘列宁小学’的课本朝我一晃，‘我可以自己念书。老师说以后白鬼子来了，不能上学了，要自己学哩。’本来要分别了，心里不大好受，叫他这一阵话，逗得我俩都笑了。

“当晚，我把家里安排了一下，就上山了。

“上了山，组织上挑来拣去给了我一个合适的工作：当全游击支队的总务。总务这个工作，说实在些，就是伙夫头——管全队的吃饭穿衣。论说，这工作是我的老行当了，红军反‘围剿’时期，我们政府工作的头一宗大事不就是筹粮办衣、支援前线？不过那时候有根据地，我们只要发个号召，就什么都齐全了；现在呢，根据地被白鬼占了，要吃要穿得自己来，总务这活儿就难干了。

“那时候，我们游击队就住在南边离这六七十里路的大山里，找个隐蔽的山窝窝，挖个坑，上面罩把雨伞，或者搭上堆树枝，挡着露水，这就是房子。吃的呢，有上山以前运上来的粮食，就在晚上趁敌人看不见烟的时候把饭做好，做一顿吃一天。锅不够用，我们就把鲜竹子砍了来，把米洗净，调好水装进去，扔在火里烧，等竹子烧焦了，饭也熟了。这一阵，我这总务当得也还顺当，说声要开饭，虽然没有什么好的吃，掺了红薯丝的米饭总可以塞饱肚子；虽是少油没盐，倒也还有点咸菜什么的吃。

“就这样，我们坚持了几个月的斗争，趁敌人还没站住脚的时候，瞅机会打了几个小仗，倒也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镇压了反动地主，提高了人民的信心。

“不过，这只是开头几个月的情况，那时有山下支应着嘛。白鬼吃了些苦头，知道这些红军队伍虽少，可不能小看，硬打可又怕吃不消，就想出种种办法来对付我们。这一来，情况就渐渐紧张起来了。

“大概是腊月天吧，一天晚上，松厝的宋祥老爹偷偷上山来了，他把一担糙米和一口袋红薯丝子交给我说：‘老郝同志呀，这怕是我们送来的最后一份粮食了。白鬼现在实行“并村”，把我们的人都弄得离山远了，把路也都卡住了，以后，我们再送东西就难了。’这位宋祥老爹是个出了名的倔强人，刚开辟根据地的时候，他就是最先参加贫农团的，白鬼把他抓去吊了一天一夜他也没哼一声，现在，说着说着倒流下泪来了。我知道，他是为我们山上这一二百个同志的困难难过呢。

“不用说，这也不是松厝一个村的情况；村村如此——敌人明斗斗不过，想困死我们。

“根据这种情势，领导也尽力想办法，像瞅机会打个小仗，打打回乡的土豪啦等，可以多少解决点问题。但是这时敌人刚进根据地，数量上占着优势，防范得也严，这样做代价太大。而且和山下的组织一时联系不起来，这样，供给就几乎全断了。偶尔也还有个别党员同志瞅个空隙，拼着性命绕小道上山，送点东西来，但这样做非常危险，有几个同志就因为这样做而受了损失。这种行动被县委制止了。

“于是山上的日子一天难似一天。冷了没有衣服穿，伤员病员增加了，没有药治；弹药不足，情报不通……但最困难的还是吃的。我把剩下的几百斤米分了一下，留出一部分来，专给伤员病号吃；其余的按人分配。开头每人每天能吃到半斤[2]米，以后就是六两[3]、四两、二两……这样，大多数同志就只好找野菜，挖草根充饥了。这山上发青的东西，我们哪一样没吃过呀，什么野菜、蘑菇、笋芽、青苔，还有各种各样的树皮、草根，林里的走兽，河里的鱼虾……只要能吃的，就往肚子里塞。人家说神农尝百草，我倒真成了神农了。每天提着把破刺刀，遍山这里找找，那里挖挖，这个嚼嚼，那个尝尝，尝到几种不苦的野草、野菜和树皮，就拿出样子，带领大家去挖。我吃过很多怪草，也病过几场。

“其实，就这么着，也不能哄饱肚子。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病号也一天天多起来。你不是见过寇县长吗，他当时病得可真够厉害的，天天发高烧，眼睛发蓝，浑身瘦得就剩了把骨头了。野菜汤吃不下，想吃点稀饭又没米做。我每次看到他那蜡黄的脸色，心里就难过。还算好，我们安排的陷坑打到了一只黄羊，他才算支撑住了。记得当时进行了一次小战斗，仗打得倒挺干脆，撤出战斗的时候，担任掩护的那个班里有一个叫牛光的同志负了伤。按说像他那样的轻伤，蛮可以坚持跑出来，可是，因为饿久了，身子虚，跑不动，掉了队，等我们发现了，返回去找他，他却被敌人追上，牺牲了。我听了这事以后，不由得掉了眼泪。牛光，多好的同志啊！他不能说是打仗打死的，是饿死的。

“这时候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不留下来做地下工作！我想，反正在山上总务的事已经没的干了，我过去做过乡政府主席，现在倒不如趁着敌人‘并村’的乱劲，回到群众里去，和群众一道，设法往山上弄粮食。

“支队政委——县委书记批准了我的要求，当天，就派我跟上侦察员绕山脚下转，看准上山的小道，摸清敌人活动的规律，以后好和山上联系。

“第二天黑夜我就下山了。我按照宋祥老爹上次说的地址，找到了我的老婆孩子。他们在敌人实行‘并村’以后，就随着大伙搬到松厝来了。刚见面，我差点儿认不出他们来了。娘儿俩又黄又瘦，原来这半年来，他们受的折磨也不比我们山上少多少。老婆见了我，也吓了一跳，我的头发胡子挺长，走路一瘸一拐，她以为我真的负伤残废了，摸着我那用破布烂麻捆扎着的腿，差点流下泪来。我把腿一伸，蹦了两蹦，笑着说：‘糊弄白鬼哩。快给我弄饭吃吧！’又把情况对她讲了讲，她才放了心。红七更抱着我亲个不停。

“我原想回家能吃到点像样的饭食呢，谁知道拿来一看：两个红薯丝子窝窝，一截子少盐没味的腌黄瓜——唉，就这也比野菜强呀。我一边吃一边想：听宋老爹说，‘并村’以后，家里还有六七百斤粮食，同志们都帮着运出来了，怎么就能没了？我问她，她说：‘见天吃嘛，还能吃不完？你吃的还是红七的饭哪，你看我吃的！’说着，又拿出两个窝窝来，可不，这是野菜做的，里面还拌和着一些树皮，撕都撕不动。她拿着窝窝往我手里递，顺手捏了我一把，又望了望红七。这一来我才明白了：一定是她把粮食藏起来了。

“晚上，趁孩子睡了，她才告诉我说，两个月以前她就做了打算，藏起了二百多斤粮食，一粒也没动，怕日后日子更苦了，孩子咬不住牙，连孩子也背着，就准备着往山上送。她还告诉我，几个摸得到情况的党员都组织起来了，知道山上一定困难，也都做了准备，就是白鬼看得太严，也摸不清山上情况，没法往山上送。

“山上是咬着牙挨着，山下也是扎紧了腰带过日子呢。无论如何也得把粮食送上去。可是粮食不是一根针一条线，塞在裤腰里就带上去了；要送就得拿出办法来。但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安下身来。

“为了躲避白鬼子，我不能住在家里，商量了半天，还是老婆出了主意，她说，可以在我们房后破墙根底下挖个窖子。白天我就睡在里面，晚上再出来活动。这个主意倒不错，好！说挖就挖。我叫醒了红七，小声告诉他：‘上后院挖地窖，给爸爸住！’这个小鬼可机灵呢，爬起来就跟我们去了，搬石头，抬土，干得还特别起劲。

“三个人干到天放亮，我把窖口用草掩上，把周围的土迹打扫干净。老婆又在窖上架起一些木棒，堆上些甘蔗梢子、乱草，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出痕迹，倒好像是个柴火垛一样。这就是我的屋子了。里面铺的是沙和软草，能躺能坐，就是不能晒太阳。

“第二天夜里，老婆把几个党员找到一块碰了碰头，商量送粮的办法。他们见我回来，都高兴得不得了。我的天呀，什么法子没想到呀！有的说：把米做成干粮，不显眼，也好带些；不行，带不了那许多。有的说：把粮食放到一个地方存起来，叫山上派人来拿；也不行，山上只能派个交通下来，带不了多少。要多派人来，就要和白鬼子明干，这样做划不来不说，暴露了组织可不是玩的。最后宋老爹出的主意提醒了我。他说：‘把粮食藏到木柴里，不就送上去了？’大家一听，‘扑哧’一声都笑了。俗话说‘靠山的吃山’嘛，像咱们这靠山住的人家，烧的是山上的，现在烧柴正缺呢，哪有担着柴火上山的？可我倒听着这话有点儿意思。我说：‘大家别笑，这办法倒能行，不过可不是担柴火。咱们不是正缺柴吗，咱就要求上山打柴；咱的竹杠都是些空大竹，可以把竹节打空，装上米，带上山去。这么着人多点儿，次数多点儿，燕子含泥垒大窝，就能把粮运上去。’

“大家听了以后，都说这是个办法。当时没有柴烧是实情，连白鬼子也没有什么烧的了，现在老百姓要去打柴，他们当然同意。不过他们提出了个条件：打回柴来一半交公，还要派人跟着去。跟就跟呗，反正我们早就计划好了，跟着还不是睁眼瞎！

“从此，我们的人就从敌人眼皮底下往山上运起粮食来了。早上，宋老爹他们按计划成群结队地上山，到那山深林密、记号明显的地方，伐倒几棵竹子，截成竹杠晒着，把装了米或者装着盐巴、咸菜的竹杠就那么乱七八糟地一扔。傍晚，用新竹杠担起柴捆下山。留下的那些‘米袋子’让游击队的同志收拾好了。

“我把第一次送粮的事情安排好了以后，在群众掩护下，撇拉着腿溜出村子，然后偷偷摸摸地绕小道上了山。我一到营地，同志们见了就问我：‘老郝，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他们还不知道我下山的任务呢。我高兴地说：‘当总务还能干啥，还不是弄粮食给你们吃？’

“‘真的？’‘搞到了没有？’……大伙轰的一声把我包围了。

“我说：‘怎么不真，你们再把腰带勒紧一小会儿，天黑跟我去担粮食！’

“大伙叫着，闹着，把我一扔老高。连支队长也高兴得握着我的手说：‘这粮食来得好，正要干它一仗呢，你给大伙加了油了。’我也打心里痛快：为了咱红军游击队能够生存，为了打击白鬼子，就是把我的肉割下来我也心甘情愿啊！

“事情一直还算顺利，我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行动也很方便。后来，敌人甚至没有怀疑到我这个‘又老又瘸’的人，有时候，白天我也能随便走走了。

“用竹杠送粮，本来送得好好的，要是没有什么意外，我们就那么做下去了，可是就有那么些不顺心的事：秘密叫敌人发觉了。

“有一次，这些担柴的人爬山爬到半道上，想抽管毛烟歇歇，谁知跟着我们的那个白鬼一眼看上了宋老爹烟包上那个白玉坠子。那些白鬼贪心得很哪，上手就抢。这玉坠子是宋老爹老辈里传下来的，宋老爹又是个倔脾气，哪里肯让？两人就抢起来，那家伙下不来台，抄起竹杠就要来硬的，这一来我们的事就露馅儿了。

“事情被发觉了，宋老爹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是，他老人家真不愧是共产党员，至死也不讲是谁组织的。当时几个人都被抓了去关在牢里。这还不说，难处是：敌人更加注意了，上山打柴不准了，在通山的大路上都放上了巡逻；山下的粮食都挨家查算了；稍微富裕点儿的，都被白鬼抢走了。白鬼子还规定：谁要是把粮食运出庄，就是犯了‘私通共产党’的罪。

“这些，幸亏我们早有准备，所以粮食损失得不多。

“敌人发现了我们，山周围各村也不能干了，山上又像以前那样困难起来。听说这几天倒进行了两次战斗，估计可以有些缴获。但是，我这当过总务的知道，游击作战缴来的食物不会多，支持不了几天哪！

“一连几天我都吃不安睡不宁。一想起山上那些同志的模样，心里就难受得不行，连吃窝窝也没有味道；一想到为了送粮食牺牲的宋老爹，也就更觉得自己责任重大。难道就没办法了？难道能眼看着让山上同志们饿坏了，让红旗倒下来？不行，还得想办法！

“我和其余的几个党员正谋虑着下一步怎么办呢，交通带来了山上的指示。党指示我们：想办法把粮食集中起来，放到可靠的同志手里，随时准备着，等山上局面发展了以后派人来取，或者山上急用的时候设法运上山去。

“在敌人的身边，怎么能把粮食凑集起来还不留一点儿痕迹呢？我们党员们开了几次会，商量了几个晚上，最后才想出了办法，做‘买卖’！我们找了几个可靠而又懂行的同志，弄了几口大缸，搬了一盘水磨，凑了几条粉袋子，开起粉坊来。

“我们这买卖做得可够奇怪了，叫作：有买卖没生意，有门面没货物。我们做了几十斤粉条，往外面一晾，就停了工。每天，我打发红七在门口看粉架子，我们几个人把手和腕肘用粉浆抹抹，就在屋里开起会来，研究地下斗争的问题，什么反收租啦，反夺田啦，了解情报啦……工作一件一件地研究、布置，简直像过去的根据地一样。红七是个信得过的机灵孩子，他摇着根小竹鞭儿，在粉架子旁边找个站得高望得远的地方站着，看起来像打雀子，实际上他的眼珠四下里转呢，一发现有白鬼或者可疑的人，孩子就尖着嗓子吆喝：‘咄——咄！’小鞭子甩得一阵山响。高兴了他还指桑骂槐地骂两声：‘你们这些狗杂种，专糟蹋老百姓的东西。’我们一听到他的喊声，就各人抓住一件活计忙起来：把磨过几遍的粉渣再磨一次，把滤了几遍的粉浆再滤一遍，白鬼看看我们还真忙咧。自然啰，有时候我们也确实去卖一点儿货，不过都是挑到远处镇子上去，或者是挑到现在咱住的这城里来卖，而且照例是带不回钱来的——城镇里的党组织也需要经费给山上购办药品呢。

“这个办法倒也真是好。党内同志和靠近党的群众，把俭省出来的粮食、红薯大摇大摆地挑到我们这粉坊里来。白鬼子要是盘问，回他一声：‘到粉坊去入个股！’其实，除了红薯，粮食早都让我们收藏好了。白鬼有时也来探问我们，我们也有话说：‘生意好着哩，看这红薯堆得像小山，都是赚的哪！’就这么着，个把月的工夫，千多斤粮食神不知鬼不觉地存起来了。

“粮食是有了，可是怎么运上山呢？有的同志急得不耐烦，催我：‘豁上这条命，咱拣小路送上些去吧！’是呀，为了山上能有吃的，豁上条命倒也算不了什么，可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那个险；人受了损失，还会暴露了组织的活动。我说：‘别忙，等山上实在急用，党自然会来指示，到那时候再说吧！’

“果不然，过了没多久，一天晚上，交通带了书面指示来找我了。指示很简单：‘即将作战，无论如何送一部分粮食上山，当夜送到。’下面是支队长、政委的署名。平常，我们往来都是不用信的，有时用信也不署名，现在支队长、政委都亲笔签了字，又是‘无论如何’，又是‘当夜送到’，看来是万般紧急了。可是怎么送法呢？已经是半夜了，临时找人不方便，就是找到了，路也不熟悉，交通马上又要到别处去，只有我自己去了。我寻思了一下，就叫醒老婆商量。我说最好和她一道去，一来可以多带些，二来她是个妇道人家，白天回来报信方便些。她想了想说：‘还是让红七跟你去吧，红七大了，自己能回得来，村里的事我在家里好布置一下。’还是她谋虑得对，这指示要传达给那几位同志，万一我送不到，第二夜好再设法。我说：‘好吧，我们这就动身，你明天一早通知那几个同志，说我从双冲口那条路上去了，要是明晚见不到信，就是我们没送到；再派两个同志分头换两条路往上送！’

“当晚，我们收拾停当：弄了两副担子，我挑副大的，约莫七八十斤；另一副有二三十斤，是红七的。这百十斤粮食，足够山上同志们吃一顿饱饭了。我把东西收拾好，把红七叫起来的时候，他还睡得迷迷糊糊的，问我：‘天还不亮，就去打雀子？’我说：‘今天不打雀子了，去给你红军叔叔送粮去。’他高兴得呼的一声蹦下床来，说：‘好呀，山上的叔叔有枪，阿爹你给我要一支好吧？我也可以打白鬼子！’临走，我老婆拿出两个粉渣做的饼子递给红七，怪过意不去地对我说：‘就这两个啦，给他回来路上吃；你回不来，就只好在山上再喝两顿野菜汤吧！’又对红七说：‘回来的时候小心点儿。等你回来，妈给你弄点粉浆做顿糊糊犒劳你。’

“我们爷儿俩悄悄地走出了庄，估摸着敌人巡逻队的空隙，拣了条没人走的小山道，紧脚紧步地往山上爬。那情景现在想起来还真真的哪：月黑天，对面不见人影，白鬼们为了壮胆，像狼似的满山嗷嗷叫。我们沿着山道往上爬，不一会儿，连压加累就弄得汗直淌、气直喘了。我还得顾着孩子，走一段路就小声喊一声：‘红七！’他总是随口答应：‘噢，在呢！’听着他那奶声奶气的话，我确实有点儿心痛：十二三岁的孩子，没有根竹杠高呢，就得跟着我拼着性命黑更半夜地爬山。要是将来红军再打回来，革命成功了，那时候，我一定对他这么说：‘孩子，打天下的日子你也过过，你该知道革命胜利不容易哪。好好地为党，为人民干工作，把咱整个国家建设得比以前的根据地还要好！’——同志，那时候还想不到自己的新国家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会怎样建设呢——我还得告诉他：‘等日后胜利了，吃好穿好的时候，别忘了山上同志们吃草根树皮的苦日子，是他们吃了这么多苦，你这年轻的一辈才享这么大的福哇！……’

“我正没边没沿地想着呢，红七紧步跑上来了，惊乍乍地说：‘阿爹，你听……’到底是孩子耳朵灵，可不是，前面远处树棵子里唰唰啦啦直响，仿佛是有人走动，听声音人数还不少。糟糕！一定是碰上白鬼的巡逻队了。我拉了红七一把，一折身就拐到另一条小路上。可是已经晚了——我们走得急，脚步重，米筐子挂着树枝发出了响声，被敌人发觉了。他们把枪栓拉得一阵响，乱吆喝起来。这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没法抵抗，我想，反正不能叫敌人抓了活的，我们撒腿就跑。跑呀，跑呀，白鬼子紧跟在屁股后面追，虽然天黑看不清，听声音是越来越近了。我挑着个担子，又得顾孩子，越跑越没劲。我一边跑一边想：看样子是难以逃脱了，扔了米跑吧，山上急等着用粮食，舍不得丢，而且就是扔了也不一定能逃得脱；不扔吧，叫敌人追上了也是人粮两空。怎么办呢？……这时，红七还紧跟着我，呼哧呼哧直喘气呢。我听着他的喘气声，蓦地想出了一个法子。可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自己不由得浑身都颤颤起来：儿子，多好的儿子……这叫我怎么跟他妈交代呢……可是，不这样又不行，孩子要紧，革命的事更要紧！也许我能替得了孩子，可是孩子替不了我呀……

“背后敌人的吆喝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高，不能再犹豫了。我停住脚，放下担子，一把抱住了儿子。我觉得他那么小，他的肩膀多么嫩呀！我咬着牙说：‘孩子，把筐子给我，你，你顺着这山坡往西……跑，跑，跑吧！’说完了这句话，我觉得我的眼泪呼的一下子涌出来了。孩子好像还不懂我的意思，我摸了摸他的头，把脸贴在他头上，又说：‘听爹的话，孩子，跑吧，把声响弄大点！’最后这句话我仿佛不是从口里说出来的，而是从心里跳出来的。这回他大概懂了我的意思了。他忽地直起身，把一把什么东西塞到我手里，拔腿就往西跑下去了。

“孩子跑了。他顺着山坡跑了。他脚步卷着碎石头，绊着草棵子跑了。他跑去的那个山坡上一阵唰唰的声响，那声响啊，那么响，那么响，就跟从我心上跑过去一样。

“这响声惊动了敌人，白鬼子们折转身向着我儿子跑去的方向追过去了，追过去了。

“我把孩子的两个箩筐叠在我的筐上，挑起了担子。嘿，好沉呀！这时我才发觉手里拿着东西。我捏了捏，那是红七他妈给孩子的两个粉渣饼子。我又向孩子跑的方向望了一眼：夜，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挑着担子钻进了东边一丛小树林，折上了另一条小路。

“当我踏上小路的时候，在孩子跑去的方向，传来了一阵杂乱的枪声。

“我挑着担子往前走。不管石尖扎脚藤绊腿，我登山迈岭地走。我觉得担子更重了，重得像两座山，我还是担着，担着；我觉得脚像踩着棉花，软绵绵的，我还是走着，走着……

“在天快亮的时候，我到了支队的营地。专为接我的同志们，因为走岔了路，没能遇上，这会儿，他们接过了我那两副沉重的担子。

“早晨，支队长把全队集合在一个大竹林里。把我担上去的粮食摆在队伍面前。支队长首先让我讲讲这次运粮的经过。我站在队伍前面，望着那一张张黑瘦的面孔，和那嵌在这些脸上的闪闪放光的眼睛。他们是那么憔悴，可又那么坚强。他们叫人从心眼里相信：有了他们，革命就会胜利！我心里暗暗地说：‘孩子，你死得值得啊！’我简单地讲了讲这事的经过。同志们都难过地低下了头。我向前跨了一步，说：‘我来的时候，孩子托我向大家要支枪。这自然是孩子话，可我记得真真的。现在我替我自己，也替我孩子说一句：支队长、政委、同志们，给我一支枪，让我参加这次战斗吧！’我说完了，又从怀里掏出那两个粉渣饼子，小心地放到坐在前排的一个小同志的手里。

“接着，支队长讲话了。他指了指身边那两担粮食，说：‘同志们，这粮食，是山下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咬着牙省出来的，是同志们拼着身家性命送上来的。这不是粮食，这是人民的心！我们是革命的武装，人民给我们吃的，要我们更好地坚持斗争，争取革命胜利！我们要再一次用战斗的实际行动来回答人民的支持！现在，我命令：同志们，立即擦拭武器，准备战斗！炊事员赶快淘米做饭！一分队长，把红旗升起来！’

“一面鲜红的红旗扯起来了。在翠绿的竹林梢头，旗子迎着刚升起的太阳，那么亮，那么红！”

说到这里，郝吉标刹住了话。他抬起手，猛一挥，把眼角的泪水擦去。他脸上那沉思的表情也好像随着手的一挥消失了。他昂起头，两眼直盯着我，把椅子又往前挪一挪，说：“同志，我今天在会上讲的也就是这些。粮食，是农民的宝贝，我们过去为它流过血哪！你说，在那样的时光，我们都肯流着血把它交给革命，支持革命斗争，现在，要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呢！”

辞别了郝吉标出来，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月亮清清亮亮地挂在天正中，路上显得空荡荡的。我沿着大街走着。在我低下头时，看到街心里成堆的谷子，一堆挨一堆，像一列金色的帐篷，每一粒都发着光；当我抬起头时，越过房顶的上空，看到远处高高的山顶——那就是我们人民曾经流血、战斗的地方。看着这一切，想着刚才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了这位革命老人的话：“这些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

我站在粮食堆旁，向着那暗蓝色的、重重的山峦，望了很久很久。

1955年5月15日初稿

1956年1月24日二次修改

[1]八年抗战：实际是十四年抗战，指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开始的抗战，包含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两个阶段。

[2]斤：旧时市制重量单位，一斤等于五百克。

[3]两：旧时市制重量单位，一两等于五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