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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时刻

刘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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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1934

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江苏江阴人,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1925年,刘半农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以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衔的中国人。回国后,他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1934年6月,为完成《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和《中国方言地图》的编写,他深入内蒙古等地考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回归热”病,以身殉职,在北平逝世。

教我如何不想她?

“作揖主义”

有位尹先生,是我一个畏友。他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尹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他?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他,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他自然会互相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相像,不过尹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他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了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朝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是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梦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得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他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切。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官与革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党要排满;官说革党是“匪”,革党说官是“奴”。这样的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党;为革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尽到相当的职务;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辨,而且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天,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

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了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实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欢迎新文明的先觉!”

半农发明这个“作揖主义”,玄同绝对的赞成;以后见了他们诸公,也要实行这个主义。因为照此办法,在我们一方面,可以把宝贵的气力和时间,不浪费于无益的争辩,专门来提倡除旧布新的主义;在他们诸公一方面,少听几句逆耳之言,庶几宁神静虑,克享遐龄,可以受《褒扬条例》第九款的优待:这实在是两利的方法。至于到了“万一的万一”那一天,他们诸公自称为新文明的先觉,是一定的;我们开会欢迎新文明的先觉,是对于老前辈应尽的敬礼,那更是应该的。

玄同附记

(原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1918年10月15日)

老实说了吧

老实说了吧,我回国一年半以来,看来看去,真有许多事看不入眼。当然,有许多事是我在外国时早就料到的,例如康有为要复辟,他当然一辈子还在闹复辟;隔壁王老五要随地唾痰,他当然一辈子还在哈而啵;对门李大嫂爱包小脚,当然她令爱小姐的丫子日见其金莲化。

但如此等辈早已不打在我们的账里算,所以不妨说句干脆话,听他们去自生自灭,用不着我们理会。若然他们要加害到我们——譬如康有为的复辟成功了,要叫我们留辫子,“食毛践土”——那自然是老实不客气,对不起!

如此等辈既可以一笔勾销,余下的自然是一般与我们年纪相若的,或比我们年纪更轻的青年了。

我不敢冤枉一般的青年,我的确知道有许多青年是可敬,可爱,而且可以说,他们的前途是异常光明的,他们将来对于社会所建立功绩,一定是值得纪录的。

但我并不敢说凡是中国的青年都是如此,至少至少,也总可以找出一两个例外来。

我所说看不入眼的,就是这种的例外货。

瞧,这就是他们的事业:

功是不肯用的,换句话说,无论何种严重的工作,都是做不来的。旧一些的学问么,那是国渣,应当扔进毛厕;那么新一些的罢,先说外国文,德法文当然没学过,英文呢,似乎识得几句,但要整本的书看下去,可就要他的小命。至于专门的学问,那就不用提,连做敲门砖的外国文都弄不来,还要说到学问的本身么?

事实是如此,而“事业”却不可以不做,于是乎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做了出来了。

文句不妨不通,别字不妨连篇,而发表则不可须臾缓。

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可以发表呢?有!——悲哀,苦闷,无聊,沉寂,心弦,蜜吻,a姊,b妹,我的爱,死般的,火热的,热烈地,温温地,……颠而倒之,倒而颠之,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了一本又一本。

再写一些,好了,悲哀,苦闷,无聊……又是一大本。

然而终于自己也觉得有些单调了,于是乎骂人。

a是要不得的;b从前还好,现在堕落的不可救药的了;再看c罢,我说到了他就讨厌,他是什么东西!……这样那样,一凑,一凑又是一大本。

叫悲哀最可以博到人家的怜悯,所以身上穿的是狐皮袍,口里咬的是最讲究的外国烟,而笔下悲鸣,却不妨说穷得三天三夜没吃着饭。

骂人最好不在人家学问上骂,因为要骂人家的学问不好,自己先得有学问,自己先得去读书,那是太费事了。最好是说,这人如何腐败,如何开倒车,或者补足一笔,这人的一些学问,简直值不得什么,不必理会。这样,如其人家有文章答辩,那自然是最好;如其人家不睬,却又可以说,瞧,不是这人给我骂服了!总而言之,骂要骂有名一点的,骂一个有名的,可以抵骂一百个无名的。因为骂人的本意,只是要使社会知道我比他好,我来教训他,我来带他上好的路上去。所以他若是个有名人,我一骂即跳过了他的头顶。

既然是“为骂人而骂人”,所以也就不妨离开了事实而瞎骂。我要骂a先生的某书是狗屁,实际我竟可以不知道这书是一本还是两本。我要骂b先生住了高大洋房搭臭架子,实际他所住的尽可以是简陋的小屋——这也是他的错,他应当马上搬进高大洋房以实吾言才对。

哎哟,算了吧,我对于此等诸公,只有“呜呼哀哉”四字奉敬。

你们口口声声说努力于这样,努力于那样,实际你们所努力的只是个“无有”。

你们真要做个有用的青年么?请听我说:

第一,你们应当在诚实上努力,无论道德的观念如何变化,却从没有把说谎当作道德的信条的。请你们想想,你们文章中,自假哭以至瞎跳瞎骂,能有几句不是谎?

第二,你们要做人,须得好好做工,懒惰是你们的致命伤。你要到民间去么,掮上你的锄头;你要革命么,掮上你的枪;你要学问么,关你的门,读你的书;你要做小说家做诗人么,仔细的到社会中去研究研究,用心看看这社会,是不是你们那一派百写不厌的悲哀,苦闷,无聊,……等滥调所能描写得好,发挥得好的。再请你看一看各大小说家大诗人的作品,是不是你们的那一路货!

算啦,再说下去也自徒然,我又何必白费?新年新岁,敬祝诸君好自为之!

(1927年1月10日)

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1920年9月4日)

编者附:

《教我如何不想她》是由刘半农在1920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期间所作,是中国早期广为流传的重要诗篇。该诗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刘半农在这首诗中首创了“她”指代女性,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了曲子并被大众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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