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前，皇帝是为天下服务，世上最辛苦的差事莫如皇帝，所以好逸恶劳的人皆避帝位而不就，许由、务光即其例也。三代以后，天下是为皇帝效劳，皇帝享尽了人世荣华富贵，所以篡夺之事不绝于史。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第二十七篇《大略》）慎子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慎子·威德》）汉儒董仲舒亦言：“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第二十五篇《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韩非曾比较古代天子与当时县令的生活如次：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异也。（《韩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

皇帝与县令相去何啻天壤，古人不愿为皇帝，后人争欲为县令，观韩非之言，可以理解其中原因。

但是我们须知皇帝一职，纵在后代还是很辛苦的。孙行者降伏全真怪，讨得太上老君的还魂丹，救了乌鸡国国王的生命，又使其复国（第三十九回）之后，国王愿以王位相让。孙行者说：“老孙若肯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只是我们做惯了和尚，是这般懒散。若做了皇帝，就要留长头发，黄昏不睡，五鼓不眠，听有边报，心神不安，见有灾荒，忧愁无奈，我们怎么弄得惯。你还做你的皇帝，我还做我的和尚，修功行去也。”（第四十回）这几句话并非乱说。秦始皇专制极了，但他幸福吗？“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勤苦如此，宜其寿命不长，死时年仅五十[1]。汉高祖虽然说过“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书》卷四十三《叔孙通传》）贵则贵矣，而不安乐。扶病往征英布[2]谁能做到；而又为流矢所中，（《汉书》卷一下《高祖纪》十二年）危险极了。“破布归，疾益甚”，（《汉书》卷四十《张良传》）辛苦如斯，我想高祖此时心中必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苦也”。然既坐上虎背，势无走下之理。我研究高祖为人，知道他是一位最利己主义的，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他败于彭城之时，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君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项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同上）这种只顾自己，不顾父子的人，做厌了皇帝之后，宁愿早死而保全名誉，不愿天下由我得之，复由我失之，见笑于后人。固然身死之后，也许孤儿寡妇不能保全江山，然而亡国责任既不在我，则我之芳名已足以流传百世。高祖疾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上问医曰：“疾可治否？”医曰：“可治！”于是上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疾，赐黄金五十斤罢之。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长乐宫[3]。聪明！梁武帝曾敕责贺琛曰：“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语。为谁为之，救物故也。”（《梁书》卷三十八《贺琛传》）勤苦如此，而不免荷荷而死。君主国的皇帝与共和国的总统不同，不能急流勇退。生为天子，既不安乐，早日崩殂，尚能保全伟大的名誉，何怪汉高祖不肯治疾。华盛顿不愿三次当选为总统，表面上是为共和奠定了基础，而其动机也许亦出于保全个人的名誉。这种作风比之秦始皇求不死之药，而希望长生不老者，确实聪明多了。

皇帝一职，由负责的人观之，乃世上最辛苦的差事；由不负责的人观之，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天下最快心乐意的事，孰过于此。然而我们须知皇帝不负责，结果还是要负责的，而其所负的责任比之共和国的总统，大过万倍。总统不满人意，不过于任期届满之时，不能再登大位，生命不会因下台而被剥夺，财产不会因下台而被没收。皇帝则不同了，在吾国历史上，秦汉以后，皇帝下台而能保全生命的，似不多有。岂但自己的生命，就是全家的生命，甚至亲戚的生命，亦有遭杀之祸。“宋受晋终，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南史》卷四十三《齐高帝诸子传·论》）北齐文宣践祚，“大诛元氏，并无遗焉。或父祖为王，或身常贵显，或兄弟强壮，皆斩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矟，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剖鱼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北齐书》卷二十八《元韶传》）宋始平王子鸾临死，谓左右曰，“愿后身不复生王家”。（《南史》卷十四《始平王子鸾传》）明崇祯殉国之时，“长平公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庄烈帝六女传》）观此数事，可知皇帝一职是以全家头颅为担保。他们可以不爱天下，而不能不爱全家的头颅。他们为保全一家头颅，纵令中智之主，亦不能不关心国家的治乱。

汉高祖得到天下之后，曾对太上皇说：“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汉书》卷一下《高祖纪》）这种思想完全是以天下为自己的产业，既以天下为自己的产业，便不能不谋保全产业的方法。其法则为仁政。所谓仁政，照孟子说，就是养民教民之道。孟子见梁惠王，教以如何养民，如何教民；而其结论则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即孟子不是为人民的利益而主张仁政，而是为人主的利益而主张仁政。换言之，仁政的目的在使人主能够王天下。不过人主要王天下，不能不得民心，欲得民心，宜行仁政。王天下是仁政的目的，得民心是仁政的手段。所以孟子虽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其实人主施行仁政，也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历代帝王要保全自己产业的天下，遂基于仁政思想，不能不注意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虽受专制政治的压迫，有时尚可托蔽于“家天下”的观念，而得稍息仔肩。现在试以汉代为例言之，“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破坏可谓甚矣。“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同上）民穷财匮实在到了极端。但是古代政治家尤其理财家未曾口说民生，行则民死。他们还是依照正统派经济学的观点，培养税源，绝不竭泽捞鱼，杀鸡取卵。高祖在财政极端困难之时，一方“轻田租，十五而税一”，他方“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同上）孝惠高后时，萧、曹为相，绝不乱谈建设，反而“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这样，天下安定了，“衣食滋殖，刑罚用稀”。（《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文帝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税”，于是“畜积岁增，户口浸息”。（同上）到了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这便是武帝能够讨伐匈奴的原因。伟大的军事行动须有充足的财政基础，而充足的财政基础又须有健全的国民经济。顾到军事，忘及财政；顾到财政，忘及经济，一旦开始作战，必将自食其恶果。武帝征伐四夷，“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汉家天下岌岌乎危哉！“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即又顾到人民的利益，而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复兴。昭帝即位，“委任霍光，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书》卷七《昭帝纪·赞》）于是“田野益辟，颇有蓄积”。（《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宣帝“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同上）所以到了元帝时代，国家财政随着国民经济的繁荣，又恢复到武帝初年的状况。“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此后禄去王室，权柄外移，而王莽篡位之后，人心思汉，诸起事者非自称刘氏子孙，即以辅汉为名[4]，可知汉家深得民心。家天下者为了保全自己的天下，用人行政处处无不谨慎，故其结果，未必不利于人民。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这是多么好听的话。西洋有一句话：what is everybody's business is nobody's business[5]。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反过来说，便是天下不是任何人的天下。天下不是任何人的天下，种种问题就由这里发生。何以故呢？天下不是任何人的天下，则人人对于天下之害均不关心，对天下之利均欲争取。人人争取天下之利，政治运动变为企业，而所谓参政权也就变质了，它不是参加政治的权，而是参加发财的权。悠悠风尘尽冒货之士，列官千官无廉洁之风，“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6]。朝纲解纽，奸伪萌生。国步艰难，他们更未雨绸缪，急急于聚财。国势危急，遂只见求生以害义，不闻见危以授命。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我在天下之中不过数万万分之一。利在天下，所得者微；利在一己，所得者大。剥削天下之脂膏，以利自己的一家，天下既非任何人的财产，在上同其利者官官相护，在下受其害者敢怒而不敢言。国势民风如此，贾谊当为之痛哭，孙行者所谓：“听有边报，心神不安，见有灾荒，忧愁无奈”，不过痴人说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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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徐广曰年五十。

[2]　参阅《汉书》卷四十《张良传》。高祖问布：“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汉书》卷三十四《黥布传》）

[3]　《汉书》卷一下《高祖纪》十二年，臣瓒曰寿五十三。

[4]　参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王莽时起事皆称汉后。

[5]　引自j.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vol. ii, 1931, p. 489.

[6]　干宝《晋纪总论》，引自《晋书》卷五《愍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