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帝为道教的元首，如来乃佛教的领袖。孙行者大乱天宫，文武仙卿莫能抵御。玉帝急请佛老救驾，如来略施法力，孙行者就压在五行山石匣之中。（第七回）道教产生于中国，佛教发祥于天竺，外国宗教比之中国宗教，法力更见伟大，这种观念如何发生呢？
人类在悲观绝望之时，常常发生神秘心理，而倾向于宗教思想，文化幼稚的民族尤见其然。中世纪的欧洲、五胡乱华以后的中国，宗教均乘蛮族移动之际大见流行，其理由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人民素以中华文化自夸，而乃不信奉中国固有的宗教，而去皈依外国人所创立的佛教，原因何在，吾人似有检讨的必要。一切宗教不外地上权力反映于人类的头脑之中，由幻想作用而创造出来的东西。佛教于东汉明帝之世传入中国，经魏晋而至南北朝，流行愈广。魏晋南北朝乃中国最纷乱的时代，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国家不能拯救他们，皇帝不能拯救他们，官吏不能拯救他们，名流学者不能拯救他们。总而言之，他们固有的地上权力对于他们都没有办法，由是他们的天上权力——神，也不能得到他们的崇拜。他们不禁怀疑自己的神。他们希望换换口味，而欢迎那个为外国人崇拜而未为本国拜过的神。佛教便是在这种社会心理之中流行起来。
孙行者大闹天宫，玉皇竟请佛祖救驾。这个故事表示什么呢？孔子著《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虽谓“管仲之器小哉”，（《论语·八佾》）又因其能平戎于周，而称其仁，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在此以前，国人似不知华夷之别，申侯引犬戎攻杀幽王，平王东迁雒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国人勾结外族以侵华夏之例。“平王之末，周室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后汉书》卷一百十七《西羌传》）而统治阶级又常引其入寇，王子带召伊洛之戎以伐襄王，（《左传》僖公十一年）襄王又以狄代郑，（《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颓叔桃子复奉王子带，以狄师伐周。（同上）可知此时国人对于华夷之别，不甚认识。战国以后，小股戎狄虽然同化于华夏民族，而漠北匈奴又乘中原多难之际，屡来寇边。华人受了匈奴的压迫，民族意识逐渐发生。秦既统一天下，就命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又筑万里长城，以防胡骑南下。秦末大乱，继以刘项战争，匈奴又夺取河南之地，复由河南地，进关中。汉兴，接秦之敝，没有能力对付匈奴。由高祖而至景帝，只能用和亲政策，岁遗金缯，以安边境。贾谊曾言：“匈奴侵甚侮甚，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是入贡职于蛮夷也。”（《贾子新书》卷四《势卑》）但是国际政治乃以力为基础，“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盐铁论》第四十四篇《诛秦》）此自然之理，无法否认。到了武帝，七十年间，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于是前此只求和亲，现在则决计讨伐，以报昔日之耻。武帝说：“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壮哉斯言。及至宣帝，匈奴款塞来朝，而东胡、西戎、北狄、南蛮罔不臣朝，从而华夷之别又一变而为天下一家的思想。说匈奴，则曰夏后氏之苗裔；（同上）说西南夷，则曰高辛氏之女与其畜狗槃瓠配合而生的子孙；（《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传》）说朝鲜，则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后燕人卫满又入朝鲜称王；（《汉书》卷九十五《朝鲜王满传》）说西羌，则曰出于三苗。（《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这样，全亚洲的人民几乎无一不与华人有血统关系了。东汉末年，黄巾大乱，继之又有董卓之难，三国鼎立，互相攻战。晋虽统一华夏，而不及十年，由于八王之乱，引起五胡乱华，但是五胡多已汉化。降至南北朝，鲜卑种族的拓跋魏雄踞北方。拓跋魏接受中国文化较晚，道武帝（拓跋珪）之世，初建台省，置百官，此时协助道武帝者则为华人之崔玄伯，玄伯之子浩又于明元帝（拓跋嗣）及太武帝（拓跋焘）之世，掌握大权。北方遗黎已经是“虏汉相杂”。（刘知几《史通》卷三《书志》）“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文帝黄初二年司马光曰）隋唐统一华夏，而隋唐皇室均是虏汉相杂。隋文帝杨坚，父忠在周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文帝后独孤氏，为鲜卑种族，长子勇字地伐，完全是胡人之名。唐高祖李渊，祖虎在周赐姓大野氏，官至柱国大将军，迁太尉。高祖后窦氏，窦氏虽为华人，而东汉灵帝时，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周书》卷三十《窦炽传》）即其血统似属于汉胡杂种。太宗娶长孙氏为后，长孙氏乃是鲜卑种族。隋唐皇室虽然是汉胡杂种，而却自居为华人。隋末大乱，突厥雄张于漠北，中原豪杰“虽建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而高祖起兵晋阳，欲得突厥之援，也“诡臣之，赠与不可计”。（《新唐书》卷二百十五下《突厥传·赞》）此皆华人勾结外族的证据。唐既统一天下，突厥颇横恣，犹如汉之匈奴一样，无岁不来寇边。唐太宗雄才大略不减汉武，对此国耻，何能不想报复。
帝谓群臣曰：“往国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诡而臣之，朕尝痛心疾首，思一刷耻于天下。”（《新唐书》卷二百十五上《突厥传》）
贞观四年，突厥外有回纥之叛变，内又频年大雪，六畜皆死，国内饥馑，太宗即命将出师，一举而歼灭之。隋时，炀帝三驾辽东而皆失败，这由太宗看来，也是中国的耻辱。太宗说：
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1]，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故又出师辽东，讨伐高丽，唐的国家成为亚洲帝国，其天子在内称皇帝，在外称天可汗，荒区君主非得唐之册封，不能君临其国。（《新唐书》卷二百十九《北狄传·赞》）然而四夷征服之后，又本天下一家的观念，社会上许外夷与华人杂居，政治上许外夷为国家官吏，华夷之别渐次泯灭。唐太宗曾言：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其实，吾国自西汉以后，当国力薄弱之时，常倡华夷之别，以唤醒民气，而征服四裔之后，又倡天下一家，以消灭异族敌忾之心。固然尚有华夷观念，然此观念非以血统为基础，而以文教为区别。陈黯在其《华心》（《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一文中，说道：
苟以地言，则有华夷，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心，辨心在察其趣响。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所以国家有事，常借外兵以靖内难。肃宗用回纥以平安、史；德宗用吐蕃以讨朱泚；黄巢作乱，沙陀人李克用亦出师勤王。即在唐代，借用外国军队并不稀奇。《西游记》乃追述唐代之事，凡人多依现实情况推测理想上的世界，甚至神仙鬼怪亦用现实眼光以观察之。唐代既常借用外兵，则玉皇借佛祖之力，擒捉齐天大圣，亦不足怪了。
何况唐代佛教又复盛行。汉武帝遣张骞使大夏，始闻天竺有浮屠之教，然中土未之信也。
（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阳。（《魏书》卷一百十四《释老志》）
桓帝时，宫中立浮屠之祠。（《后汉书》卷六十下《襄楷传》）三国初年，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吴志》卷四《刘繇传》）这是皈依佛教可以避免徭役的先例。经晋而至南北朝，佛教更见盛行，盖徭役繁重，而佛教又大开方便之门，在北朝，“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魏书》卷一百十四《释老志》）在南朝，“佛法讹替，沙门混杂，而专成逋薮”。（《宋书》卷九十七《天竺·迦毗黎国传》）但在拓跋魏时，已有“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而降世”之言。（《魏书》卷一百十四《释老志》）隋炀帝虐用其民，而群盗为奸者遂皆以弥勒佛为号召。（参阅《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炀帝大业六年春正月及卷一百八十二隋炀帝大业九年十二月）然而释迦领袖群佛已久，人类均有惰性，这种惰性发现于精神方面比之物质方面更见强烈。地上权威不过支配人类的物质，天上权威则支配人类的精神。所以到了唐代，天下太平，人类精神恢复常态之后，精神上所信仰的释迦，世人又认之为佛教的领袖。
唐承南北朝之敝，沙门有免役的权利。人民购买度牒，就可以免除徭役。最初度牒大约非由政府贩卖，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所以魏元忠才说：“昔之卖官钱入公府，今之卖度钱入私家。”（《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魏元忠传》）到了安史作乱，军费增加，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就把度牒收归政府贩卖。
肃宗即位，以天下用度不充，度道士僧尼，不可胜数。（《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
但是这个方法只能救一时之穷，接着而来者则为丁口减少，徭赋乏匮，中宗时，已经发生问题。李峤说：
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李峤传》）
安史乱后，干戈云扰，人民更想逃避兵役，德宗时，杨炎曾言：
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免役。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百不四五。（《旧唐书》卷一百十八《杨炎传》）
敬宗时，李德裕亦说：
泗川……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传》）
佛教有这样的势力，难怪玉帝降妖，须借佛老之力，“以夷制夷”为吾国古代御戎之法。汉晁错说：“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利也。”（《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但是西汉对于匈奴，均用自己的兵力。东汉固然主张“以战去战”，（《后汉书》卷四十九《耿秉传》）而其政策纯是“以夷攻夷”。唐自安史乱后，更见其然。降至五代，一般军阀均欲借契丹之力，取得帝位。最初有石敬瑭，其次有赵延寿、杜重威等，（《旧五代史》卷九十八《赵延寿传》、卷一百九《杜重威传》）甚至淮南的吴也想勾结契丹以取中原。（《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北汉建国，得力于契丹之助者甚多。（《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刘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后周太祖显德元年）至于宋用元以抵金，终则为元所灭，这是读史者共知的事。借用外力以靖内难，乃吾国历史上常见的事，而其结果，莫不引起外寇冯陵。玉帝请佛老降妖，固然只开一次安天大会，请如来坐了首席，（第八回）并不像石敬瑭那样，割燕云十六州以与契丹。然而玉帝部下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天蓬元帅猪悟能、卷帘大将沙悟净，竟然改宗佛教，由道士变为和尚。借用外兵，固然无须割地，而臣民变心，亦复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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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三省注，隋文帝开皇十八年伐高丽，炀帝大业八年、九年、十年三伐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