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学术思想
春秋、战国，是中国学术思想，开始发达的时代。这时代的学术分为许多派，互相辩论，各有特色，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实在是很有价值的。近来的人，都说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思想，最为发达的时代，后世都比不上他，这话也未必然。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固然有各专一门，各极高深的长处；也有偏执己见，不了解他人的立场的毛病。譬如墨子的主张节俭，自因为当时贵族奢侈，人民穷困之故。社会穷困之时，应得节俭，是从古以来如此的，看下文便可知道。庄子却说他的道理太苦了，人不能堪，然则坐视着冻饿的人冻饿，你还是奢侈你的，抚心自问，能堪不能堪呢？荀子又说有好政治，穷是不足为患的。墨子何尝说穷是最后的忧患？天然的忧患？不过在当时困穷的情形之下，节俭就是最好的政治罢了。这不过举其一端，其余这一类的地方还很多。总而言之：当时学术的能彀分争角立，互相辩论，固然有其好处；然亦因其在初兴之时，彼此的立场，未能互相了解之故。到后世，没有这种激烈的辩争了；固然由于思想的停滞；然亦因其在社会上通行得久了，各种学问的所长所短，大家都已了然，所以用不着甚么激烈的辩论。我们试看：《史记》的末一篇《自序》载他父亲司马谈论阴阳、名、法、儒、墨、道六家的话，以及《汉书·艺文志》论各家的话，大都有褒有贬。其所褒贬，大致可说是得当的，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只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学术发达，有光采的时代，不说他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现在，要研究这时代的学术思想，自然得先研究这时代学术思想发达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发达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以为左列两端，是其很重要的。
（1）封建政体破坏了，贵族变为平民，向来官僚的学术，变为私家的学术。
（2）社会变动剧烈，人民也困苦了，国家也危险了，仁人君子目击心伤，都想设法挽救，于是不得不研究学术。
学术是归纳若干事物所得到的原理、原则。前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二人，替汉朝的王室，整理书籍，编纂目录，因而推论古代学术的源流派别，著成一部书目，名为《七略》。《七略》中《辑略》是自述编辑之意的，不是书目。此外《六艺略》是经书，实在就是诸子中儒家的书。《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都是当时各种专门之学。《诗赋略》是文学书。《七略》这部书，现在已没有了，可是《汉书·艺文志》，大概是根据他的。这是中国最古的书目，也是中国人最早统论学术源流派别之作。据他所推论，春秋、战国时的学术，其根源，都出于一种“官守”。这话虽无证据，却也有相当理由。因为古代学术，为贵族所专有；而做一种官，就有一种经验。其初不过粗引其端，后来世变日亟，根据旧有的学识，以观察世间的事物，因旧有的见解不同，所注重观察的方面，也自然不同。注重观察的方面不同，其所成就，自更因之而异了。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所以发生派别的原因。
然则当时的学术派别，是怎样的呢？一一列举，未免太烦。我们现在，且举出几家重要的来说说。
其（1）是儒家。儒家是出于司徒之官的。司徒是主教化的，所以儒家在政治上，也重德化而轻刑罚，而尤注重于人伦及道德。
其（2）是道家。道家是主张放任主义的。所以他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民自化。他觉得后世的社会，人与人间的关系，冲突得太利害了，远不如上古时代，浑浑噩噩的好，所以慨想到“小国寡民”之世。他又以为一切事总是循环的。恃强的人，终必吃亏。所以他在应付的手段上，主张“知白守黑，知雄守雌”。
其（3）是墨家。古代社会，离共产之世未远，人民的贫富，本来相差不甚利害。享用的多少，也当合全社会而通筹。譬如到荒年，就大家的吃用，都要减省，虽天子亦是如此。譬如《礼记·王制》说：三年要储蓄一年的粮食。到三十年，就有十年的储蓄，虽然荒年，百姓也不怕饥饿了，到这时候，天子才好天天杀牲，作乐的吃饭。古代各种礼节，到荒年时候，大抵另有减省的办法。如《礼记·曲礼》篇所说：荒年，君就不能吃动物的肺，大夫就不能吃粱（粱和肺，是当时以为美食的），就是一个例子。到春秋、战国时代，就大不然了。贵族的奢侈愈甚，则其对于人民的剥削也愈甚。还要争城争地，打个不已。人民就无所措手足了。墨子是“背周道用夏政”的，所取法的，是较古的治法，所以主张节用和非攻。
其（4）是法家。当竞争剧烈之世，必须用整齐严肃的法度，以训练其人民。而在战国以前，特权阶级是贵族。贵族各顾其私，其利益，就上不与国合，下不与民同，更须有一种法子去驾驭他。法家就是应于这两种需要而发生的。他训练人民的法子，谓之“法”，督察贵族的手段谓之“术”。见《韩非子·定法》篇。
以上四家，是和社会政治，关系最大的。此外，研究哲学、论理学的，则有名家。根据天文、历法，以推求宇宙的原理的，则有阴阳家。讲求用兵的法子的有兵家。讲求外交的策略的有纵横家。讲求种植之法的有农家。讲求医学的，有医经、经方等家。医经是医学，经方是药物学。总而言之，从古相传的学术思想，到这时代，分途并进，各自发扬其光辉。所以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我国学术思想，很有光采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对于社会，有怎样的影响呢？这个又可分三方面说。
（1）政治上。儒家的崇尚德化，道家的清静无为，法家的整齐严肃，对于后世的政治，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墨家的非攻、节用，也不能说没有影响的。历代开创之初，国用常取节俭主义。就守成的贤君，也是如此。中国历代，都不喜欢侵掠他国，用兵总是自守时多，有时攻击他国，亦是怕他养成气力，将为大患之故，还是攻势的守御。间有以一两个人的野心，而从事于侵略的，总要大受舆论的非难。这都可以说是受墨子的影响。
（2）哲学上。我们最古的哲学思想，是对于宇宙万物，为一种玄学的说明的。阴阳、五行等说，很可以代表这时代的思想。这种思想，到后来，不甚受人家的重视。只有少数的数术家，根据着此等说法，以研究哲理罢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是切于人事的。其最为深入于国民心坎的，则为儒家的“易”和“中庸”两种思想，道家的尊重自然的思想。中国人所以最不固执；最容易改革；凡事不走极端；不主张强为。可说都是深受古代学术思想的影响的。
（3）社会上。春秋战国的学术，对于社会影响最深的，可以说是孔子的人伦日用之教。人人都觉得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帮助，互相亲爱；而日用寻常之间，亦必事事求其合理。做好人正不必好高骛远，就目前的境地，人人可以做得的。都是受此种思想的影响。次之则道家的委心任运，与世无争，似乎对于社会的心理，影响也很大。
以上不过举其最大的，其余较小的影响，自然是列举之而不能尽。总而言之，一种学术思想，既经盛行一时，到后来虽若成为过去，其实早已深入人人心中，成为构成他人格的一部分了。这是历代的学术思想，都是如此的。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其年代较早，其影响于国民的性格，和社会上的事实，自然更深，所以这时代的学术思想，实在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渊源。
（选自《吕思勉文集·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第八章）
鸦片战争前之国内情形
中国既遭遇旷古未有之变局，是时之情形如何，自应加以检讨，今分社会及政治两方面述之。
社会方面：（1）中国人对外之观念，本属宽大。《尚书大传》述越裳氏来朝，周公谓政教不加，君子不受其贡贽，此为古代之见解。降及汉代，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萧望之不欲其受臣礼，犹沿此等见解之旧。自五胡乱华，中国人颇受其压迫，对外之观念稍变。辽、金侵入，汉人之受压迫弥深，见解之变亦弥甚，遂有所谓尊王攘夷之说。尊王攘夷之观念，发生于北宋之世，实晚唐时裂冠毁冕之反响，亦沙陀、契丹等侵入，有以激之使然也，至南宋而此观念益形发达。胡安国之《春秋传》，可以为其代表。对外之观念，寖流于偏狭。（2）且民族主义，须有智识以行之。民族主义，推至极端，实有弊害，惟有能受理性之支配，方可收其利而不受其害。而宋学末流入于空疏，加以科举之流毒，空疏更甚，遂至于外情茫无所知，而一味盲目排斥，几与愚民无异。（a）且如古代交通不便，各地方之风俗亦不同，以君主一人之野心，劳民伤财，妄事开拓，实无益而有损，故以勤远略为戒。然后世（甲）防御，（乙）防御性质之攻战及要点之据守，则迥非其伦矣。乃至清代，西人东来后，有以讲究边防，研求外情之说进者，迂儒犹以为勤远略而反对之。（b）又如古代工业，墨守成规，而其时社会，严禁奢侈，故有作奇技淫巧以疑众者杀之说。欧西机械，或益民用，或资国防，迥非其伦，乃亦以为奇技淫巧而妄加反对。此等锢蔽之见解，深入其心，加以（子）外力之压迫，（丑）宗教之畏恶，动于感情，劫于群众，其见解之牢不可破也遂弥甚。士人如此，愚民受其诱导，其盲目自更不待言矣，遂至新机之启辟甚难，仇外之风潮屡起。
政治方面，则以概沿闭关时代之旧，于竞争极不适宜。其最甚者，（1）行政机关组织之不善，盖自贵族阶级崩溃以后，官僚代之而居治者之位置，凡阶级之性质，恒欲剥削他阶级以自利，君主之责任，则在调和两者之间，而求其平衡，故为治最要之义，在能监督官吏，不使虐民太甚，政治遂偏向此路发达。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夫无治民之官，则无治事之官，而百事皆废矣。况于真正办事者，尚非官吏，而实为人民自己。近代亲民之官，必称州县，州指散州言。实即古代之国君，仅能指挥监督，而不能真办事，何者？势有不及，力亦不给也。真办事者，实惟县以下之自治职，而（a）官吏每向此等人压迫，以图自利。（b）又平民生活，极为痛苦，其狡猾者，乃与官僚阶级相结托，以鱼肉平民。于是地方自治之职，本古士大夫之流，日受压迫，沦于厮养，自治之权，渐入土豪劣绅之手，凡有兴作，无不诒害于民，言治者遂以清静不扰为惟一之方术，寖至百事皆废，其或迫于时势，必须有所举办，亦皆有名无实，所谓纸面上有，实际则无也。（a）政治组织机关之坏，至清代而达于极点，因1督抚，2藩臬，3自藩臬分出之道，4府直隶州厅，5县及散州厅，实际乃有五级，抑压甚而展布难，亲民之官，即使按法奉事上司，已觉不给，况乎非法之伺应而婪索多耶？（b）又清代政治偏于安静，不肯擢用奇才异能及年少有为之士，而专以例督责其下。此由鉴于明代之弊而然。例非吏不能悉，遂至大权操于胥吏之手，而欲有所兴作益难。（2）至于为官吏之人，则以正途为尚。（甲）明清两代，所谓正途者，率由科举出身，科举本属良法，惟在唐宋时代，已不能尽切于实用，至明清又将前此之分科，悉并为一，事实上科举已非普通人所能应，乃不得不放弃一切，而只看几篇四书文，而其所谓四书文者，又别成为一种奇异而不合理之体制。即四书亦不必真通，而其体制，却颇足消磨精力，士人遂至一物不知。（乙）清代又因筹款屡次开捐，末年更裁减其价，以广招徕，于是仕途之流品益杂。其知识及道德水准，较之正途出身者，更形低下，末年官方之大坏，职此之由。（3）以兵力论，则（a）中国承平时代，只可谓之无兵，何者？凡事必有用，人乃能聚精会神以赴之。若其为用渺不可知其在何时，未有不以怠玩出之，而寖至于腐败者也。此为心理作用，受时势之支配，无可如何之事。历代注重军政，若宋、明之世者，其兵力虽云腐败，兵额尚能勉强维持。清代则文恬武嬉，兵额多缺，而为武员侵蚀其饷。存者亦不操练，一以武员之怠荒，一以兵饷太薄，为兵者不得不兼营他业以自治，更无操练之余暇也。（b）近代火器发明，实非人力所能敌，亦为兵事上一大变。（4）兵事如此，（甲）边防自更废弛，（乙）对于藩属之控制，亦自更粗疏矣。（五）又中国近代，富力与西洋各国相差太远，社会经济落伍，赋税之瘠薄随之。清代经常收入，恒不过四千数百万，即其末造，亦不过七八千万，尚安能有所举措耶？
在此情势之下，不能不遭一时之困难也决矣。
（选自《吕思勉文集·中国近代史八种·中国近百年史概说》第三章）
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
世界上的民族国家，为什么会有盛衰兴亡之事？
人必有其所处之境，与其所处之境适宜则兴盛，不适宜则衰亡，这是很容易明白的。然则人与环境，为什么有适宜不适宜之分呢？我们知道：动物适应环境的力量，是很小的，它所谓适应，无非是改变自己，以求与所处之境相合，如此，则非待诸遗传上的改变不可，这是何等艰难的事？人则不然，不但能改变自己，还能改变环境，使与自己适合。所以人类不但能适应环境，还能控制环境。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为之文化。人类，很难说有无文化的，即在最古的时代，亦是如此。人类的进化，纯粹是文化进化。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汉唐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而我们的身体，则和地底下掘出来的几十万年以前的人，并无不同。欧洲考古学家证明古埃及人的体格和现代并无不同。不论如何野蛮社会里的人，倘使移而置之文明社会之中，都可以全学会文明社会中人之所能，而无愧色，就是一个确切的证据。所以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优劣。
文化为什么会有优劣呢？文化本是控制环境的工具，不同的环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文化既经造成以后，就又成为人们最亲切的环境，人们在不同的文化中进化，其结果，自然更其差异了。文化是无所谓优劣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各适宜于对付各种不同的环境。但是环境不能无变迁，而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却变迁得没有这么快。人们控制环境的方法，为什么变迁得不会有环境这么快呢？那是由于，（1）大多数人，总只会蹈常习故。审察环境的变迁，而知道控制的方法不可不随之而变迁的，总只有少数人。（2）而我们现在社会的组织，没有能划出一部分人，且拣出一部分最适宜的人来，使之研究环境变迁的情形，制定人类控制的方法，而大家遵而行之，而只是蹈常习故。古希腊人有一种理想，以为君主宜以最大的哲学家为之，中国古代亦系如此。《公羊》隐公元年《何注》，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义道：“《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王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不可不察也。”此谓王者应根据最高的原理，制为定法，以治天下，其说原无误缪。但在小国寡民之世，事务简单，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在广土众民之世，就断无法悉知悉见了。悉知尚且不能，何况加以研究，而制定适当的处置方法？所以古人希望有一个圣人出来，对于一切事情无不明白，因而能指示众人以适当处置的方法，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一人之智不及此，合众人而共同研究，则不能谓其智不及此。我们的误缪在于，（一）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万古不变之道，此道昔人业已发现，我们只要遵而行之，遂不复从事于研究。（二）处事之时，亦不肯注重于研究。即或迫于事势，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数，既苦于不足，其人选又不适宜。所以社会科学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现代科学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还很多，因其规模比较大，研究的人数比较多，人选亦比较适宜，其成绩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语了。所以治世的方法，并非不可发现的，不过人们现在的所为，不足以语于此。于是环境变迁了，人还是茫然不觉。（3）虽然没有能够推出一部分人来，使之从事于研究环境的情形，以定众人行为的方针，然事实上总有处于领导地位的人。这种人，往往头脑顽固，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众及全体冲突，以全体的利益论，在某时代，适宜于改行新制度，制度二字，旧时多就政治方面言，此处所用，兼该社会的规则。所谓环境，实有两方面：一为自然，一即社会，可谓人类的自身。制度即人类所以控制自己的。而这种人的私利，都是藉旧制度为护符的。因为和其私利冲突，新制度，即适宜于控制环境的方法，往往为此等人所反对。甚至知识为利欲所蔽，连此等新制度的适宜，他也不知道了，而真以旧制度为适宜，遂至尽力以反对新制度，保存旧制度。因为此等人在社会上是有力分子，人们要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就成为非常艰难的事，因为先要对付反对改变的人。如此，人们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就往往要成为革命行为，这是何等艰难的事？
文化的兴起，本是所以应付自然的。在最初的一刹那间，所谓环境，其中本只包含自然的成分。此系就理论上言，勿泥。但是到文化兴起以后，文化就成为环境中的一个因素了。而且较诸自然的因素，更为重要。因为自然的变迁，是缓慢的。在短期内，不会使人们有大变其控制方法的必要。人为的因素则不然。其变迁往往甚剧，迫令人们非改变其方法不可。能改变则更臻兴盛，不能改变则日就衰亡，大概都是这种因素。文化是有传播性质的，即甲社会控制环境的方法，可以为乙社会所仿效，乙社会之方法，可为甲社会所仿效亦然。此其相互之间，较优的社会，往往欣然愿意指导较劣的社会，而较劣的社会，亦恒欣然乐于接受。此等现象的由来，我们除掉说：人是生而有仁智之心的，别无解释的方法。人心之不可改变，等于人体之不可改变。心理是根于生理的，其实二者原系一事。要使人不爱人，人不求善，正和不许人直立而使之倒悬一样的难。如此，世界上各地方各种不同的文化，就应当迅速的互相传播，各地方很快的风同道一；而全人类的文化，也因之日进无疆了。然而不能不为前述的原因所阻碍。因此，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就不能无适宜与不适宜之分，因而生出盛衰兴亡之事。
当盛衰兴亡迫于眉睫，非大改变其文化不能控制环境，以谋兴盛而避衰亡之时，其能否改变，改变之速度能否与环境的变迁相应，所谓能否改变，其实就是速度能否相应的问题。若不为环境所迫而至于衰亡，时间尽着延长，是没有什么民族，能断言其不会改变的。仍看其本来文化的高低。
因为自然的环境不会急变，急变的总是人造出来的环境，所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环境的剧变，恒在与一个向不交通的区域交通之时。这所谓交通，非普通所谓往来之义。世界上无论如何隔绝的区域，和别一区域直接或间接的往来，怕总是有的，但是此等偶尔的往来，并不能使该区域中的文化，发生需要改变的情形，便非我在此地所说的交通。我在此地所说的交通，乃指因两造的往来，使其中的两造或一造所处的环境，为之改变，达于非改变控制方法不可的程度而言。不达于此程度，虽日日往来，亦不相干。准此以谈，则中国的文化，可以划分为三大时期：即
（1）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
（2）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
（3）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
第一时期的界限，截至新室灭亡以前，寻常都以秦的统一，为古今的大界，其实这是表面上的事情，若从根本上讲，则社会组织的关系，实远较政治组织为大。中国在古代，本有一种部族公产的组织，其部族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间，都极为安和，此种文化，因交通范围的扩大，各部族的互相合并而破坏了。但其和亲康乐的情形，永为后世所追慕，而想要恢复他，因为昔人不明于社会组织的原理，所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因此，自东周至前汉之末，此种运动，垂六七百年，此不过约略之辞，实际上，此等运动，或更早于此，亦未可知。不过在两周以前，史料缺乏，无可征信罢了。而终于无成。自新室的革命失败以后，我们遂认现社会的组织是天经地义而不可变。不以为社会的组织，能影响于人心，反以为人心的观念，实造成社会的组织，遂专向人的观念上去求改良。在这种情形之下，印度的哲学思想，是颇为精深的；其宗教感情，亦极浓厚；适合我们此时的脾胃，遂先后输入，与中国固有的哲学宗教，合同而化，而成为中国的所谓佛教。发达到后来，离现实太远了，于是有宋朝的理学，欲起而矫其弊。然其第一时期以观念为根本，第二时期承认现社会的组织为天经地义，还是一样的。所以理学代佛学，在社会上，并不起什么变化。近几百年来，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使经济的情形大局改变。其结果，连社会的组织，亦受其影响，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其影响亦及于中国。中国在受印度影响的时代，因其影响专于学术思想方面，和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没有什么直接的紧迫的关系。到现在，就大不相同了。交通是无法可以阻止的，最小的部族为什么要进为较大的大国？较大的国家为什么要进为统一的大国？统一以后，为什么还要与域外之国相往来，都是受这一个原理的支配。既和异国异族相交通，决没有法子使环境不改变，环境既改变，非改变控制的方法，断无以求兴盛而避衰亡。所以在所谓近世期中，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而我国在受著此新影响之后，亦时时在改变之中，迄于今而犹未已。
转变，伟大的转变！
要讲中国的近世史，必先知道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现在从政治、社会两方面，说其大略。
中国的政治，是取放任主义的。从前的政治家，有一句老话，说“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只这一句话，便表明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中国的政治，为什么取这种消极主义呢？原来政治总是随阶级而兴起的。既有阶级，彼此的利害，决不能相同。中国政治上的治者阶级，是什么呢？在封建时代，为世袭的贵族。封建既废，则代之以官僚。所谓官僚，是合（1）官；（2）士，即官的预备军；（3）辅助官的人，又分为（甲）幕友，（乙）吏胥，（丙）差役；（4）与官相结托的人，亦分为（子）绅士，（丑）豪民。此等人，其利害都和被治者相反，都是要剥削被治者以自利的。固然，官僚阶级中，未尝无好人，视被治阶级的利害，即为自己的利害。然而总只是少数。这是因为生物学上的公例，好的和坏的，都是反常的现象，只有中庸是常态。中庸之人，是不会以他人之利为己利，亦不会以他人之害为己害的，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本位。社会的组织，使其利害与某一部分人共同，他就是个利他者。使其利害和某一部分人相对立，就不免要损人以自利了。所以官僚阶级，决不能废督责。督责二字，为先秦时代法家所用的术语。其义与现在所谓监察有些相似，似乎还要积极些。然中国地大人众，政治上的等级，不得不多，等级多则监督难。任办何事，官僚阶级都可借此机会，以剥民而自利。既监督之不胜其监督，倒不如少办事，不办事，来得稳妥些。在中国历史上，行放任政策，总还可以苟安，行干涉政策，就不免弊余于利，就是为此。因此，造成了中国政治的消极性。
试看政治上的制度：中国是世界上最古的大国，皇帝的尊严，可谓并时无二，然其与臣下的隔绝亦特甚。现在世界上，固有版图更大于中国的国家，然合最古和最大两条件言之，则中国实为世界第一。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曾说：中国人所见外国有君主，往往臆想，以为亦和中国的皇帝一样，其实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欧洲小国的君主，时常步行出宫，人民见之，脱帽鞠躬，他亦含笑答礼，较之中国州县官，出有仪卫的，还觉得平易近人得多呢。中国君主的尊严，乃由其地大人众，而政治上的等级，不得不多，等级多，则不得不隔绝，隔绝得厉害，自然觉得其尊严了。再加历史上的制度和事实，都是向这一方面进行的。所以历时愈久，尊严愈甚，而其隔绝亦愈甚。秦汉时的宰相，是有相当的权力，而其地位亦颇尊严的。然自武帝以后，其权已渐移于尚书。曹魏以后，又移于中书，刘宋以后，又参以门下。至唐代，遂以此三省长官为相职，而中书、门下，尤为机要。后来两省长官，不复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平章事等名目，即为宰相。其事务，则合议于政事堂。政事堂初在门下省，后移于中书省。宋元之世，遂以中书省为相职。中书、门下等官，其初起，虽是天子的私人，至此其权力又渐大，地位又渐尊了。明世，乃又废之而代以殿阁学士。清代，内阁之权，又渐移于军机处。总而言之，政治上正式的机关，其权桓日削，而皇帝的秘书和清客一类的人，其权恒日张。内阁至清代，已成为政治上正式的机关。军机处则不过是一个差事，和末年的练兵处、学务处一样。外官：秦汉时的县，实为古代的一国，此乃自然发达而成的一个政治单位。五等之封，在经学上，今古文立说不同。今文之说，见于《孟子·万章下》篇和《礼记·王制》，大国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此乃自然的趋势所发达而成的政治单位。《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汉承秦制，县大率方百里，即是将此等政治区域，改建而成的。古文之说，见《周官·职方氏》，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递减百里，乃根据东周以来的事实立说的。如《孟子·告子下》篇说：今鲁，方百里者五，就是《周官》所说的公国了。此等国中，实包含许多政治单位，而其自身并非一个政治单位。更大的国，如晋、楚、齐、秦等，就更不必说了。大率方百里为一政治单位，实从春秋以后，直到现在，未曾有根本变更。因为县这一个区域，从来没变动过。郡本是设在边陲之地，以御外侮的，与县各自独立，不相统属。后来大约因其兵备充足，县须仰赖其保护，乃使之隶属于郡，然仍只是边陲之地。战国时，楚之巫、黔中，燕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赵之云中、雁门、代郡等，均在沿边之地。秦始皇灭六国，因其民未心服，觉得到处有用兵力镇压的必要，乃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而以郡统县，始成为普遍的制度。此时距封建之世近，郡守的威权，又怕其太大，乃设监察御史，汉朝则遣刺史监察之。汉朝的刺史，一年一任，没有一定的驻所；其人的资格和官位，都远较太守为低。所察以诏书所列举的六条为限，不外乎太守的（1）失职，（2）滥用威权，（3）依附豪强，其他概非所问，真是一个纯粹的监察官。唐宋以后的监司官，就不能如此了。然即使把它算作行政官，也还只有三级。至元代，乃又于其上设一中书行省。明虽废之而改设布政、按察两司，其区域则仍元行省之旧。至清代，督抚又成为常设的官，而布政司的参政、参议，分守各道，按察使的副使、佥事，分巡各道的，又渐失其原来的性质，而俨若在司府之间，自成一级。于是合（1）督抚，（2）司，（3）道，（4）府、直隶州厅，（5）县、散州厅，秦并天下，立郡县二级之制。汉时刺史，本非行政官。每一刺史所分察的区域，政治上并无名称，当时言语，则称之为州。后来改刺史为州牧，即沿用其称谓。州字至此，始成为行政区划之名。东晋以后，疆域缩小，而侨置的州郡日多。州之疆域，寖至与郡无异，隋时乃并为一级。自此州郡二字，异名同实，都系秦汉时的所谓郡。其监司官所管的区域，则唐称为道，宋称为路。元时于路之上又置行中书省。明虽废省设监司，其区域则仍元之旧，其名称遂亦相沿不变。府之称，唐时唯长安、洛阳为然。后梁州以为德宗所巡幸，亦升为兴元府。宋代大州多升为府。于是秦汉时所谓郡的一级，或称为府，或称为州。此为明代府与直隶州并立的由来。其直隶厅，则系清代同知、通判另有驻地，而直隶于布政司者之称。又元时因省冗官，令知州兼理附郭县事，明初遂并县入州，所以凡直隶州都无附郭县，其不领县的，称为散州，就与县无异了。散厅则是同知、通判有驻地而仍属于府的。总之，近代的地方制度，颇为错杂不整。几乎成为五级了。等级愈多，则下级受压制愈甚，而不能有所作为；上级的威权愈大，而驯致尾大不掉。清中叶以后，此等弊害，是十分显著的。县既是古代的一国，县令即等于国君，是不能直接办事的，只能指挥监督其下。真正周详纤悉的民政，是要靠乡镇以下的自治机关举行的。此等机关，实即周时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等职；汉世的三老、啬夫、游徼，尚有相当的权力，而位置亦颇高。魏晋以后，自治废弛，此等乡职，非为官吏所诛求压迫，等于厮役，即为土豪劣绅所盘踞，借以虐民，民政乃无不废弛。总而言之，中国政治上的制度，是务集威权于一人，但求其便于统驭，而事务因之废弛，则置诸不问，这是历代政治进化一贯的趋势，所以愈到后世，治官的官愈多，治民的官愈少，这是怪不得什么一个人的。政治的进化，自有一个隐然的趋势在前领导着，在这趋势未变以前，是没有法子违逆它的。即使有一两个人要硬把它拗转来，亦不旋踵而即复其旧，其而至于加甚其程度。
因为政治上有这但求防弊的趋势，就造成了一种官僚的习气。官僚政治的情态是（1）不办事，（2）但求免于督责，（3）督责所不及，便要作弊。不办事的方法，是（甲）推诿，（乙）延宕。推诿是干脆不办。延宕是姑且缓办，希冀其事或者自行消灭，或可留给别人办。官场的办事，所以迟缓，就是为此。但求免于督责，则最好用俗话所谓“说官话”的手段。表面上丝毫无可指摘，实际上却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官场的办事，所以有名无实，即由于此。作弊乃所以求自利，求自利，是一切阶级本来的性质，与其阶级同生，亦必随其阶级而后能同灭的。官僚既成为一阶级，自亦不能违此公例。所以官僚阶级的营私舞弊，侵削国与民以自利，是只能随监督力量的强弱而深浅其程度的，性质则不能改变，这是古今中外所同然的。作事的但求卸责，及监督不及，便要作弊，外国的官僚政治，亦和中国相同，但其官制受过资本主义的洗礼，组织要灵活些，监督也要严密些，所以作弊要难些，办事也要敏捷些，然其本质则无异。
以上所说的是立法，至于用人，则向来视为拔取人材之途的，是学校与科举。学校在官办的情形下，自然不会认真。倒不如科举，还有一日之短长可凭。科举遂成积重之势，流俗看重它，朝廷亦特优其出身。然科举则所学非所用。从前的科举，取中之后，是要给他官做的，实在是一种文官考试。然其所考的，则唐朝为诗赋和帖经、墨义，宋朝则废帖经而改墨义为大义，帖经、墨义之式，见于《文献通考·选举考》。帖经是责人默写经文，墨义则责人背诵注语，和现在学校中旧式考试，专重记忆的一般。此乃受当时治学方法的影响。因为当时人的治经，本是以记忆为贵的。都是和做官无干的。自宋以前，诗赋及经义，迄分为两科，元以后复合为一。元、明时首场试四书、五经义，次场试古赋、诏、诰、表等，均系辞章性质。清朝虽去之，将四书五经义于头二场分试，然头场试诗一首，仍须懂得辞章。其事实非普通人所能为。明、清以来，遂专注重于几篇四书义，而其余都不过敷衍了事。而四书义的格式，又经明太祖和刘基制定，是要代圣贤立言的。因此，遂生出不许用后世事的条件。明清两代，科场所试的经义，体制相同。以其本为明太祖所制定，所以称为制义，又称为制艺，其体制颇为特别。中国的对偶文字，是句与句相对，此则段与段相对。其严整的格式：除起处先以两句总括题旨，谓之破题；又以数语续加申说，谓之承题；再以一段总括题义，谓之起讲外，以下的文字，须分作八段。第一段与第二段，第三段与第四段，第五段与第六段，第七段与第八段相对。除起讲之后，有数单语，谓之入手；每两段之后，可以有数单语，谓之出落；结笔又可用数单语，谓之落下外，其余都须两两相对。后来虽有变通，大体相去总不甚远。此种文体，本已特别，非专门学习不可。后来出题目的，又务求其难，如其所谓虚小题。虚题，有专取两个虚字，以为题目的。如以《孟子·告子下》篇“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之“必先”二字为题。小题中的截上，将上文截去；截下则将下文截去；截搭则上一句系截上，下一句系截下，此等题目，本非连上下文不可解，而文字的表面上，却不许涉及上下文，谓之犯上，犯下。截搭题则做六股，前两股说上句，其中须隐藏下句的意义，或硬嵌入其字面，谓之钓。后二股做下句，对于上句亦然，谓之挽。中闻两股，则从上句说到下句，谓之渡。大题有出至十余章的，根本不是一句话，而文中不许各章分说，硬要想出一个法子来，把它联成一片，谓之串做。诸如此类，都是非法之法，单明白事理的人，不会就懂得的，所以非专门学习不可。此等非法之法，是很多的。以上所举，不过大略。所以学之颇费时间。天资中等的人，就可以穷老尽气了。以上所说的，系属后来的流弊。其（1）段与段相对，（2）不准自己说话，而要代书中的人立言，则初立法时已然，此二者可谓八股文的特色，为此种文体所由成，即此已与普通事理不合，非专门学习，不会懂得了。应科举的人，本来是不讲学问，只求会做应试文字的。应试文字，当其立法之初，虽亦想藉此以觇所试的人的学识，然其结果，往往另成为一种文字。无学识的人，经过一定的学习，亦可以写得出来，有学识的人，没有学习，亦觉无从下手，应举文字至此，遂全与学识无干。而况加以这一种限制，使其更便于空疏呢？近世学子之所以一物不知，和科举制度，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关系。人的气质，是多少和其所从事的职业，有些关系的。唐朝的进士试诗赋，其性质多近于浮华。明、清的科举重四书义，四书注则采用朱注，所以其士子的性质，多近于迂腐。空疏则不知官吏的职责，迂腐则成为改革的阻力。清朝后来所以政治上绝无可用之才，而所谓绅士，多成为顽固守旧之魁，即由于此。但此等人，究竟还有些方正的性质，总还有所不为，虽不懂得世务，还有些空泛的忠君爱民，顾惜名节等观念。而清朝从中叶以后，又大开其实官捐，出了钱的人，都可以买官做。于是官场的流品益杂，其人的道德观念和智识程度，又在科举中人之下。而仕途的拥挤，又逼着他无所不为，官方之坏，就不可收拾了。就一般国民之中，拔擢出一部分人来，算他有做官的资格，谓之取士。就已有做官资格的人，授之以官缺，谓之铨选。铨选有两法：一种是畀用人之人以选择之权的，是为注重衡鉴。一种则专守成法，不许以意出入，是为注意资格。以人批评人，固然很难得当，较之全不问其好坏，总要好些。所以就理论言，注重衡鉴之法，实较专凭资格为合理。但这是以操铨选之权者大公无私为限。若其不然，则势必衡鉴其名，徇私舞弊其实，还不如资格用人，可以较为安静了。从注重衡鉴，变为专守资格，亦是从前政治进化自然的趋势。政治主义不变，是无法可以遏止的。但在非常之时，亦必有非常之法，以济其穷。清朝却始终没有，一切又是循资按格。所以始终不能擢用有才有志的人，以振作士气，鼓舞民心，洊升至大僚的人，大都年已六七十，衰迟不振，惟利是图。这是清朝的政治所以绝无生气的原因。
在朝的政治，既无生气，所希望的，就是在野的人。在野的人，就是所谓士。不在其位的士大夫，都慷慨喜言政治，有时亦可影响于朝局。而且在野的人，喜谈政治，则留心政治的人必多，其中自多可用之才。苟得严明的君主以用之，自易有振敝起衰之望。党祸的根源，就政治上言之，实由上无严明之主，历代的党祸，其中的首领，也总有几个公忠体国的人，但大多数附和的人，则均系为名为利。加以惩治，适足使其名愈高，名高而利即随之，彼正私心得计，所以党争必不可以力胜。只要有严明的政治，持之以久，而不为其所摇动，久则是非自见，彼将无所藉以鼓动群众，其技即将穷而自止，而党祸也就消灭了。清朝承明代党争之后，防止立社结党甚严。又清以异族入主中原，对于汉人，较之前朝猜忌尤甚。所以士大夫都不敢谈政治，而萃其心力于辞章考据。清儒的学问，亦自有其特色，然就政治方面论，则大都是无用的。又承宋明理学盛极而衰之会，只致力博闻而不讲究做人的道理。所以其人的立身行己，多无足观。既无以自足于内，则必将浮慕乎外，而嗜利却不重名节，遂成为士大夫阶级一般的风气。
凡百政事，总是有了钱，才能够举办的。所以财政实为庶政的命脉。要想积极地整顿政治，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讲的。中国的政治，既是放任主义，所以其财政亦极窳敝。全国最重要的赋税是地丁。地即田税，丁乃身税，本指力役而言。责民应役，其弊甚多，乃改为折纳钱而免其役。而所谓折纳钱者，又不是真向应役的人征收，而是将全县丁额，设法摊派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名为丁税，其实还是田税。清朝所谓编审，就是将丁税之额，设法改派一番，和清查户口，了不相干。所以各县丁税，略有定额，并不会随人口而增加。清圣祖明知其然，乃于康熙五十一年下诏：令后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新生人丁，概不出赋，而旧有丁赋之额，仍要维持，就不得不将丁银摊入地粮了。至此，地丁两税，乃正式合并为一。所以昔时租税的基本部分，全为农民所负担，其伸缩之力极小。财政困难时，加赋往往召乱。但不加赋，又无以应付事情，这亦是从前政治难于措置的一端。
国家最重要的职务，是维持国内的秩序，抵御外来的侵略。为达到这两项目的起见，于是乎有兵刑。中国从前的情势，在承平时代，是无所谓兵的，所谓兵，只是有一种人名为兵而吃饷，其实并无战斗力。这是由于承平时代，并无对立的外敌，亦无必须预防的内乱。处此情形之下，当兵的人和带兵的人，自然不会预期着要打仗，而军政就因之腐败了。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私天下的人，何尝不想维持强大的军队，以保守一己的产业？然有强兵而无目标，其兵锋往往会转而内向，这亦是私天下者之所惧，因此不敢十分加以整顿。而且在政治腐败之时，亦不知道要整顿，即使想整顿，亦复不能整顿。所以在历史上，往往内乱猝起，外患猝至，国家竟无一兵可用。要经过相当时间，新的可用的军队，才能从一面打仗、一面训练中，发生成长起来。这亦是为政情所规定，而无可如何的。
至于刑法，则向来维持秩序的，是习惯而非法律。换言之，即是社会制裁，而非法律制裁。其所由然：（1）因政治取放任主义而软弱无力。（2）因疆域广大，各地方风俗不同，实不能适用同一的法律。于是法律之为用微，而习惯之为用广。（3）因社会上的恶势力，并没有能够根本铲除。如家法处置等事，到现在还有存留于社会的。（4）因官僚阶级中人，以剥削平民为衣食饭碗，诉讼事件，正是一个剥削的好机会。此项弊窦，既为官僚阶级的本质，则虽良吏亦无如之何。不得已，乃惟有劝民息讼。以国家所设的官，本以听讼为职的，而至于劝民息讼，细想起来，真堪失笑。然在事实上，却亦不得不然。五口通商以后，西人藉口于我国司法的黑暗，而推行其领事裁判权，固不免心存侵略，然在我，亦不能说是没有召侮的原因。
中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农民的知识，大概是从经验得来的。其种植的方法，颇有足称。但各地方的情形，亦不一律，如李兆洛做《凤台县志》，说当地的人，一人种田16亩，穷苦异常。有一个人，唤做郑念祖，雇一兖州人种园。两亩大面积，要雇一个人帮忙。所用的肥料，要2000个铜钱。而凤台本地人，却种10亩地，只用1000个铜钱的肥料。其结果，兖州人所种园地，大获其利，而凤台当地人，则往往不够本。于此，可见凤台人耕作之法，远不如兖州。李兆洛是常州人。常州是江南之地，江南的耕作法，是号称全国最精的，李氏因而主张，雇江南的农师，到凤台去教耕，兼教之以各种副业。他说：如此，一人16亩之地，必可温饱而有余。举此一例，可见各地方的农民，其智识的高低，并不一律。这是因地利之不同，历史之有异，如遭兵荒而技术因之退步等。所以其情形如此。但以大体论，中国的农民是困苦的。这因（1）水利的不修，森林的滥伐，时而不免于天灾。（2）因田主及高利贷的剥削，商人的操纵。（3）沃土的人口，易于增加。所种的田，因分析而面积变小。所以农民的生活，大多数在困苦之中。设遇天灾人祸，即遭流离死亡之惨，亦或成为乱源。工业：大抵是手工。有极精巧的，然真正全国闻名的工业品并不多。即使有，其销场实亦仍限于一区域中。流行全国的，数实有限。如湖笔、徽墨，其实并未推行全国，各处都有制造笔墨的人。此因制造的规模不大，产量不多，又运输费贵，受购买力的限制之故。普通用品，大抵各有行销的区域。工人无甚智识，一切都照老样子做，所以改良进步颇迟；而各地方的出品，形式亦不一律。商人在闭关时代，可谓最活跃的阶级，这因为社会的经济，既进于分工合作，即非交换不能生存。而生产者要找消费者，消费者要找生产者极难，商人居其间，却尽可找有利的条件买进，又可尽找有利的条件卖出。他买进的条件，是只要生产者肯忍痛卖。卖出的条件，是只要消费者能勉力买，所以他给与生产者的，在原则上，只有最低限度。取诸消费者的，在原则上，却达于最高限度。又且他们手中，握有较多的流动资本。所以商人与非商人的交易，商人总是处于有利地位的。在他们之中，专以流通资本为业的，是钱庄和票号，亦占有相当势力。当铺则是专与贫民做交易的，这可说是放债者的组织。中国的商业，虽有相当的发达，但受交通及货币、度量衡等制度发达不甚完美的影响，所以国内商业，还饶有发展的余地。商人经营的天才，亦有足称。但欲以之与现代资本雄厚、组织精密的外国商人为敌，自然是不够的。加以他们（1）向来是习于国内商业的，对于国外商业的经营，不甚习熟。（2）资本又不够雄厚。（3）外国机器制品输入，在中国饶有展拓之地，即居间亦有厚利可图。所以海通以来，遂发达而成为买办阶级。
农工商三种人，都是直接生利的，士则否。士人：（1）最得意的，自然是做官去了。（2）次之则游幕，亦是与官相辅而行的。（3）因做官的人生活宽裕，往往可以支持数代又读书，从前算做高尚的职业，所以农工商中，生活宽裕的，以及无一定职业，而生活宽裕的，亦或以读书为业。此等读书人，纯粹成为有闲阶级。（4）大多数无产的，则以教馆为生，握有全国文字教育之权。从前的读书人，知识大体是浅陋的。这因（1）中国人的读书，一部分系受科举制度的奖励。（2）又一部分，则因实际应用的需要，如写信、记账等。志在科举而读书的，自然专以应举为目的。从前人读书，所以入手即读四书，即因考试专重四书文之故。读到相当程度，即教以作应举之文，应举之文，如前述，是可以穷老尽气的。教者既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学者的天资，在中等以下的，自亦限于此而不能自拔。所以一部分生计较裕、愿望较大的人，读了书，往往成为浅陋顽固之士。至于其读书，系为识得几个字，以便应用的，则教之之人，亦更为浅陋。大抵乡间的蒙馆，做老师的人，亦多数是不通科举之学的，他们本亦只能教人识几个字，写写信，记记账。在古代此等识字之书，编成韵语，使人且识字且诵读的。如《急就篇》等是。但在近代，此等书久未编纂，于是改而教人识方字。既已认识方字，此等编成韵语的书本可不读，因为方字便是其代用品。然此等闾里书师，四字见《汉书·艺文志》，可见现在村馆蒙师，历代都有。是只知道相沿的事实，而不知其原理的。既识方字之后，乃教之以《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等。再进一步，就惟有仍教之以四书了，其结果，于此等人的生活，全不适切，应用的技能，亦所得有限。士人本有领守他阶级的责任，中国士人最能尽此责任的，要算理学昌明时代，因为理学家以天下为己任，而他们所谓治天下，并不是专做政治上的事情，改良社会，在他们看得是很要紧的。他们在乡里之间，往往能提倡兴修水利、举办社仓等公益事业。又或能改良冠婚丧祭之礼，行之于家，以为民模范。做官的，亦多能留意于此等教养之政。他们所提倡的，为非为是，姑置勿论，要之不是与社会绝缘的。入清代以后，理学衰落，全国高才的人，集中其心力的是考据。考据之学，是与社会无关系的。次之，则有少数真通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其为数较多的，则有略知文字，会做几篇文章、几首诗，写几个字，画几笔画的人。其和社会无关系，亦与科举之士相等。总而言之，近代的读书人，是不甚留意于政治和社会的事务的。所以海通以来，处从古未有的变局，而这一个阶级反应的力量并不大，若在宋明之世，士子慷慨好言天下事之时，则处土横议，早已风起云涌了。
士子而外，还有一种不事生产的人。此等人，在乡里则称为无赖，称为地痞，称为棍徒，出外则称为江湖上人，即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亦即古代所谓豪杰、恶少年等。此等人大抵不事生产，其生活却较一般平民为优裕。其进款的来源，则全靠其一种结合，因而成为一种势力。于是（1）或者遇事生风，向人敲诈。（2）则做犯法的事，如贩卖私盐等等。（3）或且为盗为贼。此等人和吏役大抵有勾结，吏役又有些怕他，所以在政治上，很难尽法惩治。在秩序安定之时，不过是一种游食之人，在秩序不安定之时，即可起而为乱，小之则盘踞山泽，大之则就要攻劫州县，成为叛徒了。历代的乱事，其扩大，往往由于多数农民的加入，其初起，往往是由此等人发动的。中国的平民是无组织的，此等人却有组织，所以英雄豪杰，有志举事的，亦往往想利用他们，尤其是在异族入据之世。但此等人的组织，根本是为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的。其组织虽亦有相当的精严，乃所谓盗亦有道。盗虽有道，其道究只可以为盗，真要靠他举行革命事业是不够的。
一般的风气，家族主义颇为发达。人类在较早的时代，其团结大概是依据血统的，当这时代，治理之权，和相生相养之道，都由血缘团体来担负，是为氏族时代。后来交通渐广，交易日繁，一团体的自给自足，不如广大的分工合作来得有利，于是氏族破坏，家族代兴。中国的家族，大体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为范围，较诸西洋的小家庭，多出上父母一代，间有超过于此的，如兄弟几房同居等，其为数实不多。此等组织，观念论者多以为其原因在伦理上，说中国人的团结，胜于欧美人。其实不然，其原因仍在经济上。（1）因有些财产，不能分析，如兄弟数人，有一所大屋子，因而不能分居是。（2）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则小家庭中，人口太少，在经济上不足自立。譬如一夫一妻，有一个害了病，一个要看护他，其余事情就都没人做了。若在较大的家庭中，则多少可借些旁人的力，须知在平民的家庭中，老年的父母，亦不是坐食的，多少帮着照顾孩子，做些轻易的事情。（3）慕累世同居等美名以为伦理上的美谈，因而不肯分析的，容或有之，怕究居少数，但亦未必能持久。凡人总有一件尽力经营的事情，对于它总是十分爱护的。中国人从前对于国家的关系，本不甚密切，社会虽互相联结，然自分配变为交易，明明互相倚赖之事，必以互相剥削之道行之，于是除财产共同的团体以内的人，大率处于半敌对的地位。个人所恃以为保障的，只有家族，普通人的精力，自然聚集于此了。因此，家族自私之惰，亦特别发达。（1）为要保持血统的纯洁，则排斥螟蛉子，重视妇女的贞操。（2）为要维持家族，使之不绝，则人人以无后为大戚。因而奖励早婚，奖励多丁，致经济上的负担加重，教养都不能达到相当的程度。（3）公益事情，有一部分亦以家族为范围，如族内的义田、义学等是。（4）因此而有害于更大的公益。如官吏的贪污，社会上经手公共事业的人的不清白，均系剥削广大的社会，以利其家族。（5）一部分人，被家族主义所吞噬，失其独立，而人格不能发展。尤其是妇女，如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因而不施以教育，反加以抑压锢蔽之类。总而言之，家族制度和交换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两根支柱，把这两根支柱拉倒了，而代以他种支柱，社会的情形就大变了。
乡土观念亦是习惯所重的。（1）因交通不便，各地方的风俗，不能齐一，尤其言语不能尽通。（2）而家族主义，亦本来重视乡土的。因为家族的根据，总在一定的地方，而习俗重视坟墓，尤属难于迁移之故。因此离开本乡，辄有凄凉之念，虽在外数十年，立有事业，仍抱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思想，总想要归老故乡，而尸棺在千里之外，亦要运归埋葬。此于远适异域，建立功业，从事拓殖，颇有些阻碍。羁旅之人，遇见同乡，亦觉得特别亲近，只看各地会馆的林立，便可知道，此于国族的大团结，亦颇有妨碍。后来旅外的华侨，虽在异国，仍因乡贯分帮，即其一证。
中国人是现实主义的，不甚迷信宗教。其故：因自汉以后，儒教盛行，儒教的宗旨，系将已往的时代，分为三阶段。（1）在部族公产之世，社会内部，绝无矛盾，对外亦无争斗，谓之大同。（2）及封建时代，此等美妙的文化，业经过去了，然大同时代的规制，仍有存留。社会内部的矛盾，还不甚深刻，是为小康。大同、小康之名，见于《礼记·礼运》。（3）其第三个时期，没有提及，我们只得借《春秋》中的名词，称之为乱世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1）据乱而作，（2）进于升平，（3）再进于太平，明是要把世运逆挽至小康，再挽之大同的。太平大同的意义，后世已无人能解，小康之义，儒书传者较详，后人都奉为治化的极则。其实儒家的高义，并不止此。其说法，还是注重于社会组织的。想把事务件件处置得妥帖，使人养生送死无憾。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现世，都可以人力致之。所以别种宗教，所希望的未来世界，或别一世界，靠他力致之的，在中国不能甚占势力。虽然如此，人对现世的觖望，总是不能无有的，于是有道、佛二教，以弥补其空隙。（1）儒教的善恶报应，是限于现世的，延长之则及于子孙，这往往没有应验，不能使求报的人满足。佛教乃延长其时间而说轮回，另辟一空间而说净土，使人不致失望。（2）高深的哲学，在中国是不能发达的，佛教则极为发达，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3）其随时随地，各有一神以临之，或则系属善性，而可以使人祈求；或则系属恶性，而可以使人畏怖；则自古以来，此等迷信的对象本甚多，即后来亦有因事而发生的，都并入于道教之中。前者如各地方的土地、山川之神；后者如后世货币用弘，则发生财神，天痘传染，则发生痘神等是。中国宗教，发达至此，已完全具足，所以再有新宗教输入，便不易盛行。
以上所说，系就通常情形立论。若在社会秩序特别不安定之时，亦有借宗教以资煽惑的，则其宗教，迷信的色彩，必较浓厚，而其性质，亦不如平时的宗教的平和，历代丧乱时所谓邪教者都是。
以上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轮廓。总而言之：
（1）当时中国的政治，是消极性的，在闭关时代，可以苟安，以应付近世列国并立的局面则不足。
（2）当时中国的人民和国家的关系是疏阔的，社会的规则都靠相沿的习惯维持，所以中国人民无其爱国观念，要到真有外族侵入时，才能奋起而与国家一致。
（3）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是中国社会的生活情形所规定的，入近世期以后，生活情形变，风俗习惯亦不得不变。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所以其变的迟速，亦不能一致，而积习既深，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
（选自《吕思勉文集·中国近代史八种·中国近世史前编》第一、二章）
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 [1]
一 少时得益于父母师友
《堡垒》的编者，嘱我撰文一篇，略述自己学习历史的经过，以资今日青年的借鉴。我的史学，本无足道；加以现在治史的方法，和从前不同，即使把我学习的经过，都说出来，亦未必于现在的青年有益。所以我将此题分为两橛，先略述我学习的经过，再略谈现在学习的方法。
我和史学发生关系，还远在八岁的时候。我自能读书颇早，这一年，先母程夫人，始取《纲鉴正史约编》，为我讲解，先母无暇时，先姊颂宜（讳永萱），亦曾为我讲解过。约讲至楚汉之际。我说：我自己会看了，于是日读数页。约读至唐初，而从同邑魏少泉先生（景徵）读书。先生命我点读《纲鉴易知录》,《约编》就没有再看下去。《易知录》是点读完毕的。十四岁，值戊戌变法之年，此时我已能作应举文字。八股既废，先师族兄少木先生（讳景栅）命我点读《通鉴辑览》，约半年而毕。当中日战时，我已读过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并翻阅过魏默深的《海国图志》，该两书中均无德意志之名，所以竟不知德国之所在，由今思之，真觉得可笑了。是年，始得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图》，读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蔡尔康所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及王韬的《普法战纪》。黄公度的《日本国志》，则读而未完，是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明年，出应小试，徼幸入学。先考誉千府君对我说：你以后要多读些书，不该兢兢于文字之末了。我于是又读《通鉴》和毕沅的《续通鉴》，陈克家的《明纪》，此时我读书最勤，读此三书时，一日能尽十四卷，当时茫无所知，不过读过一遍而已。曾以此质诸先辈，先辈说：“初读书时，总是如此，读书是要自己读出门径来的，你读过两三千卷书，自然自己觉得有把握，有门径。初读书时，你须记得《曾文正公家书》里的话：‘读书如略地，但求其速，勿求其精。'”我谨受其教，读书不求甚解，亦不求其记得，不过读过就算而已。十七岁，始与表兄管达如（联第）相见，达如为吾邑名宿谢钟英先生之弟子，因此得交先生之子利恒（观），间接得闻先生之绪论。先生以考证著名，尤长于地理，然我间接得先生之益的，却不在其考证，而在其论事之深刻。我后来读史，颇能将当世之事，与历史上之事实互勘，而不为表面的记载所囿，其根基实植于此时。至于后来，则读章太炎、严几道两先生的译著，受其启发亦非浅。当世之所以称严先生者为译述，称章先生为经学，为小学，为文学，以吾观之，均不若其议论能力求覈实之可贵。
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系于其初能读书时，使其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过，使其知天下（当时之所谓天下）共有学问若干种？每种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共有几部？实不啻于读书之前，使其汎滥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此项功夫，我在十六七岁时亦做过，经、史、子三部都读完，惟集部仅读一半。我的学问，所以不至十分固陋，于此亦颇有关系。（此项功夫，现在的学生，亦仍可做，随意浏览，一暑假中可毕。）
十七岁这一年，又始识同邑丁桂徵先生（同绍）。先生之妻，为予母之从姊。先生为经学名家，于小学尤精熟，问以一字，随手检出《说文》和《说文》以后的字书，比我们查字典还要快。是时吾乡有一龙城书院，分课古经，舆地，天算，词章。我有一天，做了一篇经学上的考据文字，拿去请教先生，先生指出我对于经学许多外行之处，因为我略讲经学门径，每劝我读《说文》及《注》《疏》。我听了先生的话，乃把《段注说文》阅读一过，又把《十三经注疏》亦阅读一过，后来治古史略知运用材料之法，植基于此。
二 我学习历史的经过
我少时所得于父母师友的，略如上述。然只在技术方面；至于学问宗旨，则反以受莫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的影响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这大约是性情相近之故罢！我的感情是强烈的，而我的见解，亦尚通达，所以于两先生的议论，最为投契。我的希望，是世界大同，而我亦确信世界大同之可致，这种见解，实植根于髫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至今未变。至于论事，则极服膺梁先生，而康先生的上书记，（康先生上书，共有七次。第一至第四书，合刻一本，第五、第七各刻一本，惟第六书未曾刊行。）我亦受其影响甚深。当时的风气，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这即是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我的性质，亦是喜欢走这一路的，时时翻阅《经世文编》一类的书，苦于掌故源流不甚明白。十八岁，我的姨丈管凌云先生（讳元善），即达如君之父，和汤蛰仙先生同事，得其书《三通考辑要》，劝我阅读。我读过一两卷，大喜，因又求得《通考》原本，和《辑要》对读，以《辑要》为未足，乃舍《辑要》而读原本。后来又把《通典》和《通考》对读，并读过通志的二十略。此于我的史学，亦极有关系。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不过现在各种社会科学，都极精深，我都是外行，不敢乱谈，所以只好讲讲考据罢了。
年二十一岁，同邑屠敬山先生（寄）在读书阅报社讲元史，我亦曾往听，先生为元史专家，考据极精细，我后来颇好谈民族问题，导源于此。
我读正史，始于十五岁时，初取《史记》照旧方评点，用五色笔照录一次，后又向丁桂徵先生借得前后《汉书》评本，照录一过。《三国志》则未得评本，仅自己点读一过，都是当作文章读的，于史学无甚裨益。我此时并读《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对于圈点，相契甚深。我于古文，虽未致力，然亦略知门径，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所以我觉得要治古典文学的人，对于前人良好的圈点，是极需颇殷的。古文评本颇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都是从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终身不能自拔。如得良好的圈点，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见，祛除净尽，这是枝节，现且不谈。四史读过之后，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仅过目一次而已。听屠先生讲后，始读辽、金、元史，并得其余诸史补读。第一次读遍，系在二十三岁时，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
我治史的好讲考据，受《日知录》《廿二史劄记》两部书，和梁任公先生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影响最深。章太炎先生的文字，于我亦有相当影响；亲炙而受其益的，则为丁桂徵、屠敬山两先生。考据并不甚难，当你相当的看过前人之作，而自己读史又要去推求某一事件的真相时，只要你肯下功夫去搜集材料，材料搜集齐全时，排比起来，自然可得一个结论。但是对于群书的源流和体例，须有常识。又什么事件其中是有问题的，值得考据，需要考据，则是由于你的眼光而决定。涉猎的书多了，自然读一种书时，容易觉得有问题，所以讲学问，根基总要相当的广阔，而考据成绩的好坏，并不在于考据的本身。最要不得的，是现在学校中普通做论文的方法，随意找一个题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题目。自己对于这个题目，本无兴趣，自亦不知其意义，材料究在何处，亦茫然不知，于是乎请教先生，而先生亦或是一知半解的，好的还会举出几部书名来，坏的则不过以类书或近人的著作塞责而已。（以类书为线索，原未始不可，若径据类书撰述，就是笑话了。）不该不备，既无特见，亦无体例，聚集钞撮，不过做一次高等的钞胥工作。做出来的论文，既不成其为一物，而做过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无所得，小之则浪费笔墨，大之则误以为所谓学问，所谓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则其贻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此亦是枝节，搁过不谈。（此等弊病，非但中国如此，即外国亦然。抗战前上海《大公报》载有周太玄先生的通信，曾极言之。）
三 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
我学习历史的经过，大略如此，现在的人，自无从再走这一条路。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对于现在社会的成因，既然明白，据以推测未来，自然可有几分用处了。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我尝觉得中学以下的讲授历史，并无多大用处。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根据于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非中学生所能；若其结论系由教师授与，则与不授历史何异？所以我颇主张中学以下的历史，改授社会学，而以历史为其注脚，到大学以上，再行讲授历史。此意在战前，曾在《江苏教育》上发表过，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然我总觉得略知社会学的匡廓，该在治史之先。至于各种社会科学，虽非整个的，不足以揽其全，亦不可以忽视。为什么呢？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所以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此等愿望，诚然是社会进步的根原；然欲遂行改革，非徒有热情，便可济事，必须有适当的手段，而这适当的手段，就是从社会科学里来的。社会的体段太大了，不像一件简单的物事，显豁呈露的摆在我们面前，其中深曲隐蔽之处很多，非经现代的科学家，用科学方法，仔细搜罗，我们根本还不知道有这回事，即使觉得有某项问题，亦不会知其症结之所在。因而我们想出来的对治的方法，总像斯宾塞在《群学肄言》里所说的：看见一个铜盘，正面凹了，就想在反面凸出处打击一下，自以为对症发药，而不知其结果更坏。发行一种货币，没有人肯使用，就想用武力压迫，就是这种见解最浅显的一个例子。其余类此之事还很多，不胜枚举，而亦不必枚举。然则没有科学上的常识，读了历史上一大堆事实的记载，又有何意义呢？不又像我从前读书，只是读过一遍，毫无心得了么？所以治史而又能以社会科学为根柢，至少可以比我少花两三年功夫，而早得一些门径。这是现在治史学的第一要义，不可目为迂腐而忽之。
对于社会科学，既有门径，即可进而读史，第一步，宜就近人所著之书，拣几种略读，除本国史外，世界各国的历史，亦须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因为现代的历史，真正是世界史了，任何一国的事实，都不能撇开他国而说明。既然要以彼国之事，来说明此国之事，则对于彼国既往的情形，亦非知道大概不可。况且人类社会的状态，总是大同小异的：其异，乃由于环境之殊，比如夏葛而冬裘，正因其事实之异，而弥见其原理之同。治社会科学者，最怕的是严几道所说的“国拘”，视自己社会的风俗制度为天经地义，以为只得如此，至少以为如此最好。此正是现在治各种学问的人所应当打破的成见，而广知各国的历史，则正是所以打破此等成见的，何况各国的历史，还可以互相比较呢？
四 职业青年的治学环境
专治外国史，现在的中国，似乎还无此环境。如欲精治中国史，则单看近人的著述，还嫌不够，因为近人的著述，还很少能使人完全满意的，况且读史原宜多觅原料，不过学问的观点，随时而异，昔人所欲知的，未必是今人所欲知，今人所欲知的，自亦未必是昔人所欲知。因此昔人著述中所提出的，或于我们为无益，而我所欲知的，昔人或又未尝提及。居于今日而言历史，其严格的意义，自当用现代的眼光，供给人以现代的知识，否则虽卷帙浩繁，亦只可称为史料而已。中国人每喜以史籍丰富自夸，其实以今日之眼光衡之，亦只可称为史料丰富。史料丰富，自然能给专门的史学家以用武之地，若用来当历史读，未免有些不经济，而且觉得不适合。但是现在还只有此等书，那也叫没法，我们初读的时候，就不得不多费些功夫。于此，昔人所谓门径是自己读出来的；读书之初，不求精详，只求捷速；读书如略地，非如攻城……仍有相当的价值。阅读之初，仍宜以编年史为首务，就《通鉴》一类的书中，任择一种，用走马看花之法，匆匆阅读一遍。此但所以求知各时代的大势，不必过求精细。做这一步功夫时，最好于历史地理，能够知道一个大概。这一门学问，现在亦尚无适当的书，可取《方舆纪要》，读其全书的总论和各省各府的总论。读时须取一种历史地图翻看。这一步功夫既做过，宜取《三通考》，读其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兵、刑十三门。历史的根柢是社会，单知道攻战相杀的事是不够的，即政治制度，亦系表面的设施。政令的起原（即何以有此政令），及其结果（即其行与不行，行之为好为坏），其原因总还在于社会，非了解社会情形，对于一切史事，可说都不能真实了解的。从前的史籍，对于社会情形的纪述，大觉阙乏。虽然我们今日，仍可从各方面去搜剔出来，然而这是专门研究的事。在研究之初，不能不略知大概。这在旧时的史籍中，惟有叙述典章制度时，透露得最多。所以这一步工夫，于治史亦殊切要。此两步工夫都已做过，自己必已有些把握，其余一切史书，可以随意择读了。正史材料，太觉零碎，非已有主见的人，读之实不易得益，所以不必早读。但在既有把握之后读之，则其中可资取材之处正多。正史之所以流传至今，始终被认为正史者，即由其所包者广，他书不能替代之故。但我们之于史事，总只能注意若干门，必不能无所不包。读正史时，若能就我们所愿研究的事情，留意采取，其余则只当走马看花，随读随放过，自不虑其茫无津涯了。
考据的方法，前文业经略说，此中惟古史最难。因为和经子都有关涉，须略知古书门径，此须别为专篇乃能详论，非此处所能具陈。
学问的门径，所能指出的，不过是第一步。过此以往，就各有各的宗旨，各有各的路径了。我是一个专门读书的人，读书的工夫，或替比一般人多些，然因未得门径，绕掉的圈儿，亦属不少。现在讲门径的书多了，又有各种新兴的科学为辅助，较诸从前，自可事半功倍。况且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读书是要知道宇宙间的现象，就是书上所说的事情；书上所说的事情，也要把他转化成眼前所见的事情。如此，则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知此理，则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正不必兢兢于故纸堆申讨生活了。所以职业的青年，治学的环境，未必较专门读书的青年为坏，此义尤今日所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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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选自《蒿庐问学记》。收入时有编者按：吕思勉先生一九四一年应上海《中美日报》《堡垒》副刊编者之请，在该刊的《自学讲座》内，接连发表了四篇文章，详细记述早年受教育经过。现将全文载后。《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这个标题是编者加的，四个小题是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