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是汉定天下以后最早得势的学派。他的思想我们可以盖公和汲黯两个人来做代表。盖公之事，见于《史记·曹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说，曹参以孝惠帝元年做齐国的丞相，此时天下初定，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听了他的话，相齐九年，齐国安集，人称贤相。后来做了汉朝的宰相，也还是用这老法子。《史记》上记载这两件事，最可见得当时道家的态度。

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岳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岳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

于此，我们可以知道道家得失。他的所谓并容里面，实包含着无限的丑恶。不务绝奸人，而反求所以并容之，天下哪有这治法？然而却能得到好声名，这是何故？原来天下事最怕的，是上下相蒙。大抵善为声名的人，总是涂泽表面，而内容则不堪问。你叫他去治岳市，他在表面上替你把岳市治得很好了，便是你自己去查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来，然而实际可以更坏。为什么呢？（1）他会嘱咐手下的人，说丞相要来查察什么什么事情——表面上的——你们要得当心些，暗中就可风示他，实际的事情拆烂污些不妨，甚至于公然嘱咐，只要涂泽表面就够了。如此，手下的人本来胆小不敢作弊的，就敢作弊了。本来老实不会作弊的，就会作弊了。（2）他可以威胁岳市中的人不敢举发他的弊病，甚而还要称颂他。（3）而他还可以得些物质上不正当的利益。所谓巧宦，其弊如此。所以用这一种人去治国，是旧弊未除，又生新弊。简而言之，就是弊上加弊，弊＋弊＝2弊。倒不如用老实的人，他虽无能力改良事情的内容，倒也想不出法子来，或者虽想得出法子而也不敢去涂泽表面，这却是弊＋0，所以从来用质朴无能的人，可以维持现状，使其不致更坏，即由于此。这就是曹参的所以成功，岂但曹参，汉文帝所以被称为三代后的贤君，也不外乎这个道理。所以后来汉武帝所做的事情，有许多并不能说是没有理由，至少他对朝臣所说的吾欲云云，其所云云者，决不是坏话，然而汲黯看了，他就觉得很不入眼，要说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了。

然则在中国历史上，放任政策总得到相当的成功，确有其很大的理由。这种放任政策确也不能不承认他是有相当的长处。然而其长处，亦只是维持现状而已，要说到改进治化就未免南辕北辙。试即以汉文帝之事为证。《史记·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兼并总是行于民穷财尽之时的，果真人给家足，谁愿受人的兼并？又谁能兼并人？然则《史记》所述富庶的情形，到底是真的呢，假的呢？从前有人说所谓清朝盛时的富庶，全是骗人的。不然为什么当时的学者如汪中、张惠言等，据其自述未达之时，会穷苦到这步田地。难道这些学者都是骗人的么？我说两方面的话，都是真的。大抵什么时代都有个不受人注意的阶级，他就再困苦煞，大家还是不闻不见的。所谓政简刑清，所谓人给家足，都只是会开口的、受人注意的阶级，得些好处罢了。所以董仲舒说：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筦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晁错也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过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熟，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观此则《史记》所谓人给家足，是什么人，什么家，就很可以明白了，何怪其有兼并和被兼并的人呢？然则《汉书·刑法志》说：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这所谓禁网疏阔，就是《史记·平准书》所谓网疏；断狱四百，并非天下真没有犯罪的人，不过纵释弗诛罢了。所纵释的是何等样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历代的放任政策，其内容，是包含著无限的丑恶的。难怪儒家要主张革命了。

汉代儒家的思想，可以分为两大端：一为均贫富，一为兴教化。他们的均贫富，还是注意于平均地权，激烈的要径行井田，缓和的则主张限民名田。他们对于经济的发展，认识是不足的，所以都主张重农抑商，主张返于自给自足时代经济孤立的状况。这个读《盐铁论》的《散不足》篇最易见得。关于经济问题，近来研究的人多了，书籍报章杂志时有论述，大家都有些知道，现因时间短促，不再多讲。现在且略述汉儒兴教化的问题。

汉儒对于兴教化，有一点，其见解是远出于后世人之上的。我们试看《史记·叔孙通传》，当他要定朝仪的时候：

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

这正和古人所谓先富后教，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同。所以汉人所谓兴教化，其根本乃在于改制度。我们试看《汉书·贾谊传》载他的话说：

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併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天下大败，众掩寡，知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

可谓痛切极了。而他又说：

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败坏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

他之所谓设则是：

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今“义”字。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

色上黄，数用五，由今看来，固然是毫无关系之事，如此改革，似乎滑稽而且不离乎迷信，然而古人所谓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并不是像后世止于如此而已，而是相连有一套办法的。这个读第四讲中论儒家的话已可见得。然则当时贾谊所主张改变的，决不止此两事，不过《史记》《汉书》都语焉不详罢了。但看他“为官名”三个字——这是改变一切机关——便可知其改革规模之大。

再一个显著的例，便是董仲舒。他说：

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董仲舒对于汉代制度的改革，是大有功劳的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其尤激烈的则为翼奉。他以为：

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又宫室苑囿，奢泰难供，以故民困国虚，亡累年之蓄。所繇来久，不改其本，难以末正。乃上疏曰：臣闻古者盘庚改邑，以兴殷道，圣人美之。窃闻汉德隆盛，在于孝文……如令处于当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臣愿陛下徙都于成周……迁都正本，众制皆定。

生活是最大的教育，要人民革新，必须替他造出新环境来，置之新环境中，虽日挞而求其旧，不可得矣。间尝论之，儒家之兴，并非偶然之事，秦始皇虽然焚书坑儒，然当他坑儒的时候曾说：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欲以兴太平”上，当夺“文学”两字。文学便是当时的儒家。可知始皇并非不用儒者，所以要用儒者，就是因为当时的天下非更化不可，要更化非改制度不可，而改制度之事，惟有儒家最为擅长。所以假使秦始皇享国长久，海内更无其他问题，他一定能有一番改革——建设——改革。秦皇汉武正是一流人。

儒家所谓教化，其先决问题是民生，至于直接手段则是兴庠序，看《汉书·礼乐志》便可知道。他们对于现状，是认为极度的不安，而想要彻底改革的，所以我说他们是最革命的。

然而儒家不能不为法家所窃笑。为什么呢？我们试读《汉书》的《元帝本纪》：

立为太子……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宣帝所谓霸，便是法家；所谓王，是儒家；以霸王道杂之，谓以督责之术对付官僚阶级，以儒家宽仁之政对待人民。质而言之，便是“严以察吏，宽以驭民”，这实在是合理的治法。倘使纯用霸道，则待人民太暴虐，全社会都将骚然不宁，丧其乐生之心，这便是秦朝的所以灭亡。至于纯用王道，则元帝便是一个榜样。我们试将《元帝纪》读一过。儒家所谓宽仁之政，几于史不绝书，然而汉治反于此时大坏，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官僚阶级的利益是和人民相反的，要保护人民，其要义就在于约束官僚，使不能为民害，若并官僚阶级而亦放纵之，那就是纵百万虎狼于民间了。汉朝政治之放纵——督责之术之废弛，是起于元帝之世的，所以汉朝的政治，也坏于元帝时。为什么元帝会放纵治者阶级使为民害呢？其弊便在于不察名实。名就是理论，实就是情形，理论虽好，要和现状相合方才有用。比如合作运动自然是好的，然而能否推行于中国社会，换一方面说，便是现在的中国社会能否推行合作运动？更具体些说，叫农民组织合作社，向农民银行借款。到底来借款的是真正农民呢，还是营高利贷业者的化身？这是大须考虑的。假如说现在来贷款的都是真正农民了，然而现在的农民银行设立尚未普遍，假使要普遍设立，是否能保持现在的样子——即来贷款者真正都是农民——如曰能之，还是目前就能够呢，还是要一面养成人才，一面整顿吏治徐徐进行的呢？如此便又发生推广的迟速问题。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应该考察的实际。合作事业的能否办好，就看这种事先的考虑是否周密，随时的考虑是否认真，单是精于理论，即对于书本上的合作有研究，是无用的。现今模仿外国所以不能成功，甚至反有弊病，即由于此。汉儒的崇拜古人，就和现在的崇拜外国一样，不论什么事，只要儒家的书上说古代是如此的，就以为是好的，而不管所谓古代者其情形与现代合不合，这正和现代有些人，只要是外国的总是好的，而不管其和中国社会的情形合不合一样——此等人不论其所崇拜的是什么东西，总之皆成为偶像了。要打倒偶像，这种偶像，就是该首先打倒的。泥塑木雕的倒还在其次。不察名实，自然不达时宜——就是不知道现在该怎样，不知道现在该怎样，自然可以信口开河——是古非今了。

法家也有法家的毛病，便是董仲舒所谓诛名而不责实，——诛名而不责实，其实也还是不察名实。——然而真正的法家，的确不是如此。汉朝虽号称崇儒，其实在政治上，有许多卓绝的法家。而我所要力劝大家读的，尤其是《汉书》的《黄霸传》。现在且不避文繁，节录其辞如下：

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人也。以豪杰役使，徙云陵。霸少学律令，喜为吏。……霸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知，善御众。……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繇是俗吏尚严酷以为能，而霸独用宽和为名。会宣帝即位，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吏急也。闻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数决疑狱，庭中称平。守丞相长史，坐公卿大议庭中，知长信少府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霸阿从不举劾，皆下廷尉，系狱当死。霸因从胜受《尚书》狱中。……上擢霸为扬州刺史。……为颍川太守。……时上垂意于治，数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霸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见者，语次寻绎，问它阴伏，以相参考。尝欲有所司察，择长年廉吏遣行，属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邮亭，食于道旁，乌攫其肉。民有欲诣府口言事者适见之，霸与语道此。后日吏还谒霸，霸见迎劳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吏大惊，以霸具知其起居，所问毫厘不敢有所隐。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识事聪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归颍川太守官。……治如其前。前后八年，郡中愈治。是时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天子……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代邴吉为丞相……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弟弟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鹖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鹖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闻上计长吏守丞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神怪也。昔汲黯为淮阳守，辞去之官，谓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张汤怀诈阿意，以倾朝廷，公不早白，与俱受戮矣。息畏汤，终不敢言。后汤诛败，上闻黯与息语，乃抵息罪而秩黯诸侯相，取其思谒忠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检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

豪杰役使，颜师古曰：身为豪杰而役使乡里人也。可见黄霸本是所谓土豪劣绅之流。大抵善于邀名的人，必求立异于众。——因为不立异，则不过众人中的一人，天下人如此者多，就不足以得名了。……黄霸本是个务小知任小数的人，论他的才具很可以做一个汉朝的文吏，只因当时的官吏竟趋于严酷，为舆论所反对，乃遂反之以立名，而适又有夏侯胜的《尚书》以供其缘饰，又适会宣帝要求宽仁之吏，就给他投机投个正著，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了。生活是最大的教育，人是不能以空言感化的，人是个社会动物，处在何等社会中，就形成何等样人，丝毫不能勉强，断非空言之力所能挽回。所以古来言教民者，必在既富之后，质而言之，就是替他先造新环境，新环境既已造成，就不待教而自正了。如其不然，就万语千言悉成废话，这种道理，当发为空论之际，也是人人懂得的。及其见诸实施，却又以为人民可以空言感化，至少以为要先把人心改变过来，然后制度乃可随之而改了。人类缺乏一贯的思想，处处现出自相矛盾的景象，真可叹息。人民可以空言化，在庙堂之上的人，或者和社会隔绝了，信以为实。然在奉行其事的人，是不会不知道实际的情形的，然而竟没有一个人把无益实际的话入告，只见诏书朝下于京城宣布，夕遍于海澨，人类的自欺欺人，实在更可叹息。有手段的人，他要人家说的话，自然会有人替他说的，他要人家不说话，自然没有人敢说。他希望有什么事，自然会有人造作出来，他希望没有什么事，自然会有人替他隐讳掉。我们只要看边吏多知鹖雀，问之皆阳不知，便可知道黄霸治郡时，所谓盗贼日少，户口岁增，是虚是实了。然则他怎会获得如此的好名誉呢？大抵人有两种：一种是远听的，一种是近看的。声名洋溢的人，往往经不起实际的考察，在千里万里之外听了，真是大圣大贤，到他近处去一看，就不成话了。但是社会是采取虚声的，一个人而苟有手段造成了他的虚名，你就再知道他是个坏人，也是开不得口。不但开不得口，而且还只能人云亦云地称颂他，不然人家不说他所得的是虚名，反说你所说的是假话。俗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作伪的人，岂真有什么本领，使他的真相不露出来？不过社会是这样的社会，所以这种人的真相，虽然给一部分人知道了，却永远只有这一部分人知道，决不会散布扩大出去的。然而张敞居然敢弹劾盛名之下的黄霸，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法家综核名实的精神了。他奏黄霸的话，真乃句句是金玉。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尤其是至理名言。因为你要讲革命是另一件事，在革命未成以前劝人为善，只是能为现状下之所谓善，禁奸也只能禁现状下之所谓奸。明明是现状下所不能为的事，你却要叫人去做，人家也居然会照著你的话去做，这不是作伪还是什么？其实何益呢？不过浇淳散朴罢了。

法家这种综核名实的精神，自元帝以后莫之能行，以至亡国。后汉得天下，光武帝虽然厚貌深文，其实行督责之术，是很严紧的。他当时对于一班开国的功臣，以及有盛名可以做三公的人，明知其不可施以督责，所以舍而弗用，而宁任用一班官僚，这就是后汉所以能开二百余年之治的原因。从中叶以后，督责之术又废了，于是官僚阶级又横行起来，益之以处士横议，而后汉遂至于灭亡。起而收拾残局的魏武帝、诸葛孔明，都是励行综核名实的人，所以事势又有转机。然而一两个人的苦力支撑，终不能回狂澜于既倒，于是纪纲日废，而魏晋清谈之俗兴，神州大陆遂终于不可保守而为五胡所占据了。

魏晋以后的政治思想，无甚特别之处——大抵承汉人的绪余——今因限于时间亦不再加讲述。还有一篇最值得注意的文字，便是《论衡》的《治期》篇。此篇力言国家之治乱，与君主的贤否无涉。换一句现在的话说，便是政治控制不住社会，社会而要向上，政治是无法阻止的。若要向下，政治亦无力挽回，而只好听其迁流之所届。这是我们论后世的政治所要十分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