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人也”——《孟子·尽心章》下，十六

“menschlichkeit ist menschenart”——mong dsi s.175，aus dem chinesischen verbeutscht und erl?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1921.

一 导言

在100年前的4月8日，是卡尔·威耳海耳姆·封·宏保耳特（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1]在柏林的附近泰格尔（tegel）地方逝世的一天。我们在不久以前，刚刚纪念过他的好友大诗人席勒的175年的生辰，那时我们已经缅怀不已于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兼是语言哲学家的宏保耳特了。我们已经被提醒着一有机会，当专为宏保耳特个人而特别纪念一下，现在却恰巧到了他的百年祭，使我们得以向往他的生平、人格和事业，这是多么有意义而令人高兴的事！

不但如此，我又特别觉得，以现代的文化阶段的中国人而纪念宏保耳特，其意义是不止在纪念宏保耳特个人而已的，因为，宏保耳特所代表的精神，有大部分是中国已往的古文明被所蕴藏的精神，在现代的中国，却又无疑是文化上一个青黄不接、贫弱、空泛的时代。在这里有一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即是为新鲜活泼而有生气的充实的文化建设起见，对过去当如何的考量；对外来当如何的吸收，以消化，过滤，抉择而成就一种新的面目；这是我们要思索的，而宏保耳特恰恰就给了我们一种绝有意义的参考。

现代的中国，是文化上一个苦闷期。自己过去的，以为是不适合了；现代外邦的，又不能马上整个摄取，所以这时尚在徬徨，而无所适从的时代。什么思潮是可以导率我们的？什么人生态度是我们从心里认为最对而可以实行下去的？什么是我们最狂热的向往的思想？我们在寻求着，然而还没有确切的把握着，所以我们有时虚无，甚而像停滞。可是据我个人看，这是无容悲观的，而且，不特不必悲观，反而当预祝着，这正是中国文化的新黄金时代的前夕，毫无疑问的，她一定有极大的进展，现在却决不是停滞，而在酝酿。

当中国人慢慢恢复了正常的味觉的时候，就一定可以觉悟新的中国文化决不是和过去的中国文化绝缘了，乃是联系的，又一定可以知道中国过去的文化不是不适合的，而且有着永久的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成分，那价值却是只有慢慢地提高，而达到其应达到的估量，并不能加以贬抑或抹杀。

真正的中国文化特色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人本”（humanis-mus）的。申言之，是入世的，是心性的，伦理的，是审美的，是肯定“人”的价值而提高之，是扩大“人”的精神的活动范围而美化之。它是人情的，而不是冷酷的理智的；它是和谐的，而不是强烈的冲突的；它是使人们相安而到达幸福的，却不是使人陷于悲惨的结局而堕落、毁灭的。这种目标，是中国过去的圣人贤哲所企求的，同时也是德国的古典主义下的思想家所企求的，现在我还敢大胆的说，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成为中国甚而世界，新的文化体系所企求的。

在这意义下，我们纪念着德意志的思想家宏保耳特。

二 宏保耳特之精神进展及其著作

宏保耳特，以1767年6月22日生于泡慈达姆（potsdam）。

在他将近七十年的生涯中，他贡献给人类社会的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很难以用一个头衔去称呼他，他有著作，然而也有事业，他有教育的设施，却又有政治外交上的功绩；他的学问吧，自哲学，美学，以至语言学，而且还写的有诗篇，同时他的人格之庄严，高尚，无有瑕疵，又确足称为古典主义者的理想人格之实现，所以我们不能不说他是立功、立言、而且立德的人物了。

总观他的生平，可以分为五个段落，大抵是：

自1767年至1789年，是他的少年时代，包括二十二岁以前的生活。

自1789年至1798年，是他的成长时代，这时自二十二岁至三十一岁。

自1798年至1809年，是他最高的精神进展的时代，这时到他的四十二岁。

自1809年至1820年，是他的政治生涯时代，这时是四十二岁至五十三岁。

自1820年到1835年，是他的晚年，这便是从五十三岁到六十八岁，这也便是他最后的一段生活了。

在每一段生活里，对于他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他早年从学的教师是孔特（kunth）、次颇（campe）、恩格耳（engel）、稻姆（dohm）和克兰（klein）。这时的思潮，柏林的启蒙派要孕育而转变为浪漫派的时代。影响宏保耳特极深的是自1785年以后的许多妇女，就中尤以亨黎特·海尔兹（henriette herz）为最。于1787年，即他二十岁时，与其弟同进福朗克佛大学，习的是法律。于次年复活节，他去郭停根（gottingen）大学，听皮特（putter），施吕策（schl?zer）之讲，特别受感印于新人本主义者（neuhumauist）之海恩（hevne）。同时，他致力于康德，这对于他的思想是有着决定的效应的。此外，他更接触到弗斯特（forster）与亚考比（f·h.jacohi）。他少年时代就是这样过的。

在他的成长时代，于他的学习法律结束以后，曾供职于柏林的高等法院，不久即改为外交部的公使馆参赞官，这是1790年的事，这时他二十三岁。在1791年他却把事情辞掉了，为的是好致全力于精神方面的自我发展。同年他和喀鲁林·封·达歇莱顿（coroline v. docheroden）结婚，这对于他此后的生活很有着深刻的意义。他曾说：“我和夫人昔日的同居生活，是我一切的生活基础。”见之于他后来于1829年致歌德书。这时他的治学乃首及于希腊古代文化。自1793年，他研究美学的课题，并重及于康德之学，这时他二十六岁了。次年他移居于耶纳，这时是他和歌德、席勒精神上最互相受益的时代。他心目中的人本主义的理想也渐次形成了。1797年，他三十岁，有巴黎之行。他生活上的一个转变关键是到了。到此为止的生活是看重在自我的修养的，这时遂逼迫他有其代表一己的著作。同时，爱国的情绪也在这时慢慢觉醒。

现在说到他最高的精神进展的时代了，是自1797到1800年及1808年，他从巴黎旅行到了西班牙，对于语言的兴趣，特别关于哇斯器施（vaskisch）语，已经成熟。在1801年，他三十四岁了，重回到德国，参加了那时的浪漫思潮。他久已渴望的意大利之游，这时也实现了，因为他荣任了普鲁士的大使。他重又沉潜于研究古代文化，不过这时他已是受有浪漫主义的洗礼的了，同时他也体会到谢林的思想之面目。

此后是他的政治生涯，于1809年，他四十二岁的时候，自意返国，身为德意志最高的教育当局。在十八个月的任职中间，他对普鲁士的教育制度有极大的改革，这给后来的德人以无穷的影响。这也就是人本主义的中学创立与柏林大学建立的时代。宏保耳特是把他的人本主义的理想，运用于国家的教育制度。1810年他出使维也纳，在1817年又出使于英伦，这时他五十岁。次年10月他请求回国，1819年他被任为常务部长（minister für die st?ndischen angelegenheiten），但次年因为制止反动去职。

他的余年是消磨在泰格尔的，他致力于学术工作，特别是语言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关于喀威语目（kawi sprache）的，死后始公之于世。在1835年4月8日，他死于泰格尔。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生活，是在严峻和勤奋中的，非常丰富，方面非常之多，但是并不是没有重心的，这个重心便是“人本主义”。他为一切而奋斗，这一切之中有个一贯的线索，这个一贯的线索便是他的“人本主义”。如果歌德的一生可以一个字来代表，那就是在浮士德里把“泰初有道”改为“有言”，从“有言”改为“有为”的“为”（tat）字，如果席勒的一生可以一个字来代表，便是“自由”（frieheit），同样以一个字而可代表宏保耳特的，便是“人性”（humanit?t）了。

宏保耳特的著作是非常之多的，然而，当然也以“人本主义”为中心。他的全集，比较最好的是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在柏林自1904年起出版的一部，共十六册。现在为简短的介绍起见，我认为有六篇东西，最关重要：

关于政治的，是《论国家政治效能之限度》（ideenzu einem versuch，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

关于语言的，是研究喀威语言的著作中的一个绪论，名《论人类语言构造之分歧及其及于人类精神进展上之影响》（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 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n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e），有单行本。

关于美学的，文艺批评的，是《论歌德之“赫尔曼与道劳特亚”》（über goethes hermann und dorothea），和《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über schiller und den gang seiner geis tesentwicklung），后者本为宏保耳特与席勒通信集之导言，现多以独立之文章视之。此外则为《论男性与女性之形式》（über die maunliche und die weibliche form）。

关于历史的，是《论历史作者之使命》（über die aufgabedes geschicktsschreibers）。

这六篇东西是为人所称道的，宏保耳特的根本精神在这里也确乎能给人以轮廓了。读者自当于此求之。

三 宏保耳特所生之时代及时代精神

宏保耳特，是常被人称为古典主义者的，可是有许多书讲他的时候，总把他归之于浪漫主义思潮之下，这在把古典和浪漫看为绝对不同的东西的人，一定觉得奇怪了，其实，据我看，恰恰是当然。我说过，浪漫主义的对待者不是古典主义，而是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古典主义却只是浪漫主义的一型（见我的《论人的命运的二重性及文艺思想上两大巨流之根本的考察》）。因为，古典和浪漫都是不以现实为满足的，都是有理想的，都是不以单纯的理智为把柄和归宿的，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确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只有如此，才可以明白为什么创造《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歌德，同时却被人称为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在歌德并没有矛盾的，他并没以古典主义者的立场而排斥浪漫，也没有以浪漫主义者的立场而贬抑古典，他有所攻击是不错，他攻击的乃是当时柏林的只认识浅显的理智的启蒙派（aufkl?rung），所以他和席勒才合作那些讽刺诗（xenien）；他以浪漫主义者的立场应当攻击，他以古典古义者的立场也应当攻击。像歌德没有矛盾似的，宏保耳特也没有矛盾。

以他的谨严的人生态度而论，以他的向往古代希腊文化而论，以他的维持其理想而实行之而论，宏保耳特是一个古典主义，以他的养育于人的本位之觉醒的文化中而论，以他的着重社会之个体的发展而论，以他的把一切看作精神的表现，看语言如此，看艺术如此，看历史也如此而论，宏保耳特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这却并不冲突，宏保耳特仍是一人。

倘若我们知道宏保耳特所生的背景时，或者更以为他的造就是当然的。

宏保耳特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温克耳曼（winckelmann），莱辛，海尔德，康德，歌德，席勒，施莱厄尔玛海尔（schleirmacher）的时代。

具体地说，有四种东西在作用着：一是国外的文学翻译，二是古代的希腊艺术，三是民间文学之被重视，四是一般的德意志语言之改良。抽象地说，就是因而形成的三种精神，这是：人的地位的提高，个性的被尊重和情感的发展。

我们详细了看，再没有这时的德国是能吸收的了，一如她的创造然。莎士比亚的兴趣是在燃烧着，这时对于莎士比亚的翻译几乎成了风尚。就中顶著名的是提克（tieck）。在1799年他还翻译了《堂·吉诃德》这部名著。威耳海耳姆·施莱格耳（wihelm schlegel），魏兰（wieland），歌德，也都从事翻译，施莱格耳尤遵从海尔德的译书主张，务保原书真意，然总使其为德文，流利，统一，而有纯而不杂的诗的效应。他除译英文之外，并介绍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作品。他的后继者，如哥瑞斯（gries）之译《塔索》（tasso）、《亚里奥斯特》（ariost）、《喀尔德朗》（caldron）、《坎诺吉塞》（kannegiesser）；施特莱克佛斯（streckfuis）之译《但丁》；如维特（witte）、扫耳陶（soltau）之译《保喀修》（baccaccio），译《西万提斯》；以及莱吉斯（regis）之译《拉伯莱斯》（rabelais）皆是。

古代的希腊艺术之研究，顶煊赫的代表者便是温克耳曼，这影响于歌德及席勒，都以为希腊精神是理想的人类的精神，宏保耳特也受这种思想的洗礼。对于希腊艺术的研究，也普遍化而成为一般的爱好了。我们看这时的诗人薛德林（h?lderln）那样的崇拜古代希腊，像发疯一般，正是可以不必奇怪的。

民间文学是童话，传说；由海尔德提倡起，也惹起一般人的注意。自阿尔尼姆（arnim）、布伦檀诺（brentano）、提克，以至格列姆兄弟，都在搜集民歌，民间故事，加以编排。

这时德意志一般的语言的改良，也是极其重要的事实。语汇的增加与提炼，在影响着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德文的散文也在这时成了可读的东西。就是这时的女子，文章和谈话也都极其讲究，动人。

我们看一看这四件具体的事实，再回到宏保耳特吧：因为翻译文学的兴起，所以浪漫主义的气息在鼓荡了，浪漫主义往往是受外来影响而然的；因为古代希腊艺术之为一般人所爱好，所以古典主义者的理想人格是有所根据了；因为民间文学的提倡，所以在文化上有一种极深的有血有肉的入世色彩，因而形成一种近人情的，人本的态度；同时，因为语言改进，美化，为社会所重视，所以一方面有着好的文章，一方面便有语言学的研究之浓厚兴趣——这便是宏保耳特的时代。

在这种时代之下，有三种特别的时代精神，这就是人类的，个性的和情感的。以人类为本的精神，我们可以看康德，康德的知识论的哲学，相反从前人之着重外界现象，而以为人的知识却是系于人类的主观方面所授受能力，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自诩为如哥白尼之把宇宙重心归之于太阳然，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事业，所以提高了人的价值的是康德。这时代是如此，所以我们就不奇怪宏保耳特之主张人本主义了。以个性为重的精神，我们可以看歌德，歌德一生的进退，都在为完成自己。这个观念，成就了德国传统的教育观念，宏保耳特之教育主张也正是与这相符。以情感为归宿的精神，则我们可以看当时发达的文艺，哲学，和审美的思潮，把情感看重，这是浪漫主义的唯一特色，使情感而纳入正道，这正是古典主义的唯一理想，负荷这种使命的，宏保耳特就是其一了。

四 宏保耳特之思想

严格地说来，宏保耳特不是有体系的哲学家。可是，他的著作，一如他的生活，却的的确确是古典的人生理想之有哲学意义的绝好代表者。依了他的意见，人必须是入世的，多方面的，由艺术的教养而完成其自我的。宏保耳特以为这样的理想，是实现在希腊文明和歌德身上。国家的职责是在使个人有精神的自我发展和民族有创造的自由的界限上而施行其政权，一般的人本主义者的理想的实现的记录，是历史的目的。他这种历史观，无疑的是受影响于谢林。宏保耳特在哲学上有永久价值的，是他的语言哲学，他是这方面的建立者。他把语言看作是民族精神结构的副本，他认为语言的不同是民族精神的不同。他又把人本主义的理想施之于教育制度，这是在德国的精神史上顶有意义的一件工作。凡此种种，便是宏保耳特的思想的轮廓。为详细起见，再分述之。

第一，关于政治。宏保耳特最初关于政治的意见，是出发自个人的。这种缘故大概在他所处的时代是绝对的君权流行的时代，因而便有自由主义者的反动了，幼年的宏保耳特自然受这种思潮的激荡，所以起初也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可是后来有一个转变的关键，便是他的研究艺术。从艺术的研究，他知道有一种普遍感，人类感，为艺术所表现的，而且如席勒所说，艺术可以是为整个的人类教育之用，于是，他的个人主义遂被克服。早年的个人主义的影子，以后便只发挥到教育和修养上去了。他在早年的作品里，有一篇文章叫《论宗教》（über religion）的，他对于国家和个人关系，犹是从道德的，宗教的，美学的见地出发，他认为执政者之“建造一个国家，并不止在立法，在保障生活的安全，以及抵御外侮之类，却在使国民仍成其为人，换言之，就是使他们以成完人为最终目的而后可”（科学院版全集卷一，第54页）。在他写的《论国家政治效能之限度上》一文里，他所代表的，也仍是自由治的个人主义。后来，宏保耳特自己亲身参加政治生活了，历史的与哲学的教养也越发走得深些了，于是他对于国家的本质，以及个人和群的意义，乃有更进一层的认识。他说：“人是一个群的动物。可是他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就是其他动物只知道彼此保护，彼此帮助，彼此有所经营，以度一种习而安之的生活，人却不是如此，人却是超越那种自我观念的，他觉得只有我而没有你，就在感觉上以这是件不可能的事似的，所以在他那种个体（他的我）之中，实际上就与他的群体（他的你）融而为一了。因此，国家者就是一个个体，而单个人者乃是个体的个体。”（全集卷三，第355页）这才是他较为成熟的见解。

第二，关于语言学。以方法而论，像这时在自然科学如地理学所采的方法似的，是比较的。这给后来开了一个可靠的道路。以哲学的意义而论，宏保耳特仍发挥其人本主义的精神。他以为语言是有很深的意义的东西，他说：“人不要以为语言是被创造出来死的东西。”（全集卷七，第44页）又说：“他决不是一种制造品，却是一种活动。”（第46页）因此，他把语言看为是有机的，与一民族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语言就等于“一民族的外在精神现象”，寻求一语言与他语言的不同，也当寻求其用不同语言之民族的不同精神，“语言的分歧，不只是声音和符号的分歧，乃是世界观的本身的分歧”。他的研究，是超越过语言本身的现象了，他乃是寻求到心理的方面去了。他更以为，在语言里人是向往于“人类的大同”（allheit der menschheit），正如艺术家在创作之际所渴想然。语言是把根本的纯粹主观而使其客观化的工具，也就是“整个人类之主观欲变而为客观之努力而已”（全集卷四，第27页）。在语言里头，是与精神的进展并进的，而为精神之有机性反映。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他所谓语言之内在的形式之意义。它是语言与精神，字体与灵魂，合而为一的律则。一种成功的语言，就在这外在的和内在的语言形式之综合上。他把语言看作有这些意义，所以以为“一种新语言的获得，实在是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获得”（全集卷七，第60页），也正毫无足怪了。

第三，关于美学。他认为，从最低级的文化阶段到“道德的陶冶，是有一个不可渡越的空隙，可是填充了的乃是审美的教养”。照他的用语，“艺术者是大自然通过想像力的化身”。因为艺术要求最高的客观性。宏保耳特的艺术思想，是柏拉图的一种思想，而证之以康德与席勒之说的。他受康德的影响，以为艺术是天才的产物，不过天才是不可解释的现象，一时代的文艺上的天才，只能认为他是独来独往，不可捉摸的，以宏保耳特研究人性之深，对天才竟觉无可措手，这也仍是康德的见地。天才为达到其艺术制作的目的，必须将自发性与接受性，置于和谐之地而后可。艺术家能看到事物之隐藏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在艺术里，须有人类感的表现，同时是人类理想的憧憬的呼声。所以艺术是充分表现出人类的向往的。他说：“在艺术之中，所动人的，并不是只在其努力于统一，完整，却是在代表一种预感，那是在人类尽管有种种不同，种种隔绝而内在的共同的抱有的一种信念，为人类自根本上及归宿上所不可分的。”这种见解有多么透彻，深刻！他专论美的时候，他以为美是感觉与理性在人类一种调和的成功，当然，如席勒所说，美丽的灵魂是一种理想。宏保耳特以为要达到这种理想，人类间的两大类属男子和女子同分其责。这形成了“美的两大根本原则，而由于这两大原则之合一，也就是这一类属要吸收其余，克服其余，才成就了所谓美”（全集卷一，第104页）。在男性美的方面，是自发的，形式的原则；在女性美的方面，是接受的，材料的原则。倘若男子而没有材料的原则，却失其美的所在了，而变成粗野；同样，女子而没有形式的原则，只是接受与材料，也就死气沉沉。美必须是调和的。对于具体的艺术，他以为当分造型与音声的二种。就文字论，他以为散文是造型的，诗却是音声的。在诗之中，仍分这两种，史诗是造型的，客观的，描述一时的现象，抒情诗便是音声的，主观的，发抒固定的情绪。剧诗属于抒情，这便是他的意见。他这种分类法，甚而应用到古典与浪漫之分，他说：“古典的是在直观的光亮之下的，……浪漫的却是在情感的隐约之中。”（全集卷七，第614页）

第四，关于历史。历史家如诗人，都在捉住事物之内在的形式，他们都是真实的记录者，不过历史家限于实际的真实，诗人却可以把真实扩充到诗的世界。历史的探讨，不能只在知识和事实，它却必须是人类精神能力之总杂的传递。像他看言语一样，不是死的，而是精神的，又有着内在的意义的。

论政治，而以为国家的职能在使人为人，论语言，而以为语言是人的精神的副本，论美学，而以为艺术是人的共同憧憬的宣泄，论历史，而以为历史是人的内在的精神进展，所有这一切，都在证明人本主义是他的思想的中心，从个人到人类，是他的思想的过程！

五 结论——宏保耳特之人格

宏保耳特在早年就是一个严整的人。他在思想上偏重精神的，理想的方面，在人格上尤其如此，他是绝不被情欲所束缚的人。在古典主义者中，再没有像他是理想的人格而见之于实践的了。

在他的内心里，是有一种和谐性，理智与感情合而为一。真，美，善，在他也毫无冲突，而适得其平。

他的伦理学，其要义就在完成自己，他说：“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无过于自我之高尚的魄力，与自我之多方面的培养者，这是真正道德之第一律则：完成你自己，别人在其次；你必须把你之为你影响别人。这种格言，我越离开人群，我越体会得。”（在1791年致弗斯特书）这种个人主义，后来固然因为习得艺术美学，参加实际生活而淡些了，然而这是他的一种个性，在他的人格上终有着极尽致极完美的发挥。

他认为“共通的人性”（allgeneinmenschliche）的实现，是只有在个性的形式里（in der form der individuelit?t）。他把他的人格发挥而为主张，他把他的主张，实行于教育。

他重自我教育。在宏保耳特的心目中，普遍的自我教育的理想，不是指无数的知识。在他所谓教育，不只是理智的事。普遍的自我教育者，是人以自我为先，而人类之各方面的进步须表现于他自身是也。

在人本主义者的理想，是有三个目标，便是普遍性、个性与全体性（universalit?t，individualit?t，und totalit?t）。个性到普遍性，须有一种完成的工作，这种完成的工作是美育的，这种完成的工作就叫“全体性”。在我认为，这恰恰相当于中国儒家的思想，普遍性相当于中国的“天命”，个性相当于“仁”，全体性乃是“道”。

在德国的古典主义者，其精神的精华竟与中国的儒家的要义相符，这不是偶然的，最对的东西是不会有分歧的！

在本文写毕，特介绍有关宏保耳特之要籍三种：

r.haym，wilhelm von humboldt

b. gebhardt，wilhelm v.humboldt als staatsmann z b?nde

e. spranger，wilhelm v.humboldt und die reformdes bildungswesens

以为读者作进一步之参考。本文则兼取材于下列各书：

1. w. kinkel，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lv. teil i. abteitung s. 503—516

2. w. scherer，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s. 614—642

3. überweg，geschichiehte der philosophie vierter teil s. 67—73

1935年2月21日写竟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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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保耳特，今译洪堡。——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