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为经本之祖。自汉熹平刻石立于太学鸿都，当时如汉末人注经，罕见徵引。惟《公羊•昭二十五年传》：“既哭以人为 。”何休解诂云： “周埒垣也，所以分别内外卫威仪。今太学辟雍作侧字。”唐徐彦疏云： “今太学辟雍作侧字者，谓何氏所注者是 字。今汉时太学辟雍所读者作侧字，云既哭以人为侧。”阮元校勘记云：“此即东汉熹平立石之《公羊传》也。”按：汉末人经注惟此引一条。何劭公与郑康成、蔡伯喈为同时人，不知郑注《礼》时何以不及。据《后汉书•蔡邕传》：“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据此，知当时太学《石经》，已为人所重视，劭公偶一引用之耳。自后魏正始立《三体石经》，唐开成立《十二经石经》，孟蜀广政立《十三经石经》，宋至和立《二体石经》，高宗南渡立御书《石经》于杭州学宫。此皆元用以前旧本。今惟《开成石经》独存，次则高宗御书各经，十存六七。然《开成石经》一误于乾符之修改，再误于后梁之补刊，三误于北宋之添注，四误于明人之磨勘。及至版本代兴，各相沿误，去古日远，伪体难裁。余尝欲据《唐石经》刊定四误，别为善本，以复古而信今。岁月蹉跎，有志未逮。偶从莫楚生观察处获见缩刻《唐石经》木本，止《易》、《书》、《诗》三经，似是未刻完之本。审其避讳缺笔，当刻于嘉、道间，是固先得我心。惜乎未见全经，即此三经亦流传极鲜也。
今世凡刻书，阙文处用白匡或墨块。白者谓之空白；墨者谓之墨钉，亦谓之墨等，又谓之等字，俗语谓留为等。此墨等、等字，盖谓留此以待补刻也。此其由来甚古，《论语》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集解》包曰： “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按史之阙文，见于《春秋》者，《桓十四年经》“夏五”，《左传》杜预注：“不书月。阙文。”《公羊传》：“夏五者何，无闻焉尔。”何休《解诂》不详。《穀梁传》：“孔子曰：听远音者，闻其疾，而不闻其舒。望远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隐、桓。隐、桓之日远矣，夏五传疑也”范宁《集解》：“孔子在于定、哀之世，而录隐、桓之事，故承 阙文之疑，不书月，皆实录。”
顾其原文下必有空白之处，经孔子修之而始删去。《庄二十四年经》，“郭公”，亦同。盖郭公下阙其名与事。其上文经云“赤归于曹”，《左》无传，《公》、《穀》以“赤归于曹”、“郭公”二句连文。《公羊传》云：“赤归于曹郭公。赤者何，曹无赤者，盖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传》云：“赤盖郭公也。何为名也，礼。诸侯无外归之义，外归，非正也。”
《左传》杜预注：“无传，盖经阙误也。自曹羁以下，《公羊》、《穀梁》之说既不了，又不可通之于《左氏》，故不采用。” 古书有可比例者，如汲冢中《逸周书》、《穆天子传》，其中多方 白匡，皆阙文也。前人往往不识。
《大戴礼》武王践祚：“机之铭，阙皇皇惟敬□生■□戕□。”卢辨注：“■，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詈 也。”□戕□，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 以言语为戒也。”此由不识□为阙文，而注以为口字。然文义犹可通也。若明人钟惺、谭友夏《古诗归》，则强词尤为可笑。谭 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按：文只三□，钟、谭所见之本，为“皇皇生敬□□生■”。钟云：“读口戕口三字，竦然骨惊。”
此真强作解人，而不顾其立说之穿凿矣。墨块之本，则自南宋时已有之。如陈道人书棚刻唐人集，若李建勋《李中丞集》，鱼玄机《女郎诗》，麻沙坊刻《纂图互注四子》，其中墨等颇多。而尤以《庄子》为甚。又如元大德中所刻《白虎通论》、《风俗通义》二书亦然。大德本出于宋嘉定十三年夔府刻本，一切皆 仍宋旧，即万历十年胡维新《两京遗编》。又重雕元本，虽版式略小，而行字墨块处正同。是可见墨块之存留，自有刻本以来即有此例。
然余因此悟用白匡者必出古书钞本，而刻本因之。用墨块者则出宋时刻本，在校者犹有访求善本待补之意，非若白匡之已成阙文，无从校补也。昔尝疑《礼记•投壶》以○□记鼓节，其○□处，必有文字以分薛鼓、鲁鼓之不同。亦如宋刻姜白石词，旁注工尺之例，久而阙佚，故以○□记之。在郑氏作注时，既不得别本以资校雠，于是释为圜者击鼙，方者击鼓。孔疏依注敷衍云： “以鼓节有圜点，有方点，故以圜者击鼙，方者击鼓。若频有圜点，则频击鼙声，每一圜点，则一击鼙声。若频有方点，则频击鼓声也。”果如所言，则经文何不直截了当言之曰，某时连击，某时一击，而必为此烦琐难记之○□，使人临击鼓时，按圜索谱，如射覆藏钩之儿戏乎？是知○□必有文字，不得如注疏所云，令人索解不得也。
日本松崎鹤雄书来问版本之事云：“书版有双线、单线、白口、黑口、鱼尾、耳子等名，往往见于藏书家书目及诸家题跋文中。不详其义，亦不知其在版中何处。”乞余答复。余向撰《书林清话》，以为此等处无关要义，故亦略之。今松崎鹤雄越国修 问请益，不敢以其琐屑置而不言，因为书复之。略云：书边四围之阑为线，版中上下处为口，版心有■形为鱼尾，边阑上有小匡附着两旁者为耳子。线有双、有单，黑口有大、有小。何谓双线，如四围边阑内重出一细线纹者，是谓双线。若仅有边阑而无内线者，是谓单线。 黑口大小者，版心上下刻一直线，上在鱼尾上，下在鱼尾下，粗者填满版心，是谓大黑口。小者刻一微线，是谓小黑口。盖所以表识版之中心，以便折叠时有准绳也，无此线者，则为白口。鱼尾之黑口亦因之，亦偶有两歧者。大抵双线白口多宋版，单线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间书多从宋本翻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贵不亚宋、元，盖以此也。大抵此类版心，书名只摘一字，下刻数目。
其白口、小黑口空处上记本叶字数，下记匠人姓名，不全刻书名也。全刻书名在万历以后，至我国初犹然。鱼尾有双、有单，双者上下同，单者上刻一鱼尾，下则只刻一横线纹。亦有版心全系黑口者，则鱼尾以外皆粗黑线，如元张伯颜本《文选》及明刻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之类。此则匠人以意为之，不为定式也。耳子以识书之篇名，始宋岳珂之刻《九经三传》，今武英殿之仿刻《五经》本，其式犹存，他书则罕见。若释藏之所刻支那本，则每半叶一方围，中无版心、直线，鱼口等。明时浙中径山寺、云栖寺所刻诸释经、释典为多，初不知其何所依仿。至乾、嘉时，金农刻己作《冬心先生集》，陈鸿寿刻己作《种榆仙馆集》，用竹筒式作直线阑，此则不古不今，类于向壁虚造，镂刻虽精，然吾无取焉尔。
明人刻书，有不见于藏书家志、目、题跋者，如刘氏安政堂所刻书。余撰《清话》以弘治甲子刻《针灸资生经》七卷为其所刻最早者矣，后见湘阴郭氏养知书屋藏有《四明先生续资治通鉴节要》二十卷，题“宣德己酉京兆安政堂刘氏校刊”一行，则前乎此七十五年，盖亦书林世业也。独山莫楚生观察藏有《淮南高诱注》二十一卷，题“正德己卯刘氏安政堂刻本”； 余从子启藩藏有《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题“正德庚辰刘氏安政堂刻本”；余所藏《新刊河间刘守真伤寒直格论方》三卷、《后集》一卷、《别集》一卷，题“嘉靖壬辰仲秋七月刘氏安政堂刊”。此并向所希见者。又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载有《孔丛子》七卷，注“安政堂刻本”；莫友芝《知见传本书目》，宋林亦之《辋山集》，下注“嘉靖安政堂刻本”。则此外所刻， 为前人所未著录，吾辈所未目睹者，不知尚有若干种。明时距今五六百年，见闻不周已如此，况远而上溯宋元耶。
刘洪慎独斋刻书极夥，其版本校勘之精，亦颇为藏书家所 贵重。余藏有《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卷一末有牌记，云：“皇 明正德戊寅慎独斋刊”。
此向来藏书家所未及者。按洪于是年刻有《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已载前撰《清话》。此二书皆卷帙极多者，均于一年之中刻成。可谓勇于从事矣。字体劲秀，行格紧密。二书 亦正相类。
嘉禾项笃寿万卷堂刻书精美，惜乎所刻甚少。前《清话》所列仅《郑端简奏议》十四卷、《东观馀论》三卷，如是而已。嘉靖丙寅刻有《廿四史论赞》八十卷，总目后有楷书长方牌记， 云“嘉禾项氏万卷堂梓”，《史记》目后有“嘉禾项氏刊于万卷堂”一行。其书亦人所罕知者。
明洪楩清平山堂刻有宋洪迈《夷坚志》，江阴缪氏艺风堂旧 藏其书，在归安陆心源十万卷楼刻本之外，世以为罕见矣。从子启崟有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八十一卷，为嘉靖乙巳刻本，此亦罕见著录者。
明藩芝城蓝印活字本《墨子》十五卷，为嘉靖壬于摆印者。嘉庆中藏吴门黄荛圃主事丕烈士礼居，载《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记云：“续得嘉靖癸丑岁春二月吴兴陆稳叙刻本，与此差后一年。叙中有‘前年居京师，幸于友人家觅内府本读之’之语。又云： ‘别驾唐公视郡，暇访余于山堂，得《墨子》原本，将归而梓之。’是又一本矣。今取唐本以勘陆本，殊有不合。知陆所云唐得《墨子》原本者，非陆本也。惟陆本无叙，唐本有陆之叙，后人遂疑唐本出自陆本。其实陆先刻一年，唐后刻一年，实不侔耳。”余按：黄说误也。陆本即唐本，唐刻而陆叙之。唐自有跋，题“嘉靖甲寅”，盖刻成后始作跋耳。其有不合者，殆先后校改之故。芝城本虽在嘉靖壬子，似亦出于唐本。缘唐本刻在壬子，书初印出，芝城既据以摆印，故其文多与陆叙本合，必未经校改者。是书刻于壬子，至癸丑春，陆为作叙；至甲寅，唐自作跋。三本实二本也。余藏此本，前多江藩白贲衲一叙。叙称：“南昌宪伯贞山唐公以所刻《墨》集送予男多炘，多炘持示予。读大司马中丞北川陆公前序，暨公所为序，乃知所以为墨者，及所以读《墨子》者。”据此，可证唐陆非二本，特黄氏所见或无江藩叙者，故不能详也。《墨子》无宋本，故明刻为上。蓝印活字本，士礼居散出，归聊城杨致堂河帅以增海源阁。公孙凤阿舍人保彝携至京师，为潘文勤祖荫借去。文勤薨于位，书遂不复还。世间亦未见第二本矣。
刻《旧唐书》之闻人诠，尚刻有《三礼注疏》。余于沪肆得 《仪礼注疏》，每卷首题“直隶学政监察御史馀姚闻人诠校正，直隶常州府知府遂昌应槚刊行”，盖当时常州刻本也。闻人诠刻《旧唐书》，世称善本，亦无第二刻本，故为藏书家所珍贵。实则讹夺之甚，先祖石君公讳树廉曾假钱遵王曾述古堂藏至乐堂旧钞宋本，以校闻人诠本，逐叶异同不少。今此校本藏余从子启崟处。先祖手跋者再，逐卷有硃记月日。以此例推，《三礼注疏》亦未必有过于南北两监本处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十二作闻人铨，云：“铨，字邦正，馀姚人。嘉靖丙戌进士，除宝应知县，擢山西道御史，巡视两关，历湖广按察副使。”又云： “邦正著录阳明之门，撰《饮射图解》，又雕刘昫《旧唐书》行世。津津好古，不易得也。”明凌迪知《万姓统谱》：“闻人姓多馀姚人。”亦有“闻人诠，馀姚人”，而云弘治进士则误也。
毛晋家世及其行实，余《书话》考之详矣。其子五人，襄、褒、袞、表、扆。扆，字斧季，为陆敕先贻典婿，藏书家多知之。其馀四人，余尝求其遗事，绝不可得。近日昆山赵君学南以所刻《峭帆楼丛书》见贻，中有陈瑚《从游集》二卷，其下卷采褒、袞、表三人诗。姓名下各系事略云：“毛褒，字华伯，
常熟人。华伯天性醇谨，所居宅西南有古墓当道，青鸟家以为来龙处，说华伯夷之，华伯笑不应，加封植焉。弟补仲，早夭。今次子为其后，视孀妇有加礼，人皆以为难。家居遵司马仪，巫祝尼媪无敢造其室者。其为诗多入隐湖社刻中，予选而梓之。近有《西爽斋唱和集》，人酬一首，尤多警句，予特备录于篇。袞，字补仲，昆湖子晋先生之仲子也。子晋以能诗好古，藏书镂版，名满天下。子四人，克世其家，而补仲尤异敏，不幸羸疾以夭。知与不知，无不惜之。补仲之为举子业也，铲削陈言，刻濯新异，务为幽深曲折纵横自喜之论。世俗钞撮腐烂之习，一切非其所屑。每三六九日课业宝晋斋，同学毕至，补仲辄诙谐啁笑，目中虚无人。或竟日不肯下一字，至篝灯促膝，则落纸如飞，洋洋洒洒，自成一家机轴，虽殚精竭思，无以过也。喜法书名画，精于赏鉴，有可其意，不惜橐中金购之。又极爱整洁，地洒扫无纤尘，笔床茶具必方列，明窗净几，命童子日揩摩数四，始就坐。入其室者不敢涕唾，比于倪迂清閟阁云。生平无娈童侍女之好，有嫠妇窃窥，叹其美丰仪，疾避之。尝一夕宿于外，或问之，曰：内有乳媪，吾以谨嫌也。读书能究心其奥质难晓者，病少间，与予同论六书文字之学，颇见原委。又与瞿有仲极言天文左旋右旋中历西历之辨，必求胜后已。盖补仲志好高，不肯居人后，使天予之年，进未可量。学未成而化为异物，是以深为可惜。卒前一日，予执其手而与之诀，怡然曰：‘某无恙也。’语不及身后事，对妻女无苦怜之色。呜乎！可哀也已。予是以图其像，复刻其诗而传之。表，字奏叔。
管子曰：‘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少而习焉，长而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则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诚哉是言也。汲古主人镂书万卷，前人诗集当十之四五。其叔子奏叔，方攻进士业，不暇以诗名。而兴会感触，辄有佳句惊人，出乎意想之外。岂非所谓不劳而能者乎？忆其初见予，年十二，静秀娟好，如翠竹碧梧，光映左右。当是时即知为称其家儿。今易闰矣，吾年渐老，白首无闻。而奏叔学日益进，与梅仙、禹思、窦伯辈淬砺名行，交相有成。取柳诗尔室二字颜其斋。读予《大小学日程》而笃信之，曰：‘此作诗之基也。’即更其名为《圣学入门书》，授之剞劂，以公同志。其勇于好善又与人为善如此。年虽少，倜傥多能，治家斩斩，早见头角，举而措之，可以卜其用焉。”按：陈瑚，字言夏，号确庵，太仓人。有《确庵集》，曾为子晋作传。《从游集》皆选其及门弟子诗。褒、袞、表皆从受业者也。梅仙姓钱，名嘏，太仓人。禹思姓张，名遡颜，常熟人。窦伯姓冯，名武，常熟人。《从游集》中皆采其诗。毛晋五子，长名襄，此以褒为伯，袞为仲，
表为叔，而扆则字斧季。盖襄早卒，以次递升。襄无字，殆年未及冠而即夭欤。
汲古阁刻《四唐人集》，流传绝少。顾湘撰《汲古阁刻版考》云：“《四唐人集》内，惟《唐英歌诗》一种，最为善本。即如席氏《百家诗》内亦刻，而空白多至二三百字，令人不可读。 汲古此本，真秘宝也。”又云：“《四唐人集》版，相传毛子晋有 一孙，嗜茗。得洞庭碧萝春，患无美薪，顾《四唐人集》版曰：
‘以此作薪，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据顾氏云云，其流传之少，盖版早毁也。余从子启藩藏有汲古此本，取校席 刻本，缺不及百字。顾氏云二三百字，殆未细校耳。《全唐诗》 于所缺者一一臆补，以汲古本校之，无一合者。当时编校诸臣 谬妄极矣。汲古本余令启藩兄弟影印三百部，以广流传，今而 后可得吴诗真面矣。
前载毛氏刻版，有题“绿君亭”者，为《二家宫词》、《三家宫词》、《洛阳伽蓝记》等书。余未知“绿君亭”之名是否为毛氏题署。近得《陶靖节集》章次本，一诗、二赋、三辞、四记、五传、六赞、七述、八疏、九祭文、十四八目，前有总评、章评，后有参疑。集名下第二行题“明东吴毛晋子晋重订”，未有“天启乙丑孟秋七月东吴毛晋子晋识”，其版式与所刻宫词一 例。然后知“绿君亭”即毛氏署名，非他氏也。汲古阁又刻有 影宋大宇本《陶渊明集》，相传为东坡手书者，后有毛扆跋，雕刻极精。后来何氏笃庆堂、章氏式训堂、县人胡蓟门锡燕手书模刻者，皆从之出。未见宋版原书也。
《初学记》以明安氏桂坡馆刻大字为最善。同时又以活字摆印，书之大小与刻本同，此本流传极罕。余前撰《清话》，考 安国世家，据安绍杰辑《安我素希范年谱》云：“安国铸活字铜版，印《颜鲁公集》、徐坚《初学记》等书。”余以为《初学记》无活字本，谓《年谱》所述不明晰。后从子启藩得一本，即安氏活字版印者，乃知书本未经目睹，不可臆断如此。又《太平御览》有明人黄正色序者，序略云：“吾锡士大夫有好文者，因闽省梓人用活字校刊。始事于隆庆二年，至五年才印其十之一二。闽人散去，于是浙人倪炳伯文居业于锡，毅然谋于郡邑二三大夫士，协力鸠工，锓诸梨枣，三阅寒暑。先是孙国子虞允一元力任雠校，忽于隆庆六年捐馆，弗克终事。苦于舛讹，同年薛宪副应奎仲子庠生名逢者，出所藏本，俾倪氏缮写付刻。余既嘉仲子能成人之美，且喜是书得以版行，为天下公器。”据此，则当时活字本未成，而得倪氏校刻行世。余藏此本，前有万历黄正色此序，又有“万历甲戌小春吉旦苏熟后学周堂谨识”。甲戌，万历二年也。又藏一活字印本，周堂识后末有字二行，其一行云“闽中饶世仁、游廷桂整摆”，其二行云“锡山赵秉义刘冠印行”。其周堂识云：“是集从闽贾饶世仁等购得其半，半在锡邑郡伯顾肖岩、太学秦虹川家。二公，博雅君子也。请于先君，欲合而梓之。先君曰：‘余志也。’遂躬校阅。未几，而先君作古矣。不肖堂惧先志之未酬，丐诸名硕，考订厘缉，遂成完书。”又云：“今所得活版仅百馀部，与顾、秦二氏分有之。倘好事者藉稿于兹，更加精校，锓为不刊之典，是所愿也。”此本目录卷一、卷四一叶，版心有“宋版校正，闽游氏仝铜省字。板活字印一百馀部”，凡十六小字。卷第一，一叶，版心字同。第十一卷，版心小字云“宋板校正，饶氏仝板活字印行壹百馀部”。余在沪市，见一活字印残本，第一本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刊”，凡十字，作两行。版心鱼尾下有小字云“宋板校正，闽游氏仝板活字印一百馀部”。
校余藏本，目录后无牌记，殆为一本，于摆印时牌记或印或不印，未注重也。
明刻本即据活字印者为底本，故周堂识刻本、活字印本均载之。因此知活字印本为全书，黄云“才印其十之二三”，不确也。近日沪市又出明活字印本《唐人小集》五十家，余见数家，字画缺蚀不齐整，与华氏会通馆活字印本《容斋随笔》、《锦万花谷》相似。藏者故昂其值，争为宋本。以余所知，将及百家，不止五十也。明时活字印书如此广远，而皆在无锡一邑。至今三百馀年，无锡犹盛行活字印本，此如常熟数百年多藏书家，皆乡先达流风馀泽，有以兴起之也。
书版辨宋、元，辨行、字，几乎无义不尽矣。然其版片之大小，书体字之方圆肥瘦，不可得而知也。宜都杨惺吾教授守敬乃有《留真谱》之作，所谓“留真”者，于宋、元旧本书摹刻一二叶，或序跋，或正卷，藉以留原本之真。虽鉴别未精，而其例则甚善。缪艺风先生亦有续刻，未竟，已归道山。
然“留真”二字，名义殊为通泛。如金石碑版一切古物，无不可以留真，似非书所专有。或有以为书影者，差为名实相副，然犹类于法帖之响拓也。近日瞿良士举家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本书，步杨、缪之后，每书印影数叶，颇为壮观。而其名则缘《留真谱》之旧，因商之于余，余以为“留真”之称不善，应易名为“书范”，即本蜀铜书范之义也。蜀铜书范事无确据，余前撰《清话》已辨之。顾“书范”之名则雅而切，较“留真谱”、“书影”为有依据。惜乎余建此议，瞿氏书已印成，不能改也。往年内阁中藏书并归京师图书馆，其残叶为书估所得，好事者每收买之，积成巨册。傅沅叔所获尤多，中多藏书家自来未著录之版本。余怂恿沅叔摹印传之，是亦足供好古书者一 脔之尝也已。
明遗老龚半千贤，画名甚重，其一幅之直，贵者百金。日本人尤珍贵之，往往一幅值数百圆番饼银价。过于文、沈多矣。曩读周亮工《读画录》云：半千酷嗜中晚唐诗，搜罗百馀家，中多人未见本。曾刻廿家于广陵，惜乎无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古人慧命所系，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半千所刻唐诗，向 未见藏书家目载。余从故家获一部，钉十四册，不分卷。中唐张籍、孟郊、贾岛、张祜、李郢、张继、韩翊、于鹄、朱庆馀、 鲍溶、秦系、张南史、李嘉祐、熊孺登、朱放、欧阳袞、欧阳澥、欧阳玼、江为、窦叔向、窦常、窦牟、窦群、畅略、窦巩、陈通方、许稷、欧阳詹、朱长文、朱湾、周匡物、陈诩、潘存实、陈去疾、邵楚苌、吉中孚、张夫人，凡三十七家；晚唐李洞、汪遵、于、方干、赵嘏、曹唐、周朴、徐寅、许琳、王贞白、项斯、许棠、温庭筠、裴说、李咸用、杨衡、黄滔、马戴、翁承赞、朱景玄，凡二十家。《杨衡集》有贤跋云：“衡诗出，是余《中晚唐诗纪》中之第七十二家。”据跋，则已刻成七十二家。而此仅中晚五十七家，较周所云为多，而较跋所称尚少十五家。不知余所获为未全本耶？抑刻成散失耶？其中有一首为一家，数首为一家，十馀首为一家者，似是足数而成。然其网罗散佚，表章古人之心，在《全唐诗》未出以前，其有功于唐贤巨矣。此本殊罕见，其版本行字颇精。余所藏究不知残缺否耶。
乾嘉以来，黄荛圃、孙伯渊、顾涧■、张古馀、汪阆源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书，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逮来学 之盛心，千载以下，不可得而磨灭也。然古书形式易得，气韵难具，诸家刻意求工，所谓精美有馀，古拙终有不及。
由于书法一朝有一朝之风气，刻匠一时有一时之习尚，譬 之于文扬雄之拟经，于诗束皙之补亡，貌非不似，神则离矣。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印流传。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惟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为巨观。江阴缪艺风荃孙、华阳王息尘秉恩两先生，怂恿张菊生同年元济以商务印书馆别舍涵芬楼，征集海内藏书家之四部旧本书，
择其要者为《四部丛刊》，即以石印法印之。缪、王二人皆南皮张文襄门下士，初拟按文襄《书目答问》所列诸本付印。询之于余，余力言其非，以为文襄《书目》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按目购置。今惟取世不经见之宋元精本缩印小册，而以原书大小尺寸载明书首。庶剞劂所不能尽施，版片所不能划一者，一举而两得之。菊生以为善也。其时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版书，甲于南北，主人瞿良士启甲，风雅乐善，得余介绍，慨然尽出所藏，借之影印。京师图书馆之书，则因傅沅叔同年之力，得以相假。江南图书馆所藏，则光绪末年丰润忠愍端方总督两江时购自仁和丁氏八千卷楼者，其中亦多宋元旧本，商之齐镇岩抚部耀琳，饬司馆书者悉选其精善完整之本，在馆印出。余又从日本白岩子云龙平向其国岩崎氏静嘉堂假得宋本《说文解字》，为孙氏平津馆仿宋刻所自出者，此吾国第一孤本，为归安陆氏皕宋楼售出。今幸珠还，不可谓非快事也。同时，嘉兴沈子培方伯同年曾植、江宁邓正盦编修邦述、独山莫楚生观察棠、新建夏剑丞观察敬观，皆与其事。展转商定，自戊午创议，迄壬戌告成。为书二千馀册，为卷一万有奇，萃历朝书库之精英，为古今罕有之巨帙。《永乐大典》分韵出于支离，《图书集成》搜辑无此精要。书成，艺风久归道山，不及见矣。今以余撰《例言》录存于此，以纪书林一重公案云。
昔曹石仓学佺有言：释道二家，汇刻经典累数万卷，名为藏经。至于儒家，独付阙如，诚为恨事。张文襄之洞劝人随举《书目答问》中一类，刊成丛书，以便学者。二公锐意及此，迄未有成。鄙见以为昌明国学，端赖流布古书。涵芬楼广收善本，海内贤达，勉以流通，不吝借瓻之助，冀成集腋之功。故不辞力小任重之讥，毅然图始，区区之意，学者谅之。汇刻群书，先宜决择。是编衡量古今，斟酌去取，几经详审，始得成书。盖于存古之中，兼寓读书之法。不仅如顾千里所云，丛书之意在网罗散佚而已。
明世汇刻，如祁承■淡生堂《馀苑》、吴琯《古今逸史》，莫不标异名称，强分种类，如经馀、史馀、合志、分志等目。终非簿录之恒言，难作刊书典要。今依张海鹏《墨海金壶》、钱熙祚《守山阁丛书》之列，以经、史、子、集为纲领。其次第则依《四库全书》。四库分类，时有失当，兹不复有所出入，从人人习见也。
左圭《百川学海》，别分卷帙，毛晋《津逮秘书》，强立集名，颇涉于纷歧。难于检阅。夫汇刻群书，述而不作。分卷分集，殊无义例，今所不取。
古书纪载行字，滥觞于明季，孙从添《藏书纪要》亦郑重言之。其后黄丕烈、孙星衍、顾广圻诸人，尤■■于此致辨。近日杨守敬取宋、元、明版及古钞本书，每种刻二三叶为《留真谱》，可以知墨版之沿革，椠法之良窳，例至善也。是编窃师其意，悉从原书影印。一存虎贲中郎之意，一免鲁鱼三写之讹，即影印缩小，取便巾箱，必将原版大小宽狭，准工部尺，详载卷首，以存古书真面。近代影刻旧本，如黄丕烈士礼居重刻明 嘉靖徐刻《周礼》，改小原书，黎庶昌《古佚丛书》，摹刻《杜工部草堂诗笺》，移动行款，兹编幸无此弊，识者鉴之。
兹编于宋、元、明初旧刻书，有名家影写本，有名人手校本。其有益本书，实非浅鲜，今悉附卷后为校勘记。或有殊墨两笔校者，则用套版印法，偶录一二部，以存其真。四部之书，浩如烟海，兹编止择其急要者登之。经部汉、宋学派分途，宋有《通志堂经解》、《经苑》，清有《皇清经解》及《皇清经解续编》等书，久已家藏户遍，兹恐挂一漏万，概不泛收。史则正史、编年、地理外，取别杂传载之最古者。子则九流十家，取其古雅而非出伪托者。诗文集则取其已成宗派者。如汉、魏、六朝，初唐四杰，李、杜、韩、柳、元、白、温、李、皮、陆，宋之欧、梅、苏、黄、王、曾、朱、陆、陈、叶、范、陆、真、魏，金之遗山，元之虞、杨、范、揭，明之宋、刘、阳明、归、 唐。或诗或文或理学，支分派别，门户高张。今但取其初祖二三家，以概馀子。至明之五子、十子、前后七子，大都声气标榜，名实乖违，收不胜收，悉从割爱。
算学、兵书、医经，在古人为专门之学，在今日有专科之书。作者层出不穷，后来或更居上。今但取其初祖数种著录，以为学者道源星宿之资，亦兼取其文辞典奥瑰奇者，足以沾溉学林。采录虽简，引伸无穷，虽非窥豹全斑，要可尝鼎一脔。非漏略也。
史部中之《通典》、《通志》、《通考》，类书中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集部中之《全唐文》、《全唐诗》，皆以卷帙繁重，自宜别印单行，兹编概不阑入。
史部《艺文》、《经籍》诸志，以及古今官私书目，所以辨章古今之学术，藉考典籍之存亡。他日拟汇集诸家藏书记、目、题、跋之属，别为一编印行。故兹于书目不录一部。金石一类， 亦同此意。
古书非注不明，然如裴松之之注《三国志》、李善之注《文选》，古今能有几家。兹编所录各部，如非宋、元以前旧注，凡近人注本，概不轻用。
宋元旧刻，尽美尽美，但阅世既久，非印本模胡，即短卷缺叶，在收藏家固不以为疵颣，而以之影印，则于读者殊不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远，所刻古书，尽多善本，昔顾亭林已甚重之。况今更阅三四百年，宜求书者珍如拱璧矣。兹之所采，多取明人覆刻宋本。喜其字迹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引用有所依据。非有宋、元本不贵，贵此明刻本也。
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兹编所采用者，皆再三考证，择善而从。如明徐氏仿宋刻本《三礼》，明人翻宋岳珂《九经》中《三礼》，徐刻《周礼》不如岳本之精，岳刻《仪礼》不如徐本之善，皆非逐一细校，不能定其是非。其他北宋本失传之书，赖有元、明人翻本，转出南宋本之上者。若仅以时代先后论，则不免于盲人道黑白矣。兹编于此类颇有鉴衡，非泛泛侈言存古也。
书无论刻本、钞本。虽大体完善，短叶缺文每不能免。今兹所采，多系旧本，影印之际不加参订，则“郭公”、“夏五”，千载滋疑，学者读之，不无遗憾。故影印一书，必罗致数本，此残彼足，互借补全。若数本俱缺，无可取证者，则传信传疑，未敢妄作。尚希读者鉴及微忱。明祁承■《藏书约论•鉴书》云：“垂于古而不可续于今者，经也；繁于前代而不及于前代者，史也；日亡而日佚者，子也；日广而日益者，集也。”
谅哉言乎！兹编所录，集部较多。初本断自朱明，不涉近代。继思有清一朝文学，实后进之津梁。张文襄有言，读书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即以国朝著述名家为师。兹之采及近人，亦犹文襄意也。
引取诸本，出于借印者。谨援汉人刻名碑阴之例，著藏者 姓氏于目下及本书之首，以不没诸君嘉惠之美意焉。
以上《例言》，余所撰定。后涵芬楼以活字印行，微有增改。南北藏书家善本书，此次已搜罗殆遍。惟聊城杨氏海源阁所藏宋本《四经》、《四史》为最著名之书，当日杨致堂河帅以增得之，以“四经四史”名其斋，可知其珍袭之甚。公子协卿太史绍和，公孙凤阿舍人保彝，今皆物故，家藏书籍，闭庋阁中， 久无人过问，故此编所采四部善本，独不及杨氏之藏。又日本 各图书馆所藏善本尤多，以影印之费不赀，故不能多借。彼国 《支那学报》载有神田喜一郎、武内彦雄二君评论，所举彼国 旧本及指摘目载之本不善者，甚中窾窍。余亦屡与菊生商之，劝其不惜巨赀，以成完美。而主者吝惜印费，迁就成书。又其中有循人请托而采印者，如《孔丛子》、《皮子文薮》之类，皆明刻中下乘。徒以藏者欲附庸风雅，思藉此以彰其姓名。且挟成见，先尽涵芬楼所藏，虽有善者，不愿借印。故此书售出至一千五百部之多，而实非余满志踌躇之事。今录日本神田、武内评论此书者附著于后，亦足见彼国人之深于汉学，在吾国今日殊罕见也。
论《四部丛刊》之选择底本《支那学》一卷四号神田喜一郎《四部丛刊》之刊行，实为有裨学界之壮举。吾辈学生，无不同感此福音。今读其预定书目，大旨合于出版之主旨，四部中重要书籍，已网罗俱尽。 其选择底本，亦尚为适当。虽然，论吾辈得陇望蜀之愿，则如此巨构，于底本之选择，尤宜格外注意。如《群书治要》 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显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州藩刊本，注意似犹未周。《弘明集》、《广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之用明径山寺本，稍稍近似。实则当用高丽藏本。《世说新语》用明嘉趣堂本，亦未为美善，是应用日本图书馆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杨诚斋集》为缪氏艺风堂影宋写本，想由日本图书馆所有之宋端平本刊本影写而来，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为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为非宜，想因有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孙巨源原本之九卷为佳。又未确定之底本中，如《春秋经传集解》之拟用翻宋本，实不及日本图书馆宋嘉定丙子闻人模刊本。《大唐西域记》拟用明刊本，不及日本京都文科大学丛书本。《荀子》拟用明世德堂本，不知何因，与其用此，宁用《古逸丛书》之宋台州本。《范德机诗集》拟用明刊本，则用日本延文辛丑刊本为较佳。以上云云，因见预定书目，思想偶及，聊复饶舌。幸此书尚须经一两年始成，窃愿于此等处慎思熟审，俾成一完美之大丛书。吾辈认此书为中国最有价值之空前巨著以介绍于读者，并略述区区之愿望，盼其克底于成也。
说《四部丛刊》《支那学》一卷四号武内义雄自清末传石印法，中国出版界遂开一新纪元。当时多密行细字之书，只便考试携带，不甚翻印善本。
清亡，科举全废，编译新著，都用活版印行。至近年石印始盛，各书肆出石印书甚夥，翻印旧书之风亦渐盛。于是一时不易得之书，亦得取求如志。而商务印书馆所印之《四部丛刊》，尤有价值。
《四部丛刊》实为中国空前之一大丛书，全部册数有二千馀册之多，非以前丛书可比。即其选择之标举，亦与向来丛书全然不同。所收之本，悉为吾辈一日不可缺之物，如经部收《十三经》单注本及《大戴礼》、《韩诗外传》、《说文》等，史部收《二十四史》、《通鉴》、《国语》、《国策》。
而如同一普通之丛书，如《通志堂经解》、《经苑》、正续《皇清经解》、《九通》、《全唐文》、《全唐诗》等，则一切不采。尤可注意者，选择原本，极为精细。于宋、元、明初之旧刻，或名家手校本中，务取本文之尤正确者。并即其原状影印，丝毫不加移易。故原书之面目依然，而误字除原本外，决无增加之虑。
逊清考证家精究版本，由是靡然从风。宋、元本无论矣，即麻沙本及精本之残卷零叶，靡不宝贵。《四部丛刊》之印，不效普通收藏家之所为，但以时代之先后为尚，以为翻北宋本之明本，优于南宋或元椠本。同一明版，以徐刻之仿宋《三礼》与明翻之宋岳珂《九经》比较，以为《周礼》岳本胜徐本，《仪礼》徐本胜岳本，各自择善而从。此其可喜者也。
旧本之翻刻，如有名之《士礼居丛书》、《古逸丛书》，时有改小原版，移动行款之嫌。《四部丛刊》则必影照原本，泯鲁鱼之弊。名人校勘有裨本书者，悉附卷末。校勘用硃墨两笔者， 亦分刷两次，以存其真。惟以规为一定分寸之故，间将原本略为缩小。亦必详记原版之宽狭大小于卷首，务不失其典型，此亦是书之胜处。至其甄采之材料，则以商务印书馆年内搜集珍秘之涵芬楼藏本为主，徐则自江南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安傅氏双鉴楼、乌程刘氏嘉业堂、江阴缪氏艺风堂、无锡孙氏小绿天、长沙叶氏观古堂、乌程蒋氏密韵楼、南陵徐氏积学轩、上元邓氏群碧楼、平湖葛氏传朴堂、闽县李氏观槿斋、海盐张氏涉园、嘉兴沈氏、德化李氏、杭州叶氏等，名家秘笈，选择采录。
清藏书家以吴县黄丕烈为第一。黄氏之书，后移于汪士钟之艺芸精舍。
汪没，归常熟瞿子雍、聊城杨绍和。晚近则陆心源之皕宋楼、丁丙之八千卷楼，两家藏书，称与瞿、杨相颉颃。《四部丛刊》中收采尤多之江南图书馆藏书，即八千卷楼之物。而铁琴铜剑楼亦多精本。故瞿、丁两家之尤者，大多网罗其中。惟杨氏之书则一不入选，陆氏旧本惟拟翻印一种，斯为憾事。
闻杨氏主人耽阿芙蓉，颇斥卖家珍，充其嗜欲，其母严扃，不令与人接。陆氏书售诸吾国岩崎氏殆尽，因是不得，理或然欤。是则得瞿、丁两家之影本，亦不可谓非幸福。而况艺风堂、观古堂之书，傅增湘、刘承幹有名之秘本，均得藉此书以见之，尤为无上之眼福也。
按如上神田喜一郎所评论，实切中采用之失，固无所用其辨白矣。然此编所得前人未见之本，经部中如宋大字《孟子赵岐注》十四卷，康熙时藏梁蕉林相国清标家，后入大内，此次由师傅陈伯潜太保宝琛领出照印。其注中未删去章指者，乾隆中曲阜孔氏微波榭所刻，仅从钞本传得，未见原本也。
《周易王弼韩康伯注》九卷、《略例》一卷，为宋十行不附释文本，亦阮文达刻《十三经注疏》作《校勘记》时所未见。史部中如宋大字本《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与世行道光初元洪氏仿宋本迥然不同。子部中如宋本 《易林》十六卷，有宋人注者，为钱谦益绛云楼火后别存之本。自陆贻典从钱氏校得，后归黄氏士礼居刊入丛书。其中异文，与明以来刻本大有异同。然自陆氏未将旧注钞出，已失宋本之旧。今得之京师图书馆，图书馆乃从内阁清理旧藏书所得，世间仅此孤本矣。集部中如唐《沈下贤集》十二卷，为明翻宋九行十八字本，本附宋吴兴《三沈集》后。此虽明翻宋刻，无异第二宋本也。《白氏文集》七十一卷，为日本元和戊午那波道圆活字印本，是犹存庐山本之旧。《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为南宋陈道人书棚本，士礼居旧藏，《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者，卷数与此同。世行汲古阁《八唐人集》之《李文山集》只三卷，此真有霄壤之别矣。
元黄溍《文献集》，元时初刻本二十五卷，陆氏皕宋楼所藏，后售之日本。钱唐丁氏八千卷楼钞有副本，视四库著录之明刻十卷本为多。丁书归江南图书馆，今得印出，世间又多一副本矣。若小学中《说文解字》，汲古阁本行之百馀年，至嘉庆中孙氏平津馆仿宋小字刻本出，学者乃恍然悟汲古阁本之非。原本为青浦王兰泉司寇昶旧藏，金坛段懋堂大令玉裁借得之，并借周香岩锡瓒所藏宋本互校汲古阁本，撰《汲古阁说文订》一卷。平津馆本乃影写王兰泉本付刊，其原本后归皕宋楼，陆氏子售 之日本岩崎氏。今从之借印，并照原式印入《续古逸丛书》，真不下真迹一等也。《说文解字系传》，为钱曾述古堂影钞宋本， 乃寿阳祁氏刻本之祖，《读书敏求记》所诩为惊人秘笈者也。祁本经校者臆改，余向所不取，以世间无有第二精本，故风行一时。
钱氏钞本本藏上海郁泰峰宜稼堂，揭阳丁禹生中丞日昌以 贱值得之，归其藏书处持静斋。后人不能守，流入沪市，为湖州张某所得。张固菊生同乡，吝不允借，后以他书交易借之，遂得印出。钞手不谙篆文，颇有笔误。然是书不重在篆而重在注，此本不出，无由证祁本注文之误。盖大小徐《说文》二本，毛氏、祁氏有表章之功，而亦有校改之失。今二本祖本皆印出，可谓无毫发遗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