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人过生发财，穷人过生花钱。阔人过生，固然是恭喜的事，穷人过生，则甚烦恼。请客么？没有钱。不请客么？客来了，面子不好看。逃避么？逃到哪里？阔人的过生，则不然了。他们请客，固然也要花钱，但是他们所得的贺礼，比之他们请客所花的金钱，其价值往往大过十倍或数千倍。我们只看蔡京的生辰，单单其女婿梁世杰所送的贺礼，已有十万贯，便可知道阔人喜欢过生的理由了。

十万贯生辰纲，由蔡京方面说，是他应得的利息，由梁世杰方面说，也应该看做投资。因为是投资，所以用经济学上的术语来说，叫做“生产的消费”，能够生产利息。梁世杰花了十万贯的金钱，收买金珠宝贝，送给蔡京庆寿（《水浒传》第二十回），蔡京收到之后，当然要另眼看待梁世杰，于是梁世杰的地位安稳了，不，还可以步步高升。这个时候，当然有人像梁世杰巴结蔡京那样，来巴结梁世杰，于梁世杰的生辰，也送来十万贯金珠宝贝。这不是利息而何？何况梁世杰既然保得住地位，当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刮索民膏呢？于此，我们尚可以得到一种教训，就是官位愈高，愈不必直接刮索民膏，自然有不少的人，用他们刮索的所得，拿来孝敬他，直接刮索民膏，乃是县长老爷的职务，巨吏而尚直接刮索民膏，只足证明他是蠢家货而已。

古代中国的官俸是很微薄的，单单依靠官俸，绝对不能维持身份相等的生活。这个事情，由政府方面说，固然可以减少国家财政的负担，然其结果，实无异于默认做官的贪污。在中国，贪污成为普通的现象，不，而且成为原则的现象。如果你做官之后，而尚两袖清风，一定有人骂你蠢，反之，你能买地皮、筑洋楼、讨小老婆，则你最少必可得到“能干”的声名。固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的清官，受了后人无限的崇拜。其实做官要做事，单单清廉，有什么可贵？人人感觉其可贵，就是反证贪污成为普遍的现象。天下乌鸦都是一样黑，有了一只白色的乌鸦，当然人人看做奇怪。哪里知道在法治森严的国家，清官只是辽东白豕呢？

在中国，读书的人都想做官，这不但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知识分子除了做官之外，没有别的谋生方法，并且因为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由“修身齐家”出发的，而结局则归于“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家的职务，而在社会尚未发达、民智尚未进步的时候，人们要用自己的才干，以实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必须做官，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取得政权。孔孟栖栖季世，犹复游说诸侯，教以王道，到了言不能行，才退而从事著作，由此可知孔孟本人怎样注意于取得政权了。儒家的思想既以“治国平天下”为其最后目的，而孔孟的行动又欲取得政权，那么，读了孔孟的书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想做官了。这个时候，如果除了孔孟的书之外，尚有其他学问，则读书的人固然不能指其全部都想做官，但是中国从前教育乃专教“四书五经”，即专教孔孟的学说，所以中国教育方针，不在于启发民智，而在于制造政治家。这样一来，不但知识阶级都想做官，便是一般民众也以做官为知识阶级的特权了。这个“读书做官治国”的思想既然成为知识阶级的心理，到了后来，知识阶级又忘却了“读书”的最后目的的“治国”，而只知道“治国”的中间手段的“做官”。“读书”和“做官”合为一体，由是教育方针又与“治国”脱离关系，而唯成为知识阶级“做官”的工具。

但是不管怎样，做官的本来手段总是读书，做官的本来目的总是治国。读书乃所以养成才干，治国乃所以发挥才干，即人们用才干得到官爵，又利用官爵的地位，发挥才干，这乃是做官的本来意义，所以做官的公式可定为：

才——官——才

但是不久，这个公式就非变更不可，何以呢？自商品生产发达之后，商业成为储财的重要方法，官爵的地位可以刮索民膏，换言之，可以储财，因此人们做官就不以发挥才干为目的，而以储财为目的。官爵既然成为储财的工具，那么政府——有官爵任免权的人——要想储财，亦只有变成商人，变成提供本钱最便宜的商品的商人，把官爵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个事实最初发现于中国历史之上的，则为汉代。秦时已有鬻爵之制，始皇四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汉承秦制，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文帝时晁错又提议鬻爵，并予以合理的说明，文帝从错之言，鬻爵遂成为确定的制度。

晁错复说上曰：

“方今之务莫如使人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者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人民买爵不但是名誉而已。凡爵至第九级之五大夫，可免徭役，而犯罪之时又得以爵赎罪，而减免罪刑，上述惠帝元年之诏即其明证。因此之故，人民无不愿意买爵。武帝时又卖武功爵。爵十七级，凡至第七级之“千夫”，如文爵之“五大夫”可免徭役。兵革屡动，爵可以蠲免徭役，所以人民买爵者甚多。有钱的人能够买爵的都已买爵了，爵的销路停止，于是武帝又发售不花本钱的商品，即卖官。

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补注引沈钦韩曰前此鬻爵，高者复除而已，此乃直任职也。

卖官制度于是乎开始。魏晋以后，吏部掌选举，因之，吏部尚书常常卖官，如在南朝，“庾炳之迁吏部尚书，颇通货贿”，甚至吏部郎，例如刘孝绰在职，颇通赃货。又如北朝，“元晖迁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受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明在严嵩时代，“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疏言）。盖文选归吏部，武选归兵部之故。当然严嵩本身更以贪污为事，而如杨继盛所说：“将弁惟贿嵩，不得不腹削士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政治腐化，做官的手段不是依靠才干，而是依靠货财。做官的目的在于储财，做官的手段利用货财，所以上述做官的公式也应该改作：

财——官——财

从而上面所说的“读书做官治国”那句话，也变作“读书做官发财”。

既然利用货财，以取得官爵，又复利用官爵，以取得货财，则投下的货财比之收回的货财，必其价值较多，而后才有意义。但是怎样才能使收回的货财比较投下的货财为多呢？中国古代的官俸是很薄的，单单依靠官俸，当然不行，唯一的方法只有刮索民膏。于是蔡京收到十万贯的贺礼了，梁世杰花去十万贯的贺礼，也向民间取偿了。其结果，当然官吏发财，百姓遭殃。草创梁山泊的是晁盖、吴用等七人，而晁盖、吴用等七人所以必须落草，则由于劫取生辰纲。这个事实指示什么呢？乃所以证明强迫人民做土匪、做强盗的，是由于官吏的贪污。

做官可以发财，固然是古今一样，但是古人做官发财远不及今人厉害，这是有理由的。第一是政治上的理由，第二是经济上的理由。在专制政治之下，国家是君主的私产，君主要谋自己地位的安固，不能不讨人民的欢心，君主要讨人民的欢心，不能不禁止官吏的贪污。因为官吏太过刮索民膏，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而使皇室陷于危险的地位。因此，在君主专制时代，虽然百事都坏，而官吏的刮索却有一定的限度，即限于不致引起人民反抗而间接害到皇室安全的程度之内。超过这个程度之上，君主一定出来干涉，用“抄家”的方法，向人民谢罪。反之，在民主政治之下，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这句话说来很好听，其实任谁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其结果往往变成任谁都不是国家的主人翁，即任谁对于国家的安危，都不负责。从前贪污因为有君主的干涉，不敢太过厉害。现在呢？彼此都是相识，念到自己失脚时候的危险，谁肯过问别人的贪污呢？

政治上的理由既然可以造成官吏贪污的机会，而经济上的理由则可使官吏贪污，愈益便利。在自然经济之下，官吏向人民征取的捐税，尽是货物，牛乳羊肉既然容易腐败，而绸缎珠宝多取亦无用处，所以在自然经济之下，苛捐杂税常有一定限度。到了货币发生之后，形势乃复一变。货币可以保存，不会腐烂，并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使用，因此官吏遂发生了剥削人民的野心。但是货币若是现金，则金满箱，银满箱，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不但运输不易，并且慢藏诲盗，很容易引起盗贼的窥窬，而致自己的生命也有危险，所以当时的剥削也有一定的限界。现在呢？现在是信用经济时代，数千万的巨款能够同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变成一张汇票，塞在耳朵里面，哪怕半途被强盗抢去？因此之故，现在人的贪污遂超过古人数万倍。

梁世杰用十万贯金钱，收买金珠宝贝，送给蔡京庆寿，半途给强盗抢去，这种事情在现代不会发生。固然宋代有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最初只是汇票。

先是太祖时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其法商人入钱左藏库，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

其后益州人民以铁钱重，书纸代钱，以便市易，称之为交子，于是会子的汇票又进化为交子的纸币。据《宋史》所载：

蜀用铁钱，民苦转贸重，故设法书纸代钱，以便市易。

益州……民间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交易，谓之交子。

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

既然变为纸币，政府便负发行之责，一交一缗。今日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必有准备金。宋初，亦有本钱，即如李光所说：“有钱则交子可行……椿办若干钱，行若干交子。”纸币一经发行，除了破裂之外，无须限期收回，交子则以三年为界。

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又者今日货币乃通行于全国，钱币如此，纸币亦然。宋因钱重难运，因之钱币不能统一，这与汉的五铢已经不同了。楮币虽轻，乃同钱币一样，各地交子各自印造，而致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马端临说：

（宋）自中兴以来，转而用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原注，承平时，解盐场四贯八百售一钞，请盐二百斤），而会子则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原注，如颗盐钞只可行于陕西，末盐钞只可行于江淮之类），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间，便同见镪。所以后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

到了国家财政困难，就如滥发纸币一样，滥发会子。“官无本钱，民何以信”，“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逐致有弊。”神宗时已有这种现象。

自用兵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会子）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

徽宗时，会子更见跌价，一缗当钱十数。

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而引一缗当钱十数。

这是北宋的情况，南渡以后，会子之制更滥，不但政府滥发交子，而民间伪造交子又充斥于市场之上。

纸币既不可信用，而宋因为乏铜之故，又铸铁钱，然而币制不立，盗铸之风甚炽，铜铁二钱不断跌价，于是钱币也和楮券一样，人多不用。这便是梁世杰须收买金珠宝贝，以作礼物的原因。现代呢？打了一封电报，便是千万贯金钱，也可委托银行送往。倘若梁世杰生在今日社会，不但贺礼不会给别人抢去，并且连奉送贺礼一事，也将无人知道。经济制度的进步不能增加生产力，反而助长奸官污吏之收取红包，谁能想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