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咸丰朝，文恬武嬉，满洲绔纨用事，伏莽遍地。清室本以八旗武力自豪，为英吉利所尝试，而旗籍大员之奸侫庸劣无一不备。举国指目穆彰阿、琦善，谓之奸臣。文宗即位，虽斥退穆相，琦善以下偾事之旗员，仍以勋戚柄用。揭竿四起，以太平军为蔓延最广。国际应付尤荒谬，召闹取侮，乘内乱方亟之际，挑激不已，致四国联军逼京师，文宗走避热河，清之不亡如缕。其时讲学问，研政治，集合同志，互相策励，遂收救国之效。同治一朝，逐渐勘定。至光绪初，尚乘胜势尽复新疆，且开设行省，矫正乾隆间旗人专为私利之习。一时名以中兴，诚亦不愧。要其既危而获安，非清之主德有污隆，实满、汉势力之升降也。满既必亡，汉既必昌，清若能顺应之，与全国为一体，唯材是用，竟破满、汉之限，则以二百余年统治之名义，国人习为拥戴，君主尚有威权，重造一进化之国家可也。气数有穷，女戎复作，中兴之象，转瞬即逝。然其旋转之机，不可不审观之，以知兴亡之关键焉。
第一节 太平天国（上）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丁未，宣宗崩，大臣启鐍匣，立文宗，改明年为咸丰元年，而洪秀全以三十年六月起于广西桂平县属金田村。先是，二十七年间，广西岁饥，本多盗，巡抚郑祖琛不能戢，而湖南新宁有乱民雷再浩之扰。新宁与桂接境，桂盗响应，柳、庆、思、浔、南宁、梧州各郡尤甚。按察使劳崇光捕治稍平。二十九年，新宁复有李沅发之变，窜及柳、桂。三十年四月，逐回新宁就擒，而桂乱愈炽。上年，匪首张家祥，官兵因不能捕获，强为招安，余党四散勾结，庆远、柳州、武宣、象州、浔州、平乐，所在分股肆扰，以柳州陈亚贵一股为尤悍。六月，祖琛出督剿，驻平乐。洪秀全以其时起，未有名也。秀全籍广东花县，以嘉庆十七年生，师同邑朱九涛。九涛倡上帝会，亦名三点会。秀全既与冯云山同师之，旋九涛死，以秀全为教首，时在道光中叶。至十六年，秀全及云山至广西鹏化山中传教，地在桂平、武宣间。秀全妹婿萧朝贵，家桂平，与杨秀清比邻。秀全就桂平人曾王珩家训蒙，与秀清相结，桂平韦昌辉、贵县石达开皆来入教，以拜上帝为名，各纳银五两，为香灯资。入会不称师，但称兄弟姊妹，示平等。秀清等兄事秀全，秀全又附托西洋耶教，以耶稣为兄，名“天兄”，而撰天父名曰耶火华。官修《纪略》谓欲驾耶稣教而上之，最上奉天父，未知信否？要其为非耶教正宗则可见也。
道光之季，两广群盗如毛，广西尤遍地皆匪。秀全与秀清创保良攻匪会，公然练兵筹饷，招收徒众。官捕之，搜获入教名册十七本。巡抚郑祖琛不能决，释秀全出狱。秀清率众迎归，招集亡命。贵县秦日纲、林凤祥，揭阳海盗罗大纲，衡山洪大全皆来附，阴受部署者至万人。以岁值丁未，应红羊劫谶。丁未为二十七年，后三年始以起事称。然其时官军防剿，尚在修仁、荔浦诸股，未以金田村为意。八月，调固原提督向荣于广西。九月，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并命前云南提督张必禄，俱入桂会剿。十月，夺郑祖琛职，命以则徐署巡抚，则徐卒于潮州途次。十一月庚子，命湘阴告养在籍之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周天爵署巡抚。是月，秀全等出犯平南思旺墟，官军炮击却回，戕巡检张镛。星沅饬随张必禄来桂之总兵周凤岐赴剿。时有嘉应州客民与贵县民哄，投金田。二十九日战，官军败绩，副将伊克坦布等阵亡。咸丰元年正月初五日壬辰谕旨，始有“金田村贼为韦政、洪秀全等，恃众抗拒，水陆鸱张”等语。盖秀全之名始见朝旨，韦政即韦昌辉又一名也。
提督向荣自上年十二月奉巡抚咨调，由横州回师专剿金田。金田众又出向大黄墟，荣进攻亦败。秀全遂自称太平王，是为太平有名之始。后毁弃大黄墟，分向桂平、贵县、武宣、平南等县，入象州。三月，朝廷又以事任重大，命满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率都统巴清、副都统达洪阿，驰往楚、粤之交调度，赏遏必隆刀壮其行，随带镇将、员司及部库饷银甚盛。四月出都，李星沅又卒。未卒前，已因病剧命赛尚阿往代，并命周天爵专任军务，授邹鸣鹤为巡抚。自五月以后，官军累报捷。八月，向荣战败，革职留营效力。达洪阿又败。巴清病殁于平乐。秀全乘胜攻永安州，闰八月朔日甲申，陷之，遂建国号为太平天国。秀全称天王，杨秀清封东王，萧朝贵封西王，冯云山封南王，韦昌辉封北王，石达开封翼王，洪大全封天德王，余各称丞相、军师等职。是为称太平天国及天王之始。
秀全既踞永安，出屯莫家村为犄角，副都统乌兰泰称敢战，攻克之。以十一月合向荣等军围永安。二年二月，秀全溃围东出，官军不能御。乌兰泰阵擒洪大全，旋中炮亦卒。总兵阵亡者多至四人。大全送京师，磔于市。起事之渠，且最以通文事著，一出即毙。《纪略》言大全八龄能默诵《十三经》，阴自负，所传词笔当可信。若石达开之诗，往往与小说黄巢所作为合，或出附会。太平军始终限于秘密社会知识，殆所亲信者不足矫正之也。
秀全军自永安突出，间道扑桂林。向荣疾驰先至，会同巡抚以下官守城，被围三十一日，不下，越而北走。冯云山、罗大纲先驱，陷兴安、全州入湘。湘在籍浙江知县江忠源，先奉赛尚阿调，募勇赴粤，是为湘军出境剿贼之始，亦为湘书生学者以兵事自显之始。既屡有功于粤。至是援军不及，扼下游蓑衣渡击之，毙云山。太平军弃船走道州，衡、永以安，长沙有备；而道州会党大集。湖南固积乱之区，雷、李诸祸首皆入桂煽乱，是时由桂入湘，附合为一，太平军势益盛，要为嘉道间养成之莠民。而湘人之办团成大功，亦由乡里有急，自为弭乱计，久之而办有经验也。时在二年五月。自是迭破湘南州县，官军至辄弃之。七日，陷郴州，秀全、秀清等留据郴，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等直趋长沙，以七月二十八日至，巡抚骆秉章督官兵乡勇力守。秉章方以赛尚阿劾其吏治废弛内召，盖使相督师，巡抚不善供应，有此劾也。新任张亮基至，缒城入；秉章亦奉命暂留城防。朝贵攻城，官军击之殪。秀全、秀清知朝贵死，急悉众驰赴之。所率自入湘南纠合之煤矿山夫，善穴地，用以攻城，三发皆轰毁城垣，城中皆抢堵无失，秀全等夜引去。攻守历八十一日，省城卒全。于是湖南遂为将帅勇丁根本地。亮基延左宗棠入幕，办全省团练。团绅事有倚官力而办者，皆以宗棠为内主，亮基迁总督，秉章复来，更专倚宗棠。属僚以事上白，直曰“问季高先生”。湖南遂有两巡抚之说，而为异日谤祸所由来矣。
太平军攻长沙不下，走宁乡、益阳，杀追兵将领，掠民船数千，出临资口，渡洞庭，抵岳州。提督满州博勒恭武先三日弃城走，太平军入城，尽取旧存吴三桂军械炮位，夺民舟五千余，遂东下。十一月，陷汉阳；十二月，陷武昌，巡抚常大淳以下司道守令皆殉。时向荣追袭，壁城外洪山，日有战捷。大淳闭城不敢应合，城遂陷。总督程矞采尚留衡州，褫职，旋遣戍，以张亮基升督湖广。三年正月，太平全军裹掠人民男妇约五十万，船万余艘，粮械财帛充载，新旧徒众夹江两岸行，所过沿江郡县纵掠，直至广济县之武穴镇，与钦差大臣江督陆建瀛相值。建瀛自上年十月被命出省防江、皖，募勇未集，率兵无几，节节溃退。太平军尾之，直向江宁省城。中途陷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死之。以正月二十九日，遍垒江宁城外。兵民方谋协守，而聚宝门米商所办团练出队赴敌，城头炮伤练勇数人，遂骇散。布政使祁宿藻见之忿甚，呕血死。二月初十日城陷，建瀛及同城文武多被戕。驻防据内城守二日，力竭皆殉。太平军入城，遂以为都城。而向荣以二十一日追至，结营孝陵卫，成相持之局。是日，太平军所封丞相林凤祥等军已东下陷镇江，越二日又陷扬州。镇、扬当时为最冲要，遂分据旁邑为南北梗。林凤祥等率大军北上，迭陷郡县，留指挥曾立昌据扬城。向荣军攻江宁，不能下其城，城内亦不能击之使却。江北官军则络续来会攻扬。湖北则张亮基檄郡邑办团练，以捕治响应太平之群不逞。上游稍定，而湖南肃清土寇，曾国藩亦以办团著矣。
国藩，湘乡世农家，务耕读，为学笃实，兼汉宋之长。讲理学唯课躬行，不矜朱陆门户；谈考据，乃以《十通》为归宿，重在制度损益，而亦不薄形声训诂之事；尤受文辞，以桐城为宗，而声气足掩方、姚以下。《十通》者，《九通》加秦蕙田之《五礼通考》也。以寡过克己，诚信照人，治身治心，而后治事、治政、治军，皆有使人信赖之原本。拨乱反正，担负綦重，固非有厚重之度者不能胜也。由翰林累官至礼部侍郎。咸丰二年七月，丁母忧回籍。十一月，奉命会同巡抚张亮基办本省团练。时太平军已由湘入鄂，积年乱党，来离巢翕附而去者，所在屯结。其羽党散布，地方官不敢诘。国藩以军兴法，十旬中捕斩至二百余人，谤 四起。毅然以不要钱自矢，闾阎稍安。罗泽南时以诸生讲学，笃守程朱，国藩招与讲束伍技击之法，一以戚继光《练兵实纪》为规律。参将塔齐布，虽旗籍而勇敢有胆识，方为提督、副将所忌，国藩为劾罢副将，奏保同治团事；且言如塔齐布出战不力，臣甘与同罪。由是国藩所部为军锋冠者，塔、罗并称。塔固所率偏裨多将材，罗挈其门弟子从军，尤多为名臣儒将。若李续宾、续宜兄弟，若王錱，皆其自始相从之最著者也。卒伍中拔杨载福、彭玉麟，亦以诸生而为富家司质库，刘长佑以训导，皆为国藩所敬礼。湘中人才，别有风气，尽刬朝野承平积习。盖湘人勋业，以国藩为中心，而奇杰所聚，最著者固为胡林翼、左宗棠。然泽南开湘中理学之大宗，显儒者预人家国之实效，尤非但以一身为世栋梁而已。
《罗忠节公年谱》略言：“公幼贫，其尊人至不能具 粥，勉从师读。十九岁，应童子试，不售，始授徒自给。为学亦仅留心词章。三十岁，读性理书，遂究心洛闽之学。三十三岁，始补弟子员。三十四岁，著《周易·朱子本义衍言》。三十八岁，著《姚江学辨》。三十九岁，著《孟子解》。四十一岁，补廪膳生，改定《人极衍义》。四十二岁，著《小学韵语》。四十三岁，著《西铭讲义》。四十四岁，著《皇舆要览》。是年，湘乡令朱孙诒举公孝廉方正。四十六岁，是为咸丰二年，太平军入湘，长沙被围，湘乡始办团练，公与同邑王錱、刘蓉任其事。錱，公门人；蓉，公论学挚友，始仿戚氏法部署其众，教之击刺。四十七岁，巡抚檄公与王錱带勇赴省，会曾公国藩办全省团练。五月，奉檄剿桂东由江西上游窜犯之匪，于路先平衡山土匪，逐桂东匪遁还。六月，太平军自金陵分军犯江西，江忠烈公守会城，乞援湖南。曾公檄公往援，李忠武公续宾在麾下。六月，至江西击贼有功。”
此为湘勇出援邻省之始。泽南所至，无坚不摧，节制之师无能敌也。时国藩从郭嵩焘、江忠源议，以东南阻水，敌得掠民船，瞬息百里，官军无可邀截，军行反有阻梗，非有舟师不能得志。乃驻衡州造船、练水勇，计成师而后出。下游则金陵为敌都，扬州亦为敌据。钦差大臣向荣督和春、张国梁等营金陵城外，攻守相持，是为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琦善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诸军攻复扬州，是为江北大营。太平军以金陵大营压都城而驻，多顾忌而不能却，则分军四出以挠之。遣丞相吉文元等由浦口至亳州，与陷凤阳之林凤祥合，遂入河南。朝廷又以直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会山东、西大吏合力防河。太平军又遣豫王胡以晃等出安徽，再陷安庆，更遣丞相赖汉英、石祥贞攻九江、湖口，进围南昌。江忠源时已官湖北按察使，奉命赴金陵大营，道闻南昌急，疾驰救。太平军见楚军旗帜，惊曰：“江妖来何速！”忠源入城助守，时出战挫敌，飞书湘中乞援，时方五月。至七月，而罗泽南军至，解围。其在河南之太平军，又渡河趋怀庆，攻城未克，走山西。以八月陷平阳，学士胜保统帅收复之。朝廷以胜保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太平军由洪洞东趋，直入畿辅，踞临洺关至深州。逮讷尔经额，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总统四将军，督旗营察哈尔精兵，会胜保进剿；京师并设巡防所。是为太平军直逼燕京之师。而太平所都之金陵，则亦为向荣所统之江南大营紧逼不舍，且亦间分其兵收复旁郡失陷之地。而太平军则以清中叶之废弛养痈，伏莽遍地，地方官又积惯承平粉饰之习，所到即破，以故力不能摧向军，唯有分军旁突，使向军自陷于孤立而撤退。既围南昌未克，退趋九江，陷之，遂入湖北境。连陷黄州、汉阳。其踞安庆者，则由桐城、舒城向庐州。舒城有督办团练之在籍侍郎吕贤基殉之。庐州则自安庆陷后，大吏侨寓以为安徽省治。江忠源既出南昌围中，即由臬司超授安徽巡抚。闻庐州急，疾趋入庐城，所部兵仅数百，胡以晃以十万众围之，拒守月余，敌势盛，外有赴援者亦格不能达，以十二月十七日城陷殉节。时林凤祥等北上之军，为僧格林沁等所扼，秀全乃命皖北之军渡河入山东，以为河北之军应援。凤祥已进至天津，据静海县，以独流镇为坚垒地。四年正月，僧格林沁军攻破独流镇，凤祥南退河间之阜城。入山东之太平军由金乡破临清，冀声势与相接。时在四年三月。旋为胜保克复临清，退走冠县、郓城，至曹县坚守。胜保追至，四月破之，逼入黄河，并缘道所追杀，此一军自丞相曾立昌、许宗扬以下皆没。而僧格林沁亦攻克阜城，凤祥退连镇，复分兵入山东，冀应合曹县之军；盖未知胜保已肃清曹县也。五月陷高唐州。是时太平军之北上者，日退日蹙，而曾国藩之所治水陆军已成。会湖北官军由总督吴文镕率以出剿，败死于黄州，太平军连陷德安诸郡县，金陵复益师会之。溯江，复入湘，陷岳州，至湘阴。舟集靖港，国藩与战不利。太平已间道袭湘潭，益掠民船，将溯湘江通两粤。国藩于靖港之败，投水将殉，为人救起，乃派水师杨载福、彭玉麟等，陆师塔齐布等，急援湘潭。水师连战，焚毁太平军船六七百只，毙者千余，并退入湘潭城。四月初五日，陆军克湘潭。太平军水陆死者万数，解散之众称是。以团勇克此大敌，湘军之气始扬，自信必可任征讨之任矣。
太平军之由汉入湘，越武昌而过，期得志于岳州以上。曾军既克湘潭，太平军尚走陷常德，兵锋至辰州。既知曾军将规取岳州，湘中太平军皆退。先至岳，期扼守以阻曾军。在汉阳者，亦渡江陷武昌。武、汉、岳州扼长江冲要，而肆掠于荆、襄间。曾军于六月之杪以水师攻岳，七月初一日克之。陆路塔齐布军亦阵斩太平骁将丞相曾天养。闰七月，复大捷于高桥，遂迭复通城、崇阳各邑。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水陆攻武、汉，同时并下其城。九月，克兴国、大冶。十月，克蕲州。十一月，克广济、黄梅。十二月，方攻九江、湖口，而太平军乘湘军已至下游，突再入鄂。湖广总督杨霈败于广济，武、汉岌岌。五年正月，汉口复失，太平军入襄河，迭陷各邑。湘军回救，而水师之已入鄱阳湖者遂为九江太平军所梗，不得出。别为内湖水师，调罗泽南移师，与水师相依倚，洗清江西腹地。而湖北荆、襄军大败。三月，武昌复陷，巡抚陶恩培死之。于是胡林翼署鄂抚，图规复，湘人始有任地方兼兵柄者。前江忠源甫任皖抚而殉节，曾国藩有督师之名，至今尚困于江西，饷事握于各省长官之手，军权由其自奋而有立，政权则未之属也。林翼以湘中第一流，当武、汉兵事之冲，任全鄂地方之责。武、汉经三陷，百孔千疮，至林翼之收武、汉，乃为第三次克复，遂能用为东征根本。察吏安民，以政事足财用，以一身系湘军全局。问兵事，曰“唯我在”；问饷事，曰“于我取”。朝廷所置荆、襄等处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满洲官文，人尚长厚，而为清廷所倚，务交欢之，使不掣肘，有功则推与之。官文亦唯命是听，结为兄弟，登堂拜母，相得无间。遂以其间出境督师，收复滨江九江、安庆各要地。敌于其时，猛扑鄂境，以挠后路，武、汉时有危机。林翼遣将赴援，卒不撤九江、安庆之围，以终其事。向时积乱稔祸之湖北，林翼用之而为平乱弭祸之渊泉。以此与太平军相角，乃非浮寄之军。一切接济，听命于朝廷所置贤愚不等之大吏矣。其时直取畿辅之太平军，亦于五年正月为僧格林沁攻破连镇坚垒，擒林凤祥送京师磔之。二月，复高唐州，余众退踞冯官屯，四月破之，擒李开芳等。北军尽覆，无复孑遗。凯旋，撤大将军、参赞大臣，京师解严，是为成败大略可睹之一段落。
当秀全始下金陵，议图河北，即诏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等间道疾趋燕都，先东下破镇江、扬州，为北上之路。罗大纲以悬军深入为不然，且谓秀全不应安居金陵，委诸军犯难而不顾。则林、李之全军皆覆，即秀全辈之无志于中原，事载《清史稿》为详。
《史稿·洪秀全传》：“既都金陵，欲图河北。罗大纲曰：‘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以至皖、豫，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再出山右，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且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若待粤之拖罟咸集长江，则运道梗矣。今宜先备木筏，堵截江面，以待战舰之成，犹可及也。’乃遣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曾立昌率军东下。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大纲诏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
此段据李秀成供。其北上之军尽没，果如大纲言。至东南必用水师，其识与郭嵩焘、江忠源同，而国藩能用之。大纲谓广东拖罟船来，犹以拖罟船为可惧。其实拖罟之来，亦无甚效。湘军乃取法战船而自造自练，以湖南固水陆皆备，材木亦丰富之土地。定都可在金陵，但未宜高拱不出。后来之败，俱如大纲言。故湘军既成师，北伐又已绝迹，金陵城下终未能摆脱留攻之清军大营。湘之人才，利用清廷二百年之威令，胜负之数颇可料矣。
第二节 太平天国（中）
太平军时代轶闻，近日所得自外国者，率鄙诞无识，颇易为人所卑视。据《纪略》所载，及曾军托武穴行营所据蕲州、田家镇俘获文籍编行之《贼情汇纂》，比而观之，尚不及《清史稿》所叙，于太平尚有一时纪律可言，且删汰当时官书丑诋之语，专明其治军、治民之法，较为修洁，录如下。
金陵建都，拥精兵六十余万，群上颂称明代后嗣，首谒明太祖陵，举行祀典。其祝词曰：“不肖子孙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一遵洪武元年祖制。”军士夹道呼汉天子者三。颁登极制诰，大封将卒。王分四等，侯为五等。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为六等，殿前三十六检点为七等，殿前七十二指挥为八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将军为九等，炎、水、木、金、土九十五总制为十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监军为十一等，前、后、左、右、中九十五军帅为十一等，前、后、左、右、中（九十五军）师帅为十二等，前、后、左、右、中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帅为十四等，前、后、左、右、中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卒长为十五等，前、后、左、右、中四万七千五百两司马为十六等，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同名目。其制大抵分朝内、军中、守土三途：朝内官如掌朝门左、右史之类，名目繁多，日新月异。军中官为总制、监军、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凡攻城略地，尝以国宗或丞相领军，而练士卒，分队伍，屯营结垒，接阵进师，皆责成军帅，由监军总制，上达于领兵大帅，以取决焉。其大小相制，臂使指应，统系分明，甚得驭众之道。守土官为郡总制、州县监军、乡军师、乡师帅、乡旅帅、乡卒长、乡两司马。凡地方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总制。民事之重，皆得决之。自都金陵，分兵攻克府厅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各官，而统于监军，镇以总制。监军、总制受命于朝。 自军帅至两司马为乡官。乡官者，以其乡人为之也。军帅兼理军民之政，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以次相承，皆如军制。此外又有女官：曰女军师、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女总制、女监军、女军帅、女卒长、女管长（即两司马也）。共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女军四十，女兵十万。而职同官名目亦同。总计男女官三十余万，而临时增设及恩赏各职，尚不在此数也。
此为太平天国官制，当是初制。其后于侯爵之下更设豫、燕、福、安、义五名，每名之上冠天字，天字上再冠一分别字，如承天豫、顶天燕之类。此尚无有，故云初制。自丞相以上，皆为爵而非官。官则各有司存，如殿前检点，必云殿前掌某检点。检点、指挥、将军，皆朝内官。其军中官及守土官，职有治军、治民之分，而各级名目无别。就其创制之意而言，不可谓非大有思想。朝官不用元以前之三省总摄，亦不用明以来之七卿分治，有检点、指挥、将军之等级。额定之外，复有职同之名，以济额限之穷。其职掌，则据《纪略》言，朝内官有掌朝、掌率、尚书、仆射、承宣、侍卫、左史、右史、疏附等名。盖名多法古，但各职不相统属，乃汉列卿治事之意。
军中官与守土官，名目皆同，此尤有意义。守土治民之官，其于民人，亦以人数编制，是即《周官》比闾族党之制。自乡军帅以下，悉用乡人为之，是自治系统已成，户口之调查亦确。领之以朝命之郡总制、州县监军，则州县以上为官治，以下皆自治，与今各国制颇相合。
女官别编四十军，是男女平权，女子亦服军役。就太平制度论，皆谓其男女之别甚严，虽夫妇同居亦斩。咸丰五年正月，以旧人亦多逃，询知为不准有家故，乃许婚配。此武昌马生所谓男女分馆不准见面者也。其有奸掠，乃初到未禁纵掠时。分馆后则不然，此亦见纪律之严。
观太平军制，亦迥非乌合之比，盖亦训练成军而后出。太平军自言其起事在丁未，应红羊劫忏，时在道光二十七年。广西群盗方炽，而秀全辈直至三十年冬，金田始有官军接触，一战而胜，遂不可制，其部勒固已甚久矣。唯水军为虚名，恃据掠民船，结成巨帮，便运输而壮声势。其船不能作战，确系事实。湘军水陆均练。水师一出，太平军船舰遇即被焚。后江湖之险，唯湘军利用之，此为太平军最露短之一事。初都金陵，罗大纲言之而杨秀清不用，以此驰逐于东南水乡，胜败之数亦定于是。
《传》又言：行军严抢夺之令，官军在三十里外始准据劫。若官军在前，有取民间尺布百钱者，杀无赦。
观此则抢夺令严，专防官军利诱。去敌三十里即可据劫，非有要结民心之术。因粮于敌之说，不可行于吊民伐罪之时。若因粮于民，即与民为敌矣。
《纪略》：贼之所至，先贴伪示，令人赀送，首重来穀，次则银钱珍宝，名曰进贡。给以字条，名曰贡单。云贴门首则贼不敢扰，人争趋送，单贴门首为护符。殊不知后到之贼，称属别队，照单复索，迭扰不已。最后则入室搜劫，罄所有而后已。更有专事搜括之贼，名曰打先锋。每至一处，即肆意据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豫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盖贼倾水于宅，遇坎即入，从而掘之。有沟渠，则戽水以求，无不得者。是以逆氛所经，盖藏如此。
太平军因粮于民，确是事实。吾幼时闻诸年稍壮长之人，无不言之凿凿，与《纪略》言合也。
当咸丰五年，胡林翼既为湖北巡抚，从上游规复武、汉。时曾国藩所率水师尚困于江西，不得出湖口。而林翼急思得湘军上将为助，请调罗泽南入鄂。国藩方倚泽南军肃清江西腹地，而泽南以为武、汉不急复，不足图九江，即江西之师终不得与外江合。自请行，国藩许之。会江西之义宁州被由鄂来之太平军攻陷，泽南赴剿，以七月十六日克其城，而官文、胡林翼调援武、汉之檄至，遂由义宁入鄂。缘道皆太平军据地，泽南连克通山、崇阳、蒲圻、咸宁，转战至十一月而达武昌。林翼亦从上游会官文督率楚军，攻克德安府，又克汉川县，与湘军水师之在外江者杨载福、鲍超等均来会。林翼见泽南，以师礼事之极恭，事必咨而后行。罗门弟子李续宾、续宜兄弟辈，林翼与亲密如昆季，是为湘楚会攻武、汉之师。
方泽南之赴剿义宁，曾军正由塔齐布筹攻九江，力辟出江之路，而塔齐布忽于七月十八日骤卒。曾军始起，称将材者以塔、罗为首，罗既入鄂，塔又不幸，年止三十九，江西部曲稍弱，又增调湖南平江勇，以李元度等为管带，由南康渡湖，攻湖口，克之，唯石钟山未下，并复都昌。是时江南北两大营亦尚能久驻，且亦分军出剿，克复旁近郡邑，但亦旋得旋失。江中官兵亦有水营二：一为浙艇，泊焦山；一为粤艇，泊金山，然不足断江南北太平军之联络。盖湘水师未下驶，太平军所惮之粤艇不过如是。咸丰六年三月，扬州再陷，十余日而复。太平军于江南北四出攻掠，江、皖之间，城邑迭陷。向荣疲于援应，遂以五月失陷江南大营；赖张国梁力战，保荣突围出，退守丹阳，是为江南大营第一次败退。向荣旋卒，朝命江南提督和春代荣。而其先湘、楚军力攻武昌者，以三月初乘胜薄之，罗泽南中流弹入脑，伤重，数日卒，时官至寗绍台道。其部众即由林翼派罗门弟子李续宾接统，攻武昌如故。
向荣之卒也以七月，由广西提督与太平军相角，虽不能全捷，而尾追出境，直至太平所定都之金陵，攻守历三年有半，使太平根本之地无一日释警。张国梁，本广东高要人，少习贾于贵县。值太平军兴，已被胁附，令入向军诈降为内应。荣察知之，而重其人，感以诚，遂真服，所向立功，与荣相处如父子。荣死，以军事属之，江南大营遂能复振，和春实受成而已。太平军初闻荣已死，以为莫予毒也。杨秀清在军中揽事过秀全，凡有诰谕，首署秀字，拆为禾乃二字。其文曰：“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至是，遂令其下呼以万岁。秀全惧逼，召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归图之。昌辉自皖先至，秀清招饮，即饮次刺秀清死，割而烹之，尽杀其党。达开自鄂后至，责昌辉处秀清太过。昌辉怒，并图之。达开夜遁，昌辉尽诛其母妻子女。秀全益惧，复与秀清党共攻杀昌辉，传其首招达开乃返。时同起事之五王皆尽，唯达开存，终觉为秀全所猜，未久复出之皖，而国梁之师已由丹阳日逼，时在六年八月。至十一月，胡林翼偕官文以一日间同复武、汉，水师乘胜下清江面，迭克兴国、大冶、蕲州、蕲水等州县。时湖南以曾国藩久困江西，由巡抚骆秉章募勇二千，遣国藩弟国荃往援。国藩诸弟国华、国葆，亦先以父命乞师于林翼，林翼予以五千人，先后由湖南入江西，收复袁州并旁近诸县地，兄弟会于南昌。而上游水陆军由武、汉捷后东下者，李续宾军亦自大冶、兴国入江西，克瑞州，遂攻九江。南昌已无西顾忧，国藩亲至九江视师。续宾所统，即上年国藩所遣援鄂之师。转战各一年有半，至此方会。江南张国梁军亦迭胜，克江宁诸属邑，而太平军以内变后势又大蹙。七年二月，国藩丁父忧，与诸弟奔丧回。续宾濬长壕困九江，力攻又阅一年半，至八年四月乃下。
太平军既不得志于畿辅，而金陵为定都根本之地，官军留屯攻剿不绝，劲敌唯有湘、楚，而长江关键，腹地门户，武、汉而下，集中于九江、安庆两城。官军欲图金陵，非克此两郡城，不能固其后路。胡林翼既平武、汉，专意二城；太平军亦以全力救护之。英王陈玉成率大兵屯皖、豫、鄂三省之处，结合捻匪为用，四出摧陷，冀解两城之围，尤注意武、汉，将覆湘、楚根本。李续宾既专攻九江，林翼亦率师出省，助之规划。守九江太平贞天侯林启荣力扼鄱阳、湖口，使湘军水师入湖者数年不得出，国藩但力保南昌，分剿旁郡，以为鄂、湘捍蔽。七年二月，以父丧归，准假三月。国藩连疏终制，乃开兵部侍郎缺，令守礼庐候旨。杨载福接统水师。时外江、内湖尚梗，湘军虽一克湖口，然石钟山太平垒仍坚踞，湖口终非官军所能守。载福总理内外水师，时官提督，以彭玉麟为协理，时官惠潮嘉道。玉麟建议，拔石钟山乃为克湖口，克湖口则九江自下。于是年九月，约外江进攻，内湖冲出，陆师拔臬司李孟群一军，声言开皖北御玉成军，绕山后攻其垒，水师攻其前，太平方悉众堵御，出不意焚其垒，遂克湖口。两军伤亡皆巨，为湘军第一血战。后国藩有石钟山《昭忠祠记》记之。克湖口之日，为七年重九节。湖口下六十里为彭泽，江中有小姑山，太平筑坚迭垒以守彭泽，与湖口共为九江声援。玉麟既下湖口，计非拔彭泽小姑山不能取九江。林启荣以善守闻，陈玉成则善战，皆为国藩所极口称道，而惜其为敌。玉麟于九月二十二日再克小姑山，并破彭泽，遂赋诗自喜，所谓“彭郎取得小姑回”之作也。内外水师既合，顺流耀兵，直过安庆，至池州，破太平沿江各城垒，望江、东流、铜陵三县皆复。旬日间转战千余里，与江南水师营会。江南水师所用广东之红单船，久攻铜陵下流泥、汐两垒，悬赏万六千金购之，不能克。湘军水师至，掷火弹入垒，适中储火药处，垒石迸裂，登岸剿戮殆尽。得其米六屋，悉推与红单船，奖其久屯敌境。红单船骤见湘军旗帜，正惊愕，复见立破敌垒，又得厚贿，奇诧感愧。而湘水师立回驻彭泽以攻九江，已名震各军中，知水师无能及湘、楚者。而太平之无水师，虽踞长江南岸，无奈此中流之大敌何！官军得水陆相依倚，即攻坚不难。太平军所控滨江险要，设守亦不易矣。时江南军张国梁复逼金陵，渐复向荣大营之旧。八年四月初七日，李续宾克九江，太平军毙者至一万六七千，得林启荣尸于乱尸中，寸磔枭示。江西列郡风靡。太平军退赴闽、浙。林翼指挥湘军进规安庆。是为收复长江中游一段落。
第三节 太平天国（下）
曾国藩守制不出既逾年，九江下后，闽、浙告警。胡林翼趣起国藩，朝廷亦急于援浙，遂以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乙未，即家召国藩起。始命赴浙，又改命援闽。盖石达开自六年离金陵，横行皖、赣境，至是犯浙及闽。国藩候命江西，未定所向，而庐州复陷，李续宾趋救阵亡，国藩弟国华偕殉。续宾以罗泽南门人，从办团练，泽南死，代统所部，七年间克四十余城，经六百余战。至是，殁于庐州城南八十里之三河镇。庐州为安徽侨省，二年一失而江忠源殉。五年，江南军复之，复为省会。太平军以金陵敌军渐逼，急取远势解危局，以七月陷庐州。适林翼亦丁母忧去，续宾以安庆后路所在，而三河又为水陆冲途，急攻之。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诸军皆会救，众至十余万。续宾军止五千人，被围血战竟日，力竭阵亡，国华等从死者数十员。会达开回窜江西，福建、浙江响应之太平军皆不振，官军进剿，屡有克捷，而江、皖军事转亟。朝命急起林翼，并诏国藩统筹全局，规进取形势。国藩遂于九年正月奏：“数省军务，安徽最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计唯大江两岸各置重兵，中流水师，三路鼓行东下，剿皖南以分金陵势，剿皖北以分庐州势。闽省则兵力足自了。皖、豫捻匪与太平军相结，能以马队冲锋，请调察哈尔战马三千匹，赴营调练应用。”诏允之。方部署间，达开自江西窥知湘军尽出，本省空虚，拥裹胁之众十余万，由南安趋崇义，入湖南，陷桂阳、兴宁、宜章各县。巡抚骆秉章与湘绅左宗棠急召湘中假归将士久习战阵者，所在募勇设守，飞咨楚中。林翼乃分军水陆援湘，自驻黄州固守，令图皖之军不受掣扰。达开方悉锐北图犯鄂，鄂中援湘军以李续宜统之。达开方围攻宝庆，援军屡挫敌。敌势大，号众数十万，屹不为动。续宜后至，与刘长佑、刘岳昭诸将领决策大战，解宝庆围。达开南退，湘军蹑追，遂由东安、永明回桂。是时达开与金陵久隔绝，军制官名皆有不同。俘获中旗号名色，有统戎、佐旗、提审、通传等名，皆太平军向所未有。以九月犯桂林，湘军刘长佑、蒋益澧、萧启江等踵至，击走之。达开军遂盘旋于湘、粤、桂之间。时江南军屡克金陵城外要隘，太平军出袭各郡邑以图牵制。十年二月，由广德趋安吉、武康，扑杭州，陷其城，旋退。巡抚罗遵殿等皆殉，满城未陷。盖太平军图解金陵围，非力能取江、浙也。顾钦差大臣和春颇自谓克金陵在近，有骄意，援浙值敌退有功，兵分在外，饷又不继，以四十五日发一月饷，太平军骤乘之，自闰三月初七起，扑大营，张国梁拒战数日，渐不支，再退丹阳，并陷溧阳、宜兴，进围丹阳大营。国梁受伤投水死，和春走常州，再败退浒墅关，亦以伤重死。常州为总督侨驻地，总督何桂清遽率司道退苏州，巡抚徐有壬不纳，乃退常熟。士民守常州，数日城陷，苏州继之，有壬殉焉。于是由苏而浙，东南糜烂。朝命逮桂清，加国藩尚书衔，署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国藩又与林翼会保左宗棠募勇赴敌。宗棠在湘居抚幕，负才气，任天下事，巡抚骆秉章倚任专。会劾罢永州总兵樊爕，爕讦控于总督官文，以绅士把持官事为罪，官文檄宗棠赴鄂质审。樊爕者，湖北钟祥人，樊增祥之父也。宗棠故高视一切，不为人下，秉章奉以宾师，不受保奖。视湘中立功之将帅，指挥或加训迪，以诸葛孔明自居，尝称“老亮”。而郭嵩焘之弟崑焘，亦以佐理幕府，称“新亮”配之。以避督府威焰，出走至湘军诸帅军中。曾、胡乃奏请给京堂职名，独当一面，是为国藩以督师任地方，始有军饷兼理之权。宗棠出幕府，为朝官，遂为封拜之初步。而太平军事居勘定之功者，遂皆出湘军或其所提挈，无有与之同功者矣。
江南大营之陷也，在十年闰三月十五日。时宗棠已避仇入林翼军中，闻而叹曰：“江南营将蹇兵罢，不足资以讨贼。得此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天意其有转机乎！”林翼亦曰：“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四月十九日癸未，朝命国藩署江督；翌日，宗棠奉赏给四品京堂，襄办国藩军务之命，促救苏、常。时国荃已由林翼遣攻安庆，议者谓国藩当撤安庆围师，先所急。国藩谓安庆关系淮南全局，即为克复金陵张本，不可动。身自渡江趋祁门，扼江西、安徽军冲。以六月十一日至祁门，二十四日奉谕实授江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西军务。七月，英、法兵陷天津，八月，文宗幸热河，国藩、林翼疏请入卫。会和议成，敕止北上，得专力对太平军。国藩既驻祁门，太平军在江南者，李世贤、李秀成、黄文金等，迭出江、皖之间，断祁门饷道。宗棠率鲍超、张运兰诸将转战，敌屡却仍奋进，国藩大困。盖自靖港初出时一困，鄱湖隔绝时再困，至此凡三困。十一年四月，乃移驻东流，与水陆相依倚，全局始活。时宗棠已以功擢三品京堂，补太常卿。国藩请改宗棠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渐属，储为大用。而江、皖经宗棠收复郡县，太平军渐退入浙。其在江北者，陈玉成以安庆为必救，家属亦留居安庆，纠合太平诸将，从英山、霍山间道入鄂，扰安庆围师根本。林翼先遣李续宜回援，继自返赴急。国荃围安庆之师，迄不分解。国藩亦身至国荃军，商撤否便宜。国荃示以必可驻攻状，日夜与太平军之来援者血战，卒不退撤。
是年七月十七日癸卯，文宗崩于热河，穆宗立。八月初一日丁巳，国荃克安庆，是为肃清东南之基。时林翼久病咯血，力疾成此胜算，至二十六日，卒于武昌军次，盖犹及见安庆之捷也。至九月，国荃军连克安庆以下沿江诸隘，骎骎直指金陵。十月十八日，朝命国藩统辖江、皖、赣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宗棠赴浙援剿，浙省提、镇以下归宗棠调遣。又谕江北军将军都兴阿、皖北军钦差漕督袁甲三，遇紧要军务，均会商国藩办理。国藩力辞，并请明降谕旨，令宗棠督办浙江军务，谓宗棠前在湖南，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实应独当一面。奉谕不允辞，唯宗棠准自行奏事。
十一月，太平军陷杭州，将军瑞昌、巡抚王有龄皆殉。先是，浙江军务犹命瑞昌为帮办，至是，专待湘军入浙，亦宗棠所谓洗荡而后可以措手者也。十二月，诏授宗棠浙抚，李续宜皖抚。时江、浙沦陷，江苏则江北仅保扬州以东里下河，江南仅保镇江及上海。镇江依水师而存，上海依洋商开埠而太平军不愿扰。浙江则浙西仅有湖州，为籍绅赵景贤所固守，而四面皆太平军，孤悬隔绝。浙东则衢州一线为官军由赣进浙之路。宗棠先平江西，进趋衢州，为绰有后路之军。苏则大军尚在皖境。朝廷原意以国荃下援镇、沪，规复苏、常。国荃意金陵指日可达，攻彼都城，足致敌救，攻金陵正所以分苏、常敌势，使之易取。国藩壮之。其时上海为退守之官、避难之绅麋聚栖托之地，群推代表举人钱鼎铭等，携公函，筹雇洋商输船，乞师于安庆大营，即以轮船迎载。又有苏籍大学士翁心存奏言：“苏、常绅民，结团自保，盼曾国藩如慈父母，请饬该大臣派援。”奉旨询国藩，并询国荃：“安庆克后，回湘募勇，曾否回营？着速东下。”国藩乃定留国荃攻金陵，而荐幕下延邵建道李鸿章堪膺封疆重寄，请明诏令署苏抚，赴沪图进取。鸿章以道光二十八年丁未进士，入翰林。父文安，以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其通籍与国藩同岁，故鸿章早以年家子师事国藩，国藩赏之。太平军既陷金陵，各省纷起办团练，安徽以旌德籍侍郎吕贤基为团练大臣，奉命择人自助。鸿章方在籍，贤基奏留之，鸿章始从戎。未几，陈玉成攻陷皖北各郡县，贤基在舒城殉，朝命江忠源抚皖，国藩以鸿章可任事告忠源，而忠源又殉于庐州，遂从新巡抚福济，建议欲复庐州先取含山、巢县，福济授以兵，遂复二县，时咸丰四年十二月。福济将以道员疏荐，而左右忌者争挤之，遂辗转无所就。八年，国藩以夺情起，督军江西，鸿章遂入军幕，多所赞助。十一年，安庆既下，议攻金陵、援浙、援苏三大任。国荃愿任金陵，宗棠已由赣渐向浙，苏为财赋重地，亦急于收复，遂委之鸿章。疏保鸿章才大心细，可独当一面，令招淮勇七千，以淮甸人健锐，且久为太平军出入地，习攻守击刺者多。遂选乡里带勇之刘铭传等数人，并编修刘秉璋、举人潘鼎新等为将领，并综营务。弟鹤章亦从军。又于湘军中选程学启、郭松林等，用曾军编制法成军，是为淮军与湘军代兴之始。自此以国藩一身，总戡乱之成，而大功告蒇之基，悉定于是。
同治元年正月一日，诏授国藩以江督、协办大学士。初四日，又授国荃浙江按察使。倚畀之殷，加于往日。旋以军中奏报较简，谕询其故，并列款问当时要务，敕国藩及浙抚左宗棠、皖抚李续宜速奏。国藩奏言：（一）国荃募勇，二月底可抵安庆，拟令进攻巢、和、含以达金陵。杨载福回湘，因辰、沅有警，留湘防守，已催令先于二月回营。（二）鸿章新募淮勇立营，另拨湘勇数营，二月可成军，拟由陆路赴镇江。（三）攻金陵必脚根先稳。（四）颍州被围，续宜派兵赴援。（五）谋浙从衢、严入，现左宗棠屡获大胜。（六）松、沪告急，拟借洋兵防守。并陈奏报甚少之故：凡谣传之言，未定之事，预计之说，皆不轻奏。嗣后拟十日奏事一次，急则加班。谕又以“各路军营，往往以游移无据之词驰奏，本属陋习，拟定十日一奏，有警加班，转觉拘滞，仍当毋失常度，力求实济”。二月，国荃抵安庆，诏授江苏布政使，并谕兄弟无庸回避。淮勇成军，本拟由巢、含绕越金陵，从扬州达镇江，而江苏绅民备银十八万两，雇输船八艘来迎，遂以三月初八日由安庆分起开行，径抵上海。旋奉命署江苏巡抚。是月，国荃与弟贞干，尽克皖境江北岸各隘，直破西梁山坚垒。四月，复南渡会彭玉麟水师，克太平府、金柱关、东梁山、芜湖县，于是金陵上游门户尽辟。会皖北军将军多隆阿克庐州，陈玉成走寿州投苗练沛霖，沛霖 献胜保军前斩之。玉成号“四眼狗”，久踞皖北，屡突上游，为安庆解围，卒不可得。至是，为苗练所卖。苗练者，苗沛霖以练起，既拥众，反侧于官军与太平军之间。本诸生，自称“老先生”，诸练目皆称“先生”。久与玉成往来。玉成事急往投，遂为 献，因以为胜保功，而师事胜保，胜保 之。为攻金陵之师去一后路患，未始非当时一功也。
五月初一日，国荃攻秣陵关，收降其守将，遂进逼大胜关。初三日，又夺大胜关，平三汊河垒。彭玉麟以水师助攻江心洲坚垒，又夺之，遂泊金陵之护城河口。国荃由陆路逼扎雨花台。是为规取金陵之始。与向荣、张国梁时故垒略同；而上游稳固，各军帅取远势相应合，则迥不侔矣。时廷旨尚盼鸿章至镇江，会江北都兴阿之军并攻金陵，命国藩量其缓急。鸿章方以太平军逼上海，军初至，装械皆远逊洋兵。洋兵守御租界者，称常胜军，颇笑淮军之陋。鸿章思以战状雪之。五月初，乘洋兵小挫之后，鸿章、学启以数千人战太平军听王陈炳文、纳王郜云官之众数万，斩馘一二千，解胁从数千，夺获器械无算。洋兵大服，翕然听命。鸿章因陈洋兵助防之难恃，舍沪赴镇之非便，乃不复移师镇江。国荃独攻金陵，以雨花台为最得形势。山高，可俯视城内，而中洼，且平坦，可藏兵。太平军竭全力守雨花台城，国荃累攻未克。皖南鲍超等军，累克宁国、广德等郡县，削金陵旁郡滋蔓之势。宗棠渐收衢、处、严各郡邑，将向杭州。会江南大疫，攻坚力战之兵皆病，国藩疏陈危惧，乞派在京亲信大臣来会办。奉旨温慰，且言“恐朝政多阙，上干天和，非该大臣一人之咎”。其简派大臣一节，则谕以“环顾中外，才力气量，无如国藩，非特在京无可简派而已”。盖倚任专之至矣。是时，士卒方多死亡，而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苏、常之众二十余万至，堵御历十五昼夜，不得休息。侍王李世贤率浙江数十万众继至。雨花台营被围四十六日，穴地轰发数次，国荃左颊中枪，将士狞目猱面，皮肉几尽。军兴以来，无此苦战。不得逞而退，遂分掠皖南、北新复之地。国荃又分兵守东、西梁山以御之。苏、浙两军迭有进取。十月，洋将美国人白齐文闭松江城索饷，遂至上海大哗，鸿章夺其兵，捕治之，裁常胜军为三千人，以戈登、李恒嵩同领，而白齐文遂投太平军。久之，被获于闽，解上海讯治，覆舟，毙于水。
二年正月，宗棠肃清浙东各县，并分军会鲍超军攻剿皖南，谓不难攻取杭州，而难于杜其分窜，故先清旁邑，不急图省城。鸿章自二年克常熟，太平军力争之，累战至二月乃却。三月，诏授国荃浙抚，以宗棠为闽浙总督，兼署浙抚。四月，太平军欲解金陵围，分股一由徽、宁窥赣，一由和、含围鄂。鄂中有捻匪回窜，皖北苗沛霖亦复叛，与太平相结，气焰顿张，将围裹安庆以救金陵。赖鲍超援剿却蔽。鸿章亦克崑山，逼苏州。国荃以是月克雨花台城，及聚宝门外九石垒。五月，会水师克下关、草鞋夹、燕子矶，并破九洑洲垒，长江肃清。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率水陆号数十万，援江阴，犯常熟，鸿章军大败之。六月，鲍超军逼扎金陵北面诸门。八月，鸿章克江阴，又大捷于无锡，秀成痛哭去。失两王，船百余艘，死者万众。十月，鸿章克苏州。太平军纳王郜云官等约誓于程学启，斩慕王谭绍洸首来降。旋以云官等拥众要挟，诛之。事仍为学启所主张。洋将戈登服学启勇略，交最密，至是以其杀降背誓，且设誓时己为证人，乃云官辈所取信，愤极，将与学启哄，鸿章力解之乃已。论者则以为苏城乃李秀成份地，秀成全力在焉，云官约降，学启本令图秀成、绍洸自效，云官辈不忍于秀成，会秀成亦知苏不可守，与绍洸泣别他去，云官等四王、四天将刺死绍洸，拥精壮二十四万而降。其众自歃血誓生死不相离弃。八人者，要总兵、副将官，部署其众，仍屯阊、胥、盘、齐四门，云官且未薙发。学启密白鸿章，设宴邀八人，即坐伏甲骈杀之。副将郑国魁乃云官所由以通学启，先与云官誓不相负者，亦怨学启相卖，愤不食，卧三日，鸿章亦咎学启太忍。学启大怒，将引军去，鸿章慰谢之。又欲慰国魁、戈登辈，令国魁为云官设佛事，亲诣祭吊，泣数行下，众乃辑服。学启固为地方弭变，为鸿章任怨，使鸿章得以情感转旋其间，皆预定之机密也。未几，学启以苏州军收嘉兴各属邑。明年二月，攻嘉兴府城，先登，中炮伤而殒，人犹有谓其应誓致殃及者。学启，桐城农家子，始从太平军，为陈玉成部。玉成奇其勇，极笼络。学启雅不愿终事太平军，国荃围安庆，知其情而爱其材，地近学启故乡，求得其族媪往劝降，学启诺之而事泄，率三百人逾城出，扣国荃弟贞干壁门，大呼：“某来投诚，有追贼在后。信我纳之，不信急击我，无两败。”贞干大惊，遽纳之。太平军杀学启妻子，悬首城上。安庆之克，学启在国荃军中功最，故鸿章援苏，国藩选良将为助，商国荃遣学启，强而后可。迨围江宁事亟，国荃又欲索学启回军，鸿章以淮勇成军，最良者推学启，不肯还国荃，彼此且有相尤相靳语。克苏州后半年，学启以伤卒。戈登自杀降后，不与相见，至其殁，乃乞得其战时大旗二，携归英国，诧示彼中人而述其战迹云。
当国荃克雨花台、鸿章规取苏州时，太平军翼王石达开为川督骆秉章所擒斩，于是太平始起之五王皆尽。达开蓄大志，能笼络其下，自离金陵，颇欲独树一帜。由皖而赣，官军苦之。达开亦转战无所就。咸丰八年，国藩夺情起，入江西督师，达开图窜浙、闽，既而变计西向，盘旋湘、桂、粤、蜀、滇、黔诸省，皆不得志。以蜀为古来据地自王之国，尤出入不舍。自咸丰十一年四月，始由黔窜蜀。时骆秉章督蜀，剿蜀匪蓝朝柱、李永和等，蜀中守备严，达开连犯不得逞。蜀匪未几悉平，达开退走黔走滇，辄复入，官军御却至五六次。至二年正月，复歼其犯宁远之中旗将赖裕新；达开犹以图蜀为志。四月，复渡金沙江走土司境，计避实而蹈其虚。秉章已策其必至，预悬重赏示土司，使抄其后；檄总兵唐友耕迎击其前。达开将渡大渡河，河水暴涨，官军复击其半渡，死亡多。达开凫涉松林小河，冀遁泸定桥入天全，复为土练所遏。土司自后偃古木塞路，粮罄路穷，奔老鸦漩，官军诱擒送成都斩之。太平军之别部，本可不与金陵同尽，乃反自趋绝地而先亡，则疆臣能事之效也。鸿章军既克嘉兴，已由苏入浙，时在三年二月。先是，宗棠亦自肃清浙东后，师入浙西，由严州进克富阳，遂薄杭州，海宁自以城降，进复桐乡，与由苏来克嘉兴之军会。杭州太平守将听王陈炳文知不能守，官军急攻之，遂与出援余杭之康王汪广洋皆弃城走德清，时为二月二十四日。三月初四、五日，又克武康、德清、石门三县。同时，鲍超军由东坝进克句容，旋收金坛。鸿章军由苏州进攻常州，四月六日未时克其城，与咸丰十年失陷常州为同日同时，时以为异。自是苏、浙之间无坚城，江宁旁近诸邑迭下。国荃军苦战江宁城下，自正月二十一日克钟山石垒，即太平军所谓天保城者，城围遂合。盖天保城既克，于太平门外筑二营，与原扎洪山、北固山两路相应，堵神策门大路，城内外援应始绝。苏、浙、皖南及江南、北军复层递进逼，秀全遂以四月二十七日仰药死，埋尸宫中，秘不发丧。既而不可复秘，诸王号酋帅共立秀全子袭天王位。子年十六，本名天贵福，秀全生时即号之为幼主。其刻印称名，名下并列二小字“真主”，见者意“福瑱”二字相连为名，一时军报皆称太平幼主为洪福瑱，遂入奏牍、官书不改。后就获日供于江西，乃得其说，然洪福瑱之名犹流播也。太平军既立幼主，人心尚坚附不变。国荃仍以苦战，得于五月三十日攻克龙膊子、地保城，乃得附城穿穴，于六月十六日克江宁。李秀成掖幼主，冒官军号衣，从城壤处杂出，由别将拥之去。军中先报福瑱已死，后得秀成供，仍以为疑义。逮江西席宝田军截获之，始信城破未得幼主，因有捷报不实之议，朝廷亦不深问也。克江宁时，搜获李秀成、洪仁发，连日搜杀十余万众，及其称王、称主将、天将有名号者三千余人。大封功臣，国藩兄弟以次均得上赏。太平余党走江西者，由昭王黄文英挟幼主行，以九月二十五日为席宝田所获，并擒洪仁玕、洪仁政、黄文英等，余众窜闽窜粤，由宗棠追剿之，迭有捕斩。直至是年十二月，踞嘉应州，宗棠师至歼焉。
第四节 太平军与清朝的兴衰
洪秀全举事无成，既经官军戡定，一切纪述，自多丑诋。然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用兵十余省，据守百余城，南北交争，居然敌国，论者以为必有致此之道。于是求辑太平天国事实者甚夥。所得之遗文断简，乃无非浅陋之迷信，不足以自欺而偏欲以欺人。孩稚学语之文，拘忌舛改之字，无有足以达政治之理想、动民众之观听者。则所谓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纵有戡乱之具、终无济治之能者也。其戡乱之具，第一能军，官书所载，反有可观，但须省其丑诋之词耳。其次以军法部勒民事，颇与三代寓兵于农暗合，但未能于民事有所究心。民政非如军政，一定制即可收效，事具本章第二节《太平军中篇》。至其颓败，则李秀成被获后之口供，颇有可采。
秀成亦籍粤西，与陈玉成皆为太平之后起用事者。咸丰三年，陷金陵，定为都，大封拜，时固未有秀成与玉成也。玉成有叔承镕，为金田起时旧目。玉成以幼故，未任战事。至咸丰四年，向荣军方驻攻金陵，太平诸将四出图解围，乃有玉成上犯武、汉，秀成与其从弟侍贤犯江西、福建之举。是时玉成为十八指挥，秀成为二十指挥，盖偏裨耳。六年，金陵内乱，杨秀清、韦昌辉相戕俱毙，萧朝贵、冯云山、洪大全俱早被擒杀，石达开又自离，秀成与玉成始用事，支柱太平军事最勤且久。玉成尚前死于苗练，秀成则金陵破后，手挈幼主出城，而后就获。盖以马与幼主，己则恃乡民相怜，匿民家图观望，为萧孚泗亲兵王三清所搜得。此亲兵旋为乡民捉而杀之，投诸水以为秀成报怨，其能结人心如是。既入囚笼，次日又擒松王陈德风，见秀成犹长跪请安，其能服将士如是。国藩因此二事，不敢解京，讯得秀成亲供四万余宇，即以七月初六日斩之。当时随折奏报之亲供，相传已为国藩删削，今真本尚在曾氏后人手，未肯问世。或其中有劝国藩勿忘种族之见，乘清之无能为，为汉族谋光复耶？闻亲供原稿尚存之说甚确，今但能就已行世者节采，稍证太平军自伐自亡之故。
咸丰九年十二月，玉成自江浦回援安庆，秀成独屯浦口。时金陵困急，援兵皆不至，秀成以玉成兵最强，请加封王号寄阃外。秀全乃封玉成英王，赐八方黄金印，便宜行事。玉成虽专阃寄，然威信远不如秀成，无遵调者。李世忠者，本天长捻首，名兆受，或作昭寿，上年以城降清，授以参将，屯近浦口，致书秀成，言：“君智谋勇功，何事不如玉成？今玉成已王，君尚为将，秀全愦愦可知。吾始反正，清帝优礼有加。君雄才，胡郁郁久居人下？盍从我游。”太平朝内官兵部尚书莫仕葵，以勘军至秀成营，书落其手，大惊，示秀成。秀成曰：“臣不事二君，犹女不更二夫。昭寿自为不义，乃欲陷入！”仕葵曰：“吾知公久矣。”乃代奏之。秀全命封江阻秀成兵，并遣其母妻出居北岸，止其南渡。仕葵曰：“如此则大事去矣。”偕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入宫切谏，曰：“昭寿为敌行间，奈何堕其计，自坏长城？京师一线之路，赖秀成障之。玉成总军数月，不能调一军，其效可睹矣。今宜优诏褒勉，以安其心。臣等愿以百口保之。”秀全遽召秀成入，慰之曰：“卿忠义，误信谣传，朕之过也。卿宜释怀，戮力王室。”即封为忠王荣千岁。太平自杨韦构杀，秀全以其兄弟仁发等主政，甥幼西王萧有和尤所倚任，以一将畜秀成，不与闻大计。至是晋爵为王，以秀全任己渐专，不料其疑己也。浦口当金陵咽喉要地，迫于清军，粮援又无措，南渡时见秀全问计，秀全语以事皆天父排定，奚烦计处，但与仁发等谋。留秀成助守金陵，秀成曰：“敌以长围困我，当谋救困，俱死无益。”乃袭浙江以分江南大营力，是为明年春杭州失陷之第一次。秀成为解金陵围计，弃杭州不守，而和春果奔命，以致败死。九年之末，秀全更大封诸王。当秀全初定金陵都，一切文武之制，悉由秀清手定，规模甚盛。正殿为龙凤殿，即朝堂。有议政议战大事，鸣钟击鼓，秀全即升座，张红幙，诸王、丞相两旁分坐，依官职顺列，诸将侍立于后。议毕，鸣钟伐鼓退朝，是为第一尊严之所。第二则说教台，每日午，秀全御此，衣黄龙袍，冠紫金冕，垂三十六旒，后有二侍者，持长旗，上书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台式圆，高五丈，阶百步。说教时，官民皆入听，有意见亦可登座陈说。文从左上，武从右上，士民由前后路直上，立有一定之位。第三则军政议事局，乃军事调遣、粮饷器械总登所。秀全自为元帅，东王为副元帅，北王、翼王为左右前军副元帅，六官左右副丞相为局中管理各科员，中分军马、军粮、军械、军衣、军帐、军船、军图、军俘、军事诸科。又有粮饷转运局、文书管理局、前锋告急局、接济局，皆属军政议事局内，以六官左右副丞相领之。其最尊者为军机会商局长，以东王领之。遇有战事，筹划一切，东王中坐，诸王、丞相、天将左右坐立，各手地图论形势，然后出师。秀清在日所定所行如此。
秀清为秀全所图，东、北两王同尽，翼王继东王领军机会商局长。翼王脱离去，秀成领之。后东入苏、杭，此局遂虚设。内讧以后，人心解体已久，秀全以不次超擢，冀安诸将心，自此几无人不王，转以王号摄行丞相、天将之职，各持一军，势不相下。可以调遣诸王者，秀成分拥东下之众，其与金陵掎角者，仅玉成一人在诸将上，能呼召救急。故八年以前，太平军攻守互用，八年以后，不过用攻以救守，遂至日危，以底于亡。十年闰三月，秀成、玉成既解金陵围，声势大张。秀全之旁，只有亲贵揽权嫉功，政事既不问，军中有功亦不及奖叙，只教人认实天情，升平自至。仁达、仁发嗾秀全下严诏饬秀成，限一月取苏、常。秀成果取之，遂以苏州为份地，不恒入朝矣。秀成踞苏，改北街吴氏复园为王府。入城十有一日，而后出示安民。后苏人习于秀成，盛称秀成不嗜杀，盖较之他被难区，尚为彼善于此。由苏入浙，势如破竹，而奉秀全命趣还江宁，令经营北路。秀成鉴林凤祥、李开芳之失，未敢轻举，而江西、湖北匪目具书来降，邀其上窜，自称有众十万备调遣，秀成允之，留陈坤书守苏州，自返江宁，请先赴上游，招集各股，再筹进止。秀全责其违令，秀成坚执不从，秀全亦无奈何，乃定取道皖南上犯江、鄂之计。方是时，秀成与江宁诸将领议曰：“曾国藩善用兵，非向、张比，将来再困天京必此人。若皖省能保，犹无虑。一旦有失，京城即受兵。应豫谋多蓄粮为持久计。”秀全闻之，责秀成曰：“尔怕死！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秀成叹息而出，因与蒙得恩、林绍璋等议，劝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于朝者，各量力出家财，广购米毂储公仓，设官督理之。候阙乏时，平价出粜，如均输故事，以为思患预防之计。洪仁发等相谓曰：“此亦一权利也。”说秀全用盐引牙帖之法，分上、中、下三等贩米，售帖即充枢府诸王禄秩，无须报解，稍提税入公，大半充洪氏诸王私橐。商贩无帖以粒米入城者，用私贩论罪。洪氏诸王擅售帖利，上帖售价贵至数千金。及贩至下关，验帖官皆仁发辈鹰犬，百端挑剔，任意勒索，商渐裹足。而异姓王侯因成本加重，米价昂，不愿多出资金，米粮反绝。秀成请废洪氏帖，秀全以诘仁发，仁发谓“恐奸商借贩米为名，私代清营传递消息。设非洪氏，谁能别其真伪。我兄弟辈苦心所以防奸，非罔利也”。秀全信之，置不问；秀成愤愤然去。及安庆围急，玉成赴救不利，分兵窜鄂，以图掣围师。秀成叹其误，谓湘军决不舍安庆，长江为官军水师所独擅，运道无梗，非后路所能牵掣，与昔时攻浙以误和春往救，遂陷江南大营者，敌之坚脆不同。后玉成卒败走死，秀成顿足叹无为助矣。金陵食粮，昔时江南、北皆有产米之地，太平军禁令严明，新得之土，民得耕种。江南米出芜湖金柱关，江北米出和州裕溪口，皆会于金陵。自湘军逼攻，耕农已废，沿江各隘复尽失，不待合围，已足制其死命。军令既弛，营堑草率，无复旧规。封王至九十余人，各争雄长，败不相救。当时知无幸，献城归降者日多。至同治二年冬，苏州已为清军所复，秀成潜入江宁围城中，劝秀全出走，图再举。秀全侈然高座曰：“我奉天父、天兄命，为天下万国独立真主，天兵众多，何惧之有！”秀成又曰：“粮道已绝，饿死可立待。”秀全曰：“食天生甜露，自能救饥。”甜露，杂草也。秀全既恋巢，而诸王闻秀成谋回粤，后入党之湘、皖等籍者皆沮之，遂坐而待亡。城未下，秀全先自尽。幼主有从亡之臣，遗臣亦多并命不悔。失国之状，似尚较清末为优，则知清代之自域于种族之见，正自绝于华夏之邦也。
太平军事以前，清廷遇任何战役，皆不使汉人专阃寄。至烧烟一案，能却敌者皆汉臣，辱国者皆旗籍，然必谴立功之汉臣，以袒旗员。西人固无意于战，以利啖之即止，此固旗人所优为也。太平军则与清无两立之势，不用汉臣，无可收拾，始犹欲以赛尚阿充数，后已知难而退，一委湘军。间有能战数旗员，皆附属于曾、胡两师之下。若塔齐布为曾文正所手拔，固不必言；都兴阿用楚军，始能自立；多隆阿与湘军将领习处，得显其战续；舒保为胡文忠所识拔，皆以旗员从汉将之后，乃始有功。唯官文职位较高，胡文忠极笼络之，使唯己之命是听，方不掣肘。金陵既下，文正且推使奏捷领衔，极保向来清廷重满轻汉故习，乃未几为文正弟忠襄所劾而去。文正能容此庸劣，忠襄竟不能忍，而朝命亦竟听之，尊汉卑满，前所未有。是满族气数已尽之明验也。乃事定之后，纵容旗人如故，保持旗习如故，无丝毫悔祸之心，清之亡所由不及旋踵。名为中兴，实已反满为汉，不悟则亡，其机决于此矣。
第五节 捻军起义
道光以来，伏莽遍地。太平军兴，响应附合。炽则百难并发，平则百孔皆填。同治四年十二月，嘉应州克后，凡与太平军相属者，已悉被戡定矣。唯有两起性质不同之叛变，不可与太平军并为一谈者，曰捻、曰回，当附存其略。
捻子之起源甚久，不与太平军同时生，亦不名太平军之名，随其名号而灭。捻子驰骑冲突，旧称马贼，亦曰红胡，称一股为一捻，故曰“捻匪”。军兴时，捻亦炽，其捻中人数特多，公然与大军搏战，有异于前后无兵乱时。其实今亦有之，最著者乃东三省耳。咸、同时纪载，多所附会，称捻为捏，或谓有捻物为号，皆非也。
《东华录》：嘉庆十九年十一月戊申，谕军机大臣等“御史陶澍奏红胡匪徒日炽，敬陈缉捕事宜一折。河南南、汝、光一带，以及安徽颍、亳等处，向多红胡匪徒，屡经降旨饬缉，总末敛戢。今据该御史奏称，近来日聚日多，横行益甚。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成群结队，公肆抢劫，或夺人赀财，或抢人妇女，甚至挖人目睛，且有头目指挥。河南之息县、光山、正阳、罗山、汝阳、项城为尤甚。其在逃未获之王旋子，即属头目，而地方官捏称为从。其在安徽者，有李东山、马大旗二人，最为出名，现在藏匿阜阳县境内，每人手下约有千人，州县颟顸不办”等语。
《山东军兴记·皖匪篇》：起于皖北颍、寿、蒙、亳之间，有庐旅，有妻孥孥，不饥寒而抗榷税。国家因用兵粤匪，挞伐稍稽，遂乃子弟父兄，相率为盗，私立名号，曰堂主，曰先锋。或数百人为一捻，数千人为一捻，故当时号曰“捻匪”。恒于春秋二时，援旗麾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歌呼，粮尽再出，有如贸易者。
此皆得捻匪真相，但咸丰时之每捻以数百人、数千人为量，则扩大于陶文毅所云。盖乘军事方启，无暇捕此不立大号、不据地方之小丑，遂放胆为此耳。咸丰初，捻为颍、亳间土匪，不甚著。三年，太平军陷安庆，踞金陵，分党进至皖、豫，于是匪踪蜂起，张乐行起于蒙城雉河集，为群寇冠。朝廷遣重臣剿办累年，忽聚忽散，此起彼灭。太平军陈玉成久踞皖北，常与捻合而扰官军，以救九江、安庆之危，捻匪奔突，踪迹愈远。同治二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方为钦差大臣剿捻，攻破雉河集老巢，斩张乐行，其众仍属乐行侄张总愚，奔突如故。当是时，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挟捻上窜，由豫、鄂入陕，连陷兴安、汉中各郡邑，已开西捻之路。旋因金陵围急，得才等复纠捻东还，豫、鄂、鲁、皖遂所在皆捻氛矣。得才闻金陵陷，服毒自杀，余太平诸王多降，赖文光遂入捻党。僧格林沁奔命不遑，官文堵御累败。三月十日，朝命曾国藩赴楚、皖、豫交界督兵剿贼，李鸿章暂署江督。鸿章奉命至金陵，国藩与商，东南军事告竣，楚军急应裁撤。北捻未平，淮军旧部在乡里团练，素为捻所畏，属鸿章留淮勇剿捻。于是淮军仅裁老弱数千，是为国藩急避拥兵之嫌，暂留后起之淮军，以靖中原之余匪，而平捻遂为淮军所专任之绩。国藩又以僧王、官相，并为钦差大臣办贼，己再加入其间，启匪轻视，疏请但驻安庆调度。会朝廷知陈得才大股或死或降，命国藩仍留江督任。四年四月，僧格林沁追剿张总愚、赖文光等大股于曹州，全军败殁，仍命国藩赴山东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捻又窜海、沭，向徐、淮，官军与战而胜。然捻已并合大众，疾驰日数百里，非官军所能跟踪。国藩以贼成流寇，若寇流而兵与俱流，则彼之资粮无限，我之兵力有穷。乃定议以四省十三府州之地，设四镇重兵，安徽以临淮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江苏以徐州为老营，另派马队一支，为游击之师。从前各军剿捻，以追截为能事，自四镇设而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此应流寇之一胜着。又议捻迹太广，完善之区皆彼掳掠之地，虽欲坚壁清野，而相距甚远，不及预计，然匪倏忽可达，收保无及。于是就山东之运河东岸，沿堤筑墙，以兵守之，不令捻越运河而东。捻自五年二月图渡运，徘徊于曹、徐、淮、泗者两月余，不得逞。官军就所在与战，辄破之。时捻众至十万，张总愚、牛洛洪等股，渡沙河而南，入苏、豫之间；任柱、赖文光等股，渡贾鲁河而西，入豫。国藩以运防有效，再议防河，自周家口下至槐店，扼守沙河，上至朱仙镇，扼守贾鲁河，逼贼于豫之西南山多田少之处，使贼骑队不便冲突。河督张之万谓贾鲁河沙淤已久，万难兴挑；豫绅亦执是言。国藩奏言：“河防上下千余里，地段太长，本是极难之事，唯马队不敌贼骑，贼可随地掠夺骡马，官兵购马喂养，皆有所限制，战事别无把握，不能不兼筹防守。防河之举，办成有大利，不成亦无大害。”仍力任其难。并请将朱仙镇以上至黄河七十里，中间有开封省城，上距河三十里，下距朱仙镇四十里，商豫抚驻省坚守，不得议豫军顿兵不进，至全河防局无成，愿独任其咎。因进驻周家口调度。自借用水道设防以限戎马，又为应流寇之第二胜着。既而于八月十六日，捻由豫抚防地窜入，河防无成，国藩以所策失效，自请开协办大学士及江督缺，以散员留营效力，另简钦差大臣接办。时诸军力战贼于山东境，保运防，贼屡败。九月，遂复西窜，而分为二：张总愚一股回豫境，经剿益西，遂入秦；而任柱、赖文光盘旋楚、豫间。从此捻分两大股，世谓东捻、西捻。十一月，朝命国藩回江督任，授鸿章钦差大臣剿捻。时西捻已由湘军刘松山蹑其后，捻不得东还。而陕中有回乱，朝命左宗棠以陕甘总督为钦差大臣，兼剿回、捻。东捻则回窜山东，鸿章方踵国藩成规防运，而运河在济宁以北防段由山东巡抚任之。会天旱水涸，人马可行，六年五月，突破运防，议者哗然，以为防河防运有同儿戏。鸿章不为动，乃创倒守运河之策，截东捻于运河以东。捻更东趋入登、莱，鸿章乃更于胶莱河设防，蹙贼于海隅而歼之。并严运防，以为胶莱河防之重固。七月，捻又反扑，由海神庙潜渡潍河，山东军不能御，胶莱防溃，急扼运防，追贼至赣榆，降人潘贵升阵毙任柱，余赖文光众无几，复流窜至扬州，守运军击擒之，东捻遂平，时在六年十二月。御流寇之法，以不流之兵待之，限以河道，守以长墙，无河之处，掘濠续之，其事甚拙而不能保其无失；一失，则谴责随之。疆臣尤不乐于境内设防，以为战斗乃督帅之责，代分防线之任，又且域而限之，使久战于其土，皆所不便，故訾议防河之说甚盛，朝廷亦疑之。鸿章坚持国藩始议不少诎，虽累遭失败，然办贼得多迎战而少尾追，防贼得缩小其区域，而少保聚不及之患，使贼之掳掠日少，损折日多，以至于亡。此亦曾、李有功以后之威信足以坚持之，不然亦败于群口矣。
西捻之窜陕也，由湘军刘松山蹑之，不令停足。唯陕中回匪方炽，捻酋张总愚乘机奔进，终以湘军紧迫，无从久踞。六年，宗棠入陕，声势益壮。时总愚窜渭北，屡为官军所败。宗棠虑其回窜鄂、豫，檄诸军扼渭上，并檄山西按察使陈湜防河。而贼无所恋于关中，急趋北向，窜陷绥德，分扰米脂。以十一月二十二日，由龙王庙乘河冰已合，呼啸过河，山西平阳、蒲州并警。晋、豫急急防守，贼已由绛州、曲沃、垣曲山僻小路窜豫。十二月初九日，过晋、豫界邵原关，抵济源县境，遂遍窜怀庆、卫辉两郡地，逼近畿辅。其时正东捻就歼、论功行赏之日，近畿骤警。宗棠自贼窜渡河，急督所部入晋，请敕刘典暂行督办陕省剿回事务。至是，由翼城东趋入直，已奉“调度无方，革职留任”之旨，而山西巡抚赵长龄、防河按察使陈湜，则遣戍矣。刘松山之军，由宗棠饬从北路径向畿南，朝命又严催鸿章入援。时直督为官文，亦以毫无布置被责。七年正月，松山军追贼及之于河内，大捷。贼窜直隶境衡水、定州等处，再降宗棠二级。而松山军已抵保定，宗棠亦抵获鹿，又有旨奖之，而切责鸿章不即至，亦夺职。鸿章疏陈：“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川、楚教匪办理十数年，卒赖此收功，任、赖捻股流窜数省，畏圩寨甚于畏兵。豫东淮北，民风强悍，被害已久，故圩寨到处高坚，与城池等，捻不能久停肆扰。湖北、陕西素无圩寨，筹办不及，贼得盘旋饱掠，其势愈张。自渡黄入晋，沿途掳获骡马，步贼多改为骑，我军骑少步多，即骑兵每人不过一马，追逐病毙，即已无马，贼每人二三骑，随地掳添，狂窜无所爱惜，官军不能也。又彼可随地掳粮，我须随地购粮，劳逸饥饱，皆不相及。今欲绝贼粮，断贼马，唯赶紧坚筑圩寨。如果十里一寨，贼至无所掠食，其技渐穷，或可克期扑灭。”盖以平东捻之经验言之。时朝命恭亲王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督抚，又命宗棠总统各军。宗棠连破贼于献县、深州、束鹿、博野、深泽、饶阳、肃宁等处。二月，贼再窜卫辉，直至临清；官军追剿。四月，突回窜直境，袭天津，宗棠又以落贼后降三级留任。鸿章亦到，遂与宗棠会筹且防且剿之策。闰四月，黄、运两河增涨，官军既逐捻南下过沧州，沧州南有捷地坝，在运河东岸，当减河口，乃开坝导运入减，就减河北筑墙，以为沧、青、静海屏蔽，复圈之于徒骇、黄、运之间，湘、淮诸军就而蹙之。六月二十八日，诸军追捻至东昌之茌平境，水溜泥陷，总愚奔走无路，携八骑至徒骇河滨，下马投水死，西捻亦平。诸大帅所被降黜严谴皆复，且有加赉焉。治马贼之法，卒用阻水筑墙，坚壁清野，是为长策。明之亡于流寇，盖以将帅不足任此。捻祸之与闯、献，相去能几何哉！
第六节 回部纷争再起
回乱乘太平军事而起，然不与太平相应合。有宗教之隔阂，有种族与地域之限制，故无迎附太平之意，亦不遽逐鹿于中原。中原方急，清廷可置为缓图，唯养乱久，故戡定较费力耳。回事分三部分：（一）陕、甘，（二）新疆，（三）云南。陕、甘、云南，皆自古为回族入居之地，而声势又不相联络；新疆则域外之回部酋长乘虚来袭，而南疆回部从之，北疆亦为所荐食，俄罗斯又从而生心，此回乱纠纷之派别也。未乱之前，甘、陕、云南汉回仇杀之案，相续不绝。人数则汉少于回。回有宗教之团结，汉又较分散无力。平时受制于官法，尚时时酿乱。太平军时，兵饷皆绌而官力微，又往往招募回丁助战，益借寇兵而长其焰，此回乱之因也。
（一）陕、甘回。陕、甘回民之多，不能划定其来自何代，但以种族之固结，与汉民仇，与国家抗，其来已久。以清代论，顺治五年四月，有河西回米喇印、丁国楝攻陷甘、凉，渡河连陷兰、岷、临洮，遂围巩昌。时所奉为明故延长王朱识 ，则犹有眷怀故国之意也。既为总督孟乔芳所败，尽复河东地，渡河而西，游击张勇擒朱识 ，斩米喇印，复凉州，仅余甘州来下。围之累月，食尽乞降。逾月复叛，尽杀抚、道、提、镇以下官多人，西破肃州，又立回酋土伦太为王子，关外诸回蜂起响应。张勇等复破斩之，至六年十一月而始平。其间汉回械斗仇杀，由官捕治，不劳师旅者不计。至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循化厅回马明心创新教，所奉墨克回经，变旧教之默诵为朗诵，遂两派相仇。新教徒苏四十三，聚党杀老教百余人。官捕之，杀一知府、一协镇。总督勒尔锦大调兵剿捕，获教首马明心，囚兰州。回众陷河州，犯兰州，败督标兵，断黄河浮桥，噪索马明心。诏以大学士阿桂为钦差大臣，率禁旅征之，逮勒尔锦，以李侍尧代。阿桂至军，筑汲道，阅三月乃复河州，贼平班师。阅二年，四十八年四月，新教徒田五复起，据通渭之石峰堡为巢，分出掳掠。朝命褫总督李侍尧职，逮提督刚塔。大学士阿桂再率禁旅往讨，以尚书福康安、内大臣海兰察为参赞。先剿平隆德、宁静窜踞之回，进攻石峰堡克之，封福康安嘉勇侯，阿桂由公加一轻车都尉，海兰察由侯加一骑都尉，敕撰《石峰堡纪略》。盖亦张皇之以为贵戚封侯地耳。
回变多在甘肃，而陕西之回众声势，其时有巡抚毕沅一疏，因查禁新教苛扰激变而言，可借见陕、甘回民之状。疏言：“陕属回民，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及所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聚堡而居，户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七座，其最大者系唐时建立，各寺俱有传经掌教之人，称为阿洪（或作“阿浑”），不相统属。从前长安回民械斗案件颇多，究因地方有司管教不善所致：非存心姑息，遇事宽纵；即因其回民，有意从严，遂致私图报复，互相仇杀。此后如实有随同新教，或别立邪教，即当严绝根株。倘不过寻常念经礼拜，即不必另立科条，致滋扰累。”疏入，谕各省行之。自此内地回族安堵。咸丰末，河南巡抚严澍森遣募荔、渭、泾阳回勇六百，赴汴防守，颇资其力。未几，澍森调湖北，遣撤回勇。回勇诣陕省团绅投効，时在同治元年。太平军陈得才合捻匪入武关，窥省城，省防标兵多远征，巡抚瑛棨飞章乞援，官文、曾国藩商遣多隆阿或舒保援陕，道远弗能至，民团战败，回勇亦散归，经华阴小张村，伐民家竹为矛，主家噪逐，格斗毙回人二，余逃入回居之秦家村，纠众复仇。会太平军阻渭不得渡，仍出潼关入豫境，而回乱则已酝酿甚炽，汉民亦起相抗，焚杀相踵，村镇往往为墟，诏瑛棨谕解，而由团练大臣张芾亲往，遂被戕于回，由是困城戕官，杀屠万计。同州、西安回焰既炽，凤翔回亦杀汉民与相应。甘肃回皆蠢动。时川、滇土匪，及太平军与捻匪，出入奔窜，多隆阿已入陕，又追剿东还，诏胜保督陕西军，以雷正绾副之。二年二月，甘回陷固原，宁夏、河州、狄道、平罗、灵州皆反侧。旋又围攻平凉。多隆阿既逐贼出陕，仍返剿回。自二月至四月，连战皆捷。八月，甘回陷平凉，复攻泾州。诏趣多隆阿西援凤翔、平凉。九月，解凤翔围，凤翔被围已十四月。将进剿甘回，而于十月滇匪蓝大顺窜陷盩厔，多隆阿移师困之。盩厔城小而固，大顺百计守御，久不能拔。而陕回慑多隆阿军威，渐西趋。宁夏又有汉回互斗之事起，兵备道侯登云练民备之。将军庆瑞主抚，奏劾登云，勒汉团缴械，回遂夜袭陷宁夏城，登云被害，汉民屠戮无遗。满城隔数里，庆瑞佯为弗闻。次日，灵州回起陷州城，而马化隆本据金债堡，设碉卡，纳亡命，反侧鸱张。宁夏既陷，其酋赫姓，使使迎入城，群回跪道左，咸听命焉。化隆自其父马二与穆大阿浑善，穆大阿浑习新教，临死，以所服白帽红衣授化隆，属徒众归其管束。大阿浑之孙穆三、穆四、穆五，均为新教阿浑，自京师、天津及黑龙江，吉林之宽城子，山西之包头，湖北之汉口，均有新教徒党，潜匿勾引。化隆又自托神灵，妄言祸福，群回倾信之。化隆既起，遂足以号令甘回，厚集其毒矣，时陕回已渐肃清，多隆阿兵若不顿，甘回可以被慑不动。既为由滇入川之蓝匪所掣，而旗员之为将军于宁夏者又助成之，是为陕、甘、回毒尽发之日。
多隆阿攻盩厔久，朝廷以多隆阿行军决胜最神速，怪此役独迟，严旨催督。多隆阿以为耻，三年二月，力攻之，自登炮台援桴鼓，枪伤目，卒克其城。蓝大顺走汉阴，为乡团所截杀。多隆阿以伤重，请以穆图善权钦差大臣，四月，卒于军。朝命西安将军都兴阿督办甘省军务，提督雷正绾帮办。又以杨岳斌为陕甘总督，代熙麟。巡抚为刘蓉，亦湘中名流，督诸将进攻回所陷城邑，时胜时败，此克复彼又蠢起。又艰于粮运，军以缺饷而哗变，即不变亦屡为回所乘。当同治五年间，甘省小麦一石值银一百六七十两，他粮称是。甘既穷瘠，不能不仰给于陕。西捻复入陕蹂躏。六年春，曾国藩檄鲍超霆军、刘松山老湘营西援。超以勇著名，为宿将。松山为王錱旧部，能得錱部勒法，而益以识力胆勇，为后起之异材。国藩之为陕计，为剿捻计，可谓周矣。顾于是时，鲍超方剿东捻，与淮军刘铭传共扼捻于湖北德安、安陆之间。尹隆河之役，超出铭传于险，铭传耻素轻霆军，而今反倚霆军自救，乃以其失利诿咎于霆军之失期。李鸿章据铭传言入奏。时超已援铭传于围中，续得累胜，自喜有功，忽奉严饬，大愤，引疾解军职。唯松山独入关，逐捻方急，亦不暇问回。岳斌督陕、甘被困，乞养，且陈病。朝廷乃移左宗棠自闽、浙督陕、甘，时为五年十一月。未几，宗棠于武昌途次，又奉钦差大臣之命，且从所请，以按察使刘典改三品卿帮办军务。松山于其时先抵西安，盖五年岁杪事也。甘回乘陕有捻患，时时入掠，逐之则退，去辄复来。刘蓉以事罢，乔松年代。六年二月，回、捻分扰全陕，各路请援，松年无以应，唯奏催宗棠。宗棠顿汉口，募勇未集。陕官绅沥请宗棠速赴，宗棠非于军事饷事有成算不遽进，唯松山一军战捻，所至必胜。盖用老湘营之节制，又倚国藩之饷源。老湘营者，王錱始起之名也。是时剿捻尚得力，而甘回蔓延，不暇深问。其入陕，则遇辄剿之，亦條进倏退。至六月，宗棠始抵潼关。九月，赴泾西分布诸军，所部近百营。刘松山领万余人，郭宝昌三千人，刘厚基三千人，是为剿捻之师；高连升三千人，刘典五千人，是为剿回之师。杨和贵、周金品三千余人屯凤翔，周绍濂二千余人屯宜君，吴士迈千余人防渭，复以亲兵三千余人、水师千人、黑龙江马队千余人，分屯华州、华阴、潼关、渭南、临潼间，是为兼讨捻、回之师。于是群捻锐意渡河，掠山西以窜畿辅。朝廷召宗棠，宗棠急东下，置回为缓图，而以前之部署皆暂辍，奏以刘典代督陕、甘军，与将军、巡抚联衔奏事，自金锁关移驻省城，诸将均听节度。时肃州亦久陷，甘省遍地皆回。七年二月，刘典以乔松年病免，兼署陕抚，身驻三原捍回，或退咸阳，或回驻三原，遣兵渐击回于北山，寇巢皆尽。六月西捻平，宗棠入觐，所部松山、宝昌等军及喜昌之马队皆还陕。
宗棠之入觐也，帝询平陕、甘期，奏五年竣事，时为同治七年六月。至十月，还西安，既克灭贼期，亦约定竭邻省力供饷，士饱马腾，一洗关、陇饥困故态。盖无此时会，无此信用，无此筹策，皆不足以成之。自宗棠入陕而西陲气象一变。西捻由陕窜晋，寖向畿辅，急于入卫，而又一停顿，至是乃有一全局之规划，与自立不败之把握，则必胜之道在是矣。宗棠既还西安，分檄诸将定屯骑地，兼顾防剿，独留松山一军稍憩于洛阳，待毕婚乃行。宗棠檄由茅津北渡入晋，乘冰过河，径趣陕北。时陕中汉民屯结御回者，久而成盗，遂为陕省土匪。匪以延、绥间董福祥为悍，犯绥德，窥榆林，失业无赖及饥军溃卒附之，众至十余万。十一月，松山至汾州、永宁，购行粮渡河入绥德。匪巢散布大、小理川间，纵横二十里。松山分军攻大理川，自攻小理川，所下匪巢以百数。度榆林，至靖边，屯定边，又屡败之。匪并窜镇靖堡老巢。松山抵镇靖，福祥之父世猷跪地乞降，旋福祥亦降，收其众十七万，自是土匪无悍股，得专力于剿回。回方自陕麇集陇边庆阳，北通金积，东走陕疆，往来无阻。甘省大帅以抚回为得计，回旋叛旋服，玩弄诸将。陇西士民，望左军如时雨。八年正月，陕境渐平。二月，宗棠移驻乾州，益督诸军西进。时庆阳群回，以董志原为坚巢，十八营凶渠皆聚。宗棠檄诸军克期破董志原，凶渠亦败死相继，乃议弃董志原，并入金积堡。老弱辎重既去，官兵攻之辄下，遂以董志原为入陇诸军驻地，四出收复庆阳、泾州所属，歼回至二万余，获骡马万计，拔难民万余人。三月，诏促宗棠赴泾州受总督印，兼顾秦、陇，以陕事责刘典，边外事责金顺。四月，诸军肃清陕境，宗棠檄分趣陇东，自率亲兵道永寿、邠州、长武以赴泾，开赈恤，集流亡，劝民种秋粮。兵燹遗黎，栩栩有生意矣。
宗棠之檄诸将入陇也，松山独受令由定边趣花马池，盖使径向灵州攻回中最巨之酋，以拔祸本。巨酋以金积堡之马化隆为最。化隆又名朝清，能嗾使群回，而又阳代陕中诸回乞抚，反侧取便利。陇中宁夏将军署督穆图善惑抚议，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更唯回是听。松山以八月抵灵州，甘回自谓已抚，诣军诉疑惧状。松山曰：“陕回拒命者集此，故来讨。已抚甘回皆良民，何惧？”飞札金积回酋马朝清，告各寨安居无恐，且以甘回十余人前导，示无猜。乃奋击陕回所踞郭家桥，毁其堡二十一。战时甘回恐动，榜堡列队，放枪大呼，松山诫军士勿问。旋径来犯，始开壁击之，回败勿追。陕回既败，窜踞吴忠堡，金积回阴合之，复来犯。松山击之，回败，遂逼吴忠而垒。自是累蹙回，并挠其刈禾。而都中乃有言松山滥杀激变者，穆图善亦疏言马化隆不宜剿，恐激其走险。朝廷疑松山不可恃，命宗棠别派军顾北防，适宗棠报捷疏至，疑稍解。陕回被攻，辄因马化隆乞抚，令缴马械乃议抚，则出朽枪羸马以应，而昼夜修备如不及。官军尽破金积旁近回垒，乃进攻灵州。先谕化隆令回献城，化隆阳乞展期，陕移灵州眷属入金积，引陕回入城助守。不数日，攻下灵州，并其城南石垒，斩回酋数人，俘获亦夥。十月，西向扫荡狄道、河州间，而驻军安定、会宁、静宁，以通省城驿路。官兵连破回寨，化隆亦连乞抚。十一月，宗棠又移驻平凉。松山督诸军逼金积，尽剪其旁近堡垒。宗棠以平凉、固原、泾州、庆阳急，檄数将领分屯一路要隘，以相犄角。此当时湘中所推左军独以避长围防后路为胜着，正此谓也。化隆屡嗾诸回间道拊官军之背，或断其粮道，皆以有备不得逞。官军得步进步，故失败恒少。九年正月，化隆嗾党返扰陕，一由宁州、正宁入陕之三水，一窜甘泉，与延绥土匪合，于是陕北皆警。朝旨严催宗棠还顾陕。化隆自诩得计。松山攻回酋马五寨，寨大而坚，誓以死拒。松山自督军士举薪烧寨门，飞炮中左乳，诸将奔视，松山叱其出战，遂俘马五，克其寨，还报松山，乃瞑。
松山既殁，所部即以其从子锦棠代将。天生刘氏叔侄以定西陲之乱，以成左相之功，非偶然也。宗棠善与贤者共功名，然遇年辈相临、名位相埒者，则务欲以意气胜之。金陵克城时，以曾军先报洪福瑱已歼，及逸寇皆戳，遂极诋曾军奏报欺饰，致相龃龉。然至西捻平时，有奏云：“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国藩常足其军食，俾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晋，速卫畿辅，以步当马，为天下先。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松山之力。臣以此服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仰恳天恩宣示中外，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其推挹松山，因而归美国藩。后国藩既逝，宗棠即以此为挽联，所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者也。要其用意气结合松山者至矣。松山卒于同治九年正月十五日，马化隆知之，凶焰顿炽，号召河州、狄道诸回，亦皆受嗾来犯，突陷雷正绾所守峡口垒。又自宁州、正宁窜陕境。朝廷恐宗棠所留兵不敷分剿，诏李鸿章入陕，督办陕省援剿事宜。旋刘典奏陕已肃清，乃止。锦棠益痛击金积内外援应之回。化隆既踞峡口，决渠水灌官军，锦棠预浚沟泄水，因以筑堤困金积。化隆再乞抚，仍嗾回党犯陕，既皆不得逞，尽逐来援诸回益远，金积外援益绝，据濠筑墙以困之。至十一月，力尽乃降，缴出炮数十尊，枪数千杆，金银铜钱合银十九万有奇。又掘地搜得所匿洋枪千数百杆。十年正月，讯得北口贸易交通洋人等罪状，化隆及其子耀邦俱磔死，杀其弟侄等助逆者十三人，及伪官八十余人。其客民及被胁甘回三千余，安插平凉。金积男妇一万二千余，安插固原。毁其王城、东府、西府，搜违制诸物悉焚之。化隆就俘，回党见之，犹长跪，呼之始起。既诛，回势遂瓦解。
金积堡既下，宗棠搜捕平凉以北、宁夏以南回、土余匪，匪尽西窜河州。宗棠檄诸将修治兰州道，利转输，储军火于平凉之静宁，徐图进取。三月，朝旨促进规河州。宗棠以洮河湍急与黄河等，自狄道、陇西、安定进兵，皆须造船架桥，势难立办，且收获期远，前无可因之粮，非稳着也。五月，桥成粮备，乃檄诸将进。锦棠扶榇南旋，以萧章开暂统其军。七月，宗棠移驻静宁。陕回入甘者，自宁夏既平，益窜而西，白彦虎、崔三、禹得彦等巨酋，皆掠西宁旁近；肃州回先已纳降，至是复叛，甘、凉戒严。八月，宗棠复移驻安定，诸将转战，攻毁洮河以西回垒。三甲集在洮西，为河州门户，十月下之，进克数堡。会诸将攻河州大东乡，回献马乞抚。察其未至极窘，非诚意，弗应，迭破四垒。至十一年正月，诸将傅先宗、徐文秀先后战殁，军气稍挫。宗棠急檄王德榜接统傅军，沈玉遂接统徐军，申明纪律，乃复振。河州回酋马占鳖闻官军增垒复进，使使诣行营哀请缴马械听抚，先后缴马四千有奇，枪矛一万四千余件。西宁回目马永福等亦乞降。二月，各遣子弟赴宗棠安定大营，献马五十匹。宗棠纵令归巢，群回疑畏尽释。乃奏：“办抚以迁徙客回、安辑土回为要。河州全境周五六百里，回多汉少，杂以番众，同治元年变乱以来，陕回多避居其中。自陕境肃清，金积扫荡，固原东、西山继平定，各属倡乱之回，亦多寄孥其间，此客回之应徙者。其本籍汉民，有受河回胁制，甘心役使，名为随教者；有仇隙已深，逃至洮、岷、狄道充当勇丁，而亲属仍留者，宜分别拔出。其外来汉民，有被陕回裹胁而来者，有被河回裹胁、认为义子、齿诸奴仆者，宜勒令交出，送回原籍，此汉民之应徙者。至安辑之法，则檄安定、会宁、平凉、隆德、静宁各牧令，择荒地便水草者，安置降回。”以此分别办理，河州平。
肃州之叛也，宗棠奉诏派劲兵西赴，已檄徐占彪赴之。四月，占彪进屯肃州中和桥。五月，攻肃州东关，克其大卡一，遂攻塔尔湾，破其堡四、墩卡十九。时锦棠自湘还陇，宗棠令道平凉、兰州趋西宁，盖白彦虎、禹得彦犹踞西宁旁近拒命。锦堂至碾伯，榜谕甘回安堵，专讨陕回。七月，宗棠进驻兰州省城。时肃州东西南三面贼垒皆尽，而陕回禹得彦、崔三、白彦虎等旋围西宁。九月，锦棠破走之，西宁解严。十二年正月，悉定西宁各回堡，群酋皆降，唯白彦虎向肃州，官军攻肃州不下，彦虎先遁关外，入安敦玉境，遂独与回疆踞回合。肃州城濠深三四丈，冬夏不涸，古所谓“酒泉”。官军以巨炮轰城，城坍而阻濠不得进，辄被回酋砌补。占彪因攻坚伤足，宗棠乃亲赴肃州督军。八月，至肃州，将士踊跃攻城，炮中数将，不克。宗棠见仰攻损精锐，乃增修濠垒困之。锦棠蒇西宁事，檄令至肃助剿。九月，锦棠至，日令降回马福寿等驰马城下，呼回酋马四等曰：“死期将至，善自为谋。”马四乃亲诣大营乞命。谕令先缴马械，次造土、客各回名册，听候安插。核对册籍，拔出汉民。磔马四等八人，杀客回一千五百余、土回五千四百余，皆积悍所并聚也。肃州平，大升赏，宗棠以总督协办大学士，追松山功，赏男爵，余给赏有差。
（二）新疆。乾隆开辟新疆，前已叙及。至道光初，昔时大和卓木博罗尼都，子孙遁居敖罕，有孙曰张格尔，以和卓之名，乘回疆办事旗员昏愦失职，境外属回之愤怨，得用安集延布鲁特之众作乱，陷喀什噶尔，时在六年八月。当是时，朝廷犹以故事主兵者必旗员，诏用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宿将杨遇春以署陕甘总督为参赞。贼旋尽陷西四城，官军扼浑巴什河，东四城无失。杨遇春、杨芳等迭复各城，以七年岁杪，会擒张格尔于喀尔铁盖山。是役经年余而毕，以非甚劳瘁，不详列其曲折。自是历三十余年，至同治初，陕回乘太平军之衅倡乱。有陕中阿浑妥明出关，至乌鲁木齐，结参将索焕章，焕章奉妥明为帅。会乌鲁木齐都统勒捐防饷，奉行之役皆回人，汉民怨愤，抗捐兼有仇回之意。
三年四月，奇台县回汉民斗于市，回败。其时库车有能叛回警，南路回皆蠢动。乌鲁木齐为都统、提督所驻，乃新疆都会。提督业布冲额遣兵赴南路讨叛，其兵多回人，至喀喇沙尔（今改焉耆）溃归，举城反，时在六月。索焕章手戕提督并其家属，据汉城，推妥明为主，焕章自为元帅，进围满城，八月陷之，都统平瑞殉节。于是乌城属邑奇台、绥来、昌吉、阜康及哈密、吐鲁番、呼图壁、库尔喀喇乌苏，先后失守。妥明进号清真王，不用焕章，多引马姓诸回为元帅。此为陕、甘出关之回，其人与内地回无别，亦与汉人无异式，是为新疆东路之回变始拥有名号者也。
既而东路回结新疆缠头回。共取南八城。缠头回与境外属回为近。属回旧以敖罕部为敢战。敖罕一作浩罕，有四城。其东一城名安集延，距回疆喀什噶尔城仅五百里。其人好贾远游，新疆南北各城处处有之，故即以安集延名敖罕。敖罕其时为俄所逼，国都已被并入俄，其酋号帕夏，宗棠奏中谓即“伯克”转音。其人名阿古柏，东保安集延而王。喀什噶尔奸回金相印导帕夏入境，以兵取喀什噶尔，次第攻夺南八城。缠回以其同类，颇归附之。妥明欲结缠回取此八城者，已为缠回导属回先之，遂遣党分陷山北诸城，塔尔巴哈台回民亦叛。五年，缠回又攻陷伊犁九城，新疆南北皆乱。其间汉民乃结团自保，寇至则战，寇去则耕。其田公种公收，立壮士为之长，兵事田事皆属焉。乌鲁木齐诸属城皆有团，团各有长，先后战死，而迪化徐学功战最力，而历久不败，遂独以民团支拄其间，隐然为一重镇。学功者，乌鲁木齐农家子，好技击。值回乱，结健儿数十，掠回庄赀货自赡，遇汉民力护之。后附者益众，集至五千人，精练马队，每战突阵，骤如风雨，回见之辄走。帕夏闻其名，惮之，使使约和。九年，妥明遣将攻库车而败，帕夏潜勾妥明他将马仲，自吐鲁番共攻妥明。妥明降帕夏，帕夏仍令为清真王，居乌垣；以马仲为阿奇木，总回务。仲又与学功战，被阵斩，仲子人得袭职。人得与妥明积仇，纠安夷攻妥明。帕夏乃约学功共攻吐鲁番、乌鲁木齐，皆下之，妥明走绥来死。于是安夷又跨乌鲁木齐。始叛之回，名号无复存矣。新疆遂为安夷所据地。
帕夏之交学功也，以学功善战，计必为清廷所用，冀与相结，向清廷荐己王南八城，而以乌鲁木齐至哈密地，使学功归献清廷以为功。既见学功百战不得一阶，乃轻之，令还南山，以乌垣仍任马人得绾回务。
学功大恚，屡攻乌城。土回、缠头时投学功，时投入得，转辗受役，迄不得息。十年五月，俄罗斯以代收伊犁来告，且言将进攻乌鲁木齐。诏署伊犁将军荣全赴伊，收回城池；直隶提督刘铭传出关，规复新疆；都统景廉、成禄规复乌鲁木齐；左宗棠、穆图善拨兵顾关外。铭传等皆不果行。宗棠则饬徐占彪驰赴肃州，代成禄，使出关而已。时攻河州方急，不遑图远举也。其冬，俄人果纠土回、缠头袭乌垣，阳称赴绥来市易，驱驼马羊只数千，载洋货银钞以行。学功截之于石河，距绥来止八十里，斩俄人及回、缠数十，余悉纵还，尽夺其畜生货钞，俄东窥之念乃息。十一年春，景廉率师抵古城，招学功率所部开屯；哈密办事大臣文麟亦招之，于是乌垣附近屯田大兴。学功及哈密团首孔才，皆以其众为朝廷任耕战，官皆渐擢至提、镇。回疆稍见中朝号令措置矣。十二年三月，陕回白彦虎西窜，官军方攻肃州，彦虎为肃回应援，败走出关。至秋，掠乌垣、绥来，为学功所截，夺其驼只货物，彦虎势益孤弱，遂服属于安夷矣。九月，宗棠克肃州，陕、甘平，乃议扫除关外。
左军之扫除关外，事已在光绪年间，与本节标题不合。但收复新疆与戡定关、陇，人才国力，俱是相连之一事，不能不乘关内既平，并述其始末，且认此为同治中兴之结果，湘、楚立功之终局。以后之事，即西后干政，贿赂公行，有亡征无起色矣。故越时代界限而列之于此。
新疆向为旗员豢养之地，清廷本不愿汉人过问。当陕、甘既平，有诏乘势进规关外，但令金顺、景廉、穆图善辈主兵事，而命宗棠接济军饷，指派左军中张曜、宋庆驰往哈密，会文麟剿贼。盖以汉人领兵者为偏裨而已，初未欲以督师之任畀宗棠也。是时新疆形势，南八城已为帕夏所据，伊犁为俄所代收，其极东之一州三厅，原与安西同属甘肃。然自肃州嘉峪关以外，清廷已视为禁脔，故使穆图善自泾州移驻安敦玉，为景廉、金顺等声援。其于宗棠，盖以外人视之。至十三年七月，命宗棠为大学士，犹使留陕甘总督任，而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是时犹未有任宗棠出关意也。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乙未，景廉乃奏宗棠筹办粮运未能合宜，以宗棠主由北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用驼运，户部侍郎专办西征粮台之袁保恒主由南路肃州，用车骡运，意不合。宗棠既已奏争之，景廉乃右保恒而抑宗棠。盖不但兵事不欲任宗棠，饷事亦不欲任宗棠也。宗棠复奏称：“凉与甘肃向称腴郡，乱后人少地荒，关外安玉敦尤甚。今采买至十九万石，抵承平时全省一年额赋，犹疑其尚可加采，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何从出乎？以挽运言之，车骡负粮多，而饲养所耗亦多；驼负粮少，而饲养所耗亦少。以所运程途言之，车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尽；驼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尚可稍余，以济待饷之军。驼行内地及戈壁，日耗粮三斤，若行边外，则食草不必食料，所省又多。自来军行北路，用北路之粮，无由关内运济北路者。今肃、甘、凉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已为从前承平时所难，若尚责其逾天山运巴里坤，更由巴里坤运古城，劳费固不必言，试思关内之粮，除人畜食用，无论骡之与驼，能运至哈密者几何？能运至古城、至巴里坤者更几何也？臣前称粮仅可运至哈密者，只就运至哈密尚有余粮供军计之，且指负多食少之驼而言，非指车骡也。景廉但知乌、科之粮难运，不知肃州之粮可采可运，而无可供前敌之军，翻不如北路驼运，劳费相当，免耗粮草，究有可供前敌之军也。臣指乌、科为言，盖以北路商旅往来，有一捷路：由归化城、包头而西，稍北至蛇太、大巴，共十余站。其间为乌、科及归化各城所属蒙地，无台站而有屯庄。蒙、汉杂处，自为聚落，产粮之地颇多，雇驼亦易。由大巴西北十六站抵巴里坤，则无台站，无屯庄。计程以驼行一日为一站，自归化城起，驼行三十余日可抵巴里坤，遂呼为三十余站。所经之地属何城管辖，无从确悉，但称乌、科，实则近时商旅赴西路者，均以此路为捷径，未尝绕道乌、科两城也。臣意欲此路粮运可办，于前敌军食有裨，而关内之粮递运安西、哈密，亦可由巴城由驼接运，庶前敌军食，以两路供之，不虞缺乏。此后安敦玉耕垦渐广，庶运粮两事尚或不至束手。”
由此奏，可见新疆用兵，以军食为最难继。宗棠唯确有成算，乃有用兵关外把握。军机中恭王及文祥辈皆尚晓事，故能知旗员之不足恃。又因宗棠言，召回景廉，并召还袁保恒，遂以宗棠为钦差大臣，仍用金顺为帮办，是为宗棠任关外军事之始。顾宗棠既任关外事，朝论又主弃关外矣。道光以来，海防紧急，曾、左、李诸帅，于太平军事之后，即兢兢以造船制械取法泰西为务。同治九年五月，天津教案，殴死法国领事，焚毁教堂，法人责言汹汹。曾国藩方督直，委曲与法议结，正法滋事人民至十五人，军流者二十一人，天津府县官皆遣戍，国藩至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语。其实是时普、法开战，法且不国，而时无电信，中国不之知也。十三年四月，复有日本船避风泊台湾，为生番所杀，日本派兵登岸，进攻番社，朝命沈宝桢为钦差，与日本议恤金五十万，乃撤归。议者多注重海防，遂以新疆为当弃，乃可专注意于海上。由今思之，恐亦旗员不主新疆兵事之影响也。从前军事，虽非若新疆之本为旗员私物，犹未尝以汉人主兵。太平军明明由汉人戡定，金陵既下，报捷犹推官文领衔。淮军平捻，当时亦推都兴阿领衔奏捷，都兴阿绝不敢自任，乃止。是为汉人主兵之始。新疆则事更不同。撤景廉而命宗棠，或旗员以为与其坐失汤沐地以资汉人，不如满、汉均失之之为快也，遂倡言弃南八城封帕夏为外藩；英使威妥玛乘机复为之请。二年春，宗棠方将自兰州启行出关，而关外应弃之说甚盛。时宗棠方筹定粮运之法，又与俄商订定购粮，诸有次第，乃奏言：“乌城之贼，土回居多。白彦虎复挈陕、甘悍回，分踞红庙、古牧、玛纳斯，与相联络，而皆南通帕夏。帕夏即敖罕部安集延回酋和硕伯克也，帕夏当即伯克之转音。自帕夏踞南路各城，吐鲁番、辟展以西土回皆附之。帕夏能以诈力制其众，又从印度多购西洋枪炮，势益猖獗，土回、缠头皆倚之为重，然不敢显与俄国较，俄夷亦颇言其狡悍异诸贼。今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垣等处，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安集延或悉其丑类，与白彦虎合势死拒，当有数大恶战。如天之福，事机顺利，白逆歼除，安集延悍贼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若贼情先图自固，但作守局以老我饷，则旷日持久，亦在意中。外间议论，或以为事可缓图，或以为功可速就，或主撤兵节饷，或言难得易失，其命意皆因裨益洋防起见，岂真由衷之言哉！臣一介书生，高位显爵，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年已六十有五，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固有万不容已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地以安兵。今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此时置之不问，后患环生，必有日蹙百里之势。此区区愚忱，不敢不尽者也。”疏入，军机大臣文祥力赞之，乃获成行。
是时英、俄、印度之接触，英欲扶回部以为印度藩篱，故安集延亲英而远俄。俄与安夷不洽，故不禁其商民售粮于中国征回之军。俄粮可直运至军前，其价必需现金，现金不易骤集，因有募债之举。募债之事，起于宗棠。时有杭州巨商胡光墉，恒与洋商交易，为宗棠献策，可以预提经入之款，作目前急用，稍付利息，分期偿还。宗棠前曾借三百万两充西饷，而于同治十三年，因日本启衅台湾，亦曾为沈宝桢介绍借款。其借款无须政府名义，但由借债之主管官给予付息还本之印票，胡光墉即作保人。至西征饷款，出自各省海关协解，借债即由各关扣还。宗棠任关外饷需，早巳筹及，故定借洋债一千万两。江督沈宝桢奏以为债不可借，而西征兵不可罢，当国家自为计。东抚丁日昌则以为借债之额，愈少愈好。乃定为借四百万，而奉旨准借五百万，并于部库拨借四成洋税二百万，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仍足千万之数。斯为朝廷曲谅劳臣，亦宗棠之廉名有以致之。夫西征军事，有老湘营之节制，有刘氏叔侄之才气，有百战之经验，有宗棠之调度，何愁不克，所难者饷与运耳。宗棠于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由兰州启行，奏言：“所部已陆续拔行，至肃州取齐，分起次第继进。”
“大约由肃州以西，接台站行走，中途无须停顿。由巴里坤达古城十一站，应察看地形，留驻数营，防贼旁窜。抵古城后，须军粮取齐，乃可趣战。臣宗棠所带亲兵马步各营，暂驻肃州，俟前路粮料运至古城，后路肃州、安西、哈密各有粮积，乃可前进。其前路进止机宜，已面授总理行营营务处西宁道刘锦棠，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俄粮之运古城者，截至四月，可四百八十余万斤，仅敷金顺全军马步之需。继进之军所需粮料，除官私驮骡驼只装运，军土自行裹带外，余均取给哈密、巴里坤。哈密粮源，自甘州、肃州、安西而来；巴里坤粮源，自归化、包头、宁夏而来，远者五千余里，近者三千数百里。截至四月，巴里坤存粮可六百余万斤，安西、哈密之粮运至古城者，可四百余万斤；存储待运者尚千余万斤，然劳费已不胜计矣。其巴里坤有数径可达安西，不复经由哈密，已饬记名提督徐占彪，俟臣宗棠到肃后，带所部马步四营驻之。哈密则有张曜一军，马步十二营，宋庆所留步队八百人，择要扼守，以防吐鲁番东犯之贼。如此，庶后路常通，粮运不匮，乃可言劲气直达也。”
观此措置，粮料运道及军之后路，无一不稳，料理军事如家事。向来出兵混战，有得有失，甚或大败决裂，以大军而败于小丑者，亦坐无此预备耳。古城子在后设之奇台县西，奇台为迪化府属邑，迪化即乌鲁木齐。是时官军所规取者乌垣，古城已逼近乌垣。徐学功辈能据其地而守作耕屯，故可为前敌根据地。总之，回非劲敌，所易致失败者，调度之失宜也。宗棠自称“老亮”，生平以诸葛自居，其真实本领，读史为不可不寻其肯綮。
道光以前，国家财政，中央主之。咸丰军兴以后，各省习惯，各自筹措，唯以造报为统一，故督师而不兼督抚，饷源尽仰他人，即不可恃。西征一举，督师虽兼督抚，而陕、甘贫瘠，仰外协者多。宗棠之受任，先理旧日西征军之原饷，并其所带军队之原饷，一一清其来源。唯指定为一事，实解又为一事，信用、威望、交情，缺一不可。宗棠之量出而后入，从无失败。其所分配邻省协饷，自较他人任此事者为有力。又恐欠解及缓不济急，乃用指协款借外债之策。斯时沈宝桢为台湾事借款之原在事者，故宗棠以同条件再借与商，而宝桢即奏阻之，略言：“举债之故不同。开矿、造路、挖河，以轻利博重利，故英、美等国，有国债而不失为富强。若以国用难支，姑为腾挪，后此且将借本以还息，岁额所入，尽付漏卮，此举债之故不同也。举债于本国之商，国虽病而富藏于民，有急尚可同患。若输息于外，一去不返，此所举之债不同也。台湾之役，本省罗掘一空，外省无丝毫协济，急何能择，出此下策。然日本贸然深入绝地，无可欠之资，坚与相持，情见势屈，照原议借六百万，则善后备举。煤矿、茶山所出，渐足馈军，一借断无须再借。嗣借过二百万，倭事已定，部令停止，臣即不敢再申前议。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本其土著，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重烦擘画，非放牛归马之时。洋人以巨款借我，恃有海关坐扣，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各省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虽日劾各省督抚藩司，亦坐待严谴而无如何！前届宗棠借洋款三百万，计息七十万，若以七十万供饷，未必无补。今以一千万照台湾成案，八厘起息，十年清还，计息约近六百万，几处虚一年之饷。若照除，则西征仅得四百余万实饷耳。前届三百万，至光绪四年始清。续借千万，今年即起息，明年即还本，海关应接不暇，而西陲之腾饱不及两年，涸可立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亦愈巨。半途而废，势必不可；责各省还债外另筹解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则海关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然谓西征可停，则又断断不可。我退则敌进，关、陇因而不靖，徒弃祖宗辛苦缔造之地，而列戍防秋，劳费亦等。臣等以为左宗棠此行，不当效霍去病扫穴犂庭，而当师赵充国养威负重，扼其冲要，坚壁清野，开水利，广屯田，考畜牧。关外多一分之产，即关内省一分之运。甘饷之巨，困于运耳。运省，则一年之饷可支两年。目前饬各省勉力筹济，臣请朝廷发旷代之德音，以内库为之倡。数不在多，足生疆吏同仇之感。并恳敕下部臣，熟权缓急，将有着之款，移稍缓者于最急之区，庶各省、关可以勉强从事。”
宝桢此奏，视西事为不易速了，不料宗棠兵事之神速也。又请发内帑以免借外债，此是正论，是以有拨库存四成洋税二百万之旨。夫四成洋税，本专为海防而设，时海防之任，在南、北洋大臣。宝桢为南洋大臣，自谓兵事非其所长，推之北洋大臣李鸿章，造报兴办海军。鸿章不能折孝钦奢欲，遂多移作颐和园经费。此为后数年孝贞后崩后之事。其时本可借用，同是向协饷归款，何必以息掷与洋商！宗棠以主兵之人，自不能指内库索饷，反嫌要挟而败事；宝桢径言之，则当时士大夫谋国之忠。后来新进言宫，或间有戆直者，疆吏已无此风概矣。
宗棠既得的饷，于是年五月粮运递达古城。闰五月，前敌总理行营营务处刘锦棠驻古城，宗棠调兵节节填防后路。锦棠侦踞乌垣者马人得，而白彦虎踞红庙子，土回马明踞古牧地。古牧为马垣、红庙藩篱，法当先取，而又当先据阜康，以遏贼西窜之路。六月，宗棠亲赴金顺所驻之吉木萨，约金顺屯阜康城。白彦虎闻大军至，亦自红庙移踞古牧，薙发易服，附于安夷，安夷亦遣缠回助战。是月二十三日，锦棠围古牧，安夷骑贼来援，败之。二十八日，克古牧，歼守贼六千。明日，趋乌垣，安夷、土回已宵遁，遂克迪化州及伪王城，城为妥明所筑。诸将分追贼到戈壁，乌垣旁近守贼皆遁，帕夏后遣援骑至距乌垣二百里之达板城，不敢进。新疆北路已略定。七月，宗棠咨金顺等分扼要隘，檄锦棠等进规南路。时帕夏踞托克逊（在吐鲁番南），筑三城自卫：北守达板，拒锦棠乌垣之兵；南守吐鲁番，拒张曜哈密之军；乌垣败党麇集达板。白彦虎踞南山小东沟，锦棠趋之，彦虎驱众并入托克逊。帕夏勒其众尽薙发易服，傍其三城以居。宗棠檄张曜、徐占彪攻吐鲁番。时北路回城尚有玛纳斯、南城未下，金顺攻之不克。八月，锦棠遣军助之。九月，克玛纳斯、南城，歼妥明余党。于是分屯北路要害。而冬令大雪封山，不能逾天山而南。帕夏遣白彦虎、马人得守吐鲁番，其子海古拉守托克逊，遣大通哈守达板，自居喀喇沙尔策应之。大通哈，安夷官名，犹大总管。是为二年岁杪相持未靖之局。
三年三月，锦棠自乌垣逾岭攻达板，张曜自哈密西进，与徐占彪会趋吐鲁番。初五日，集达板城下，城回发西洋枪炮下击，军颇有伤亡，不退。锦棠坐骑亦中枪，易马而进，饬各营筑垒掘濠困之，败托克逊来援之回，回骑皆反奔。次日，遂克达板。锦棠使人呼“缚异装者赏”，于是大小头目悉致麾下，所谓大通哈名爱伊德尔呼里，亦就擒。大通哈以下各酋，同声代帕夏乞款，愿缚白彦虎、献南八城。锦棠听其致书招帕夏，而释所俘南八城缠回及被胁之土尔扈特人数千，悉给衣粮纵归。十四日，锦棠遣军会徐占彪等军攻吐鲁番，马人得及缠回万余降。锦棠亦于是日克托克逊三城，海古拉先遁，降缠回三万余。自此南八城门户洞开，缠回降者缴马械即释不问。南八城回传相告语，思自效。帕夏日夜忧泣，四月于喀喇沙尔之库尔勒城饮药死，海古拉舁其尸西行，将达库车，为其兄伯克胡里所戕。伯克胡里非帕夏阿古柏所爱，本以海古拉为小帕夏，帕夏死而小帕夏为兄所戕，遂继其父保南八城，令白彦虎守库尔勒。彦虎自踞开都河西岸，觊入俄，而英人又与中国驻英使臣郭嵩焘再为安夷缓颊，事下宗棠。
嵩焘奏在帕夏死后，其言云“观英人意指，尤惧俄罗斯侵有其地，谋为印度增一屏幛，是以护持尤力。西路军务情形，此间一无所闻。能乘阿古柏冥殛之时，席卷扫荡，当不出此数月之内。或尚有阻滞，及时议抚，亦可省兵力，以为消弭边患之计”云云。
宗棠奏言“安集延侵我回部， 附英人，英人阴庇之十余年，明知为国家必讨之贼，从无一语及之。上年官军克复北路，乃为居间请许其降，而于缴回各城、缚献叛逆节目，一字不及。经总理衙门向其辩斥乃止。兹德尔比、威妥玛复以此絮聒于郭嵩焘，以护持安集延为词，以保护立国为义，其隐情则恐安集延之为俄有。臣维安集延系我喀什噶尔境外部落，英、俄均我与国，英护安集延以拒俄，我不必预闻；英欲护安集延而驻兵于安集延，我亦可不预闻。至保护立国，虽是西洋通法，然安集延非无立足处，何待别为立国？即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市恩？虽奉中国以建置小国之权，实则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且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汉代已隶中华，固我旧土。喀什义为各色，噶尔义为砖房，因其地富庶多砖房故名。八城富庶，以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为最，此中外所共知。英以保护安集延为词，图占我名城，直以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从前恃其船炮，横行海上，犹谓只索埠头，不取土地；今并索及疆土，彼为印度增一屏幛，公然商我于回疆撤一屏幛，此何可许！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势将伊于胡底！彼向总理衙门陈说，总理衙门不患无辞；来臣营陈说，臣亦有以折之。现在南路之师，与嵩焘片奏‘乘阿古柏冥殛之时，席卷扫荡’一语，尚无不合。唯迫于数月之内，转战三千余里，窃恐势有难能。臣前闻英有遣淑姓赴安集延之说，已驰告刘锦棠、张曜善为看待；如论及回疆事，则以‘奉令讨贼，复我疆士，别事不敢干预。如欲议论别事，请赴肃州大营’。臣于此次奉到谕旨，当加饬其体察情形，妥为经理，务期预为审量，以顾大局”云云。奏中于数月内扫荡，以为难能，不肯先作自满语。其实本年全疆悉平，距此不过六阅月耳。
据宗棠疏，郭嵩焘在外国所进言，自缘不知国内事实，且亦言“数月内果能扫荡，即无异说。倘有阻滞，则趁此议抚，亦省力之一法”。此尚不足深论。其时国内主弃南八城者，实为旗人，故知旗人以新疆为私擅之汤沐地，不得擅则颇欲割弃，盖不服其徒为汉人见长地也。时有库伦大臣志刚上言：“西事今昔不同，虑其阳不与我争而阴助之。宜于天山南北，安置兵勇，招徕农商，为深根固本之计。然后与两大从长计议，划定疆界，庶不至与接为构，进退维谷。”廷臣议者，亦皆谓“西征耗费过多，乌城、吐鲁番既得，有屯兵之处，当众建以为藩篱，借省兵力”。宗棠贻书总署争之；诏统筹全局，密速奏闻。宗棠乃合对俄对英，陈其利害。略言：“我朝定鼎燕都，蒙都环卫北方，而后畿甸宴然。盖削平准回，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况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不可不预为绸缪者此也。高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万里，一时不能无耗中事西之疑，圣意坚定不摇者，扩旧戍之瘠士，置新定之腴疆，边军仍旧，饷不外加，疆宇益增巩固，可为长久计耳。今北路已复，唯伊犁尚未收回；南路已复吐鲁番全境，只白彦虎偷息开都河西岸，喀什噶尔尚有叛弁逃军，终烦兵力。此外各城，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自更无抗颜行者。新秋采运足供，余粮栖亩，鼓行而西，无难挈旧有之疆土还隶职方矣。英虑俄蚕食其地，有所不利，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彼将何以难之？设有意外争辩，枝节横生，在我仗义执言，决无挠屈。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牣者，北路除伊犁外，奇台、古城、济木萨（济木萨后改孚远县），商民散勇，土著民人，聚集开垦，收获甚饶，官军高价收取，足省运脚。余如经理得宜，地方有复元之望。南路各处，以吐鲁番为腴区。八城除喀喇沙尔地多硗瘠，余虽广衍不及北路，饶沃过之。今已复乌鲁木齐、吐鲁番，虽有驻军之所，而所得腴地尚不及三之一。若全境收复，经画得人，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不至如前此之拮据靡措矣。地不可弃，兵不可停。饷事匮绝，非速复腴疆，无从着手。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不容已。恳敕户、兵两部，将咸丰初年陕、甘、新疆报销册，及新疆额征、俸薪、饷需、兵制各卷宗，由驿发交肃州，俾臣得稽考旧章，斟酌时势，以便从长计议。奏请定夺。”
奏入，议乃定。盖英人之无理要求，本尽出中国人情理之外，乃旗下亲贵自有此主张，而朝士或附和之，足为外人张目耳。时金顺又有“愿以本军，乘俄用兵土耳其，袭取伊犁”之议，宗棠则贻书总理衙门，谓“北路兵力未必足恃，即有把握，亦无容舍堂堂正正之旗，为乘间抵隙之计。纵目前因事就功，将来必更难了结”，乃止。于此知宗棠决不冒昧图功，非万全不力主其说也。
是年八月朔，锦棠遣军启行，趋开都河。白彦虎已壅河漫流百余里，阻官军，师行绕道百余里始达。九月朔，抵喀喇沙尔。城内缠回，已为白彦虎掠去，城中水深数尺，庐舍荡然，招回避乱之蒙古数百人，令迁幕至开都河东，以实后路。初三日，收复库尔勒城，城亦已空，掘窖粮得数千石，救食乏。侦贼知所向，待粮三日复进。及之，则步骑数万，以远镜瞭之，持械者才千余人，余悉老幼回民挽车牛杂沓以随。乃下令唯执械者斩。寇委难民去，追及，败之，遣军护难民还。初十日，再及贼，败之。次日，收库车。自库勒尔六日驰九百里，拔难回约十万，宗棠遣员随军设善后局，招耕收，筹籽种，治涂造船，以通商贾，缠回争思归附。白彦虎经拜城，与安夷夷目掠城外缠回，城内回闭关拒之。十五日，官军至，拜城回开城迎降。十六日，追及贼于上、下铜厂，连败之。十七日，度戈壁百四十里。十八日，薄阿克苏，城回十万出降。白彦虎见官军日近，乃与安夷分窜，冀各缓其死。安夷窜叶尔羌，彦虎窜乌什。锦棠不以寇分而自分其兵力，乃令数将缓安夷而专追彦虎。十九日，行戈壁八十里，俘其渠马有才等。二十日，再败之乌什城东，遂复乌什。彦虎仍由布鲁特边遁喀什噶尔，与安夷合。于是东四城皆下。东四城者，最西乌什，稍东阿克苏，迤东而库车，而喀喇沙尔是也。东四城距三千余里，以二十日取之。锦棠开西宁道缺，晋三品京卿秩，备大用，余诸将给奖有差。
十月初二日，张曜军由喀喇沙尔进库车。有回酋麻木尔，自库车南之沙雅尔遁还阿克苏西南之哈番。至是，谋袭库车官军。锦棠自阿克苏侦知之，初七出兵，初九日击哈番回，破之，解散其众，麻木尔受创遁。时西四城犹在安酋手：伯克胡里自踞喀什噶尔，其南英吉沙尔，又南而偏东叶尔羌，再南而东曰和阗，和阗距喀城最远，其伯克名呢牙斯，围叶尔羌以应官军。伯克胡里愤甚，率众救叶尔羌，呢牙斯败走，降张曜军。伯克胡里进踞和阗，其留守喀城酋名阿里达什，于白彦虎之失乌什而来投，拒不纳，而喀城原有从逆之守备何登云、章京英韶，及满、汉兵弁数百人，守汉城反正，使使迎官军。阿里达什保回城以攻汉城，告急于和阗。伯克胡里方以复保西四城向外国英、俄两边告捷，闻警，弃和阗奔回喀城之回城，且先属收纳彦虎自助。锦棠方自阿克苏遣军将攻叶尔羌，而喀城汉城反正并告急之使至，乃分军三道取喀城，期以十一月十四日入喀城。十三日日中，两路进取之军皆抵喀城，距数十里之外。锦棠自统之兵，方进驻叶尔羌、和阗间冲要，以为声援。贼候骑猝遇官军，急归呼言“大军至矣”，缠回皆骇溃，安酋禁杀不能止。安、白两酋皆逃走，其党犹城守。夜三鼓，军抵城下，骑贼出战，汉城降弁凭城大呼助威，贼大败，守城贼亦尽走，未明而克喀城。追获著酋于小虎、马元、王元林等。白彦虎、伯克胡里及阿里达什遁入俄。锦棠师截歼逸贼，疾驱而前。十七日，复叶城，二十日复英吉沙尔，二十九日复和阗，于是南疆西四城皆下。俘故帕夏四子、三孙及妻子，按律治之。磔于小虎、马元、麻木里及倡乱之金相印父子于市。诛悍党安回、缠回、陕甘回千一百六十六人。新疆平。以次查各城流寓番夷，英国有商官、商人凡十人，乳目国有洋操教习二、商三，阿拉伯人三，皆给资遣还国。印度痕都斯坦及回部各国人五千余，去留听自便。希鲁特本分十九部落，喀城西北五部落已附俄，其余十四部落附安集延，至是附安者求内附，纳之。嗣是，四年十月、五年正月，俄迭纵逋回犯境，皆擒斩极多，并由回目捕献其来寇之酋阿里达什，迨俄交还伊犁约定后乃已。新疆之改行省，亦在俄约定后，事由锦棠主政。
（三）云南回。回之变也，多由聚族而居，与汉人痕迹不化。始而以汉藐回，迨天下多故，则以回仇汉，而汉人无以御之，则变作矣。故回有地域与宗教之系著，陕、甘、新疆尚不尽一气，云南与陕、甘、新，更隔绝自为一系。湘中良将，未暇及此。贵州平苗，尚出湘军之席宝田、刘岳昭辈。戡定滇回，大功成于岑毓英；岳昭虽督云贵，亦唯虚己听之。毓英自有部属，自有节制。盖唯此一隅，不在湘军建绩之列。
今先言滇事之起因。滇自汉至于唐初，亦为中国郡县地。《新唐书·地理志》：“戎州、姚州及泸州三都督府，所隶诸蛮州九十二，皆无城邑，椎髻皮服。唯来集于都督府，则衣冠如华人焉。天宝末，诸蛮中南诏蛮蒙氏据有其地，旋自立国号大理。”辗转易姓改号，自五代石晋至宋，皆称大理国。宋末，元起北方，当理宗宝佑元年，即元之宪宗三年，灭大理，复为蒙古统地。时蒙古尚未取宋，先有云南。其色目种人，自西域回部移来者至夥。云南回民之多，盖自此始。回汉相仇之事，自来不可胜数。至道光间，汉回互斗，焚杀几无虚日。贺长龄为云贵总督，二十五年十月，永昌府又有回匪纠众肆掠之事。迤西道罗天池杀戮永昌回民，指为内应，歼除几尽，回益怀愤报复。长龄以办理不善降调，代以李星沅，稍理其纷，未久调任两江，又代以林则徐。是时梗法为暴者，与其谓为回民，宁谓实由汉民改变，回以被迫而控之官，省不能理，至控之京部。官不庇汉以虐回，提犯鞫讯。而汉民先以毁官署，劫狱囚，搜杀回户，拆桥梗道，抗敌拒捕闻矣；唯亦有回人滋事者。则徐所谓“止问良莠，不问汉回”，自是正办。然粤乱渐炽，贤长官不能久任滇中。汉回相仇，回以种族、宗教之结合，心力易齐；汉以各地之土豪，逞其势力于一地，至回合各地以成众，则声势不相侔矣。于是遂成十九年掘地僭号之祸。
僭号之回为杜文秀，以大理为都，久攻始下。其在道光时，则受汉民所欺压，挺身赴京控诉，而为呈首者也，非不奉法之乱民也；后又助林则徐缉获乱党，且有功于平乱者也，此事近罕知者。
金安清撰《林文忠公传》：保山回民滋事，公奏亲临督剿。……中途闻弥渡有警，乃疾趋先击之，一鼓扫荡。保山匪徒闻风震慑，公未至，即呈请缚献。公素侦知首要各犯姓氏。别有杜文秀者，机警多智，曾入都控滇事，公抚而遣之。入贼巢，按名就缚，无一人遁。公详列各犯罪状，五雀六燕，悉当罪。即汉民有勾煽附和先事凌激者，亦一一穷治之。中外詟服。
此言缉回犯，以杜文秀为眼目，所得悉当罪。别言汉民有犯法者，所以别于文秀所侦之回。文秀赴京呈控者汉人，若缉汉犯，自不能托之文秀，然则文秀以回人缉回犯，不以同教推诿，其初固深自效于大吏者。但保山之役，罪在地方官过于袒汉，多戮回人，犯法亦以汉人为甚。文秀即为保山事京控，其助官缉犯，当是保山以外案犯。录《国史旧传·林则徐传》。
（道光）二十七年，升云贵总督。时云南汉回互斗垂十数年，焚杀几无虚日。则徐抵云南，适回民丁灿廷赴京叠控保山县汉民沈振达，串谋诬害，劫杀无辜。经地方官提犯鞫讯，汉民遂纠众夺犯，毁官署，劫狱囚，搜杀回户，拆澜沧江桥，道路以梗。永昌镇、道举兵往擒，汉民遂拒捕。二十八年，则徐督兵赴剿，途次闻赵州之弥渡有客回勾结土匪滋事，遂就近移兵剿之，破其栅，殪匪数百，并抚恤受害良民。赵州底定，保山民闻风慑服，缚犯迎师，则徐按其罪重者百数十人，立诛以徇；复乘势搜捕永昌、顺宁、云州、姚州历年拒捕戕官诸匪千余名，置诸法。
据此，知汉回仇杀，在云南历年已久。保山为汉人犯重，他处回犯正多。传言京控者为丁灿廷，据则徐奏议，则丁灿廷与杜文秀皆为迭次控辞呈首。
则徐有饬提永昌京控人证未据报解情形片，内言：“两起回民京控，钦奉谕旨，交臣等审办。其原告丁灿廷等一起，于十月十七日由部咨解到滇。又杜文秀等一起，亦于十一月初三日咨到。”
是两起京控之原告，文秀确居其一也。
则徐又有审明丁灿廷等两次京控折，内言：“十一月内，又准部文，奉旨：‘此次复据云南回民杜文秀等控告匪棍刘书等，挟嫌借端，诬控从逆，致被搜杀抢掠。迨招抚回籍后，又被杀害多命等情。’”
文秀等所控，亦不尽系汉人。文秀之未婚妻，即为回人带去窝藏，并杀其妻父，但为署知县嗣代府事之知州恒文所用之家丁名黄溃者为之，并经惨杀其家多命。溯其起衅原因，则缘道光二十五年四月间，有已经歼毙之陕省回匪马大等，在保山板桥地方唱曲讥笑汉民，被逐起衅。汉回互相纠众，仇杀焚掠，经永昌文武带兵往拿。回匪率众拒战，戕害大小营员及兵练多人。各处汉村回塞，彼此互烧。其烧毙杀毙之人，事隔数年，难以追查确数等语。此唱曲，必是山歌。南方山歌，原有专练相骂歌无数，彼此以歌词多而恶毒，层出不穷为胜。若在惯用械斗之处，必为启衅之一大原因。至其助乱壮胆之资，则又有紧皮药，服之刀砍不进，枪打不透，此似即义和拳等方法。今之大刀会、小刀会，亦多有此语。昔之小说所谓金钟罩、铁布衫等法，似亦其类。
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告病去滇。明年，金田事起，朝廷不暇多问边远事，不成兵祸者不见官书。而于咸丰三年六月，东川府属回起事，总督吴文镕带兵出省剿办，报迭有斩馘，其首匪马二花仍不获。至九月，滇督已易罗绕典，匪尚据东川之翠云寺、小雪山。护总兵王国才奉檄穷剿，擒获马二花及余匪，安插难回一万三千余人，东川、寻甸始平。具见国史馆罗绕典、吴振棫等传。可知回变历年未息。是时中原骚乱，邻滇之黔、桂两省亦群盗纵横。滇省内又有猓夷、 夷等出掠。朝廷以全力御太平军，远省之兵事饷事，听省自为计。大吏坐困无术，则听将领料民为兵，就地征饷。骄将悍弁，所以对地方者益不可问，五年而杜文秀起迤西之蒙化厅矣。
文秀之起，官书皆甚隔膜。至后专到剿迤西时，始揭其名。同治十一年克大理时，滇督刘岳昭、滇抚岑毓英奏捷疏中言：“杜逆倡乱，历十八载”，则自其年上推十八年，知为咸丰五年也。又同治七年，毓英始擢巡抚，疏陈军事，首言“杜文秀窃踞迤西十有三载，根深蒂固”。自其年上推十三年，乃系咸丰六年。盖五年起事，六年而踞有迤西也。《东华录》于咸丰五六年间，屡言汉回互斗滋事；又言回民抗粮，朝廷与疆吏皆存一敷衍之见。疆吏讳重为轻，朝廷不求甚解。当时总督为恒春，出省剿贵州苗；巡抚为舒兴阿，其奏报谕旨，有如儿戏。如六年五月甲戌（十八日），舒兴阿奏：“楚雄回匪，迭受惩创，剿抚兼施，尚易得手。唯寻甸悍匪，理喻不从，地方多被扰害，现已飞调昭通、开化各镇兵，相机剿办。”得旨：“寻甸岂不能剿抚兼施？若必期剿洗殆尽，焉有多兵？但不可迁就了事也。”此盖以寻甸属迤东道，逼近川、黔，为省城通内地之后路，不能抛弃；楚雄虽已在大理之东，距省不远，然尚属迤西道辖，意将置之度外，以一抚字掩饰了事。而谕旨，则并不责其兵取迤东矣。是时滇事，朝廷与疆吏互相粉饰，究其实状，乃从旁见侧出之文，略知咸丰六年乱象。刘岳昭等同治十一年折，有追叙文云：“咸丰六年，提臣文祥调川军助剿，克红崖，围宾居，而东西各回围省，退兵还援，则弥渡、云县失矣。”宾居塞在宾川州，红崖当即宾川州之赤石崖，与赵州之白崖为对。弥渡镇在赵州，云县即大理之云南县。据此，知大理初陷，提督尚调邻省兵赴剿。宾川、赵州、云南，皆大理所属州县，而省城于是被围，遂加陷数地。又《史稿·忠义·谈树琪传》：“咸丰六年，以知府候补云南。先是，云南各郡县汉回相杀，回人据大理诸州县。树琪至滇境闻变，遣家属还，间道至省城。次日，城门昼闭。……初，树琪以部郎出守贵州，苗匪乱，办贼有声。……大吏率遣树琪及副将谢周绮防堵碧鸡关。关去城三十里。……树琪旋遇害。时六月二十六日，距至云南仅七十余日。”是即六年省城被围事，而大理则早被回据。树琪于抵滇境时已闻之，必是春间之事。《东华录》于六月十六日辛丑谕，据滇抚舒兴阿有“回匪勾结日众，现饬分股剿办”一折。又另片奏“汉回仇斗，势难姑息，拟次第查办”等诏。八月初二日丙戌，又奏西路剿匪获胜，及剿办海口回匪各一折，并不言省城被围。朝廷亦方饬滇督恒春由黔回滇，仍令其酌度情形，先其所急。初九日癸巳谕，本日侍郎何彤云奏滇省回匪滋事情形，略言：“当汉回互斗之初，自应持平办理；迨至因焚杀而戕官，回已叛逆，汉无此事，地方官力持并剿之议，又尽撤各乡团练，而转募回匪守城。现在迤东、迤西各属，回势燎原。海口、碧鸡等处，逼近省垣，回皆屯踞，非大加惩创，不能使之畏威敛迹。”并保前任知府彭崧毓及在籍侍郎黄琮、御史窦垿、总兵周凤岐等，办团练佐兵力；劾从前纵回袒回诸员，责令恒春、舒兴阿查照商办；并询恒春能否回滇。旋又谕恒春奏贵州剿办吃紧，未便折回，唯为滇请兵请饷，朝廷亦无如何，唯饬四川助兵二千，筹拨三四万金，往资接济而已。九月十九日癸酉谕，乃由恒春奏澄江、临安两府几无完区，海口未能获胜，姚州未复，浪穹失守，大理被焚，开化滋扰等语。于是三迤皆匪区，滇乱不可复掩。诏恒春回滇督剿，而舒兴阿仍奏回方求抚。十二月十五日戊戌，又以恒春奏，迤西大理、永昌，迤东开化、广南，回仍猖獗，责舒兴阿前奏难信。二十四日丁来又谕，有人奏滇回猖獗，总由官意专主抚，致堕术中，大理绅民赴省请剿，舒兴阿置若罔闻，现患怔忡，任信门丁、巡捕，表里为奸，着恒春查奏。七年正月，恒春奏回省调度，依违剿抚之间。谕旨责令出省剿办，恒春覆奏在省可以兼顾，不敢出省。舒兴阿旋乞病回京，回又逼省垣。六月初一日夜，恒春与妻博禹特氏在署皆自缢，乃调前曾任滇抚之川督吴振棫督滇。
振棫，杭州人，承平文学侍从之才，原难倚以戡乱。时回虽猖獗，汉亦不弱。唯回有特殊结合，其势见强。官无用汉人之方略，思倚外省之兵之饷，则方太平军益炽，无可征调，益成坐困。苟幸抚局羁縻，益摧散汉人抗回之力。振棫由川来，前所谕拨之川兵川饷，可以措办携来，暂供支柱。回于省吏，但得事事听命，即任其存在，亦无相害之意。其所谓抚，有求割地言和之意。省吏虽不敢明许，终以抚事上闻。即明明不剿，不啻默许连和矣。振棫未至滇，犹奏言：“必需大兵巨饷，痛剿一二处，方可就抚。”七月二十五日甲辰，得旨称奖。迨行抵曲靖，即奏“籍绅黄琮、窦垿办团设局，刻关防，贴告示，令民集团杀回，以致回乱蔓延”等语。谕琮、垿革职，交振棫查讯治罪，事在十一月。旋御史陈浚、尹耕云奏：“吴振棫办理失当，恐误地方。”吴焯复复奏：“愚民误会，恐团练解体。”朝廷方倚振棫，谕斥言官为颠倒是非。盖中外希望抚局或有成也。四月，振棫奏至，则大理回蔡七二陷顺宁府城。七二为杜文秀姻娅，见《湘军记》。五月，振棫又奏“回民就抚，省城解严。经叠次推诚晓谕，汉回均各输服。并据回人出具永不滋事甘结，其屯聚省城外之回民二万余人，咸已解散，地方肃清”。是为振棫敷衍叛回，暂促离去省城之局。至十一月，遂乞病去，以巡抚张亮基代督滇。亮基荐按察使徐之铭升巡抚。之铭以剿匪自命，躐跻高职，实倾险挟回为重，亮基不能制。十年十月，亮基又乞病罢，之铭复疏请留亮基。诏候新督刘源灏至乃行。亮基在滇不敢发之铭事。源灏久不至，明年亮基径去。二月，至湖北，疏陈之铭罪状。会云南布政邓尔恒，前总督廷桢子也，升陕西巡抚去滇，于曲靖途次为贼所杀。亮基亦奏“传闻系候补副将何有保之练丁所为”，并有“抚臣主使”语。朝廷罢源灏，改任潘铎督滇，并命亮基督办云南军务。之铭嗾所抚回将马如龙等拒亮基来。同治元年，铎先至滇，奏邓尔恒狱正犯何有保已毙，之铭土使无实迹，候亮基来再会同查办。又以马如龙可用，澄江知府岑毓英有将材，皆为之铭所识拔，密陈之铭尚能抚回。朝命改亮基署贵州巡抚，以羁縻之铭。未几，之铭文檄杜文秀之叛党马荣署武定营参将。二年正月，荣忽率二千人至省，驻五华书院。铎令迁出，不应。自往谕遣，被杀，并杀府县各宫，纵兵大掠。时毓英代理藩司，独守藩署拒战。马如龙来援，荣乃率众携所掠去。回众戕总督，已拥其掌教马德新为总督。之铭故 事德新，以联络回众。及是，如龙逐德新，取总督关防授之铭，之铭遂以巡抚让如龙，如龙不受，遂令署提督，一切拱手听命。是时云南如化外，之铭疏但报杜文秀勾匪犯省被却退而已。论者谓之铭与乱谋。朝命褫职，以劳崇光为督，贾洪诏为抚。皆不能至。数年无督抚，兵事由岑毓英、马如龙为主，而毓英乃卒成平乱之功焉。之铭未就逮旋死，死时尚保毓英、如龙。滇事所赖，其言亦验。后虽有言之铭罪者，朝廷亦不究。
毓英，广西西林州附生，咸丰初办团保县丞。六年，带勇入云南，投效迤西军营，转战至迤东。九年，有克宜良县功，即署县事。十年，有偕参将克路南州功，即署州事。方报丁忧，以之铭奏不令解署任。十二月，兼署澄江府事。十一年正月，剿毁澄江贼垒。时马如龙尚为迤东叛回酋帅，毓英屡破其众。杜文秀僭号大理，授如龙职，不受，遂有隙。如龙自据近省诸州县入寇，势骎盛。迤西杜酋复陷楚雄、广通、禄丰诸城，亦逼首垣。之铭主抚迤东回，其酋如龙亦自陈为殉难九江镇总兵马济美之侄，三世效忠，愿反正。毓英奉檄往谕，如龙听命，献所据八城，之铭即奏毓英暂代藩司，如龙径令署临元镇总兵，留省襄解抚事。朝廷以为投诚叛酋，遽擅授镇将，谕张亮基、潘铎查办。嗣纳骆秉章言，暂置不问，以羁縻之，遂授如龙鹤丽镇总兵。如龙旋出剿临安回。二年正月，马荣之变，毓英串所部粤勇千余人，与弟毓祥、毓宝、毓琦死守藩署，密驰书如龙，以大义趣赴援，乃夹击歼贼。时滇民健者，杨玉科、李维述，皆从毓英，以战回为乐。盖滇事起于汉回相仇，误在大吏怵于回强，务抑汉人以媚，汉人无所凭借。唯毓英以粤勇来，久战有功，汉人有材力者附之，毓英之军益盛。如龙则拥回众为一军。文秀贻书掌教马德新，斥如龙自殊同教。如龙亦驰书迤西，数文秀狂悖，德新不明大义，劝回众勿为所惑。德新入省申割地媾和议，如龙力止之。毓英方进兵迤西，屡复城邑，而迤东回马荣、马联升等复陷曲靖各邑。毓英回救，所复地复尽失。毓英与如龙分下寻甸、沾益诸城，尽擒马荣、马进才、马联升诸酋，剖荣尸祭潘铎。四年，迤东平，如龙加提督衔，赏效勇巴图鲁号；毓英加布政使衔，赏勉勇巴图鲁号。五年，毓英署布政使，劳崇光方入省就督任，乃命如龙主迤西军事，图大理；毓英出省剿贵州猪拱箐苗，清后路。猪拱箐隶大定府之毕节县，毗连云南昭通之镇雄、四川之叙永厅，险隘，为三省要害。楚军刘岳昭、席宝田用兵贵州，久未竞功，朝廷方拟以主军。同治四年，授岳昭云南布政使，以援贵州，未赴。五年正月复擢云南巡抚。川、黔大吏争留岳昭蒇黔事乃行。劳崇光乃檄毓英由滇入剿，毓英约百二十日，以滇军独任猪拱箐事，如期克之，仅逾四日，时在六年六月。七月，又攻克海马姑。崇光卒于滇，如龙征文秀屡失利，联升部回练多通文秀，如龙称疾还省，文秀大举东犯，连陷二十余城，省垣告急。岳昭奉令毓英回师，朝旨亦催岳昭赴滇。如龙既失回众，专倚汉兵守省城。其冬，毓英凯旋抵曲靖。七年正月，迤西回迭陷附省各县，新督张凯嵩未赴乞病，诏以岳昭升总督，毓英为巡抚。迤东回马添顺距寻甸应文秀，如龙部回弁亦倒戈，毓英将李维述救之乃免。嗣是，如龙昵就毓英，无复角立志，滇事待毓英而办。岳昭亦散遣其弟岳睃军，专倚毓英。是年，文秀遣巨股应寻甸，迭进迭退。省城粮路再绝再通。八年五月，岳昭诸弟岳曙、岳晙攻克寻甸。八月，省城围解，岳昭入省。是年，再定迤东，唯澄江、新兴尚未下。迤西军事，亦克楚雄，至弥渡，进围蒙化，距大理百里而近。至岁杪，收宾居及丽江，攻克剑川、缅宁，围永昌、腾越、威远、姚州。九年正月，克威远。二月，澄江回又出犯，新兴回亦得援袭陷围师营。毓英自将攻澄江，如龙自将攻新兴，岳昭亲至观地势。四月，杨玉科克姚州。姚州回悍，攻之三月余，地雷再发乃克。五月，如龙克新兴。澄江至十年二月乃克。时大理北已略定，官军已复三十二城，攻广西州弥勒县之竹围，逾一年乃下，回举火自焚死，无一降者，其悍如此。十一年，东南两迤悉平。迤西唯大理及顺宁、腾越未下。杨玉科方攻大理，十一月毓英抵大理，督将士断顺宁、腾越来援路，直薄城下，掘地轰城，夺东南两门。回犹守西北门，及文秀所筑内城，谓之王城。文秀自出战而败，退入内城，服毒将死，其灵舁献，并其伪帅印，毓英以为诈，悉斩之。限城内余党，三日内缴械出城。其党约半年。毓英饬玉科选死士二百人，入城收械，严布重兵于城外夹击之，斩其将军、参军等三百余名，生擒其大司衡杨荣、大经略蔡廷楝、大冢宰马仲山，磔之。岳昭、毓英奏言：“杜逆倡乱，历十八载，攻陷五十三城，西及四川会理，东及贵州兴义，伪造禁城，规僭王制，与东南巨寇，并驾一时。官军四次西征。咸丰六年，提臣文祥调川军助剿，克红崖，围宾居，而东西各回围省，退兵还援，则弥渡、云县失矣。九年，提臣褚克昌攻鹦鹉关云南驿，而馆驿澄江回众攻陷广通、楚雄、镇南以袭其后，则褚克昌之全军覆矣。（克昌败死在十年。此云九年，乃克鹦鹉关时。）同治二年，臣毓英在署藩司任内，连拔景东、镇沅、永北、楚雄、广通、定远，进规镇南，而马连升、马荣率沾益、寻甸之众，占据曲靖、马龙、平彝，撤兵回顾，而大理之役遂不果矣。六年，提臣马如龙甫至定远，前军失利，而合国安、杨振鹏等内外勾结，连失定远、楚雄以次二十城，则省围几莫解矣。皆由东南党援未除，则迤西寇氛益炽。故先从各路征剿，克曲靖而东隅固，解省围而内患清，复澄江而内地宁，平临安而南徼定。内顾无忧，远图易举。臣等所以先事东南而后专事迤西者，职是故也。”是月，李维述、杨玉科克蒙化大、小围埂，为文秀倡乱地。十二年二月，杨玉科克钖腊，蔡标克猛郎，玉科克顺宁。四月，玉科、蔡标克云州，和耀曾克小猛统。五月，李维述克腾越，云南平。玉科、维述为骁将。玉科初事毓英，骄蹇，尝杀仇，持其头谒毓英，意诘责即为变，毓英笑释之。维述，骡马为业，不知有荣贵，及奉朝廷赏搬指，适与指合，惊以为天子圣神，益效忠荩。所设市肆，悉以巴图鲁名号名之，憨直荣幸朝命如此。其他诸将，和耀曾、蔡标、段瑞梅、夏毓秀、何秀林、杨国发、张保和，皆滇人，而从毓英积功为大将，皆滇之率练勇起家者。方事之初，大吏务媚回抑汉，摧败练事，不顾后路，而坐图省中；或畏乱而不入省，皆不能收汉人为用，遂独以功名让毓英。毓英能用诸将，岳昭又善用毓英，并善用如龙以弹压回众，如龙以师事岳昭焉。此皆成平复之功者，举与前数辈有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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