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洛阳伽蓝记之刻本至多，有明刻本及清刻本。明刻本主要有三种：一、如隐堂本，二、吴琯所刻古今逸史本，三、毛氏汲古阁所刻津逮秘书本。如隐本不知何人所雕，板刻似出於嘉靖间；(赵万里先生谓：「此书盖为长洲人陆采所刻。范氏天一阁藏书中有采所着天池山人小藁，内有如隐草堂之名，此伽蓝记之板刻字样正类苏州刻本，故疑为陆采所雕。」案如隐草堂四字见小藁壬辰藁卷末。采为嘉靖进士陆粲之弟，从都穆学古文词，於文喜六代，为诸生累试不第。详冯桂芬苏州府志卷八十六。)逸史本则为万历间所刻也。二者来源不同，文字有异。津逮本刊於崇祯间，据毛斧季言，原从如隐本出，而有改窜。盖据逸史本校改者。至於清代刻本，则有四种：一、乾隆间王谟辑校之汉魏丛书本，二、嘉庆间张海鹏所刊学津讨原本，三、嘉庆吴自忠真意堂丛书活字本，四、道光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本。考汉魏本乃出自逸史本，学津本即据津逮本翻雕，而小有更易。真意堂本，则又参取津逮汉魏两本以成者。至於吴氏集证本，虽云出自如隐，然亦略有删改。凡别本有异者，均於集证中详之。综是而言，伽蓝记之传本虽多，惟如隐堂本及古今逸史本为古。後此传刻伽蓝记者，皆不出此两本。故二者殆为後日一切刻本之祖本也。校伽蓝记，自当以此二者为主。如振裘挈领，余皆怡然理顺。苟侈陈众本，而不得其要，则览者瞀乱，劳而少功矣。
二、如隐堂本，今日易见者，为董康及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至於原刊本，殊不易觏。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李木斋书中有之，无清人藏书印记。余所据者为董本。昔毛斧季云：「如隐堂本内多缺字。第二卷中脱三纸，好事者传写补入，人各不同。」案董本卷二阙四、九、十八三板，与毛氏所言一致。董云：「从吴氏真意堂本补此三叶。」案真意堂本，第九叶「受业沙门亦有千数」下，有「赵逸云晖文里是晋马道里」十一字，董本此语乃在前「高门洞开」下，津逮本同，由是可知董本所补者，亦非尽据真意堂本也。而四部丛刊及李氏旧藏之原刻本亦阙此三叶，其所钞补，又均与董本无异，如出一辙，殊不可解。
三、明永乐大典中有引及伽蓝记者，见於卷七三二八阳韵郎字下者一条，卷一三八二二至一三八二四寘韵寺字下者三十三条，合之约当杨书五分之三。可谓富矣！案大典虽为明人所修，而所取之书，殆皆宋元相传之旧本。然则其中所引，不啻为明以前之一古本也。又缪荃孙所刻之元河南志，其卷三所记後魏城阙市里之文，一望而知出於伽蓝记。缪谓原书盖袭宋敏求之旧志。(宋敏求书见宋史艺文志，凡二十卷。)果尔，则所录者又为北宋本矣。此二者前人均未道及，故特表而出之，使览者知校勘伽蓝记，除采取诸刻本外，尚有此重要之资据在焉。观其内容，河南志之文最古，大典所引多与逸史本相同。由是益可知逸史本与如隐本不同，自有其来源。
四、伽蓝记之有校本，自吴氏集证始。然简略且有譌谬，未为精善。近乃有二校本：一为大正藏卷五十一所收之校本，原书据如隐本排印，而参校众本，列其异同於下。惟不及古今逸史本及真意堂本。一为张宗祥先生之合校本。此书不以一本为主，但合校各本，择其长者而取之。凡有异同，皆备记其下，而不加断语，足以见其审慎。然撮录之时颇有譌夺。(如卷一胡统寺条脱「其资养缁流从无比也」九字。)今之校本，以如隐堂本为主，而参用古今逸史本，校其同异，定其是非。凡义可两通者，注曰「逸史本作某」。逸史本误，槩从如隐本。如隐本误字较多，皆取逸史本校正。原书俱在，可覆案也。至於津逮汉魏以下各本，亦均在校雠之列。如有可采，必择善而从。若津逮同於如隐本，汉魏同於逸史本，正其渊源所自，不复言之，以免殽乱。斯所谓振裘挈领也。若津逮不同於如隐，学津又不同於津逮，盖据逸史本或汉魏本而改，故亦不备举。或出一二，以见其源流而已。夫校书之事，最忌臆断；苟有真知灼见，又不可全无是非。今所校改，皆举其证。间有依文例或上下文意而确知有脱误者，则以意订正，并陈明其故，惟学者斟酌之。凡依文例增加之字，字外均以〔〕为识。
五、唐刘知几史通补注篇云：「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赅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恡，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邵齐志之类是也。」由是可知衒之原书本有正文子注之分，今本一槩连写，是混注文入於正文，与原书体制不合。此意自顾千里发之。(见思适斋集卷十四洛阳伽蓝记跋。)尔後吴若准为集证，乃本顾氏之说，画分段落，子注皆分行书之。然所定正文太简，注文过繁，恐非杨书之旧。吴氏之後，唐晏为洛阳伽蓝记钩沉，复重为分画。以视吴本，眉目稍清；然犹有界域不明者。以予考之，此书凡记伽蓝者为正文，涉及官署者为注文。其所载时人之事蹟与民间故事，及有衒之案语者，亦为注文。(唐晏钩沉以有衒之案语者为注中之注，古本不可得见，今皆列为子注，不复分别。)如卷一永宁寺条，开元释教录引之，而不录常景之传记及「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云云数语，是其明证。循此以求，条理不紊。其卷五记宋云西行求法一节所载道荣传云云，亦均为子注。考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雀离浮图一节，全不引道荣传语，即其证也。陈寅恪先生谓此即本於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例，诚不可易。(见「读洛阳伽蓝记书後」。)今就以上所举例证，重为画分，虽未必能还杨书之旧观，但藉此以明杨书之体例，并使上下文句条贯统序，亦未始无用也。今书中子注皆分行低格书写，校注则作小字。原书一条之内，所记非一事者，则又为之画分段落，以便观览。
六、伽蓝记一书内容包括至广，唐晏钩沉虽有注释，但仅援据魏书北史略记书中人物之大概，其他则不复措意。今之所注，牵涉较广。关於历史事实及人物事蹟，则取证史书，陈其同异。史传所不详，则参照碑志，发其幽隐。关於地理，则参校水经注及前代地理载记，凡能与本书相发者，悉载於篇，以资参证。宋云西行所经之处，则据正史之西域传及法显行传、玄奘西域记等书说明古代中亚各国之地理山川、物产风习。关於佛书故事，则采诸经论，述其原委。至於翻译之名称，则兼注梵音，陈其义训。其他若文藻典故、名物制度之类，亦随文释之，不以其琐屑而失之也。
七、北魏之建都洛阳，即因汉魏洛阳故城之旧而兴建，宫阙坊里或有改变，而城之大小仍旧。据晋人书籍所称，南北长约九里，东西长约六里。吴若准集证所附洛阳图，南北窄而东西长，与载记及旧城基址不合。今据阎文儒先生实测故城城基之大小比例重绘一图，其城阙、宫殿、坊里、沟渠、桥梁以及伽蓝之所在，则以本书所述及水经注、魏书所载为依据，并参照元河南志之汉魏晋洛阳城图、汪士铎水经注图之洛阳城图定其方位，惟览者详其阙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