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钟左右，在暗淡的灯光中，屋子里显得紧张而又零乱，黑暗的影子在各处摇晃着。大家在一种慌惑而又痛快的感情中，仓忙地整理着自己的行李。半夜之后，孙先生走来了，他把他的灰毡帽紧紧压着眉毛，用低沉的声音，简单地向大家说道：

“走！天明以前要渡过江去！”

说过之后，便匆匆地去了。

没有搬运夫，没有搬运的工具，行李是必须自己扛的。但又听说到沙洲之后可以停一夜，如果可能，还可回来搬运一次，于是又将行李留下一部分，甚至连棉被也不带，只带了毯子，手提匣，此外则是便于行路的一套短衣而已。每人都负了行囊，排成行列，在沉默中前进。这时的心情是颇复杂的，一方面觉得是冲出封锁线似的突围的心情，一方面又觉得是勇敢地走上另一条光明的道路，而明明又知道：困苦艰难是摆在眼前的。“到什么地方去呢？”“四川。”“四川的哪一部？”“不知道！”“大约有多少路呢？”“不一定，二千，三千，也许五千！”“道路好走吗？”“高山，深水，饥饿，寒冷，盗匪，疾病……这是我们的路程标！”这样的问答早在人们口中反复着。我们时常把食指放在地图上，按住郧阳城，沿着一条细线——那“面善心恶”而不能通航的汉江——向前试探，那条细线在许多小毛虫似的山脉中穿来穿去。地图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所打听的也只知道这是一条险路罢了。一切都得等待我们去一步一步踏过，多少困苦都必须等我们去尝试。当时并不是不曾踌躇过，想把行李再搬回学校，等从容准备后再开拔的意思也曾有过，但为当时情形所动，而且再也不愿在那泥沼中陷得更深些，终究随在大队里出发了。

这时候我们又看见孙先生，他夹在队伍中，显得特别机警而严肃。我们知道他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也是一样，都担心着另一部分人会出来滋闹，会阻挠我们的开拔，为了报复，为了把局面弄得更糟。山城的街市还酣睡着，静悄悄的，除三两警察外无他人。虽然在脚下被踏死了的小蛇已可在微明中辨认得出来，然而眼前，甚至心中，总是被黑暗压迫着。我们在黑暗中默默地走着，忽然看见在街旁的走廊下，在石阶上，坐着一个黑影，一个魁梧的身子。谁？当走近时才看出那是孙先生，他两手托腮，默默地坐着，注视着队伍的前进。几百个孩子都认出他，然而都不招呼，只偶尔听到“孙先生啊！”喑哑的一声低语。我们的行李是沉重的，一路上不知放下休息了多少次，到得江岸，已是满身大汗了。“渡江！渡江！”人人都这样低唤着。然而不行，天未放明，是不能渡过的，我们只好坐在沙上等待。不多时，月亮从云缝里露出脸来，风也吹得更冷了，于是在江畔跑着，踱着。这一阵冷，倒重新提起了我的问题：“到沙洲究竟住不住呢？”我在人空中穿来穿去地问，而所得的答案则为“不”。这如何能行？别人都带了不少的被褥而我则完全缺如，我决定回城去取一趟。谢谢毛公，他送我们到江边又陪我回去取了被来。我重又回到江岸时，正准备渡江，等五六只大船陆续渡过之后，天也大亮了。

行李是越走越沉，而心里却渐渐感到轻松，走在前边的大队里有人在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在晨光熹微中，我们回顾郧阳城，发现有一个人在后面迈着迅速的步子追来，等那人来近时，才看清那是蒋先生。他追上我们，追上了孙先生，是表示送行的意思。两人刚一见面，孙先生便大哭起来，且道：“××兄，我实在不愿出此，为息事宁人起见，也不得不如此了。”蒋先生也哭了，在旁边的人也都落下泪来。哭什么？为什么会自然地哭起来？洒这样的泪有什么价值？惜别吗？决不是！诉苦吗？更不是！我们毋宁说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民族而哭！为了在敌人铁蹄下被蹂躏的山东父老，为了一群以学校为家庭以师长为父母的孩子而哭！我们从山东流亡南下，辗转数千里至郧阳，当初是怀了什么希望？而结果呢？是贪污，欺骗，人事的摩擦，封建集团的倾轧，苦得一群孩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襟不履，甚至连买草鞋的钱也没有，更谈不到什么求学或训练了。这是“学校”，尚且如此，其他方面如何？抗战一年有半，而尚有如此的教育！这是一个泥潭，我们想尽力澄清它，我们既没有澄清它的力量，我们就应当从里边拔出脚来。走开！我们是早就想走开的，但我们不曾想到是这样的走开。走开！我们抱着新的希望而走开，然而我们回顾过去，抚摸伤痕，我们不能不痛心！“我们从山东出来，是为了避敌，而现在走开，则是为了避自己的人！”与蒋先生作别之后，有人反复地这样哀叹着。

到沙洲，我们以包谷粥作为早餐，虽然不甚熟，也还香甜，但不见得人人能饱。共行五十里山路，宿小岭塘，小岭塘在荒山里，只有几家贫寒人家，米面供不应求。“没有盐，没有盐！”大家都这样传语。夜里睡在人家草地上，虽然不很冷，却也未得安睡。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