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本叫曲子词，原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是由于合乐歌唱的需要。宋翔凤《乐府馀论》所谓“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准确地说明了词的特点。

词的兴起，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西晋以后，西域音乐陆续传入内地，它同汉族的传统音乐相结合，便产生了一新耳目的燕乐。这种新乐，很快就风行四方。到了隋代，已成为群众普遍喜爱的娱乐形式。为了给这种流行乐曲配上歌词，于是在民间开始了填词的尝试，如像《河传》、《杨柳枝》等，就是隋代群众的创作。入唐以来，有了更大的发展。公元1899年在敦煌鸣沙石室发现的曲子写本，绝大多数都是唐代民间的创作。晚唐五代之际，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词家。从此，它由民间的地位正式登上了文坛，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词，在宋朝进入了全盛时代。两宋之际，作家之众，流派之多，内容之充实，艺术之精美，都是无与伦比的。词以宋称，说明了它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

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有强大的生命力。宋词的成就不只表现在它那美轮美奂的作品本身，而且还体现于它对后来词学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所大大开张了的词运，在宋以后并没有中止和消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继续流传和发展着，直至近代，仍没有丧失其活力。那种认为“金元工小令（曲）而词亡”（吴衡照《莲子居词话》）的说法，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宋朝以后，在金、元、明、清各代文学中，词都有一定的成就和地位。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嗣响着宋人而且各具面目，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一定的时代风貌。不但给予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各个时代的社会和生活，关系到一代文献，有必要加以研究。本篇选辑金元明清词，就是这样一个尝试。

一

按照传统的分期观点，金朝并不是严格的历史断代的标志。金朝是我国的一个兄弟民族——女真族在北部国土上建立起来的与南宋对峙的区域性政权。女真族，本是生活在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以狩猎为主的少数民族。十二世纪初期开始兴起，发动了反对辽国奴役的战争。公元1125年灭辽。随即开始了对宋朝的掠夺性战争。1126年冬攻陷汴京（开封），从此建立了对北部中原一百二十年之久的统治。女真政权以武功立国，文化原很落后。入主中原以后，逐渐吸取了进步的汉族文化，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以诗词而论，据元好问《中州集》的统计，录诗二百四十六人，除完颜、耶律履等少数作家以外，基本上都是汉人。《中州乐府》录词三十六家，除完颜和完颜文卿等数人以外，也都是汉人。金代的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的一种延伸和继续。只是由于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差异，而染上一种特殊的色彩。金代从其立国开始，一百二十年中，除大定、明昌间较为安定以外，一直是戎马倥偬，争战不已的。这样严峻的现实生活，反映到词里，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悲郁苍凉的气氛。况周颐所谓“金源人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蕙风词话》卷三）。正是时代使然的。所以整个金代，词风与南宋大为不同。周邦彦、姜白石的格律词派，在金人中是很少影响的。响彻北国词坛的是苏东坡铜琶铁板式的豪放风格。前人用“苏学北行”来概括金人诗词的风格，是符合实际的。

金词的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初期的词人如宇文虚中、吴激等，本是宋朝使臣，被强行留用而不予遣返的。处境如此，故不无危苦之词、家山之思。吴激的《人月圆》，昔人比之庾信的《哀江南赋》。蔡松年随父蔡靖由宋入金，仕至右丞相。其词则以雄爽见称，与吴激齐名，号吴蔡体。所作《大江东去·离骚痛饮》一阕，步韵东坡，境界亦复相似。这些词坛的领袖人物，都是宋代文臣，身处忧患，故多悲咽之声，遂使一脉北传，开金代词运。

中叶以后，世宗、章宗朝，与南宋议和，战端暂息，四十年没有大战。社会比较安定，文化事业相应有了较大发展。大定、明昌之世，经济和文化比较繁荣，史称“几埒于中原盛日”。这时主持文柄的是党怀英和赵秉文。他们都出生于金代。党怀英与辛弃疾同师刘瞻、蔡伯坚，仕金，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赵秉文为大定间进士，历仕五朝，著述颇富。词学东坡，格调清壮，含婀娜于刚健，颇具境界。赵秉文与党怀英、完颜为词友，而元好问、段克己兄弟俱出其门。对于识拔人材、造成风气起了重要作用，时人比之欧阳修。其它如邓千江、折元礼等并以大泼墨笔法写边塞题材，悲壮苍凉，有浓厚的时代色彩。高宪为词，能得苏之清放，尝云：“使世有东坡，虽相去万里，亦当往拜。”可见倾倒了。

代表金词成就的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元好问。元生于末世，饱经离乱，对人民的苦难生活，有着切身的体会。反映到词里，就有一种慷慨低回、真切而沉郁的境界。他的词和他的诗一样，可称时代的悲歌和实录。况周颐说：“其赋《隆德故宫》及《宫体》八首，《薄命妾》辞诸作，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回、掩抑零乱之致。”又说：“遗山之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蕙风词话》卷三）这样的作品，即使求诸两宋名家也不多见，称得上是金词的上驷了。

二

宋金之后的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从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到其孙忽必烈于公元1279年攻灭南宋建立全国统一的政权，经过了七十三年之久。此后历传十一帝，于公元1368年为明所灭。这是一个充满赫赫武功、社会动荡和严酷的民族压迫的时代。在蒙古武力的统治下，生产，特别是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城市经济却随着海、陆交通等等的发达而有了很大的发展。科举制度长期废止，文人地位大为贬低。这些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到文学上，就造成了传统文艺形式的衰落，而市民文艺却迅速高涨起来。代表市民文艺的元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成为一代之胜的。词在元代文学中属于从属地位，因袭多而创造少，其成就自然不及元曲。但是，它去宋未远，流风尚存，而且词曲为姊妹艺术，相近之处很多。故元代词作，尚有可观的建树。早期词家，多为宋、金之遗：如耶律楚材、杨果、李治等出自金国；仇远、赵孟、詹正等出自南宋。他们的词作自然带有前代的馀风。然而，作为一种反映生活的艺术，也不能不受到纷变万端的时代风云的影响。所以，反映在元词里的风格，比金词要多样化一些。在前期的佐命元戎中，张弘范的《淮阳乐府》令词清俊，有小晏风调。而出身僧家的刘秉忠，其《藏春词》却充满了英雄气概。他的《木兰花慢·混一后作》，真有经纶天地、股肱八方的气势，是颇能表现大一统的开国气象的。王闿运评为：“雄廓而不失之伧楚，酝藉而不流于侧媚。”（跋《藏春乐府》）是颇为扼要的。

元中叶诸词家中，刘因、许有壬、张翥的影响较大。刘因的《樵庵词》笔力雄浑，逼近东坡。许有壬的《圭塘乐府》境界高迈，有“长枪大戟”意度。然而多用直笔，蕴藉或有不足，风格与刘过为近。张翥是仇远的弟子。他的词守律严，措意深，与宋末格律派诸子是一脉相承的。过去极受推重，有“飞鸿戏海，舞鹤游天”之誉。然而内容狭窄，情绪比较低沉，又多咏物之作，对于这些局限也是必须看到的。

元词在反映生活方面，涌现了一批现实主义的佳作。如像王恽的《鹧鸪天》，描写说书女艺人，声口姿态，栩栩如生，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刘壎的《菩萨蛮·和詹天游》，揭露了“狐兔穴岩城”、“北语南人说”的严酷的民族压迫的现实。罗志仁的《木兰花慢》，讥讽禁民酿酒的乱政，有力地抨击了元蒙统治集团作法毙民的腐败政令，意庄而语谑，是难得的现实主义佳作。

元词还有一个特点值得重视，就是产生了一批少数民族的词家。如耶律楚材是契丹人，李齐贤是高丽人，萨都剌是蒙古人，司马昂夫是色目（维吾尔）人，皆有词集流传。特别是萨都剌的《天锡词》，清旷雄奇，尤其为世所重。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我国灿烂的历史文化，乃是各兄弟民族所共同培育和创造出来的，是值得我们珍视和引以为骄傲的。

三

从公元1368年朱元璋起兵推翻元朝的统治算起，到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义军攻下北京为止，历时二百七十七年，史称明朝。朱元璋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推翻了蒙古贵族的暴虐的民族压迫，并且采取普查户口、兴修水利、实行屯田等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但是，它法网严密，赋税苛重，阶级压迫仍很残酷。明代废除宰相，实行极端的君主专制，又重用宦官，广布特务，推行八股取士，箝制人们的思想。这样腐败的政治，不能不影响到文艺的发展。大致来说，除了流行于民间的、以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情趣为特点的小说成就较高而外，其它方面都比较贫乏。以词而论，尤其显得萧条。明人钱允治在《国朝诗馀序》中批评说：“我朝悉屏诗赋，以经术程士。士不囿于俗，间多染指，非不斐然。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又说：“骚坛之士，试为拍弄。才为句掩，趣因理湮，体段虽存，鲜能当行。”可谓切中时弊。所以从来治词学者，很少提到明词。明词的研究，真正成了一片荒地。虽然如此，也不能认为它一无可取而全盘否定。词至明代虽有所衰落，然而初期词家如杨基、高启、刘基等人，还各具面目，保存了宋、元的遗风。朱彝尊诩为“温雅芊丽，咀宫含商”（《词综发凡》），其格调与宋末词社诸家为近。中叶词人如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非无才藻，但一味逞才恃博，未免浅露芜杂，于格律亦多不合。至于马洪，以专工诗词，名噪东南，自称四十馀年仅得百篇而已。然而气骨轻浮，了无新意。朱彝尊斥之为“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而杨慎却盛称其“含吐珠玉，锦绣胸肠”。聂大年又从而鼓吹之。抉审失当，相煽成风，遂使词格愈趋卑下了。

然而，待到明末清初之际，词坛上却放射出新的光芒来了。这主要是陈子龙、夏完淳以及屈大均、王夫之、金堡（释澹归）等爱国主义词作的出现。对于这些作品，不但不能忽略，而且应当格外珍视和加以发扬。明代末期的剧烈的阶级搏斗以及接踵而来的满人——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入关和随后建立起来的清朝，标志着国内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巨大变化。民族矛盾，在开始的一个时期内上升为主要的矛盾。国家与民族的危机强烈地震撼着人们，反映到词坛上，就是爱国主义潮流的高涨。在抗清斗争中英勇牺牲的陈子龙，是起而转变风气的第一人。他的《湘真阁》词，屏绝浮华，以清丽之笔传凄惋之神，自创一派，对清代词风影响很大。其门生夏完淳也以身殉国，年仅十七岁。所作《玉樊堂集》，沈雄以为“慷慨淋漓，不须易水悲歌，一时凄感，闻者不能为怀”（《柳塘词话》），所谓早慧大节并成绝世者。明末以来的爱国抗暴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屈大均、王夫之和释澹归等民族志士的词中。面对着清朝统治者野蛮的暴力和严密的文网，他们英勇不屈，用武器和文笔坚持着战斗。上述诸家的词作表现了当时人民顽强的斗志，焕发着彪炳千秋的忠义之光。

还应提及的是：明代在词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三百年间词谱、词韵、词选、词话之作不断问世。关于律调的有：张的《诗馀图谱》，程明善的《啸馀谱》，徐师曾的《词体明辨》，沈谦的《词韵》等。关于选本有：杨慎的《词林万选》，陈耀文的《花草粹编》，董逢元的《唐词纪》，卓人月的《古今词统》等书。关于评论考证的有：杨慎的《词品》，陈霆的《渚山堂词话》，俞彦之的《爰园词话》，贺裳的《皱水轩词筌》。此外，在一些说部笔记里，如王世贞的《艺苑卮言》、祝允明的《猥谈》、胡应麟的《笔丛》等等，虽非论词专著，也都时有涉及。关于丛刻类，有毛晋的汲古阁刊印的《宋六十名家词》及《词苑英华》等。另外吴讷也汇辑有《唐宋名贤百家词》，卷帙颇重，唯流传不广，仅有钞本传世而已。

四

清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代明而起，维持了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虽然它的统治手段也很残酷，猜防甚严，但是中叶以前国力颇强，社会也比较安定，经济上有了恢复和发展。康熙、乾隆之世又馆礼儒臣，笼络人心。故在学术和文艺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词坛上也呈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论词者恒以清代比诸两宋，是有道理的。

词至清代而复兴，一时人材辈出，各种风格流派争镳并驰，词人专集，多如繁星。据叶恭绰《全清词钞》的统计：初选得四千馀家，成编仍有三千一百九十六家之多。比宋代还多出了两倍。论词之作也层出不穷，水平远远超过了明代。其中最著名的，属于律调方面的有：万树的《词律》，王奕清等的《钦定词谱》、仲恒的《词韵》、戈载的《词林正韵》；属于评论的有：沈雄的《柳塘词话》、毛奇龄的《西河词话》、刘体仁的《七颂堂词绎》、彭孙遹的《金粟词话》、徐的《词苑丛谈》、方成培的《香研居词麈》、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周济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宋翔凤的《乐府馀论》、张宗的《词林纪事》、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刘熙载的《艺概》、蒋敦复的《芬陀利室词话》、江顺诒的《词学集成》、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在选本方面有：朱彝尊的《词综》、张惠言的《词选》、周济的《宋四家词》、谭献的《箧中词》等。在丛刻方面则有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江标的《灵鹣阁汇刻宋元名家词》，吴昌绶的《双照楼刊影宋元本词》及朱祖谋的《彊村丛书》等，而后者尤以精博称。

清词流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的过程：

初期的词家如钱谦益、吴伟业、宋琬、曹溶等人的作品，虽也杂以兴亡离乱之感，但仍未摆脱明词的苶弱风气，并无特殊成就。比较出色的是满族词人纳兰性德。他的《饮水》、《侧帽》二集，宗尚李煜，情致深婉，小令尤清丽真切。王国维以为：“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按应谓明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可谓赞赏备至了。然而凋零过早（死时才三十一岁），力量未充，没能更好地发展其才情和创造力，是很可惜的。

真正转变词风、别开一派的是朱彝尊。朱词宗南宋，主张用姜、张的雅正矫革苏、辛的显露，而归之于温柔敦厚的诗教。这仍是南宋风雅词派的宗旨。他又选唐宋以迄于金元之词为《词综》三十卷，标举醇雅，力斥淫哇。对于转变明人浮泛的风习，是有作用的。所著《曝书亭词》敛才就范，巧于用典，佳者亦有气韵。但视界不阔，骨力不足，其弊则流于饾饤与肤廓。然而一时和者甚众，与龚翔麟、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等号浙西六家。其他如曹贞吉、徐、严绳孙、钱芳标、丁澎、汪森等，又从而羽翼之。此后，厉鹗继起，主持坛坫。数十年间，浙西一派，声势几遍天下。

与朱彝尊同时而驰突于词坛之上的还有陈维崧的阳羡词派。他的《湖海楼词》骏发踔厉，有目空四海之概，词格近于稼轩，精神较朱彝尊为积极。不过他雄爽有馀而沉郁不足。谭献在评价朱、陈二派的得失时说：“自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箧中词》二）这种批评是有眼力的。

嘉庆以后，张惠言、周济继起，常州词派由此而产生了。他们不满于浙派的委靡堆砌和阳羡派的粗犷叫嚣之弊，而拈出“意内言外”的宗旨，强调“寄托”，反对无病呻吟和单纯咏物的作风。张惠言所辑《词选》一书，主张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周济选有《宋四家词》，力宗北宋。主张“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这对于尊崇词体，开拓词域，起了一定的作用，被称为词的中兴和光大的功臣。然而由于过分强调寄托，有时流于晦涩，并犯有拟古的毛病。这些不足也是应当看到的。

晚清以来，外患愈亟，丧师削土，国势危迫。忧国之士，蒿目时艰，不能不感激奋发，思有所振作。他们的满腔忠愤不平之气泄诸词中，就有一种特珠的回肠荡气的感染力量。这些作品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有着很高的教育意义和艺术价值。像林则徐与邓廷桢等抗英将领的酬答之作，所表现的轸念国忧、鼓励战友的思想情绪，是非常深沉和强烈的。梁鼎芬的《菩萨蛮·甲午感事》，文廷式的《广谪仙怨》，都是感念时局的名篇。同光以后，国脉如缕。清末词流如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等聚于都下，组成宣南词社。念怀国运，极深哀感。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庚子秋词》写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以沉郁的词笔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可谓实录。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清末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词作，它们使晚清词坛大放异彩。比如鉴湖女侠秋瑾的《满江红·感怀》等作品，忠义奋发，声情俱壮，思想境界也不同凡响。这是英雄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誓言，值得我们格外珍视。

五

词，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词起源于民间，反映生活本来比较广阔。可是自从转入文人手中以后，逐渐被打上了有闲阶层的烙印，成了他们用以章绘句和表现舞阵歌围享乐生活的习用的艺术形式。渐渐远离了现实生活，甚至掺进不少低级趣味的成分。不少杰出之士坚持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为词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风花雪月、滴粉搓酥的作品以及形式主义的倾向，却相当广泛地存在着。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唯物的观点进行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本编共选金词五十首，元词八十一首，明词一二○首，清词二一四首。意在挦撦文献，以觇词学之兴替，并借此了解当时社会生活之一个侧面，供词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本编取材以思想健康、艺术性强者为主。思想无害而又艺术性较高、影响较大者，也酌予收录，以存各派风貌。黄色的、病态的概不阑入。

作品原文，各本间有出入。本书择善而从，所录不主一家。重要的异文则酌加说明，不作烦琐考证。

注释则以征举典实，疏通文意为主，力求简要，避免支蔓。

词前附有作者小传，取材除专集外，兼及史乘笔记，为求简明，不一一注出。词人生卒不详者，略依科第交游定其先后。

为了帮助阅读，词后酌附题解，以介绍作品的背景或艺术的特点。对重要的评语和轶闻也间予收录，以供参考。

本编总其事者为夏承焘同志和张璋同志。参与编注工作的有吴无闻、黄畲和周笃文诸同志。黄君坦同志则于综览校订致力独多。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弥松颐同志，在编写过程中给了多方面的、有益的帮助，谨此致谢。由于水平的限制，缺点、错误肯定不少，衷心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