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战垒

听夏承焘先生说词，是一大享受。四十年前，在课堂上听他说稼轩词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如在眼前。夏先生说词不用讲义，娓娓而谈，庄谐杂陈，课堂上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真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夏先生这种授课态度，与另一位授课的任心叔（铭善）先生的严肃正经大不相同。任先生是夏先生在之江大学时的老学生，被夏先生视为畏友，他曾劝夏先生在课堂上要严肃一点，夏先生却说本性如此，无法改变。

夏先生的说词，潇洒从容，举重若轻，能入而能出，能放复能收，如东坡之作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有水流云起、触处生春之妙。我觉得这正是切于词境的最佳阐说方法，似乎词中三昧，不如此则不能道破。夏先生本性为词人，他以词人之道说词，宜其有从容自得之乐，且能以之感动听众，与人同乐。心叔先生平生专攻经学和小学，且生性刚直，不苟言笑，其讲课之庄重严肃，亦正与其本性及所治之学相当。

夏先生说词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深入地剖析词境和体会词心，他绝不“拆碎七宝楼台”，咬文嚼字，见小失大，而能由浅及深、由表及里地引人入胜，把一个完美的词境展示在你的面前。比如他说稼轩的《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指出这首词是词人隐居上饶带湖时，夜行黄沙道上的感受。上片写晴，下片写雨，而各有深浅主次之分和心情急缓之变。首句“明月别枝惊鹊”，写夜空明月乍出，鹊儿见光惊飞。“别枝”者，离枝也，与苏轼诗“月明惊鹊未安枝”同意，而非唐人“蝉曳残声过别枝”作“另一枝”解之“别枝”。先生所说切合情景，故能片语解纷。次句“清风半夜鸣蝉”，虽在夜半，蝉鸣不止，可见天气十分闷热，则为下句写雨作伏笔。“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二句，为上片主笔。夜半无人，“说丰年”者，既不会是农人，也不是词人自言自语，而是随着稻花香四溢的那一片蛙声！这种侧面烘托之法，比正面抒写对丰收的喜悦更为生动而深刻。下片写雨和遇雨心情，极有层次。“七八个星天外”，写雨前空中起云，密布的云层中透漏出几颗星星，预示未雨而已有雨意。“两三点雨山前”，写夏天阵雨初来景象，数点飘洒，滂沱随至，它不同于春雨之随风潜入，悄然无声。“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写行人遇雨的心情，先是焦急，骤雨急至，急于找一个避雨的地方，记得在那土地庙树林边有一爿乡野茅店，可以去避避雨，歇歇脚。于是急急忙忙过了溪桥，那盼望中的茅店果然出现了，其心情的欣喜也可想而知。“路转”也正是心情由焦急而向欣喜之转折，由此一转而戛然收束，则使词情跌宕而生波澜。

这类小词，看似平淡无奇，先生却善于把词中的意象贯串起来，提挈意脉，于无字处看出内在的关联和情感的逻辑，从而把一个完整的意境再现出来。

这种善体词心、善解词境的说词功力，来自先生深厚的词学修养和文史底蕴。他撰有《唐宋词人年谱》，熟悉唐宋词名家的身世遭际和创作历程，知人论世，善于把词作放在一定的时空坐标上进行观照，又能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进行印证和想象，还能毫不费力地征引前人的作品参互比较，因而使人感到切理餍心，既熨帖深刻，又亲切有味。如先生说稼轩《清平乐》“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即与通常以“醉里”谓词人带醉者有异，而谓词人听到有人带着醉意用柔和娴婉的吴音在交谈，初以为是一对青年男女在谈情，定神一看，却发现是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年夫妇！用倒装章法，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出乎意外，才令人于惊奇之余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类似相声“抖包袱”的艺术效果，不但使得词的节奏跌宕有致，而且通过幽默的口吻，也不难体会到词人对这对农村老年夫妇恩爱和睦生活的深情赞美。夏先生的说解入情入理，十分中肯，倘能起稼轩而问之，亦当笑颔。记得周汝昌先生也对此深表赞赏。

夏先生说词，既能洞悉词心，细致入微，又能放眼词史，宏通阔大。其说敦煌曲子词、花间词、温韦词、南唐君臣词、苏轼豪放词、易安词、清真词、稼轩词、放翁词等，均能以小见大，通过具体作品点示出诸如词乐的变迁、词风的同异、词调与声情、寄托与无寄托之类词学要义。读者于赏词之际，得此良师导引，不唯能体会词心之曲折，词境之深美，且能获得不少具体生动的词史和词论知识，并领悟到学词的门径。

夏先生被誉为“当代词宗”，他治词史、词论于一炉，而本身又是一位杰出的词人，多年的治词心得与丰富的作词经验，使他对古人的词作在章法、句法、字法、过片、结束、用典等方面有十分深切的体会，在说词中，即随宜点出，金针度人，嘉惠后学不浅（先生拟就此撰为专著，名曰《词例》，已属稿若干，惜未竟其业）。

先生说词，颇赞赏常州词派“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主张，他常从一点生发开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中引申出一些深刻的艺术和人生的哲理来。四十年前，我从游于先生，杖履追随，得亲謦欬，每闻谈词，辄有醍醐灌顶之感。记得有一次，先生说张玉田《清平乐》中的两句词：“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他从《淮南子》“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谈到唐人诗演化为“一叶落知天下秋”，又谈到杜甫的“一片花飞减却春”，娓娓不尽，胜义纷纭，由此而点出文人敏感的心灵，见微知著，以及艺术表现上“一”与“多”的辩证关系等，短短两句词，足足说了两个多小时。其时先生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边摇边说，悠闲自在，此情此景，历久难忘。曾有句志感云：“弥天花雨纷纷落，满座春风冉冉生。”

先生说词，必先吟诵，其声情随词情而变化，长吟短咏，抑扬顿挫，使人为之动容。曾听他吟诵陆游的《夜游宫》，上片激昂慷慨，回肠荡气；过片声情凄咽；至结尾数句，又复起伏变化，声调凡三转：“自许封侯在万里”句，高亢振起；“有谁知”，陡然一顿，作短暂休止；接着以摇曳激楚之声吟出“鬓虽残，心未死”二句，叹惋悲凉，抑郁不平，放翁之心声宛然可闻。先生的女弟子琦君（潘希真，台湾著名散文家），对先生的吟诵十分倾倒，说经先生一吟诵，诗词的意蕴已领会大半。我于此深有同感。可惜当时无录音设备，不能把先生的吟诵录下来。有一位懂音乐的同学，曾把先生吟诵几首诗词的声调记为简谱，但后来也散失了。这是一大憾事。

这本《唐宋词欣赏》，是四十多年前先生为广大读者欣赏唐宋词的需要而说解的，大半由先生的助手怀霜记录整理，经先生改定，发表于杭州、上海和香港的报刊上。这些记录下来的说词文字，与无拘束的谈说相比较，其鲜活的意味似乎有所减杀；又因当时环境所限，有些话不能说得很畅，且难免说几句套话，但其见解的精警和说词的鲜明特点仍然存在。它虽然不同于先生的词学专著，却能为大众说法，深入浅出，可读性强，使唐宋词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这也是先生的一大功德。

辛巳木樨开候，于西子湖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