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祖国十二诗人》（初版）之《屈原》（一九五二年）
屈原[1]
引言
屈原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离开我们有二千三百年了。他好比遥远的天空里的一颗巨星，放射出神奇灿烂的、永恒的光辉，光亮了祖国的诗坛。
在屈原以前，我们还有诗的更早的传统。《诗经》是一部无可比价的古代诗歌的宝库，收集了从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前六百年左右的周文化全盛时期的诗。那里面有宗教祭歌，有情歌，有政治诗，有农民、战士的歌唱，内容异常的丰富。祖国文化的悠久，值得我们赞叹，值得我们热爱。可是几乎全部都没有作者姓名。在那个时期，诗是社会的、公共的产物，还没有个别的大作家兴起。
从春秋到战国，周文化衰落了，结合着礼教和音乐而歌唱的诗也消沉了。在北方中原各国发达了散文。惟独在原先是文化落后的楚国，突然有几位诗人起来，他们传递了诗歌的火焰。他们都是个别的作家，他们所写的是长篇巨制称为“赋”或“楚辞”的东西，其实就是楚声楚调的长诗。其中屈原是开创者，也是最杰出的诗人。
汉水、长江流域的优秀民歌启发了诗人的创作。楚国特有的宗教、古代神话、神仙传说、历史传说都做了诗人的题材。屈原曾经向中原的经典学习，获得了运用文字的熟练的技巧，组织进南国的方言，改革了《诗经》的体制，扩大了诗的语汇。他博学多能，有进步的政治观和历史观，有哲学思想，他从楚国原有的宗教诗歌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发展了政治诗和抒情诗。向来不曾为周民族所征服的荆楚民族，自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到这时找到了他的代表诗人来宣泄它的文化蓄积。屈原是楚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他是楚民族的灵魂。
他不但是诗人而且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生在楚国由极强大走向衰亡的历史的转折点上，为着民族的存亡，他的一生和贵族党人做了坚强不屈的斗争。他被迫害，被放逐而自杀。他的坚贞不屈的人格贯注在诗篇里，使人兴奋，使人嗟叹，使人景仰。我们在二千三百年以前，有像屈原那样的一位诗人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为历史材料所限制，对于这位诗人的一生，我们也只能知道个大略。后面的叙述是依据司马迁《史记》里的《屈原列传》，参照楚国的史料和屈原的可信的诗篇整理出来的。学者们意见分歧不曾解决的问题很多，这里所写大概按照笔者自己的研究和推测，不可避免地有些是主观的判断，留待学者们的指正的。
一
屈原姓屈，名平，字原。照古人的习惯，名和字是相应的，高的平地叫作原，所以他名平而字原。《史记》上说，他是楚王的同姓。楚王姓熊，他姓屈，怎样说是同姓呢？原来屈氏的始祖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或者侄儿），称为莫敖王子的，他有一块封地在屈，屈本来是地名，后来便作为这一支王族分支的姓氏了。在古代，姓和氏是有分别的，严格说来，屈是氏而不是姓，熊也是氏而不是姓，论姓，他们都姓芈（音米）。
史书上说，楚是芈姓之国，意思是统治楚国人民的王族姓芈。历代相传的楚王都称熊氏，熊是王室的氏。在王室周围有许多王族的分支，对王室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叫作“公族”，屈氏是楚国公族之一。
据古史传说，芈姓是祝融氏部落的八姓之一，他们的老根据地在河南郑地，所以原来也是中原的一个氏族。远在西周以前，这氏族被迫南徙，沿着汉水，到了湖北，他们开发了蛮夷之区，在生活上也同化于蛮夷。这一带的蛮夷，周人称之为荆蛮。楚的开国主熊绎就是荆蛮中间的芈姓君长，据说他曾经受过周成王的册封，在名义上承认了周的宗主权，其实是独立的。当初周人灭商，也只统一了北方中原之地，对于汉水、长江流域，力量有所不及。到周昭王起了侵略野心，大举南征，曾经引起了荆蛮、徐夷、淮夷这几个民族的联合反抗，昭王兵败，死在汉水。熊绎的后代熊渠，当周夷王时，吞并了江汉间的许多小国，占有今湖北全省之地。周宣王命召虎南征，楚国又被压迫；到周室东迁，楚又强大。在春秋初年，楚主熊通称王，就是楚武王，统治荆蛮民族的全部，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县）。从春秋到战国，楚愈来愈强大，削灭了周人在南方所建立的许多国家的统治政权，统一了汉水、长江流域，成为南方惟一的大国。到屈原时代，楚国已经有七百年的历史。
莫敖王子死后，历代的楚王就屈氏门中立一人做莫敖，继承爵位。打开楚国历史来看，屈姓的名人很多，如屈重、屈完、屈建、屈荡、屈巫等，或为莫敖，或为大夫，都在春秋时代。直到战国，屈氏的子孙兴盛，和昭氏、景氏并称公族中的三大姓。
屈原的父亲名叫伯庸（见《离骚》诗），他不像有政治地位，家庭也贫穷。因为屈原自己在《惜诵》诗里说过：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
我们对于《惜诵》那篇诗，看不出有伪作的成分，所以相信屈原是个贫贱出身的人。有人认为屈原是贵族，这是把公族和贵族混为一谈。固然多数贵族是公族，楚国的政权向来操在王子王孙和同姓宗亲手里，但是也还有别姓而有封爵的，所以贵族不等于公族。同时公族也不全是贵族，即以屈族而论，从屈瑕到屈原已经有五百年，子孙繁衍，不知道有多少人家，其中自然有贵显的，也有贫贱的。贫是经济上的贫穷，贱是政治地位的卑微。屈原的父、祖如果曾经服役于王室，可能只在卑微的职司。因此，照我们的判断，屈原除了他的姓是贵姓，他的家庭出身是同于平民的。至少他是出身于一个没落了很久的贵族家庭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懂得他在《离骚》诗里把自己比作傅说、吕望、宁戚那班出身贫贱的贤臣，并非不合于他的身份了。
楚国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在楚悼王时，政治改革家吴起到了楚国，他认为楚国的政治坏在贵族腐朽，官爵太滥，公族的给养费用太大，提出了改革的计划：要使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就是说，爵位只给到第三代为止；要“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要“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悼王信任了他，一度实行新政，收到很好的效果。当时还使好些贵族远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开发生产。结果贵族们痛恨吴起，到悼王一死，便围攻他，把他杀了。从这里可以知道，楚国的公族人家是由朝廷给予经济给养的，而疏远的曾经一度被汰削。屈原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因此他富于平民思想，他接近人民。同时，他到底是公族子弟，是芈姓子孙，他是要对于王室尽忠忱的。他同楚怀王的关系不过是五百年前共一家，并不是亲近的宗室。他受楚怀王的特殊宠爱，是遭到专权的贵族们的嫉视和抑制的，他坚决和他们做斗争。这一切都可以从他的阶级成分得到解释。
屈原约生于公元前三四〇年左右，至今学者之间还没有定论。[2]本文作者想贡献一个最近研究的结论，略去详密的考据和推算，只作简要的解释。《离骚》诗的开始说：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这两句哑谜似的句子包含了诗人的生年、月、日。诗人的意思是说：“我生在摄提格之年，孟陬之月，庚寅之日。”“孟陬”是夏历正月，“摄提格”是岁星纪年的名称。岁星就是木星，也一名摄提。原来战国时代，还没有用干支来纪年的，那时的天文占星家有一种奇特的习惯，他们观察木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拿来做纪年之用。木星在星空中绕行一周，约需十二整年，如果今年在正月和太阳交会，明年便在二月，十二年后又回到正月。他们把木星在正月里和太阳交会的那一年叫作“摄提格”，我们可以把它翻译做“正年”，“格”的意义是“正”。所以屈原生在正年正月庚寅日。根据古代天文和历法的推算，他应该生在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日庚寅，即公元前三三九年阳历二月二十三日。
木星是行星中间最明亮的一颗，古人把它称为岁星，并且看作尊贵的天神所凭依，岁星所照临的地域（“分野”），五谷丰登，岁星所照临的月份也是吉月。楚国的宗教是原始巫教发展提高的，楚王族自认为颛顼帝和司天文官职的重黎氏之后，所以也最敬重天神。屈原生在正年正月，得天文之正，是吉利的，因而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叫“平”，平的意义就是“正”。《离骚》“名余曰正则兮”说明他父亲命名的意义。而屈原一生也把“平正有则”“守正不阿”的精神作为立身处世的规律。
屈原的出生地点是楚国的都城郢。西汉的楚辞家东方朔曾说：
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七谏》）“国”指国都，就是郢。屈原也把郢作为故乡，他在被放逐离郢时候说，“去故乡而就远兮”，“发郢都而去闾兮”，“去终古之所居兮”，在那首《哀郢》诗里有三个地方指明了这事实。所以许多人认为他是湖北秭归县人，那是不可靠的，是后来的附会（始于北魏时人所作的《水经注》）。我们知道当时公族以屈、景、昭三姓为盛，称为“三闾”，既称为闾，必有闾里，他们的居处应该在郢都，或在城里，或在郊外。以屈原的文学成就来说，他不生长在文化中心的郢都是难以想象的。屈氏始祖屈瑕的封地屈，不知在什么地方，不过自从武王、文王经营郢都以后，用情理来推测，那些王族的分支都搬到都城来居住了。
楚国自从春秋时代的成王、庄王开始，和中原交通，吸取中原的文化，已经不是蛮夷之邦了。屈原和孟子、惠施同时，那时候书籍流通，郢都是南方的文化中心。在闾里乡党里面，应该有宗庙，有教育公族子弟的学校（也许就在宗庙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幼年的屈原就在那里受教育，获得文化知识。从他后来的文学表现来看，他在早年必定在语言文字上用过很深的功夫。他的志气不凡，他也佩服古代特立独行的贤人：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橘颂》）
他喜欢别致的服色，佩着一柄长剑，戴着一顶高冠：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涉江》）
这佩剑、高冠不像贫贱子弟的服饰，或者是古老的屈族的徽征，表示莫敖王子的后代，有显扬祖德的意义吧。
此外，他特别爱好花草。他住过郊外的原野。在郢都附近，靠着长江，有许多湖沼洲渚，“兰皋”“椒丘”，是少年诗人喜欢漫游的地方。后来他爬上政治舞台，到不得意时，还很想回来隐居：
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离骚》）
他对于植物的知识非常丰富，兰花、蕙花、申椒、菌桂、江蓠、辟芷、木兰、杜若之类的芳香植物是他特殊爱好的。那些东西在楚人的宗教里是用来歆献神明的，他喜欢这些是敬爱它们圣洁的品德。这些南国原泽的特产，在他的诗里出现得非常之多，结合诗人的爱国热情，他歌唱、赞美祖国的草木。
二
公族子弟得到王家的特殊教养，原来是要为王家服务的。尤其像屈原那样的优秀分子，由于才能的杰出，不久便被选拔了上去。他的才能，第一是“博闻强识”，知道的东西多，记忆力强；第二是“明于治乱”，懂得政治原理，有政治眼光；第三是“娴于辞令”，擅长文学修辞和外交语言。其时楚怀王熊槐在位，屈原在二十四五岁上，便任了“左徒”之职，位在大夫之列。这是一个高级文官，好像是王室的秘书长。由于怀王的特殊信任，他在内里起草法令，参议国家大事；出外宣布号令，接待外交宾客。他对于楚王有知遇之感，抱着无比的忠忱，幻想着远大的政治前途。
当时战国七雄，争城略地，互相侵伐，无间断地在战争漩涡中。北方以齐、秦为强，南方以楚国为大。自从威王击破了越国以后，楚的疆宇，西起长江三峡，东到东海；北边伸进到陕西、河南、山东的南部，南边有洞庭、鄱阳两湖之地。当初周人在南方所封建的许多国家，都已被楚人所覆灭。广大的人民就是当初强烈反抗大周民族主义的荆蛮、徐夷、淮夷等少数民族和商朝灭亡以后往南逃窜的商朝遗民，经过了六七百年，在芈姓王朝的统治下，融合成为一个大楚民族。他们早已从奴隶社会进到了封建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提高。长江流域的土地是肥沃的，物产是丰富的，吴起曾经说过一句话“楚国地多而民少”，如果统治者没有侵略的野心，这样一个国家是可以康乐自足的。当时的国防力量，有“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所以当屈原跑上政治舞台，正是楚国强大、大有可为之时，他高瞻远瞩，自有一番抱负。
第一，他反对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他要引导楚王修明内政，任用贤能，效法古代圣王的“王道”政治。他说：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
这是儒家一派的政治理论；虽然和孟子一样，他是唯心论者，处在凶恶残暴的混战混杀的时代里，劝导国君修德息争，是符合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的。
第二，为了扫除弊政，他主张法治。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
第三，当时秦国最强，尤其有侵略的野心。楚威王曾经加入“合纵”联盟，以阻遏秦国。到了怀王即位，忽而伐魏、伐齐，忽而做六国盟长，没有固定的外交策略。秦惠王用张仪为相，决心要破坏六国联盟，并且派兵攻下了蜀国，在西边和北边两面威胁楚国。屈原是坚决主张和齐、魏联好以抵制秦国的；惟有这样，才可以保障楚国的安全。
这三点都很正大。怀王一朝是楚民族兴亡、成败的转折点，关系重大。可惜屈原空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得到怀王的信任，时期极短。他遭到同僚的嫉妒、贵族党人的仇视、敌国间谍的离间，终于被迫去职了。
《史记》上记载这样一件故事：有一位上官大夫妒忌屈原的才能，要夺取他的草稿，屈原不肯给他，他在怀王面前进了谗言，激起怀王的愤怒，把屈原疏远不用了。事实怕不是这样简单的，论屈原的才能和地位，未必就为了一件事情便站立不住；当时尖锐的斗争存在于他和“党人”之间。他说，“众女嫉余之娥眉兮”，可知仇视他的不止一人。他要求国王修明法度，任用贤能，必定要和当权的贵族冲突。他所说的“党人”，就是指当时贪婪专权的贵族和国王左右的佞臣那内外勾结的一党。当时公族三姓之中，要数楚昭王之后的昭氏，对王室亲近，权势也最盛；在宣王朝有煊赫一世的昭奚恤，在怀王初年总揽军政大权的是上柱国令尹昭阳，和屈原同朝的有昭雎 [3]、昭过［滑］、昭鼠等。公族中间的宗派主义是存在着的，照我们推测，排挤屈原最厉害的就是昭氏贵党。到秦国派张仪来楚，施用离间计，昭雎和张仪密切勾结，对立的形势更其显然。张仪来楚，在公元前三一三年，这时屈原年二十七岁，怀王用张仪为相，决定联秦，屈原必定不安于位；所以他做左徒，前后不过两三年。
怀王听信张仪，说和齐绝交以后，秦国愿送给他商于之地六百里，决定断绝齐国邦交；及至绝齐以后，张仪回到秦国，便翻过脸来不认这笔账。怀王大怒，兴兵伐秦，打了大败仗，丢失汉中；他不肯罢休，再征大军伐秦，深入秦地，战于蓝田，又大败。韩魏知道楚国空虚，也派兵南侵，趁火打劫，楚军狼狈退守。这两个败仗大大削弱了楚国的力量，从此以后，楚国东西受敌，一蹶不振了。
屈原卸任左徒以后，还做着“三闾大夫”的官职。三闾大夫是管理公族谱牒、主持宗庙祭祀、兼教育公族子弟的一个闲职。在这时期他开始了诗的创作。首先，他制作了一篇长诗叫作《天问》，在这里面他表现了对于古代神话和历史的广博的知识，也表现了他的怀疑的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其次，他写作了一套祭神的歌曲，叫作《九歌》[4]，那是楚辞文学里突出的、最优美的杰作。
楚国各地普遍地有祠庙，人们逢年过节，打鼓、吹箫、歌唱、跳舞，娱乐鬼神，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赛神的歌舞本来是人民的艺术。屈原吸取人民艺术的优秀成分，加工制造出许多篇达到抒情诗极高境界的宗教诗歌。他开始用“楚歌”的调子来写诗，开始接近了人民的语言。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
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这样美好的抒情诗句，显然是从民间的情歌里吸收来的，充满着浓挚真切的感情。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
这是描写湘水女神降临在洞庭湖边的情景，这样灵活、美丽的形象在《诗经》里面是不容易找到的。缥缈的神仙姿态融合着南国山川的秀丽。我们要问，屈原写了这许多篇祭祀神仙的歌曲，是零篇应用到许多个祠庙呢，还是集中应用在一个祠庙呢？据说，郢都东郊外有一所东皇太乙祠，乃是祀奉天帝的庙。为祭祀天帝，有迎送各个神仙的歌舞，包括云神、太阳神、河神、湘水神之类。整套的节目由女巫或男巫的合唱队歌唱，配合着繁复的音乐，可能也有扮演在内，好像希腊酒神庙的歌舞，具有戏剧的雏形。东皇太乙庙有春秋两祭，可能名义上是由楚王主祭的，三闾大夫既然是管祭祀典礼的，他大概奉了楚王之命制作这些祀神的歌曲吧？据汉朝人说，楚怀王大举伐秦，特别隆重祭祀天神的典礼，所以屈原的《九歌》里特别有《国殇》一篇，祭祀阵亡将士：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国殇》）
诗人用悲壮的诗句唤起为国牺牲者的强毅的灵魂！怀王刚愎自用，大举伐秦，屈原本不赞成，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见当他写《国殇》这一篇诗，他的心境是怎样地沉重了！
三
怀王伐秦失败以后，重新召用屈原，派他到齐国去重订邦交，这时他年二十九岁。秦国害怕楚齐联好，愿意送还汉中地的一半来讲和。怀王不愿得地，要求秦国把张仪交出来。张仪居然敢再到楚国，楚王把他囚了。但是他想法买通了楚王的嬖臣靳尚和宠姬郑袖，替他开释。等到屈原在齐国顺利地办好外交回来，楚王已把张仪放走了。屈原和怀王争论几句，很不愉快。他觉得怀王执迷不悟，反复无常，没有办法引导到善良的政治了，开始有离开郢都的意思。他说：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乎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
当时楚国的朝廷被一班贵族党人所把持，是非黑白不分。大家都在奔竞钻营。由于恶势力的蔓延，就是好人也都变成了坏人：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离骚》）
惟独屈原，他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宁可出外流亡而死：
宁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离骚》）他看到国家的危难，曾经有好几次直谏君王，触犯怀王的愤怒，他并不懊悔：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
无奈怀王对他情意益疏，同从前重用他的时候，态度完全两样。君臣之间，距离愈来愈大，他不能不自求引退了：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离骚》）想到天下之大，九州各国，难道像他那样的贤才，不能够在外得志吗？但是，他不忍离开祖国。那么，到边远的地方去，或者退而隐居？四面八方的念头都转到，在极度的烦闷里，他写下了长诗《离骚》，尽情倾吐他内心的苦闷。
《离骚》是哪一年写的呢？不容易确定。从诗里面的提示，是在诗人刚到壮年而又忧虑着老的来临，这样，在三十岁到三十五岁上都还适合。为了叙述史事的方便，我们假定屈原在三十岁的正月生辰开始写作这篇自叙的长诗。这是在公元前的三一〇年。
“离”是离别，“骚”是歌曲的名称，[5]“离骚”就是“离歌”。以形式而论，还是从巫歌的形式推进加长，成为长篇的独白抒情诗。他从自己的家世、生辰讲起，说到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斗争。有好些部分还保留着宗教诗的色彩，例如由于精神苦闷，在种种矛盾冲突里，诗人歌唱着上天下地的精神追求，确乎是神秘的。但是，从《九歌》到《离骚》，诗人屈原的发展过程已经是从纯粹的宗教诗到政治诗的道路。尤其可宝贵的是他歌唱出人民的苦痛：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我们在上面说过，除了他的姓是贵姓以外，实际上他是出身于贫穷的家庭，从下层爬上来的。因此他深切了解被压迫阶级的苦痛，而这里的“民”字也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他抱怨国王不顾人民的意志：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
他从历史观察天道，凡是不顾民心的统治政权是不能久长的：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兮错辅；夫维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离骚》）
他说，天帝是没有偏袒的，挑选人民中间有德行的帮助他成功。只有聪明睿智的君王能够享有国土。前看往古，后顾将来，总要替人民打算，哪能不义而成功，哪能不善而服人呢？他把这样激切的言论来警告国王。他这种议论并不单为楚怀王而发，他要把他的历史哲学的真理写在他的不朽的诗篇里。《离骚》在祖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第一首长诗，也是屈原的代表作。
屈原是信仰宗教的，他信仰天道。他用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研究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他重新肯定了天道，他认为天命是本乎民心的。上帝决不违反人民的意志，违反人民的意志的统治者是违反天帝的意志的。他认为他所觉悟的道理是极其正确的、极其忠诚的，他所说的，他所做的，是忠诚于天帝、忠诚于国君的。接着《离骚》的制作，他再写下一篇《惜诵》，重复申明他离开国君，离开郢都的决心，他指着上天来印证他的忠心：
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惜诵》）
就在那一年，他离郢都出发，沿汉水而上，到了汉北：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抽思》）
好像飞鸟似地离开了故乡。他日夜关念着朝廷，写作《抽思》：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他发挥了没有耕植、没有收获的哲理：
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抽思》）这是很可宝贵的至理名言，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反复诵读、深刻体验的。
按照楚国的地理，所谓“汉北”，在郧阳、淅川一带，北面正靠着秦国商于之地，是楚的北边境。那边正遭遇过两次兵灾，屈原不像是跑去隐居的。而且屈原在王朝是大夫的职位，他的进退也不能完全自由，必须得通过怀王。看来是经过几次谏诤，怀王不能用他，而且也憎厌了他，有意把他外放。所以屈原的离郢，一半是自愿，一半是被迫。大概他是带着三闾大夫的官衔，到那边去办理地方事务，充任县邑大夫吧。这是屈原在怀王朝的一次迁谪。
屈原离郢以后，楚国的朝政更加混乱了，尤其是由于国防的力量削弱，外交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远见的固定的政策。首先，因为秦武王把张仪赶到魏国，昭雎也转移方向，主张联齐。秦武王死后，秦昭王立，要求和楚国结好，楚王贪着小利，又违背了对齐的盟好，这样招来了齐、韩、魏三国联军讨伐。怀王不得已，派太子到秦国去作质，讨救兵来把围解了。太子在秦国闯下一头祸事，私自逃回，于是秦国借端开衅，联合齐、韩、魏，联军分路进攻。这时昭雎和昭鼠带领重兵驻在汉北和汉中，他们互相观望，不肯主动作战，把在前线苦战的唐昧将军牺牲了。此后三年，秦兵继续不断地往南侵略，接连有残酷的战争。怀王没有办法，派太子到齐国去作质，乞求盟好。
屈原在汉北住了几年，在这样的兵荒马乱里，他是不能安居的；而且兵权掌握在他的敌党昭氏贵族手中，他也无能为力。在这战乱中间，他从边疆上被召回来。公元前二九九年，秦国又出兵攻打楚国，掠夺了北境的八城。秦昭王责备楚怀王背却前盟，一半欺骗一半威胁他，要求他到武关去再开和平谈判。其时屈原在郢，他进谏怀王，劝他不要入秦。他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是怀王拿不定主意，惧怕强秦，终于听了庶子子兰的怂恿，进到武关。一到武关，秦将把他劫送咸阳。因为他坚决不肯答应割地的苛刻条件，竟被秦王扣留不放。
这时楚国朝廷无主，一部分臣子要拥戴子兰，昭雎跑到齐国去把太子弄回来立了，叫作顷襄王。新王即位，请子兰做令尹，昭雎做相，他们两人素来和屈原不合，在新王跟前毁谤了他，于是顷襄王决定把屈原放逐到大江以南。
这里面是有阴谋的。从老王入秦到新王即位这混乱的阶段里，政治斗争必定很激烈。子兰是怀王的宠儿，也许就是宠姬郑袖所生，他怂恿父亲入秦，闯下大祸，先就不利于众口。屈原也发过激烈正直的言论，中伤了他。昭雎专政多年，忽而联秦，忽而联齐，反复数次，把楚国弄到这般地步，也为大众所不满。当时朝廷的清议派必定攻击这两人。所以楚国虽然无君，子兰在郢而不得立。昭雎精通权谋策略，知道自己不立一个大功，便站立不稳，所以偷偷地跑到齐国，把太子弄回来了，于是挟君以自重。他办这个交涉，许了齐国许多好处，他绝不肯让对齐外交的能手屈原跑去的。朝里有君，贵党蒙蔽一切，假借王命办事；朝里无主，纷纷攘攘，清议派抬头了，而屈原俨然是清议派的领袖。既然齐国放回太子，对楚有恩，以后对齐的外交成了国家要务，这样，屈原有被重用的可能；惟其如此，多年来的政敌昭雎不能不想法把他早早弄出去了。这回政治斗争的结果，进步力量依旧被贵党压了下去。据我们的推测，被放逐的怕也不止屈原一人。
所谓“放逐”，到底是怎样性质呢？不像后来的“充军发配”似的，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放外官。例如汉朝的汲黯，汉武帝要他做淮阳太守，他对人说：“这是不用我参议朝政，把我弃逐到外郡了。”屈原放逐到江南以后，他写过一篇《哀郢》，他说“信非吾罪而弃逐兮”，用的就是“弃逐”两字。二是合族迁徙，好比移民似的，这是对贵族严厉的责罚。例如郑国破了，郑襄公出降，他对楚庄王说：“就是君王要把我们迁到江南去，我们敢不听命吗？”又如郑袖对楚怀王说：“你要得罪秦国，先罚我们母子迁到江南去，免得遭秦人鱼肉。”所以大江以南，向来是楚国安置移民和迁谪罪臣的地方。上面我们也说过，楚悼王时，吴起要使有些贵族搬出都城，往地广人虚的地方去开发生产，这也是移民政策，大概还分配土地给他们的。屈原的放逐属于哪一种性质，史书上没有说得明白，我们也难以确定。总之，这一次敌党给他的迫害远比怀王朝的迁谪要严重。屈原全家搬出郢都，和大批移民同行。如果他还衔着王朝的使命，那么就是办理移民事宜，带领这些移民到大江以南去安置。
由于秦兵三次入寇，楚的北境普遍地遭受蹂躏，丢失了许多城市，因而人民纷纷南迁。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秦又来攻，汉北有大战发生，楚军死亡五万，析十五城（河南邓、内乡县一带）同时沦陷，又有大批流亡者沿汉水南下。郢都附近，人口激增。加以打了败仗以后的横征暴敛，人民不胜其苦，因而居民迁动得很多。屈原离开郢都，是和大批移民同行的。他在诗里写道：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去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哀郢》）意思是说，天不佑楚，是国君不修德所致，但是上天震怒的结果，灾祸却加在人民头上了！天啊！你为什么责罚人民呢？多少人无家可归，我也在仲春二月的一个甲日的清晨忧伤地离别国都，往东搬家了。
他坐着船恋恋不舍地回望都城，想到入秦不返的怀王，再不能够见到了；望见那些高高的楸树，想到从此以后便离别了故乡，禁不住眼泪像雨点似地掉了下来：
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哀郢》）
沿长江往东，到了夏口，暂时停留下来；他登洲眺望，离郢已经很远。这里是一片平原，人民安乐，风俗淳美。祖国是这样的可爱啊，如何能够让外族侵凌呢！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哀郢》）最后，他到达了流放的地点陵阳（在今皖南的青阳、贵池、宁国、绩溪一带），住了下来。这是屈原在顷襄王朝的被放逐，我们假定在顷襄王的元年（公元前298），他年四十二岁。
四
屈原在陵阳住着，至少住满了九年，没有复官，没有回郢的希望。他写作《哀郢》[6]一篇，追叙他出都东迁的情况。此外他还写过些什么，我们不能知道。楚怀王悲惨地死在秦国，后来归葬郢都，有人认为楚辞里面《大招》一篇也是屈原的作品，招怀王的魂的。此外，还有《招魂》这一篇，有人也认为是屈原忧伤成病，写这篇文章来自己招魂的。这两篇虽然都是艺术价值极高的长篇杰作，多数学者认为是景差、宋玉的作品，所以我们不详细讨论了。
屈原的作品必定有散失的，他的生活也留下许多空白。我们知道他离开陵阳，年纪已经五十开外；还佩着那柄长剑，戴着“切云”高冠，在秋末冬初的西风里，徘徊眺望于鄂渚（武昌）江边。受着法令的限制，他不能跨越到江北，也不能回郢。他沿着长江而西，穿过洞庭湖边，坐船往沅水上游进发；经过辰阳（辰溪）到得溆浦，已经是严冬气候了。就在溆浦山中住了下来，他写作了一首《涉江》诗，追叙旅途情况。这儿有一段很好的描写：
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涉江》）
今天的湘西，在二千三百年前，属于楚国的黔中郡。那边是称为“五溪蛮夷”的少数民族所杂居，在楚悼王时起始开发，设立了几个县邑。他到这僻远的地方，是移居呢，还是有什么使命，诗里面没有说明。黔中郡的北面是巫郡，这两块地方，和秦兵所占领的蜀国相邻接，好久是秦昭王所垂涎欲得的。当初楚怀王宁死而不肯接受的苛刻条件，就是割让这两郡归秦国。想不到现在怀王的老臣屈原被驱逐到这边郡来了。
他就在这僻远的地区住了下来，想到自古以来的忠臣贤士，遇到昏君，没有不被冤屈迫害的，他相信自己的正直：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涉江》）
他观看“刀耕火耨”的劳动人民，想起“民生之多艰”的诗句，他愿意和田野父老们生活在一起，从前不是有一位接舆，自己剃光头发，有一位子桑伯子脱却衣冠，赤条条地来往吗？所以他也愿意在这里终老了：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涉江》）
但是屈原并不能在湘西终老，那个地方很不安定，是敌人所不肯放松的。屈原知道这危机，他又有什么力量呢？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在某一年的孟夏四月，他从湘西出来，经过长沙，再往北走，竟投身到汨罗江里自杀了。奔流不息的滔滔江水成就了他早时就怀抱着的“伏清白以死直”的那个坚定的意志。在自杀以前，他写下一篇《怀沙》诗。有人说，屈原是个众醉独醒的人，因为愤世嫉俗而自杀的，《史记》上说他不愿意在浑浊的世界里偷生，宁可葬身于江鱼的腹中，这样把他自杀的动机完全解释作脱离群众的清高思想，是和《涉江》诗里“固将重昏而终身”的话矛盾的。他的自杀应该有政治原因。照我们的推测，不外乎下面两层：第一，他和贵族党人奋斗一生，有宁死不肯屈服的志节。他在《怀沙》诗里又提到他们，痛骂他们“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比喻作一群咬人的疯狗。虽然他被放逐在外，他们对他始终不曾放松。这回他往北走，或者更有迫辱他的命令，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说：
安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怀沙》）
“爱”就是爱惜生命的意思。第二，当时楚的死敌是秦，但是顷襄王认贼作父，甘心做强秦的尾巴，往齐侵略。楚国的统治阶层都只知道苟且偷安，争权夺利，惟有众醉独醒的屈原警惕着这严重的局势。他原先有政治抱负，可以担当大事，到了此刻，好比一辆载重的大车陷在泥坑里不能自拔了：
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沙》）
他眼看秦兵快要来了，祖国快要沦亡，芈姓的统治政权旦不保暮，而广大的人民也要遭受更深的苦难，为了爱祖国、爱人民的灼热的心肠，悲观失望而自杀的。
我们考查历史，在公元前二八〇年，当楚顷襄王的十九年，秦国的司马错征调陇蜀两地的大军从西边攻打楚国，黔中郡的大部分沦陷了。屈原的自杀应该在这一年稍前，或者就在这一年上。那么他死时的年龄也快近六十了。再后两年，秦将白起从北面攻进楚国，拔取郢都，焚烧楚先王的陵墓，楚国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县），这样大的变故，屈原未必见到了。
屈原是有矛盾的。他是公族出身，对于楚国统治者的宗庙社稷，有保卫的责任感，他和王室休戚相关，他是要维持芈姓统治的。同时他看到这统治政权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他殉身在这矛盾里。楚国的政治是落后的贵族专政到了腐朽的地步，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来，推进了政治和军事，也增强了侵略性，楚国命定地要灭亡。他看到这矛盾，他殉身于这政治落后的祖国。他的自杀是芈楚王国的悲剧。
屈原死了以后，芈楚朝廷放弃了它的老根据地，放弃了广大的荆楚人民，让他们给强寇蹂躏；迁移到当初是徐夷、淮夷的根据地，做成一个东方国家，但也只延长了五十多年寿命，终于为秦国所灭掉。秦灭楚以后，加深压迫楚地的人民。楚国的文化被摧残，大批的文物和史料化为灰烬了。但是，人民的力量是潜伏着的，秦帝国的专制统治不过十五年，强烈反抗它的是楚地的人民。农民革命的英勇领袖陈胜、吴广是楚地的人民，争夺江山的项羽和刘邦也都是楚人，那时候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足见楚人是怎样仇视秦人，而秦灭楚以后，怎样对楚人加深压迫了。到刘邦建立汉朝，楚的文化重新发扬起来，大诗人屈原的作品被湮没了多年，到这时重放光明了。
公元前一七六年，汉文帝朝的少年博士贾谊迁谪到长沙，他经过汨罗江，投文吊祭屈原，表示他的景仰和同情心。在汉武帝朝，有淮南王刘安，他住在楚的故都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他热心收集屈原的诗篇，替《离骚》做了评赞解说，把它比美于《诗经》。大史家司马迁也到过长沙，到过汨罗，他特地在他的伟大的《史记》里加入这位诗人和政治家的传记。许多的文人模仿屈原的制作。“辞赋”文学在汉朝占文坛的领导地位。所以，这位伟大的诗人是在他死后一百五十年，才得到他应得的荣誉的。
世俗相传，屈原死的那个日子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7]赛船竞渡的风俗是起源于汨罗江边的人民拯救屈原的，称为角黍或粽子那个食品是用来吊祭屈原的。五月五日原是古老的一个节日，和屈原不相干，这些风俗事物的起源借重了这位大诗人的名望得到意义深长的解释，虽说是无稽之谈，也可见三闾大夫的遗爱永久地留在人民心里了。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编《祖国十二诗人》，一九五二年）
从正始玄风到竹林七贤
一、正始玄风
正始（公元240—248），魏齐王曹芳的年号。
建安以后，东汉亡。天下三分，蜀、吴没有什么文学，魏初的文学，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所没有提及者，魏武帝（操）、文帝（丕）以后，魏明帝（叡，文帝太子）也做了许多乐府，列入《诗品》下品。故曹氏三代能诗。到了魏正始时，起了一种运动，那便是玄学运动，即从正始开始延续到晋代的正始玄风、魏晋玄风。
当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但国人并不十分明了佛学真相，喜以老庄学说附会，譬如最早翻译佛经，借老庄老“名词”甚多，如“菩提”译“道”，称和尚曰“道人”。齐王曹芳为帝时不过十龄，方命傅读《论语》《礼记》诸儒家要籍。每通一籍，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是上所尊者是儒，而士大夫则沉浸在《老子》《庄子》《周易》所谓“三玄”的玄思之中，故老庄之学大盛。玄风之中心人物有傅嘏、钟会、何晏、王弼，而以何晏、王弼为最重要。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
傅嘏，字兰石。弱冠知名，正始时为尚书郎。当时，品鉴人物才能德行的“才性之辨”成为时尚。傅嘏精于论人，谓“何平叔（晏）外静而内铦巧，好利而不念务本”。“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三国志·傅嘏传》）
钟会，字士季。太傅钟繇少子。弱冠与王弼齐名。“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通名理”，即辨明析理之学。正始时为秘书郎。“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三国志·钟会传》）。《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刘孝标注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傅嘏论同，李丰论异，钟会论合，王广论离。”钟会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钟会之学从嘏来。
何晏，字平叔。官至吏部尚书。《三国志·何晏传》：晏“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王弼，字辅嗣。《三国志·王弼传》：“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何劭为其传曰：“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著《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王弼比何晏更聪明，《世说新语·文学篇》曰：“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钟、傅名法之学甚好，何亦参名法，王纯老庄，此其区别。所谓“名理”之学，本名法老庄合，往后与老亦无大关系，但阐庄子一家学说。
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提出了“天下万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欲将全有，必反于无也”的命题，为正始玄风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始玄风，始于正始，极盛于魏晋，故又称魏晋玄风，它延续到南朝。玄学功罪，历代都有争议，但其影响深远是毋庸置疑的。顾亭林《日知录》卷十三曰：“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弃经典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之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威、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与何晏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羡如此。”
何、王玄学开所谓清谈之风，此风盛于晋世，有人以为西晋之亡，亡于士大夫之清谈，故《晋书·范宁传》载范宁《王弼何晏论》曰：“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其实清谈也有好的方面：1 促成一时代的思想发达；2 养成几个高尚的人物，独善其身，脱屣名利。
有王、何二人之玄学，于是有所谓“竹林七贤”。
二、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山涛、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贤之名见于《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皆魏末晋初人。
《世说新语·任诞》曰：“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中，山涛做显官，刘伶喜喝酒，作《酒德颂》，阮籍、阮咸叔侄关系，世称“大小阮”。其中以阮籍、嵇康文字最好，“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嵇善论，阮善诗。王戎后为司徒。阮咸长于音乐，发明乐器“阮咸”，简称“阮”。
竹林七贤都是清谈家，崇尚老庄，只讲人格、老庄。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安徽宿县）人。《晋书·嵇康传》：“康早孤，有奇才……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故世人亦称嵇中散。
嵇康是一代高人，极有学问。时贵公子钟会拜访嵇康。他正与向秀在大树下打铁，“不为之礼，而锻不辍”。钟会对他怀恨于心，便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忧耳。”他看出嵇康有“卧龙”之才，却又当作上层统治者的忧患。最后，借嵇康为好友吕安辩解事，进谗言，当权的司马昭以“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侯王，轻时傲世，不为物用，不益于今，有败于俗”的“罪名”将其和吕安同时杀害。据《晋书·嵇康传》载：“康将刑东市，大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广陵散》，调名。由此语可见其沉痛，亦可见其从容，可代表当时傲世嫉时的有素养之士的精神。康死于魏末景元三年（？），时司马昭专政。
嵇康的文学作品流传的不多。以文见长，刘勰曰：“嵇康师心以遣论。”（《文心雕龙·才略》）《养生论》宣扬道家学说，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是对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阐释。《释私论》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是一种心灵理想世界的追求。嵇康精通音乐，在正始“声有无哀乐”的玄学争论中，他写了《声无哀乐论》，主张“心之于声，诚为二物”，“声音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心有哀乐，而声无哀乐；追求一种自然无为、超越现实的音乐之美。当然，最能表现嵇康政治信念和处世态度的文章当属《与山巨源绝交书》。以“七不堪”和“二不可”所谓“九患”为由，断然拒绝与司马氏权贵为伍，与旧礼教针锋相对，表现了他刚肠嫉恶、直言不讳的人品和性格。
嵇康诗长于四言，“四言诗到嵇而绝”（王湘绮说）；五言不佳。《述志诗》二首述志向、写胸怀，也直指权贵如“斥”和“蝤蛙”，而自许为“神凤”和“神龟”。比照中尽显高傲之情。《太师箴》中“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山丘。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的诗句更是对司马氏的鞭笞，“讦直”诗风跃然纸上。这样的嵇康必为权贵所不容。即使在被迫害，系于冤狱之中时，他还写了《幽愤诗》，抒发了幽囚之中的强烈愤慨之情。他怀抱自己“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高洁志趣，面对黑暗统治，又决不妥协地“显明臧否”，必然招来“训谤沸腾”“卒致囹圄”的悲剧。此时既有“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的人生经历的痛悔，更有“采薇山阿，散发岩岫”的超脱世俗的傲骨。刘熙载《艺概》云“叔夜之诗峻烈”，是一言中的的。
阮籍（公元210—263），字嗣宗，阮瑀之子，陈留尉氏（河南尉氏）人。
《晋书·阮籍传》曰：“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日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
司马昭要替儿子（司马炎，即武帝）求他的女儿为婚，他不以为然，“醉六十日，（文帝）不得言而止”。以魏晋之际，文士少有全者，故独酣醉获免。求为步兵校尉，因步兵厨善酿。故后人称其为阮步兵。
他崇尚庄子的哲学，也讲求仁孝。个性很强，有至性。其母丧，不动声色，忽大哭数声吐血数升。能为青白眼，嵇喜乃礼俗之人，来吊丧，他以白眼对之；嵇康吊丧，他以青眼视之。他在山头访孙登，只笑而不语，以神交。
他卒于景元四年，年五十四。
《晋书·阮籍传》著《咏怀》诗八十余章，今存八十二首。《文选》录十七首。
《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是倚琴而歌，虽未脱离乐府，并有《古诗十九首》之味。惟此类诗是独白，非以娱宾侑酒者，与古诗“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不同，是不但有individual authorship（个体创作意识），并且是个人自抒怀抱，非一般人所喻。《咏怀》是一个士大夫的感慨。故《诗品》谓其出于《小雅》，此是确论。胡适谓五言诗到阮籍方始正式成立，亦可说得通。惟完全脱离音乐乐府的关系，直须待陶渊明之时代。
钟嵘《诗品》列阮籍于上品，云：晋步兵阮籍，“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
“陶性灵，发幽思”，为一切文学之功用，尤其是诗，尤其是中国诗。我们所以要一点文学修养，要多读一些诗，希望能陶养性灵，不使身心完全汩没在尘俗之中。之所以阮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是因为他的哲学思想、为人态度，是庄派，超尘脱俗的。或者说这是对于现实的逃避。不过他并未不看现实，所以有感慨。乃是冲激于现实与理想之中，成为苦闷，于是乎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现象。韩愈所谓“不平则鸣，假其善鸣者鸣之也”。他是半夜自弹自唱，不要人听见的，其苦闷也只有一个人知道，完全是独白。他说“忧思独伤心”，“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差驰。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阮籍对于为人，狂放不羁，绝不认真。惟独对于诗，确又很认真。说道“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同古诗“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相同，有立言之诚。又他一生讲庄派思想，反抗礼法，诗中乃用荀子语，亦难得也。（荀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体：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当然，他主要是看破生死荣禄，所以他说“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不得仁，岂复叹咨嗟”“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多处是道家隐遁的话，达观，旷达一派。有时，他感觉寂寞，“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有时，伤交道中变，如《二妃游江滨》一首。
颜延年曰：“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又颜延年、沈约、李善等注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此恐是颜注。《诗品》云：“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曰：“古之人有自绝于富贵者矣。若自绝于礼法，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其视富贵有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劣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
是故，注阮诗者如刘履等均用《诗经》《楚辞》比兴义，以某某指权臣，某某指某等，亦未必尽当。我认为有许多仍是拟乐府，不过不写题目，不是一时之作，总名《咏怀》耳。
从《咏怀》中选若干首讲解：
《夜中不能寐》 总叙。起章。
《二妃游江滨》言始时遇合之美，中道变志离伤。《列仙传》：“江妃二女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交甫下请其佩，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
刘履曰：“初司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谓能尽忠于国，至是专权僭窃，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词以讽刺之。……君臣朋友皆以义合，故借金石之交为喻。”
《嘉树下成蹊》 言春秋递运，荣悴倏忽。
《昔日繁华子》 愿永葆青春，常共欢爱。
《天马出西北》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安得为王子晋乎？
《登高临四野》言好名好富贵利禄者，自贻伊戚，又何悲乎？
《开秋兆凉气》 感秋思归，秋风起命驾旋归。
《平生少年时》少年游侠，老大失路，终不能达。《战国策》曰：“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浴，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数者逾善而离楚逾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欲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逾数，而离王逾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刘履曰：此嗣宗自悔其失身也，以喻初不自重，不审时而从仕。魏室将亡，虽欲退休而无计，故篇末托言大行失路以寓懊叹无穷之情焉。
《昔闻东陵瓜》美邵平。《史记》曰：“邵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时俗谓之东陵瓜，从邵平始也。”《汉书》：“霸城门，民间所谓青门。”
《步出上东门》出游感怀，感秋气。“素质游商声”，沈约曰：“致此雕素之质，由于商声用事秋时也。‘游’字应作‘由’，古人字类无定也。”李善曰：“《礼记》曰：孟秋之月，其音商。”
江清按：蒋师爚以游为动义，未始无一得。黄节非之，另求与“由”字通假，助成沈约之说。余按：素质谓旻天，商声谓呜雁之音，游者，游散其间也。
《湛湛长江水》吊楚。“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皋兰被径兮，斯路渐。”“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湛湛，水貌。骎骎，骤貌。“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三楚：南楚、东楚、西楚。秀士，谓宋玉之流。朝云：见《离唐赋》“妾旦为朝云”。“朱华振芬芳”四句：《战国策》：庄辛谏楚王，始言黄雀俯啄，仰栖自以为与人无争，而公子王孙挟弹、摄丸以其颈为的。黄雀其小者也。蔡圣侯游乐声色，驰骋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太子发受命于宣王，系以朱丝而见之也，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高蔡，皆楚地。
《昔年十四五》 悟道。反古诗“荣名以为宝”之意。古诗十九首之《回车驾言迈》云：“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昔年十四五》有诗曰：“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徘徊蓬池上》“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汉书·地理志》曰：“河南开封县东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泽也。又陈留郡有浚仪县，故大梁也。”何焯曰：大梁战国时魏地，借以指王室。“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鹑火中，夏之九月十月。《左传》杜预注，谓九、十月之交，此处言“日月正相望”则九月十五日也。何焯谓此诗指司马师废齐王事，嘉平六年九月甲戌（十九日）废帝为齐王，十月庚寅（初六）立高贵乡公。“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引荀子语，前述。“岂惜终憔悴”，沈约曰：“‘岂惜终憔悴’，盖由不应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计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怀，兼以羁旅无匹，而发此咏。”方东树曰：此诗盖同渊明《述酒》，必非惜一己之憔悴也，沈解陋。
《独坐空堂上》 言寂寞。
《诗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可与晤言。”郑玄注：晤，对也。何焯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能无恸乎！此诗有穷途之哭，所感者深。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自此出。
吴洪曰：此诗写“无人”。
朱嘉征曰：伤乱世也。
《咏怀》诗，可归纳以下几点：
1. 诗人的作品如此一致的有总题目，有其思想感慨，阮籍是第一人。
2. 胡适谓五言诗至阮籍成熟，《古诗十九首》至建安七子作品近于乐府，真以言志的从他开始。
3. 子建诗源于《国风》，阮诗源于《小雅》。前者温柔敦厚，与民间文学近。《小雅》是士大夫的作品，有怨刺、讥刺。阮诗对他所处现实亦有讥刺。阮籍诗偏于阳刚之美。
4. 诗中有哲学思想。诗人少有将哲学人生观放进诗里的。
5. 文多隐避。颜延年曰：“嗣宗身仕乱朝……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不完全是。然前人皆作如是观，如元代刘履《选诗补注》解为与魏盛衰及司马氏篡逆有关。实则他的诗有的说他的人生观，有的咏时事，较《古诗十九首》深刻且有其个性。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对阮诗的注解很详细。
阮籍的散文有《达庄论》《通易论》《大人先生传》等，以赋体传记《大人先生传》最著名。
阮籍和嵇康都尊崇当时著名隐士孙登。阮籍曾往苏门山拜访孙登，“遂归著《大人先生传》”。他以孙登为背景幻化出的与道合一的大人形象，以老庄思想为利器，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作无情鞭挞：“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视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他对为权贵做帮凶的所谓“君子”也作了揭露与讽刺，说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他们如此维“礼”是为了求“荣”：“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阮籍在文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一旦到了“亡国戮君溃败”之时，这些“君子”就像困在裤裆里的虱子：“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者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中乎！”生动、深刻，痛快淋漓！
（据文学史讲稿整理并加题目）
陶渊明
西晋既亡，中国由一统而分，南北朝开始。北方在北魏以前极乱，东晋偏安江左，文学不及西晋之盛。
先是，西晋末，永嘉（晋怀帝年号）之时，天下大乱，玄风复炽，“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序》）其中文人能自拔者，推刘琨、郭璞两人。“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诗品·序》）刘琨少年曾与石崇交，亦二十四友之一（与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本传）。见天下大乱，有澄清中原之志，征石勒有战功，后为段匹所害。其诗《扶风歌》《答卢谌》《重赠卢谌》等即富“清刚之气”。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一曰：“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赞誉其有建安风骨。郭璞为阴阳杂家（卜筮），奇才，注《尔雅》《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皆传。《游仙诗》虽云游仙，实然带《咏怀》气派。
东晋文人，尚有曹毗、孙绰、许询、殷仲文、王羲之等。兰亭修禊，“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王羲之《兰亭序》，见《世说新语·企羡》）文人到会，清谈盛。林泉之乐是道家情趣。
这些文人姑且不讨论，我们要讲的是，东晋人中出一中国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365[8]—427），一名潜，字元亮。世或以渊明为字，恐非。因《祭程氏妹文》《孟府君传》皆自称为渊明。昭明《陶渊明传》亦云名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故为江西诗人之祖。曾祖侃，晋大司马，祖茂，武昌太守，父某似是闲居者，渊明诗谓父“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命子》），安城太守之说恐不确（或谓渊明非陶侃之嫡系，或为裔孙耳）。母，征西大将军孟嘉第四女。梁任公《陶渊明》一书中说，渊明之落拓不羁名士风度乃得其外祖父的遗传。
颜延之《陶征士诔》曰：“夫实以诔华，名由谥高……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故世号“靖节先生”。
渊明虽是世家子弟，一生不遇而贫穷。生当东晋衰亡之际，“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之十六）。后来因为贫穷的缘故，不能不出门远游，“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饮酒》之十）。他做过京口镇军参军（参刘牢之幕），又做过建威参军（参刘敬宣幕），奉使入都，补彭泽令。有公田可种，《晋书·隐逸传》载：渊明“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秫，黍之黏者，曰黄糯，亦呼黄米；秔，俗作粳。）因不愿束带见督邮，且声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而去职，在彭泽令任上不过三四个月。做了一篇《归去来兮辞》，还写了五首《归园田居》（一作《归田园居》）的诗。他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如果说他出门三十年，未免太多，所以陶澍认为乃是“已十年”之误，“已”与“三”形近而误，或者他的“一去三十年”指他已到三十岁。如果认为他辞官返田为三十岁时，那么，他卒时为五十一二岁。此说与吴汝伦、古直等所主张者合。以后即是他躬耕、饮酒、做诗的农村生活。生活很苦，又遭遇一次火灾，有时穷到乞食，有时无酒度过重九节。他的乡邻父老们或者设酒招他，他的做官的朋友也有接济他的，也有仰慕他的大名而愿见他的，也有坚请他再出来的。他终于隐居着。
那时刘裕篡晋而为宋。有人说他在宋代所作的文章但题甲子，而不题纪元。论者谓他不愿帝宋，示为晋遗民之意。当然他看不起刘裕，在《拟古九首》之九的诗中他写道：“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记晋亡之憾，但一定要说他为节士，如何如何忠于晋室，亦不能知渊明。其实他义熙以后惟题甲子，是刘裕篡晋以前的事。之所以如此，一则是他不高兴刘裕，二则也许是道家隐者的习惯如此。他隐居家乡，与周续之、刘遗民被称为“浔阳三隐”。周、刘两人都是庐山高僧慧远的居士弟子，渊明亦与慧远为友，但未加入白莲社。义熙宋征著作郎，不就。
渊明一生在田野，是田园诗人。《晋书》《宋书》皆入“隐逸传”，《诗品》推为“古今隐逸诗之宗”。可以表现他的生活写真的有《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表现他的理想的有《桃花源记》，表现他的人生观的有《形赠影》《影答形》《神释》三首及《饮酒》二十首。其余如《游斜川》《归园田居》《拟挽歌辞》等，均为其重要之作。
一、陶渊明的人生态度
陶渊明处两晋玄学的时代。两汉儒家思想独尊，两晋道家思想盛行。阮籍轻礼法，大骂士人君子如群虱之处裈中。渊明时道家思想较平淡，是道家、儒家将合流的时期，他大部分思想是出世的，他追溯朴素的生活，不愿媚于流俗，表现这种思想情趣的诗顶重要的为《归园田居》及《饮酒》。又见于《桃花源记》及《五柳先生传》，前者写理想的境界，后者为他自己的写照。武陵在湖南，刘子骥实有其人。《桃花源记》也许有事实的依据。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云：因百姓避五胡之乱，避入山谷，自成堡坞。渊明时有人看见过。避秦乱亦可谓苻秦。他是出世的喜田园生活的思想。《饮酒》之九，有田父劝其出仕：“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渊明答曰：“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归园田居》描写与乡间父老为邻实有兴味：“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田园生活很快乐：“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漉者，沥也。
尔时，刘裕得志，如阮籍所处时代。人以为国将亡故渊明去隐，亦不对。刘裕得势他在诗中有其牢骚，《饮酒》二十首和阮籍《咏怀》类似。
渊明人生态度还有一显著特点是达观。当时清谈派人常谈论到死生问题。佛教惯用以死的恐怖教训人，当时人都想解决生死问题，求一正确之人生观。王羲之谓“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渊明是阮籍、刘伶一派，接受庄子达观学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他有些哲学诗，如《形赠影》《影答形》《神释》三首，结构奇极，发挥哲学思想，结论还是吃酒。“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一切顺应自然。他的儿子不好，结论是“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渊明诗篇篇有酒，不是颓废，也有强烈意气的，如《咏荆轲》等。居乱世，自全自傲。他和慧远居近，虽未进白莲社，但很谈得来。达观的人生态度和矢志不渝的田园生活，在他去世前不久写就的《挽歌辞》（如“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句）和《自祭文》（如“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句）中抒发得淋漓尽致。
渊明思想亦有出于儒家者，对孔子也相当尊重。如屡言“固穷”“乐天知命”及《饮酒》末章是也。其末章有“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的诗句，而《饮酒》之十六，他也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竟抱固穷节”的表述。道家思想认为伏羲神农那是归真返璞、顶理想的时代已经过去。儒道皆如此说。“鲁中叟”即孔子，“弥缝”是使复真也，可知渊明对儒家思想亦融合。刘熙载《艺概》曰：“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
苏轼曰：（渊明）其人甚高，“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是对陶渊明豁达的人生的精辟点评。
二、陶渊明诗的艺术特色
1. 诗与人生打成一片，开了新诗的门径
自从曹子建、阮嗣宗把诗成为个人的自述经验、自己的抒情之作，到了陶渊明，成为完全是自己生活的记录，完全脱离了乐府歌辞了。虽然有些拟古诗类似《古诗十九首》，《饮酒》诗类似嗣宗《咏怀》诗，可是多数是写他自己的生活，颇似日记式的。诗与人与生活打成一片。我们从他的诗中可以看见他的行动。他的诗都有题目，有些还有序文。与读阮籍《咏怀》，但看见作者心绪上的苦闷，而不知他一生的踪迹者不同，而且与没有题目、一概称为《咏怀》者不同，阮籍属于建安那个时代，前一个时代。而陶渊明属于新的时代，以诗为自己的生活记录的时代。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诗是他的自传，明白清楚的自传，包括内心的志趣与外面的遭遇。不像阮籍《咏怀》诗那样的只重内心，惝恍，不可捉摸，也不像曹子建的多用乐府比兴。
事实上，曹植、阮籍都是承继《诗经》《楚辞》的，而渊明开了新诗的门径。
2. 脱离乐府，创造新诗意境
渊明全不做乐府。（除《拟古九首》。但此九首亦只是五言，非乐府）
经过了正始玄风，谈玄的风气盛后，诗中遂含哲理。西晋覆亡，洛阳繁华顿歇，文人南渡，东晋人诗自然向哲理山水方面发展。庄老与山水合流。此时五言诗也已脱离繁音促节的音乐，只是倚琴而歌。到了陶渊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晋书·隐逸传》）因他的诗实在不是倚琴而歌的，是脱离音乐的。所以有的是“有琴意”的诗歌，有的是近于散文似的新诗。是直笔写下，一意贯穿，不多曲折及比兴的。那是完全脱离音乐后的现象。渊明是不依傍音乐、不承继《诗经》《楚辞》古典文学而创造新诗意境的一个大作家。在他当时，就有人喜欢他那一类很别致的诗。到了齐梁的时代，诗人惯于繁缛音乐性及图画彩色性的诗。齐梁是一个新乐府时代，所以他的诗不为人所重，钟嵘《诗品》以之入中品。
颜延之《诔》文甚长，无一言及于他的诗，不过提到他“赋辞归来”“陈书辍卷，置酒弦琴”，泛泛说他著作诗歌而已，《宋书·隐逸传》也不特别提他的诗，但云“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
3. 诗与自然融合的田园之歌
渊明诗取材料于田野间，这种材料，陶渊明以前无人敢取，从前民间文学只是恋歌，朝廷文学只是游宴赠答，金谷、兰亭，或戎马，绝无一人如他这般写田野，写自然。
他的诗又表现了他对自然的欣赏，《诗经》、古诗、建安文学皆有对自然的欣赏，然未有如他爱自然者。《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与一般父老欢笑饮酒、耕田，乐在其中，“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另辟天地，是他的伟大的地方，独来独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描写山水之诗，东晋开始。谢灵运亦写山水。陶欣赏自然是平和的，不去找山水，人在山水中；谢是活动的，游山玩水。自然是送给渊明看，如英国的wordsworth（华兹华斯）， communion with nature（与自然沟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之五）最高绝，因很自然；人谓有哲学意味，如禅宗的，并不费劲。
4. 诗富哲理性
先秦时，死生不重要，两晋则很重要。陶渊明对死生主张达观，不必求仙养生。他的《形赠影》《影答形》《神释》是哲学诗。他在诗的《序》里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爱惜生命，人之常情，然往往不得要旨。渊明“陈形影之苦”思索人死生命题，以“神”辨析自然之哲理。“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说天地山川长在，草木有荣枯之变。“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而灵智的人却不能永生。“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长生之说不可信，养生之术不可靠。位列圣人的“三皇”，享有高寿的“彭祖”，都不存在了，“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这是人类生命必然结局。有了如此深邃的哲学认识，陶渊明能泰然处之：“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把庄生的达观学说发挥到极致。当然，饮酒也是诗中不可缺的。
其《责子》诗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归结于“天运”，不乏对人生的哲思，但亦颇风趣。黄山谷云：“观靖节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
诗有哲理，并不局限于《形赠影》等三首诗，也不局限于死生之事，历代评家亦关注及此。明代都穆在其《南濠诗话》中就有明确的概括：“东坡尝拈出渊明谈理之诗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予谓渊明不止于知道，而其妙语亦不止是。如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如云‘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如云‘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如云‘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如云‘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如云‘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观是数诗，则渊明盖真有得于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
除诗之外，渊明在其《自祭文》一开头就写道：“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鸣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视死如归。
5. 诗风质朴、散淡
六朝中杰出，但当时未甚重之。其质朴自然清新散淡的诗为历代所尊崇，正如元遗山所赞：“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钟嵘《诗品》品评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也道出陶诗真淳、古朴的特色。对《诗品》将其列入中品之事，今人古直有《钟记室〈诗品〉笺》，据《太平御览》辨陶公本列上品。
第一个赏识陶渊明的，为昭明太子萧统，他谓陶诗冲淡闲适，且杂诙谐。
有谓陶渊明的《拟挽歌辞》或非自挽，只是作普通挽歌而已，备人唱唱，或自己哼哼。当时南朝有此习惯。《南史·颜延之传》：颜延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宋书·范晔传》：“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世说新语》：“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南史·谢灵运传》：谢灵运曾孙几卿“醉则执铎挽歌”。渊明暮年作《挽歌辞》，情真意切，不知是否为自己作挽歌，待考。
陶渊明散文名篇有《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尤以《桃花源记》脍炙人口。
除诗文以外，还有赋作。《感士不遇赋》摹仿董仲舒和司马子长，道古论今，写士进退两难之处境，发士不遇之感慨。虽拟古之作，而清新、简淡逾于汉赋。《闲情赋》丽极，比喻最妙，摹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而作。因很浓丽，也许是早年摹仿的作品。他自己的《序》中说：“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宗旨很纯正。赋描写一女子甚美，非常想接近她，有两大段描写愿为衣之“领”、腰之“带”、发之“泽”、眉之“黛”、床之“席”、足之“履”、人之“影”、夜之“烛”……巧妙别致，痴情切切。昭明太子萧统却在其《陶渊明集序》中曰：“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东坡曰：“《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传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讥昭明之不懂。昭明谓，“惜哉！无是可也”。现在人却最推重此篇了。
三、陶渊明诗的影响与后人的批评
渊明的诗并不被时人注意，好友不多。颜延之与之交好并为之做《诔》。颜在南朝宋为官。慧远住庐山，为净土宗领袖，亦与之友好。
陶渊明开田野诗一派，其诗在去世后才被人重视，后世诗人无不受其影响。尤深者如唐代之王维、孟浩然等喜欢自然的这一派，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宋代之苏轼、王安石、范成大、陆游等都受其影响，视为楷模。苏轼极推崇陶渊明，至全和其诗。
陶渊明有《停云》《时运》《荣木》等诗，近“三百篇”，是四言诗的复活。诗人感时触景而发，忧时政之昏暗，抒内心之惆怅。比韦孟《讽谏诗》等好得多。
对陶渊明和他的作品的评价，从南朝至近代，评家众多，不胜枚举，前面已有所引用。
萧统《陶渊明集序》曰：“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乎？”
《东坡诗话》：“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纪昀批苏诗云：唐人唐彦谦已有和陶贫士诗，东坡偶失检察耳。）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吾之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以“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此八字评之甚当，陶有其人格思想，用不着多少辞藻堆砌。
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鲁直在黔南闻之，作偈云：“子瞻谪海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渊明千载子，子瞻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亦相似。”
孟浩然《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常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冒炎暑，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
孟浩然《赠王九》：“日暮田家远，山中勿久淹。归人须早去，稚子望陶潜。”
孟浩然《李氏园林卧疾》：“我爱陶家趣，园林无俗情。”
欧阳文忠云：“晋无文章，惟渊明《归去来辞》耳。”
朱熹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朱子语类》）
四、作品选讲
（一）《归园田居五首》
“归园田”，一作“归田园”，误，陶公“守拙归园田”诗句可证。五首或本有六首，末首乃江淹拟作，删之。
1. 其一（“少无适俗韵”）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开始二句言少志为此。见其“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饮酒》之十九）甚非初心。“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始作镇军参军经曲河》），写如何想念家乡园田之乐，亦生逢乱世之故。左思《咏史诗》“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犹有功名之念。潘岳虽赋闲居，终受杀戮。阮籍虽赞美邵平，依旧溷世。乃知古人“学而优则仕”，欲罢功名利禄之念，潇然归田，亦自不易。陶公为彭泽令，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间小儿，见机而退也。其时，其原来之上司刘牢之曾煊赫一时，终于自杀。桓玄、刘裕皆野心家，一败一显，晋室庸暗，出处甚难，陶公奔走尘俗者前后约有六年，决心摆脱。愿归躬耕以自养。同时，他的身体多病，更不堪奔走驱策，心为形役，始悟今是昨非，委运归尽之道。
“误落尘网中”，尘网为堕地之意，前人认为如佛家语，不类陶公口吻，此亦是一疑案。
此《归园田居五首》作于义熙二年丙午（依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盖自彭泽令归也。陶公年四十二岁。吴仁杰谓自先生出为州祭酒至彭泽去官，约十二三年。此诗云“一去三十年”乃十三年之误。陶澍谓“三”字乃“已”之误（已豕误作三豕，古已有之）。古直定陶公卒时年五十二，定此诗为与《归去来兮辞》同年作。《辞》之序称作于乙巳年，时陶公适年三十。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陆机诗“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赠从兄车骑诗》）皆言不忘本。陶公诗“望云悲高鸟，临水愧游鱼”，彼言行旅之游，此言倦游而返，可以对照。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野，一作亩，陶公有田曰“南亩”，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守拙，言个性不谐于俗，不如守拙归田。《怀古田舍诗》云：“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自愧通识之士，退以保真耳。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楚辞》王逸注：暧暧，昏貌。翳翳不明，写日光和暖、远望农村之景。依依，《诗经·小雅·采薇》“杨柳依依”，有袅袅、隐约、许多姿态。陶诗写景，自然不用力，古朴不刻画，东坡云：“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鸡鸣桑树颠”，古乐府：“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2. 其二（“野外罕人事”）
“穷巷寡轮鞅”，《汉书·陈平传》：平“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此反用其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意同。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陶公《拟古》诗“枝修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皆比兴语。亦屈子萧艾之意［“惟草木之零落兮”“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离骚》）］，汩余若不待之意。《汉书·杨恽传》：“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3. 其三（“种豆南山下”）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天疲劳工作，不失趣味。诗境入画境。亦可知文学之足慰人生也。
“夕露沾我衣”。《诗经·召南·行露》：“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但使愿无违”，赋以言志。
4. 其四（“久去山泽游”）
“浪莽林野娱”，浪莽，广大貌，无拘束也。
“一世弃朝市”，《古步出夏门行》：“市朝人易，千岁墓平。”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淮南子·精神训》：“化者，复归于无形也。”
5. 其五（“怅恨独策还”）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漉，水下貌，水下滴沥也。《宋书·陶潜传》“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近局：《礼记》郑注，局，部分也。按：近局，犹言近邻。
“已复至天旭。”结语，响亮有力。
（二）《饮酒》
酒与诗的关系：（1）诗往往出于燕乐；（2）微醉以后，诗性inspiration（灵感）遂来，或者为生理的现象。英国诗人霍斯曼（a.e.housman）的the name and nature of poetry（《诗的名称与属性》）一书中，自述其作诗之经验，谓喝啤酒之后，出去散步，心头浮泛其诗的意念，如泉涌一般。
萧统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渊明《饮酒》，如阮公《咏怀》，不另一一标题，随时触发而咏。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之一）总起，犹阮公之“中夜不能寐，起坐弹鸣琴”也。
第二首，“积善云有报”，主意说君子固穷之节。
第三首，“道丧向千载”，主意说“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之愚。
第四首，说“托身已得所”，自比飞鸟之托于孤松。《归去来辞》：“抚孤松而盘桓。”
第五首，“结庐在人境”最为有名，意境高绝。
《汉书·扬雄传》：“结以倚庐。”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二句，自问自答。陶公诗多说理，《怀古田舍诗》：“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此说心远，更进一层。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坡云：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景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或改作“波浩荡”。改此一字，觉一篇神气索然。
王安石曰：“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四句，诗人以来无此句。”
白居易：“时倾一壶酒，坐望东南山。”
韦苏州：“采菊露未晞，举头见秋山。”
境界之迁移，使得悠远。“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嵇康诗）《世说新语》：“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
悠然，远也。俗解均作悠然自得之意，恐非确话。《怀古田舍诗》云：“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仗翁，悠然不复返。”悠然，远逝之意。
辨，或作辩。《庄子·齐物论》：“辩也者，有不辩也。”“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王静安《人间词话》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五、研究陶渊明的材料
研究陶渊明，可参考的材料最多。中国文人集子笺注本，诗首推《杜工部集》，其次则《苏东坡集》，其次恐怕要算到陶集了。如宋汤汉注（拜经楼丛书本）、元李公焕之笺（四部丛刊本）最早，集大成的如清道光年间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附《年谱考异》，最可买。今人如梁任公有《陶渊明》一小册、附《年谱》（商务国学小丛书本），古直《陶靖节诗笺》《陶靖节年谱》（上海中国书店有代售），丁福保陶诗集注等。
欲见陶氏生平之材料：（1）颜延之《陶征士诔》（见《文选》）；（2）齐沈约《宋书·隐逸传》；（3）梁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传》。另，李延寿《南史》、唐修《晋书》都据《宋书》。
（据文学史讲稿整理）
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他的籍贯有几种说法：
（1）山东人。《旧唐书》：“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韩沔，《新唐书》作韩准，是。）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元微之论李杜优劣迳称白为山东人：“则诗人以来未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
（2）陇西成纪人。李阳冰《李白〈草堂集〉序》云：“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为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凉武昭王李暠，成纪人，晋隆安中据敦煌酒泉，自为凉王。）《新唐书》：“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生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唐高祖《本纪》，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七世孙。）魏颢《李翰林集序》：“白本陇西……家于绵，身既生蜀。”白《与韩荆州书》自称陇西布衣。
（3）蜀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白“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云云。《全蜀艺文志》载刘全白《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谓：“君名白，广汉人。”（广汉郡，属蜀）唐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其先陇西成纪人。……难求谱牒。……得公子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求于籍。神龙（中宗）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杖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一说生于昌明县青莲乡，故曰李青莲。
（4）西域人。陈寅恪《李白氏族之疑问》以白之先为碎叶人，胡人侨居于蜀。其父名客。李白生而托姓李氏，假托为帝之宗室。唐时此类之例颇多。（至于山东一说，或云其父为任城尉之说无稽。或云白自比谢安石，李阳冰《草堂集序》云：“咏歌之际，屡称东山。”魏颢《李翰林集序》又云：“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李东山。”按：此言挟妓游山，比谢安，非康乐也，误。）山东李白，或为东山李白之误。（此说甚勉强，因白曾隐山东，为徂徕六逸之一。）
王世贞《宛委余编》谓：“白本陇西人，产于蜀，流寓山东。”
恐籍贯陇西，从陇西迁至蜀，由蜀迁至山东，其父曾为任城尉，白生长于山东。陇西近外国，恐其祖罪徙至西域，其后回来。
天宝初，李白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同隐剡中。后筠被召至长安，李白亦偕至长安。白貌奇逸，有神仙风度。贺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荐于玄宗。白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饮中八仙。（此事在天宝间，因白天宝初始供奉耳，但苏晋卒于开元二十二年。范传正《李白新墓碑》有裴周南而杜诗无裴，其名录有出入也。）
帝召见于金銮殿，论当时事，白奏颂一篇，赐食，御手调羹。有诏供奉翰林。一日，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颒面，援笔成《清平调》三章，婉丽精切。杜诗所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是也。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激杨贵妃中伤之。帝欲官白，妃辄阻止。（新旧《唐书》互有详略。《新唐书》已采宋人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大意，《旧唐书》无沉香亭子一节，但亦有使高力士脱靴事，未言高力士以此激杨贵妃，但因力士之怨被斥而已。）因忤高力士、杨贵妃，遂不为帝亲信。恳还山，帝赐金放还。
由是浪迹江湖，浮游四方，终日沉饮。与侍御史崔宗之月夜乘舟自采石至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天宝末，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写这种经历、见闻和感受，诗的前四句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安史之乱，玄宗幸蜀。白依永王璘，辟为府僚佐。肃宗即位灵武，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赖郭子仪力救（白曾救郭子仪，郭德之，力言赎罪。此处《新唐书》亦采宋人乐史《李翰林别集序》所说，《旧唐书》无），得诏流夜郎。会赦还浔阳，坐事下狱。宋若思释之，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临卒以诗卷授阳冰，阳冰为序而行世。葬姑孰谢家青山东麓。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其墓，见其二孙女，嫁为农夫之妻。因为立碑。
魏颢曰：“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宋氏或即宗氏，盖其《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中有句云‘我非东床人，令姊忝齐眉’。—章克椮）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
又李华《李白墓志》：卒“年六十有二”。“有子曰伯禽。”范传正《李公新墓碑》亦云：“亡子伯禽。”伯禽当是明月奴或颇黎中之一人。
《旧唐书》云：“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小说故事传李白醉中捞月死于水。恐非事实。）
裴敬“墓碑”云：“死宣城，葬当涂青山下。”
李阳冰云：“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
魏颢序则言生前曾“尽出其文，命颢为集”。
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则云：李阳冰纂李翰林歌诗“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
李白一生，少年任侠，中年做官，晚年流离。
一、李白的个性及思想
1. 酣歌纵酒
《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行路难》：“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似陶潜、阮籍。才气奔放。诗与酒的结合，显出诗人享乐人生观。另一方面，也因为乐府歌曲原为燕乐，亦是与传统的结合。
《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李白诗中屡屡提到：“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古朗月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把酒问月》一首：“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惟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在李白的诗里，花、月、酒与诗融合，写人生短忽，对酒当歌。《古诗十九首》，曹魏乐府歌曲中已多此种情调，太白更为诗酒浪漫，他这些诗最通俗，可比波斯诗人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联结月与春、江花、闺怨，李白联结月与酒，个人享乐，求超脱，摆脱世俗的忧虑。
《把酒问月》开始有屈原《天问》意，并不求答，答案是造化自然是永恒的，人生是飘忽的。“月行却与人相随”，自然接近人，人因陷于世俗功名利禄之念不肯亲近自然耳。李白别有《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有对宇宙的求知精神。《把酒问月》后面说月的永恒，再后说人生无常。他不消极，从接近自然里得到永恒，与《日出入行》“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同样意思，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此诗表现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2. 任侠
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少以侠自任。”《与韩荆州书》：“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裴长史书》述及少年任侠事。魏颢《李翰林集序》云，“少任侠，手刃数人。与友自荆徂扬，路亡。权窆回棹，方暑，亡友糜溃，白收其骨，江路而舟”云云。挥金如土，纵酒好游览，济朋友。《行路难》：“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自比郭隗、乐毅之流。又有《侠客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英雄主义。又有《猛虎行》（天宝乱后至宣城作）：“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其云：“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时亦弃青云士。”自比张良、韩信。《古风》其十，推重鲁仲连，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其十五，推重“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乃云“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由此可见，彼亦有用世心，近于纵横家，又似蔺相如、司马相如之人物。与王维好静，尊心禅佛、艺术修养，杜甫自比扬雄之作赋，志于匡君遗失之大臣，气度不同。李白是悲歌慷慨，自负才气的人物。《新唐书》评之曰：“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
总而言之，是英雄浪漫主义。
3. 好道求仙
前述，他的宇宙观“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一作“其行终古不休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日出入行》）知人生是短忽，宇宙之终古不息，因之好道求仙。《古风》其四：“桃李何处开，此花非我春。惟应清都境，长于韩众亲。”其五：“仰望不可及，苍然五情热。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其二八：“君子变猿鹤，小人为沙虫。不及广成子，乘云驾轻鸿。”又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他既与道士吴筠为友，又同至长安。当时人以为谪仙，又与贺知章等被称为饮中八仙，朝列为之赋谪仙之歌。
李阳冰云：“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将东归蓬莱，仍羽人驾丹丘耳。”是确曾受道箓者。《将进酒》云“岑夫子，丹丘生”，丹丘生当为道友也。又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亦多神仙家言。
4. 政治上无所作为
李阳冰云：“（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盖以隐逸之士待之。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李阳冰云：“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乐史则谓为高力士、杨贵妃所诅（新旧《唐书》略同）。魏颢云：“吾观白之文义，有济代命。”刘全白《李君碣记》：“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遂浪迹天下。”不幸禄山之乱，玄宗西巡，永王璘辟为僚佐，以此获罪。《旧唐书》曰：“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不知白去谒，抑为永王璘所征聘。白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首长诗，为自叙之作，甚详。首云：原为谪仙，误逐世间，“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到过幽州，“君王弃北海”，到长安，辞官，祖饯。安贼之乱，“两京遂丘墟”。永王璘“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云云，则知其非自去谒王，乃王所征辟耳。此诗末之“君登凤池去，忽弃贾生才”，有托韦太守援引意，亦可怜也。
李白思想的主要矛盾是自然与人生的矛盾。自然永恒，人生短暂。“人非元气安能与之久徘徊”“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今人古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从自然中得到永恒，从诗歌中得到永恒，把酒来消遣人生。追求神仙、学道，以求永恒。
第二个矛盾是清高与名位思想的矛盾。李白有用世心，而放浪不羁，不称意则思隐居。“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表其心思耳。
二、李白的诗
南北朝实施门阀制度，贵族政治。隋唐进士制度，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到统治集团，做压迫人民的帮凶和帮闲。这些知识分子出身于封建地主或官僚家庭，从下面爬上来，迎合国君权相、公卿贵人，或者不得意而反抗，或者有清高思想，借作品发牢骚，常处在热衷世事与清高为人的矛盾之中。
李白并非进士，做翰林供奉。不次的恩遇，非正途出身。他诗才杰出，不受羁勒，如应进士科倒未必得意。他绝少宫艳体诗，他的诗从建安文学出来，以建安为风范，与谢朓、鲍照近。
他的诗有热烈的感情，他是一位天才诗人。
李白继陈子昂为复古派中人物。其《古风》五十九首第一首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这首诗写得很严正，他对于诗推崇《诗经》正声，又说志在删述，自比孔子。与“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似乎矛盾，此两重人格也。实则他对于诗的理论，属于正统派，他自己的个性，则是浪漫的，仙侠一路。他还推崇建安以前的诗，看不起南朝的绮丽文学。其《古风》同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的篇章。他的诗的工力可以比上阮嗣宗。
虽然他推崇《诗经》，可是他没有做四言诗，所做的以五古、七古为最多，可见古之难复了。其论诗又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又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他不赞成沈休文一派之声律对偶，宫体靡弱之诗，所以他也绝不提到初唐四杰，不像杜甫那样虚心，诗备众体。李白很少做律诗。
李白诗，擅长古风，多数是乐府古题，古乐府之新作法。从汉魏以迄于南北朝乐府诗题，他几乎都有写作，如《天马歌》《公无渡河》《日出入行》《战城南》《白头吟》《相逢行》《有所思》《短歌行》《长歌行》《采莲曲》《乌夜啼》《乌栖曲》《子夜歌》《襄阳歌》《白纻辞》《将进酒》《行路难》等拟古乐府，而自出心裁。有些乐府诗，虽然不见前人之作，但也非李白创调。在那些乐府古题内，李白诗情奔放，超过古人原作，皆出于古人之上。他的乐府多用杂言及长短句，才气纵横，非格律所能束缚。如《将进酒》《蜀道难》。六朝乐府他亦学，如《白纻辞》《子夜四时歌》《长干行》《乌栖曲》，都很清丽。他是结束汉魏六朝的诗歌，集汉魏六朝诗体大成。他的乐府如天马行空，不受羁縻。
他并不像杜甫那样自己立乐府题目，写当时时事。李白的只是抒情诗，并不记事，是超时代的作家。
略有与时事有关的如《怨歌行》，题下注云：“长安见内人出嫁，友人令余代为之。”与《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同意，又如《东海有勇妇》，注云：代《关中有贤女》。代即拟的意思，《关中有贤女》原乃汉鼙舞歌，此虽是拟古乐府，所咏为时事，诗中云“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指李北海邕。又如《凤笙篇》，王琦谓送一道流应诏入京之作。《远别离》，萧士赟以为刺国家授柄于李林甫。《蜀道难》一诗，范摅《云溪友议》、洪驹父《诗话》、《新唐书·严武传》谓严武欲杀房琯、杜甫，李白为房杜危而作此诗，唯孟棨《本事诗》《唐摭言》《唐书·李白传》谓白见贺知章，以《蜀道难》示之，则为天宝初时作，而严武镇蜀在至德后，不相及也。沈存中《笔谈》谓古本李集《蜀道难》下有注云：“讽章仇兼琼也。”萧士赟注李集谓见玄宗幸蜀时作，在天宝末，故言剑阁之难行，又曰“问君西游何时还”，君指明皇也。胡震亨谓但是拟古乐府，白，蜀人，自为蜀咏耳。此说如允，余皆好事者穿凿。
李白《猛虎行》虽亦是乐府诗，但咏时事，“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言禄山之叛，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东京之破，封常清战败，高仙芝引兵退守潼关，贼掠子女玉帛悉送范阳也。李白“窜身南国避胡尘”，客于宣城，与张旭会于溧阳酒楼，作此诗，以张良、韩信比己及旭，慨叹不遇。“一输一失关下兵”，一输指高仙芝退兵，一失指明皇斩仙芝、常清。
白才气纵横，乐府诗中常用杂言、长短句，近汉乐府，亦近鲍照，是以杜甫称其“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与庾信实不近，其一身低首者为谢宣城。《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诗中又云：“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是其晚年爱宣城之风景，故尔特提谢朓。以彼才力，小谢非其匹也。
总之，唐人作乐府，并非完全拟古，兼存《诗经》讽刺时事之义。此则李白较少，而杜甫、白居易则最为注重此义焉。
白五七绝句亦佳，惟不善五七律。
前引杜甫《饮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贺知章曾许李白为谪仙人，又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云：“坐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亦称李白善为醉歌也。杜甫自己也有《醉时歌》《醉歌行》等题，诗中并不单说喝酒，乃是酬赠、送别之作。如李白《将进酒》《前有樽酒行》《把酒问月》等篇，皆所谓醉歌也。醉歌者，即席作诗，以助酒兴。如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之意。李白一生诗酒风流，颇似阮籍，其信仰道家神仙亦然。豪放奔逸，与渊明之洁身自好、躬耕贫苦者又不同。李白有仙侠气，渊明调融儒道，温然纯粹。渊明愿隐，李白愿用世而不得意。虽随吴筠得玄宗知遇为翰林供奉，迄未得官。及天宝乱后，为永王璘辟为僚佐，璘谋乱兵败，白坐流夜郎，赦还，客死当涂。
《将进酒》是彰显李白诗酒风流的代表作，极富思想与个性。诗中岑夫子或谓岑参，丹丘生或谓元丹丘。“黄河之水”句，兴也，“不复回”，兴人生年华一去不复返。以“逝水流年”起，下言饮酒尽欢为乐。陈王，陈思王曹植，他的《名都篇》有“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句。“钟鼓馔玉”言富贵。
《前有樽酒行》，此诗比《将进酒》更为蕴藉。
《日出入行》用汉乐府旧题，翻新，长短句古奥，然毕竟是唐人。全诗充分表现诗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探求精神。
《月下独酌》和《把酒问月》都写诗与月与酒的融合。《把酒问月》比《月下独酌》来得好，《月下独酌》说理多，情感少。此诗说理更深且广。写月即自然是永恒的，人生是飘忽的。诗歌自然，酒遣人生。东坡《水调歌头》自此出。李白《把酒问月》诗分四叠，换韵，歌曲体，酒与月的交融，时与空的交错，淋漓尽致。东坡《水调歌头》开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显然从李白《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来。同样是把酒问月，与李白问宇宙、说人生不同，苏东坡后半阙归结到讲别离。
《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发端忆念过去，烦忧现在，不从私交说，就人生感慨说，得其大。送秋雁，象征送客远游。其次，说到谢朓楼。“抽刀断水”，宾，比喻；“举杯消愁”，主。以流水喻思念、喻忧愁，可以与建安诗人徐干的《室思》“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的诗句作一比较，亦可以李后主《虞美人》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诗句中加以印证。
《扶风豪士歌》见其豪爽。乱时有用世意，以后入永王璘幕府，见其有意用世。此诗显示清高思想与名位思想的矛盾。末两句“张良未遂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点出。
白于天宝之乱，少有描述，其《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有云“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又云“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长安”。又云“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白，蜀人，且他自己在南方，作此等歌颂语，与杜甫之在长安，作《哀江头》之痛哭流涕，感慨绝不相同。杜甫关怀时局，忧念蒸黎，李白不很关心。又如《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说到“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又云“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据其后来自己坦白是当时“迫胁上楼船”的，但在此歌中所说，确其赞助王子立功之意，未始不肯为永王用也。文人转侧，难于主张。
白之绝句：《苏台览古》：“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及下渝州。”以上四首，皆见其风韵。
相传《菩萨蛮》《忆秦娥》等小词，皆托名李白，宋人混入白集者，即《清平调》三章，乐史所艳称者，亦恶俗不类，品格低下。乐史，北宋人，新得此三首诗，并有明皇贵妃赏芍药故事（见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实为可疑，非史实。白集另有《宫中行乐词》八首，注云奉召作。亦真伪不辨。比较观之，尚较《清平调》三章为胜。
（据文学史讲稿整理）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本湖北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旧唐书·文苑传》）
世系 杜预之第十三代孙。《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襄阳杜氏，出自预少子（四子）尹。杜预十世孙依艺入唐初为监察御史、河南巩县令。移家巩县，当自甫之曾祖依艺始。祖审言，修文馆学士，尚书膳部郎。审言在武后中宗朝以诗名。父，闲，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终奉天令。（元稹墓志云：晋当阳侯〈预〉下十世而生依艺。钱牧斋云：旧谱以甫为尹之后，不知何据？）
《旧唐书·杜易简传》：易简周硖州刺史叔毗曾孙。易简从祖弟审言。易简、审言同出杜叔毗。《周书·杜叔毗传》：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阳。杜陵，长安城东南，秦为杜县，汉宣帝筑陵葬此，因曰杜陵，并改杜县为杜陵县。其东南又有一陵，差小，谓之少陵（许后葬此）。杜甫曾居少陵之西附近。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又称少陵野老。
以世系推之，叔毗为杜预八世孙。是以杜甫之先，出京兆杜陵，徙襄阳，再徙河南巩县。
甫之家世，出名门。少贫。年二十，客吴越齐赵。举岁贡进士，至长安，不第。客东都。客齐州。李邕奇之，为友。归长安。年四十进三大礼赋，甫自夸为“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时天宝十载（751），国事已非。
此前，开元二十二年（734）李林甫相。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下年出贬。宋璟卒。武惠妃卒。开元二十八年（740），张九龄卒。天宝元年（742），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禄山，杂胡，降将，本张守珪部下，以讨奚契丹兵败送京师。上赦之，张九龄谏不听。天宝元年，用之。三年（改“年”曰“载”）兼范阳节度使。杨贵妃，杨玄倓女，开元二十三年（735），册为寿王妃，出为女道士。天宝四载（745），册杨太真为贵妃。天宝七载（748），以杨钊判度支事，以贵妃三姊为国夫人。天宝十载夏四月，鲜于仲通讨南诏蛮败绩，士卒死者六万，杨国忠掩其败，反以捷闻，制复募兵击之。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南征。人闻云南瘴疠，士卒未战而死者十之八九，莫肯应募。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父母妻子走送，哭声震野。时杜甫在长安，为作《兵车行》。
天宝十载十一月，以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十一载（752），李林甫卒，以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是春天，又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为国忠为相后之春天，当在天宝十二载（753）、十三载（754）、十四载（755）三年中。
杜甫在长安所作诗，重要的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自叙曰：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纨绔指贵戚子弟。杜甫自己为穷儒，知识分子而属于被压迫阶层，他的意思也要往上爬。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指其中岁贡）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
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天宝六载，诏天下有一艺，旨毂下，李林甫命尚书省试，皆下之。公应诏而退。林甫不欲举贤，谓举人多卑贱，不识礼度。诗接着说韦左丞颇称扬他的诗，是以赠诗道知己之感。末云：
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
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
有屈子眷怀之意。结云：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洒脱，有掉头不顾意。此诗钱牧斋《少陵先生年谱》系于天宝七载（748），其后未见其有离长安之迹。总之，在天宝十载献赋以前。
《兵车行》乐府歌行体。写实。中间夹入近于对话的叙述。首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近于白话，极通俗。责备“武皇开边意未已”，厌恶此种战争，穷兵黩武。末云“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说青海，指开元中历年击吐蕃之役。钱注云：“是时国忠方贵盛，未敢斥言之。杂举河陇之事，错其词，若不为南诏而发者，此作者之深意也。”因献赋方为玄宗所知之故。
《丽人行》 直笔讽刺，无所顾忌。“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斥杨氏姊妹，即刺明皇贵妃。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天宝十四载（755）冬，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奉先即同州蒲城县，开元四年，建睿宗桥陵，改为奉先县。去长安一百五十里，甫家所客居之地。甫夜发，严寒。（“客子中夜发。严霜衣带断，指直不得结。”）晨过骊山。明皇与贵妃，每一年之十月，往骊山。此时正在骊山，乃有中间一段想象之描写，说明羽林卫军之盛，君臣之欢娱。“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贵戚聚敛，不爱惜物力：“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仿佛亲见亲闻，色香味均备。下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强烈的对比。
此诗分三段，首段开头至“放歌破愁绝”，述志，自叙出身志愿怀抱；中段“岁暮百草零”至“惆怅难再述”，路经骊山感慨陈词讽谏；末段北渡到家。“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哀痛之至。结构完整，前后似用史笔。此等诗作法，与王维、李白全异。
此诗极关重要，正是禄山起兵叛国之时，禄山以冬十一月九日反于河北范阳，反的消息尚未达长安也，明皇正在骊山淫游。反书至，明皇犹不信。此诗言欢娱聚敛，乱在旦夕。时杜甫在旅途，亦未有所闻也。此诗作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时公年四十四。
诗云“杜陵有布衣”。布衣，尚未官。按钱牧斋《少陵先生年谱》：“天宝十四载，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往奉先县。”或为参军不久又弃去也。“窃比稷与契”，稷即弃，周之先祖，帝喾之子，谷神，后稷。契，商之先祖，亦帝喾之子。两人当尧之兄辈，不为帝而为宰辅。“居然成濩落”，濩落，同瓠落、廓落，空大而无所容，大而无当。庄子《逍遥游》“魏王贻我大瓠之种”。瓠落无所容，以其无用而掊之。“白首甘契阔。”契阔，《诗经·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传》：契阔，勤苦也。又有一义，契阔谓久别。“潇洒送日月”，潇洒，洒脱也，散落。“蚩尤塞寒空”，注家或以蚩尤为旌旗、车毂、兵象、赤气者，均非是，蚩尤为雾也，蚩尤兴雾，故云。《汉书·成帝纪》：“赐舅王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夏四月黄云四塞，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此用其典以斥贵妃女祸。（俞平伯说）骊山之宫，即华清宫，天宝年间所改名。有温泉，白氏《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者是也。在临潼县南，蓝田县北。
甫至奉先归家后，即得禄山反讯。十二月，封常清兵败，东京陷。高仙芝退保潼关，旋斩。天宝十五载（756）正月，禄山在东京称大燕皇帝在凝碧池头作乐。此时，王维在东京，李白在江南、江西。六月，哥舒翰兵败，禄山入关，明皇奔蜀。卫兵杀贵妃、国忠。七月，太子即位于灵武。
甫自奉先往白水，自白水往鄜州，住家，闻肃宗立，自鄜州奔行在（恐是彭原或凤翔），道路不通，陷贼中，留滞长安，时至德二载（757），公年四十六。
作《哀江头》《哀王孙》两诗，乐府歌行体。钱牧斋注云：此诗（《哀江头》）兴哀于马嵬之事，专为贵妃而作也。苏辙曾言，《哀江头》即杜甫之《长恨歌》。但毕竟与《长恨歌》不同，一则风流韵事，情致缠绵，近于闲情，隔代之咏；一则当时哀伤，“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深刺之。“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羁臣思君之词。
白居易以其诗分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如老杜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讽喻之类，《哀江头》，感伤之类也。
《哀江头》 禄山乱时，公陷贼中所作，时贵妃已死于马嵬驿，明皇已西幸蜀。“江头宫殿锁千门”，江头宫殿指兴庆宫，亦名南内，亦名南苑。《雍录》：“兴庆宫在都城东南角，又号南内，与东内、西内称为三省。”本玄宗藩时宅，即位后置为宫。内有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翰林院、南薰殿、沉香亭等。“白马嚼啮黄金勒”，《明皇杂录》：“上幸华清宫，贵妃姊妹各购名马，以黄金为衔勒。”又《新唐书·贵妃传》“妃每从游幸乘马，则力士授辔策。”马嵬驿在兴平县西，渭水北。《唐书·贵妃传》：“（贵妃）缢路祠下，裹尸以紫茵，……年三十八。”时天宝十五载（765）六月也。“欲往城南望城北”，“望城北”，一作“忘南北”。王安石集唐诗，两处皆作“望城北”。乐游原地势高，宜可登望，“黄昏胡骑尘满城”，望不分明矣。详录吴旦生《历代诗话》所说。陆游谓北人谓“向”为“望”。
《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似变化乐府《乌夜啼》，以成新乐府歌行。王孙流于路隅，困苦乞为奴。窜于荆棘，身上无完肤。写乱极，亦是实况。
杜甫陷在长安，与苏端、薛复作《醉歌》，即《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苏端，杜甫常至彼处饮食，见《雨过苏端》诗，云“杖藜入春泥，无食起我早。诸家忆所历，一饭迹便扫。苏侯得数过，欢喜每倾倒。也复可怜人，呼儿具梨枣。浊醪必在眼，尽醉摅怀抱”。
薛复诗亦必可观，惜未传。
《醉歌》中“急觞为缓忧心捣”句，《诗经·小雅·小弁》“我心忧伤，惄焉如捣”，《传》：“惄，思也。捣，心疾也。”“如渑之酒常快意”，渑，音 ，音泯（去声）。《孟子·告子》疏：“渑淄二水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恒公不信，数试始验。”《左传》：“有酒如渑，有肉如陵。”
至德二载（757）五月，逃到凤翔，见肃宗，授左拾遗，作《述怀》：“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
同年八月，杜甫从凤翔回到鄜州，作《北征》。这首诗是他回家以后所写。鄜州在凤翔东北，因而题名为《北征》。“征”，旅行。此诗题下原有注云：“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鄜州，作。”杜甫到凤翔后，任左拾遗职，因为上疏替房琯说话，触忤肃宗，幸得宰相张镐替他辩解，方得无罪。不久，得旨意，他可以回鄜州去走一趟。
《北征》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同为长篇五古。首节自叙，忠君眷恋；中间述路途所见秋景，至家妻子欢聚；末节述贼势已弱，不久可收京。回纥助战，亦可忧虑；结以颂扬中兴之业。
李黼平《读杜韩笔记》，谓杜甫《北征》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不误。《史记·周本纪》龙漦事伯阳明言昔自有夏之衰。骆宾王《讨武氏檄》亦云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骆在杜前，诗盖本于是矣。
［附］根据同学中报告、讨论的意见
（一）《北征》分段
1. “皇帝二载秋”至“忧虞何时毕”（有的意见到“臣甫愤所切”）：离朝廷告归。
2. “靡靡逾阡陌”至“残害为异物”（有的意见到“及归尽华发”）：道路经历。
3. “况我堕胡尘”至“生理焉得说”：回家情况。
4. “至尊尚蒙尘”至“树立甚宏达”：忧念国事。
（二）从《北征》看杜甫的思想
杜甫固然有为国为民的思想，但不是近代的民主思想，乃是在封建社会中的爱民思想。他是代表士大夫阶级，一边爱戴君王，决不攻击，只能说恐君有遗失；一边在诗歌里代为表达些人民的声音。《北征》以皇帝（肃宗）始，以太宗结，乃是忠于李姓一家的。以皇帝为中心，皇帝代表天下。这是杜甫做了拾遗以后的士大夫架子，同“杜陵有布衣”口气不同了，也许会“取笑同学翁”的。
后世所以推崇杜甫，原因也为了他这种忠君爱国的思想，可以为统治阶级所利用。
君主不必如何有威权，臣子自然要拥护，此之为天经地义。有反对宰相者，无反对君王者，君王是一偶像，神圣的。后世不应有这种思想，否则成为极权主义。
以前天子并无最后表决权。杜甫亦有议君王处，如“圣心颇虚伫”一段。
继《北征》，作《羌村三首》，极佳。
羌村，或在今鄜县、洛川县间。在陕西鄜县，秦文公作鄜畤，祀白帝。
第一首，记乱后归家，悲欢交集之状。日脚，日光下垂也。岑参诗“雨过风头黑，云开日脚黄”。（《送李司谏归京》）元稹诗“雪花布遍稻陇白，日脚插入秋波红”。（《酬郑从事四年九月宴望海亭次用旧韵》）
第二首，叙还家后事。述及娇儿，可与《北征》同看。“故绕池边树”，故，屡也。杜诗《月三首》“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仇注：故故，屡屡也。
第三首，记邻里之情。可与陶渊明《饮酒》比较。渊明诗云“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饮酒》之九）“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饮酒》之十四）
《北征》《羌村三首》是757年八月杜甫离开凤翔回到鄜州家中以后所作，而在回家途中，路过玉华宫，作《玉华宫》一诗。此诗格调高绝，宋人多拟作。诗云：
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
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
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
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
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假？
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
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
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
玉华宫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所建，在宜君县西北，地极清幽，后靠山岩，旁引涧水，建筑朴素，正殿覆瓦，余皆葺茅。太宗曾经在那里住过，作为清凉避暑之所。到唐高宗时，651年，即废宫为佛寺，称玉华寺。杜甫在一百多年后见到它，已经荒废不堪了。
此诗查云：上去两声兼用。今按诗韵，下、泻两字，马祃均收，此诗可以说是纯用上声也。
《古唐诗合解》有注云：“玉华宫前溪名釀醁，溪回远，松风不歇。”
此诗第一句写寺外之溪及溪边之松。第二句写寺之屋顶，从古瓦到引起遗构。有松，有溪，有古寺。有苍鼠，古瓦，又有绝壁之岩，地少人行，旅客独至，诗中有画，鬼火青是色，哀湍泻是声，万籁笙竽是声，秋色潇洒，又是色。真，正=verb to be。四句中惟有“泻”字是真动词，其余青、真、正皆用作动词。冯钟芸称此等字为联系词。（见其所作《杜诗中的联系词》）
美人粉黛句不可解。或云玉华宫旁有苻坚墓，故云。石马尤为陵墓物，惟粉黛假或指玉华寺中壁画，菩萨或侍女斑驳模糊亦未可知。石马或苻坚墓所留。当时寺墓均已荒凉，杜老亦不辨谁属耳。
末四句因吊古而自吊。冉冉，行貌。《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此处是双关的，一边实说冉冉征途，系他从凤翔省家回鄜州，途中经过坊州宜君县地；一边关联到老冉冉其将至，故云“谁是长年者”，犹言长生的人。如不用“冉冉”而用“仆仆征途间”，那么同“长年者”没有了联系。
李宾之曰：五七言古诗，子美多用侧韵，如《玉华宫》《哀江头》等篇，其音调起伏顿挫，独为矫健。
至德二载正月，安禄山为安庆绪所弑，春间，史思明为李光弼所破。九月，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众收西京，十月，安庆绪奔河北，广平王收东京。（杜甫《北征》作于八月，尚有用不用回纥之议。）十月，肃宗自凤翔还京，杜甫扈从还京。十二月，明皇还京。（出外一年半）甫于收京后，作七古《洗兵马》。
乾元元年（758）九月，命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兵围邺，讨伐安庆绪。乾元二年（759）正月，史思明称燕王，三月思明杀安庆绪，九节度使兵溃于相州（邺），以李光弼代郭子仪。九月，史思明陷东都。
杜甫于乾元元年仍任左拾遗，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冬晚间至东都，乾元二年春自东都回华州。一路所见，作《三吏》《三别》。
《新安吏》杜甫从洛阳到华州途中，经过新安县（在今河南省）见到征丁役的事，写作这首诗。“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新安县小，抽壮丁，服兵役，无丁选中男。杜甫同情他们的痛苦，但言“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兄弟”以慰之，鼓励他们从军。
《潼关吏》 邺城败后，恐洛阳失守，士卒筑城潼关，乱后修补残创，以防万一。此诗言潼关之险要，哀哥舒之兵败。杜甫由华州往还洛阳所见。
《石壕吏》 石壕，陕州陕县的石壕镇，在今河南省陕县东。杜甫至宿民家，闻此抽丁之事。吏夜捕人，老翁踰墙走，老妪去应河阳之役。此诗伤九节度使兵之败，以致如此。却并非厌战，不愿民之服役，须如此看。
上面三首诗，是战乱时的插曲，叙事兼议论。《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泛泛说民间离别之事。有几种情形，最为动人，即生离死别之事。非乐府旧题，乃是新拟乐府之题。虽是泛泛说，不指定姓张姓李的事，可是指定一个时代，是现代，是唐代，不是指秦汉时代，同《饮马长城窟行》等又不同。
《新婚别》写一个新婚的人在结婚第二天便被征去河阳守防。全篇为新妇别丈夫的话。开始以“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作比兴语（《三吏》通篇用赋），引出“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中间有“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之语。
《垂老别》写一个被征调去当兵的老人。全篇作为老人的自述。“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生离死别，相互关怜。“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老年勉应兵役。
《无家别》写一个刚从战场上回来又被征去的人。全篇作为本人的自述。家室荡然，还乡孤苦，仍不得息，又应兵役。无家，无屋舍亦无家室，母又死了，无家可别了。诗结尾句“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蒸黎，民也。又作黎蒸，见司马相如《封禅文》“正阳显见，觉寤黎蒸”。
此数诗并非厌战思想（与《兵车行》不同），乃是实写民间之苦，见明皇、贵妃李杨等人之罪恶，变太平为干戈，亦以惜九节度使兵之溃退耳。
时关辅饥，乾元二年七月，杜甫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十月，往同谷县，寓同谷。十二月一日，自陇右入蜀至成都。作《秦州杂诗二十首》《发秦州纪行十二首》《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发同谷县赴剑南纪行十二首》等。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乾元二年（759）十一月，杜甫居住同谷县时作。同谷县，今甘肃成县。
其一，说作客、白头，天寒日暮在山谷里拾橡栗。“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其二，“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山中掘吃的东西，一无所得而归，男呻女吟。
其三，忆弟。“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
其四，忆妹。嫁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
其五，作者客居穷谷，忧魂魄不得归故乡。
其六，龙湫有蝮蛇，拔剑欲斩。
末首，总结。“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
歌辞哀痛激烈，似《胡笳十八拍》，用“兮”字，楚歌。亦暗用《招魂》内容。
上元元年（760），杜甫至成都，卜居成都西浣花溪旁，经营草堂。有《卜居》诗云：“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或云剑南节度为公卜居，或云甫自己所经营。）有《江村》诗写闲居之情况：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又有《客至》诗云：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761年，年五十，居草堂。时严武为成都尹。762年、763年，往来梓州、阆州、成都间，除京兆功曹，在东川。广德二年（764），严武再镇蜀，甫归成都，在武幕中，有《宿府》诗：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此首诗全体对仗，三四句法稍为特别，系五二句法。一句视觉，一句听觉。三四写景，五六叙事抒情，此是七律两联变换方法。但老杜以前所作，亦多两联均写景，或两联均叙事者。
悲自语，角声之悲咽如自言自语，亦伴人之孤吟梦呓耳。伶俜：辛苦孤单也。此两句移用到今日，我们复原后情景亦无不合。
严武与甫为世交，时武节度东西川，表甫为工部员外郎。武待甫甚厚，亲至其家，而甫见之，或时不巾。尝醉登武床，瞪视武曰：“严挺之有此儿。”（故事：武衔恨，欲杀之，冠钩于簾者三，乃得免。《新唐书》载之。）
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卒。甫辞幕府，归浣花溪草堂。五月离草堂南下，至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旋至云安县。大历元年（766）春，自云安至夔州。秋，寓于夔之西阁。作《秋兴八首》，为杜氏七律中之最有名者。作《咏怀古迹》五首，作《阁夜》一首，皆七律。《夔府书怀四十韵》。其中《秋兴八首》之一中有“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句，每句分成两节，“丛菊两开”是作客之景，因此而想到“往日”，他日=往日，他字平声，以“泪”字作绾合。“孤舟一系”是今日之情景，因此想到“故园”（故乡），以“心”字作绾合。上句时间，下句空间。
这期间，甫有《返照》一首：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
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
衰年病肺唯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
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
“南方实有未招魂”，自比屈原，忠臣羁旅，放逐未归，恐不克生还北方耳。此“招魂”用楚辞，上边楚王宫已点此。后面豺虎之不可久居，亦用招魂语，至此病肺，则病中招魂尤切。后世的诗多数为诗骚传统，如杜甫此首，几乎全用楚辞，以屈原自况。
大历三年（768），正月去夔出峡，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至岳州。大历四年（769）正月自岳州至潭州，未几入衡州，夏畏热，复回潭州。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及《望岳》。他曾到过泰山、华山，入湘去了南岳。其《望岳》诗云：“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盖独不朝，争长相望。恭闻魏夫人，群仙夹翱翔。有时五峰气，散风如飞霜。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因未尝登绝顶也。
大历五年（770）欲如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今湖南耒阳县，在衡阳南），卒于耒阳，年五十九。（故事：为暴雨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迎甫而还，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新唐书》采之，诬也。甫有“谢聂令诗”。一说卒于岳阳。）元和中，孙嗣业迁甫柩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
杜诗的特征
杜甫诗空前绝后，为中国第一诗家。虽与李白齐名称李杜，而元微之已著论扬杜抑李，韩愈则并称之，谓“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又与韩文并称，作杜诗韩笔。
杜甫诗可分数点论之：
1. 以时事入诗，有“史诗”之目
唐代政治得失，离乱情形，社会状况，皆可于杜诗中求之。杜氏不过为拾遗，且不为肃宗所喜，晚依严武，而流寓在蜀，而忠爱性成，常有感愤时事、痛哭流涕之作。故论者以李白为诗仙，而以杜甫为诗圣也。《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称“三吏”“三别”，皆乾元二年相州兵溃时作，写乱世民间疾苦，此类诗乃不虚作，得“三百篇”之遗意。他若《兵车行》《丽人行》《洗兵马》《哀江头》。《兵车行》写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前出塞》同。《丽人行》讽杨氏姊妹兄弟作，而《虢国夫人》一首则直称时人之名，此古诗所少有。《哀王孙》写禄山乱时贵族流离之苦，“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哀江头》陷贼中在长安作，“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慨马嵬西狩事。《洗兵马》收复西京后作，其中“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含讽刺意，盖当乱平以后，滥升官职也。大概“安史之乱”前后公诗皆为政治的、有关时事的。
2. 多自叙及述怀之诗
最长之篇为《北征》，自凤翔见肃宗后返鄜州省家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天宝七载不得志将离长安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天宝十四载作。玄宗在华清宫，时禄山即反也。自叙志愿为“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写途中云“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岗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写骊山宴乐云“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而接以评语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3. 自铸伟词，创造句法，开诗之新格律
“语不惊人死不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较之李白一味拟古，自是不同。开后来诗人之门户，而当时人或不重之也。入蜀以后，格律尤细，至如《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夔府书怀四十韵》等，排律之擅场，千古一人而已。
4. 融贯儒家思想以为根本
一生流离颠沛，自喻自解，颇有诙谐之处，以smooth（平复）种种惨苦之情，愈见其“但觉高歌有鬼神，不知饿死填沟壑”，浩歌弥激烈耳。伟大的诗人人格必高。他信仰孔孟思想，惟一生不得志。严武有一时也对他不满意，于是才有了他对严武无礼貌，喊出“严挺之有此儿”的故事。不过他是积极的，当他悲观到极点，用诙谐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可爱。其幽默的诗风如陶渊明。对人生若理会若不理会，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虽有诙谐笔墨，但其对于诗的看法非常认真而严肃，认为一生之表见惟在于诗耳。
5. 在技术上，他模拟所有一切前人之作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里说“不薄今人爱古人”，于《大雅》《小雅》、阮籍、左思、谢灵运、何逊、阴铿、庾信、初唐四杰、沈佺期、宋之问皆有所学，故能集诗之大成。
如杜诗“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从沈佺期“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来，杜诗“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从沈佺期“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来。盖其祖杜审言与佺期等为友，杜律诗自沈开拓也。
有人问，唐代佛教甚盛，何以杜甫绝不受其影响。按：杜集亦有与上人来往者，如钱笺本卷三有《寄赞上人》《别赞上人》二首。卷四《赠蜀僧闾丘师兄》末句“惟有摩尼球，可照浊水源”，卷五《谒文公上方》云“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等等。
李杜比较
李杜同时人，当时已齐名，韩愈以之并称。
李白拟古代乐府，杜的乐府是新定的、创造的。
李白为道家，为神仙家，杜甫纯粹儒者。杜甫关心时事，李白对于时事，不甚关心。如玄宗幸蜀，杜甫痛哭流涕，而李白乃作《上皇西巡南京歌》极轻清流丽之至，大有蜀间乐不必长安之意。
李白思想近于浪漫、颓废、出世，而杜甫则纯粹积极。
虽韩愈并推李杜，而同时的元微之著论已扬杜抑李，云杜甫为千古诗人之宗。李诗是天才的流露，杜诗是用苦工做出来的。
论影响后世，李亦远不及杜。唐代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宋则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陆（游）皆学杜，金则元好问，明则袁海叟（凯）《白燕诗》学杜，李空同学杜，清人则钱（谦益）、吴（伟业）、顾亭林辈皆学杜。诗中之有杜派为诗之正宗也。学李者，则长吉、苏轼、杨诚斋略有之，屈翁山、黄仲则有才如李白之称，实则不逮远甚也。
唐人选唐诗甚少收入李杜之作，或者认为时人不重李杜诗，此说未必，或因当时李杜二集风行普遍，当时选家不愿多录耳。
李杜二人交情很好。《唐诗纪事》录“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诗，谓李嘲杜作，此乃小说家所为。
（据文学史讲稿整理）
苏轼的思与诗
一、苏轼的超然与达观
苏轼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同为古文家，与他们不同的，他不完全是受孔孟儒家思想影响，也接受了庄子的思想和佛学中的禅宗哲学思想。苏轼从小就喜欢《庄子》，他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此书，得吾心矣。”足见他受庄子思想影响之深，他的思想与庄周有拍合之点。
《超然台记》是苏轼知密州任上所写。他从杭州通判到胶西密州任知州，离开了江南富庶之区、湖山胜地，到一清苦的小地方。此时密州“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水灾、旱灾，生活很苦，连太守也不能吃饱，但苏轼却不以苦，自得其乐，“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一年之后，筑超然台，相与登览，并撰《超然台记》，发挥了他的超然主义思想，“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吾安往而不乐”？“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他认为人之所以不乐者，是因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之故。减少欲望则减少痛苦；追求欲望则可乐常少，而可悲常多。“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在他看来，“万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人有情感，但不能溺于物欲。去除物欲，就能常得物之可乐。苏轼登上台，曰：乐哉游乎！题台名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皆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所谓超然的态度，就是“游于物外”。这种人生哲学是接近于庄子《逍遥游》中的思想的。虽然属于主观唯心论的范畴，但在困苦的境遇中积极、乐观，不悲观、沮丧。“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要求一种自由的意志。要求思想上的解放，这也就形成了苏轼文学创作中豪放、旷达的风格。
他的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也表现在他的认识论方面，如《题西林壁》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认为要超然于物外，方才能认识物的本体。这种思想也是从庄子和禅宗哲学派生出来的，可是不完全是唯心论的，而是比较客观的、唯物的。
超然物外的人生观也体现在苏轼的艺术观和艺术评论上。他批评王维和吴道子的画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他说吴道子尚拘泥于形似，王维则能超脱。所谓“象外”，即形象之外。他认为最高的艺术是超乎象外的。如果把“象”解释成个别的事物，超乎象外就是体现艺术的典型。当时有驸马都尉王晋卿者，善于书画，常请苏轼题跋。苏轼在为他写的《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他认为王晋卿爱好书画是好的，每个人都可以有所爱好，但不要爱好太过。他对于一切爱好的东西抱艺术家欣赏的态度，而不抱功利主义的态度。苏轼认为人不妨有嗜好，但他反对沉溺其中。
苏轼超然游于物外的思想形成他在人生态度上和文学上的达观主义。这在他的《赤壁赋》中有鲜明体现。当时苏轼在黄州团练副使任上，生活很清苦，但他极为达观。从上司那里要来一块地，自己经营，建雪堂，名其地曰“东坡”，自此遂自号“东坡居士”。此间，他多次游历黄州赤壁，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在《赤壁赋》（即《前赤壁赋》）中，先借客之口抒发了功业不就、人生苦短的感慨，接着以苏子作答的形式，明确地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宇宙万物是不断变化的；但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从无限宇宙的角度看，宇宙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有什么可悲观的呢？苏轼就在这变与不变和物我不尽的形象描述中，寄托了他的达观的人生态度。所以，尽管一生颠沛流离，他总能在达观中求得解脱，且能自得其乐。苏轼主张超然、达观，但并不一味反对仕进。有感于灵璧张氏园亭有“开门而出仕”“闭门而归隐”之妙，写了《灵璧张氏园亭记》抒发自己的感慨：“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他不赞成“违亲绝俗”的隐遁派，更反对“怀禄苟安”追逐功名富贵之人，认为两种人都是极端，都不达观，不近人情。应该以义为节，追求心之所安。
最后要说明的，苏轼的超然物外的达观主义思想，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他的《水调歌头》里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的达观主义在哲学上是唯心的，但对人生还是执着爱好的，因此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二、苏轼诗的特点
历来评苏轼诗者，如沈德潜云：“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说诗晬语》卷下）
赵翼云：“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卷五）
根据两家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苏诗有以下特点：
（1）题材的丰富。苏轼博学多能，他代表他的时代文学修养极高的文人。于经史子集、释道经典，无所不窥，加以到处宦游，生活经验丰富，所以他的诗也包罗万象，内容丰富。苏轼对于人生是爱好的，因此善于对平淡朴素的东西给予诗意的描写。山川名胜，草木鸟兽，都有题咏，为李杜以后的一大家。沈德潜所谓“金银铅锡，皆归熔铸”是也。题材和博物知识只是原料，“熔铸”是艺术的处理。他以诗人的观点、诗人的感受了解和表现世界与人生。
（2）能达。苏轼以为文学要“达”。他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苏轼诗歌纵横曲折，无不能达，且能达前人之所不能达。正如赵翼谓“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就是说他的诗能够爽快达意，达他人所不能达者。苏轼自负他的文笔，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吾亦不能知也。”（《文说》）又云：“某平生无快意事，惟做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何蘧《春渚纪闻》所引）东坡虽然在说他的文，也可以论到他的诗。他的诗也是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大概以散文的风格写诗。用散文的做法写诗，是宋诗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远从韩愈开始，配合古文运动的发展延续下来。所以宋诗多议论、多说理。苏诗以说理、议论畅达见长。不过诗到底和散文不同，散文纯用论辩逻辑达意，而诗之达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并不只是形似，而是要表达出其精神实质，所以他咏吟山水、人物，都能表现出神韵与动态。他以为最善者能体贴物情、畅达物情，如“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寥寥数字，生动有致，可谓善于体贴物情，是一种达。“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十四字达尽感慨之情，深入浅出。
（3）多妙悟。苏轼诗多妙悟，含哲理，有理趣。他以诗人的眼光、诗人的感受能力观察世界，了解人生生活，有许多妙悟。例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在山景的形象描绘中寄寓着耐人寻味的理趣，实精辟妙悟之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鸿飞来比人生之际遇，这就并非诉诸感情，而是托于哲理了。苏轼主张自我解放，游于物外。他对于艺术包括诗的见解，不以求形似为满足，而要“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推崇吴道子，更赞扬“摩诘得之于象外”。得于象外，便能够自由解放。沈氏所谓“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即是诗意不受题材拘束，能求得象外的真理，而妙悟也须如此。宋诗使人悟理，唐诗动人感情。我们读苏诗，获得许多智慧。“自言静中阅世俗，有如不饮观酒狂。”“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凡此均似得道者言，其所谓道，即象外、物外、超旷之道，亦即庄子之道。而此道与诗相通，与书画艺术亦相通也。
苏轼观物之妙，求物之妙，于日常现实生活的小事物中，发挥其人生哲学，于诗中往往发出其对事物的妙悟，也就是深微的理解。苏诗亦多议论，并不干枯，而是高超旷达的。他用艺术家的态度，爱好人生，摆脱功名富贵的追求，引导读者爱好自然与艺术。
（4）善比喻。苏诗长于比喻，且立意新奇，不落前人窠臼。前述《题西林壁》以观庐山整体设喻，寓发新意。《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雪泥鸿爪”喻人生境遇，已成千古绝唱。苏轼有许多写西湖诗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十分通俗、亲切，千百年来成为吟西湖的定评之作，再如“春风如系马，未动意先骋。西湖忽破碎，鸟落鱼动镜”，“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有静看，有动观，山如马，湖如镜，晴云如絮帽，初日如铜锣，喻意贴切，栩栩如生。再看《百步洪》诗中“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这些诗句，其中一连串的生动比喻也令人赞叹不已。
（5）诙谐。有人说苏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的人生观是达观主义的，他襟怀旷达，写起诗来“触处生春”，妙语诙谐。石苍舒喜欢写字，筑醉墨堂，日夕学书，草书颇有成就，请苏轼做诗论书法，苏轼送他诗曰：“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借项梁告诫项羽书不足学的故事幽默地开了头，诗结尾说“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又很风趣地说，不须像张芝那样在绢帛上苦练书法，可以用绢来做被褥。苏轼以花甲之年谪居海南之儋耳，生活很苦，人很消瘦，得知同遭贬谪的弟弟人也很瘦，于是作《闻子由瘦》一诗云：“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童仆。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达观坦然，机趣横生。
（据讲稿综合整理并加标题）
辛弃疾的词
辛弃疾的诗和散文留下的不多，他主要是词人。他的词的创作极为丰富，有六百多首，是词人中创作最多的。他的词集叫《稼轩长短句》（四印斋所刻词本）或《稼轩词》（《宋六十名家词》）。
辛弃疾平生“以气节自娱，以功业自许”。（范开语）但他的理想并未实现。他的满腔爱国热情无法吐泄，于是悲歌慷慨的心情在词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他的词就是他的抱负和纵横的才气在他当时最流行的文艺形式中的表现。
辛弃疾进一步发展了苏轼所开拓的词的境界，题材极广阔，有抒情，有说理，有怀古，有伤时。笔调是多方面的，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悲愤、牢骚，嬉笑怒骂，皆可入词。
稼轩词豪放雄壮，充满爱国思想，有英雄气概，和放翁诗近似，而痛快淋漓，又过于苏轼。辛弃疾“舟次扬州”，回忆当年在此参加抗敌事业的轩昂气概：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水调歌头》
披貂裘，骑骏马，目睹打败完颜亮的南宋军队军容大盛，辛弃疾对中兴充满希望。而当他回忆年轻时骤马驰金营于数万敌军中生擒叛徒的情景，更是豪情满怀：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
—《鹧鸪天》
但是壮志难酬，所以辛词更多的则是表现磊落抑塞之气：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摸鱼儿》
国难当头，报国无门，不免发出“烟柳断肠”的哀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曰：“词意殊怨，然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处‘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梁启超评云：“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蘅馆词选》）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说：宋孝宗看了这首词，虽然没有加罪于辛弃疾，但很不高兴。作为爱国志士，忧怀国事的哀愁，无处倾诉，只有借词宣泄出来。“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菩萨蛮》）前词写英雄无用武之地，直抒胸臆；后词“惜水怨山”（周济《宋四家词选》），登台远望，北方山河，仍在敌手，只有借鹧鸪鸣声来抒发自己羁留后方、壮志未酬的抑塞苦闷心情了。
在辛弃疾笔下，壮志不酬的愤懑之情也能表现在别词里：
绿树听鹈，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贺新郎》
辛茂嘉是弃疾族弟，因事贬官桂林，辛弃疾写了这首在辛词中很著名的《贺新郎·送茂嘉十二弟》。他把兄弟别情放在家国兴亡的大背景下来写，借历代英雄美女去国辞乡的恨事，来抒发山河破碎、同胞生离死别的悲情。梁启超指出：“算未抵人间离别”句“为全首筋节”。（《艺蘅馆词选》）这是切中肯綮的评论。陈廷焯评曰：“稼轩词自以《贺新郎》一篇为冠。沉郁苍凉，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白雨斋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稼轩《贺新郎·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一派。不过苏轼的豪放，在思想上是超旷的，类似陶渊明、李白；而辛弃疾的豪放，风格上是雄浑而壮伟，同时沉郁而悲愤。这是辛弃疾所处的时代和他的遭遇所决定的。他有些像词中的杜甫。
当然，稼轩词也有清新的一面。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善于写回肠荡气、慷慨激昂的壮词，还能写情致缠绵、浓丽绵密的婉词。著名的《祝英台近》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深闺女子的相思之情写得细腻传神，温婉清丽，与稼轩大部分词词风迥异。沈谦在他的《填词杂说》里说：“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词人伎俩，真不可测。”这其实正说明辛词风格是多样化的。更可喜的是，在十年退隐的日子里，辛弃疾和农民有了亲密的交往，了解了农民朴素的生活，情感和农民接近了，写了不少清新自然、富有情致的农家生活的词：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清平乐》
一幅农家生活画图。此外，像“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鹊桥仙》）；“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浣溪沙》）反映了农村温厚的风俗，也分担了农民的欢愁。
辛弃疾善于从前人典籍中学习语言，融入自己词中。如《踏莎行》的：
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
是《诗经》的句子：“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又如《水调歌头》：
余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可餐英。
是《离骚》的句子。《水龙吟》：
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料当年曾问：饭蔬饮水，何为是栖栖者？
是《论语》的句子。《哨遍·秋水观》全是《庄子》的话句。
苏东坡用诗的笔调来写抒情的词，辛弃疾则用的是散文笔调，加入说理部分，更把词扩大了。词就代表辛弃疾的谈吐。
辛词爱用典故，这是前人所极少的，所以有“掉书袋”之讥。用典故自然在旁人理解上增加一些困难，但它可以增加词的表现力。
对辛词的评价，从前不算高，苏辛词是被看作别派的，这是由于囿于词以婉约为宗的说法。其实辛弃疾的成就是很大的，他集词之大成，把词发展到最高峰。他的词是爱国主义的。
辛弃疾的遭遇局限了他，他的词对于生活的反映，不能写得更直接、更明显、更广泛、更丰富，而且用文言、用典故，不能很好结合口语，不能歌唱。
辛弃疾的朋友陈亮和刘过的词，风格上都和他相近。陈亮主要是哲学家和政论家，刘过有《龙洲词》，才气不及辛弃疾。
（据讲稿综合整理并加题目）
奠定剧坛基础的大作家关汉卿
一、关汉卿的生平和剧作
关汉卿是奠定元代剧坛基础的大作家，但他的生平材料却很少。
钟嗣成《录鬼簿》称：“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己斋叟。”未著明年代。己斋，一作已斋。
与钟氏同时，比钟氏约后之杨维桢在其《元宫词》中有云：“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大金优谏”，则为金末遗老。
陶宗仪《辍耕录》记关氏与王和卿同时，则为元中统 （忽必烈年号）时人。
邾经《〈青楼集〉序》称，“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己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亦以关氏为由金入元之人物，时代较早。
明蒋仲舒《尧山堂外纪》卷六十八则云：“（关汉卿）金末为太医院尹，金亡不仕。”未知所据。
按《太和正音谱》以关氏“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非在关氏前无杂剧，宋金杂剧渊源极古，乃关氏为元杂剧作家之首，即为元杂剧第一个作家。关汉卿当与白仁甫（白朴，号兰谷）约同时或较前，白朴生于1226年（据元王博文《〈天籁集〉序》，仁甫生七岁而遭壬辰之难）。金亡时年九岁。
关汉卿之生年约为1220年左右，金亡时年不过十余岁。其为太医院尹，身份在元代。《尧山堂外纪》所谓金亡不仕，未可信也。《太平乐府》有关汉卿〔南吕一枝花〕散套，咏杭州景，有“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云云，非遗老口吻。汉卿至元朝一统宋亡时，年当在六十左右，南人与汉人在模糊观念下，目之为遗老云。
今定关氏之生卒年为1220？—1300？为稳妥。
《尧山堂外纪》称关氏著有《鬼董》。又称《西厢记》是实甫撰，至“草桥惊梦”止，此后乃关汉卿足成者。王国维谓“《鬼董》五卷末有元泰定丙寅临安钱孚跋云‘关解元之所传’，后人皆以解元为即汉卿。《尧山堂外纪》遂误以此书为汉卿所作”。王氏谓“所传”非“所作”，亦殊牵强。关氏得解当在金末，至元惟太宗九年，其后废而不举者七十八年，按王氏必以解元为真解元，其说非也。
或谓关氏有《大德歌》散曲（见《阳春白雪》）十支，其末首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德歌，快活休张罗”。“大德”为元成宗年号（1297—1307），元贞、大德为元代稳定太平之年时，关氏此曲作于大德时，则关氏大德时尚存，遂谓关氏之卒最早当在1307年左右，因此定关氏之生卒年为1224？—1307？，亦为一种推测的说法。（《祖国十二诗人》之冯钟芸文《关汉卿》）而孙楷第则又据明钞说集本《青楼集·朱帘秀传》有“胡紫山宣慰尝以〔沉醉东风〕曲赠，冯海粟亦赠以〔鹧鸪天〕，关己斋亦有〔南吕〕数套梓于《阳春白雪》”云云（今通行本《阳春白雪》无之，当存于别本），遂以关氏与胡祗遹、冯子振时代相接，约略同时，不能太早。亦与卢疏斋（挚）同时。结论谓关氏生当在蒙古乃马真后称制元年与海迷失后称制三年之间 （1241—1250），其卒当在延祐七年之后，泰定元年以前 （1320—1324）（见《文学遗产》第二期，1954年3月）。
王季思考证，关氏生1227年以后，卒1297年以后。谓关汉卿《诈妮子》杂剧第二折〔五煞〕曲“你又不是残花酝酿蜂儿蜜，细雨调和燕子泥”二句见胡紫山《阳春曲》。紫山生于1227年，关氏引用他的曲词，当在胡氏成名之后，因此，他应生在1227年后。又关氏有《大德歌》十首，大德是元成宗1297年所改年号。元贞、大德为元代戏曲最盛的时期，关氏末首说“唱新行大德歌”，可见《大德歌》的得名与《庆元贞》同样。据此，关应卒于1297年以后。（《关汉卿和他的杂剧》，见《人民文学》1954年4月号）
关于关汉卿的籍贯，除《录鬼簿》注大都人外，还有：
祁州人。《祁州志》乾隆二十年新修本卷八，有关汉卿故里条：关氏，祁之任仁村人，作《西厢记》脱稿未定而死。今任仁村有高庵一所，传为汉卿故宅。
解州人。《元史类编》卷三十六，文翰卷：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种。
祁州，今河北安国，旧称蒲阴县，宋属祁州，元中书省所属，即可称大都，解州则今山西解县。大概关氏久居大都，而晚年亦到过杭州。
冯沅君认为关汉卿可能有两个：一个解州人，金末入元，为遗老，如元遗山、杜善夫辈，于曲曾染指；一个是大都人，元时人，为人风流浮浪，能演剧，当生于1240年左右。关氏少年喜游历，至晚年仍风流自赏，与王和卿、杨显之辈为友，有散套《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雍熙乐府》卷十）除作剧外，尚能扮演。臧晋叔《〈元曲选〉序》云：“关汉卿辈……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票友身份）又贾仲明续《录鬼簿》吊词云：“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
今诸种考证，尚不能得明确的结论。
我们定关汉卿为1220？—1300？为妥。生于陆游卒后约十年，金亡时仅十余岁（十四岁？）宋亡，元统一，年已六十年，故为元开国遗老也。
钟氏《录鬼簿》首录关汉卿，著录关剧五十八种。贾仲明续《录鬼簿》多五种少一种，为六十二本，两书合共六十三本。《太和正音谱》六十种，少《相如题柱》《玉堂春》二本而多《钱大尹鬼报》一种。故三书合，关氏剧本共约六十四本，现存有十七八种：
《窦娥冤》《救风尘》《切鲙旦》（《望江亭》）《鲁斋郎》《玉镜台》《谢天香》《胡蝶梦》《金线池》
—以上《元曲选》本
《诈妮子调风月》《单刀会》《拜月亭》《双赴梦》（《西蜀梦》）
—以上元刊本《杂剧三十种》本
《绯衣梦》
—顾曲斋《古杂剧》本
《裴度还带》（？）《陈母教子》《五侯宴》《哭存孝》
—以上孤本《元明杂剧》复排本
《西厢记》第五本（？）
其中《鲁斋郎》一剧见《元曲选》，《录鬼簿》不著录，徐调孚疑此种非关作。另《西厢记》第五本无定论。《裴度还带》《五侯宴》二剧徐调孚亦疑之。另有《尉迟恭单鞭夺槊》一本，徐录入而亦致疑词。
关汉卿还有散曲作品。
关氏既为元剧第一个作家，而所作亦最多。由于关氏的伟大创作精神，开创元人杂剧的全盛时期，关氏奠定了剧坛基础。
二、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
现存的关汉卿剧本十八种中，《窦娥冤》是他的代表作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谓：“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窦娥冤》描写一个善良无辜的妇女，受迫害不屈而死，具备悲剧的本质。
《窦娥冤》的题材，无他书可证。此故事不见于笔记、话本，但来历很悠久。此剧当是取民间流传的故事，而关氏加以处理经营者。
窦娥故事的来源最为古远：
（1）《汉书·于定国传》中东海孝妇的故事。因为冤杀了一个孝妇，东海郡枯旱三年。
（2）干宝《搜神记》记东海孝妇周青被冤杀，临刑车载十丈竹竿，上悬五幡，对众誓愿：青若有罪，血当顺下，青若无罪，血当逆流。
（3）《淮南子》：“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月，天为之下霜。”（《太平御览》卷十四转引）又，张说《狱箴》：“匹夫结愤，六月飞霜。”
凡此，皆冤狱感动天地的故事。由于一个冤狱，天降灾变，使六月飞霜，使血飞上旗，使大旱三年，都出于民间传说。想来，关汉卿并非捏合此数事以创造此剧本的故事，乃是东海孝妇等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着，渐渐取得窦娥故事的形式，而关汉卿取之以为剧本的题材，而加以剪裁，写成此剧，并非他凭空架构的。
《窦娥冤》的故事有深厚、悠久的民间文学基础。元人杂剧故事都有深厚的民间文学基础。
由周青而变为窦娥，神话式的故事到关汉卿的创作里成为现实主义的作品。《窦娥冤》以一个微小的人物被冤死而感天动地，具有深厚的人民性。
《窦娥冤》未说明它的时代，说窦天章上京赴考“远践洛阳尘”，设想时代在东汉。楚州山阳郡是宋代地名 （今江苏淮安县），时代不明。所写的社会情况是宋元社会。《窦娥冤》具体地描写了小市民的生活现实，真实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窦娥冤》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宋元时代的社会，不是汉朝、魏晋时代。尽管窦天章赴考是去洛阳，而不去汴都或大都。像窦娥、蔡婆婆、赛卢医、桃杌太守、窦天章、张驴儿等这几个人物是宋元时代的人物。
蔡婆婆所放的高利贷，一年对本对利的。这是元代所通行的“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高利贷的剥削使得贫者益贫，富者益富，是促使阶级尖锐对立的一个原因。这是迫害平民最厉害的东西。其次，加重人民灾难的是到处横行的贪官污吏。据《元史》载：“成宗大德时，七道奉使宣抚使罢赃官污吏万八千七十三人。顺宗时，苏天爵抚京畿，纠贪吏九百四十九人。”（见钱穆《国史大纲》下）又据史载，元大德七年，就有冤狱五千七百件之多。（《文学遗产》增刊一辑，李束丝《关汉卿底〈窦娥冤〉》）。元时差不多无官不贪，包括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官吏，贪污成为风气。大德在元代还称作是开明兴盛的时期，尚且如此，其他可知。剧本中虽然没有正面攻击高利贷，通过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故事，自然可以看出高利贷剥削是一个罪恶因素。窦天章为了向蔡婆婆借债不能偿还，因此把女儿割舍了，送入死地；蔡婆婆向赛卢医讨债，几乎被勒死；财富和女色引起了不良之徒的觊觎，而最终断送了窦娥的性命。张驴儿父亲被错误地毒死，张驴儿以后被凌迟处死。这几个人的丧失生命直接、间接都和高利贷制度有关。至于贪官污吏，在元代更为普遍。在本案里，虽然没有写到桃杌受张驴儿贿赂，可是作者刻画桃杌太守云：“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寥寥几句话就知道，他不但是个糊涂官，而且是个贪官。糊涂—贪污—残酷，三位一体。在那个时代，贪官污吏普遍存在，冤狱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窦娥和桃杌等都有其典型的意义。屈打成招是常事，窦娥被打得“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呼天抢地，见不到光明，眼面前只有一片黑暗。窦娥愤怒呼喊道：“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些都是强烈的正面攻击贪官污吏的话。
通过窦娥这样一个善良可爱的女性所受到的种种不幸的遭遇，使我们认识到那个社会的本质。毫无疑问，反抗的矛头是指向统治阶级的。这是《窦娥冤》的现实主义和它的人民性所在，而且它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比《西厢记》更高。因此，《窦娥冤》这个剧本一向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直到现在京戏里还有《六月雪》这一个剧本。窦娥成为在封建社会里被压迫而有强烈反抗性的女性的一个典型人物。毫无疑问，《窦娥冤》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剧本，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剧本。剧的末尾，窦娥唱道：“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又窦天章白：“今日个将文卷重行改正，方显得王家法不使民冤。”这里似乎又有肯定统治阶级的话，我们不能如此看。这个剧本申诉出被压迫的人民的愿望，用坚强无比的斗争精神，促使统治者的反省。在封建社会里有没有清官呢？当然是可能有的，但是少数。剧本借窦娥之口说过“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冤狱倒是普遍的，窦娥血债得以申雪，靠冤死者鬼魂的控诉，足见人间许多冤案是不能得到昭雪的。所以窦娥得以申冤，借助于天地的力量。由于她的控诉，感动了天神，显出威灵：楚州大旱三年，冥冥之中，正义得申。固然人民受灾害，也影响了统治者的剥削，于是方始有廉访使的查案（东海孝妇的故事便是如此）。冤狱得申，这是偶然的。所以，《窦娥冤》剧本无一歌颂统治阶级的话，非常显然，作者的立场，自在人民这一边。
按照统治阶级的立场，像窦娥那样一个微小的市民算不得什么，冤枉杀死一个小民，有什么关系？古书上说：“邹衍下狱，五月飞霜。”邹衍是一位谋臣，有了不起学问的人。《前汉书平话》说吕后杀了韩信，“其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些都是冤枉所感召的。而窦娥哪能比邹衍、韩信？窦娥这样一个童养媳、寡妇、小市民的身份，竟能够感天动地。这种民间故事以及发挥民间故事的关汉卿的剧本都体现了人类平等、人民要求有人权保障的民主思想（人命关天关地，不管是大人物或是小百姓）。
《窦娥冤》属于公案剧、社会剧，以冤狱为主题。它控诉冤枉，希望能使人心—天道—王法三者合一没有矛盾，主要以合乎人心为衡量的尺度，统一矛盾，求致封建社会的太平天下。用新观点、用阶级分析来看，这个剧本的主题应该是小市民对官僚统治的斗争。围绕这个主题，错综复杂地描写了其他各方面的真实社会风貌，有丰富的现实内容，主要是揭露那个时代的黑暗面，人民的生活普遍的都很苦。
剧中人物除窦娥外，其他都说不上是正面人物。赛卢医、张驴儿是反面人物。张驴儿更为无赖。桃杌太守是反面人物，糊涂官。蔡婆婆是高利贷者，但在此剧中并非纯为反面人物，其人似乎还善良，待窦娥不错，婆媳的感情，同于母女。可是她很软弱，不能反抗张驴儿父子，甚至不止一次地劝窦娥顺从张驴儿，乃是没见识的庸碌之辈，是一城市居民的形象。窦娥对她也有不少讽刺。对于窦天章，关汉卿并没把他作为反面人物写，而是作为正面人物的。这是因为关汉卿是读书人，也属于士这个阶层。知识分子求找出路，为统治阶级服务，结果是自己的女儿受屈而死，这是极惨的，所以寄予同情，可是，也并没有歌颂他。窦天章这个人物，与包公有别，包公是一个清官，体现人民的愿望，窦天章不然，他是个悲剧人物。他热衷于功名富贵，用女儿抵债，等于卖掉，把自己唯一的骨肉抛弃了。第四折中窦娥的冤屈得以昭雪，是由于窦娥的主动，窦天章完全被动，几度把案卷忽略过去，而鬼魂又把此卷弄上来。此景凄惨阴森。他读古书、讲礼教，非常迂腐，自己把女儿送死了，还在用三从四德一套大道理教训女儿的鬼魂。关汉卿在剧里让他大讲其三从四德，怕也有讽刺意味。
窦娥是正面人物，她是代表贞孝兼备的封建道德的完美人物，也是封建制度、封建道德下的被压迫者、牺牲者。她是最受压迫的。在封建时代，女性受压迫是普遍的，而她呢，又是幼年丧母，离父，为童养媳；早婚，为寡妇。凡女性的种种不幸集于一身，后来又受强梁的蓄意欺侮与太守的酷刑。但是她的性格，从关汉卿剧中所塑造的，是聪明、勤劳、稳重、仁慈、勇敢、坚贞不屈，有女性的种种美德。她聪明，有见识。如识透张驴儿父子之为人，劝婆婆不应该留着他们，识透毒药出于张驴儿之手。到官对答清楚，分析事理明白。她富于感情，如对于父亲、对婆婆、对已亡的丈夫的感情，都充分表现出来。她坚贞不屈，不肯顺从张驴儿，遭毒打也不肯招。她有反抗性，如责问天道，立下誓愿，变鬼要求昭雪，报复仇人。有这样美德的窦娥而有那样的遭遇，所以怪不得要埋怨天地，认为天地也糊涂了盗跖颜渊，欺软怕硬，顺水推舟的了！天地是不是如此呢？一般说来，是如此的，所以古今不平的事真多。而《窦娥冤》这个悲剧有普遍的人民性，这也是一个原因。
有人认为关汉卿在这个剧本里宣扬贞孝观念，不能算是进步的。在市民文艺里，进步的思想表现在好几个方面。反恶霸、反贪官污吏是一种人民立场；反礼教，表现自由婚姻的又是一种进步思想。《窦娥冤》不是爱情戏剧，不以婚姻为主题，并不妨碍它是一个优秀剧本。窦娥被塑造为贞孝性格，乃是一个典型性格，她是封建时代的完人（标准的优良品性，具备真实封建道德者），因而她的被迫害，更能够获得观众、听众的同情心，达到戏剧的效果。这本戏是严肃的，是悲剧型的。关汉卿有《救风尘》《切鲙旦》这样的喜剧，并不以贞为女性道德。《救风尘》中宋引章，既嫁周舍后，又改嫁安秀实。《切鲙旦》中女主角谭记儿是极聪明伶俐的，她原是寡妇，改嫁文人白士中。关汉卿剧中的女性人物，各有不同，不过在 《窦娥冤》剧本中要求一个贞孝性格女性而已，并不宣扬贞节思想。既有，在剧本中也是次要部分。
窦娥对丈夫有感情是自然的，对张驴儿憎厌也是自然的。
窦娥对蔡婆婆是好的，但说不上怎样孝顺，不失礼教而已。此与她出身有关，她是读书人的女儿。她不忍蔡婆婆挨打而屈招了，乃是对老年人的一片怜悯仁慈之心，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所驱使，并不是服从封建礼教中孝道的教条。她想虽一时招了，免去严刑拷打，未必即成定狱。此意在第四折中窦娥鬼魂补说于父亲前，谁知官吏们糊涂无心正法呢？
桃杌既没有受贿，为什么要毒打逼供呢？不认真、糊涂是一个原因。因为人命案件，必须要破案的，有人抵命的。所以，马马虎虎能定罪就好，出于屈打成招的一途，其事如《错斩崔宁》一样。法律重人命案，但不求细心勘案，则草菅人命。
血溅、飞雪、三年之旱，并非追求浪漫。在中世纪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有天神、鬼的存在。鬼报仇，同《碾玉观音》，而更为凄惨。此因市民力量还薄弱，未形成资产阶级，封建约束力大，所以市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一般的是悲剧性的，只能在天道和鬼神的帮助之下，得到胜利。反封建势力包含有封建思想，如天道、鬼神、命运、善恶报应思想等，这是当时的实际。鬼魂出现一场是浪漫主义手法，体现人民的愿望，整个剧本仍是悲剧，这种誓愿报应的思想，和希腊悲剧的有些主题是相仿的。
由于窦娥的强烈反抗，责问天道，使天应验其三个誓愿，这是神话式的处理，以及第四折鬼魂出现平反案卷的场面，都带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色彩，也是现实主义精神的继续。第三、四折悲剧气氛非常浓厚，演出效果是很好的。亚里士多德对于希腊人喜欢看悲剧的解释，认为有purification（净化）的效能，这里也可以应用。
到底“天从人愿”，天不主动，天的作为，是人心、人的意志感召的结果，人是主动的。因而，这个剧本还是积极的，并非迷信的、消极的。
结末表示愿金牌势剑把天下滥官污吏都杀尽，为天子分忧，为万民除害，是正旨，是儒家思想。此剧把天心、人意、王法统一起来，并未根本推翻封建制度，只是要去除封建社会中最为人民痛恶的一些痼疾。其进步意义在此，其局限性亦在此。
本剧结构严密，故事情节并无勉强巧合之处，逻辑因果，都合乎当时的社会现实。曲词是通俗的，没有华丽铺张的毛病。词曲到此，已经做到十分接近大众口语，其中最精彩的是第三折。
《窦娥冤》有不朽的生命，一直活到今日的剧坛。惟从《窦娥冤》到《六月雪》，故事有改动，悲剧气氛冲淡了，不如关氏原作之佳。《窦娥冤》一剧到明代传奇中改为《金锁记》，今不存全本。情节不完全知道。据程砚秋最近所排《六月雪》戏，大概即据明代传奇古本的。情节与关剧不同，张驴儿为蔡家女佣工之子，张随窦娥之夫上京赴考，途中陷之，推入河中，蔡郎并未死，而张归即以不幸闻。此后又计谋蔡婆婆，欲毒死她；蔡婆不吃此汤，递与张母吃了，张母死去。张驴儿欲霸占窦娥，窦娥不从，遂鸣官，屈打成招，判死罪。因对天鸣冤设誓，六月飞雪，遂被放回，未斩。其后，海瑞来重审，把事弄明，张驴儿判死刑。窦娥之夫中举回来，团圆结局。此类改本，实无可取。把强烈的斗争性，全给冲淡了。
三、关汉卿的其他作品
关汉卿的作品，佳作甚多。但仍当以《窦娥冤》为代表作，非盲从王国维氏。
《蝴蝶梦》叙包拯勘一奇案。有一权豪名葛彪，打死人不偿命（反映元代社会之不平等，参考朱东润《衙内考》），撞死王叟，其子王大、王二、王三共同报仇，将葛彪打死，三人争欲偿命。其母特欲王三偿命。先是包公得一梦，梦见蜘蛛网中飞进一个蝴蝶，见一大蝴蝶来救将出去，又有蝴蝶飞来，打入网中，大蝴蝶又救将出去。又有小蝴蝶飞进，大蝴蝶三番两次只在花丛上飞，不救那小蝴蝶。包公梦中为救出之。醒后升堂，适遇此案。再细推询，方知王大、王二非其所生，王三乃是亲生之子。包公感其贤德，特将王三赦免，并知三人皆知书识礼，皆与荐举，封其母为贤德夫人。此剧有关伦理，中间颇有感人之处。如第三折探监一节，王大、王二、王三皆在牢中，其母将别，问有何话说，王大云：母亲，家中有一本《论语》，卖了替父亲买些纸烧。王二云：母亲，我有一本《孟子》，卖了替父亲做些经忏。王三哭云：我也没的分付你，你把你的头来我抱一抱。写出至情，使人泪下。剧本表彰了一个贤德的母亲与三个十分友爱有义气的兄弟。
《救风尘》一剧写歌伎宋引章从良，误嫁周舍，嫁后受其虐待，奄奄待毙。其友赵盼儿救之，伪与周善，使其与宋休离。骗出休书后，扬长而去。全剧均用俗语，精妙绝伦，实可推为第一佳作。写赵盼儿侠义之概，诚足为勾栏吐气也。非深入下层社会、人生经验丰富的不能如此。
《鲁斋郎》是一个锄恶霸的佳剧。写鲁斋郎有权有势，任意抢掠，任意霸占平民的妇女。写银匠李四夫妇与孔目张珪夫妇的受迫害，直到包公智斩鲁斋郎，方得夫妻团圆，报了仇恨。但李、张等并未怎样与鲁斋郎直接斗争，反抗性显得不强烈。包公斩鲁斋郎也是虚写，效果不如《窦娥冤》。
《谢天香》剧为柳耆卿故事。《玉镜台》剧为温峤故事，皆不详所本。均才子佳人戏，感情不厚，非关氏出色之作。《玉镜台》剧颇多艳词，为关剧他作所少见。
《单刀会》《双赴梦》皆三国故事。《单刀会》之第三、四两折即今昆剧中《训子》《刀会》也，文字保存关氏原作不少。
《拜月亭》蒋世隆、王瑞兰事或云即金末元初兵乱之际之故事，是则关氏同时代之新闻也（不知或是南宋事否）。南戏《拜月亭记》本此。（参《国色天香》小说）
《绯衣梦》中的女主角亦好，全剧乃重在情节，非个性突出的作品，形象不鲜明。
《救风尘》《望江亭》情节结构都佳。赵盼儿、谭记儿亦女性中爽朗、乐观、侠义、智慧的人物，极可推崇。除她们以外，《蝴蝶梦》中之母亲、燕燕（《调风月》之主角，丫头身份），都为关氏所雕塑极成功之女性。各人性格不同，赵之侠义，谭之聪明、机智、勇敢，王母之贤惠，燕燕之聪慧多情，各为典型。
鲁斋郎、葛彪、杨衙内是恶霸、地主、官僚的形象。银匠李四夫妇、孔目张珪夫妇、王老头儿、宋引章等是被压迫者。
四、关汉卿剧作的特点
（1）描写的社会生活面广，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关氏多写社会问题剧，他距离剧艺人自己创作剧本的时代近，不是一位高高在上、脱离生活的文人。
（2）关氏剧作存于今者，女主角多于男主角，以社会下层女子为多，各有各的个性。当时演杂剧者多系歌伎，关氏为契合她们的身份，宣泄她们的情感而找求题材。他的风格是大方的，绝不是小巧玲珑的。如坚贞不屈的窦娥，侠义心肠的赵盼儿，贤惠、自我牺牲的王母，聪明机智的谭记儿，聪明多情的燕燕等，都具有女英雄的气派。
（3）朴素、雄伟的辞章，使用当时的口语十分成熟，不尚藻绘，曲多如说白，抒情而有力。《太和正音谱》评马致远“如朝阳鸣凤”，列为第一；评王实甫的词“如花间美人”，乃就其妍丽而言。而关汉卿之词则评之为“如琼筵醉客”，未见得当，又谓“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此则未能理解关氏辞章的优点，因风格朴素白描，不为尚辞章华丽者所欣赏。
关汉卿辞章大方，不雕琢，无纤巧习气。人物吐露真实的感情，坦白直率，不须修饰词藻。如《窦娥冤》通本如此。《救风尘》《蝴蝶梦》亦均如此。《救风尘》写风月中人物，非风花雪月作品。《救风尘》第一折，赵盼儿唱：“〔胜葫芦〕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的你哭啼啼。〔幺篇〕恁时节船到江心补漏迟，烦恼怨他谁？事要前思免后悔，我也劝你不得。有朝一日，准备着搭救你块望夫石。”
《拜月亭》亦佳。
《单刀会》是另一方面的代表作。《单刀会》第三折〔尧民歌〕“我关某匹马单刀镇荆襄，长江，今经几战场，却正是后浪催前浪”。第四折〔双调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着单刀会似赛村社”。词章壮伟。〔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气魄雄伟。
（据文学史讲稿整理）
* * *
[1]. 屈原的作品，除去显然是伪作和有可疑之点的，留剩《离骚》《天问》《九歌》和《九章》中的《惜诵》《抽思》《哀郢》《涉江》《橘颂》《怀沙》六篇，没有问题，本文据以考证他的事迹。《惜往日》篇虽也被引用，只是作为后人叙说屈原的话。
[2]. 王逸注《离骚》，谓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邹汉勋、陈玚、刘师培三家推定他生于公元前三四三年（戊寅）正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战国时代不用干支纪年，那个戊寅年是后汉人排定甲子年表时所逆推的，和岁星纪年不合，因为中间有岁星超辰。郭沫若据《吕氏春秋》的一个岁星纪年逆推，并计算超辰，推定他生在公元前三四〇年正月初七日庚寅，也略有差失。庚寅是初八，不是初七。我们据天文学实际推算，公元前三四〇年木星在虚危，不能称为摄提格之年。我曾经把战国秦汉间的岁星纪年作通盘考虑，得出一个结论：西汉年间的摄提格，木星在“星纪”（斗牛两宿）；战国年间的摄提格，木星在“娵訾”（室壁两宿），夏历正月和太阳同宫。因此推定屈原生于公元前三三九年阳历二月二十三日，即颛顼历的正月十四日庚寅。照我的精密推算，那天的木星在室宿十六度，太阳在室宿十二度。
[3]. 单看《史记》，昭雎为联齐派人物，因此近人认为他和屈原是同派，刘师培甚至有荒谬的意见，认为他和屈原是一人。本文判断他是和张仪密切勾结的，从《战国策》的记载看出。排挤屈原最力的是昭氏贵党，也从昭雎和屈原同朝而一升一沉的现象上推论出来。
[4]. 近人对《九歌》有各种分歧的说法，本文所提示的新意见是根据《汉书·郊祀志》谷永的话启发出来的。
[5]. 游国恩解释《离骚》即“劳商”，通是曲名。我意离是离别，“骚”才是曲名，可能是巫曲的一种。《大招》里面的“劳商”，“劳”是曲名，参看上下文，“商”怕是动词，作“清扬其声”解，不宜连读。
[6]. 王夫之解释《哀郢》首段，认为是白起攻破郢都，楚国东迁情况。这是在公元前二七八年的史事，如果这时屈原还活着，并且又过九年，那么年龄在七十以上了。这是不可能的。推寻史实，汉北沦陷十数城后，必有人民迁移情况，本文提供此见。
[7]. 屈原死在夏天，未必是五月五日。五月五日是古代旧有的节日，也有些忌讳和风俗。《史记》说孟尝君生于这一天，父母以为不祥可证。
[8]. 陶渊明年谱有多种：（1）宋吴仁杰；（2）宋王质；（3）清丁晏；（4）清陶澍《年谱考异》；（5）清梁任公；（6）古直。年岁大有问题。卒年确定为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据颜延之《陶征士诔》：“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宋书·陶潜传》“潜永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年岁，《宋书》以下均言六十三。颜《诔》曰“春秋若干”，未定。梁任公考订为五十六岁，古直考定为五十二岁。若六十三，则应生在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若五十六岁，则应生在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若五十二岁，则应生在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诸说纷纭，录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