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嘗云：“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獨不能兩得，況其下者乎？”（《薛簡肅公文集序》）這段議論，直到今天還能引起人們的悵惋之情。平心而論，以柳宗元的卓識雄才，未必不能成爲姚崇、宋璟那樣的勛業之臣，不過被剥奪了施展才能的機會而已。而他政治才能的被壓抑和文學才能的得以發揮，又都出於同一原因，就是參與了永貞革新。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唐河東（今山西永濟）人，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出生前十九年，爆發了使唐朝由盛而衰急遽變化的安史之亂，歷時八年，以招降河北叛將而表面上結束。此後的河北，實際上爲成德、魏博、幽州三鎮節度使所瓜分，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德宗即位之初，有平藩之志，却無制藩之能，剛愎自用，造成了“建中之亂”，使藩鎮之禍，由河北而河南，由河南而京師，愈演愈烈。

宦官擅權，是德宗朝另一大弊政，關係到唐朝的命運。皇帝猜忌功臣宿將，是重用宦官的原因；宦官掌握兵權，是宦官權重的標誌。玄宗始用宦官監軍，肅宗以宦官爲觀軍容使，行統帥之權。德宗時發展爲任宦官以武職。貞元十二年（七九六），以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爲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領禁軍達十五萬人。這就爲唐後期宦官挾兵權操持皇帝生死廢立大權局面的開端。

其他弊政，還有排斥忠良、任用姦佞、索取進奉、大興宫市等。

永貞革新就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産生的。這是由順宗李誦支持，以王叔文、王伾爲首，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知名之士陸淳、吕温、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骨幹的政治革新。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朝政大權實歸“二王”，三十三歲的柳宗元自監察御史裏行晉升爲禮部員外郎，爲實現他“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負而鬬争。

“二王”等迅速實行一系列政治革新措施，如貶黜貪官，起復賢能，減免賦税，停止進奉，取締宫市，釋放教坊女樂，並企圖奪回宦官的兵權（行而未果）等。這些利國利民的革新措施，遭到了俱文珍等宦官、强藩韋皋以及保守朝官的聯合進攻，迫使順宗退位，傳位給太子李純。李純即位後，便對革新派横加迫害，王叔文、王伾首先貶黜，接着，柳宗元等八人盡貶爲遠州司馬，僅六個月的永貞革新歸於失敗，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柳宗元被貶爲永州司馬，十年後召回，又出爲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病逝。

永貞革新的失敗是歷史的悲劇，這個悲劇斷送了柳宗元的政治前途，却使他躋身於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行列。

柳宗元的唯物論哲學思想自成體系。他在著名的《天對》中，探索自然現象，認爲天是一團混沌元氣，不是誰造出來的，表現了唯物主義宇宙觀。進而指出人事與天無關。他義正辭嚴地宣佈：“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認爲在天與人之間，應“謀之人心”，“順人順道”（《斷刑論下》），徹底揭露了“天人感應論”的荒謬和“受命於天”的虚僞。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天命論是愚弄百姓的騙局：“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同上）他把自己無神論歷史觀的戰鬬性，在《時令論上》、《非國語》、《天爵論》、《天説》、《貞符》等論文中作了系統地發揮。在永貞革新失敗後，他爲施行“輔時及物”之道，以此繼續與腐朽勢力進行鬬争。

他的進步的政治思想是和他的樸素唯物論有密切聯繫的。他的政治思想屬於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認爲官吏是人民的僕役，並非人民是官吏的奴僕。他指出人民“出其十一”僱傭官吏來爲他們服務，而有些官吏却不僅“受其直而怠其事”，甚至還盜取人民的財富。他認爲人民對他們所以不敢怒而黜罰，只是因爲勢力不敵而已（《送薛存義序》）。這種官吏爲民服務的光輝思想在當時是絶無僅有的，影響深遠，達到了時代的最高峰。

柳宗元更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他在《楊評事文集後序》中指出：“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也”；比興者流，“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謡誦也。”由於二者旨義不同，所以秉筆之士，常偏勝獨得，而少能兼善。他認爲“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子昂）。其後燕文貞（張説）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拯；張曲江（張九齡）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諸子，各探一隅，其去彌遠。因此，他感歎説：“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言外之意，柳宗元是以“稱是選而不怍”的作家自命，大有舍我其誰之概。

柳宗元是一位卓越的詩人。他的詩有一百四十五首。魏慶之《詩人玉屑》引《室中語》云：“人生作詩不必多，只要傳遠。如柳子厚，能幾首詩？萬世不能磨滅。”給予很高的評價。

他的詩主要是貶官以後寫的。由於他有“輔時及物”的政治抱負，不幸失敗，在與自己有共同政治抱負而又同遭貶逐的吕温、凌準之死的哭悼詩中，表現出深沉的痛惜之情。在哭吕温詩中説：“祇令文字傳書簡，不使功名上景鐘。”在哭凌準詩中説：“本期濟仁義，今爲衆所嗤。滅名竟不試，世議安可支。”最後説：“我歌誠自慟，非獨爲君悲。”哭友實是自慟，借他人杯酒，澆自己塊壘，故其言深切若此。

柳宗元對現實不滿、對遭遇悲憤的心情，同樣滲透在《跂烏詞》、《籠鷹詞》、《放鷓鴣詞》等寓言詩中。《跂烏詞》以跂烏的命運來比喻自己，刻畫了一個令人同情的被害者的形象：“翹首獨足下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梁棟防燕雀。”柳宗元在現實生活中所遭受的嚴酷打擊，促成了他惴惴不安的恐怖心理。在《籠鷹詞》中還描繪了一個猛志向四海的蒼鷹，忽然遭到時令的摧殘，借以抒寫他的不平之感與憤懣之情。其中“草中狸鼠足爲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不僅反映了仕途的險惡，也諷刺現實，對那些牛鬼蛇神們的鬼蜮伎倆表現了刻骨的憎恨。

柳宗元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使他關心人民疾苦，故所至有惠政，并寫了反映勞動人民慘痛生活的《田家三首》。這是一組優秀的現實主義詩篇。在第一首中説：“竭兹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舍眠。”耕種的糧食完全輸官了。第二首説：“蠶絲盡輸税，機杼空倚壁。”養蠶的收成也被掠奪光了。真實地描繪出農民一貧如洗的情況，并進一步寫出了這些赤貧者還要用鷄黍來供奉夜過的里胥。從“公門少推恩，鞭扑恣狼籍”的慘象描寫中，從“迎新在此歲，惟恐踵前迹”的恐懼惴慄心理的刻劃中，充滿着對貪殘官吏的憎恨和對人民的深厚同情。

柳宗元被貶永州之後，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壓抑。因此，他借山水景物來寄託自己的清高孤傲情懷，抒寫政治上失意的鬱悶苦惱和對現實的不滿。所以他筆下的山水詩，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把客觀境界寫得非常幽僻，詩人的主觀心情則是寂寞、孤獨、冷清，而時有沉鬱之氣。他在《冉溪》詩中説得清楚：“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

他的山水詩藝術成就很高，是後來批評家一致推崇爲妙絶古今的作品。如名作《南澗中題》，使人彷彿看到詩人在蕭瑟秋風中躑躅徬徨、淒惋哀傷的身影。《中園起望西園值月上》以有聲寫無聲，表現了詩人所處環境的空曠寂寞，從而襯托出他謫居中的抑鬱情懷。《溪居》表面上似乎是寫貶謫生活的閒適，然而字裏行間却隱含着廢棄的幽憤。“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柳宗元嘗云：“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對賀者》）長歌過乎慟哭之哀，正好爲此詩注脚。其他如《夏初雨後尋愚溪》、《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秋曉行南谷經荒村》等作，皆當以此意讀之。這些詩，蘇軾謂“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評柳子厚詩》）。又云：“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論柳子厚詩》）而元好問《論詩三十首》自注云：“柳子厚，唐之謝靈運。”二説不同。按柳宗元詩，刻畫幽眇，辭旨清峻。如以《與崔策登西山》、《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構法華寺西亭》、《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登蒲洲石磯望横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旦攜謝山人至愚池》、《晨詣超師院讀禪經》、《初秋夜坐贈吴武陵》等詩與前列諸詩合參，元好問之論殊爲切當。故劉熙載言：“陶、謝並稱，韋、柳並稱，蘇州出於淵明，柳州出於康樂，殆各得其性之所近。”（《藝概》）胡小石先生亦云然。並補充説：“柳宗元山水詩實學大謝，並製題亦工絶神肖，上承其美，可以覘其淵源所自也。”

柳宗元貶永州十年後召還，復出爲柳州刺史，離開家鄉和長安更遠，他的悲憤情緒發展得更加深沉而强烈。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不僅表現了離鄉别友的悲苦心情，而“驚風”、“密雨”一聯，借景寓情，賦中有比，還流露了處境險惡的憂傷。《嶺南江行》的“射工”、“颶母”一聯，也表現了同樣的手法和用意。他如《柳州峒氓》、《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乃寫少數民族地區土風之異的優秀作品。在柳州期間還寫了深沉的思鄉詩歌，如《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别舍弟宗一》等名篇。

其他作品，如樂府《楊白花》，言婉而情深，被譽爲古今絶唱（《許彦周詩話》）。五言排律《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張耒稱其“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聯，爲集中第一。長篇亦深宏遒拔，冠冕中唐。

他的寫景小詩如《江雪》、《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或高曠峻潔，或深嶲幽惋，都能給人以一定的美的享受，因此歷來爲人們所傳誦。

他的詩做到了他自己提出的“導揚諷諭”，“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的境地。

柳宗元還是散文大家，與韓愈同倡導古文。韓愈在古文運動中的作用，固然爲柳宗元所不及；但柳宗元在散文的文學成就上，却又有高出韓愈的地方。

他的散文内容豐富而有識見，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政治、社會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具有强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做到了他自己提出的“辭令褒貶”、“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的準則。而且在藝術上所表現的獨創性，也非常突出。

當時有關唐朝政局命運的兩件大事：即藩鎮割據和宦官擅權。柳宗元在《封建論》中，盛讚“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的中央集權，深批“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的封建分裂主義，從而嚴厲地抨擊了當時藩鎮割據的局面。在《晉文公問守原議》中，痛陳閹宦之害，認爲“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又在《六逆論》中特别提出“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的斷語，借以影射憲宗寵信俱文珍輩以殺王叔文是一個絶大的失策。柳宗元與王叔文策劃大事，首以銷滅宦官積毒爲務，謀奪神策兵權，一試不成，以致貶竄終身。而後百年之間，唐朝廢立之權，全操於宦官之手，卒致唐亡。所以前人論者謂：“此議（《晉文公問守原議》）雖曰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迨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公之先見，至是驗矣。”

柳宗元的寓言諷刺文和山水記是兩類最富創造性的文章。他的寓言短小警策，含意深遠，表現了傑出的諷刺才能。著名的《三戒》深刻有力地諷刺了封建剥削階級醜惡的人情世態。其中。《黔之驢》是外强中乾的小人的寫照。這些徒有其表、虚張聲勢的人物，在統治集團中間，是大量而集中地存在。因此，柳宗元的寓言是刺向整個官僚社會的鋒利的匕首。《蝜蝂傳》生動地刻劃出貪得無饜的人物形象，其鋒芒直指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的官僚階級。《羆説》雖是對“不善内而恃外者”的諷刺，但其中所描寫的動物逐一被制服的故事，實際上是弱肉强食、爾虞我詐的社會現實的縮影。這些寓言諷刺小品是極其成功的。他善於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徵，加以想象和誇張，創造生動的形象，語言犀利簡潔，風格嚴峻沉鬱。他把先秦諸子散文中僅作設譬之用的寓言片斷，發展成爲完整的、更富文學意味的短篇，使寓言取得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的地位。同時，在寓言中帶進了更爲深刻的現實内容，使之成爲有戰鬭特色的諷刺文學。

他的山水記不是純客觀地描寫自然，而是滲透着自己痛苦的感受和抑鬱的情懷。代表作是《永州八記》。文筆清新秀美，富有詩情畫意。其中《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等文，寫一草一木，一水一石，芳香色澤，聲音動静等，生動逼真，微妙入神。而高潔、幽邃、澄鮮和淒清的意境，則是與他竄逐後思想性格相諧調、相統一的美的特徵的體現。文章也反映了他在貶謫中不能忘懷故土的惆悵心情，而以這些奇山異水無人賞識，被遺棄和埋没，正和自己被遺棄、埋没一樣，抒寫了他的不幸遭遇、理想不得實現的嚴重不滿情緒和被壓抑的悲憤。這和他的山水詩是相爲表裏之作。他山水記的語言，恰如他在《愚溪詩序》所説“清瑩秀澈，鏘鳴金石”。他善於寫出山水的個性，使之各具特色，並使之成爲自己的親切知己。他的山水游記繼承《水經注》的成就，而又有所發展，不但標誌着游記散文的完全成熟，而且達到了高峰。林紓云：“（子厚）山水諸記，窮桂海之殊相，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昌黎偶記山水，亦不能與之追逐。古人避短推長，昌黎於此，固讓柳州出一頭地矣。”（《韓柳文研究法》）

柳宗元的傳記文學也有較强的思想性。他大都取材於封建社會中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下層人物。《童區寄傳》寫一個十一歲的蕘牧兒，殺死兩個掠賣人口的“豪賊”。作品塑造了勇敢機智的兒童區寄的形象，同時揭露了當時邊遠地區人口買賣的罪惡。《種樹郭橐駝傳》，借郭橐駝養樹“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諷刺了統治者政令煩苛對人民所造成的無窮干擾。《梓人傳》通過梓人指揮衆工建築大厦的情況來説明宰相治國之道，在知體要，抓綱紀，明法制，善用人，使民樂業，而不要碌碌於事務工作。柳宗元也寫了統治階級少數開明人物的傳記。如《段太尉逸事狀》，寫段秀實沉着機智、不畏强暴、愛護人民的優秀品質和英勇形象，從而揭露安史之亂以後那些擁兵自重的新軍閥對人民的殘酷迫害。柳宗元的傳記文在藝術上富於創造性。他首先從暴露現實、批判現實的角度上選取人物，進而選擇其重要事件加以剪裁和描寫，從而寫出了人物的主要方面，反映出豐富的歷史内容。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的有較多傳記成分的名作《捕蛇者説》。作者選擇蔣氏三代寧可死於毒蛇而不肯死於苛政的生活事件，加以對民生凋敝情況的描寫，悍吏魚肉鄉里的叙述，以及捕蛇者心理狀態的細緻刻劃等，從側面揭示了封建社會階級壓迫和階級剥削的重大主題，充滿着和《田家三首》同樣深厚的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心。

柳宗元的騷賦，如《牛賦》是謫永州後的感憤之作。謂牛不惜耕墾之勞，“利滿天下”，捐軀爲人，雖有功於世，而無益於己。反不如羸驢駑馬，得其所樂，而無憂患。借以隱喻革新者的重大犧牲與崇高人格。《憎王孫文》則與《卜居》、《漁父》異曲同工。柳宗元的忠心愛國，不亞於屈原，而遭遇又與屈原相類，所以他寫的《懲咎賦》表示自己在政治上雖遭受失敗，但志不可屈，決意學習屈原，準備“蹈前烈而不頗”，嚴羽認爲“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韓愈、李觀皆所不及”（《滄浪詩話》）。

至於其他文體，若贈序、序跋、辨諸子、書啓、碑誌、銘誄等，亦能自出機杼，雄視一代。即以碑誌爲例，歷來論者認爲韓愈最優，王世貞云：“（子厚）金石之文亦峭麗，與韓愈相争長。”（《書柳文後》）

柳宗元以他的創作實踐發展了古文運動，貶謫以前，上門求教的“日或數十人”（《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貶謫以後，“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柳宗元在當時文壇上的影響是很大的。

劉熙載云：“學者未能深讀韓、柳之文，輒有意尊韓抑柳，最爲陋習。晏元獻云：‘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横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此論甚爲偉特。”（《藝概》）

本書共選各體詩五十五首，文四十三篇，以世綵堂本爲底本。注釋中用典徵事，注明出處，以便檢核；酌引前人有關箋評，以供讀者參考。近人章士釗先生《柳文指要》頗有創見，注釋箋評中所引較多。我們由於學力水平所限，謬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祈方家學者指正。

本書自一九八四年着手編注，歷時兩年餘始脱稿。在此期間，承何滿子同志對選目及作法提出寶貴意見。在審閲中，蒙蓋國梁同志給予許多幫助，特此一併致謝。

高文　屈光

一九八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