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有闲也，有闲岂易得哉？有了，算几个才好呢？或曰：暇非闲，解铃还仗系铃人，而乌可多得。

夫闲者何也？不必也，试长言之，不必如此而竟如此了也。天下岂有必者乎？岂有必如此必不可如彼者乎？岂有必如彼必不可如此者乎？岂有非恭维不可者乎？……终究想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也。

于是以天地之宽，而一切皆闲境也；林总之盛而一切皆闲情也。虱其闲者是曰闲人，闲人说的当曰闲话。——这名字有点旺麻子张小的风流。不大好。俗曰“闲言闲语”，然孔二夫子有《论语》，其弟子子路亦然，以前还有过《语丝》，这语字排行也不大妥当。况乎“食不语寝不言”，我说的都是梦话哩，这年头，安得逢人而语，言而已矣。

言者何？无言也。红莲寺的圣人先我说过了。昔年读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颇怪道德五千言从那里来的。“予欲无言”，所以都说国师公伪造五经。他有此能耐乎，可疑之极矣！

再查贝叶式的“尔雅”，“言，无言；无言，言也。”疏曰：“无言而后言，知无可言则有可言，知绝无可言，则大有，特有可言也。”善哉，善哉，樱桃小口只说“杀千刀”，一礼拜之辛苦不可惜么？

试引全章——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夫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何言哉！”

此从章氏“广论语骈枝”说，鲁论之文殆如此也。圣则吾不能，乃自比于天，恐无此荒谬的孔子。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何可说，何不可说；何必说，何必不说。五千言不算少，无奈老子未尝以自己为知者，所以咬它不倒。凡圣贤典文均认真作闲言读过，则天人欢喜。

不幸而不然，它一变而为沈重的道统，只有我的话能传，载，负荷；我一变而亦为道统，要无尽的灰子灰孙来传，载，负荷，那就直脚完结，直脚放屁哉！话只有这一个说法，非如此不可的，却被我说了；那末你呢？如彼，当然不行，不如彼也不行。不如彼未必就如此，会如伊的，如伊又何尝行。——总之，必的确如此而后可，这是“论理”。至于“原情”，的确如此也还是不可以。“既生瑜何生亮，苍天呀苍天！”你听听这调门多糟心！所以必须的确如此而又差这么一点，或者可以pass，好不好也难说，你总是不大行的。对你如此，对他，伊，她，渠无不如此的，我之为我总算舒服得到了家了。人人都要舒服得到家，而从此苦矣。这是“箭雨阵”。《封神榜》所未载，《刀剑春秋》所不传，你道苦也不苦。

此盖只学会了说话，而不曾学会说闲话之故也。闲话到底不好，闲言为是。言者何？自言也。“闲言”之作，自警也。宁为《隋唐》之罗成，不作《水浒》之花荣，此衲子在癸酉新春发下的第一个愿，如破袈裟，亚们。

驳《跋销释真空宝卷》

此宝卷最近始得见，并读了胡适之先生的跋，觉得错误很多，兹分别驳正之。在此文开始就有了两段架空的话：（原文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三号）

《销释真空宝卷》抄本一卷，和宋元刻的西夏文藏经同在宁夏发现，故当时有人据此定为元抄本。这个证据是不够的，敦煌石室的藏书，有五世纪的写经，也有十世纪的写经；正如我的案头不妨有敦煌唐写本，也不妨同时有民国二十年的日历。

我初见此卷，颇疑心此卷是明朝的写本，也许是晚明的本子。研究的结果更使我相信晚明之说，卷中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个称号起于元大德十一年，到明嘉靖九年始改称“至圣先师”。但这样的一个封号，决不是一经公布便会到民众文字里去的，也不是一经政府改号便会消灭的，故这个尊号可以证明此卷不会写在元大德以前，却不足证明此卷不出于明嘉靖以后。

他说有人定此为元抄本证据不够，但胡先生定此为明抄，晚明抄本，证据就够了么？还是更加不够？此卷既与宋元刻本在同处发见，除非另有确证证其晚出，则假定为元抄，或明初抄本似无不合，至少要比晚明更近点情理。

再说胡先生初见此卷，何以便要疑心是明朝的，也许是晚明的本子？他还没有研究？他还没“拿出证据来”呢？都没有，先疑心，为什么？从这疑心研究出来的结果难道靠得住吗？我们也有点疑心了。质言之，像这样的考证法，是演绎而不是归纳。他只是繁征博引拐湾抹角以证明他的初见的不错而已。究竟一个人的初见错与不错事在两可，但这种以先入为主的态度却往往是错的。

就他找来的证据看，孔子有文宣王之号在元大德，明嘉靖之间，照常情说，把这宝卷也放这期间以内就可以过去了。胡先生偏不。他偏要精益求精，绕着弯说，（文言谓之曲说）归齐说到，“却不足证明此卷不出于明嘉靖以后，”这便是委曲所提出的证据来迁就自己的初见了。

还要补足几句：假如以外的证据都足以证明宝卷的后出，那末，这两段的说头虽然架空，也可以说得过去的；假如正面的证据没有呢，甚至于有了反面的，那不但说不过去，简直压根儿不必说哩，宁夏的发见何预于胡适之的书桌，孔子的新头衔究竟要经过怎么样一种时间才到民间，也不劳子细的揣度罢。

他又以为“真空”是和尚的名字，引据东文数条后，接着说，“不幸我遍查元明两代的佛教史传，总寻不着这位真空和尚的来踪去路。”真空既是这么一位开山祖师，而在佛教史传并无踪迹，胡先生这时候非但不怀疑，倒反引《人名大辞典》极不相干的条文，他自己也知道靠不住的罢。先要问，“真空”既是和尚的法名，本卷名为“销释真空，”把“销释”二字加在和尚的名字上面作何解释？譬如胡先生在下所引“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二郎宝卷，”这清源妙道显圣等字样，是很容易明白的。“销释真空”有同样的明白吗？胡先生关于这点却一字不提。且照他所引这几条，真空可说是专名，但在本卷上另有“古弥陀，空劫外，原是真空，”这真空是不是和尚的名儿呢？假如不是的，那就算在彼处的真空确是法名，而“销释真空宝卷”以和尚之名得名，这个论证决不算圆满。有了个和尚名叫真空，就可以把以外文字中的真空加上专名标吗？何况，这儿所谓“真空祖师”会不会竟是子虚公，乌有先生？不由得想起《西游记》来了。我们若在《人名辞典》上去查孙猴子的老师菩提祖，又在《地名辞典》上去查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查得着，查不着？查着了，是不是？

最重要的，在以下的跋文直至结尾，千句归一，胡先生是在证明宝卷本于《西游记》小说，而《西游记》是吴承恩做的，吴死在万历八年，所以宝卷的著作至早不得在万历中期以前，也许还要更晚一点。这个论断的是非却正有审察的必要：老实说，我说胡先生立论架空，但我前边的话也未始不架空，也正是半斤八两。以下颇想力避此病。我们先看宝卷原本小说，他有什么根据？于全引本文后他接着说：

我们看这一大段，更试将此中的取经故事和《唐三藏取经诗话》，吴昌龄的《西游记》曲本，吴承恩的《西游记》小说相比较，便可以看出此卷的取经故事决不是根据元朝流行的《西游记》的，乃是根据于吴承恩的《西游记》的。试举几个例证。（一）元人剧中称孙猴子为通天大圣，而此卷已称齐天大圣。（二）元剧中无黑松林。（三）元剧无罗刹女。（四）元剧无牛魔王。（五）元剧无地勇夫人。（六）元剧无蜘蛛精。（七）元剧无灭法国。（八）元剧无弥勒佛“愿听法旨”的事，只有吴承恩小说里有弥勒佛收小雷音妖王的故事。（九）元剧无戏世洞，这就是吴承恩小说中的稀屎同，因为名字不雅，故用同音的戏世洞。凡此诸例，都可证此卷作于《西游记》小说已流行之后，所以卷中的取经故事都是根据这小说的。

他的方法是把宝卷的内容，和其他的材料来比较，比较之后，便可以看得出怎么怎么来。这应该分别讨论的。上文虽列《取经诗话》，但下文却不提，亦未与宝卷作任何比较。这诗话不论其为宋刻元镌，而故事的流传总在宋朝，这大概不会很错的。就内容论，与元以后的西游记载小同而大异，许是这故事早年的面目罢。譬如孙行者是非常文雅驯谨的，显与以后的任何的《西游记》违反。即取经时所经过的魔难也大半截然与其他的记载不合；惟鬼子母国，在后之戏剧小说里转化为红孩儿之难，小说中又另分出“小子国”的故事——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勾搭；又如女人国事亦为戏剧小说所保留。概观此书的记叙，与后来一切的《西游记》，不但故事上许有系统同异的问题，而年代也差得较远罢。因胡先生没有说到，原不必评论，只略为补叙如右。

胡先生——这一段的说头共分两层：（一）宝卷异杂剧而同小说，（二）故宝卷不根据杂剧，（暗暗包含着不和杂剧同时的意思）而根据小说。我们最先不妨擅定胡先生的前提是对的，看看他的判断是否跟着也对；然后回头再看这前提究竟对呢不对。宝卷与杂剧异，可以证明它不根据它吗？可！还可以证明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作物吗？不可！原来戏剧与小说（假定宝卷属于小说）的发展往往不是一个系统的，却是两个系统的平行与交错。所以我们要证明某小说不根据于某戏剧而另有其来原，或者倒过来，那是很容易的；但拿故事的歧异而推算年代的先后却较为困难。例如胡先生在《水浒传考证》里引了许多元剧，归齐说到元朝没有《水浒传》，（《文存》三，页九七——一一二）那是不很妥当的。郑振铎先生有驳正此说的文字，理由颇充足。（《水浒传的演化》，《小说月报》二十卷九号，页一四〇三）因为我们决不信明初也没有《水浒传》。再用《三国》来讲，亦属明白，元明两代的《三国》戏，也和《水浒》戏一样，有些极自由的描写，如《也是园书目》里载有元明无名氏杂剧，文虽不可见，观其名目已与演义大殊，如“莽张飞大闹石榴园”“张益德大破香林庄”之类，其描写的自由岂不就是元曲中的黑旋风，但是我们谁能否认元至治本的平话，明初撰述，嘉靖本的小说呢？以今日言之，皮黄剧中的《黄鹤楼》（近来平话发见了，才知道它的出处）昆腔的《芦花荡》，岂不也与通行的演义不同，难道我们不曾读过，熟读过毛本《三国》吗？更难道我们的时代只有雏形的三国故事，没有《三国演义》吗？

这是浅显的事理，拿《水浒》《三国》推论到《西游》，并不能算是冒险。宝卷与曲本之乖异，只能说井水不犯河水，戏毕竟是戏，小说只是小说，来历各别，需要不尽同；却不能轻易断定二者年代的后先。如说杂剧是元，宝卷与它不同了，就不会也是元，又不是宋，那定是明，以至于晚明。胡先生原不曾如此立言，他至多以故事的相同，来说“可证此卷作于《西游记》小说已流行之后”，却没有以故事的不同，明说“此卷必不作于《西游记》曲本流行之日”。不过我们知道宝卷既作于明小说以后，决不会再作于元曲的同时代的。

但故事的相同当真足具这种证明的资格吗？这也未必。假如甲乙二者相似，最简单的解释就有三个：甲出于乙，乙出于甲，甲乙同为丙所出；这三个假设的情状有类似的或然性的，何以见得甲必出于乙？胡先生因卷中故事同于小说，便武断宝卷必出于小说，正犯了与上例同样的谬误，何况宝卷文字里正有避宋讳的情形，（虽也许是讹写）又与宋元刻的西夏文书同出于宁夏呢，胡先生何以见得宝卷出于小说？证据又在那里？

上文说胡先生的前提是对的，而他的判断已未免有些随便了。但我并不曾认真说胡先生的前提是对的，不过先这么假定而已，现在回过头来再想一想。说宝卷和小说同，完全相同吗？说它与曲本不同，完全不相同吗？以我的看法，假如没有看花眼，同者不尽同，异者不尽异；既如此，那末说宝卷必定不会根据这个，必定要根据那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所用的方法也是一桩一桩拿来比较。

宝卷之文甚简，其标题虽与小说同，而内容究竟同否却也难定。火焰山在五十九回。黑松林两见，一在二十九，一在八十回。罗刹女在六十一回。流沙河在二十二回。系沙僧阻路，但宝卷上文先出沙和尚，有“四圣随根”之文，似与小说并不合。红孩儿在四十至四十二回。地勇夫人（小说作地涌）在八十三回。牛魔王在五十九至六十一回。蜘蛛精在七十二回。这些名目虽和小说相同，但其次序悉已凌乱，并不真像以小说为蓝本然后写的。或者由于文字拙劣的原故罢？至多也只可以这么说。总之以名目之同引申为真正的相同，更进一步，假设某出于某，那已是不可靠的。何况只就这简单的标题中；（宝卷中只罗列了一些西游故事的标题）已经看得出许多和小说相异之点来，这难道不够摇动胡先生宝卷根据小说的立论点吗？因为胡先生自己也用过这个“求异”的法子，来证实小说决不根据元曲的。

除流沙河与沙和尚两处分见，似不合小说外，其他异点试略举之。罗刹女与牛魔王分见，而牛王另与蜘蛛精连文，其词曰：“牛魔王，蜘蛛精，设（殆摄之误）入洞去，南海里，观世音，救出唐僧。”（依据胡先生的标点）在七十二回，蜘蛛们曾把唐僧摄入盘丝洞这是有的，但牛魔王却并未拐走唐三藏，只是路阻火山而已，今俱曰“设入洞去，”不合之点一。观音救唐僧是《西游记》中的老套头，偏偏不凑巧，牛魔王蜘蛛精之难都不是他老人家来救的。不合之点二。

胡先生更引灭法国，以为元剧无之，当然以为小说是有的了，不错，小说是有灭法国的，但因宝卷之文在此略详，立刻露出马脚来。原文是“灭法国，显神通，僧道斗圣；勇师力，降邪魔，披剃为僧。”灭法国在八十四回，查无僧道斗圣事，只是孙猴子在一晚上替一国的人都剃了一个光头罢了。所以卷文若作“灭法国，显神通，披剃为僧。”那就谁也没话讲；现在偏多说了几句话，弄出麻烦来了。僧道斗圣，原是印度的老故事，虽然天竺未必有道士，《西游记》上却只有一处最明白，在四十五至四十六回上，车迟国，不但有比法的故事，并也有把邪魔变成沙弥的痕迹，那是很有味的，引录一小段：

正说处，只见那虎力大仙道：“陛下，第三番是个道童。”只管叫，他那里肯出来？三藏合掌道：“是个和尚！”八戒尽力高叫道：“柜里是个和尚！”那童儿忽的顶开柜盖，敲着木鱼，念着佛，钻出来，喜得那两班文武齐声喝采，吓得那三个道士钳口无言。国王道，“这个和尚是有神鬼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做和尚？纵然待诏跟进去，也只得剃头便了，如何衣服也能趁体，口里又会念佛？国师啊，让他去罢！”

其中显然有错杂的关系，灭法国与车迟国俱有剃头的故事，却俱不甚合，灭法国降的不是邪魔，而是皇帝后妃，车迟国的虎羊鹿虽是老妖精，而这无辜的小道童恐怕不是小妖精罢。再看这宝卷的口气，在降魔披剃以前，冠以“勇师力”三字似系很严重的节目，即把灭法改成车迟也还是未必真对。总之，这一段卷文全与小说乖午，不合之点三。

卷中接着说，“兜率天，弥勒佛愿听法旨，”这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元戏固然没有，胡先生以小说的六十六回“弥勒缚妖魔”当之，似嫌轻率。除掉弥勒佛一名号的相同外，了无似处，在六十六回上说他“径转极乐世界，”可见他不在兜率天，不合之点四。

“极乐国，火龙驹，白马驼经。”白马驼经对了，以外也还是不对。在小说第八回上说它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虽下尚有纵火烧了明珠之文，已是玉龙而非火龙，它也不家住极乐国。“火龙”这一点反与戏剧相近，说详下。不合之点五。

“戏世洞，女儿国，匿了唐僧。”适之先生解释戏世洞说，“这就是吴承恩小说中的稀屎同（六七回），因为名字不雅，故用同音的戏世洞。”这竟不知胡先生在说笑话，还是讲正经？他何以知道作宝卷人的心思？他何以知道嫌其名字不雅？他何以知道“这就是”？夫戏世洞之非稀屎同亦明矣，举数说驳之。同音虽可假借，但一个山洞不是一条胡同，这是人人都懂的，岂可乱借？不可解者一也。若说稀屎其名不雅，（其实，道在屎溺也未尝不雅。）依小说上看此乃俗呼，原名稀柿，稀柿更有何不雅？作宝卷的舍至近之稀柿同不用，反改同为洞，谐稀屎为戏世，何其不惮烦耶？不可解者二也。适之既知道稀屎同事在六十七回，难道不把这回文字找来查一查，唐僧究竟在此地被妖怪藏过没有？好像是没有查的，不可解者三也。戏世洞之文下连女儿国，而女儿国事在五十四回，五四之与六七相去颇远。若依胡先生之说宝卷是依据小说的，何缘远引相距十数回之文。不可解者四也？——若用谐音的猜谜法，我觉得于其读戏世洞为稀屎同，不如读为蝎子洞，即毒敌山琵琶洞是也。以较旧说则有三长：（一）洞字不改读，有洞方可藏僧。（二）事在五十五回正与五十四回的女儿国衔连，不但是衔连，且有一些交错。（三）蝎子精确是把唐僧藏了起来。况在小说中琵琶是像形，而在宝卷中戏世是谐音，是类似的写法哩。然一作琵琶，一作戏世，说它俩同在影射这蝎子则可，说戏世出于琵琶却无凭据。此不合之点六。

以上六点，或者也有一些弯曲，但宝卷与小说不尽同之说，读者正不必十分怀疑的了。以下申说宝卷之与曲本，异者亦不尽异，并有同戏曲而异小说者。

胡先生在此点列举甚多，接连说了九个“元剧无”，好像真是天差地远一般，其他卷中明有一些同元剧不合小说的，他便一字不提了。这种态度殊欠公正，假如他明知；这种方法也欠科学，假如他不曾细看。他说，“元人剧中称孙猴子为通天大圣，而此卷已称齐天大圣，”此固不误；但剧中第九出孙猴子说，“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可见齐天之名是很古的，或者反古于通天，所以元曲中虽以行者为通天，而不敢没齐天之称，尊之以兄，适之此言，过于单简，似齐天之名乃后起然。他又说，“元剧无罗刹女，”元戏虽无罗刹女，却有铁扇公主。依小说，“这芭蕉洞虽有，却无个铁扇仙，只有个铁扇公主，又名罗刹女。”依宝卷，罗刹女是有铁扇子的。是小说宝卷戏文三者于此皆同，并非元剧的各别。倒是卷中“铁扇子降下甘露，”是异杂剧而同小说的。元剧虽也说扇子能降甘露，但唐僧过火山则借水部之力，这也只是小小的异点。

胡先生的九个“元剧无”，已不尽可靠，何况卷文中还有合元剧倒反不合小说的。如“火龙驹”见第七出：

神将引龙君上。龙云，“偃甲钱塘万万春，祝融齐驾紫金轮，只因误发烧空火，险化骊山顶上尘。小圣南海火龙，为行雨差迟，玉帝要去斩龙台上施行小圣，谁人救我咱！”……龙云，“小圣南海沙劫驼老龙第三子，为行雨差迟，法当斩……观音上云，“适才路边逢火龙三太子，……火龙护法西天去，白马驮经东土来。”

虽非极乐国，却的确是火龙，非小说中之玉龙。卷中所谓“火龙驹，白马驼经”，与戏文差不了几个字哩。看火龙的上场诗，显然与唐小说之《柳毅》有关，原是有来历的。上云“误发烧空火”，而下云“行雨差迟”，两罪并不相合，亦极有趣。大约行雨差迟之罪，后来都归到泾河龙王身上去了，所以小说上只说“纵火烧了殿上明珠”，其实龙王所犯的罪，总不外发水降雨，火龙许会放火，玉龙放火事属奇特。一个故事的转变往往是极错综的。至于后来改火龙为玉龙，易南海为西海，大约都是这匹白马在那边作怪罢。何以有来历的火龙，竟以白马之白，而化为玉龙？白马并不以火龙之火而变为赤兔马？这无非白马之“来头”更大而已。宝卷听火龙白马之混杂，不求赤色白色的最后胜负，与元剧同，似未必晚出也。

又如“女儿国匿了唐僧，”小说中，女王虽想逼和尚做亲，而“匿”的情形并不明白，她不曾把白胖和尚关在卧房里，即使有点特别优待的风味。元曲第十七出，却就老实不客气，有“女王扯唐僧”“女王抱着唐僧”“你若不肯呵，镇你在冷房子里”这类话头了。这也是宝卷近于戏曲的又一点，即使它离小说不能算远。

胡先生的前提既然根本不曾站稳，则其上的种种建筑有何是处呢？他又信吴承恩是小说的作者，于是以吴氏的年代来推小说的，又以小说的年代来推宝卷的，这是错中错，小说固不足以推知宝卷，而《西游》的作者至今是一时疑问。今之小说不一定是吴承恩做的。

吴氏作西游记，根据《淮安府志》，志书上所谓《西游记》，是不是这个《西游记》呢？也难定。《西游记》名同实异者甚多，元代有吴昌龄的杂剧，有丘长春的纪行，明初有《永乐大典》所引“西游记”，后来又有题作杨志和的《西游记》本的“西游记”，招牌既如此的多，何以见得这一次一定是了，而不再是冒牌呢？我们在吴承恩的集中，不见有曾作小说的痕迹（果然不一定要有痕迹的），我们在《西游记》上不见题着吴氏的姓名，并且也不见可考订，可疑是他的笔名。现存的最古的版本是明刻世德堂，上写着“华阳洞天主人校，”有谁说校订者是吴承恩？（吴是江北人，华阳洞在江南。）这本上有壬辰（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秣陵陈元之序：

《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跅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欤？……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

既说“秩其卷目梓之”，序首又题“刊《西游记》序”，这大概是最初的刻本，胡跋假定为出版约在一五八六，反早了些。惑之者，疑之也，或曰天潢，或曰其门客，词虽吞吐，均非吴氏明甚。观序文遇“天潢”“王”字均空行抬头，又曰“今之天潢，”则作者约与序者同时，（吴氏已前卒十二年）虽原本不具姓名，序者也未必当真完全不知道罢。若说姓吴的虽非“天潢”，却大可以做“八公”的，此固可通，奈拿不出证据来何？志上只说吴承恩做长兴县丞而已。总之，吴承恩作《西游记》，备一说可，存疑则可，若以为定论，须得再多一点的证据然后可。

跋文最后，举他自己所藏《二郎宝卷》作旁证，这是嘉靖三十四年刻的，做的年分至少要稍早一点，当然不会受“吴承恩定本”的拘束的，这一点不错。但胡先生既说“文体与《真空宝卷》颇接近，”两者原极相似，何以定要把抄本的年代移晚，还定要说它依据小说呢？

若以故事作比较，总不外同异两点。《真空宝卷》之于小说，有同有异；《二郎宝卷》亦然。如二郎为救母，压了行者，固异小说；但《真空卷》中异点亦多。《真空卷》中虽有同小说的地方，而《二郎卷》中亦未始不同。即以胡先生所引的“乐道歌”一段为例。

收行者，做先行，……又收八戒猪悟能。两家山，遇白龙，流沙河里收沙僧。望前走，奔雷音，连人带马五众僧。唐僧随着意马走，心猿就是孙悟空。猪八戒，精气神，沙僧血脉遍身通，师徒们不消停，竟奔雷音取真经。……

这较《真空卷》有些更与小说接近了。第一，火龙与白龙的变化，这儿已作白龙。第二，流沙河收沙僧，正合小说，不比《真空卷》中将沙和尚与流沙河断成两橛。第三，关于猿马猪沙的观念也与小说符合。试再引陈序：

叙（指原叙）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

我自己并不说《二郎宝卷》脱胎小说，我只奇怪胡先生在此地为什么就不以故事的相同来证明宝卷出于小说了？我奇怪胡先生在同一的案情，给两种相反的判决。或者《真空宝卷》因为没有嘉靖或嘉靖以前的年号，所以只好吃点亏，认了输罢。这是一不公平，二不妥当。《二郎卷》原是讲二郎的故事，拿这异点来说《西游》已不甚接近，而《真空卷》有些地方是同是异也还不得而知。（卷中本没说到孙行者的历史）至于《二郎卷》之同点，其中有一些在《真空卷》中反和小说不同。所以进一步说，我们非但没有理由把《真空卷》放在《二郎卷》的后面，甚而至于有点理由把它放在《二郎卷》的前面。不要忘记，它是宋元刻本西夏文书的同伴，虽不带着任何的年号，它的身分应该也有一种保证的。胡先生把它降到晚明而证据并不见得够。——他跋文结尾说，“所以《二郎宝卷》的西游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证明《真空宝卷》的晚出。”那我也不大懂。

二十二，四，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