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创业，必有崇文之主以肇造声明。天聪三年初设文馆，分儒臣为两直，以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文书籍，以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得失。即明代儒生如沈文奎、孙应时、江云诸人亦被罗致。太宗尝与诸臣讲求经史，谘询时务，从容坐论，礼遇甚优。天聪十年改文馆为内三院，曰内国史院、曰内秘书院、曰内宏文院。康熙九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林院衙门。凡修撰、编修、检讨向隶三院者，遂转隶于翰林院。自来清华之选，得人称盛，追溯初基，实在未入关以前也。
天聪初政，以赌博为大戒，违之者虽重臣必惩。宁文毅完我在文馆参预机要，倚畀方专，以嗜博被劾，遂革二等甲喇章京（即轻车都尉世职），给贝勒萨哈廉为奴，其与同博之甲喇章京刘士英发尚阳堡为民，可见惩治之严。后世贵族强宗习为豪赌，恒酣狎比，风靡一时，安得以国初禁令语之？
帝系以显祖支派为宗室，兴祖、景祖支派方觉罗。崇德元年，制定亲王以下宗室俱束黄带，觉罗束红带。乾隆四十七年，定闲散宗室及年时皆给四品顶戴，时则入关已越百数十年。旧日王公贝子后系当有等于平民者，故给顶以宠之，展亲锡类实起例于兹矣。
明代阉祸最烈，本朝防制特严。世祖遗诏以十四事罪已，而于委用宦官一端引恨尤深。圣祖登基，即将内官吴良辅置之重典，并革去内十三衙门（其名目为司礼监、尚方司、御用监、御马监、内官监、尚衣监、尚膳监、尚宝钟司、设监、兵仗局、惜薪司、监鼓司、织染局），自是宫寺肃然。乾隆间高云从以干预外事诛，同治间安得海以出外招摇诛，并皆称快一时。至孝钦垂帘，李莲英恃宠用事，渐亦交接朝官疆吏，然罪状尚不甚显，则家法犹未尽坏也。
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封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朴氏为奉圣夫人，顶帽服饰照公夫人，见于恽敬《大云山房集记》。按：前明奉圣夫人声势何等煊赫，而本朝奉圣夫人则知其事者甚鲜，亦足见家法之严矣。
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起，士绅墨黜籍者万余人。徐立斋相国元文时官修撰，以是案诖误谪銮仪卫经历。叶文敏方蔼时官编修，以欠银一厘左官，一厘准制钱一文，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语。计甫草东举顺天试屡困春闱，以是案挂名被黜。韩文懿方补博士弟子员，以欠粮三升黜革，宋文恪德宜时官编修，以误窜逋籍亦吏议。汪尧峰时官刑部郎中，坐是案谪北城兵马司指挥，此皆见于传记，其余盖不胜纪。时则朱国治为苏抚，贪暴最著，因而构成是案，厥后移抚南，以侵蚀军粮为将士脔食，骸骨无存，是苏人士之被害固深，而朱国治之报应亦酷矣。
邵青门长蘅与杨静山书云：近自奏销案起，先人贻薄田八百余亩，一月间斥卖过半，然不名一钱，只白送与人耳。两年来新法如秋荼凝脂，县令如乳虎，隶卒如犭制犬，书生以逋赋笞辱都成常事。某不忍以父母遗躯受县卒曳入讼庭亻免酷吏裸体受杖，乃愤而出此为纾祸计。昨偶见村翁，举俚语一则。元时富人往往以田为累，委田契于路，伺行人拾取，遽持之大呼曰：“田已属尔，我无与矣。”并书上一笑（书止此）。读此可见逋赋一案为害之酷。至康熙初年，吴文僖正治以苏松等郡自明初加派浮粮赋税十倍他州，催科岁不及额。近者奏销处分一案，自欠毫厘以下悉被放废，人材沦置堪惜，具疏吁恩。俄而有诏蠲数郡钱粮之半，民困乃始一苏。
圣祖御极六十余年，每优异廉吏，迥迈常伦。最著者为睢州汤文正公斌，仪封张清恪公伯行，而皆用以治苏，略著其事以见廉明翊运，吾吴之被幸尤深也。文正公之抚苏，先后奏免积逋数十万，诫司道郡守不受所属一钱。时大学士明珠方植党招权，引前苏抚余国柱为户尚，以连年蠲漕缓征，向苏藩索部费甚巨，公坚持弗许。诸要人不便所为，促公还朝，百端谗害，赖上眷终得保全。未几，郭侍御疏劾明珠、余国柱贪欺罪状，请加严谴，得旨悉从其言。郭侍御即公所举苏省之廉吏也。清恪之抚苏，以力持廉正，与总督噶礼龃龉，因辛卯科场案互劾。圣祖特黜噶礼而留公，且谕在廷诸臣曰：“张伯行居官清廉，朕知之甚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江南地方必受其削一半矣。朕为天下主，如此等清官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倚以自安乎？”当时闻诏，至于欢声动地。迄今数江南名宦，以文正与清恪并举称，为前汤后张云。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为圣祖五旬万寿。王公诸臣先进鞍马、缎匹等物皆不受，诸臣复进祝寿屏文，但留册页，亦不受屏。前数年汤文正斌巡抚江苏，绅民于其生日制屏为寿，公但命录汪尧峰所撰寿文，而返其屏。即此一端，想见明良一德。力以清心寡欲，致世道于返朴还淳，真盛事也。
圣祖万岁余暇，潜心六艺，下逮濂洛关闽之书，旁及历算声音之学，反覆研究，源流毕贯，天纵之圣，盖生民所未有也。李文贞光地云：“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道统一续，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自朱子以来又五百岁，皇上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将复启尧舜之运乎？”时咸以为确论。
康熙三年夏，山东兖州有虫蔽天，形如蜣螂而差小，色如金。识者以为岁凶之兆，名为苍诸。
雍正四年十二月，陕西、山东、河南、江南各省黄河澄。守臣先后奏报，宣付史馆。按：汉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济北河水清，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元顺帝末年黄河清。论者或以为变异之象，而后世乃侈为盛事，殆有不能一概论者欤。
世传宪庙多用任侠之士，无可证明。惟曾用方士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令在内廷行走，试其炉火修炼之术。然仅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初不干预他事，乾隆初元，即驱逐回籍，无奇异事迹可考也。
左道惑民，每为祸于衰世。汉之黄巾张角，元之红巾刘福通，是为祸最巨者，若在盛世，则不待其为祸，而锄之有必先矣。康熙间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托修养炼气之名，所至煽惑南中地方，大吏至有迎接跪拜者，经侍讲王鸿绪奏请惩治，寻即置之重典，其党皆坐罪有差。道光三十年有薛执中者，藉医招摇，妄谈休咎，经给事中曹懋坚访获具奏，寻将执中置之大辟。其从执中学习坐静之宗室奕纪，及学习按摩之尚书文庆诸员均夺职降黜，是皆锄之于方萌者也。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匪之变，大兴林清、滑县李文成为首，发难于宫禁，响应于鲁豫，幸擒治迅速，不半载而就平。是乱事已成而发觉尚早，犹不足为患也。若乾隆末年川楚教匪之乱，始由皖人刘松传习白莲教，以治病惑众。其党刘之协遂谋不轨，继之者聂杰人等起于楚，徐天德等起于川，势益蔓延，征剿九年，始得肃清。道光末年粤匪之乱，洪秀全附会天主教，聚众起事，残破十六省，扰乱十五年，至同治之初始得戡定。是以疏玩酿成巨患，竭全国之力，迟之久而始克之者也。最奇者光绪庚子拳匪之乱，所谓大师兄者其伎俩不如朱方旦、薛执中之足以接近士类，其声势不如刘之协、林清、洪秀全之布遍中区。而狂悖之载漪辄欲倚以举事，昏谬之徐桐、刚毅诸人并从而附之，遂致扰乱畿辅，启衅强邻，以促危亡之局。左道惑民之为祸烈矣哉。
满洲从龙诸彦，犹汉之丰沛南阳，其恩遇最优，然诰诫亦殊严切。乾隆五十年，上谕：“向来满洲之习举业者，其文义本属浅陋，及幸登科目，列名翰苑，问以文学，则曰身系满洲，岂汉人可比？及问以骑射，又曰我系词林，岂同武夫战卒？两处躲避而落于无用之流，朕所深恶。即从前尹继善、鄂容安、钟音、观保等在翰林中俱称出色者，止能随常办事，而于边疆重务并不能经理裕如。虽其中鄂容安曾膺军旅重寄，临危遇变，亦惟知一死塞责，究于国家大事何所裨补耶？”读此可见承平日久，仕路渐多庸滥，满人叨幸尤深，君上固灼知之，亦未尝稍有偏徇也。自古化民成俗，必以崇俭黜奢为要务，遐稽盛世，往往于民间日用之微皆关宫廷，仅虑诰诫甚详。觇世运者当纂录之，以昭美化也。乾隆元年，上谕：“八旗为国家根本，从前敦崇俭朴俗，最近古迨。承平日久，渐即侈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销，亏竭国币，身罗罪戾。而兵丁闲散人等，惟知鲜衣美食，荡费赀财，相习成风，全不知悔。嗣后务期恪遵典制，谨身节用，勿事浮华，勿耽游惰，庶免窘乏之虞。倘不知痛改前非，仍蹈覆辙，骄奢侈靡，亏帑误公，不惟恩所不施，且为法所不贷，此诰诫八旗者也。”又有谕：“厚生之道在于务本而节用，朕闻晋豫民俗多从俭朴，而户有盖藏。惟江苏两浙之地俗尚侈靡，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饭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间，茶坊酒肆，星列棋置。少年无知，游荡失业。彼处地狭民稠，方以衣食难充为虑，何堪习俗如此，民生安得不艰？朕轸念黎元，期其富庶，已将历年各项积欠尽数蠲除。小民乘此手足宽然之时，正当各勤职业，尚朴去奢，以防匮乏。岂可习于侈靡，转相仿效，日甚一日，积为风俗之忧也？地方大吏及守令有临民之责者，皆当遍行化导，缙绅之家尤宜节俭以率先之。此诰诫江浙者也。”
元旦日食，历朝引为天戒。乾隆六十年乙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皆以元旦日食停止受贺筵宴。惟乾隆乙卯兼遇元夕月食，次年遂即禅位。其时和┞当国垂二十年，海内骚然，天宜有此告戒。光绪丁酉以后不久即有拳匪之变，固亦应有先兆耳。
同治三年，御史贾铎具奏，内务府有太监演戏，将库存缎匹裁作戏衣，每演一日，赏费几至千金，请饬禁止。当奉两宫懿旨：各省军务未平，兹事可断其必无，惟传闻必非无自，难保无太监等假名招摇，著内务府大臣等严查究办。夫以玉食万方之君，演戏日费千金，而宫廷诰诫如此严切，自是中兴气象。自光绪中叶以后兴修颐和园，穷奢极丽，慈舆临幸，岁岁酣歌。虽以尊养为词，而国步方艰，盘游无度，实于忧勤惕厉之旨失之远矣。
穆宗好冶游，相传尝微行至宣德楼酒肆，遇翰林王庆祺，闻其歌而悦之，由是擢为侍讲，令在宏德殿行走。王既得幸，益导之作狭邪游，密进春方春册，备极淫亵，穆宗以是致疾。有人撰联讽其事云：“宏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且喜词曹工词曲；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辞虽鄙俚，亦存事实。
穆宗既上宾，陈六舟中丞彝时官御史，疏劾王庆祺云：“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次，该员闻丧之后，忘哀嗜利，复至广东告助。左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臣久思入告，缘伊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遽有今日，悲号之下，中夜忧惶。嗣主冲龄，实赖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成就圣德，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应请即予屏斥，以儆有位。”疏上有旨，王庆祺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闻者快之。盖导帝出游，事有难言，此疏措词隐约，极称得体，颇为都下人士所传诵云。
同治中兴以后，曾文正、李文忠诸公夹辅于外，而恭忠亲王密运枢机于内，虽外患渐侵，国事犹未至遽坏。至光绪甲申，恭王屏出军机，而以贪庸之礼王继之，时局日非，遂如江河之日下矣。（是年三月有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军机处实为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然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恭亲王奕、大学士宝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奕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著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均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录旨至此。）枢臣全遭屏斥，为前此所未有。同时遂以礼亲王世铎、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侍郎孙毓汶、许庚身并入枢署矣。识者以为仲堪，此举国之亡征也。孝钦自斥退恭王后，引用庸流以自便其娱乐，每逢万寿，尤事铺张。然甲申五旬则有中法之役，甲午六旬则有中日之役，至于甲辰七旬已在庚子播迁以后，而臣工犹加意进奉，竞丽争妍。某公久任封疆，每诵“洛阳相公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两语，以自解嘲焉。
光绪甲午年，国家岁入银约七千万两，甲午以后增至九千万两，皆见于户部册报。至光绪三十四年，度支部奏岁入总数，遂至二万万二千四百万两，政府日以搜括聚敛为事，竭各省之脂膏，尽耗于无谓之新政新军，而危亡已悬于眉睫矣。
德宗愤于甲午之败，求治颇急，戊戌变政，锐意纷更，未能尽惬人意。孝钦习于旧制，二次垂帘，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幽帝于瀛台，意在废立。密询内外臣工，以觇群情所向。时则李文忠公鸿章外任粤督，行将出京，得闻密谋，痛切力阻其事。刘忠诚公坤一方督两江，电奏有云：“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言外有期期不奉诏之意。老成谋国，中流一壶，实与文忠为响应。余作感事诗云：“垂箔重烦王母筹，武灵英气黯然收。延宗纵有冲天想，景豫难承废立谋。岂有旧人如涑水，不堪明主亦房州。朝官老事谁生感，呜咽瀛池日夕流。”盖纪其实也。
《汉书。天文志》曰：“妖星不出三年，其下有军。”《晋书。天文志》曰：“妖星一曰彗星，见则兵起。”天象示变，理不诬也。嘉庆十六年，七月彗星见，长五尺余。钦天监袭唐咸通五年故事，以为含誉瑞星，藉资掩饰。然才及二年，至癸酉九月，而有林清之变矣。宣统二年春，彗星见，长丈许，新学家谓西人哈雷早推测得之，无关灾异，然次年辛亥秋间即有革命之变矣。
顺治初以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宣统初以醇亲王载沣摄政，若成始终之局。醇王才资庸下，适当艰危，识者每以为忧。其妃尤骄纵不检，尝集贵游子弟于城东德昌饭店，昼夜饮博，物议沸腾。余于辛亥岁暮，偶偕友人买醉是地，时则酒人寥落，景物清忄妻。曾得廿八字云：“无复薰天纵博场，樊楼歌管有沧桑。消残流水游龙地，更与清尊话夕阳。”其忾叹盖在小雅十月之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