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岁，南京兵变，殛杀黄侍郎懋官，悬其尸于大中桥牌坊上。大众喧哄，憾犹未释，自下攒射之。南京大小九卿集议于中府，大众拥至中府，诸公惶据无措。逾垣而出，去冠服，僦蹇驴，奔进逸去。人情汹汹，是日苟不定。若至夜中一放火烧劫，则事不可解，而贻祸于朝廷者不小矣。幸刘诚意招诱至小校场，户部出银四万分给之，众稍定。是日余适携酒于鸡鸣寺，请袁吴门尊尼在寺后冈上，亲望见军士以枪杆击魏国纱帽。诚意慰谕，移时乃稍稍散去。此事余在南都备知其始末，盖黄侍郎在户部不知大体，但欲为朝廷节省，是岁南京适大疫死者甚众。各卫支粮时，军士有死者则报开粮。黄侍郎见各卫粮数内无开粮者，则怒责掌印指挥曰：“各卫死人，汝卫中独不死人耶？”此语喧传于里巷中，又军士娶妻收妻粮者，每一查勘，动经数月。故军士怨入骨髓，则黄侍郎之死实不为过。但系是朝廷大臣，而军卒擅自杀之，此亦坚冰之渐也，安可置而不问？苟以为罪不加众，当先下一诏，令暴黄侍郎之罪，赦诸军无死。继遣科道二人勘处，封御杖，杖为首者数人。其乱逆尤甚者杖死，然后抚谕诸军。申明约束，晓以大义，则人心自定。若守备与参赞机务者，则受朝廷重寄。祖宗根本之地系以安危，如户部果刻减军粮，当豫先闻奏。若素能抚驯将士，结之以恩，临时晓谕，人必帖服。今既不能发奸于未变之先，又不能弥乱于既变之后，国家大事，几为所败。此虽挫尸犹不足赎罪，纵时宰私其亲昵，或纳其重贿，犹当逮至京师，罪而释之。余时在南京，日使人侦探问驾帖曾到否，乃竟寂然不问，使国法大坏。何以警各镇？何以告四方？何以示来世耶？

余在南都时，家中因倭寇之变，避难来依。家口颇众，时耀仓米以继食，买军家筹到仓会支。初到时，每支米一石，量出一斗，米皆精好。至丙辰年止彀正数，后渐减少，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而糠穀几半。又加以黄侍郎之苛细，遂启庚申之变。继此吕沃洲为总督，因见访及。余告之故，沃洲遂校勘斗斛，时时到仓巡视。各管仓主政初皆遵守约束，收米皆不苟。后一年余，一主政徽州人在仓收粮，纳乡人之贿。粮只二百余石，而入糠穀几三四十担矣。此仓中人亲为余道之。

余致仕后，住南都又五年。浮沉里巷中，与乡人游处甚久，故知南京之事最详。大率两京官各有职掌，与百姓原不干涉。所用货物，皆是令家人和买。余初至时尚然。至戊午己未以后，时事渐不佳，各衙门官虽无事权者，亦皆出票令皂隶买物。其价但半给，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他物类是，铺户甚苦之。至於道中诸公，气焰熏灼，尤为可畏。有一道长买橙丁一斤，其价和买只五六分耳。皂隶因诈银五六两，南京皂隶，俱是积年。其票上标出至本衙交纳，其头次来纳者言其不好，责十板发出，此皂隶持票沿门需索。其家计筭，若往交纳，差人要钱。至衙门中，门上皂隶要钱，书办要钱。稍有不到，又受责罚，不如买免为幸，遂出二三钱银与之。一家得银，复至一家。京城中糖食铺户约有三十余家，遍历各家，而其人遂压所欲矣。时潘笠江为工部尚书，钱景山为大理卿。余告之曰：“公朝廷大臣，凡生民惨舒，地方利病，安得坐视而不言？南京大小九卿衙门堂属官几二百余员，此风一长，民何以堪？不但军家杀黄侍郎，百姓亦将操戈矣。”二公毅然任之。后月余，往见笠江。笠江问近来外边事体何如，余对以仍旧如此。笠江曰：“吾极口与王印岩言之，已出榜文禁革矣。然此须竖一牌于都察院前，令被害人捧牌告首，官即参奏革职，皂隶问发边卫充军，庶可以少息此风。”但出榜文，何益于事？王掌院亦号清严有风力，然竟不能了此。

南京有印差道长五人，与巡视京城道长俱与上江二县有统属。凡有燕席，俱是两县坊长管办。有一道长请同僚游山。适坡山一家当直，是日十三位道长，每一个马上人要钱一吊，一吊者千钱也，总用钱一万三千矣。尚有轿夫抬扛人等，大率类是。虽厨子亦索重赂，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则管办之人立遭谴责。且先吃午饭，方才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攒盒添换等项。卖一楼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荡然矣。继此县家定坊长一人自系死，一人投水死。国家之事，可为寒心。此事余亲见之。

南京一家造厅堂，买过梁一对，乃柏桐者，美材也。巡城某道长方欲制桌，闻之甚喜，即起朵颐之心。遣一人谕意，其家不欲与。不待卜吉，当夜即竖柱。以梁置柱头上，以为可绝其望矣。此道长闻知，即差皂隶领夫役于柱头上放下，一直抬去。

南京各衙门摆酒，吏部是办事官吏，户部是箩头与揽头，礼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会同馆马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头，太常寺是神乐观道士，光禄寺是厨役。大率摆酒一桌，给银二钱，刻剥者止给钱半。但求品物丰备，皆秽滥不可入口。席散客起，则诸客皂隶攘臂而至，客行稍速，碗碟皆破失无遗。名虽燕客实所以啖皂隶也。衙门中官员既多，日有燕席，人甚苦之。时杨昆南在科中，余语之曰：“公之嚬笑，即可以转移风俗矣。公请各堂上官，但用果五顶，肴五事，令家人买办，于本衙供具。则堂上官谁敢差人办酒？堂上官即不差人，则各属官谁敢差人办酒？如此则南京之人受公之惠不赀。人人将焚香戴公矣。”此事虽小，然颇任众怨，卒不得行。南京各衙门，唯翰林院最清苦。即无职掌，亦无夫役，如公堂酒之类，是自家出银，令家人买办。乙卯年摆瀛洲会，亦是自备银十两，央东城罗兵马设席。

南京考察，考功郎中或有寄耳目於皂隶者，故其人狞恶之甚。纵考功不以之为耳目，然此辈皆积年狡猾之人，好生唇吻，群类又多，转相传播，其言易售。故各衙长官但能打皂隶，则为有风力者矣。然数十年来无一人也。

南京考察，大率以苛细责人而不问其大者。夫天之立君，与人君之所以求贤审官布列有位者，无非为万百生灵计也。今贪残之人，赃贿狼藉，鱼肉百姓至于靡烂而不已者，一切置而不问，好以闺房细事论罢各官。夫闺房之事既暧昧难明，流闻之言又未必尽实。纵或得实，则于名教虽若有亏，于朝廷设官之意亦未大戾。较之贪墨之徒，相去盖万万矣。今之进退人才者，顾详于此而略于彼，未知何谓也。

金子坤大舆，善诗，乃父为掌科。子坤，南都佳士也，尝对余言，王思献瓒为南祭酒日，尝值秋夜月色明甚，其夫人约司业夫人同往鸡鸣寺看月。当时法网尚宽，科道无论之者，王亦不以此损名。后官至礼侍，卒谥文定。使在今日，则论者交至矣。

两京小九卿衙门，首领官皆有印，惟翰林院独无印。见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自佥名回各司手本，于事体颇觉有碍。或以为翰林院原隶于礼部，然太常寺詹事府国子监皆隶礼部，亦只是首领官行，不应翰林院独是堂上官与各司对行。盖翰林院乃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职。讲读有讲读厅，修撰编修在史馆，检讨有检讨厅。五经博士则以专经待问，典籍则掌中秘书，侍书则以善书者充。待诏则或以工画或以能棋，各守技业以备祗应。独孔目无专职，总领一院之事，以听掌印学士之政，则孔目实首领官也。但翰林院最为近幸，若品级又尊，恐嫌于逼。故学士秩止五品，其下以次递降至待诏秩纵九品，则孔目正应为未入流官。然六部是二品衙门，司务只九品，则孔目只应未入流。此皆朝廷亲幸之臣，岂当以品秩为崇卑耶？若以未入流官不当有印，则给以条记行亦无不可。

余援官后，见吕南渠先生。南渠曰：我衙门中凡有公举，则自介翁书名起至汝而止。有公会，则自介翁坐起至汝而止。此是我衙门中旧规也。后至翰林访沙孔厅，沙不在，呼衙门中人，访以衙门故事。渠云：正南三位皆虚设，惟阁下老爷到任或考满日来坐之，余日无人坐。掌印老爷亦只坐侧边第一位，则知此正是大学士衙门。部寺皆带衔，东阁乃其直房耳。又闻孔目常在阁下祗候，凡各官至阁下见阁老者，皆孔目为之通谒。此得之所闻，然南北事体不同。余不曾在北，不知其果尔否也。

余在南翰林，独吏部各司以孔目是中见官，欲其避马，余曰：“岂有朝廷司笔札文翰之臣，乃下马入委巷小人之家避一郎署耶？要参便参，要考察则考察去耳。不能委琐以苟全也。某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体。”卒不避，后吏部亦无奈我何。

余尝元旦至各衙门投刺，刺上书侍生。时杜拯为文选郎中，独不受谒，令皂隶送还原帖。因旧规，小九卿衙门属官皆送晚生帖也。余曰：“我与彼同是朝廷侍从之臣，且科贡皆正途。即我岁贡时，不知此辈曾入学否。夫取科第固有幸不幸，其学业未必尽能出我上。岂不白头一老儒，向新进小生处称晚生耶？此则某所未能也。然既在仕途，不宜得罪於当事者。明日书官衔帖遍送吏部诸公。”时赵大周尚在吏部，见官衔帖，怪问之。余语之故，大周曰：诸人亦太俗，乃欲向公处索事分耶。

大周先生尝语某曰：“我在南都，下榻以待者惟公一人而已。”故先生每来访，上午辄至，至午将吃饭始去。某造见亦然。每一遇，则亹亹论辩，留连不能已。旧规，凡小九卿之属见小九卿堂上官，皆侧坐。余欲执此礼，先生曰：“人生处世，岂无朋友？我与公，朋友也，幸勿以此处我。”

沈十洲转南祭酒，吏部推大周署翰林院印。某至通政司请先生到衙门署事，先生曰：“有公在，何须我往？”竟不至。后数月，全九山自北来掌院印。

余初至南京时，见五城兵马尚不敢用帷轿，惟乘女轿。道上遇各衙门长官，则下轿避进人家，虽遇我辈亦然。不三四年间，凡道上见轿子之帷幔鲜整仪从赫奕者，问之必兵马也，遂与各衙门官分路扬镳矣。其所避者，惟科道兵部各司官而已。盖因有一二巡城道长欲入苞苴，有事发五城兵马勘处，兵马遂为之鹰犬，即为其所持而莫敢谁何之。故托道长之势而恣肆无忌若此，乃知朝廷之体，皆为此辈人所坏。可惜可惜！

许尚宝仲贻言，吾幼年做秀才时，见亲识人家有事，则以几百钱谢兵马。今则大天平兑银子矣，大是可骇事。

余尝以除夕前一月偶出外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食盒塞道，至不得行。余怪问之，曰：“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余与各部诸公往来，初不见有此。一日，张一梧设客，客满座，余戏语之曰：“你们兵马司缺官，可容我翰林院致仕孔目权三四个月印否？”众皆哄堂。

南京各衙门长官，客至供茶，皆用瓷瓯。其燕客行酒，亦只是瓦盏。独盛仪制（唐）张兵马（凤冈），供茶用银镶瓯，行酒用银杯盘，此亦得之创见者也。

辛酉年，余移家来苏后，有人从南京来。余问之，皆言自贵处上海艾公在道，已上诸不法事大加禁革，今百姓已稍得息肩矣。盖天下之事未有极而不反者，极而不反则将奈何？然祛奸革弊亦自不易。盖非大有才力之人肯担当，能任怨不计毁誉，终不能了。

南都之事，有一至大而且要者尚未裁正。盖祖宗之法，特设立三法司。凡各衙门之事，干系刑名者即参送法司，而各衙门不得擅自定罪，无非详刑慎狱之意。今各衙门尚参送，而巡城有事径发兵马司取供。此则道中之新例，而非祖宗之成法矣。然事关科道，谁敢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