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李白《贈孟浩然》詩曾對孟浩然不事王侯、鄙棄軒冕的品格，給以歌頌贊美。他説：“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颜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卧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皮日休在《郢州孟亭記》中也對孟浩然的詩風給以很高的評價，説：“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唯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來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他對孟詩的評論，也是極爲愜當的。但後世往往尊王抑孟，因此對孟浩然和他的詩作出公允的評價，還是有待于進一步探討的。

孟浩然的生平，史書所述也不詳盡、確實。《唐摭言》、《新唐書》載唐明皇入秘書省看王維，孟浩然適在王維處，倉皇避入床下，後來又被呼喚出來謁見明皇，面賦《歲暮歸南山》詩。明皇怫然道：“是卿棄朕，非朕棄卿！”便放歸南山，自此終身不仕。這個故事就頗可懷疑，似乎詩人入長安之不得仕，乃是轉喉觸諱，命途不偶所致，而並不是由于當時統治者不能用賢。這未免把詩人描繪得狼狽不堪，掩蓋了事情的真象。現在幾本文學史對孟浩然的生平介紹得也未盡得實，因此很難看到詩人的生平思想和作品之間的聯繫。這就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對他作品的評價。本文即由探尋孟浩然的生平入手，硏討對其詩歌創作的評價問題，當否還請大家討論。

二、生平述略

孟浩然詩據王士源説：“凡所屬綴，就輒毁棄”，“流落既多，篇章散逸”，自然會給後代硏究者造成困難。但孟浩然的生平、思想、出處和遊蹤，在他的詩篇中，大體上還都有所反映。鑒於過去衆説紛紜（包括作者的舊説），在這方面的硏究還不盡確切，于是有重新考辨和論述的必要。

孟浩然，襄陽人。據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詩人卒於開元二十八年，年五十二，則生年當在唐武后永昌元年（六八九）。他出生於一個貧寒儒生地主家庭，父親早逝。他在《書懷貽京邑同好》中説：“維先自鄒魯，家世重儒風。詩書襲遺訓，趨庭紹末躬。晝夜常自強，詞翰頗亦工。三十既成立，吁嗟命不通。慈親向羸老，喜懼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簟瓢夕屢空。”這首詩大體能反映出他母老家貧，和他早年讀書習翰、謀求進取的生活情况，也説明他抱有來自儒家的政治理想，並具有寫作的才華。

可是他卅歲還没有走入仕途，這和唐代用人須靠有力者的援引不無關係。高適二十歲入長安，也當開元初年，就曾碰壁而歸，後來曾有詩寫道：“國風冲融邁三五，朝廷歡樂彌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别韋參軍》）。當時老臣内宦王毛仲、楊思勗等的勢力炙手可熱，所以孟浩然雖學書劍，常表示有意效孔丘問津，一展懷抱，但朝廷方面却安于現狀，金張當道，貧寒士子仍無寸進階梯。孟浩然便不能不長期株守家園，慨嘆“甲第金張館，門前車騎多。誰知書劍者，歲月獨蹉跎”（《宴張記室宅》）。詩中的張記室是“家封漢陽郡”的宰相張柬之的後代。又云：“誰識躬耕者，年年《梁甫吟》”（《與白明府遊江》），大約與襄陽縣令同遊時所寫，《梁甫吟》的比喻，也足見其抱負之高。

孟浩然在《田園作》中更仔細地描寫了他的隱居生活，並傾吐了待價而沽的願望和心中的憤懣，他説：“弊廬隔塵喧，維先養恬素。卜鄰近三徑，植果盈千樹。粤余任推遷，三十猶未遇。書劍時將晚，丘園日已暮。晨興自多懷，晝坐常寡悟。沖天羨鴻鵠，争食羞鷄鶩。望斷金馬門，勞歌采樵路。鄉曲無知己，朝端乏棄故。誰能爲揚雄，一著《甘泉賦》。”

詩人曾多次入長安，時間已難以一一詳考。大致可考者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寫了《田園作》，表示迫切的問世之心之後。時間大約在開元七年（七一九）三十一歲時。《書貽京邑同好》詩云：“三十既成立，吁嗟命不通。”又云：“當塗訴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離異，翻飛何日同。”即入長安失意歸來之作。時似當仲夏，有《仲夏歸漢南園寄京邑耆舊》詩，云：“嘗讀《高士傳》，最愛陶徵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忠欲事明主，孝思事老親。歸來當炎夏，耕稼不及春。”

據《貽京邑同好》詩，本年似爲襄陽太守所聘，詩中有“執鞭慕夫子，捧檄懷毛公。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毛義因母老，曾奉州檄攝縣令，是東漢故事。

開元八年（七二〇）詩人三十二歲，有《晚春卧病寄張八》詩，云：“世俗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賈誼才空逸，安仁鬢欲絲。……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這首詩大約作於安仁作賦之年，詩裏自比賈誼、潘岳，深恐無由表現自己的政治和文學才能。他在隱居期間是參加了一些農村勞動的，不過目的並不在勞動，而在等待時機。《采樵作》中有“長歌負輕策，平野望烟歸”之句，即表現了一種隱者風度。

孟浩然第二次入京似在開元十一年癸亥（七二三）到開元十三年（七二五）間。這正是玄宗準備封禪太山，各州郡朝集使聚集京洛的好時機。但當時執政者爲張説，張説頗嫉賢，所以很難用孟浩然；而王維纔從濟州貶所歸來隱居，也没有推薦浩然可能。孟浩然有《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詩云：“苦學三十載，閉門江漢陰。用賢遭聖日，覊旅苦秋霖。豈直昏墊苦，亦爲權勢沈。二毛催白髮，百鎰罄黄金。……”一般古人七歲入學，三十載當正是三十七歲。又賀知章開元十三年才任禮部侍郎，十四年初岐王範死，賀知章主辦喪事，因用人不當，改官秘書少監，故詩非作于是年莫屬。

詩人留住東都（當然不排斥外出）二年之久，《李氏園林卧疾》云：“伏枕嗟公幹，歸山羨子平。年年白社客，空滯洛陽城。”此後便自洛入越（譚優學有此説），有《自洛之越》詩，云：“皇皇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吴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名。”另《上巳洛中寄王九》、《洛中送奚三還揚州》等詩，當均爲此時所作。在旅途中，詩人有《適越留别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詩，云：“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值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梅福隱，余從伯鸞邁。别後能相思，浮雲在吴會。”他在詩中主要是表示自己終不能屈服于權貴，絶不和公卿争名奪利，思想由積極問世轉入徜徉山水。可是這也説明他的政治理想並不很明確，對現實政治的黑暗認識不够深刻，憎恨不够強烈。加之唐代暫時的繁盛局面尚未消退，又會使詩人因看不清現實。開元十幾年後，玄宗逐漸奢淫，並大搞封禪典禮，寵任宦官王毛仲、楊思勗，賄賂公行。同時信任宇文融，讓他實行割剝之政，不斷挑起邊患窮兵黷武。開元二十幾年間，又寵愛武惠妃，擢用李林甫，政治危機進一步加深，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日益尖鋭。可惜詩人對此都没有清醒的估計。

他自汴到譙縣，由汴河入淮，有《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程復幾多。灣頭正堪泊，淮裏足風波。”因初遊吴越，故處處爲山水所吸引，詩也寫得清新明快。然後他又去廣陵、潤州。《渡揚子江》：“林開揚子驛，山出潤州城。”《揚子津望京口》：“北固臨京口，夷山近海濱。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初下浙江舟中口號》：“八月觀潮罷，三江越海潯。回瞻魏闕路，空復子牟心。”《渡浙江問舟中人》：“時時引領望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上述詩從語氣來看，似都是首次入吴越所作。《與杭州薛司户登樟亭樓作》有“今日觀溟漲”語，自是八月觀潮作；此外還有《與颜錢塘登樟亭望潮作》。

詩人《永嘉上浦館逢張子容》、《除夜樂城逢張少府》、《歲除夜樂城會張少府》均寫與張子容相會。張子容，先天二年進士，貶樂城尉，浩然有《送張子容赴舉》詩。以此推算，此時與浩然分别已十三四年，所以第二詩有“平生復能幾，一别十餘春”之語。但孟浩然將歸鄉，有《永嘉别張子容》詩“舊國余歸楚，新年子北征”句，時張子容將北上應特科。張子容有《樂城歲日贈孟浩然》，詩云：“土地窮甌越，風光肇建寅。”查開元十四年（七二六）浩然三十八歲，歲在丙寅。張子容又有《送孟八浩然歸襄陽》詩。有人認爲詩人與張子容相遇樂城，爲第二次入吴越，誤。

孟浩然還有《與崔二十一遊鏡湖寄包賀二公》詩，云：“府椽有包子，文章推賀生。”蓋即潤州詩人包融與賀朝。詩人第二次遊浙時，包融已入朝官懷州司户，賀朝又爲會稽少府。

這次漫遊吴越，詩人似到永嘉後即遄返。其《泝江至武昌》詩云：“殘凍因風解，新正度臘開。”又有《歸至郢中作》。《晚泊潯陽望廬山》也是歸途所作，其時説法不一，但詩以極新鮮的藝術觀描寫山水，似當在此時。

在這次漫游中，詩人寫到處所見的江山勝概，詩大都清新豪逸，能表現出同黑暗官場決絶的意願，但實際上却未忘却仕宦。所以他在《初下浙江舟中口號》中寫道：“回瞻魏闕路，空復子牟心。”同時也有不少詩表現出失路的迷惘，如《歲暮海上作》云：“伸尼既云没，余亦浮于海。”《早寒江上有懷》云：“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可見詩人的漫游是出於不得已，他心中用世的思想還是很深厚的。

由潤州入越，是詩人這次漫游的目的地。他在越州到處尋訪名山勝水，寫的詩最多。他在會稽停留最久，有《耶溪泛舟》等作；他也曾渡桐廬江往富陽，有《宿桐廬江憶廣陵舊游》詩，中有“山暝聞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之句；又渡建德江，有《宿建德江》詩，寫出“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的美景。以後他取道道海上，到達永嘉和樂城，那已是開元十三年除夕，十四年（七二六）的元旦了。《除夜樂城逢張少府》詩云“雲海泛甌閩”，但實際上没有到過閩，科學院編文學史於此偶誤。此時又有《初年樂城館中卧疾懷歸作》。

開元十六年（七二八）他四十歲，在家中寫了《田家元日》一詩。詩中説：“昨夜斗回北，今朝歲起東。我年已強仕，無禄尚憂農。桑野就耕父，荷鋤隨牧童。田家占氣候，共説此年豐。”古人管四十歲叫強仕之年，可見詩人四十還躬耕家園，雖參與了一些田間輕微勞動，但心中仍渴望能出仕，故孟浩然後來又第三次入京。

詩人第三次入京的時間當在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冬至二十一年（七三三）冬。有的論者據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所載“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韓朝宗因入秦與偕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寮友，……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一事，説是由于韓朝宗的薦舉。但開元十八年冬十二月張説死，開元十九年玄宗用張説言引拜張九齡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再遷中書侍郎。浩然先有《送丁大鳳赴舉呈張九齡》詩，云“故人今在位，歧路莫遲回”，應是此時所作。那麽詩人於次年冬即再次入京，也是投依張九齡的。不意九齡此時丁母憂，至二十一年冬末纔起復，故又一次不遇。這時王維先隱終南，後居輞川。

孟浩然有《赴京途中遇雪》詩，云：“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山川。落雁迷沙渚，飢鳥集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烟。”從這首詩看，詩人決不是跟韓朝宗入京的。又有《途次望鄉》詩，云“雪深迷郢路，雲暗失陽台。可嘆栖惶子，高歌誰爲媒”，也是二十年冬赴京所作。這些詩都表現出他内心的矛盾很深，詩人既想辭山出仕，在政治上有所作爲，但又對當時新的執政者不抱多大希望，甚至也意識到前途會有嚴重的障礙。

詩人於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春到達長安，時年四十五。他在長安，有《與王昌齡宴王道士房》詩，云：“歸來卧青山，常夢遊清都。漆園有傲吏，惠好在招呼。”王昌齡開元十五年及第，時任校書。在洛則有《題李十四莊兼贈綦毋校書》詩。綦毋潛開元十四年進士，恰值詩人漫遊吴越；這次詩人前來，正逢綦毋潛在洛隱居。此年秋，詩人即有歸意。

這次到長安不出詩人所料，果然爲權奸所阻，不過已不是王毛仲、楊思勗、宇文融諸人，而是新得寵的李林甫。開元二十一年三月韓休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唐書·李林甫傳》：“韓休爲相，甚德林甫，乃薦林甫堪爲相，武惠妃陰助之，因拜黄門侍郎。”《通鑑·唐紀》卷三十也謂李林甫善承上意，又與武惠妃勾結，因擢黄門侍郎。

同時張九齡也始終畏懼李林甫，《舊唐書·嚴挺之傳》曾載張九齡欲引嚴挺之同居相位，就先對他説：“李尚書（李林甫第二年五月便擢升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深承聖德，足下宜一造款狎。”嚴挺之不肯，故不得入相。而孟浩然既是張九齡的至好，又不肯阿附權奸，依違取容，因此受到李林甫的排斥也是情理中的事。在這種情況下，詩人自然不得不憤然離開長安，以至未待九齡復相。

《歲暮歸南山》詩正是他行前所寫，“北闕休上書”，就是不準備獻《甘泉賦》的意思；“南山歸敝廬”，就是表示歸還故園。《題長安主人壁》有“久廢南山田”之句，《南山下與老圃期種瓜》詩也云“樵牧南山近，林閭北郭賒。先人留素業，老圃作鄰家”，其心跡是很清楚的。可見後來所謂從床下出來見明皇的傳聞實係子虚烏有，它只能歪曲事實真像，掩蓋了當時的政治矛盾，把孟浩然的不遇説成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和失誤，也抹殺了詩人求用濟世的志向和不屈于權貴的精神。孟浩然這時還有《京還贈王維》詩，云“拂衣何處去，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也表明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新唐書》是官書，又多采雜説，其載此事可能本于《唐摭言》，而《唐摭言》所記的事又往往充滿宿命論色彩，自然不可盡信。晚唐詩人張祜由于求薦舉被元稹所阻，曾有詩寄慨云：“賀知章口説徒勞，孟浩然身更不疑。”倒是反映了當時只有賀知章在朝推薦的事實。

孟浩然於開元二十一年冬離開長安，而王維則在開元二十二年五月，張九齡回朝官中書令後，被薦入朝，官左拾遺（據趙殿成《王維年譜》），自然錯過了見面的機會，因而孟浩然有《留别王維》詩，留當面别。詩云：“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祇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這首詩意也在指責當路。而王維有《送孟六歸襄陽》詩，則是步《歲暮歸南山》原韻，大約也是追和，其實孟浩然也並未逕歸襄陽。王維寫道：“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爲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虚》。”孟浩然獻賦未成，在這首詩中也有所反映。但這首詩諱避當路者不談，先自敍自己杜門不出，與世相遠，並以自己的隱居爲長策，以“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慰籍孟浩然，雖是意有所難，但對孟浩然的了解也是很不足的。孟浩然是抱着想有所爲的意志而來，遭到權奸打擊才憤然離去，並非命運多舛，也不是自甘隱居。與此不同，王維不久即獲得了出山的機會。

二十一年秋詩人準備回家，《題長安主人壁》云：“久廢南山田，叨陪東閣賢。欲隨平子去，猶未獻《甘泉》。……我來如昨日，庭樹忽鳴蟬。促織驚寒女，秋風感長年。授衣當九月，無褐竟誰憐！”這首詩有不甘未獻《甘泉》便回鄉之意。出長安時他有《初出關旅夜坐懷王大校書》詩，從内容看時正荷枯時節，其中云：“永懷芸閣友，寂寞滯揚雲。”又有《九日懷襄陽》詩，云：“去國似如昨，倐然經杪秋。峴山不可見，風景使人愁。”直到冬天纔成行，有《歲暮歸南山》詩。途中遇大雪，有《南歸阻雪》詩，云：“十上恥還家，徘徊守歸路。”有《和張二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又有快到襄陽時的《夕次蔡陽館》詩，明確地説“明朝拜嘉慶，須著老萊衣”，對又回到老母身邊感到由衷的高興。

開元二十二年，李白在安陵，曾到過襄陽，有《上韓荆州書》、《贈孟浩然》詩。又有《送孟浩然之廣陵》，詩云：“故人西辭黄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這是孟浩然第二次東遊。時荆州長史仍爲韓朝宗，孟浩然似奉有使命去潯陽，並南下二次遊吴越。先有《彭蠡湖中望廬山》云：“我來限于役，未暇息微躬。”又有《九日龍沙作寄劉大眘虚》云：“龍沙豫章北，九日掛帆過。”到江西寫了著名的《下灨石》詩，有“瞑帆何處宿，遥指落星灣”句。又其《夜泊宣城界》云：“石逢羅刹礙，山泊敬亭幽。火識梅根冶，烟迷楊葉洲。”

詩人這次在越州停留較久，有《久滯越中貽謝南池、會稽賀少府（即賀朝）》云：“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兩見夏雲起，再聞春鳥啼。”似已是開元二十四年夏。又有《題雲門山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舍人》，雲門山在越州。包户曹是懷州司户參軍包融，徐舍人當是徐安貞。

崔國輔開元十四年進士，一直官山陰尉。二十三年入京中特科，授許昌令。孟浩然有《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少府國輔》云：“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似未與崔相見。又《江上寄山陰崔少府國輔》也説：“春堤楊柳發，憶與故人期……不及蘭亭會，空吟祓禊詩”，當都作於二十三年。

此後詩人由越州訪問天台。《將適天台留别臨安李主簿》詩云：“定山既早發，漁浦亦宵濟。”因而又有《早發漁浦潭》、《經七里瀨》弔嚴陵和《尋天台山》、《宿天台桐柏觀》等詩。

二十四年歸後，韓朝宗貶洪州都督。有《送韓使君除洪州都曹》詩。宋鼎任荆州長史，有《和宋大使北樓新亭作》。王昌齡貶嶺南或在此時，詩人大約此後也曾有洞庭之遊。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夏五月，張九齡貶荆州長史，他于是就遄返了。

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他至武昌入張九齡幕，年已五十。在《荆門上張丞相》詩中，他講遄返的原因説：“共理分荆國，召賢愧不材。”同時紀述趕路還鄉的情景説：“始慰蟬鳴柳，俄看雪間梅。四時年籥盡，千里客程催。”可見他並不想長期隱居下去，不過是待時而動，這次他正是抱着問世之情回來的。如在《望洞庭湖贈張丞相》詩云：“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出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待舟楫、待綸具之心表現得十分迫切。《齒坐呈山南諸隱》詩也寫到“從來抱微尚，况復感良規。于此無奇策，蒼生奚以爲！”但他只能寄希望于張九齡，所以《陪張丞相祠紫蓋山》詩還有“謝公還欲卧，誰與濟蒼生”之句，以此來慰勉張九齡。

不過此時李林甫已經獨擅朝政，别人雖想薦舉孟浩然，他也自然不會再入朝的。韓朝宗在詩人死後曾入朝官京兆尹，但最終還是被李林甫所逐。所以《與黄侍御泛舟》詩有“聞君薦草澤，從此泛滄洲”之語以示拒絶出仕。因此，一方面他只好公餘游游鹿門、峴山，追想龐德公，習鑿齒，寫些隱逸詩篇，如《秋登蘭（萬）山寄張五》“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悦。……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裴司士見訪》“廚人俱鷄黍，稚子摘楊梅。誰道山公醉，猶能騎馬回”，《夜歸鹿門山歌》“人隨沙路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都可令人想見其不屈節取富貴的清高風度，但可惜只局限於個人的出處進退，而未能以蒼生爲懷，也未能對當時政治有所批判。

開元二十八年（七四〇）他五十二歲。王昌齡遷任江寧尉，王士源謂孟浩然死于此年。《唐才子傳》和《孟浩然集序》都記他爲送王昌齡，食鮮疾動而終。這年夏天張九齡先死去，這給詩人的打擊自然很大。王昌齡則於是年秋天去江寧，路過襄陽，詩人因有《送王大校書》詩云：“維桑君有意，解纜我開筵。”維桑即桑梓，指王昌齡回歸故鄉。詩人可能卒於這年冬月，《與諸子登峴山》大概是他最後的作品了。“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平時他愛以羊公比張九齡，這首詩也分明是借弔羊公而哀九齡的，因而感慨非常深沈，詩人一生的濟世之志自然也就隨之湮没了。

從生平經歷和思想品格來看，孟浩然的一生還是光明磊落的。他自始至終抱着濟時用世的思想，愈到老年欲濟蒼生的念頭就愈明顯。在政治上，他也始終站在張九齡一邊，嚮往政治清平，反對權貴專權。遭到打擊便翻然引退，遨游江海山林，以示不屈。他在生活中則以自然爲宗，通脱放曠，自有清高孤潔的情操。但最可貴的還是不論在什麽情况下，他都没有放棄施展政治抱負的願望。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他政治理想表現得不够明確，有時或自許過高，有時或過於珍惜個人的才華。他在詩中所表現的理想，也不過是“政成人自理”（《陪張丞相自松洋江東泊諸公》）、“上德如流水，安仁道若山。……去詐人無諂，除邪吏去奸”（《贈蕭少府》）這樣一套安民生、清吏治的空泛願望。而人生的目的，也只是“忠以事明主，孝思事老親”以及達則兼濟，窮則獨善。詩人對當時已暴露的現實黑暗和人民疾苦也没有足够的認識，對玄宗荒淫、苛薄之政，以及權貴當朝等揭露不够。同時詩人的個人生活也比較安定自在，因此即使在他失意後徘徊山水之際，也未能唱出時代的強音，退還竟至于講空幻虚無或徵歌選妓，這確是詩人生活和思想的巨大局限。

以上只是簡述詩人的生平思想和一些詩作的寫作年代及背景，這些將有助于對他創作概况的了解。但其中有些詩的寫作時間較難確定，這裏提出來，僅供大家參考而已。

三、創作概况

孟浩然詩歌創作的題材自然以山水詩居多，同時也有一部分田園作品，形式以五律和五言排律最多。這和王維詩在題材形式、藝術境界方面，都有一些相同之處，所以後人往往以王、孟並稱。

但就其生平和創作的聯繫及作品的具體思想内容夾看，二人還是有區别的。能代表孟浩然生平思想的主要作品，始終存在着一種未忘却的積極的問世傾向。詩人的走向山水田野，是出於政治上的不得已，很大程度上可看出是受了張衡歸田、梁鴻遁跡江湖的影響，並爲儒家不得志則乘桴浮于海的思想所支配。王維則像沈約歌唱自己東田，同時受禪宗影響極深，表現出一種純粹超然忘言的傾向。因此王維的“無可無不可”與孟浩然的“狷潔”，在思想上是不同的。

就性格而論，孟浩然不隨時，而王維可以立于汚朝；張九齡能够薦舉王維，却無法薦舉孟浩然。王維在詩歌（《和僕射晉公扈從温湯》）中可以奉承一下李林甫，孟浩然則寧願不仕，也不肯折腰，僅此一點就很不相同。但王維從本質上説又不與這些人同流合汚，和孟浩然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在藝術造詣上，王維詩詩中有畫，描繪大自然静穆境界，確是大家高手；孟浩然詩在藝術上比較工整，也自然清俊，特具風骨，對唐人如李白，有較大的影響。

由此看來，唐人尊孟是不無理由的，這也表明論者本身的傾向。但是後來論者由于世距愈遠和傾向不同，就往往不推尋他們的心迹和詩作在思想内容上的區别，以及藝術風格的不同，而只專就藝術境界的融煉與否立論，從而推崇王維，認爲他是山水田園詩的代表，同時貶低了孟浩然的成就，把他看成山水詩的附庸。這種看法顯然是不正確的。它不僅忽略了二位詩人在詩歌發展史上的不同影響，而且也忽略了對他們作出評價時所應持的思想標準。即以藝術標準而論，也還存在偏好的問題。

我們已經了解了詩人的生平和思想，而他的詩歌正是他生平思想的曲折反映，其中的積極因素可以説在某些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左思、陶潛和陳子昂的優良傳統。首先，詩人雖在長安爲權奸所排斥，便毅然和黑暗政治决絶，浮泛江湖，拂衣歸隱，但是他的可貴之處在于始終不忘政治，没有放棄用世、濟蒼生的願望，由此構成了他山水詩劍作的主要傾向。

在未到長安之前，他自然常常嘆惜“誰識躬耕者，年年《梁甫吟》”（《與白明府遊江》），“常恐填溝壑，無由振羽儀”（《晚春卧病寄張八》）。既離長安之後，他對世事也不像自己曾表示的那樣决絶，而是不斷地唱着“魏闕心恒在，金門詔不忘”（《自潯陽泛舟往明海》），“回瞻魏闕路，空復子牟心”（《初下浙江口號》）。這説明他身在江湖，而心在朝廷。像“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于此無奇策，蒼生奚以爲”（《呈山南諸隱》）這些詩句，都表明他有出濟蒼生的願望；“謝公還欲卧，誰與濟蒼生”（《陪張丞相祠紫蓋山》）這樣的呼號，更可見其關懷世事、不忘政治的鮮明傾向。

在《送席大》一詩中詩人道出了希望用世濟民而不能的苦衷：“惜爾懷其寶，迷邦倦客游。江山歷全楚，河洛越成周。道路疲千里，鄉園老一丘。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憂。”這種呼聲和胸懷雖然不够響亮和深刻，但却是漢魏六朝詩壇少見的聲音，是左思、陶潛、陳子昂之後罕有的風力，是李杜崛起之前盛唐詩壇的清新氣息。它突破了一味趨向消極的六朝山水詩的範圍，給唐詩的發展增添了一種新的、帶有傾向性意義的重要東西。如果看不到這一點，而簡單地把他作爲王維的陪襯，那顯然是不妥當的。

其次，孟浩然的寄情山水，還不僅僅是爲了追求閑適，避開現實，而主要是表示和黑暗的政治决不妥協，表示對貴族權奸的唾棄。他不肯匍匐于李林甫門下，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這種反抗精神幾乎到處可見。如“沖天羨鴻鵠，争食羞鷄鶩”（《田園作》），早年爲濟世而輕富貴的思想已有體現。離開長安時，他高唱“寄言當路者，去矣北山岑”（《秦中苦雨思歸》），“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京還寄王維》），“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自洛之越》），“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東京留别諸公》）。這些詩是對權貴的抗議，也是對權貴和附炎趨勢者的蔑視。這種精神是明顯地繼承了嵇康、左思、鮑照和陳子昂等人反對權貴的傳統的。“余從伯鸞邁”（《適越留别譙縣張主簿》），雖然詩人選擇的方式是像梁鴻那樣遁跡江海，但其不肯屈膝妥協的思想本質在古代士大夫中還是難能可貴的。後來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傲骨高風，即與其一脈相通。

再次，他憎惡權貴，唾棄趨炎附勢之徒，但對有才志而遭壓抑的士人，則愛惜、同情，並寄予厚望。如《送席大》：“未逢調鼎用，徒有濟川心。”《送陳七赴西軍》：“吾觀非常者，碌碌在目前。君負鴻鵠志，蹉跎書劍年。”《送告八從軍》：“男兒一片氣，何必五車書。”《送張祥之房陵》：“山河據形勝，天地生豪酋。”對被貶謫的文人閻防、王昌齡等，他更是同情備至。其《送王昌齡之嶺南》“意氣今何在，相思望斗牛”，《洞庭湖寄閻九》“遲爾爲舟楫，相將濟巨川”，都在詩中對他們表示了殷切的希望。又如《送朱大入秦》云：“游人武陵去，寶劍值千金。分手脱相贈，平生一片心。”《送吴宣從事》云：“平生一匕首，感激送夫君。”《贈馬四》云：“四海重然諾，吾嘗間白眉。秦城游俠客，相得半酣時。”這種贊美武俠劍氣、突破儒家規範的豪爽之情，頗似陶潛的少年，也和李白有相通之處。無怪李白在荆門一見孟浩然，便贈詩表示敬慕。王詩偏于“放曠”，孟詩却富“豪情”，這是顯而易見的。

第四，詩人寫襄陽和吴越等地的山水和旅途風光，主要是想借山水的清美和宏闊來抒洩自己的懷抱，表現自己的意志和情操。像《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接着就傾吐出“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這樣的感想。《洞庭湖寄閻九》也由“渺茫江樹没，合沓海湖連”寫到“遲爾爲舟楫，相將濟巨川”。《自潯陽泛舟經明海》則從“大江分九派”，寫到“觀濤壯枚發，弔屈痛沈湘。魏闕心恒在，金門詔不忘”。他又常在詩中寄託那無路問世的迷惘，如《久滯越中貽謝南池會稽賀少府》云：“陳平無産業，尼父倦東西。負郭昔云翳，問津今亦迷。”《早寒江上有懷》云：“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留别富陽裴劉二少府》：“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另一方面，有些詩也反映出詩人守志甚高，不以富貴利達爲意。其《九日龍沙作》：“龍沙豫章北，九日挂帆過。風俗因時見，湖山發興多。客中誰送酒，櫂裏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像這樣的山水詩，還不是以出世的心懷融入大自然的静謐中，而是欣賞那引起胸中共鳴的祖國山川氣象的宏闊、高遠與清美，並用以映襯自己的落落情懷。

最後，詩人寫於早年的一些反映自己參加勞動的詩篇，也很可貴。如《田家元日》寫自己和田家一起勞動，共説年景，這也自然會增加作者對勞動人民的同情。但他畢竟是小莊園主，是隱居求仕者，心情並不深戀勞動，更不曾寫出農民的苦痛，局限是很明顯的。由於他並不像陶淵明那樣對田園勞動傾注着自己的熱情，所以他的田園詩數量不多。

總之，孟浩然之放棄仕宦走向山水，詩歌也多趨山水一路，固然是對世事的一種消極表示，但他還並未忘記政治，想濟時問世之情亦隨時流露，同時豪情俠氣常洋溢詩中，其積極因素十分鮮明。這就與王維的山水詩不同，有着值得唐人尊仰、給唐人以不小影響的東西，對盛唐詩風的創立起着一定的促進作用。

至于藝術造詣，孟浩然同樣有他不可磨滅之處。

第一，詩人的詩，具有一種由用世的執着和不屈于權貴的豪邁而形成的風骨。如“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歲暮歸南山》），“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與諸子登峴山》），以及《洞庭湖寄閻防》、《送席大》、《醉後贈馬四》等，都寫得慷慨悲涼，坎坷不平，有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這些詩以自己特有的風骨，在初盛唐的詩壇上起着承前啓後的作用。

第二，詩人描寫山水景物，興象宏闊、高遠、清新、豪逸，風格一如其人。比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日出氣象分，始見江湖闊”（《早發漁文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望廬山》），“郡邑經樊鄧，山河入嵩汝”（《送辛大之鄂渚不及》），“渺漫江樹没，合沓海湖連”（《洞庭湖寄閻防》），“照日秋雲迥，浮天渤澥寬”（《望潮作》），這些詩的興象都相當宏闊，充分反映出詩人的胸懷壯闊，意氣沉雄。又如《和宋大使北樓新亭》：“遠水自嶓冢，長雲呑具區。願隨江燕賀，羞逐府僚趨。”風格雄豪，意境開闊。詩人筆下的山水，有時高遠，如“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望廬山》），“暝帆何處宿，遥指落星灣”（《下贛石》）；有時則極清新，如“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聯句》），“緑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過故人莊》）；有時藴含着失意的迷惘，像“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宿桐廬江》），“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早寒江上有懷》），“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與諸子登峴山》）；有時則十分曠放，如“卧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爲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宿永嘉江》），“問我今何去，天台訪石橋”（《舟中曉望》），“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下贛石》）等，這些詩對山水的描寫或想象飛騰，志趣高遠，或清朗無塵，心意恬静，或汗漫雄渾，迷茫難測，或豪放飄逸，情懷暢達，都表現了詩人真實的秉性和情感。他於宏闊處落墨，從高遠處設想，自寂寞處低徊，詩風飄洒豪放，雖説是寫山水，却處處時時映帶出詩人的爲人，寄託着他，自有其感人的藝術魅力和歷史影響。孟浩然詩的這種“有我之境”，與在現實中種種變化着的思想感情王維詩的“無我之境”，開闢出山水詩創作在藝術上迥然不同的兩種境界。

第三，與王維相比，孟浩然的詩似更接近于自然，其即興而發，不假雕琢，比之王維仍有不矜持與矜持之别。他所寫的五律運單行之氣于偶對之中，如行雲流水，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得不止，妙在自然流走，不求工而工。如“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晩泊潯陽望廬山》），平淡寫來，只是像説心裏話。“去國似如昨，倐然經杪秋。峴山不可見，風景令人愁”（《九日懷襄陽》），也風行水上，興會天成。

詩人生活情趣飽滿，景象刻畫細微。像《過故人莊》“故人具鷄黍，邀我至田家”，自是一幅農村風俗畫。而“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遥。舳艫争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去，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曉，疑是赤城標”（《舟中曉望》），也分明是一幅曉行圖。他把羣舟争發和曉江景色一一寫入詩中，又表現得逸興遄飛，這和王維善寫静穆小景是不同的。

孟詩的句法也頗特殊，他遣詞造句往往突出主位，像“我來如昨日，庭樹忽鳴蟬”（《題長安主人壁》），“予亦忘機者，田園在漢陰。因君故鄉去，遥寄式微吟”（《送辛大》），“羨君從此去，朝夕見鄉中。予亦離家久，南歸恨不同”（《洛中送奚三還揚州》），“殷勤爲訪桃源路，予亦歸來松子家”（《高池陽送朱一》），“人隨沙路向江村，予亦乘舟歸鹿門”（《夜歸鹿門歌》）。這些直抒胸臆的句法，表現出作者任真率直的風度。這一特點對李、杜也有影響。

但另一方面他用字又很精警，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中的“蒸”字和“撼”字，“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聯句》）中的“淡”字和“滴”字，都非常準確生動，可見他的語言能在自然中見精警。

另外，詩人往往不以描寫那些特殊的自然景象爲滿足，不着重描寫個别的自然景物，而愛表現幅度較寬的大自然。尤其是愛以不寫爲寫，寫那些由現實而引起的想象中的東西，使詩作的表現範圍留有充分的餘地。像“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望廬山》），“暝帆何處宿，遥指落星灣”（《下贛石》），“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過故人莊》）等，都是如此。

孟詩上述這些藝術特點，都與詩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有着内在的聯繫。

第四，孟詩更接近現實生活，寫得也比陶、阮以及陳子昂更明朗（但思想内容不很深刻），這也是詩歌創作的新動向。同時他的詩風有繼承有創造，率性任真處有的學陶，豪放曠逸有左思之風，同時對嵇康、鮑照、大小謝、陳子昂都有所繼承，並在此基礎上已形成了自己的豪逸風格，可以説已啓典型的盛唐詩風。他也有得力于民歌的地方（襄陽本是六朝民歌繁盛之處），如《問舟子》：“向夕問舟子，前程復幾多？灣頭正堪泊，淮裏足風波。”《大堤行》：“大堤行樂處，車馬相馳突。歲歲春草生，踏青二三月。王孫挾彈遊，遊女矜羅襪。攜手今莫同，江花爲誰發。”《鸚鵡洲送王九之江左》：“舟人牽錦纜，浣女結羅裳。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遥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這幾首詩寫得敞朗活潑，都很接近于民歌情韻。

總之，就藝術風格而言，孟詩也有不少積極的因素，起着一定承前啓後的作用。不過他也存在一些根本的缺欠：題材狹隘，寄託不深。興象雖宏闊高遠，但也都有限。左思、嵇康、鮑照詩所表現的激烈反抗，陶淵明詩的金剛怒目式以及熱愛勞動與接近人民，陳子昂詩的寄慨遥深，關心時事之切，他都未能加以繼承和發展，这分明是受了他的人生經歷和世界觀的限制。其次，他五、七言絶句和五古、五律雖寫得比較成熟，而其它形式的詩却往往寫得不够精煉；詩的風格也顯得有些雜亂，有些詩在藝術表現力上比王維少欠含藴。第三，意境不高、感興較低沉的詩篇也不少，特别是一些與道士、上人應酬，有意標榜出世的詩，更是少有可取之處；另有一些作品風格平庸，王士禛曾謂其未能免俗。第四，孟詩從整體上説也還未能完全擺脱六朝初唐痕跡。單就句子而論，如“翠羽戲蘭苕，赤鱗動荷柄”（《晚春卧病寄張八》）等，也還是郭璞、謝朓的詩句；“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連”（《上已洛中寄王九迥》）等，則是初唐體。

總之，孟浩然的詩具有問世濟時的積極傾向，具有一定的風骨，意境也比較宏闊高遠，其上與左思、陶淵明、陳子昂等相聯繫，下對盛唐詩風有所啓發。從這點看，作用影響都不在王維之下。但其詩“未掣鯨魚碧海中”（杜甫《戲爲六絶句》），仍走着山水招隱的舊路，又有不少出世庸俗之作，自然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四、結語

總括來看，孟浩然還是一位具有積極用世思想的作家，在政治上屬于張九齡一派，並在一定程度上懷有拯濟蒼生的願望，决不與權貴妥協。因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仍不失爲一位思想品格較高的人物。古代歷史傳記家把他看成是不問世事的隱淪，並據小説家言把他政治上所遭遇的阻礙，説成是囀喉觸諱，命運不偶，這些都是不符合事實的。

他的詩作以前也曾被一些人簡單化地歸屬于王維山水田園一派，而不去分析其思想傾向的複雜性，不去分析其與王維的不同點，甚至根據自己的思想傾向和藝術標準把他放在王維下，當作一個支流，一個陪襯，這也是很不妥的。因爲這樣一來，勢必會影響到對作家特有個性和貢獻的分析，從而也就很難反映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

潘德輿云：“襄陽詩如‘東旭昇光芒，浦禽已驚聒。卧聞漁浦口，撓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湖闊’、‘太虚生月暈，舟子知天風。挂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香爐初上日，瀑布噴成虹’，精力渾見，俯視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養一齋詩話》）這些話確有見地，孟浩然走向山水一路，雖夾有消極傾向，但詩中始終還存在積極問世的意願，這和王維山水詩的一味高蹈出世根本不同。王維所采取的態度則是和世事絶緣，化現實于虚幻。這就是孟浩然的山水詩之所以還存在慷慨悲涼的氣概、宏闊高遠的意境，之所以雖未擺脱山水招隱道路，但在某些方面仍繼承了左思、陶淵明、陳子昂優良傳統的原因所在，也就是我們認爲他在某些方面開啓了盛唐詩風，而不該把他附屬于王派的原因所在。

不過我們也應該認清他的局限，這就是走山水招隱道路，不能進一步批判現實，寫出人民的疾苦，也未能暢抒個人的懷抱，表現明確的理想，這與詩人缺乏進步的批判精神，而自己又未能進一步接近人民和深入現實很有關係。這樣作爲一個詩人，自然就難以唱出時代的最強音。氣質使然，審美的志趣不同，這是不能苛求於古人的。